除此之外，我们这位不幸的同行的诉苦却都是很有道理的。我认识的一些人跟他今日境况相似，有些人的境遇甚至还糟得多，因为没有人帮助他们。这些人没有证件，衣食不周地在一个国家滞留数月，直到被驱逐出境，又得在这个国家的边境上被逮捕。流亡者们自1933年以来从布拉格到巴塞罗那颠沛流离，间以长时间的拘押——这些毕竟还都是年轻人，还能顶风冒险，承受随时可能陷入困苦的生活。对年事已高的人来说，比如舍费尔，这几乎能让人心如死灰。如果他是我的朋友，我都不知道能对他说些什么，只能说“于无望之地随遇而安吧，像其他人一样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淡然等待，看你护照到期后他们能拿你怎么样。就让警察把你送到边境，再让邻国警察送回来，把这些事留给那些脑子已经疯掉的掌权者们吧，看他们能怎么处置你。目前你至少还有一个好心人资助，能让你免受饥馑，就先安于这一点吧。先别打算着自杀，要是事情真到了绝无可忍的地步，再打算也不迟”。
舍费尔博士担心，如果他到维也纳去，就会被盖世太保逮捕，这可能有点过虑了；虽然没有人能绝对安全，但我认识不少在奥地利生活的作家，他们更有理由产生同样的忧虑，到现在却还活得好好的。
这些话说出来让人恶心，可现在就是这样。谁在瑞士或者驻匈牙利大使馆有熟人，也许能在那里为舍费尔先生说项，能给他出出主意，在他困难的时候帮帮他——但一条正常的、合法的援助途径却是没有的。
您猜测可能有一些机构是专门负责处理类似事务的，可惜并不存在这样的机构。这些事堆积了好几千件，有一些我很熟悉，跟您的被保护人的事一样棘手，但说到能管这些事的机构，却是没有的。时时会遇到无计可施的情况，这时顶多只能通过瑞士联邦给走投无路的事主搞到一本无国籍护照。
现在单是在瑞士就有好几十人，几周前收到尽快离境的命令，其中有不少我的同行，还有些是有名望的。他们的罪过，就是他们作为奥地利人，出于各种合理的原因不肯或不能将护照改换成德意志帝国的。连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的人，都不会比我们的联邦警察更快、更听话地执行命令。在我这儿，我能给很多人减轻一点担子，我向涉外警察部门为他们说情，或者我以个人名义担保他们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是正直的、没有瑕疵的人。过去的几个星期，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操心这些事。只可惜我完全不知道您想保护的那些人所在的地方或国家，哪些官员或哪部法规主管他们的事。比如说我以前在维也纳有过一位出版商，可出版社现在已经被纳粹窃取，我的一本新书在这家出版社，所以这书不再属于我。以前我在德国（柏林）出版的书，带来的收入忽然也不再属于我了，而是属于第三帝国，或者跟它差不多的别的匪帮。这就是现今世界的国家和政治。
谢谢您的信，再次附上舍费尔博士<注："舍费尔博士(Emil Schäfer)，当时一位作家。">的信，他的信让我很难过。
不久前我不得不请求罗曼·曼兰，在斯大林那儿为几个一年前被秘密警察带走的人（包括几个有名望的人）出出力。他沮丧地回复说，他自己也有亲近的朋友生活在苏联，也这样消失了，他给斯大林写的所有信件和电报都收不到一丝回音。国家与思想之间的联系断掉了，到处都一样。……
亲爱的莱因哈特先生：
目前，除了我自己的麻烦之外，我的精力都用来想法把几个亲近的人从奥地利弄出来，其中有人境况危险。一切都进行得很麻烦、很缓慢，人就像在黏胶里迈步，因为一切都得费尽周折，通过牵强的暗示才能达成一致。不论怎样，我们还是希望不久就能在这里见到其中一人，并帮他安排下一步。我的一位年轻朋友，一位困在瑞典的女士，千方百计想在护照到期之前能收买一个男人与她假结婚，这样她才能获得瑞典国籍，当然应招的都是些坑蒙拐骗之辈。我们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已经变成了这么个癫狂的世界！
1938年5月28日，蒙塔诺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