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就快到了，这个时候本是我在山里滑雪的时间。不过对我来说，滑雪的岁月大概很快就要到尽头了，看起来，最后这几次也会失去，因为经济上资助我滑雪的朋友恩勒特如今已经不能再帮助我了。几年来，除了《东方之行》我没有出版过一本书，而像这样的书不适合给作者带来每日的面包，这样，我就留在家里，可以省点钱，以便3月份可以去看我的眼科医生（我自己并不抱什么希望，不过这是出于礼貌，还能够使我妻子安心，她相信医生）。
我新年期间在苏黎世只是传说而已，我自己一点也不知晓。新年时，我的朋友朗博士在蒙塔诺拉的我们家中待了几天。不过11月我倒是在巴登做了短时间的疗养，当时，我想过是不是要告诉你。不过首先我没有十足的勇气，因为要去拜访你的话，我的健康情况不够好，而请你到巴登看我，我又没有那么厚颜无耻；以前我曾很无知地偶尔向朋友们发出这样的建议，然后我就得到了教训，知道这么做不行。不过，当时倒是有朋友来看我，也正因如此，我没有特地给你写信告知我的行踪。有一天莫根塔勒和萨莎来了，我就假定，既然他知道我在巴登，你也会知道。事情大约就是这样。此外，像往常一样，我每天要花三四个小时读信、写信，那就谈不上什么疗养和假期了，整年都是一样。这么多原因，应该使你相信我并不是没良心的人，没对你说起我的行踪。因为我六个月没有听过音乐会了，在回家途中，我在苏黎世停留了两天，住在博德默尔家里，疗养让我心力交瘁，我没法外出，音乐会也只听了海顿的创作。
在我这豪华的屋子里生活和平日一样，不过我逐渐感到厌倦，似乎被捆绑在这屋子里。一年半以来，我计划写一本书，可还没有写出一行字，因为我老了，因为我过得太好、太舒服了，因为我每天被那么多信件驱使，被迫扮演忙碌的著名人士。老年托尔斯泰也有这种情况，于是他决定在死亡之前出走，至少在最后一口气中获得自由，见到乡间道路，呼吸道路上的空气，见到广袤的远方。
真的？你曾对我有点恼怒？没关系。几年前我被问过：“一个人到底为何需要朋友？真正陷入困境时，他们不在身边，平时呢，没有朋友也照样过。”当时我说：“我们需要朋友，以便他们对我们生气。别的人偶尔也会喜欢我们，别的人也会对我们做恶作剧，然而，对我们生气，对我们恼怒，为了点小事念念不忘地不高兴，这只有朋友做得到，因此我们需要朋友。因为这种生气，是男人温柔的一种模样，是一种说好话、做好姿态的替代品。这比什么都没有好。”
我非常可能做出另外的选择，甚至真的去写那本计划要写的书。只是，似乎没有什么乐趣可言。很少人能注意到书写中出人意料的地方。我宁愿去滑点雪。不过，温度高一点的时候，我又可以铲雪了。
亲爱的朋友：
好吧，向你致敬。
193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