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薄薄的歌德诗集给了我许多欣喜。这是我在巴登疗养三个星期的工作成果。三个星期里，我每天都打开《歌德全集》，把精选出来的美丽诗句记录在小纸条上，然后逐渐三遍、四遍、五遍地读着，删除掉一些，有的打上问号，直到选集完成。
医生对我眼睛的诊断，我并不会重视，不用医生说，我通过多年的感觉，也知道我的眼睛很危险，我也不会因此被吓坏，如同我对痊愈的希望不抱乐观的幻想一样。那么，您就不用担心医生的威胁对我产生太大的影响了。
现在在苏黎世，我得向我生命中一个阶段以及习惯告别了。在蒙塔诺拉度过四个严酷的饥寒交迫的年头后，自从1923年起，每个冬天我都在外地度过，先是在巴塞尔，接着在苏黎世，有朋友和音乐陪伴，我用心工作，从《荒原狼》到《戈德蒙》，都是在这两个地方的房间里完成的。如今，我得放弃并腾空这避难所。4月初，我们将会去提契诺，全年住在那儿。
您的猜想是对的！我们不久前又回到苏黎世了。皮肤晒成褐色，人也精神多了。只是回来后，空气潮湿，天色阴暗，我的睡眠和眼睛都受到影响，头也开始疼。
德国的现状带给我极大的忧虑和痛苦。对我自己的直接影响这会儿还不太深，虽然相当干扰，比如我那点储蓄又会丢失、我的面包篮子又会空，因为如今我有了家室，即使节俭度日，所需要的也比以前多了。但是如果法西斯政权真的上台或者进行某种实验，那么我在精神上又将遭受排斥，承受孤独而无影响力了，如同“一战”那四年一样。可惜，德国1918年至1919年只有少数理想主义者参与了不成功的革命，今天他们被所有的继承人如魔鬼般避开，没有人愿意承认曾经参与革命，也不想与它有关。革命将会更加深入、更加血腥，如果它，以及所有战争的教训不是徒然的话。
亲爱的韦尔蒂博士夫人：
跟托马斯·曼一家一起度假非常美好，更好的是与莫里哀一起的几次滑雪。
1932年3月初
问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