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的来信。
亲爱的纳特尔：
你所述的关于蒂利克教授<注："蒂利克(Helmut Thielicke,1908—1986)，1936年至1940年在海德堡担任神学教授，后被纳粹撤职。">的事，以及你就此事的思虑，强烈地震动了我。要问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别人有没有权利要求他做出最后的牺牲，这不管对谁来说都是纯粹个人的问题。我自己也常常面对这些问题，我的问题是这样的：第一，在“一战”期间，我认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落后的观念，我相信自己已经认清它们不再值得提倡，于是放弃了德国国籍（我反正也不是天然的德国人），这个做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当的？第二，如果有现成的办法可以救我，那么在奸险苛酷的强权面前，要么选择背弃自己的信念，要么选择酷刑或枪决，我还能不能意志坚定，宁死不屈？这些问题我难以回答，就像你对自己的疑惑一样，因为我没有亲身经历那些境况，而且不管是牺牲还是放弃，我反正迫于实际情况也都做了。我们的良心是崇高的决策者，但我总觉得它其实就是上帝的声音，它能与另一个决策者——求生欲对抗始终，无疑是我们的幸运。就你的情况，从现实理智的角度来说，1944年夏天的时候，如果打算像蒂教授一样行事，在政治上肯定是没有意义的。当时的实际情况只能通过行刺之类的办法，试图缩短战争，也许还能拯救几十个城市。军官们也试了这种做法。好了，我妻子有重要事情叫我，事关她在罗马尼亚的唯一的姐姐的生死。<注："为其姐姐争取离境许可。">
1947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