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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王莽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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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从此以后,出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场面:朝中只知有王莽,不知有汉天子了。

都是水,何必装纯;都是狼,何必装羊;都是人,何必装犊子。

种种恩惠,毫不利己专门为国,王太后颁布施行后,取得的效果是: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朝野上下,王莽被人交口称赞。

第一次作秀取得圆满的成功后,王莽再接再厉,马上又弄了一个作秀表演。这回还是从动物身上打主意,没有再弄鸡,而是弄了一头牛,不是普通的牛——犀牛。

7.俸禄在二百石以上的官员,试用期内享全俸。

元始二年(公元2年)二月,黄支国入朝献犀牛。庞然大物犀牛的到来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震惊。一来在当时犀牛是绝对的珍稀动物,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二来黄支国从来没有到汉朝来上过贡。

6.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减轻农民负担。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更令人震惊的是,此时朝廷接到越巂郡的官员报告说,在江中发现有黄龙出没。

5.凡是属于廉吏的官员,每人增加四百石俸禄。

同样的手段,同样的方式,王莽该做的都做了,现在就剩下“七小虎”来“圆场”了。于是乎,太师孔光联合“七小虎”发表了这样的联合声明:犀牛和黄龙这两件可遇不可求的祥瑞,说明大司马的功德已非周公可以相比了,现在应该举行超级宗庙祭祀,把这样的好消息告慰九泉之下的皇室列祖列宗。

4.凡刘氏宗亲中,因罪被取消爵位的,免除其家属劳役赋税,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应该说这样的联合声明极富号召力,按孔光的想法应该会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然而,他这次又太过一相情愿了。他们的联合声明刚出炉,就遭到当头一棒。

3.诸侯王、列侯、关内侯的“继儿”(指没有亲生儿子的侯王),可以继承其爵位。

使闷棒的人是大司农(财政部长)孙宝,他说:昔日周成王的时候,周公和召公都是大圣大贤的两个人。他们之间都时常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可如今无论遇到什么事,都是异口同声,难道我们都超过了昔日的圣贤了吗?

2.封太仆王恽、右将军孙建等二十五人为关内侯,并赏赐相应的封邑。

孙宝的话像一颗炸弹,炸得朝中大臣们发出惊恐的骚动。那么,这个孙宝又是何来头,竟然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呢?

1.封汉宣帝子孙三十六人为公侯。

孙宝,字子严,颍川鄢陵人。因为通晓经学担任郡中官吏。后来御史大夫张忠对他青眼有加,征调他做属官,目的是想让他作为自己儿子的“专职老师”。为此,还专门为孙宝安排了一套装修豪华的房子,里面不但水电齐全,而且配备一切生活用品。

群臣们自然不会同意了,王太后只好再次下诏进行劝告。王莽既然要将作秀进行到底,此时自然不会接受了。非但如此,他还提出了自己的几点建设性意见:

张忠满以为这样可以留住孙宝,然而,美丽的房子,留不住孙宝远去的步伐。张忠再三挽留亦是徒劳而已。直到后来,张忠任命孙宝担任主簿,孙宝才答应留下来。

梦想变成了现实,王莽内心虽然狂喜不已,但脸上却显得异常平静,他诚惶诚恐地表示:只接受“安汉公”的名分,不接受其他封邑。并且说如果天下百姓都过上了小康生活,他再接受也不迟。

这件事让张忠心里起了疙瘩,很不是滋味,认为孙宝过于做作。与此同时,孙宝的表现却是另一副场景,又是祭祀灶神,又是请左邻右舍喝酒吃饭,忙得不亦乐乎。总之一句话,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于是王太后便再次下诏,任命王莽为大司马兼太傅,赐“安汉公”的封号,加封食邑二万八千户。

张忠于是很纳闷,就派他的亲信询问孙宝:“先前御史大夫为你专门解决房子问题,你却辞职不干,一副自命清高的样子。现在丞相和御史大夫两府的清高之士都不愿担任主簿,而你不但接受了这个职务,而且还在搬进那套房子时,表现得喜不自禁。前后的态度为什么反差这么大呢?”

这时以“七小虎”为首的朝臣们又开始发威了,他们对王太后来了个联名上书,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加封王莽。

孙宝回道:“现在的清高之士都不愿做主簿,这个我知道。但张大人认为我足以胜任,而全府上下也没有谁说我做此官是不可以的,这样一来,我为什么要和那些清高之士随波逐流呢?以前张大人想让自己的儿子学文学,才让我住得离他家仅一步之遥。可是,从道义上讲,只有弟子到老师家里学习的规矩,没有老师主动去弟子家教书的道理,所以我下定决心要辞职。再说怀才不遇的人没有什么工作不可以做的,何况是主簿一职呢?”

王太后满以为这一次王莽总会如她的意吧。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她一相情愿的想法,王莽还是以“疾未去,病未愈,恕难从命”拒绝了。

张忠听到这番话后,很是惭愧,便上疏推荐孙宝,说他通晓经书,性情耿直,应该放置在皇帝身边重用。

如此再三,王太后没辙了,只好先依了王莽的意思,先封孔光等四人。结果孔光被封为太师、王舜被封为太保、甄丰被封为少傅、甄邯被封为承安侯。然后再召王莽入朝受封。

只因张忠一纸举荐书,孙宝时来运转,被征调到朝中为议郎,不久,又迁升为谏大夫(专职言官)。

王太后没办法只好亲自去给他“洗脑”,却吃了“闭门羹”,原因是王莽称病不能见客。

鸿嘉年间,广汉一代盗贼群起,孙宝被选调为益州刺史。广汉太守扈商,是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的外甥(姐姐的儿子),软弱而且不称职。孙宝上任后,亲自进入山谷,晓谕盗贼,希望他们弃恶从善,改邪归正。连匪首都可以悔过自新,只要前来自首,然后就可以回乡种田(再不追究)。

对于这样的结果,王莽表示不能接受,说要封就封孔光等人。

总之,孙宝的政策说简单明了点儿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也正是这样的“优抚政策”,匪贼们为了争取“从宽”,纷纷出来自首,坦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孙宝果然没有食言,进行一番思想教育后,放他们回家耕地种田,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去了。

四人中除孔光外,王舜、甄丰和鄄邯都是王莽的亲信“七小虎”中的成员,而鄄邯又是孔光的女婿,孔光此时也算是“挂靠”在王莽身边的亲信了。果然,王莽前脚刚走,鄄邯后脚就跟进来对王太后鸣不平了,一上来就教了王太后一个关键词:“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尚书》语)。随即解析道:王莽拥皇之功劳最大,不先封他不足以安民心啊!

匪患之乱只在弹指一挥间就平息了,孙宝立马向朝廷打了一个小报告,不是“报功书”,而是弹劾书。首先他弹劾自己违背了朝廷制度,擅自放遣匪贼,理应受到惩罚。然后弹劾扈商,说他失职,才导致盗贼四起,根据《春秋》之义的宗旨,应当诛杀首恶(指扈商)。

王莽自然是看在眼里喜上心头,但必要的作秀表演还是要演的。于是他马上对王太后说了句不可以。理由是:拥立汉平帝是孔光、王舜、甄丰、鄄邯和我共同努力的结果。个人这点儿功劳微不足道,还是恳请太后对他们四人进行封赏嘉奖吧。

来而不往非礼也,扈商也不是落后的主,听说孙宝弹劾自己,立即就进行了反弹劾:说他放了罪大恶极的匪首。

对于群臣们一浪高过一浪的上疏,王太后二话不说就批准了大家的建议。

互弹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扈商被逮捕入狱,孙宝丢掉了乌纱帽。

众大臣都是聪明人,自然领会到了王莽的意图。于是乎,纷纷上疏说王莽恩德四方,要求效仿周公的古制,参照霍光的规格,增封食邑,畴其爵邑。更有甚者直接说王莽的才干可以和周公相比了。当年周公旦因为辅佐周朝有功,世人皆称他为周公,现在大司马安定汉朝造福百姓,理应称为安汉公才好啊!只有这样做,才能“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

听说孙宝被免了职,益州的官员和百姓都称赞他的功绩,舍不得让他走。并且纷纷以上疏的形式为他申冤:说孙宝如果走了,天底下就没有好官了。

王莽重温周公的典故,目的只有一个,欲与周公试比肩。

在民意感召下,汉成帝只好重新起用孙宝,封他为冀州刺史,随后升任丞相司直。

原来当年周公(姬旦)辅政周成王时,越裳氏不远千里给周王朝进献了一只白野鸡。千里送野鸡,礼轻情义重。感动之余的周公为此还专门造了一副司南(指南针的前身)送给他们,目的要让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去。

当时,国舅红阳侯王立派人通过南郡太守李尚侵占开发了几百顷田地,其中有些是百姓租赁少府的山坡湖泽,略作开发,便上疏朝廷希望纳归政府管辖。皇上下诏,南郡开荒有功,应付给报酬,算起来可得一亿贯以上。孙宝得知这些情况后,立马派遣丞相史前去调查,结果查清了王立和太守李尚狼狈为奸相互勾结的贪赃枉法之事。于是再度上疏弹劾:王立和太守李尚心怀奸诈,欺骗主上,狡猾而不守臣道。李尚被抓进监狱,结果还没有把牢底坐穿就死掉了。王立因为是“关系户”(王莽的六叔),虽然没有判罪,后来“首辅”大司马卫将军王商去世后,本来按资历和长幼之序应该由王立来继任首辅的,只因为这个过错,便跳过他,让他的弟弟曲阳侯王根继任了。

按理说,这只野鸡就算是世上少有的珍稀动物,也难登大雅之堂吧!更何况是堂堂一国最神圣的地方——宗庙。但王莽这么做“醉翁之意不鸡,在于周公也”。

这样一位有胆有识敢于弹劾和揭露不公之事的人,此时自然不顾王莽的势力已达到一手遮天的地步,二话不说,就是老调重弹——反对。

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正月,越裳氏不远千里上京献上白雉。王莽大喜,立即禀告太皇太后,将白雉放进宗庙,当神物一样供养起来。

这个关键时刻,甄邯出来打圆场,说此事以后再议,于是众人都找到了台阶可下,而上疏一事就这样搁置起来了。

益州刺史部的治所在成都,管辖的范围包括今天的云、贵、川等西南部地区。这些地区以少数民族部落为主。越裳氏部落是在越南南部热带丛林中的一个部落,与益州刺史部的辖区接壤。因此,从这里找只野鸡那是小菜一碟。

顶撞了王莽,孙宝犯的不是罪,是忌讳。王莽自然不会放过他,他向“七小虎”使了个眼色,“七小虎”都暗自点头,该是去努力寻找孙宝把柄的时候了。

于是,他暗中派人到益州,暗示越裳氏部落进献“白雉”(野鸡)。

都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话一点儿都不假。不久,“七小虎”苦苦寻找的机会就来了。话说孙宝本着仁孝之心,派人回老家迎接老母到京城来看看外面的世界,但不巧的是老母当时正好得病,不能远行。于是,孙宝把老母留在他弟弟家中养病,先把他的妻儿接到了长安来。

完成人事布局之后,王莽立马就来了个“投石问路”,为了笼络人心,他决定从“野鸡”身上大做文章。

面对妻儿的到来,孙宝很高兴,然而他的喜悦很快就被一盆冷水泼得无影无踪。弹劾他的人是大司徒司直陈崇,幕后的指使可想而知了。弹劾的内容是:宠妻忘母,不守孝道。

七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配合默契。用《汉书》里的说法,王莽以“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

王莽拿着弹劾书直接交给王太后,叫她老人家来定夺。这些小事平时都是王莽来处理,王太后好久都不曾插手了。她看了一眼弹劾的内容,便给王莽作出指示:你看着办就行了。

王舜和王邑就不用说了,他们的父亲王音和王商都曾在成帝朝是首辅大臣,因此,他们两个是“七小虎”中的大哥大人物;甄丰曾在泗水任王国丞相,且在成、哀两朝均为宫门宿卫;鄄邯是孔光的女婿,在王莽的威逼下成为其手下“鹰爪”;平晏是汉哀帝时的丞相平当的儿子,来自名门之后,实力也非同小可;刘歆是当年的儒学派“四人帮”之一的刘向(刘更生)的儿子,刘向被贬为平民后,刘歆到汉哀帝时才因王莽举荐而担当整理典籍之重任,于是对王莽感恩戴德,誓死相随;孙建在汉哀帝朝初年便为护军都尉,相当于军队里的监察官,汉哀帝末年升任执金吾,拜右将军,他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王莽在军事方面的“贤内助”。

然而,平时一向机灵的王莽像是没有听明白似的,竟然无动于衷,站在那里丝毫没有走的迹象,而且还一根筋地请求王太后做批示。并美其名曰:以防徇私舞弊。

其实“七小虎”来头都不小。

王太后没辙了,只好批了两个字:罢官。

话说王莽在短短数月之内,就以快刀斩乱麻的态势肃清了他眼中的不安定分子,并且培养了以王舜、王邑、甄丰、甄邯、平晏、刘歆、孙建七人组成的亲信集团,为方便起见,这里取名“七小虎”好了。

就这样,孙宝挥一挥手,带着二宝——妻子和儿子回家颐享天年去了。

作秀

隐忍

王莽眼里自然容不下这样一位颇有声望、正直刚毅的人物,于是乎,他没有丝毫手软,找了个理由就让他回家抱孙子去了。

应该说,到此时朝中该封官的封了官,该封侯的封了侯,应该可以处于一片祥和中了。

何武属于这样的人,在位时不声不响,总在潜移默化之间把自己的辖区治理得井井有条,没人感觉得到他的重要性。只有在离任之后,人们才发现许多事情离不开他,便又常常怀念他。

然而,王莽还有一个头疼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汉平帝的外戚?

何武为人仁义厚道,好举贤任能。做楚内史时看重龚胜、龚舍,在沛郡看重唐林、唐尊,等他做了公卿,就向朝廷推荐他们。然而他憎恶结党营私,考察文职官吏一定向学者了解情况,考察学者一定向文职官吏了解情况,来相互参考检验。要任命官吏,先订立规则条例来防止因私请求托付。

汉朝自从吕后开始,就形成了这样不成文的惯例:外戚辅政。以后每位新皇帝上任,都会有强大的外戚集团加入。此时汉平帝虽然年幼,但作为堂堂一国之君,他的生母卫姬却还是“无官一身轻”。按惯例是理应给她加封的,但是如果加封了,肯定又要册封外戚,如果外戚势力壮大,势必重蹈丁、傅两家的覆辙。而如果不加封,又不能堵住天下众人悠悠之口。

这件事之后,戴圣对何武敬佩有加,专门登门拜访,以谢其恩。

封,不好;不封,也不好;聪明的王莽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派“七小虎”中的甄丰带着天子玺书去中山国,封汉平帝的生母卫姬为中山孝王后(不是皇太后);封皇帝的舅舅卫宝和卫玄为关内侯。只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给他们画了一个圈——只能留在中山王国内,不得私自入京师来。

何武没有进行反驳,而是选择了派人暗中收集他的罪证,然后把“铁证”放到他面前。戴圣又惊又怕,为了保全名节,他很识时务地选择了主动辞职。没过多久,他又被征为博士,重新入朝为官,便在朝臣中四处说何武的坏话。何武听到这些,却始终不宣扬他的不良行为。后来戴圣儿子的门客聚合做强盗,被官府捕获,拘囚在庐江。戴圣以为儿子这一次必死无疑。但是,何武考虑到他只是“从犯”,只判了他的“有期徒刑”数年,并没有把他送上断头台。

这个蛮横的决定,遭到了申屠刚等大臣的反对。他说:皇帝现在这么小,便让他与亲人分离,有违仁孝之道。现在应该把中山太后接到宫中来,给她建别宫,让皇帝能时时见到她。同时还建议让汉平帝的两位舅舅来宫中亲自担任宿卫,保卫天子,以免发生什么祸乱。

前任刺史认为他是个大学者,便处处宽容和忍耐他。等到何武做刺史,巡行辖区审查记录囚犯罪状,发现了多宗审判不实或量刑不准之处,便向戴圣下发整改通知。但戴圣却对刺史部的要求置之不理,还不屑一顾地说:“何武一个毛头小生懂什么?竟要扰乱别人治理政事!这简直是给我添乱嘛!”

应该说申屠刚的观点最贴近“人情观”,但在当时那种局面是最不识时务的。因此,他的提议一出台,便引得王莽勃然大怒。他对申屠刚说,既然你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还是回家去吧。

应该说“小戴”这个人什么都好,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不依法行政,不依律对囚犯进行判决。

申屠刚走了,朝中大臣再也没有谁敢提这件事了。什么叫杀鸡儆猴,让王莽去告诉你吧。

后来,因为太仆王音的推荐,何武出任扬州刺史,九江太守也在其监察范围内。当时的九江太守是赫赫有名的大儒戴圣。戴圣和他的叔父戴德均以研究《礼》学见长,并形成了独立的学说体系,成为今文礼学的大师。今本《礼记》便是在戴圣的解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戴德号称“大戴”,戴圣则称“小戴”,二人合称为“大小戴”。

事实证明,人算不如天算,王莽煞费苦心弄的“双管齐下”:黄支国的犀牛和越巂郡的黄龙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一个不识好歹的孙宝让他的一切激情和梦想都付诸东流。

何武是四川郫县人,兄弟五人都在郡中为官。何显仗着自家的权势,常常偷税漏税。市场掌管赋税的啬夫求商要将他依法逮捕。何显大怒,伺机报复他。何武却说:因为我们家在租赋徭役方面没有做众人的表率,奉公行事的官吏不也应该这样吗!事后,何武还专门找到蜀郡太守,举荐求商为太守卒史。当地官员百姓听说此事后,都叹服何武的气量和胸襟。

而孙宝的离去,有一个人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孙宝走了,他也决定走。这个人就是大司空王崇。王崇出身名门。他的祖父王吉曾是昭、宣二朝的名臣,父亲王骏曾做过御史大夫。他突然选择急流勇退,这并不是说他跟孙宝关系怎么好,两人共进退同患难。他之所以辞职回家,原因只有一个字:怕。

何武早年虽然是受王氏家族王音和王根的举荐发迹的,但在汉哀帝时,便以顺风倒的态势倒向了当时风头极劲的傅氏外戚集团。

种种迹象表明,王莽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以身体不好为由,申请“内退”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除去了王氏内部的“危险股”王闳后,王莽眼里还有一个“危险股”——何武。

王莽没有不答应的理由,于是,王崇走后,空出的大司空位置被他的“七小虎”中的“后起之秀”甄丰来继任。

第四步:排除异党。

第二次作秀表演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好歹“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亲信甄丰升了一大级,手中的权力增大了),但他并没有气馁,相反,他时刻准备着第三次作秀表演。

奉车都尉与驸马都尉类似,都是掌管宫中车驾,都是皇帝的近侍官员,俸禄与列卿、郡太守相同,均为两千石。鄄邯在孔光面前扮演的角色,颇似王舜之于王太后。王莽如果需要打击哪位官员,便自己先起草好奏章,然后交给鄄邯,让他打着王太后的旗号,去找孔光出面上疏弹劾。孔光惧怕王莽的权势,自然不敢拒绝。王莽则提前做通王太后的工作,往往孔光的奏疏报上来,便会顺利获得通过。

就在他磨刀霍霍时,机会却如期降临了。走了两位名臣,老天显然也看不下去开始发威。这一年的“夏至未至”之时,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发生了旱灾和蝗灾。

王莽一方面处处优待和尊敬孔光;另一方面,积极收编孔光的女婿鄄邯为己用,把他从一个小小的县令提拔为侍中兼奉车都尉。

如何抗旱救灾,如何安顿流离失散的灾民,如何灾后重建,将是摆在汉朝领导人面前的三个大问题。事实证明,一切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灾难成了王莽作秀演表演的绝好时机。他立马做了三件大实事。

此时王莽意识到,仅仅亮出王太后的“王牌”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把名儒孔光拉到自己的阵营里来,才能收揽天下儒生之心。

第一件事是他首先向王太后提交了一份倡议书,书的内容是:请太后简衣素食,为万民作表率作用。面对这样“深明大义”的提议,王太后感动之余,自然答应了。

董贤回去后向汉哀帝提及此事,汉哀帝大喜,当即拜孔光的两位侄儿为谏大夫和中常侍。后来,随着王嘉的死去,汉哀帝任孔光为丞相。

第二件事是王莽积极筹建“抗灾委员会”,并且倡议和鼓励大家捐款以救济灾民。为此,他主动捐款100万元,捐地30顷,交给大司农用于扶危济困。结果,在他的带领下,朝中大夫们都争先恐后,慷慨捐钱赈灾。为灾区筹集了大量的善款,为抗旱救灾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

这样的礼仪已经远远超出了迎送同僚的规格。

第三件事是王莽立马分派“钦差”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指导抗旱和捕蝗工作。老百姓捕得蝗虫后,便可以石、斗为单位交到官府去领赏。当地官府提供的空房子中收留流亡的灾民和难民,救死扶伤,并发抚恤金,免灾区的税款。

孔光知道汉哀帝对董贤的感情,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人家,便在获知董贤来访时,早早地穿戴整齐站在府门外迎候。董贤的车骑到达后,孔光便退入府门迎接;董贤进入孔府中院门,他便退入房门里;董贤下车时他便又从房门内出来拜谒。

这三件事一弄,灾区很快就到了稳定。正在这时,老天似乎心有犀一点通,下起了“及时雨”,旱灾和捕蝗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

孔光当年在做御史大夫时,董恭曾在他手下做一名御史官。等到董贤做了大司马,与孔光并列为三公,汉哀帝便让董贤登门拜访这位父辈的老上级,为他争取人气上的支持。

而这一切的功劳自然归于王莽。据说这件事以后,王莽在百姓心中有了一个新的外号——恩公。

提起孔光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了。汉哀帝时,因为孔光的不识时务,反对董宏的“一国两后”伟大构想,结果被傅太后一网打尽,回家种田去了。其后,随着傅太后的去世,汉哀帝又把孔光召来任光禄大夫。也许受这次风波的影响,孔光入朝再为官时已经“识时务”得多了。

第三次作秀表演至此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第三步:挟持孔光。

王莽没有小富即安,马上来了第四个作秀表演。前两次作秀是跟动物有关,第三次作秀是跟天有关,这一次终于跟“人”有关。

有了王舜和王邑两人的支持,王莽才向王闳下手,将他外派为东郡太守。据说王闳出为东郡太守之后,因担心被王莽迫害,常常把毒丸系于手内,随时准备自杀,以求一个全尸。然而,王莽的“屠龙刀”一直没有到,王闳提心吊胆地苟活了十六七年。王莽覆灭之后,唯独王闳因祸得福,保住了宗族老小的性命。这是后话。

这时,王莽把目光停留在了虽然只有十二岁、但已成“茁壮成长”之势的汉平帝身上。虽然“在以王莽为首的汉朝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抗灾的全面胜利”,但他明白,他的权力再大,也是个臣子,汉平帝才是名义上的国家主人,虽然这个主人现在小了点儿,手中没有半分实权,但谁能保证他将来就不能把他手中的权力给夺回来。也正是因为这样,王莽决定先把汉平帝皇后的位置占到手。

面对“危险股”,王莽采取的办法是迂回战术,先提拔前首辅王音之子王舜为车骑将军。然后,重用自己的另一位堂弟王邑(王商之子)。

自己的女儿也是十来岁,和汉平帝年纪相仿,如果让自己的女儿占了皇后的位置,这无疑会让汉平帝更加孤立。这样一来,也就可以牢牢控制汉平帝的所作所为。打定这个主意后,王莽却犯难了,这立后的事,总不能让他来提吧。一来效果不会太好,二来“太直白”,就算成了,对他“影响”也不好,再说这也不符合王莽向来的办事风格。

王谭之子王闳是个“性有智略”的人,在当年的未央宫麒麟殿宴会上,他竟然敢当着众人的面顶撞汉哀帝。

王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接着上演作秀表演。他首先还是照样假装事事以王太后为中心,先是向王太后打了一个小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个请求:为汉平帝择后。一点儿建议:按照《春秋》经义,为小皇帝选配12名女孩子作为皇后和贵妃候选人。一个选择:皇后应选世家良女,名门之后。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王氏在朝中一统江山后,窝里斗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局面了。王莽非常清楚,在王氏家族中论资历他是没有半点儿优势的,因此,如何打压王氏家族其他“危险股”成员也成了重中之重。

眼看王莽这次又是为国家社稷着想,王太后玉手一挥,批了两个字:同意。接下来,在王莽的组织下,选后小组马上成立了。选后小组也不是吃闲饭的,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候选人名单很快就出炉了。令人吃惊的是,名单里包括王莽女儿在内的王氏外戚集团候选人占了“半壁江山”,大有一对一的PK之势。

第二步:剪除羽翼。

对于这样的结果,按常理说,王莽应该感到很高兴才对,然而,王莽看到名单后,脸上阴暗如寒冬的雪,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原来先前他在选后小组做过某种“暗示”,原本以为选后小组会很“理解”他的意思。然而,结果却“弄巧成拙”。现在突然把这么多王氏外戚的女儿当成候选人,他女儿反而变得没有一点儿优势可言。

身为王莽橡皮图章的王政君,痛快地在一次次的奉承中,将递来的诏书“啪啪啪”地盖上玉玺,只要她手中还握着玉玺,只要朝中还是她王家的人当政,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至于她手中的实际权力,已经什么时候在王莽的一次次递上的诏书中暗暗转移了,她却是毫无觉察。

王莽不打没把握之仗,冥思苦想一番后,他决定老调重弹,继续上演作秀。王太后还是他作秀表演的直接目标。他马上打了一个小报告:自己的女儿无德无才,都比不上他人,请求退出。

王太后是王莽的靠山,也是他手中的“王牌”。但随着王太后的专政,这张王牌无疑又成了他通往最高权力道路上的“羁绊”。王莽是聪明人,他知道饭得一口一口吃、夺权大计更得一步一步来这个道理。对太皇太后手中的大权,王莽没有选择“强夺”,而是选择了“巧取”。王莽先是让群臣请求王太后,以辅政幼主有功,封他为“安汉公”。不久,又设计说服王太后把他的女儿立为汉平帝的皇后。为独揽大权,王莽又指使爪牙上疏,说太后至尊,不宜操劳过度,一些小事就不必躬亲了。这样,太皇太后一高兴,就规定以后唯有封侯赐爵一事须奏闻于她,其他事一概由王莽裁决。这样,王莽乘机大肆培植亲信,清除异己,权力急剧膨胀。

王太后哪里料到这是王莽的作秀,还以为他这是发扬精神,主动让自己的女儿让贤呢!赞赏之余,竟然批了“同意”两个字。

第一步:大打亲情牌。

接到王太后的批示,王莽这才傻了眼,面对又一次弄巧成拙,王莽欲哭无泪,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王莽去告诉你吧。

也正是因为这样,他马上来了个“四步走”,不出半年,便让自己登上了“唯我独尊”的权力顶峰。

然而,王莽就是王莽,他没有独自去伤悲,而是对自己的亲信“七小虎”使了个眼色。接下来,没他什么事了,“七小虎”可以把事情搞定了。事实证明,“七小虎”一出手,就是不一般,很快王太后接到了朝中大臣及各大名校学生的联名上疏,请求立安汉公的女儿为皇后。

汉平帝年幼不能临政。于是,太皇太后临朝称制,行使皇帝的权力。她依赖王莽,委政于他。因此,大司马王莽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朝中的首辅大臣。其实王莽觊觎帝位已久,这些年他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广施恩惠,无非就是想把朝政大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这种情景才是王莽想要看到的结果,然而,他压抑住内心的狂喜,接着“秀”。他亲自到现场去游说上疏的民众,说自己的女儿无才无德,你们这样做不值得。他越是这样说,自愿加入“游行示威”的人就越多。

历史其实挺有趣儿,仿佛有在天之灵的汉元帝冥冥之中操纵着皇位的传承,在他一生中最钟爱的三个女人中来了个“轮回”:先是王氏的儿子刘骜为汉成帝,然后是傅氏的孙子刘欣为汉哀帝,如今轮到冯氏的孙子刘箕子来坐皇位,是为汉平帝。

王太后眼看这样闹下去,会变成国将不国了,于是充分发挥“民主”,决定尊重“民意”,宣布立王莽的女儿为皇后。游行示威这才宣告结果。王莽将作秀进行到底,面对王太后的决定,他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PK才是最好的结果。王太后没有再跟他讲很多废话,直接回复:我意已决,请勿复言。

此时朝中上下都被王氏家族把持住了,因此刘箕子上任也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于是,王莽只好装着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做认命状。

然而这个致命弱点在王氏家族眼里却是“绝对优势”。只要立刘箕子为皇帝,就能取得对朝廷的绝对控制权。

元始三年(公元3年)春天,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王太后派尚书令平晏等去王莽家“提亲”并下聘礼。

单从血缘关系上来推断,刘箕子无疑是新皇帝的最佳人选。但这位最佳人选却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年纪太小,尚处于幼年。叫他来君临天下,还得等上十年的岁月。

王莽“笑纳”后,朝臣们又一起上疏说:按照《春秋》的礼仪,说古时候皇后的父亲受封应该达到方圆百里,因此,现在应该把新野的二万五千六百顷田加封给安汉公。

前面已经说过,汉元帝生有三个儿子:王太后生下汉成帝;傅太后生下定陶王刘康,刘康早逝,其子刘欣继成帝位,是为汉哀帝;冯昭仪生下中山王刘兴,刘兴同样早逝,留下年仅9岁的儿子刘箕子。

王莽推辞说:我家能出一个皇后已是三生修来的福了,其他的古礼就免了。

汉成帝和汉哀帝都没有留下子嗣,新君的人选范围便上溯为汉元帝的所有后代。

此时的王太后对王莽已由“青睐有加”变成了“另眼相看”。在她老眼昏花的眼里,侄儿王莽无疑是天下谦谦君子的代表人物。然而,她不会知道,这位谦谦君子,之所以这么淡泊名利,不是不想要,而是嫌少,他要的是整个刘氏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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