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在写作《莎士比亚传》的时候，从收集的资料看，中世纪的英国对于儿童的启蒙教育，方式似乎和中国的私塾大同小异。幼年的莎士比亚要在天不太亮的时候到学校坐在课桌前，捧着“角书”（用磨薄了角质物保护住的课本）念拉丁文，背拉丁文，也是用的强迫记忆这一套。
但这种填鸭式的、完全依靠死背硬记的教育方式，也不能一笔否定。对学生的作用，那就要靠读了多年以后的融会贯通了。中国古代那么多的大学问家，谁不是从这种学塾里读出来的呢？他们读的许多古籍，都是小时一篇篇背出来而终身不忘的。
若是不能滚瓜烂熟地背出课文，中国也好，英国也好，惩罚也差不多。中国叫戒方，英国叫教鞭，不是打手心就是打屁股。这种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的教学方法，伴之以体罚，当然是不足取的。但是，我相信若干世纪以来，古人们能一成不变地采用这种手段，从儿童启蒙开始，就把一些基本的道理（无论中国或英国，教科书的内容总是要体现一个时代的主流精神，和社会的道德规范以及做人的准则），用强迫灌输的办法，使其刻骨铭心地印在脑海里熟记不忘，这种谆谆教诲，不是没有道理的。
私塾主要就是认字，加以背诵，幼年班课本有《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中级班课本则有“四书”、《古文观止》。还有一些辅助读物，如《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之类。基本不讲究教育方法，有一条准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认字，朗读，默记，背诵，摇头晃脑地“之乎者也”，甚至要求倒背如流。老实说，古汉语对于现代大学生来讲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学好的，何况那些蒙童。所以，不那么注重讲解，是不是有的塾师自己也稀里糊涂呢？
现在几乎不大提倡背诵了，能够滚瓜烂熟地背出几篇古文、古诗词者已不多见。最近唐宋诗词吟唱会重又唤起人们学习和背诵古典文学的热潮，实在是件很好的事情。所以，背诵还是读书的一项基本功。我在小学读书时，时为孤岛的上海被日本鬼子占领，我逃难到乡下，曾在私塾从《郑伯克段于鄢》起背诵《古文观止》。那是一本没有标点的线装书，是我最早接受文言文断句的训练，应该承认，通过背诵打下的基础一生享用不尽。枯燥的背诵很无趣，但久而久之，当不觉得背诵多么无趣，那字里行间的意思也会渐渐地融通，点点地理解，也许讲不清楚，但心底里的大致明白，是实实在在的。
“私塾”其实就是私学，是旧时由家庭、家族办的一种学校。凡不收费者叫“义学”，属公益性质。凡集资或摊派延请塾师，或由塾师自行开馆者，则是私塾。无论前者或后者，差不多都是一位塾师，课以几个、十来个蒙童，是主要以识字为主的非官办学校。甚至到了民国年间，公立学校未普及的穷乡僻壤，这类私塾还是传播文化的主力。
从儿童开始，熟读，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到现在已不是儿童的成人，也应该补上这一课。否则，连一些最起码的为人之道都置之脑后，一个劲地往钱眼里钻，除了钞票以外，四六不懂，五谷不分，六亲不认，乌七八糟，社会进步又从何谈起呢？
偶尔在古装片中，会出现纨绔子弟不好好念书，背不出书时吭吭哧哧的样子，吃板子，打屁股，还有那么一位被作弄的冬烘老先生以丑角出现，逗人发噱，除此之外，人们对私塾和塾师的了解已不多了。
用背诵的方法，多读一些好书，多记住一些精彩的诗文，使脑海里多一些我们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文化提高了，生活充实了，思想升华了，情感高尚了，那岂不是有益于个人，更有益于社会的好事吗？
现在的年轻人，几乎不知道“私塾”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