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乐观其成，再助以一臂之力，像鲁迅先生那样扶持青年，岂不更好？川端康成说：“我以为艺术家不是在一代人就可以造就出来的。先祖的血脉经过几代人继承下来，才能绽开一朵花。”
冬天去俄罗斯，处处是雪。城市里的积雪，很快就变得像一块脏抹布似的，汽车驶过，溅起邋遢不堪的泥泞，令人躲之不迭。那天，主人载我们来到离莫斯科不很远的图拉小城，然后走进密密森林和皑皑雪地中的波利亚纳庄园。从雪地里的行人足印判断，在这个季节里，大概少有什么游人光临。于是，见识到了真正的俄罗斯的雪原，晶莹、闪亮、平坦、辽阔。在雪原里的托尔斯泰的故居，显得格外宁静，加以教堂的钟声，更多了一丝圣洁的气氛。
天津话，这是为嘛？
20世纪的托尔斯泰，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但现在，终于有机会走近这位大师。
嫉妒并非坏事，没准倒是动力。不甘落伍，志在人先，老有少心，犹能一搏，“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确不到“一饭三遗矢”的程度，那也无妨画上花脸，扎上硬靠，踩着锣鼓点儿上场露一手。光坐在后台戏箱上贬这个，损那个，就有失老年人的宽容了。
在故居走了一遭以后，一位在二战期间就管理故居的老人，领着我们瞻仰托尔斯泰长眠的地方。
所以，不去朝拜你，不必生气，去朝拜你，也不必不给好脸。不尊崇你，未必就是不敬，尊崇你，也无须怀疑居心不良。年轻人写得好，不必你来泼冷水，写得稍差，更不要逮住话把，嬉笑怒骂。何必呢？谁也不是一出娘胎，就是一米七八的大个子，有一个成长过程。
“这里休息着一位写作了一生的人，他太累了，请轻轻地走过这里，不要惊动了他！”
这就叫作新陈代谢，宇宙得以常新的道理，不服气不行。不可能一辈子在舞台上唱《挑滑车》，总有翻不动那几张桌子的时候。应该承认，你享尽那种风光的年头已经过去，这种力气活，该轮着后人来领这份风骚了。
原文是否如此，我记不得了。但这意思，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俄罗斯人对于这位伟大作家劳动的尊重，令我感动了很久。
我以为，人老了，最可贵的是阅历，而智慧，则是啜咀人生、体味世态的精粹升华，这才是老前辈的强项，绝非初涉人世，刚刚学步，或稍有斩获，尚欠熟练的那些作家，所能望其项背的。所以，大可不必去和后起之秀争抢眼下一些浮光掠影式的热闹镜头。老实讲，照相机的发明，主要是为年轻人着想的。镜头所指，自然明眸皓齿，面白唇红，千万不能奇怪。有人愤慨，每年的挂历，都是年轻美女的世界，假如谁有勇气，用十二位鹤发童颜、长髯寿眉的老翁，或瘪嘴缺齿、满脸皱纹的老媪的玉照，来制成一本挂历的话，能畅销吗？
托尔斯泰是位爵爷，庄园占地之广阔，屋宇建筑之宏大，室内装潢之豪华，各式陈设之奢侈，算得上是相当富丽堂皇的贵族之家。但是，托尔斯泰的书斋，只能算是写作间，相对来讲，就显得特别的狭窄拥挤了。我们几个在这书房里，很有一些拥塞的感觉。如果说，爵爷在那金碧辉煌的餐厅里，是一位毫无疑义的剥削者的话，那么，在这小书房里，埋首疾书，写出鸿篇巨制的爵爷，则是一位毋庸置疑的劳动者。
有的文学老人的心理，也真是怪异，就是怎么也看不惯后生小子。老猫爱打呼噜，小猫爱跳跃，这本是不同年龄层次的生理现象。如果它不撞翻金鱼缸，推倒油瓶子，闯上一点祸，也就不成其为小猫了。青年如此，后生作家也如此。走点弯路，摔点跟头，出点洋相，捅点娄子，乃至于有一点傻狂，抢一点风头，不知天高地厚，甚至写两个错别字，语法经不起推敲，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我们这些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文学老人，并非没有年轻过，也不见得不曾或多或少地风流倜傥过，保不齐也被比他高一辈的人非议过。又何必不相见容后来者呢？
托尔斯泰的书桌上，摆有一本老子《道德经》的俄文译本，不是因为有中国人去才放在那里，他直到死前，对于这部著作，仍存有浓厚的兴趣，这当然使我们中国人感到亲切，而更令我们产生出职业的尊敬之心，则是这位大师的数以万页计的原稿。到波利亚纳去朝拜的人群，络绎不绝。但若是瞻仰了那宁静的墓地后，未能目睹这位文豪的手迹，那将是一件憾事。托尔斯泰这位文学巨人，不但用他的作品，也是用他的劳动，为后人作楷模。
如同家族繁衍的道理一样，都是盼望人丁越兴旺越好，后代越出息越好，除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太，痛心疾首一代不如一代外，无一长辈会仇视发达，而宁肯衰微以致断子绝孙的。
俄罗斯画家列宾笔下的他，那工匠般巨大的手，能写出中国人称作蝇头小楷的笔画，其清晰程度，其认真精神，真让我们为之赧颜。仅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他就缮写了好几稿，那劳动量该是多么巨大。看了大师的手稿以后，才懂得什么叫作创作的艰辛。
同样，文学也不能超越新陈代谢这个趋势。
大师的文学活动，且不说费心，仅就费力一项来说，或抄写缮改，涂抹誊清，或前功尽弃，另起炉灶，或改来改去，反复推敲，或不尽如人意，数易其稿……那纯体力的消耗，这位剥削阶级不比任何劳动阶层的人少用力气。由此可知，托尔斯泰一生写出的，如《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巨著，都是他付出艰辛劳动的成果。这些在艺术上一座座不可逾越的山峰，固然是天才的智慧结晶，但也是一种水滴石穿式体能消耗的丰硕果实。
文坛嘛，本来也和戏台一样，一代一代艺人，轮换着登场献艺，是再正常不过的。盛极一时的杨小楼老板、谭鑫培老板，总有告别红毡的一天。四大名旦的风光，也不可能永远的走红。然后，富连成科班出身的连字辈，富字辈，盛字辈，世字辈，一拨压过一拨地出现，长江后浪推前浪，你方下场我上场，这是正理。要是戏台门帘一掀，总是你老人家叫板亮相，即使你再大牌，再名角，也会让观众倒胃口的。
也许我们写不出来大师那些不可企及的永恒之作，但他从事创作时付出劳动的不惜力气的精神，应该是我们的楷模。因此，从波利亚纳庄园走出来，不禁得到这样一个启发，才华也许不是托尔斯泰式的，但对于创作的追求，劳动中的兢兢业业，却是不应该稍逊于这位文豪的。
但是，这两行字，倒是道出了许多上了年岁的人，颇想不大开的真理。干吗要那么多的热闹呢？干吗没有川流不息的人围绕着，便耐不住寂寞呢？一些我也应当尊重的前辈，总是做出令人不那么从心里尊重的行止，非要让人喝倒彩，我也想不出究竟为了什么。
我想起一位文学同行的文章，说自己所遇到的一次不大愉快的经历。这是很早以前发生的事了，已经忘记是谁写的、发表在什么地方，更记不得具体过程，只是文章的要点，印象颇深。好像是公众场合，此人报了自己的所属单位，某省“作协”，这个“协”被误解为“鞋”，便被人申斥：“你一个做鞋的，跑来捣哪门子乱？”本是一位作家，成了一名鞋匠，弄得哭笑不得。其实，从劳动的角度来看，作家和街头给人绱鞋、修鞋的师傅，是差不多的。而且还都是个体劳动者。唯一不同的，也不过一个进行物质生产，一个从事精神生产罢了。对于以写作为业的作家来讲，重要的一条，要肯付出劳动，要有劳动成果。写多也好，写少也好，成就大也好，成就小也好，只要付出了汗水和心血，只要是认真的、辛勤的劳动，到了像托尔斯泰一样躺在地底下那一刻，能够为这种耕耘，付出我们的努力，我们贡献了的那种自豪，无愧于良知，无负于时代，作为劳动者，也就坦然于怀了。
虽然陪伴着这位文学巨人的，是那晶莹的雪和那冷冽的空气，但他的智慧之光，却会永远点亮世人的心。
我们站在托尔斯泰长眠的地方，被他的这一份质朴无华，本色谦逊，淡泊清净，平易近人所感动。没有高耸的碑石，自然也就没有鎏金的铭文，除了那块木牌外，任何可资纪念的物事，在这里是找不到的。甚至他那墓体，也与地面齐平，毫不突出。只有沉默的积雪，和积雪下沉默的枝叶，和洒在积雪和枝叶上的俄罗斯冬天的，那淡淡的冷冷的沉默阳光，于是想起了这位俄国作家所钦慕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一句话，这里的一切，正合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八个字的意蕴了。
多好！一片洁白，万籁无声，连时间也仿佛凝固了。这一块普通的木板上的两行字，倒体会出这位大文豪朴素中的伟大磊落，淡泊中的高风亮节。我忘了查考这是谁的手笔，但使我豁然贯通，眼下这份寂寥空廓，不正是这位文学巨人，最后走出亚斯纳亚，在风雪中追寻不知所终的辽阔苍茫的境界吗？
记不得这是不是他的话语了，成熟的谷穗便会弯下谦和的头。
大意是这样：这里休息着一位写作了一生的人，他太累了，请轻轻地走过这里，不要惊动了他！
成熟，并非每一个作家，都能达到的境界，这些年来，文坛形势大好，一派丰收景象，那是不消说的了，然而，江河滚滚向前的同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也是客观世界难免之必然。于是，个别人中，浪得虚名，难耐寂寞，年纪一把，躁逐之心不死，生前就自封为盖世英雄者有之；功未成，名未就，自我感觉良好，活着就给自己盖庙纪念者有之；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光说不练，天桥把式者有之；不怕大风扇了舌头，蟾宫折桂，认为诺贝尔奖唾手可得者有之；不刻苦劳动，却顶着作家的名声，这等人在我们的文学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最怕这种是作家而无作品，是名作家而无名作品的人了。大概就是鲁迅先生的遗嘱里所说的，千万不要做的空头文学家了。当然，无论什么家，空头都不甚好，文学空头，则尤其不好。在股市中，买空卖空，不失为一种手段，那本是一项投机行业。看书刊报纸出版社的炒作，真有中华文学已臻辉煌盛世之感，但细看这些鼓捣出来文学泡沫，甚为泄气。尤其投机分子，一时可以借助于地位、权力、财势以及抬轿子吹喇叭的舆论，戴上了桂冠。不过，日子一长，那空空荡荡的本色，便遮掩不住了。我琢磨过，这种被鲁迅先生不幸而言中的，不写而当作家，不从事艰苦劳动而当大作家的现象，是不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特产？因此，对于作家来讲，写作是他的职业，那么最重要的一条，必须要劳动，有产量。写多也好，写少也好，一个作家，起码的条件，是得有劳动的成果，有问世的作品。
这两行字，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相比之下，那些著作等身的作家，一生辛勤劳动，埋头写作，让人从心底里尊敬。我看到过一个外国作家产量的小统计，法国雨果（1802—1885）共写了十五万首长诗和一大批长篇小说。法国大仲马（1802—1870）共写作二百五十七部书。法国的莫泊桑（1850—1893）创作短篇小说三百多篇，长篇小说六部。这数目字实在是惊人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莫泊桑的作品，大部分都由李青崖先生译过来了，这自是可信的了。大仲马的书，译成中文的，恐怕只是他全部作品的零头。雨果的数以万计的诗，那介绍过来的就更少了。
他的坟墓只是稍稍隆出地面的一块小丘，除了周围的参天高树外，别无任何明显的标志。那些照例有的，也应该有的碑石啊，祭坛啊，在这里是看不到的，真是平凡得无法再平凡的了。要不是插在不远处的一个小小的木板上，写了两行字，我们就全走过去了。
真是不可思议啊！我都怀疑这份统计，是不是有误？但无论如何在表明，作家是凭他的艰巨劳动，体现他的存在价值的。官位高低，并不表明这个作家作品的好坏，雨果一辈子没担任什么公职，巴黎一平民；托尔斯泰只当过几天十四品文官，科级干部，在部队服过役，退伍时也才不过是个中尉。
托尔斯泰就这样很不起眼地埋葬在他的庄园里，一条平平常常的土路旁边。
可是他们的劳动成果，那大量的文学作品，使他们的名字与历史并存。
有一年的冬天，我去积雪覆盖着的托尔斯泰的庄园参观。那庄园叫亚斯纳亚，位于离莫斯科不很远的图拉附近。偌大的庄园，银装素裹，一望皆白，那天也不知为什么，竟再无其他来参观的人，显得十分地落寞。当时，我心中涌上来很冷清也很凄凉的感慨。因为看不到太多脚印的雪地，是冷落的最好见证。
一般说，数量是质量的基础，没有数量，又从何谈到质量呢？不过在文学史上，也有写得并不很多，而流传千古的。如法国的梅里美（1803—1870），相比之他的同时代人雨果、大仲马要少得多得多，但他的《卡尔曼》《高龙巴》在读者心目中，也是不能抹杀的。所以一旦涉足文坛，便以作品较量。光靠自我吹嘘，朋友帮忙，雇人抬轿，制造空气，老实讲，不会有人买账的。作家用他的作品，来表明他自己。而时间是最严酷的评判家，我们见过多少自己宣布，或别人宣布不朽的作品，人还健在着，可作品却早就寿终正寝了。更有一些作家，也在劳动，不过，劳动的功夫全使在了作品之外，上下奔走，到处联络，那他只能算是文学活动家，而非文学家了。他只忙于他的活动，对不起，自然也就无文学可言了。
不知道这是否可称之为在历史中的永恒，读者心目中的不朽？
作家的一生，和工人一样，和农民一样，也是劳动的一生。
我特别钦佩文学长者笔下，那种对于命运的领悟，人生的豁达，世情的谙悉，社会的了解，所言所行，常常于不期然中所闪烁出的智慧之光，足使我们这些后辈于迷蒙中清晰，混沌中了然，获益匪浅。因此，我总感觉到这些老者的人品、风范、学问，乃至于炉火纯青的文章，由于经过了长时间的历练磨砺，虽岁月迁移，世道变幻，已无碍于那光辉的存在。于是在我脑海里，对这些敬仰的前辈，遂凝固成一个如玉之润，如石之坚，如水之静，如海之深的永恒印象。
我们来看看雨果，他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笑面人》等等一系列的长篇小说，无一不登峰造极。在中国，他的小说知名度更高。已翻译成汉字的小说，差不多每部几十万字，该付出多少劳动啊！他的诗名之盛，不弱于他的小说。但如果再加上万计的诗歌，即使以纯字数而论，那也快是天文数字了。想到那时既没有打字机，也没有电脑，绝对的手工劳动，一个字一个字地用羽毛管笔写下来，其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雨果应该算是一位高龄作家，活了八十多岁，即使这样，他这一生的每一个工作日，平均下来，该写多少字，也是很可观的。如果，他把很多时间用于吃肥牛火锅，熬上个什么级别，混到一辆小汽车坐坐，给儿女弄上个美差，三天两头出个国。我想，他即使有倚马可待的天才，也产生不出这许许多多的传世之作了。
通常，人老了，意味着成熟。作家老了，尤其应该如此。
也许正因为写不出来，又不肯下苦功夫，从事创作劳动，才有闲心闲空去成为一个文学活动家吧？
一
创作是艰苦的行业，“吟成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呕心沥血四个字，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讲，是当之无愧的。回过头来看中国古代作家吧，堪与雨果比美，写上万首诗歌的，大概要数南宋的陆游了。他的《剑南诗稿》存诗九千三百多首，是中国诗人中多产的冠军。“细雨骑驴入剑门”，就是他众多诗篇中千古传诵的名句了。算一下细账，假如平均每天写一首的话，也要用去三十年工夫。这份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创作劳动，不也在提醒我们后代从事此项职业的人，应该怎样的敬业吗！写多也好，写少也好，写得好也罢，写得不那么好也罢，你是一个作家，你就得孜孜不息地写下去。否则，又何必在那儿招摇过市，自欺欺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