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科学界，”他停了停继续往下讲，“有一批杰出人士走在前面，我满怀喜悦在一旁关注着他们。另外有些人开始还不错，可惜没有坚持，他们过强的主观倾向导致他们误入歧途。还有一些人过分执迷于实证，搜集了大量实证材料，结果却什么也证明不了。整体而言缺少的是一种理论精神，只有这种理论精神，能突破重重障碍接近本元现象，成为众多个别现象的主宰。”
“很好，一切都已白纸黑字；我呢，还希望把藏在心头的反对错误学说及其散布者的想法，统统给印出来。
短暂的来访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可不久又只剩下我们俩，谈话随即转到了文学方面。我告诉歌德，这几天我重新读了他的一些短诗，有两首读的时间特别久：一首为写孩子和老人的《叙事谣曲》，一首题名为《幸福的夫妻》。
歌德笑着背诵出这节引诗，看上去心情很好。他道：
“我本人也颇重视这两首诗，”歌德说，“尽管德国读者迄今还不大能欣赏它们。”
才越需要用文字加以充填。
“《叙事谣曲》的题材内容很丰富，”我道，“您却用各式各样的形式、技巧和手段，将其压缩在极狭小的篇幅里，其中我特别欣赏的是一旦接触到现实，老人对孩子们讲述的故事背景就戛然而止，余下的情节便在我们眼前自然地展开。”
要知道正是因为缺少意义，
“我在写下《叙事谣曲》之前，”歌德说，“曾在心里酝酿了很久，里边藏着我多年的思考。我曾经试着写了三四次，直到最后才写成现在这样。”
踏进那坚定的信仰的神殿。
“《幸福的夫妻》这首诗母题同样非常丰富，”我继续说，“极富地方风情和生活气息，到处撒满了春日的明媚阳光。”
这样包你能经过安全通道，
“我一直喜欢这首诗，”歌德说，“因此很高兴你对它特别感兴趣。而且最后欢乐气氛以两个孩子的洗礼达到高潮，我想的确是很妙的。”
总而言之——要死扣字面！
随后我们谈到了《市民将军》，我告诉他，我最近跟一个英国人一块儿读了这部有趣的剧本，我们两人心里都产生了要看它演出的热烈愿望。
“好心肠的人啊，”歌德说，“这些人才不在乎思想和观念喽。这些人只要有言语，只要能翻嘴皮子，就心满意足了。对此我的靡非斯托斐勒斯就已心知肚明，就说得很精辟，他道：
“就其精神而言，”我说，“剧中没有什么已经过时；就剧情的发展而言，也没有一个细节不是为舞台演出所设计。”
“每一支蜡烛，每一缕有暗色背景同时自身又被照亮了的炊烟，每一片悬浮在阴影前边的馥郁朝雾，一天又一天地教给我蓝色形成的原理，使我理解了天空何以是蔚蓝色的。可是牛顿的门徒们面对这一切却想，空气具有吞噬掉其他所有颜色而唯独留下蓝色的性质，这叫我完全不能理解；按照他们的理论任何思想都静止不动了，任何健康的观念都消失不见了，我不明白坚持这样的理论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乐趣。”
“在当时它确实是个好剧本，”歌德接过话头，“也曾经让我们乐了好些个晚上。自然呐，角色阵容强大，排演也很认真，结果到了台上对白便丝丝入扣，充满着生活情趣。马尔科尔米扮演梅尔滕，那可真叫绝了。”
听见歌德这么讲，我不禁哑然失笑。我说：
“施纳普斯一角看样子也同样出彩吧，”我说，“我看呐，像这样精彩又讨好的本子，剧院的保留剧目里恐怕并不多。这个角色，这整个剧本，其意义的明确和现实应该是剧院求之不得的了。特别是那一场，他背着背囊走来，然后一件一件取出囊中之物，然后再给贴上八字胡，给自己戴上自由帽，穿起军装，佩戴好宝剑，真叫再精彩不过啊。”
“要知道，真理得经常反复宣讲，因为谬误也在我们周围反复宣讲，而且不是通过个别的人，是通过大众。在报纸和百科全书里，在中小学和大学里，处处都是谬误占上风，都是谬误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因而春风得意，志得意满。”
“这一场过去在咱们剧院公演时总是十分成功，”歌德应道，“还有一个情况也不错，那个装道具的背囊是一件真正的历史文物。我拾到它是大革命时期在法国边境的一次旅途中；逃亡者的队伍曾经经过那里，有谁把它给丢失了或者扔了。剧本中出现的东西当时全装在里面，我只是照着写下来就是了；以后每次公演这个背囊和所有囊中之物都参加了演出，令我们的演员高兴得要死。”
“总而言之，”歌德继续道，“世界已经如此古老，千百年来已有那么多杰出的人生活过，思考过，能发现和阐明的新东西已经很少。我的颜色学也不完全是新的。柏拉图、达·芬奇和其他许多的精英人物，他们在我之前已分别发现和道出了同一原理；我只不过又发现了它，又讲出了它，又努力在这个混沌世界里弘扬真理，而这，就是我的功绩。
现在观众还有没有兴趣看《市民将军》，看了有没有好处，对这个问题我们还谈了一会儿。
“这样做非常可笑，”歌德说，“可笑得就跟看见一个人营养很好，就问他牛肉、羊肉和猪肉，他到底是吃了哪种肉变得强壮有力了呢？我们的有些能力显然是与生俱来，可我们的生长发育有赖于广大世界的千百种作用和影响，我们的能力和习性全都是我们从这个世界获得的。我之为我多亏了希腊人和法国人，我欠莎士比亚、斯特恩和哥尔斯密太多太多。可即使如此，也未能讲清楚我的文化渊源，它不只是漫无边际，也没有必要讲清楚。主要的是你得有一颗心，有一颗热爱真理、随时随地一发现真理便能接受它的心。
随后歌德打听我研究法国文学有何进步，我告诉他，我仍在轮流着读伏尔泰的作品，说他的伟大天才给予了我最纯净的幸福。
“类似的情况，”我应道，“在文学界时有发生，例如总喜欢怀疑这位那位作家的原创性，拼命想要找出产生他的文学渊源。”
“我对他的了解仍然很少，”我道，“我仍在读他那些题赠他人的短诗，我反反复复地读，欲罢不能。”
“像席勒和我这种志同道合的朋友，长年累月地保持着联系，每天都有接触，都交换思想心得，生活中不分彼此，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涉及一些具体想法，已经完全不可能提出它们究竟是出自他还是出自我的问题。我们共同创作了许多双行警句，有时是我提出构想，他写成诗句，有时又刚好反过来；还有些时候是他吟上一句，我和下一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上我的你的呢！只要谁还认为澄清这样的问题有哪怕一丁点儿重要性，谁真的就还深陷在庸人的泥沼里无法自拔。”
“可不是吗，”歌德说，“像伏尔泰这样一位伟大天才写的东西全都应该不错，尽管我并不欣赏他所有那些狂妄表现。不过你长时间读他那些题赠他人的短诗并没有错，它们无疑算得上伏尔泰最具欣赏价值的作品。没有一行不明快、乐观、优雅，没有一行不充满智慧。”
“德国人总是摆脱不了庸人习气。瞧吧，他们眼下又在那里发牢骚，又在那里吵吵嚷嚷，原因是发现席勒的诗集选了某些双行警句，在我的集子里也有；他们认为，彻底分清楚哪些真正属于席勒哪些属于我，非常非常重要。好像这真有什么关系，好像分清楚了就能增加点什么，好像有这些东西存在着还不够似的！
“诗里反映着他跟这个地球上所有大人物和统治者的关系，”我说，“令人高兴的是，伏尔泰看样子在那些最有权势的人物跟前毫不感到自卑，因此表现高贵大度；你永远不会发现，有任何一个皇帝国王哪怕能在一瞬间削弱他精神的自由。”
今天单独与歌德在他的工作室里进餐，我们谈了各种文学问题。歌德说：
“是的，”歌德说，“他是高贵大度。而且他不管多么自由不羁，却总能够很好地保持分寸，这就更不简单啦……”
（歌德、席勒的创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市民将军》；伏尔泰的伟大人格和诗歌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