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笑了起来，都欣赏歌德这夸张有力的比喻。
“我也想这么讲，”歌德说，“席勒愿怎么干怎么干好了，他写出来的任何剧作，都永远会比这些新锐们最好的东西伟大得多；是啊，席勒就算只剪下一点儿指甲来，也比这些先生伟大。”
“可我也认识一些人，”歌德继续说，“他们对席勒早年的剧作极不满意。有一年夏天在温泉疗养地，我正走在一条通向磨坊的林荫小道上，遇见了普加廷侯爵，谁知这时又朝我们走来几头驮着面粉口袋的驴子，我俩不得不避让它们，退进了路旁的一所小房子里。那儿，在一间小斗室里，我和侯爵搭上了话，很快便天上地下地聊起来——不经意也谈到了席勒的《强盗》，侯爵便说了下面一席话：‘我要是上帝，’他说，‘正准备创造世界，如果这时我突然预见到世界上将会写成一部席勒的《强盗》，那我就不再创造世界。’”
“真是可惜，”我说，“要知道，不管它们多么粗鲁，在我看来仍比时下咱们那几位剧作家软弱虚夸、矫揉造作的本子好一千倍。席勒的作品可是永远洋溢着崇高的精神，宏大的气魄。”
我们忍俊不禁。歌德问我：
“你说得完全对，确实不行，”歌德应道，“席勒曾经常常和我谈这个问题，他自己也烦那几部早期作品，我们管剧院时从来不让它们上演。可现在我们缺少剧本，很想把他那三个粗鲁的处女作收进保留剧目。然而不行啊，一切都紧紧地纠结在一块儿，即使席勒本人也会怀疑事情是否会成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让那几个剧本原来怎么样还怎么样。”
“对此你能说什么？这可就是反感喽，一种过度的反感，一种几乎不可理喻的反感。”
随后我们谈起上个星期六上演的席勒悲剧《斐哀斯科》。“我第一次看这出戏，”我说，“过后老考虑有些场次太粗犷，是否可以改得缓和一点呢；可终究还是觉得效果不大，除非牺牲全剧格调的统一。”
“可我们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刚好相反，”我回答，“他们全然不存在这种反感。如果上演席勒和其他剧作家最精致、最成熟的剧本，在剧场里你很少看见年轻人，甚或完全不见年轻人；然而要是上演席勒的《强盗》或者席勒的《斐哀斯科》，那剧场坐得满满的几乎全是大学生。”
“他到魏玛已经三年，那晚上是他第一次因为我没有上剧院；我必须予以高度评价。我邀请了他，他也答应来，但我仍旧怀疑他会践约，特别是到了六点半还没见他露面。是的，我甚至高兴起来，心想他不会来了；要这样我就可以讲：这家伙完全入迷了，对他来说看戏比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还重要，真是不可救药。不过呢，你还是没有吃亏！对吗？我给了你精彩的东西看，对不对？”歌德指让我读了他新的中篇小说Novelle。
“是这样，”歌德接过话头，“五十年前跟现在一样，五十年后也很可能不会变样。一个年轻人写的东西，也最为年轻人欣赏喜爱。可别想什么世界文明已经进步啦，欣赏水平已经提高啦，甚至年轻人也已超越那样野蛮的时代！就算是整个世界已经进步，年轻人却总是必须从头开始完成自己对世界文化各个时期的个体体验。我不再会为这类事激动，我很早就写了下面这样一首诗：
话题转到戏剧，歌德把我变成了话柄，说上个星期一晚上我为他做出了牺牲。他对其他人讲：
让夏至的篝火烈焰熊熊，
对这个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我们觉得歌德的说法极有说服力；在座者没有谁感觉歌德的话有一点点批评自己的意思，所以都热烈地表示赞成。
让人间的欢乐无尽无穷！
“如果家里房间多得可以空置几间，一整年也许只进去三四次，”歌德说，“那么这样的爱好可能行得通；你也可以布置一间哥特式房间，正如我挺欣赏巴黎的潘珂克夫人家有一间中国屋子。然而你经常待的起居室，我完全不赞成把它的环境布置得怪里怪气，形同异域。这有如一次化装舞会，时间拖长了没有任何味道，特别对参与者肯定会有负面影响。因为这样子跟我们置身其间的日常生活不协调，老处于这种状态，脑子会变得越发空虚。一个快活的冬夜，你不妨装扮成土耳其人去参加狂欢，可是如果一整年你都这个德行，我们会怎么想你呢？我们会想，这家伙要么已经疯了，要么离发疯已经不远。”
是扫帚总归扫到被废弃，
话题从古德意志时期转到了哥特时期。谈话由一个哥特式风格的书柜引起，然后转到了当前的艺术口味，就是人们喜欢把屋子完全按古德意志风格和哥特式风格装修布置起来，然后住在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环境里。
小年轻总归一茬茬出世。
……
“只需瞅一瞅窗外，我眼前便会出现正在扫街的扫帚和跑来跑去的孩子，前者是总归会用到被废弃掉的象征，后者是世界永远不断更新的象征。儿童需要游戏，年轻人需要找乐子，这是代代相传、亘古不易的铁则；不管在上了年纪的人看来他们有多么荒谬，孩子却永远是孩子，在所有的时代都很相似。因此不能禁止过约翰尼斯篝火节，毁掉可爱的孩子们的欢乐。”
（谈席勒早年的剧作和青年的文学兴趣）
如此愉快地交谈着，进餐的时辰很快便过去了。随后我们年轻一点的去了楼上的房间，缪勒首相则单独跟歌德待在老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