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话录的出版前言中，爱克曼写道：
《歌德谈话录》的第一、二卷出版于1836年，也即歌德逝世四年后。出版后文艺界反响强烈，也得到歌德的至亲好友认可。这大大鼓舞了爱克曼，于是他第二年开始着手编写第三卷。可是由于前两卷销售不畅等原因，第三卷的辑录、整理和出版竟拖了十二年，到1848年才得以问世。这一般都在译介时舍去了的第三卷，不但更多地依靠的是爱克曼本人的回忆，还包含了相当多歌德和爱克曼的瑞士友人索勒（F. J. Soret）辑录的歌德谈话。
“我认为歌德这些有关人生、艺术和科学的谈话，不仅仅包含着不少的启示，不少无比珍贵的教益，而且作为对他这个人的直接写生，尤其有助于使我们心目中从他丰富多彩的作品里得来的歌德形象，变得更加丰满完整。
由上述两点，便得出了“自传”和“塑像”基本真实可信的判断。
“不过我也远不认为这些谈话描绘出了歌德全部的精神。这位非凡的天才人物好比一颗有许多个侧面的钻石，每一面都反射着不同的色彩。正如在不同场合和不同的对象面前他都是另一个人，我也就可以十分谦虚地讲：书里的这个只是我的歌德。”
再有，尽管爱克曼很早就考虑到了出版，歌德本人却不同意在自己生前办这件事。到1830年他终于松了一点口，但审阅谈话记录稿的承诺却至死未能兑现。后来人们用新发现的歌德日记对照谈话录，便发现其中的记载难免有一些出入。
爱克曼这些话的意思是，对歌德这位伟大而复杂的人物很难有完全准确和绝对真实的描绘；他谈话录里塑造的只是“他的歌德”，也即他所见的歌德，他心目中的歌德。这是因为，爱克曼在记录歌德的言谈时必定有自己的取舍，必定有由于崇拜而加入的理想成分，甚至也可能于无意间混杂进了自己的好恶。因此德国学者干脆将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与歌德回忆他青年时代的自传《诗与真》相提并论，即是认为在基本真实的前提下也容忍了诗化或美化的部分。
歌德与爱克曼谈话绝大多数都在他魏玛的家里，但有时也会在散步的路上或者外出的马车中。即使坐在家里，爱克曼也并非随谈随记，更不具备今日的录音条件，而多半只能在事后根据简单的日记进行回忆和整理；有时甚至连日记也没有，整理只得全凭记忆，而又并非总是整理得那么及时。
结论仍旧是，《歌德谈话录》“基本真实可信”；它基本上反映了老年歌德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观点，确实富有智慧、教益和启迪，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歌德本人是谈话的主体，也即亲自参与了“自传”的写作和“塑像”的雕凿，这就保证了它基本真实可信。可为什么讲基本，而非完全呢？因为有以下一些情况：
《歌德谈话录》的丰富内涵和巨大价值
现在的问题是，歌德这部“自传”、这尊“塑像”是否真实可信呢？为回答这个问题，得看一看它产生的具体过程。
也因此学者们大都强调《歌德谈话录》是一部“智者之书”，因为它凝聚着大诗人和大思想家歌德的思想和精神，如有学者说的是一座“歌德思想和智慧的宝库”。的确，在书里可以听见歌德以高度凝练、概括和富有个性的语言，有声有色地谈论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哲学、政治、军事、文学、艺术乃至为人处事、剧院经营管理等等，也就是如先前的译家朱光潜先生和洪天富先生都着重指出的，这部书相当全面、具体地反映了歌德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因此，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不但给予广大读者以智慧的营养和思想的启迪，也为研究歌德的学者提供了可称权威的依据。
谈话的时间自1823年6月10日至1832年3月初，也就是歌德在世的最后九年多，但是内容却不局限于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还包含大量歌德对往事的回忆，对未来的展望。歌德喜欢把自己一生的创作称作一篇巨大的“自白”，其实爱克曼的这部《歌德谈话录》才是他真实而全面的自白。人们因此视它为又一部歌德“自传”，也有人称其一尊立体的歌德“全身塑像”。
歌德首先是一位文学家，谈论文学、艺术和美学的时候自然特别多。他在谈话中不只阐明自己对种种文学问题的观点，还经常分析自己的作品，特别是当时正在写作的《浮士德》第二部，为其中一些难解的问题，例如怎样解读《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人造人”，以及怎样看待悲剧的开场和结尾借用基督教的观念和形象等等，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谈话过程延续了八九年，他几乎涉及到了包括《少年维特之烦恼》《威廉·迈斯特》《塔索》《亲和力》等等在内的几乎所有主要作品。除此他还没少回忆初入文坛时伯里施、梅尔克、赫尔德等对自己的帮助，回忆与挚友席勒在创作中的相互激励，相互切磋，以致有的作品难以说清究竟谁的贡献多一些。因此，《歌德谈话录》又被称作“打开歌德创作之门的一把钥匙”。
顾名思义，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应该是以歌德为主体和中心的谈话记录，也即一部纪实之作。它之重要，毋庸讳言，首先在于歌德这个人的重要。歌德身为诗人、作家、思想家以及自然研究者和政务活动家，所以谈话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然而歌德首先被视为一位文学家，谈的问题也多涉及文学艺术，此书通常便归入了文艺类的著作。
除了谈自己的创作，歌德还更多地以同时代人和文学同行的身份，近距离地评介了一系列德国作家和欧洲作家。例如欧洲作家，他经常谈到的有英国的莎士比亚、拜伦、斯科特，法国的莫里哀、贝朗瑞、雨果以及意大利的但丁、曼佐尼和西班牙的卡尔德隆等等。对这些世界级的大作家，他不但具体地分析他们创作的特点和成功之处，还指出其不足——创作和性格的不足。这后一点更加难能可贵，非自己也是世界级的大家所不可为。歌德学识渊博，视野开阔，目光犀利，高瞻远瞩，观察所及常常称得上慧眼独具，识见高卓。一个例子就是他基于对包括对东方文学在内的世界各国文学的关注和了解，在谈中国的明代小说《好逑传》时第一个提出了“世界文学”的伟大构想，在我们这里早已经成为美谈。因此，外国文学特别是欧洲文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也可视《歌德谈话录》为一部不可多得的辅助参考读物。
自白与自述：歌德的“全身塑像”和又一部《诗与真》
还有，歌德自幼学习绘画，热爱造型艺术，长期从事艺术品收藏，因此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歌德谈话录》涉及各类绘画以及雕塑和建筑艺术的篇幅不少，现在常常挂在我们嘴边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的时髦说法，很可能最早是出自歌德之口（1829年3月23日）。至于对拉斐尔、鲁本斯、德拉克罗瓦等绘画大师的作品，歌德在谈话里更有不少具体、细致和精到的分析和评说，例如1827年4月11日对鲁本斯的一幅风景画分析等等，简直就是一篇篇精彩的画论！
一点启示：在拥有六千年文明的中国，从古至今也涌现了无数的大诗人、大文豪和大思想家，然而似乎却没有一个像爱克曼这样“伟大的”小人物和助手。就因为没有这样的助手，经过时间长河的无情冲刷、汰洗，我们大文豪和大思想家本该留下的丰富精神遗产逐渐归于无形，已失去和湮灭掉了的真不知有多少！
再者，歌德不只谈论具体的文艺作品，也经常探讨诸如自然与现实、感性与理性、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之类的文艺美学问题，同样不乏真知灼见。
说到爱克曼的建树和贡献，不能不指出他除编辑出版歌德的遗作全集，除写成独一无二的《歌德谈话录》，还激励、催促和帮助歌德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浮士德》第二部。甚至可以讲，如果没有爱克曼，很可能也就没有完整的、旷世不朽的《浮士德》！在促使歌德充分发挥创作才能这点上，原本卑微的小人物爱克曼，完全可以和赫尔德、席勒等德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巨人并肩站在一起。
另眼看歌德：不可忽视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还有一点更加难能可贵，就是爱克曼非凡的眼光。他一开始似乎就意识到了记录歌德谈话的重要意义，因此不但时时事事格外留心，且能持之以恒，坚持记录整理歌德日常的言谈达九年之久，真可谓一位世间少有的、独具慧眼的有心人！要知道歌德留这个年轻后生在身边原本只是让他做编辑旧作的助手，爱克曼以此获得的报酬看来也不多，所以还得靠教授学生解决生计。所以他待在魏玛不只是生活清苦、忙碌，甚至还牺牲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乃至家庭生活。可是结果呢，付出当然获得了异常丰厚的回报：爱克曼以他在给歌德当助手期间堪称独特的建树和贡献，在德国的思想文化史上永远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歌德谈话录》的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怎么估计都不算高，先贤们也强调得够多了，自朱光潜先生的选本在1978年问世以来，已经相当地深入人心。这当然不是说无须继续对此书进行思想和学术研究，宝库中待发掘的珠玉珍玩确实还相当不少，可堪玩味的慧语隽言、哲理智慧还比比皆是。笔者在此只想强调，此书其实也极富可读性，其实也好看得很。
爱克曼生性温和，善解人意，富有观察力，在与人交流时既乐于聆听，也善于提出问题。对于渴望述说的老人来讲，他真是一位求之不得的理想对话者。爱克曼的这些特点和优点也即他取得成功的原因，都充分表现在言行里，凡读过《歌德谈话录》的人都能体会出来。
是的，富有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歌德谈话录》的确非常好读、耐读，非常好看、耐看！它虽说讲了许多有关宇宙人生、文学艺术的重大问题，但却深入浅出，因为都紧密地结合实际，是诗人、哲人、智者无比丰富的亲身经历见闻和所思所感的浓缩、结晶。读这部书，我们不止能认识歌德生活的时代、地域和环境，还会进入他的精神世界，不知不觉间眼界便获得极大的开阔。
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爱克曼具备一些其他的人没有的主观条件和优秀品格。
例如谈戏剧问题，他便结合自己和席勒的戏剧创作，以及他长期管理剧院的经验。在这中间，有趣的逸闻趣事真是不少。而尤为可喜的是，在书里我们见到一个与自己信赖的助手和忘年之交促膝谈心的歌德，一个走下了神坛的有血有肉、谈笑风生、亲切和蔼的歌德，一个既有人的优秀品质又有人的毛病，既理性、睿智又怪僻乃至迷信的歌德。总而言之，在歌德的这部“自传”或者“自述”中，我们会发现一些他身上常常被忽略了品质，会看见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平易近人，既平凡又伟大，既风趣又可爱的歌德。因为名为《歌德谈话录》，实则所记并非纯粹是对话，也有老年歌德生活状况和情态的不少描写。
不过，起作用的当然不只是歌德和蔼、主动的态度，不只是良好的环境氛围。须知除了爱克曼，歌德身边还有过其他一些学识渊博、文笔劲健同时也受到老诗人善待的人，他们却要么没想到做，要么想到了却没能做成这样一件看似并不起眼，然而却堪称不朽的事情。
这里仅举几个让我们对歌德刮目相看的例子：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爱克曼成了歌德家受欢迎的常客和工作中得力的帮手，不但经常有机会与大诗人和大思想家聚首倾谈，还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与这位自己深深敬慕的长者建立了诚挚的友谊。面对年轻的爱克曼，身份和地位极其显赫的魏玛重臣、“诗坛君王”和“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一改旧貌，不仅慈祥和蔼，而且推心置腹，无所讳避，一打开话匣子就滔滔不绝。爱克曼呢，作为后学、助手和景仰者，对老诗人睿智的谈吐自然更是洗耳恭听，生怕有所遗漏和疏忽。就这样，长时期地在如此难得的良好环境和氛围里，便孕育和诞生了《歌德谈话录》这部无与伦比的精彩杰作。
在人们的心目中，歌德这样的大诗人和大思想家一般都不擅长行政和经济事务，其实不然。不说他做过魏玛管辖甚多的大臣，就讲他长期担任魏玛剧院的总监，就显示出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非凡的经济头脑。1825年3月至5月以剧院为话题的很多，不少都对我们极有启发意义。例如他讲：一个剧院要站住脚，必须要排练出一套反复上演、常演常新的保留剧目；剧院绝不能为省钱而让二三流演员挑大梁；剧院要想成功，光有好的演员班子不够，还必须致力于提高观众的修养，拥有一批属于自己的高水平观众；他特别强调必须重视票房收入，认为票房好坏也反映演出的质量。
于是老诗人很快便拿了一些早年的作品让小伙子试着编辑整理，结果相当令他满意。随后经过歌德诚恳的邀请，爱克曼便留在魏玛；后来他又在多次挽留之下待了整整九年，直至歌德1832年3月逝世。
一般人都认为歌德生性浪漫，在男女关系方面轻浮随便，其实并非如此。他在讲到如何当个称职的管理者时说自己有两个大敌，一是他太爱才，二是剧院里漂亮女演员众多，也不乏出于各种原因来投怀送抱者，自己一不留神就会堕入情网，失去待人处事的公允和领导者的威信，所以他一直很注意保持与她们的距离。（1825年3月22日谈话）这些话虽出自歌德本人之口，但也证明他在男女问题上并不随便、轻浮；他虽一生多恋，却都因为确实对对方产生了爱情。
1823年6月10日，年已七十五岁的大诗人歌德在自己魏玛的家中，像无数次地接待他的仰慕者一样接待了年轻的爱克曼，并对他留下了一个为人诚恳、勤奋、踏实的好印象。这便决定了时年三十一岁的小伙子一生的命运，因为年事已高的歌德已在考虑自己的身后事，正留意物色一名适合在将来编辑、整理和出版他遗作的助手。爱克曼的人品、学识和文笔俱佳，在他看来正是再恰当不过的人选。多亏老天帮忙，让这么个年轻人恰恰此时出现在歌德面前！
歌德出身富裕市民家庭，后来身居高位，名声显赫，在传世的肖像画上也衣着讲究，我们便相信他一生乐享富贵荣华。其实也不是啊。一次他在拍卖会上拍到一张漂亮的绿色扶手椅，但是却说：“不过我将很少坐它，或者甚至根本就不坐，因为任何的安逸舒适，原本完全违反我的天性。你瞧我房里没有沙发；我永远坐的是我这把老木头椅子，直到几个星期前才给它加了个靠脑袋的地方。一个家具舒适而讲究的环境，会破坏掉我的思维，使我处于安逸的被动状态。”（1831年3月25日谈话）
爱克曼（Peter Johann Eckermann, 1792—1854）出生在普通的农民家庭，虽家境贫寒却勤奋好学，求知欲旺盛，故而能靠自己的努力和好心人的资助念完大学。爱克曼喜欢文学特别是诗歌，对大诗人歌德更崇拜得五体投地，不但自己的诗歌创作以歌德为楷模，还写了一部主要以歌德作品为范例的诗论。他专程到魏玛拜谒歌德，目的就是拿自己的诗作登门求教。
歌德长期效力于魏玛宫廷，也曾晋封为贵族，许多人都批评过他的“贵族趣味”，甚至骂他是“公侯的奴仆”。可是读了他1827年9月26日的谈话，听他讲：“我并非现在自夸，而是事实确乎如此，在我乃本性使然：就是对于纯粹的王公贵族，如果他们不同时具有人的优秀品性和价值，我从来不存多少敬意。是啊，我对自己的身份处境挺满足，感觉自己很是高贵，因此如果人家要把我变成王侯，我一点不会受宠若惊。在发给我贵族证书的时候，许多人以为我因此会飘飘然了。才不喽，咱们私下说吧，我真是无所谓，一点无所谓！身为法兰克福的富有市民，我们一直视自己如同贵族；手里多了一纸证明文书，并不意味着我在思想品德方面比过去有丝毫长进。”我们大概就会改变看法。
《歌德谈话录》出自爱克曼笔下绝非偶然，成就他的既有客观的机缘，更有他主观的种种优越条件。从他这近乎歪打正着的成功，我们真可以获得许多启示。
总之，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歌德，也发现另外一个歌德。
《歌德谈话录》何以偏偏出自爱克曼笔下？
“全译本”问题及其他
就诸如此类读者和专家都不会不感兴趣的问题，亦即一些直接关系到本书的理解和欣赏的问题，笔者准备介绍一些自己掌握的情况，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
关于《歌德谈话录》的方方面面，可以讲的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仅再交代一下有关此书译本的二三问题。
《歌德谈话录》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价值，产生了这么深远的影响？
再说说“全译本”问题。已有读者指出，《歌德谈话录》在我国原有的洪天富等的“全译本”，事实上都并不全。那么我现在这个本子，是不是就全了呢？也不是。但并非我不想完整地译介这部世界名著，而是它很难译全。事实上，我们都没找到一个堪称“全”的德语原文本，洪天富先生依据的是原东德柏林建设出版社1955年的本子，我依据的是法兰克福岛屿出版社1981年的版本。应该讲出版社和版本都是够权威和可靠的了，但是所收内容仍各有取舍。不过尽管如此，我却认为它们已经够“全”了，即使是对热衷于了解歌德的读者和研究者，再“全”似乎也没有多少必要。从我上面介绍的版本情况可以看出，时隔十多年才续完的第三卷不但水分不少，而且有些主要出自索勒的文字还与歌德谈话录名实不符。因此我们都没有译第三卷，我几经考虑，删去了一些爱克曼自己的旅游见闻和工作计划。需要说明，我的翻译除了依据岛屿出版社的贝格曼（Franz Bergemann）选编本，还参照了德国古登堡项目计划（Gutenberg-Projekt）发布在网上的电子文本，并据以作了少量的补充。
对于此书的产生和成功，歌德本人除了被动地接受“访谈”，是否还主动、积极地做了什么？
为方便大家阅读和研究这部世界名著，我承袭朱光潜先生为每节谈话拟一个内容提要的做法，算是我这个本子的优点和与“全译本”不同之处吧。当然，有得必有失，“提要”的片面和不准确，只好请求谅解了。
爱克曼何许人，为什么偏偏是他完成了这部作品？
世界文学宝库珍奇无数、异彩纷呈，在这中间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却独标一格，堪称一部价值非凡的佳构杰作。此书德文原题名为Gespräche mit Goethe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照直译出来大致是《与暮年歌德的对话》。包括作者爱克曼本人在内，恐怕谁也不曾料到它会从汗牛充栋的类似著述中脱颖而出；许许多多同样记述歌德谈话和生平的文字都湮灭无闻了，爱克曼这部书长期广泛流传，成为一部深受文艺界、学术界和普通读者青睐的世界名著，因而也独占了《歌德谈话录》这个既响亮又蕴涵丰富的题名。时至今日，这部书不但在德国家喻户晓，即使在时空相距遥远的中国，任何有教养的人都不会不知道爱克曼的这部大作。教育部把《歌德谈话录》列入了给中学生的推荐书目，就足以证明它多么受重视。仅仅靠着这样一本书，作者爱克曼便得以留名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