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发生了什么？”庭长继续问道。
庭长没有立即向女被告发问，因为此时他在问那位戴眼镜的审判员，后者是否同意提出那些已事先拟好并写在纸上的问题。
“我回家了，”玛丝洛娃继续回答，她的目光已经大胆一些了，只盯着庭长一人看，“我把钱交给老板娘，就躺下睡了。我刚睡着，我们的姐妹贝尔塔就叫醒了我。‘快去吧，你那位商人又来了。’我不想去，可是老板娘让我去。这时他，”她在说出“他”这个词时又流露出明显的恐惧，“他一直给我们的姐妹们灌酒，后来还想派人去买酒，可他身上的钱花光了。老板娘不相信他。于是他就派我去他房间拿钱。他告诉我钱在那里，要拿多少。我就去了。”
副检察官立即从台面上挪开胳膊肘，动手记录什么。他其实什么也没记，只是用笔在他笔记中的一些字母上画圈，他常见一些检察官和律师这么做：在巧妙的提问之后，他们往往会在自己的发言稿中标出那些足以击溃对手的字词。
庭长此时正与左侧的审判员小声耳语，没在听玛丝洛娃的话，但为表明他全都听清楚了，他便把玛丝洛娃的最后一句话重复了一遍。
“这么说，女被告否认她与卡尔津金有什么亲近关系？很好。我没什么要问的了。”
“您就去了。那么后来呢？”他说。
“难道她认出我了？”聂赫留多夫恐惧地想道，他感到血涌向了脸庞；但是，玛丝洛娃并未在众人之间认出他来，她立即转过身去，又满脸惊恐地盯着副检察官。
“我就去了，按他的吩咐做了，进了他的房间。我不是一个人进房间的，我叫上了西蒙·米哈伊洛维奇和她。”她指着博奇科娃说道。
“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玛丝洛娃回答，她惊恐地环顾四周，目光有一瞬间停在聂赫留多夫身上，“他想请谁就请谁。”
“她说谎，我根本没进去……”博奇科娃正想开口，却被制止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卡尔津金恰恰要请玛丝洛娃去见客人，而不请其他姑娘。”副检察官眯缝着眼睛说道，脸上带有淡淡的、狡猾的、魔鬼般的微笑。
“我当着他俩的面拿了四张红票子。”玛丝洛娃皱着眉头继续说道，没看博奇科娃。
“交情怎么样？他常常请我去见客人，谈不上交情。”玛丝洛娃回答，同时用惶恐的目光来回打量着庭长和副检察官。
“那么，女被告在拿那四十卢布时有没有看到箱子里有多少钱呢？”副检察官又问。
“我现在想知道，这名女被告和卡尔津金的交情怎么样。他们经常见面吗？”
副检察官刚一发问，玛丝洛娃就哆嗦了一下。她不知为何如此，不明究竟，但感觉到副检察官想害她。
“西蒙？我之前就认识。”她说。
“我没数过，我看见全是一百卢布的钞票。”
提出这个问题后，他紧闭双唇，眉头紧锁。庭长把这个问题又重复了一遍。玛丝洛娃惊恐地盯着副检察官。
“女被告看到了那些一百卢布的钞票，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我想提个问题：这名女被告之前是否认识西蒙·卡尔津金？”副检察官说道，眼睛并不看玛丝洛娃。
“那么，您把钱拿回来了？”庭长继续审问，眼睛却盯着钟表。
“您是想提问吗？”庭长说道，在得到副检察官的肯定答复后，他便对后者做个手势，表示把问询的权利转交给了后者。
“拿回来了。”
这时，副检察官欠起身来，很不自然地用一个胳膊肘撑着身体。
“那么后来呢？”庭长问道。
“什么后来？后来我待了一会儿，就回家了。”
“后来他又把我带走了。”玛丝洛娃说。
“那么后来呢？”
“您是怎么在他的酒里掺药粉的呢？”
她不作声了，似乎突然断了思路，或是想起了另一件事情。
“怎么掺的？撒到酒里，就这样掺的。”
“事情的经过？”玛丝洛娃突然语速很快地说了起来，“我来到旅馆，他们把我领进房间，他在房里，已经醉得一塌糊涂。”说出“他”这个字眼时，她露出十分惊恐的神情，瞪大了眼睛，“我想走开，可他不让。”
“您为什么要掺呢？”
“您说一说事情的经过。”
她没有回答，深深地叹了一口粗气。
玛丝洛娃还是那样直勾勾地看着庭长，一言不发。
“他还是不放我走，”沉默了一会儿，她说道，“我受够他了。我来到走廊，对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我真受够他了。我累死了。’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我们也烦死他了，我们想给他下点安眠药，他一睡着，你就能走了。’我说：‘好的。’我以为这不是毒药粉。他给了我一个小纸包。我走进屋，他躺在屏风后面，马上要我给他倒杯白兰地。我从桌上拿起一瓶上好的白兰地，倒了两杯，一杯给自己，一杯给他，我在他的那杯酒里掺了药粉，递给他。我要是知道有毒，哪敢让他喝呢？”
“很好，”庭长说道，显然对取得的结果感到心满意足，“那您就说一说事情的经过，”他说着，身体靠向椅背，两手放在桌面上，“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一说。您如实招供，就能获得从宽处理。”
“那么，戒指是怎么到您手上的呢？”庭长问。
“就算是承认吧，不过我以为那是安眠药。我掺药是为了让他睡着，我不愿这样，也没想到会这样。”
“戒指是他自己送给我的。”
“这么说，您不承认盗窃了商人斯梅尔科夫的现金和戒指，”庭长说，“但您承认掺过药粉？”
“他什么时候送给您戒指的？”
“我承认掺了药粉。可我以为那是安眠药，吃了没关系，他们就是这样对我说的。我没想到会这样，我也不愿这样。我对上帝发誓，我也不愿这样。”她说。
“我和他来到他的房间，我想走，他就打我脑袋，梳子都被打断了。我生气了，要走。他从手指上取下戒指，送给我，让我别走。”她说。
“那么，您在给商人斯梅尔科夫喝的酒中掺了药粉，您认罪吗？”
这时，副检察官又欠起身子，仍以故作天真的神情请示庭长，他可否再提几个问题，在得到应允之后，他用脑袋抵着绣花衣领，问道：
“我说了我什么也没拿，除了那四十卢布。”
“我想知道女被告在商人斯梅尔科夫的房间里待了多久。”
“您不承认犯有盗窃两千五百卢布现金的罪行吗？”庭长问。
玛丝洛娃又感到害怕了，她慌张地把目光从副检察官身上转向庭长，匆忙地说道：
“我什么罪也没有，”她迅速说道，“我起先怎么说的，现在还这么说。我没拿钱，没拿就是没拿，什么也没拿，戒指是他送我的……”
“我不记得待了多久。”
“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庭长面对第三位被告，问道，“您被指控带着商人斯梅尔科夫的箱子钥匙从妓院来到‘毛里塔尼亚旅馆’的客房，从箱子里窃走现金和戒指。”他像背诵课文一样说道，同时侧耳听着左侧审判员的话，这位审判员说，根据物证清单看，还缺少一个酒瓶。“从箱子里窃走现金和戒指，”庭长把这一句重复了一遍，“你们分赃后，您又与商人斯梅尔科夫回到‘毛里塔尼亚旅馆’，您让斯梅尔科夫喝下毒酒，导致他死亡。您认罪吗？”
“那么女被告是否记得，她离开商人斯梅尔科夫之后是否去过旅馆里的其他地方？”
“很好。”
玛丝洛娃想了想。
“决不认罪。”
“去过旁边一个空房间。”她说。
“那么您不认罪吗？”
“您去那里干什么？”副检察官说道，他来了精神，直接问起玛丝洛娃来。
“我没拿钱，也没灌酒，我连房间也没进。我要是在场，一准会把她赶出去。”
“我去整理一下，等马车来。”
“这个您之后再说。”庭长又温柔但坚决地说道，“那么您不认罪吗？”
“卡尔津金是否与女被告一起待在房间里呢？”
“我没有罪，”女被告敏捷、坚决地说道，“我连房间都没进……既然这个贱货进去过，那就是她干的。”
“他去过那里。”
“叶菲米娅·博奇科娃，您被指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毛里塔尼亚旅馆’伙同西蒙·卡尔津金和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自商人斯梅尔科夫的箱子盗窃现金和戒指。你们分赃之后，为掩盖罪行，你们让商人斯梅尔科夫喝下毒酒，导致他死亡。您认罪吗？”
“他去那里干什么？”
庭长的神情表明，这件事如今已告一段落，他手持文件的那个胳膊肘挪个地方，转向叶菲米娅·博奇科娃。
“商人那瓶上等白兰地没喝完，我俩一起把它喝掉了。”
法警再次跑到西蒙·卡尔津金身边，用悲哀的嗓音小声地制止了他。
“好的，一起把它喝掉了。非常好。那么，女被告是否和西蒙说过什么？”
“我不可能这么干，因为……”
玛丝洛娃突然皱起眉头，脸涨得通红，她语速很快地说道：
“您之后再说。您认罪吗？”庭长心平气和但语气坚决地又问了一遍。
“说过什么？我什么也没说。我要说的事全都说了，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你们想拿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没犯罪，就这些。”
“我绝对无罪啊。我只是……”
“我没什么要问的了。”检察官对庭长说道，不自然地耸了耸肩膀，很快在他的陈述词中写进了女被告本人的这句话：她与西蒙一起进入一个空房间。
“这个您之后再说。您认罪吗？”
法庭出现一阵沉默。
“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事情就是伺候客人……”
“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您被指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伙同叶菲米娅·博奇科娃和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自商人斯梅尔科夫的箱子盗窃属于该商人所有的现金，后又拿来砒霜，唆使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投毒于酒中，并让该商人喝下毒酒，导致斯梅尔科夫死亡。您认罪吗？”他问道，身体侧向了右边。
“我全都说了。”她说道，叹口气坐下了。
西蒙·卡尔津金站起身，双手紧贴裤缝，全身前倾，腮帮仍在无声地嚅动。
在这之后，庭长在纸上记下什么，听了左侧审判员的一阵耳语，然后宣布休庭十分钟，急忙站起身来走出审判庭。左侧那位蓄着大胡子、长着一双善良大眼睛的高大审判员悄悄对庭长耳语的内容是，他觉得胃有点不舒服，想自己按摩一下，喝点药水。他将这个愿望告诉庭长，庭长应他要求宣布休庭。
“农民西蒙·卡尔津金。”他把身体倾向左侧，问道。
在庭长之后，陪审员、律师、证人等纷纷站起身来，他们来回走动，愉快地意识到这件大案已部分结束。
起诉书念完后，庭长与两位审判员商量一下，然后面向卡尔津金，庭长脸上的神情显然在说，我们马上就一定能把所有情况都查个一清二楚。
聂赫留多夫走进陪审员休息室，坐到窗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