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老爷，听说有十二个犯人被整死了，是真的吗？”一位神情严肃的老年女犯用男人似的粗嗓门问道。
玛丝洛娃什么也没说，只是在片刻之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她就是科拉勃列娃。
“我坐下一趟火车走。”
“我没听说有十二个。我亲眼看见有两个。”聂赫留多夫说。
“您真的要去？”玛丝洛娃说道，像是不知有这事，她开心地看了聂赫留多夫一眼。
“听说是十二个。难道就没人来管管他们吗？这帮恶魔！”
“我去找，”聂赫留多夫说，“我去向押解兵要。我们到下诺夫哥罗德再见吧。”
“妇女们中间没人生病吧？”聂赫留多夫问道。
“有水，但都喝光了。”
“娘儿们更结实些，”另一位矮个子女犯笑着说，“只是有一位要生孩子。瞧，在那里喊呢。”她说着，指了指相邻的那节车厢，先前的呻吟就是从那儿传出的。
“你们这里难道没有水？”
“您不是问还需要什么吗？”玛丝洛娃说着，竭力忍住嘴边的笑意，“看能不能把这个妇女留下来，要不她要吃苦头了。您去和管事的说说。”
“是的，最好弄点喝的。”玛丝洛娃附和道。
“好的，我就去说。”
“最好弄点喝的。”费多西娅说。
“还有一件事，能不能让她见见她丈夫塔拉斯？”她又说道，看了看笑盈盈的费多西娅，“他也要跟您一起走的。”
“不需要什么了，谢谢。”
“先生，不能跟犯人说话。”传来一位押解队军士的声音，这位军士不是收了聂赫留多夫钱的那一位。
“还需要什么吗？”聂赫留多夫问道，他觉得这燥热的车厢就像桑拿浴室似的，冒出阵阵热气。
聂赫留多夫离开车厢去找押解队队长，为那位即将分娩的妇女和塔拉斯求情，可他很久都没能找到押解队队长，便去问押解兵。押解兵都在忙自己的事：有的正押着犯人走向什么地方，有的跑去为自己买食品，把自己的行李塞进车厢，有的在伺候随押解队队长出行的那位太太，没人乐意回答聂赫留多夫的问题。
“收到了，谢谢。”
第二遍铃响之后，聂赫留多夫才看见押解队队长，押解队队长用他短小的手擦着遮住嘴巴的唇须，耸着肩膀，正在因为什么事训斥司务长。
“东西收到了吗？”
“您有什么事？”他问聂赫留多夫。
“真热啊。”她说着，露出开心的笑容。
“你们的车厢里有位妇女要生孩子，我想应该……”
聂赫留多夫走过这节车厢，按照一位押解兵的指点，他走近第三节车厢的一扇车窗。聂赫留多夫的脑袋刚一贴近车窗，便感到一阵充满浓烈汗味的热气扑面而来，女人们尖细的嗓音清晰可闻。所有的长凳上都坐着脸色通红、大汗淋漓的女犯，她们身穿囚袍和短褂，高声交谈。聂赫留多夫贴近车窗栅栏的脸引起了她们注意。近处的人不再作声，向他凑过身来。玛丝洛娃身穿短褂，没戴头巾，坐在对面的车窗旁。皮肤白皙、面带微笑的费多西娅坐得离这边车窗近些。她认出聂赫留多夫，便推了玛丝洛娃一下，给她指了指这边的车窗。玛丝洛娃急忙站起身，把头巾扎在乌黑的头发上，她的脸红扑扑的，满是汗水，她微笑着走近车窗，用手抓住车窗栅栏。
“让她生吧。生出来再说。”押解队队长说着，走向他乘坐的车厢，使劲摆动着他短小的双臂。
押解人员正忙于此事，在此事结束之前，他们不会让聂赫留多夫和其他一些试图走近车厢的人过去。不过，聂赫留多夫还是被放了过去，因为他给那位押解队军士塞了钱。军士放聂赫留多夫过去，要他谈完话后赶紧离开，免得首长看见。车厢共有十八节，除押解人员乘坐的车厢外，每节车厢均塞满了囚犯。聂赫留多夫经过一扇扇车窗，听着车厢里面的动静。每节车厢都传出了镣铐声、忙乱声和夹杂着无聊下流话的说话声，却无人谈及那几位途中倒下的难友，这超出了聂赫留多夫的预料。谈话更多地涉及背包、饮用水和挑选座位。聂赫留多夫透过一扇车窗往里看了一眼，见几个押解兵在车厢中间的过道上给囚犯卸手铐。囚犯们伸出双手，一位押解兵用钥匙打开手铐上的锁，取下手铐，另一位押解兵把手铐收好。走过所有的男犯车厢，聂赫留多夫来到女犯车厢前。在第二节女犯车厢前，他听到一个女人有节奏的呻吟，她在不停地怨诉：“哦哦哦，上帝啊！哦哦哦，上帝啊！”
这时，手里拿着哨子的列车长走了过去，响起最后一遍铃声，哨声也响了起来，站台上送行的人群中和女囚车厢里传出哭声和喊声。聂赫留多夫和塔拉斯并肩站在站台上，看着一节节车厢依次驶过，带栅栏的车窗里闪现出男犯们被剃光一半的脑袋。然后是第一节女囚车厢，车窗里可见女犯们没戴头巾或戴着头巾的脑袋；然后是第二节车厢，能听到那位产妇发出的呻吟；然后是玛丝洛娃所在的车厢，她与好几个人一起站在窗边，她看着聂赫留多夫，向他递来惹人怜惜的微笑。
待聂赫留多夫赶到车站，犯人们已全都坐进车窗上钉有铁栅栏的车厢。几位送行的人站在站台上，因为不许他们靠近车厢。押解人员今天特别担心。在从监狱到车站的路上已倒下、死去好几个囚犯，除聂赫留多夫见到的那两人外还有三个，一个像那两个死者一样被运至近处的警察分局，另两位是到车站后倒下的。（八十年代初，一批囚犯从布特尔监狱被转押至下诺夫哥罗德火车站，一天之内有五名囚犯中暑死亡。——托尔斯泰注）押解人员所担心的，并非有五个本该活下去的人在押解途中死去，这一点他们无所谓。他们担心的只有一点，即履行在这种情况下依照法律必须履行的事务，如把死者及其文件和遗物交至某处，把死者的名字从押往下诺夫哥罗德的囚犯名单中删除，所有这一切都很费事，尤其在这大热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