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梦里，还是在与现实的碰撞中，《红轮》的人物一直受困于两个主要的且无法解决的问题：即男女对立问题以及随着革命风暴袭来的俄罗斯的秩序与混乱之争。这两个问题后面紧跟着第三个问题，即人与上帝博弈的秘密。但是这一博弈，是被遮蔽起来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博弈发生在个别人身上，有序组织与混乱无序、人性与暴虐则体现在整个民族身上。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红轮》中对这两种博弈的描写使这部史诗成了一部无可争议的伟大作品，具有普适价值。
瓦尔索诺菲耶夫神奇地成了一个能够接受上天指令的通灵术士，这些指令就是他梦见的各种东西。他在日记中记下自己做的梦（就像列米佐夫一样）。最后一篇日记记录的是“被封箴的教堂”（马上想到了列斯科夫的《被封箴的天使》）：那些想要亵渎教堂的敌人越来越近了，应该尽快“查封”它，而在这之前需要慢慢地绕着它走一圈。从某种意义讲，我们似乎又看到了《癌病房》中鲁萨诺夫经历的那可怕的一幕（当时他在危险的混凝土管上爬来爬去）。但是，在《1917年3月》中，主人公并不是一个人，他是这场祭祀狂热活动众多参加者中的一员，而他的亲生女儿玛丽娜，穿着农村少女穿的绣制女衫，正站在教堂门槛，亲眼见证了整个仪式的全过程。所有参与仪式的人都将被处死，而只有她会活下来，以便证明这一切。象征着自我牺牲的这场爬行，就像耶稣男孩手里拿着的炸弹，传达出被那个不幸的现实生活的车轮碾压成无数碎片所具有的牺牲意义。乔治·斯坦纳说，从法老做梦那一刻起，“梦境成为历史的主干部分”。索尔仁尼琴笔下的梦境描写恰好就是这样的：梦境进入到了历史中，所以，称瓦尔索诺菲耶夫为星占家并非偶然。那场在管子上爬行的梦是个体和集体无意识的同时体现。从管子能否爬到光亮处？对于一个被癌症吓傻了并向往这束光的体制内的工作人员而言，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伊万·伊里奇，重生不会马上到来。对于星占家而言，重生还不到时候（“霍布斯眼里粗野的豺狼开始互相以‘同志’来称呼，但这并不意味着平等的到来），但已经隐约可见。
男性与女性的博弈贯穿了《红轮》的所有章节。通奸者沃罗腾采夫是一条重要的情节线索，因此他就成了首先被人关注的对象，但除了他以外，经历了妻子背叛或者夫妻离异的还有古奇科夫、高尔察克将军、斯维钦上校、科维尼奥夫……给人一种感觉，似乎这些勇士们的生活伴侣都成了他们无法建功立业的绊脚石。沃罗腾采夫的妻子阿利娜是一个多愁善感、任性的女钢琴家，她想束缚住丈夫的手脚，一心要过一种庸俗的放纵的生活。奥利达同样不无艺术细胞，她能够在俄罗斯象征派的创作中发现某种崇高事物的存在，如在弗鲁贝尔的画作《潘》中。对艺术丝毫也不了解的上校盯着她家里挂的赝品画作：“还有在天边一轮青铜色残月下，在半明半暗里裸露双肩的保护神潘，他并不那样老。现在沃罗腾采夫终于理解了他的蹲跳动作和夜晚的目光。”正是奥利达帮助他与潘、与大地之间建立了神秘的联系，而后者正是阿利娜极其想要破坏的。合法妻子捆住了主人公的手脚，而瓦尔基里女神则为他们解开枷锁，给他们自由。
“星占家”瓦尔索诺菲耶夫做的梦各种各样。在前妻身边醒来后，他看到“她的两颊有两三处血渍……于是，他明白了他面颊湿漉漉的也是血。他们并没有接吻，而是相互啃咬，可并不是有明确目的的，开始谁也没有注意”。这一啃咬的场面随着一个陌生人的到来而终止了，他强迫列奥卡季娅在一份令人蒙羞的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另外一个梦中：“他梦见他俩乘坐一架四轮马车，但在向后退行，也不知是否有车夫和马匹。”这是一名东正教神职人员眼中的地狱场景，他认为，有罪的人在那里都是被成对地绑在一起的，而且也不能互相看对方。“瓦尔索诺菲耶夫习惯地认为，这类梦魇并不是彼此间毫不相干的，而是生者与死者间真实灵魂的碰撞，只是此间常用的信息密码我们很难理解或根本无法理解，只是我们不肯花费时间去猜测。”有一次他梦到“一个脸上闪着奇特光亮的男孩”，他穿过厚厚的人群，像是在交易所里，手上举着一个东西，正准备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瓦尔索诺菲耶夫恍然大悟，这男孩就是耶稣基督，他手上拿的是炸弹！他要炸毁整个世界！他手中的炸弹马上就要爆炸啦！”
2月26日，当古奇科夫盘算着眼下正在策划的密谋时（而且是无法实现），他感到他的婚姻成了一切事物的绊脚石：“……透过一面墙他感觉到了玛莎就在那边，甚至她要到这边来——他不希望她到这边来。隔着一堵墙她都能影响他的思绪，使他困惑。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到哪儿去——这婚姻都压得他难受。”古奇科夫看了看斯托雷平的半身塑像，后者悲剧的一生使他萌生嫉意，他突然感到一阵良心的不安：如果没有这个缠在脖子上的羁绊，他旁边要是没有这个卑微的人，要是没有这些刻薄的相互指责，他会去袭击皇后吗？换言之，沙皇夫妇之间的和谐与融洽唤起了他心中的嫉意和深深的憎恨：“……他知道了，一个女人如何把最强有力的那人弄得精疲力竭，如何让他心情烦躁，如何令他苦不堪言。”只有挣脱了家庭的羁绊，精力充沛的人（索尔仁尼琴就是在众多的历史事件叙述中也不会错过对他们的描写，让他们说出大段大段的独白或者是用眼神交锋）才能排除日常琐事的陷阱，成长为一名想要创建功勋就要忍受孤独的战士：“只有经历了百孔千疮的婚姻之后才会懂得：单独一个人，是多么大的幸福啊！”一个人单独面对那个需要下决心的时刻。于是，这时的主人公开始另一场斗争，真正的、永恒的斗争，即为拯救俄罗斯而奋斗，或者说是为了重建旧俄罗斯自身蕴涵的意义和精神秩序而斗争。
此外，叙述还加入了一些人物的梦境描写。这些插入到文中的梦境特别自然，不似隐喻，而像是从某个地方投射过来的一部分现实，在这个“简化”的现实画面中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位置。下文就是士兵科济马·格沃兹杰夫做的一个梦：“……科济马的心更凉了：不过他也许不是因为我而哭的吧？为了我一个人怎么也不会流这么多眼泪呀。可他为了谁而哭泣呢？他的心里装进了多少忧伤啊。”这个梦粗糙但不做作，就像农村人家里摆的圣像一样。
如何创造历史？这个问题摆在了具有左派观点的萨沙·列纳尔托维奇面前，摆在了因君主的优柔寡断而成为“孤立无援”的民族主义者沃罗腾采夫面前，摆在了理性的斯维钦面前，后者的名言是：“不要耍脾气，不要挣脱束缚。”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了果戈理的“三套飞奔的马车”，当然，也包括他关于俄罗斯命运的思考。现在，挽具减轻了，马儿飞奔起来……对于索尔仁尼琴的勇士们而言，问题是这样的：是否能下决心采取更冒险、更勇敢的行为？需要紧张起来还是可以放松一下？有时他们这么做，有时又那样做，但总而言之——挽具已陈旧不能用了……
《红轮》诗学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对残酷行为的描写。很多残忍行径是科维尼奥夫记录的，他贪婪地把周围现实的点点滴滴都写到了自己的记事本里（就像索尔仁尼琴一样，他手里永远都拿着记事本）。我们发现，科维尼奥夫在记事本里写的文字与索尔仁尼琴的很像——简短、直接、生硬的记录，在提到自然和人时用错格和速记手法：“老哥萨克脑袋上几根又干又尖的头发”，“俄罗斯腹地的亲切的平稳生活”，“穿蓝鞋子的割草人脊背上汗迹斑驳，看上去像是打了一个个黑补丁”。突然间，偶尔听到的谈话中却流露出了残忍的征兆：“有过一个这样的长官，叫冯·里亚贝，他十分残暴。一次他诗兴大发，作了一首原本就不怎样的诗，一个哥萨克由于反驳了其中的一句，冯·里亚贝就把铅笔戳进了他的鼻孔里。”在动荡不安的《1917年3月》残忍行为随处可见：民众向骑兵大尉克雷洛夫猛扑过去（“人们狠揍那名警官，随手拿起家伙揍他，有的用管院子的人的铁锹，有的用鞋跟，以解心头之恨”），大家伙从掩体里把三个将军拽了出来，想要立刻揍死他们……索尔仁尼琴对上尉冯·费尔根之死如此描写道：“……门外，在路灯下，一群端着刺刀的工人吼叫着，天还黑着，而且也没有时间去分辨来人的面孔。不过看得出，他们的面孔都像野兽似的……大门口灯笼的光线照射到这里，四面都站着黑压压的人群，一个个义愤填膺，咬牙切齿。可费尔根什么都没再说，没再看见：有什么东西把他扎了个透，只感到肺部凉冰冰的，头部遭到了致命的一击。他的魂魄消逝了，对人间的一切全然不知了，可那些人仍然把他那被捅了好几刺刀的身体抬起来示众，围观的人群则哈哈大笑。”而下面是人群喧嚷的彼得堡：“装甲车在摧毁参政院广场上摆放着食品的商店。一名警士被系在两辆汽车上车裂了。”
“立体”叙事是索尔仁尼琴钟爱的手法，很可能也是主要的一种手法。例如，1916年10月里在莫吉廖夫出奇炎热的一天里发生的事情，不仅通过沃罗腾采夫的视角表现出来（当他走过皇帝的宿营地时，一直在深思尼古拉的庸碌无为）；而且还加入了皇帝本人的视角。
索尔仁尼琴不否认，革命同样给俄罗斯带来了瞬间的幸福感。但在他的史诗中，这种暴动带来的幸福感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即刻就会被恐惧吞噬，被仇恨和残酷遮盖。2月27日早晨，工人们举行了革命集会并得知，“十字架”狱[10]被暴动的士兵们攻占。“哎呀，那份兴奋！众人跳啊，蹦啊！舒尔卡诺夫见人就亲，差点没把卡尤罗夫给闷死。”后来，我们还看到了人们在2月28日欢呼的场面，当时遭万人恨的普罗托波波夫用帽子遮住自己的眼睛，抬起衣领，一溜烟地沿着挤满了民众的涅瓦大街跑了。
现在我们以一个情景为例来更细致地分析一下。塔夫利宫里的米留科夫已经急不可耐：他为了政治而牺牲了做学者的未来，似乎就是为在动乱时期管理国家而生的，他梦想“让宪法与革命和解”，却忧愤不已地看到，民众兴致盎然地倾听各种辩论，看到他与左派之间相互不信任的鸿沟越来越大。米留科夫深信，只有他一个人能掌控权力。但是，外面却是群情昂然，民声鼎沸，昨天在铸造厂大街某个“身体壮实的棒小伙”撞掉了他的眼镜……最后，有人向他通报说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代表团想和他谈话。就算这不是左派政党的领袖，而只是“党的笔杆子”——那又有什么，他也同意与这些人谈话……帝制将只会剩下一个外壳：皇子阿列克谢将成为皇帝，而皇弟米哈伊尔摄政。现在事情简单多了：夺取政权，而想做到这一点也不能没有左派政党的支持。在所有的立宪党领导里，只有米留科夫会与他们打交道，只有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坚决说“不”。
在大本营与古尔科将军共同度过一天之后，沃罗腾采夫领悟到，前者将在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生病期间被任命为代总司令，他由衷地高兴，情不自禁地陷入了要对俄罗斯军队进行重组的幻想当中。他发动自己的所有理性，感到精力出奇地旺盛，做好各种紧张的战略估算。是的，战争这种行当同样能带来幸福感，如果把它与俄罗斯的福祉联系起来的话：身心彻底放松，人仿佛像鸟一样在天空翱翔……这种“翱翔感”我们也可以在其他一些场合体会到，如每当要触及某种崇高的事情的时候，但在相当晦暗的整体背景下，这种场合特别少：“……不知从这次游行的哪一步开始——他有一种摆脱了自己身体的轻松感：上校那可怜的体态，慢腾腾地跟在俘虏的后面，这好像不是他——而他本人——悬在空中某个地方，在这个喝醉酒的队伍上方缓缓移动，后来又毫不费力地飘到这出滑稽场面的上方，他的身高一下子比原来的自己高出3米——对这些精神恍惚的人，他既没有感到嫌恶，也没有憎恨：因为他们是——愚蠢的、愚昧无知的演员。”
在这个外表镇定但暗中却惊慌不安的米留科夫之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孟什维克苏哈诺夫[11]，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里，他是以自己真实的姓吉姆梅尔[12]出现的。他那虚小的身体里有着过剩的精力，就智力而言，他要比执行委员会里自己的所有同志都要聪明。他经常处于一种运动状态，甚至吃饭也是走着吃。正是他提议与在塔夫利宫另外一侧办公的杜马进行谈判，而那里正在创造历史。宫殿的圆厅以前是波将金的冬季花园，现在是杜马会议大厅，那里空旷无人，而且，因为只有一盏灯提供照明，整个大厅显得模糊不清，而大厅里激昂的演讲曾震耳欲聋！委员会则在池座里办公，那装饰着列宾画的沙皇肖像。吉姆梅尔的脑子紧张地工作着：不要什么阶级世界，不——只要通过秘密谈判与新的资产阶级政权达成初步和解就可以。绝不能让1848年的巴黎事件重演，“那时候，工人们为自由党人火中取栗，可是，他们后来把工人们枪杀了”（在每个人的脑海里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类似现象）。吉姆梅尔被迫与孟什维克、名著《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的作者斯捷克洛夫[13]两人一起去谈判（索尔仁尼琴继续揭开党的活动家们的笔名，称他为纳哈姆基斯）。因为他们当中只能有一人进入政府，这将使原来的两个老朋友兼对手分道扬镳：“吉姆梅尔……惋惜地看着自己往日的朋友：他肯定是得了神经病，在即将进行的谈判中不会有用处。这太遗憾了。”
也存在那种因为做了一件好活计而感受的幸福。这个活可能是一次军事行动，勇敢、快速，事先做好了筹划，或是工程师、手工匠、农民的一项富有创意的发明……
对同一情况持第三种观点的是北方方面军司令鲁斯基将军。在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那一刻，在普斯科夫，他的那节车厢与沙皇的车厢紧挨着。鲁斯基懊丧地从皇帝的车厢走出来：沙皇仍没有在将权力转给米留科夫政府的诏书上签字。鲁斯基是多么想让沙皇做出让步，他好成为历史的创造者！使将军更加烦心的是侍宠——“他们人浮于事，可又必须围着那个神圣人物转”。所有人都等着他说出最后的结果。鲁斯基仰靠在沙发角上——成了一个可以左右局势的人。他嘲讽地看着他们所有人。“近年来的政治完全是一场昏昏沉沉的梦，完完全全的误会。”宫廷宠臣们抽着贵重的雪茄烟，他点燃自己的烟。“他们不停地吸烟，谈话，可皇上还是不传唤鲁斯基。”终于皇上同意了接见他。“鲁斯基多长时间没见到他了？也就45—50分钟吧。真无法想象，一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会变得如此消瘦，他失去了不久前的那种执拗劲儿，眼神游移不定，眼袋耷拉着，面皮变成了褐色。”深夜里，鲁斯基打算给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打电话，告诉他皇上退位的消息。他重又琢磨起“皇上手指上那枚镶着椭圆形绿宝石的戒指，手上火红色的汗毛和褐色的大块雀斑”。将军感到自己成了俄国的英雄，他想要达成的目标都从皇上那实现了，而尼古拉拘谨地问鲁斯基，可否允许他到皇村去，他的孩子们正在患麻疹……
奥利达给人以自由，而不是束缚，她想使叶戈尔摆脱疑虑，去拯救祖国，想让他成为像民歌中的勇士一样的人。在他们第二次约会与沃罗腾采夫漫步在石岛时，当提到那空旷无垠的马卡里耶夫时，她向他倾诉了自己的梦想：“当露水消失，大地发热的时候，可以光着脚在这个草地上散步”。后来，在莫吉廖夫，当沃罗腾采夫一边读着奥利达的来信，一边驶过这个白俄罗斯小城的大街小巷，“就像是一个充满了热气的空气球”，高兴地让自己迎着风，走在到处是水洼的路上，水里面映着灯光。“这样走着，还是吸不够炎热的湿润的令人喜悦的空气！”这两个沉浸在爱情中的主人公体会到了幸福，这种幸福感是与他们对俄罗斯的希望联系在一起的感受。没有谁能比托尔斯泰更准确地传达自己笔下人物幸福心情的了：在奥特拉德诺打猎的场面，尽管罗斯托夫一家负债累累，但这一刻最为清晰地表达了这种幸福的感受，因为俄罗斯的农民和贵族在这一瞬间同喜同乐，融为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在《红轮》中，这种和谐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农村由于连年征兵而荒芜，暴动频发……所以，如果在索尔仁尼琴笔下不时可以发现幸福栖息的绿洲，那么这并不是普遍的心与心团结一致的结果（哪怕是短暂的团结，就像托尔斯泰长篇小说里表现出来的那样）：索尔仁尼琴把幸福只给了那些个别的人。再也没有那种普遍的一致感受——有的只是那种破碎了的幸福感，这些碎块好像是粘在了小说的织体上，这让人想起了原始派画家（如皮罗斯马尼）：“……从一开始，他的表面和内心就不一样了，说的和做的始终没有紧密的联系。他的心就像炎热日子里的一朵白云，对一切充满了信心。他完全赞成奥里娅所说的”。这种幸福感让人不禁想起了童年时去集市的那种感觉——德姆科沃的小泥人，博戈罗茨科耶的木雕……
由此可见，整部史诗就是各种场面的大杂烩，其中的每一个场面都有一种处在事件中心的感觉。叙事骨架由各个节构成，节又分成了成千上万个小节。如米留科夫在塔夫利宫痛苦、无眠的沉思，这位立宪民主党人确信，他统治俄国的时刻来到了；在宫殿的另一侧则是异常兴奋的吉姆梅尔；手上长有雀斑、恭顺地签署文件的皇上……
在长篇小说的广阔空间也出现过一些抒情时刻，“幸福的停顿”。在这个幸福持续的时刻，车轮也中止了自己的运行。作为描写家庭纠纷、夫妻离异、打嘴仗的悲剧结局的高手，索尔仁尼琴同时还是一个诗意地描写敏感的爱情及它带给人的幸福感的作家。在《1916年10月》中，话题谈的是“与不幸的人相比，幸福的人具有的优越感”；沃罗腾采夫，他是小说中作家的化身，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到了与奥莉加在一起两情相悦时的充实感：他似乎在梦境中醒来，有一种儿时的甜蜜感，感到他的整个身体慢慢地发生了变化。甜蜜感一直甜到心底里——这种感受，他早已经忘却——这是因为爱情、和谐以及内心的轻松而引起的甜蜜感。在《癌病房》中，索尔仁尼琴为我们描述了那个被驱逐到哈萨克斯坦的维加医生的精细肖像，而另外一个人，护士卓娅的外貌描写则简洁且又几乎是粗线条的，但却符合犯人奥列格·科斯托戈洛托夫那被压抑许久的对性的渴望。在《红轮》中，性的题材更为普遍，尽管作者对性着墨不是太多，它却毫无廉耻地出现在小说里。突然被幸福感攫住的沃罗腾采夫想起了自己的同路人科维尼奥夫对他说的心里话：他说，女人通常都想要把自己的生活伴侣绑缚住，但也有一些女人，她们不会束缚自己的男人，于是，面对这种女人的爱，男人们就会感到奇怪、喜悦和恐惧。在索尔仁尼琴的笔下，性爱场面是突发的，充满激情且非同寻常：“每一个动作都有新颖的东西，且连续不断地交替。而且——还有时间让这个粗鲁的人用不听话的双手彻底地品味这些温柔的遮蔽物。她本身也立刻毫无理智地……用力地奔向高潮，就像一个不要命的独特抓起最后一张牌！——你的周身激情似火。”
历史的画布混沌一片，但是谁的手上有灵丹妙药能把它理顺呢？每个人都在想，这个人就是他。《红轮》中的故事情节就像是一股强风暴，它把所有人都卷入进来，谁也别想跑。他们在桌子旁打盹，思索着1789年或者1848年的事件，被折磨得精疲力竭——但对于所有人而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可以掌控、背叛、密谋或者消灭一切。每一个人都沉迷于自己的蓝图中。米留科夫认为，自由的世纪来到了，但必须要获得左翼政党的支持。吉姆梅尔认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它应该在无产者的控制下进行。鲁斯基坚信，他是第一个传达俄罗斯将获得新生的人。但与此同时，大街上的民众却我行我素，肆意发泄着自己的仇恨和暴行，一下子就推翻了所有的设计。胆怯、闭塞的沙皇有时也吃惊于自己的洞察力：消极地听着要求他退位的各种论据，他忧郁地想：“他们每个人都有个性，但都控制着自己”，然后就去祈祷了。如果论祈祷的功夫，他可是超过自己的一切对手——他知道的祷词不计其数、各种各样……
车轮滚动着整部小说：第一“节”中，在乌兹达乌曾有一个特写专门描写它，后来，在一个不起眼的彼得格勒小酒店《丘巴》它又一次出现了，已经不叫人感到可怕，而成了引人发笑的对象：两名上校一想到非得“战到最后一滴血为止，而且是俄罗斯的血”就忧心忡忡，当他们看到点燃的轮子——这是专为顾客表演的精彩节目——沃罗腾采夫就想起：“……曾经在哪儿见过类似的场面……？对了！在乌兹达乌，磨坊曾烧着过……”
而在他们的身旁，却努力奔走着另外一个俄罗斯，即工程师的俄罗斯，奥鲍多夫斯基和布勃利科夫的俄罗斯，后者成了交通部长。“改造我们知识界的思想不是靠语言，而要在实际行动上让他们看到工业化主义的思想体系。工业创造的宏伟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的惊人的发展道路摆在俄罗斯面前，只有以此才能避免注定失败的社会主义（极其有害地接近于人民关于正义的理想）道路”——他心里想道。而奥鲍多夫斯基则宣称说：“要是给我们十年时间静静地发展自己就好了，到那时，没有人会认出我们的工业，没有人认出我们的农村。”他们是务实的工作者，是作者钟爱的人，但就连他们也被卷入到了这场自发的狂风暴雨般的社会动荡中了。他们还有索尔仁尼琴本人都清楚，时间不等人，应该做些具体的事情，尽快结束这场无休无止的舌战的折磨以及街头暴乱。俄罗斯需要一切，但饶舌的人除外——他们实在是太多了。
哥萨克作家科维尼奥夫深深地迷恋着革命前家乡的景色，而革命很有可能会毁掉这块瑰宝。当他回到故乡小镇时：“夏天的花园里，你可以趴在那儿或是坐在凳子上——周围静悄悄的，洋溢着轻盈的气息，弥漫着芳香的味道，斑鸠在柳树上犹豫地咕咕叫，空中勉强飘来几朵卷云，于是，一股忧伤突然袭上心头：再见了，可爱的小花园！”
每个“节”的叙述节奏都有所变化。《1914年8月》的开篇是一幅雄伟的高加索山脉画面，出现在主人公眼前的似乎是一个天上的景象。于是，这一远方地平线上山连山的景色为全篇小说奠定了基调：俄罗斯还能够主宰一切，但已经是摇摇欲坠了。翻开《1916年10月》，我们看到的是戈卢博夫斯基森林——在这个阵线双方已经僵持快一年了。尽管经常会有大炮轰鸣，鸟类没有从森林飞走，相反，它们不停地歌唱、鸣叫，以此来表明自己对故土的那份深深依恋之情。俄罗斯，就像这些歌鸫一样，死死地抓住生活不放。“百鸟齐鸣，动人心弦，萨尼亚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呼吸着新鲜空气，聆听着悦耳的鸟鸣声。”
还可能想起位于奥卡河陡峭河岸上的穆拉托沃村，那个叶戈尔和维拉的乳母常常给他们讲的故乡。尽管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但头脑中却留下了非常清晰的画面：“他们回想起奶娘是怎样纺出最好的亚麻纱：她把亚麻摊放在晾麻场上，然后梳理，接着便纺起来。”那里的“浸水草地上积成了一些不大的水漫湖，湖里的鱼个儿大，就想落进了圈套一样”。这难道不是那个逝去的俄罗斯吗？……
在《1917年3月》中，我们再也找不到能把文本串联起来的大段隐喻。占据叙事空间的是各个社会群体：聚集在战壕里的士兵，为了名利而四处奔走的政治家，善使手腕的骚乱的领袖们，但最主要的还是大街上的骚乱——喧嚷激动的民众和平定暴乱的军队；尽情欢呼的群众和笼罩在恐怖中的个体。长篇小说最终被分成了许多细小的片段，我们只能借助于“每个片段”的题头来观察彼得堡，在这些片段中，时间已经不是按照天来计数，而是小时，甚至是分钟。嘈杂声、“乌拉”声和“打倒”声、狂怒的吼叫声、无语的恐惧感——这一切使读者应接不暇。民众有的在殴打、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嚎叫、有的在痛揍、有的在撬门压锁……这些不可计数的零碎细节反映了街头事件的快速变化，这些行为在当时开动的俄罗斯火车车厢里也可看到（许多见证这场浩劫的人都记住了这些火车，如茨维塔耶娃），它们也可以成为政治事件的导火索。那些回顾式的描述（它可以让我们“透彻了解”人物形象）越来越稀少，不断映入眼帘的是剪报、一段段的街头场面、思想的碎片……
《红轮》中还有一个诗意的源泉（它潜藏在每一位作者喜爱的人物的内心深处）是俄罗斯大地，乡村。如维亚杰姆斯基公爵以前的领地罗塔廖沃村，那里的人们过的是古已有之的宗法制生活方式，公爵还记得，他在父亲生日那天向农民的孩子们扔撒钱币的景象（这是在农奴制改革之后不久发生的）；还有卡缅卡，阿尔谢尼亚·勃拉戈达廖夫的家乡，尽管发生着战争，但大家仍在庆祝喀山圣母像瞻礼日：“……本地的良种马还是那样迅捷、体形匀称，挽具被擦拭得锃亮，用起来丁当作响。男人们身上穿着平时不舍得穿的呢子套装，靴子嘎吱嘎吱响。女人们去教堂更是打扮得光鲜亮丽，身上穿着卡斯脱厚呢大衣。母亲披着土耳其头巾，卡乔娜足蹬一双高筒系带儿的棉皮鞋。”伴着钟楼的钟声，穿着各式衣服的老百姓蜂拥走进教堂：上帝的庙宇向所有人开放，而且这里的礼拜仪式同样非常隆重，丝毫不逊色于克里姆林宫教堂。节庆的豪饮将在整个卡缅卡持续三天。在俄罗斯，像卡缅卡这样的小村子成千上万：如沃罗腾采夫的故乡扎斯特鲁日耶，安多杰尔斯基的故乡温扎河上的马卡里耶夫，从这块科斯特罗马土地走出了罗曼诺夫王朝，还包括那块俄罗斯中部与北部交汇的地方：“在那些裸露的，冰冷的（但还不似北方那样冷）山坡上星星点点地分布着几个村庄，小教堂和磨坊似乎吹来了一种忧伤之感，房屋建得却像北部地区的房子一样牢固，以便能驱寒避雨。”在《红轮》最后一章，留在沃罗腾采夫记忆深处如鲠在喉的恰是那块孕育了自己祖先的土地：“‘可爱而又忧伤的不被上帝眷顾的科斯特罗马的故乡。为什么我如此长久地离开了你？’……‘那种心头隐隐作痛的忧伤，那种不知什么原因一想起扎斯特鲁日耶他就心头像被刺了一样的感觉——是因为那贫瘠的田野，还是崎岖的道路——刚刚还在这儿，突然就跑到了另一边，后来就完全成了另外一条路了？还是因为那远方的风力磨坊？于是，那种忧伤又控制了他，紧紧地抓住他的心。”
总而言之，小说的叙事由历史事实和单纯的小说手段（如抒情插叙、简报、政治家们的直接或间接肖像、祈祷、骂人、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无序思想）编织而成。作家用后一种手法（在《1917年4月》中）刻画了托洛茨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托洛茨基正坐着火车，与那些从德国回来的医生战俘待在一起。这些爱国分子无条件地赞成把战争打下去，正与那些从德国回到俄罗斯的政治侨民进行接洽。“这些人的领袖是托洛茨基，年近40岁，动作灵活敏捷，高高的额头，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戴着夹鼻眼镜，和家人一起回国……这名尊贵的客人深深地触伤了医生战俘们。这些年里，‘革命侨民’让战俘们了解自己，但不是靠干面包，也不是药品，而是某种用特别地道的战斗语言写成的传单，而且其中很多内容都是赞成乌克兰独立和泛伊斯兰主义。”托洛茨基对一脸愕然的医生们宣称道，俄国军队的历史就是一连串的败仗史，必须尽快结束这场资产阶级挑起的战争。他用自己敏锐的时断时续的评述彻底征服了听众。后者认为只有俄罗斯的农民才能拯救俄国，但托洛茨基不为所动：“农夫们的智慧不成规模，没有合力。他们看到的只是皮毛。农民们会把革命民粹派的党旗撕个粉碎用来当包脚步”。在彼得堡的火车站，没有人来迎接这些过去的囚犯，但却有几百人在迎接托洛茨基。作者一直在使用这个自己喜欢的手法：即借助于常常的对白以及简洁但内涵丰富的事件场景来塑造人物形象。
彼得堡给人的感受更为强烈，那里的“人们在坟墓上舞蹈”，这里的工厂发出长长的汽笛声，似乎是为了唤醒阴暗都城里的居民，这是一个为少数幸福的人建造的城市，马车夫把乘客纷纷运往各种娱乐场所，工人们的地位卑微可怜，他们以后会有时间为自己复仇。沃罗腾采夫不是唯一一个不喜欢彼得堡的人：乡巴佬儿施利亚普尼科夫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一边在街头漫步，一边嘀咕说：“是否喜欢彼得堡是个口味问题，可是如果被人拉着在全市的石头与石头之间走来走去，有时甚至马路会自己进入你的视线，真想大喊一声：哎呀，我的妈呀，我为什么要离开绿意盎然的穆罗姆小城呢，为什么一心想要看一看这个繁华的都城呢？”索尔仁尼琴史诗里有无数的场景描写其笔下的人物怎样步行穿越这个蘑菇状的城市：瓦西里耶夫岛连同岛上的彼得堡大学，安多泽尔斯卡娅和苏哈诺夫—基麦尔居住的石岛，过着自己生活的奥赫塔的工人街区，那里的夜里经常发生一些小冲突，在那里革命获得了另外一种样式：“奥赫塔本身是一个孤立的城市，不是一个首都城市。奥赫塔人聚集在他们那偏僻的街道上，有的地方一大群一大群的，有的地方一小群一小群的，他们争论着，有人在演讲……不是所有人到傍晚前都散去了。人们还长时间地喧嚣，在街上游荡。各个地方都点起了篝火，有的地方是从公家的篱笆上拆下板子点着的。在河岸街伊丽莎白村社医院的附近，有十二个骑马列队的哥萨克士兵，他们不时望望那边的一堆篝火。”
记录每一天连同每一时刻的事情，这种方式在《红轮》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切都被无一遗漏地记述下来——但对于每个个体而言，时间上的分配是不同的。例如，在《1917年4月》中，街头动乱、铁路沿线及前线的骚动、农村的暴动都发生在3月26日复活节这一天，这成了一个看不到的标记。在《1917年3月》中，小说发生在大斋时期，所以奶娘指责叶戈尔不遵守斋戒的规定：“‘今儿个是礼拜六，咱们去西蒙奥诺夫教堂去晚祷。你去忏悔一下。明天在出门前还能赶上日祷，还可以领圣餐……’听到有人按门铃，她打开了小窗口。太棒了”。这个大斋期的周六，教堂里挤满了人，人们在喀山教堂和伊萨季耶夫教堂的台阶上做晨祷。一周后，维拉和奶娘一起去教堂去取十字架：对维拉而言，对很多其他人而言，复活节的欢乐是与革命的喜悦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因为有军官被杀死而感到心情沉重、隐隐不安。大斋期周五还很冷，而复活节当晚的气温就回升了，街上的雪都化了。在复活节那一周的星期二，天气就像夏天一样热得不行。大家都发现了这几天天气的巨大反差。以前复活节期间，只有持特殊证件者才允许进入教堂，但现在人们可以随便出入了。其他地方（如乡下、基辅等）同样也举行了复活节的仪式。在这个转瞬间诞生的国家里，新旧两种历法似乎还在互相影响着（新历法不久就将施行）。
当然，还有两个都城——每个都城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隐秘的美。像托尔斯泰一样，与新京相比，作者更喜欢旧都莫斯科，过了很久，在克里姆林宫城砖之间长出了一棵小草，喜欢那里的人们，他们像钉子一样挂在有轨电车的脚踏板上，还有大声呼叫的广告，以及罗戈扎旧礼仪派信徒的墓地和莫斯科右岸不计其数的钟楼：“第一个敲响钟声的是基督大教堂，紧接着，几乎莫斯科所有的教堂一起敲响了钟，那些声音各有特色，无可复制！”莫斯科就像人在大病期间突然体会到的一种轻松的感觉：只要你一看见她，你的心里就会油然生发出一种永恒的感觉。以下就是对上校离开卡利萨后的描写（又是一场私通！）：“……尽管严冬的雾气没有丝毫减弱，但天已经泛白，他本人也在附近——克里姆林宫红色城墙的轮廓清晰可辨，老远就能看见克里姆林宫里教堂的金色圆顶和伊万钟楼里的蜡烛。”神圣教堂的美驱散了他心里的阴霾，上校感到轻松、自由：“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莫斯科是这样，世界也是这样，不能就这样意志消沉。”
《1917年4月》里的一个场景出人意料地表明（几乎以一种可笑的方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时间观，遵守自己的日程安排。一心想着各种革命义务的吉姆梅尔经常在外地留宿。“于是，在这种紧张的斗争中，他忙得不分昼夜，整个三月份就这样过去了，苏维埃会议将于三月末四月初召开，他囫囵吞枣地吃上一口，晚上经常住在自己的革命战友尼基茨基家里，午夜时分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回到自己位于卡尔波夫卡大街上的寓所。于是，晚上的某个时候，汽车把精疲力竭的奇赫伊泽、丹和吉姆梅尔送回各自的寓所——他们三人突然一下子看到了一个场面，三个人都吓了一大跳：深夜里，许多人走在大街上，所有人手里都拿着点燃的蜡烛，而且大家都在大声歌唱！这又是什么游行呢？——执行委员会既没有指定这场游行，也不知情，他们想要什么？？司机解释说：这是因为明天是复活节。啊，原来是复活节啊……嗨，一下子就放松了”。
把《红轮》中事件发生的地点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只点出那些作者用力最多的那些地方。比如基辅，斯托雷平在这里身负重伤，这里住着沙皇颇为倚重的皇太后：在这个被“一团沉静的雾气”笼罩着的城市里，他感到有“某种无法摆脱又不可或缺的神圣感”；还有顿河畔罗斯托夫，作家本人和他的母亲从1924年到1941年一直住在这个城市，这里到处都是低矮的金合欢和长椅，河水上面铺着小桥，雅里克·哈里托诺夫回到这儿短期休假：“……他青年时代的一个贪婪的秘密，就像晒了一天的太阳都未能驱散的雾霭一样，停滞、沉积在这座小城的石子路上、壁坑里、畅通无阻的大门旁、林荫道以及花园路与普希金路之间的陷坑中（甚至每一个颇具特色的胡同里）”；还有那个塔妮娅·别洛布拉金娜再次回到的新切尔卡斯克，“哥萨克的首要城市，举世无双，开阔宽敞，到处是布满鹅卵石的陡峭山冈，用石板铺成的人行道，嵌着一层贝壳的温馨的林荫大道；到处是隐藏在栅栏深处的小庭院，院里面坐落着千百座各式各样木结构和石结构的小小的独户住宅。微风吹拂的教堂广场，广场上耸立着叶尔马克塑像，他满脸胡须，伸出的手掌上托着一个弦歌祖国的金球。”
整部史诗暗中流露出与肖洛霍夫论辩的想法。《静静的顿河》的最终稿里有不少血腥的场面，焦点就是1917年8月科尔尼洛夫策动的兵变。在索尔仁尼琴笔下，哥萨克同其他人一样，都是狂暴革命的牺牲品。他关注的是这样一个怪现象，即素以热爱自由闻名的哥萨克从1905年起却变成了扼杀自由的刽子手和沙皇制度的鹰犬。
这种诗意是随着长篇小说本身的特点慢慢地体现出来的，如时断时续的节奏、简洁的语句、厚重的叙事等——它们就像作者在其叙述过程中遇到严寒天气后呼出的气息那样明显。这是一首强有力的关于地点和时间的诗，这是献给那些索尔仁尼琴尽心研究过的地方的诗，他凭着手中的手册和地图步行或是骑自行车来到那些地方。有些地方他是通过熟人才打探明白的，比如，受他的委托，翻译热涅维约夫和何塞·乔安涅去了马林斯基宫，那里曾经发生过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
索尔仁尼琴也抨击了文学界和演艺界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的表现。甚至包括持有明显反布尔什维克观点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1917年他们特别推崇克伦斯基，称他是“文明的”俄罗斯的罗伯斯庇尔，在自己的作品里作者对他们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亚历山大剧院上映由梅耶荷德导演的《假面舞会》也遭到了无情的讥讽（梅耶荷德是帝国剧院总监沃尔康斯基大公的宠儿）。顺便说一下，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对爱森斯坦也进行了类似的讥讽。《假面舞会》首映的那一天，恰好爆发了革命，它似乎准确地预测出了这场规模无比宏大的由全体俄罗斯人参与的表演：“这真是个大胆、荒诞的奇想，剧中有金光灿灿的前台，镀金的圆柱，正门上面的垂花雕塑，绣着银丝的豪华帷幕（用一块花边式的帷幕做成，上面有兰加尔特公司的广告），许多镜子的回光，富丽堂皇的殿堂，以及数不尽的盆花和屏风。无数件戏装犹如彩色漩涡，款式丰富多样，尽是绸缎和天鹅绒，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远远超过人的感官能够接受的程度。但所有这些漂亮装饰都是徒劳无益的，里面找不到一点儿莱蒙托夫原作的影子和精髓。干嘛加上这么多累赘”。索尔仁尼琴认为，从莫斯科请来的戈洛文布置的豪华道具不仅曲解了剧情，而且破坏了一切——这些道具，除了空洞之外，一无是处。
正如我们所见，索尔仁尼琴出色地描绘了战争生活，其总篇幅占了前两“节”的绝大部分，并且战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艺术的刻画，它甚至可以与那些优秀的战争小说相媲美，如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儒勒·罗曼的《凡尔登战役的前夕》，多布里察·乔西奇的《死亡的时代》。个别片段写得非常精彩，如斯克罗鲍托沃村的白刃战，在那场战役中，萨尼亚的朋友科加无论如何不能从已被刺死的德国人身上拔出刺刀。但最主要的是这场战争让人精疲力竭，把人变成了对一切都麻木了的“盐柱”：“这场战争超越了极限，超越了那个先前人们所能理解的战争的极限。这成了使全民族人民都要遭受的劫难——它不是由于天灾，而是源于我们这些发动战争的人。”——上校这么想着，潜意识里还在思忖道，老百姓不会像谅解农奴制一样谅解这场战争。在索尔仁尼琴笔下，这种“瞬间猛然觉醒”的感受具有一种特别的诗意，它出现在精神最为紧张的时刻，抵消了那些读起来令人感到吃力的富含哲理的大段评论（它们是连接“故事节”的纽带）。
但，《1917年3月》里的第655章以及《1917年4月》里的第186章要把我们带到何处呢？可能，也是虚空吧？《红轮》是否有一个主导一切的核心的主旨？“立体”手法让读者可以看到一切详情，在《红轮》的字里行间几乎可以读到所有相互对立的观点。作者竭力表现这些观点，初看上去我们找不到作者自己的思想。如果说有的话，那么他的想法也是破碎的，反映在人物形象那些相互对立的观点上。难道我们在这里看不到完全的对话精神吗？那种《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波别多诺斯采夫所担心的对话精神，读到这些章节，让我们不得不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叙述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节选的文件（它们是对大街上发生事情的补充说明），特别是一些报纸上的专栏文章。结果，情节成了现实生活各个片段的一个自然的拼凑，人物刻画也转向了心理独白，而对事件的记述变成了对文件的取舍；并且，作者在描述这一切时用了大量的谚语，它们仿佛是古希腊罗马悲剧中的齐声合唱。老百姓的送灵歌和渺茫的谜一样的现实更加突显了那个一直在滚动着的车轮的神秘性：谁最终会被轧得粉身碎骨呢？……有时作家会插入一些民间字谜，如“沼泽之地，打不出粮食，吃的食物却比我们的面包还要白”。答案是：“彼得堡”。
《第一圈》就是这种真正对话精神的体现：“新的十二月党人”在“沙拉什卡”里重建了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录。但是，作家从那时起不断变化，所以已经不能按照巴赫金的思想来阅读《红轮》：这里没有狂欢化的语境，尽管个别章节让人想起了历史题材民间喜剧。整部历史巨著都是作者对中心论题进行探索的尝试。这应该是对问题的答复，但问题已不是19世纪革命者提出的那个“谁之罪？”的永恒问题，而是“这一切源于何时？”，何时起俄罗斯走上了崎岖的山路并开始在这条坑洼不平的路上东倒西歪？这个问题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存在过“真正的”俄罗斯，那个始终脚踏实地、善于采取公正而正确决定的俄罗斯。而现在，它在我们的眼前四分五裂。为什么会这样，它从何时起发生的？古奇科夫想沃罗腾采夫时，他暗想：“为什么，为什么俄罗斯没有这样的人呢？”古奇科夫自己想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但却没有成功。在长篇小说里（像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个时候一样），对那些形形色色的觊觎领袖地位的人不断进行考验。一些人简直就是傀儡（如克伦斯基），另外一些人由于畏缩不前及女性而惨遭失败（如古奇科夫）。只有列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这一点使自己的同志们（如那个温和的卡缅涅夫，对他的刻画非常意外）感到十分惊诧。毫不起眼的列宁，像马拉一样，靠着自己的思维敏捷迷住了所有人，他向大家说道，应该把一切都翻个个儿，哪怕是最为坚不可摧的事情。
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时空体。比如，两个首都的主要街道，到处都是被发动起来的喧嚣的年轻人，他们印制传单，然后把它们发往各个工厂（包括彼得堡的爱立信工厂，在那里劳作的都是“工人贵族”）；各个军队的屯驻地——在前线的部队里举行了士兵代表选举，急盼着后方的事态进展；而那些驻在首都的部队里则发生了士兵暴动，他们打死军官，狂喝暴饮，大吵大闹；人满为患的兵营；大街上到处可以看到逃兵，或者是市民因恐惧而逃离造成了空无一人的现象。
革命的面具完全由谎言编织而成。它无拘无束，蛊惑人心。进入大家耳中的都是一些肆意编造的“歪理”：“所有有良知有理性的事物已经被吓傻了，而嗓门最大、最凶狠和最愚钝的就站到了前台。”（如卡缅卡的村民集会）到处都是对人民的溢美之词，而后者却在用自己的残酷行径玷污着美丽的俄罗斯。“法国的君主制反抗了3年，而我国的却只有3天。”
后方，作为俄罗斯的“另外一个臂膀”，那里的生活特别多姿多彩。这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地主庄园”，比如说托姆恰克一家的园子，家业整洁有序，房子里的天花板高高的（就好像是对住在这里的牲畜首领一生都要忍受低矮房舍的报复），老托姆恰克操着俄语和乌克兰语土话，思路还很清晰（比如，他向其他庄园主建议在2—3年内不做任何赚钱的事情）；这是律师和大学城，那里住着斯梅斯洛夫斯基一家人，其中奥利达·奥列斯托夫娜在高级女子学校教书，这是像奥鲍多夫斯基（他是一个前无政府主义者，1905年他去过伊尔库茨克，曾负责彼得堡的军工业）一样的工程师的世界[9]；这是一些对左翼政党抱有好感的市民阶层，如列纳尔托维奇，他特别崇拜自己被绞死的叔叔安东，这个青年反动分子最后当上了曾经是科舍辛斯卡娅私宅后来是布尔什维克中央所在地的警备长；这是农民的自发暴动行为，如坦波夫地区的农民起义：士兵勃拉戈达廖夫的家乡卡缅卡就在那里，那里还生活着勤劳的普鲁日尼科夫一家人。（坦波夫地区是“俄罗斯的旺代”，它在史诗中占了大量篇幅，因为索尔仁尼琴对安东诺夫起义格外感兴趣。）
整部《红轮》有好几千页，而时间的进展却异常快速：国内的动荡不安，急迫的叙述，还有那些讲述尼古拉二世、列宁、米留科夫、古奇科夫和托洛茨基等冗长的章节，它们往往什么都没有说清楚就戛然而止了。人物形象经常处于运动的过程中，人的命运发生逆转，一切都进展得十分快速，潜在的联盟根本就没有机会坐下来谈一谈合作的事情。只有一个人从这个连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急剧变化的历史事实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他就是列宁。他刚刚参观了苏黎世的方尖碑，而现在却在科舍辛斯卡娅私宅的阳台上进行演讲。但是，这并没有使列宁成为一个正面人物，就如同瞬间把一个宗法制的卡缅卡变成充满仇恨的地方一样，这同样没有使它成为俄罗斯的典范。
在长篇小说的空间里，发生在前线和后方的事件都同等重要。“维堡区发生的事件使沃罗腾采夫深感震惊，不止是因为自己的革命精神……而是因为：他们都是1.7亿人“俄罗斯”中的一员。似乎，在遥远的西南前线有不计其数的俄国军队，无数个师和无数个团，无数的人，无数的故事，无数个痛苦和希望——而在另外一侧，两千俄里之外，在彼得格勒的东北，另外的成千上万个人在胡乱地移动着，他们是工人和预备役士兵，他们有自己的痛苦和希望，无论是经验还是心情，这两支大军都没有共性，使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是——他们都是俄罗斯这块广袤无垠大地上的子民。”（《1916年10月》，第一卷，第二章）
时间的疯狂流逝应该就“病人是否会死去”这个问题给予答复。正像拉丁谚语所说的：我们肯定会死去，但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死亡时间。在《红轮》中，一切似乎正相反：我们不确定会死去，但知道确切的死亡时间。节拍器的滴答声一直会持续到那个命中注定的时刻——但这之后会是死亡吗？整部史诗都建构在这种不确信上。一个人物发问道：如果世界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俄罗斯的灭亡，这会怎样？于是他明白了他面对的不是一个需要包围并消灭的敌人，而是一个混沌不清的威胁，即整个俄罗斯都在向深渊滑去……
索尔仁尼琴使用的文献多如牛毛。有侨民历史学家们的著作，比如前文已经提到过的格奥尔吉·卡特科夫，《红轮》中对他主张的用“城市联盟”来代替国家政权的理论有所提及；还有路易斯·费舍尔写的《列宁》和贝尔特拉姆·沃尔夫著的《发动革命的三巨头》；包括古尔科、麦尔古诺夫、弗里德里希（弗里茨）·普拉廷之子、瓦西里·克里沃舍英、邓尼金将军等人的回忆录，瓦连京诺夫写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列宁》，拉扎列夫刊登在布拉格杂志《俄罗斯意志》上有关鲍格洛夫的文章，还有鲍格洛夫亲弟弟的日记；包括普什卡廖夫与奥利坚堡写的专著，以及梯也尔、丹纳、路易·马德林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此外，还有苏联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文件汇编，如《鲍里斯·萨文科夫案件》（1924），皮昂特科夫斯基主编的《俄罗斯国内战争史：1918—1921》（1925）；不计其数的有关坦波夫起义的文章，如《斗争之路》（1923）；从1920年直到主编沃龙斯基1927年被捕期间代发表的《红色档案》杂志，多如牛毛的有关革命的文件；米留科夫发表的他作为外交大臣时的外交照会；尼古拉二世与斯托雷平之间的通信；刊登了有关暗探局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等很有价值的信息的伦敦《往事》杂志（1904—1913）；1925年列宁格勒出版的高尔察克审讯记录，勃洛克筹备策划的《沙皇政权的末日》一书（他当时是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成员，负责调查沙皇政府的罪行）；图哈切夫斯基关于镇压坦波夫起义的文章；还有许多其他文献[8]。索尔仁尼琴主要使用了俄语文献。他很少借鉴那些概述性的著作，特别是用外语写就的，除非出于辩论的目的，比如，这涉及到理查德·派普斯。他与这位历史学家刊登在《外交》杂志上的一系列政论文章进行了论辩，而不是依据他的关于彼得·斯特鲁威的代表著作（《俄国的旧政权》，1974），这本书在苏黎世刚刚面世之后他就得到了，大概，他将之仅仅视为一本政论著作。
每一个人对这种滑行都给出了自己的称谓。历史学家米留科夫（索尔仁尼琴认同他的观点）认为这是新的混乱，瓦尔索诺菲耶夫则认为到了“卑鄙灵魂”统治国家的时候了，卡维尼奥夫却说这是“普遍的断裂”。（对索尔仁尼琴而言，断裂是一个关键词，这一术语源于黑格尔。青年人在争论“断层”和“跃进”这一绝对精神的相互转换。）奥利达怀着悲愤之情看着“家园”的彻底崩溃（“难道有什么事物会永恒存在吗？……不，……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让人依恋”——恰达耶夫1836年在自己的第一封哲学书简中写道）。直率的科尔尼洛夫认为在一切方面都是社会渣滓在欢庆胜利。
索尔仁尼琴对那一时代的所有政治家都进行了刻画，而且让他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迷信的想法、对敌人和对手的态度等都做了一番表白。他们在杜马会议上打嘴仗，紧挨着坐在塔夫利宫拥挤的大厅里，当时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国家杜马不得已同时在这个魔鬼聚集的宫殿里办公，这里到处都是不速之客，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的喊叫声。为了表现这场震惊俄罗斯并使之分裂的两种意识形态的角逐，作家主要使用了两种手法，即描写议会里的争辩场面（与各种汇报相比，被戏剧性地浓缩了）及塑造“立体”肖像，它们不经意间变成了一段段内心独白。这些内心独白的真实性丝毫也不逊色于莎士比亚笔下的内心独白：富有诗意的发挥迥异于如亨利·詹姆斯的“意识流”手法，但这些主观臆想的独白合起来构成了小说的织体。没有这些独白，小说就失去了意义。有了这些独白，它们就成了历史机制的组成部分，这段历史是人来完成的，但却违背了人们的意愿。
四个“节”让我们看到了俄国患的这场急性病的历史。按照索尔仁尼琴的观点，这段历史的第一个明显的症候就是法国大革命。《红轮》里引用了两个对这场革命给出诊断的历史学家的观点，即梯也尔和泰纳。他们提出的主要问题是：红色恐怖是革命的自然阶段还是种种情况使然，如反对君主制集团的战争，旺代省的暴动，等等。泰纳非常绝对：一切早以预先注定。他揭露了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组织，这些人在1787年破坏了社会的道德基础，为未来的雅各宾派肃清了道路。索尔仁尼琴同意他的观点，但不认为布尔什维克发挥着泰纳赋予雅各宾派的那种作用。与其他“群魔”比较起来，列宁起码具备一个优点，就是他从不撒谎。但是毁灭国家的并不是“小教派”，而是胆小鬼和饶舌鬼。在沃罗腾采夫（还有其他人物）的家庭悲剧与社会的道德腐化之间有明显的共同点；造成两种情况的原因都是缺乏远见。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人物就像被剃去了头发的参孙一样孤立无援，而且无法再恢复原有的力量；他们像盲人一样，撼动不了神庙的基柱。参孙同样出现在了《红轮》中，即萨索诺夫将军，他希望给人们带来福祉，结果带来的只有仇恨。
会识别人——这是索尔仁尼琴要求笔下人物必须具备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在不计其数的游手好闲兼夸夸其谈的人中，作家推出了什利亚普尼科夫，他是一个旧礼仪派教徒——在对这些旧教徒停止迫害后，没有消耗掉的抗争激情使他转向了社会主义。在中间派分子当中，作家着意表现的是具有顽强意志力的古奇科夫。右派人士则是早就输掉自己赌注的希波夫，还包括斯托雷平这样一个极富感染力的形象（他使那些把他一个人留下孤独地与笼罩全国的恐怖势力作斗争的人深受良心的谴责），还有古奇科夫和最终思维清醒的沙皇本人。他是在历经磨砺后才清醒过来的：皇帝一想到他原来想过解除首相的职务这件事就良心有愧，但是鲍格罗夫射出的子弹早在呼啸。甚至，如果笔下的人物并不是“与作家站在同一战壕里”，索尔仁尼琴也为他努力寻找合适的理由。我们觉得，似乎小说家怕历史学者，于是为了“艺术的真实”不得不这样做。
在没有对革命进行彻底审判之前，写它是很难的事情；作为一个当事方，审判革命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历史学者有陷入老古董的危险，而小说家则有在事件发生后当预言家的危险。预言家不喜欢历史，他们预测那个既不知道未来也对过去熟视无睹的当下。索尔仁尼琴竭力塑造一个无知的情景，当需要坚决果断地深信她的话或者相反时，谁也不知道先知正确与否。预言不幸的事情需要非常认真的平衡，而《红轮》中的平衡（尽管主人公体会到了那些幸福的时刻）原来是突刺过于轻松。最主要的平衡是来自阿尔巴特街附近小弗拉西耶夫胡同的星占家。桑尼亚和科加意外地碰到了他，愉快地听着他的那些充满了预见性的话语。是否需要参军？信奉托尔斯泰主义勿以暴力抗恶的桑尼亚烧掉了自己的偶像并报名参军。黑格尔信徒科加不相信个体的作用，但也报名参了军。星占家对他们说改变将会是渐进的，并且会很慢。作为一个“路标派分子”，他否定了黑格尔有关崇拜力量和绝对精神的转换的学说。问题在于，哪一点更有道理：是作为真的真理还是作为公正的真理？如果过分明显地倾向于其中的一点，就会丢掉另外一点。“路标派分子”表现了令人羡慕的灵活性，但还是令人无法理解，除此之外，引起了一片反对声，列宁也加入其中。瓦尔索诺菲耶夫让人想起了《日瓦格医生》中的维杰尼亚平：崇拜时尚的柏格森主义，还宣传时间的价值，即道德的封闭时间和先知的开放时间的价值。但是这一切都是在《1917年3月》和《1917年4月》时间被详细划分之前的事情！而之后的六千页，桑尼亚获得了临时休假证后，和未婚妻在莫斯科散步，突然又和星占家聊了起来……
面对着堆成小山一样的卡片和文件，索尔仁尼琴竭力想摆脱这种麻木状态。在近300个人物当中（包括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作者虚构的人物），作者喜欢的不是“自己人”，而是那些思维明确，不呆滞或者能够摆脱呆滞状态的人，如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涅奇沃罗多夫将军、古尔科将军、马尔科夫将军和库捷波夫上校……而在他们身边的，是长篇小说中出现的无法计数的庸碌之辈（如日林斯基）。沃罗腾采夫和斯维钦这两个曾经的青年资产阶级革命者妄想重组刚刚经历日俄战争的俄罗斯军队，他们严厉地批评大本营的做法，努力想把那些善于打仗的人挑出来：即一些下层军官，如切尔涅加中士，这是一个具备俄罗斯民族素有的灵气、天真又勇敢的人（他的原型很可能是托尔斯泰笔下的图申）；或者是那个沃罗腾采夫从普鲁士的包围圈中救出来的卡奇金（他后来成了萨尼亚的救命恩人）。
索尔仁尼琴确信，早在1917年2月至4月间，局势已无法挽回。赌注已下，一切都充满了谎言，一切都被“小人们”的夸夸其谈所蒙蔽。“这本书不应该写成对过往历史的自我观点的表达，而且还累得气喘吁吁。而应该这样写，使读者切身体会父辈们的所有疑虑和错误，即使他今后会重复犯那些错误，沾染上这些错误，也比受今天‘不正确’的理解的影响好。那样的话，就将看到益处：过于自信的孩子们就不会贸然地对俄罗斯说三道四。”（《〈1917年的革命〉写作日记》）但从哪里开始讲述，又讲到哪里结束？怎样确定故事开端讲到哪里，何时才能得出已被意识到的错误结论？以便从这里开始回顾历史、追溯未来。时间分割得越细致，我们越是按照作者的思路沉迷于小说，那么出路就会越不清晰，小说也会紧紧地局限于“可怕的现实”——这类似于黑格尔的“可怕的无限性”。这样，索尔仁尼琴与那些在他之前在这种远离现实以及俄罗斯深陷的这种虚无中发现诗意的人观点相近。首先这是列米佐夫的丰富联想。列米佐夫的俄罗斯好像燃烧在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活火上。他的叙事诗《被掀动的罗斯》，全诗由一些词句片段和火焰的语言组成，我认为，这首诗对索尔仁尼琴施加了影响。但是，与《红轮》不同，列米佐夫的长诗里的火代表着审判：
如果皇帝本人是个优柔寡断的庸人的话，又如何使航船驶入正确的航线，在哪里才能找到那颗指路明星呢？——上校几乎是在茫然地思索着。如何才能像普希金那样大智大慧，他从原来的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了信徒，他从一个反抗者变成了一个指责革命的人？像历史学者普希金那样，正确地理解普加乔夫暴乱和叶卡捷琳娜女皇文明统治这样的事实？在闷热的莫吉廖夫的夜晚，在离沙皇及其患重病的皇子宿营地近在咫尺的地方，沃罗腾采夫碰到了涅奇沃罗多夫，这位威武的将军、保皇党人兼神秘论者突然间向上校坦白了自己的想法。在阔叶树拱形树荫的遮蔽下，市政大厦的钟楼清晰可见（它是临近波兰的标志性建筑），涅奇沃罗多夫对上校的悲观主义深感恐惧。紧张的疑惑感控制住了这两个有着自由思想的人，他们渴望行动，但却为自己国家里发生的事情感到惊慌失措：如何才能做到——双眼紧盯着俄罗斯而却不感染上优柔寡断，却不变得意志消沉呢？……
一切会呼吸、有生命、生长的事物都会面临审判，用火来审判。火是最后的法官——审判一切并毁灭一切[14]。
“很清楚应该说什么……但说出来却很困难”，沃罗腾采夫在申加廖夫家这样想道，他还没有从罗马尼亚战场上的失利中回过味来，他想讲述总司令部里的胆怯，讲士兵的困惫不堪——即“民众的心死状态”。但怎样讲呢？如何吸引谈话对象的注意力呢……叙述矛盾起来，时而政治性很强，时而有股形而上学的味道：应该讲一讲由于指挥官的无能，军队被消灭的事实，讲一讲“由尸体堆成的掩体”，但是怎么说才能够表达那些鬼门关亲历者们（就像萨尼亚的朋友科加一样）压抑的冷漠感受呢？……“整个俄罗斯人的生活就是一个精神枷锁”——索尔仁尼琴如此评判道。从涅恰耶夫[7]起就是这样，而且《群魔》的作者是第一个指出这一点的人，但是如何把想要表达的思想告诉谈话对象呢，他有其他的想法并且是透过自己与政局的抗争经历来看待所有这一切的？……
与索尔仁尼琴相比，列米佐夫更加大胆地磨压现实，而且同前者一样，也描写了普通民众带来的以及给它造成的各种苦难：“就像削铅笔一样，把人身上的肉切成碎片”。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进一步补充说道：“……这场强风正是我赖以存在的基础”。在《1917年3月》和《1917年4月》中，反复出现一个单词“紊乱”。这类似于列米佐夫作品中的“朝向四面八方”。大家奔向何方？大旋风要把他们抛到何处？抛向四面八方……
这一发现并没有使索尔仁尼琴丧失研究者的理性，也没有缚住历史学家那清醒的手脚。回忆录作家和政论家的表述总是比小说家要极端。例如，在《二月革命沉思》[6]这篇文章中，作者简要、深刻地表达了自己更为全面的思想，它是透过长篇小说那内在万花筒般的叙事渐渐地、费了很大周折得出的成熟的想法。长篇小说写作需要参照方方面面的因素，作家要深入每一位主人公内心深处。多重视角，三位、十位、二十位主人公对同一人物和事件做出的多重评价，这一切使小说叙事具有一种紧张感。
下面我们将索尔仁尼琴的表述与专业历史学者的结论进行一下比较。最新出版的有关俄国革命的最有分量的著述是前文提到的奥兰多·费吉斯写的。在他的这部研究著作中刻画了所谓的“见证者人物”的肖像，他们的命运贯穿了整部书的始终。费吉斯的结论是，乌托邦（即意识形态）扮演的是次要作用，在一连串的革命事件中，暴力引发了暴力。残忍的秉性在军队、日常家庭生活、孩子的教育甚至宗教活动中司空见惯。可以把索尔仁尼琴笔下虚构的人物形象和费吉斯笔下的“见证者人物”分成几个类型：借斯托雷平改革之机走出公社的农民（独户农民），同村人恨他们甚至超过了对过去的地主；还有自由地主（费吉斯以利沃夫大公为例，他比索尔仁尼琴更加同情这些人）。此外，《红轮》里没有费吉斯非常珍视的有文化的农民形象，这些人追随布尔什维克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是因为无法在旧俄国得到发展。那个在一战前线因战功获得五枚勋章的农民乌特金之所以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因为在务农这条道路上他看不到什么希望。在图拉，当乌特金喊着“打倒布尔什维克！”时，起义的工人们不停地吹着口哨，于是他毫不迟疑地命令向他们开枪。独户农民谢苗诺夫，1918年带着自己的家业回到了那个自愿建立集体农庄的村社，他就是1906年农业改革失败的活见证人。如果说，对于英国历史学家费吉斯而言，之所以发生这一连串事件，根源是残酷待人的传统，那么对于俄罗斯小说家索尔仁尼琴而言，则是肆无忌惮的谎言以及理智的丧失。
根据《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的讲述，读者可以体会作家本人在看到那些数不胜数的记录卡片、回忆录、报纸、杂志和私人日记时的亲身感受（索尔仁尼琴强调说，没有比回忆录更加有趣的了，因为它们的作者并不知晓将来的事情），也发现了一个新事实，即一切邪恶均源于1917年2月。“我十分震惊地发现（也怀着极其厌恶之情），在这场似乎是光辉熠熠的革命的最初的这些日子里，在这些最“伟大的”时段里，却被随意涂改，打上了下流、卑鄙、阴险、一致的奴性、对异己者的压制的烙印，这一切每天要用掉多少脏兮兮的报纸铅墨来洗刷掉啊。”（《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4章）
作家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上士基尔皮奇尼科夫为了不向首都民众开枪射击，他“越过界限”独自一人掀起了暴乱，但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行为：“……这群人不知是基尔皮奇尼科夫带的，还是自发来的——分不清楚”。索尔仁尼琴详细地，几乎是在非常微观的层面上分析了人怎样跨过界限，恣意妄为如何弥漫，一切社会原有的固有联系如何土崩瓦解。
《1916年10月》的篇幅得到这些补充后显得特别厚重。从《1917年3月》开始，叙述基调发生了变化，变得时断时续，语句变短了，文本被分成了越来越细小的段落，就是把它们连在一起组成一个风格统一的篇章也很短小，但是情感基调和诗学手段却显得越来越“实在”。有时候，一个自然段就是一句话，就像马雅科夫斯基诗歌语言一样，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种“紧凑”却得到了索尔仁尼琴的喜爱。
历史学者无法做到的，反而启发了长篇小说家。作为历史学者的索尔仁尼琴不断追问这一股股谎言和呓语的本源问题，越来越深入到久远的过去，他认真地盯着笔下的人物形象，在他们的生平经历中不断摸索，有时就会找到那个无助、绝望或者幻觉为主的时刻。他不断求索造成这场“重病”的缘由和先兆。作为作家的索尔仁尼琴却深受以下情况的鼓舞：小说文本的细致切分与人物形象（所有以及个别人物的）的呼吸节奏相符。这是个败笔，但却是一个天才的败笔：作者经常会承认这一点，特别是在那些什么也不会发生的祈祷的时刻，还有在主人公无法宽恕自己的罪过而忏悔的那一刻。比如说桑尼亚，他看到谢维利扬神甫是如此轻易地做到了这一点而感到无比震惊。还有对自己孩子的夭折有深深负罪情结的济娜，向阿罗尼神甫忏悔，艰难地说出自己所犯的罪恶，就好像是用“打井的锚钩”从心灵深处一点一滴地把它们挖出来一样。于是，一条长巾突然落在了她的头顶，传来了神甫的声音：“孩子，她原谅了你的一切罪过。于是，我，不配得到尊重的神甫，就让上帝赐予我神力吧……”但济娜却满头雾水，她无法理解，怎么能够原谅她的一切罪过呢。沃罗腾采夫时而看到了希望的火花，时而感到自己是上帝的弃儿：“而肩头又一次地舒展开来。不，前面有个东西在发光。我们并没有输掉一切。但又要向哪个路口奔驰而去呢？又把自己安放到那块石头下呢？”
在苏黎世写作期间，通过施塔普费尔斯特拉斯大街上的一位可爱的邻居的帮助，索尔仁尼琴定制了大量的10×14公分（用于放置为历史人物做的卡片）和12×17公分（为塑造虚构人物用的卡片）的硬纸壳文件夹。“这些东西——可以作为存留一生的纪念品。我还会有数千张纸页，没有这些东西——我会迷失在资料之中；工程如此浩大的工作成功与否、速度的快慢完全取决于能不能正确地组织这些成百上千的活页纸张。”
理性早就不是世界的主宰，对于俄罗斯来讲，更是如此。饶恕可以通过祈祷实现，但却无法听到。无法宽恕——这才是使广阔的俄罗斯深受伤害的根源所在。放在以前，失败是史诗性的，而现在却是腐烂、虚无……叙述出现了裂缝。于是我们也被卡在了裂缝里。
他着重刻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人，尽管有人会说，皇后并没有扮演什么特别的“历史”角色（虽然她宠爱拉斯普京一事引起流言蜚语，使她成了众人调侃的对象）。这里，他身上的创作才华盖过了历史学家的真实叙事：对索尔仁尼琴来说，有关皇后那部分的详细述说，是依照了施泰尔恩伯格曾经赋予他的公正、“明净”和理智的灵感而创作出来的。像伟大的古希腊剧作家们一样，他追求的是像狄刻[5]女神那样的明净的正义。皇后的确是双重不公正的牺牲品，即无耻的诽谤以及后来的被杀害。很多在照片上见过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的人都说，它“面上一副邪恶女巫似的冷漠表情，就连结婚这样的喜事也不会招呼她参加”。因此，非常有必要为她恢复名誉，这是长篇小说中一个最重要的插叙。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人物的视角来“立体”地观察皇后，特别是在莫吉廖夫大本营传闻说米留科夫已“证实”她叛国的那一刻。第64章里她的独白澄清了她同“我们的朋友”拉斯普京之间的关系。这段话取材于苏联发表的她与尼古拉二世之间的通信，她那真情实感的坦诚令人震惊。就是在沙皇的独白中，我们也可以按照同样的原则来立体感受“我们的这位朋友”。但是，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重要的是恢复皇后的声誉，揭示其神秘本性，她救助伤员的美好愿望，基于这一点她承担了护理员的工作，安慰士兵们并和他们一起祈祷。这个被大家恨之入骨但总体上却目光短浅的女性在家里确立起了与母权制类似的管理方式，她企图以同样的方式参与国家事务，但她却是一个认真细心的母亲，儿子患的无法医治的疾病始终困扰着她。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她是一个牺牲品，她的死早已注定。所以，作家在小说中让她做了一个梦：“好像她的右手被人割了下来，她没有疼痛感，但是感到非常遗憾，要知道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做出的任何努力都非常需要右手。现在该怎样祈祷呢？”
但给人一种感觉，似乎索尔仁尼琴预见到了这个批评意见，且间接地给出了自己的答复，例如，他讲到普希金时作了如下的表述：“……仅仅说普希金的历史感是紧张的还远远不够，这种感觉还出奇地均衡：他可以一方面对他同时代的俄罗斯的内在缺陷表示气愤（如他1836年写给恰达耶夫的信），另一方面也不会忽略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你那左右摇晃的三角桌》）当然，索尔仁尼琴本人也是如此。
1974年在胡佛市，索尔仁尼琴意识到，想要理解革命这一现象必须要将时间刻度往前提，因此他加上了篇幅不少的引言，它大大增加了《1914年8月》的容量。首先添加的是有关1911年刺杀斯托雷平的描写，占了150页的篇幅。在西方，索尔仁尼琴得以与斯托雷平的儿子阿尔卡狄见面，于是与“现实”的接触为他的写作带来了新的创作冲动。按照索尔仁尼琴的想法，斯托雷平的改革措施本应防止俄国发生革命。然后补加上的是有关1905年革命的描写，在这场运动中，帕尔乌斯起了很大的作用。紧接着，又追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共党的创立过程。《日瓦格医生》使用了类似的手法：故事发生在1905年，结束于1945年，索尔仁尼琴同样认为，自己的历史叙事应该写到同一年。
[1]以西结是圣经记载的一位祭祀，他在前6世纪，在被掳到巴比伦期间，看见异象，宣讲22年，正如以西结书所记载。——译者注
在杜撰出列宁与帕尔乌斯会面的魔幻场景后，一股清新与理性也在长篇小说中表现了出来。众多历史事件也渐渐地理出了头绪。这首先体现在时间背景上：索尔仁尼琴是一位作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却遇到了学者们常见的问题，即怎样合理安排材料才能遵循因果和时间的逻辑？故事的源起没有变化，还是战争初期俄国军队在东普鲁士连吃败仗。这可以用以下几点来说明，首先，失利成了其他困境的一个不吉祥的预兆；其次，索尔仁尼琴的父亲曾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就是在东普鲁士；最后，30年后他自己本人也在那里打过仗。这一切看上去像是一个奇妙的预兆。一切事情正是在那儿开始发生，在那里开启了决定其人生的路途（我们不由得想起，索尔仁尼琴的第一首叙事诗就叫作《小路》）。每一位历史学家都不得不精选自己研究的范围，每一位作家则要精选自己灵感迸发的范围。在《红轮》中，历史维度和小说维度互相交织在一起。《红轮》的历史跨度让人想起了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格斯的大型历史著作《俄罗斯革命》，那部书涵盖了1899—1924年的历史事件。
[2]毕希纳（1813—1837），德国作家，政治家。——译者注
在施泰尔恩伯格维德梅尔市长的别墅（它位于苏黎世近郊的山里），作家重新尝试小说的写作。在那里度过的时光对于作家而言特别重要，在流亡随笔中有大量的篇幅都是写它的：乡村风光（母牛、圈肥、叮当的铃声）以及山区景色帮助索尔仁尼琴重新拾起了长篇小说结尾的写作工作。“特别是那高处的景色真是令人心旷神怡。从高处向四处眺望，向下俯瞰时，特别当你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观看，每天每日，每个清晨，总会有种东西会让心灵变得纯净，让思维变得清晰。”（《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1卷第1章）他“吸入了明净和智慧”，还希望找到那个曾经左右世界的理性……
[3]胡尔德莱斯·慈运理（慈运理又译作茨温利，1481—1531），瑞士的基督教新教改革运动改革家之一。——译者注
由此可见，这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场景推动了故事向前发展，正像前文说过的那样，有人指责这一场景有反犹太主义的嫌疑：帕尔乌斯身体壮硕、肚子肥大，这个来自魔鬼世界的客人，就像出自中世纪反犹太主义的论著一样。但我们认为，这样的指责有些仓促：推动情节发展的这一魔幻元素，是索尔仁尼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固有的本性。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一样，无论是引诱者还是被引诱者都体现了这一特性。
[4]帕尔乌斯，原名亚历山大·列沃维奇·格利方德（1869—1924），1903年起成为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1907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流放，后逃亡德国。曾与托洛茨基一起提出过所谓的“永远革命”理论。一战期间在柏林创办过《钟声》杂志，支持战争中德国的立场，与德国司令部合作。——译者注
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索尔仁尼琴解释说，为了保持小说的情节性，有必要描绘列宁与帕尔乌斯[4]会面的场景，他以两人的通信为基础，融进了魔幻，成功地再现了这一场景。这就像幻觉：列宁住的小屋子（房主是一名鞋匠）的床升起了两次，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房间里到处是烟，无论是斯克拉尔茨（帕尔乌斯的使者——作者注），还是旅行箱，都看不见踪影。于是一只拖后的帽子从桌子上掉了下来，紧跟着扔了下来。”（列宁在苏黎世）给人一种感觉，似乎这一场景借鉴了不知是别雷的《彼得堡》，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部作品。这是一幕被鬼神引诱的场景，同《彼得堡》里恐怖分子招募参政员的儿子，想让他杀死自己的父亲这一场景类似。但它同时也让人想起了《群魔》中的一个场景，当时彼得·维尔霍维斯基引诱斯塔夫罗金，就像魔鬼引诱耶稣一样，提议让他领导即将到来的革命，成为伊万王子，暴动者的领袖。帕尔乌斯给列宁带来的却是德国马克，引诱他，变成了一个甚至比自己的谈话对象更偏激的人：他把俄国革命定在了1917年1月9日，向自己的伊万王子宣布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属于您的历史时刻到了！”
[5]狄刻是希腊社会中代表公正、公平判决的权利和法律的正义女神，是公正和正义的化身。——译者注
因被苏联驱逐出境而引起的精神震撼渐渐平息下来，正是在苏黎世，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创作又进入先前的轨道，这要感谢想与列宁“同比肩”的想法带来的奇效，那个醉心于工作的不知疲倦为何物的理论家，他既喜欢又憎恨这个充满了“资本主义气息”的城市。可以感受到，作者在克制自己，总怕自己多嘴。
[6]参见：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над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ей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07. 27 февраля.
《1916年10月》把我们带到了满是烟味的“施丘西霍夫”小餐厅，列宁、瑞士共产党人普拉廷（他本是一名钳工）和其他一些参加每周聚会的人将之称为“克格尔—俱乐部”（早就关闭了）。索尔仁尼琴本人和妻子一起找寻过与之类似的餐厅，旧式的，每根木柱上都挂着灯。他仔细观察了死于1443年的城市奠基人施丘西的塑像，坐在切林格尔普拉茨图书馆里看书，这个图书馆以前是一个教堂，后被慈运理[3]下令关闭；他像笔下的人物一样长久地盯着这位16世纪的革命者和天主教改革家慈运理的雕像看。索尔仁尼琴很喜欢苏黎世：“从第一座桥，第一批房子和有轨电车开始，苏黎世的一切看上去都那么迷人。”他对这个在困难时期收留他的城市怀有感激之情：“是的，谢谢了，亲爱的苏黎世——我们干得可真不错。”即使这样，我们在作家自传里有关苏黎世的那些章节里还是可以感到，索尔仁尼琴与列宁的观点类似，把它看作是一个繁荣的资本主义城市，整洁干净，生活富足，但它永远都不知道抗争。谁又能知道，这些和平的居民不会突然拿起斧头开始砸向巧克力商店、古玩商店或是钟表厂的橱窗呢？
[7]涅恰耶夫（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ьевич Нечаев，1847—1882），俄国革命运动参加者。——译者注
这样一个眼中看到的直接可以进入长篇小说章节的现实，是周围环境对作者急于写作的提醒，对其追求细节且总是细致严谨的研究的提醒，如果他看不到街道、咖啡馆、堑壕、街区，他就下不了笔，他受控于“对现实的奇思妙想”，哪怕他不承认类似的界定，这是一种可视的、可感的、可塑的现实，就像孔狄亚克的雕塑一样。
[8]2007年，索尔仁尼琴给本书作者寄来了一封信，信上列出的是他在写作《红轮》期间使用的207个文献，但是，这个文献清单并不完整。在作者亲手写的参考文献中有900多个引用，但他在佛蒙特州侨居期间，不知从何时起不做登记工作了；在目前正在准备出版的新一版中，在参考文献处，作者特意在补充的著述和文章上面做了记号，这些都是作家以前不曾登记过的，大约有2000个（这是从娜·德米·索尔仁尼琴娜处得来的信息）。
同时，我们注意到，索尔仁尼琴本人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谈到了自己这部书的创作构思的起源问题（我想提醒大家，是“种子”掉落在“两扇磨盘”，即极权国家这个磨盘，然后是对真理熟视无睹且以文学匪徒为代表的西方这个磨盘）。当索尔仁尼琴来到西方的时候，第一“节”即《1914年8月》已经出版，依照最初的构思《红轮》要写20个“节”，从起点写到终点为止。第二“节”《1916年10月》只写了一部分，作家还在思量两节之间的一“节”《1915年8月》，但却自始至终也没有落笔（连草稿都没有打过）。索尔仁尼琴在几次访谈以及《为创作1917年革命长篇小说而写的日记》中多次表达了没有创作《1915年8月》的遗憾之情。“我一直在为我的错误——即错过写《1915年8月》——还债”。这一创作构思最终成熟于位于茹科夫卡的罗斯特罗波维奇的住所里（他们后来不得不为帮助失宠的作家而付出沉痛代价）。来到苏黎世后，索尔仁尼琴又重新准备写作《1916年10月》。“无论我在苏黎世的何处行走，列宁的影子总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从当初列宁从事研究的图书馆开始我的有意识的寻找：切林格尔普拉茨和施泰利中心图书馆（多少世纪来瑞士的生活始终十分稳定，因此这些地方，说实在的，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专门去了列宁到过的地方散步，那里有他曾经开过会的小酒店，如今已被取缔了的“克格尔—俱乐部”，不知到列宁曾经住过的施皮格尔加斯小巷多少趟，还到过湖边的贝尔维。而其他有关苏黎世的印象是一闪念，偶尔获得的——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几个月后，我才想到，这些都能直接写进我的关于列宁的章节中——比如谢肉节狂欢时贴出的非常鲜艳的图画，还有苏黎世伯格山上的毕希纳[2]的墓，还有在那里遇到的一位正在散步的富有的女骑士。”（《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一部，第一章）
[9]这个人的原型是工程师彼得·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后来被布尔什维克枪决。“这是一位兴趣惊人广博的工程师和学者。矿业学院（1900年）毕业生。杰出的矿业专家。从他的著作目录中可以看到他研究过以下各方面的问题并留有著述：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工业品价格的波动，煤炭输出，欧洲港口设备及运营，港口管理的经济问题，德国的安全技术，德英矿业的集中化，矿山经济学，苏联建材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高等学校培养工程师的一般问题，此外就是关于矿业本身的著作，单个区域和单个矿床的描述（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全部著作）。”（《古拉格群岛》，第三卷，第十章）
第二个棱面是“展现”俄国人的世界，再也没有了车轮的意象，落入作者视野的是成百上千个人物，这其中既有作家杜撰的，也有历史人物，在他们身上作者发生了异变，他通过人物的视线和人物的喜好来看世界，他们的观点有仇恨，有惊喜也不失稚气，时而狭隘时而充满爱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又把这一切都推给了读者。因此，《红轮》原本应是一场控诉（这种效果部分得以实现），但是这一史诗却成了无数俄罗斯人的汇聚。讲述者展现了他笔下成百上千个主要人物或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次要人物的“本我”，他们就像温顺的绵羊一样听话，其中也包括那些令人生厌的、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物。他这个历史的诗意记述者，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善良的牧羊人”，自己也参与到了俄罗斯的这场动荡之中，亲身体验了俄罗斯经历的各种伤痛，这种介入实在太过深刻，让人莫名其妙，心生幻觉。可索尔仁尼琴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记载，他经历过真正的幻觉，无疑这是因为大量的阅读耗费了自己的精力所导致的结果（有时一天要花17个小时来读书）。可写着写着，就遇到了神秘的死胡同，揭秘者兼法官同时接受了所有人的立场，他想评判但却做不到，因为他同时见证了诉讼的整个环节，既是检察长，又是法官，还是案件的参与者。这样，这部鸿篇巨制就成了一个“伟大的败笔”（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字）。
[10]1892—1917年对彼得堡监狱（按其建筑物形状）的俗称，1905—1907年革命以后，主要用来关押政治犯。——译者注
在国家刚刚开始转型时，面对各种打击（也不无索尔仁尼琴的“功劳”）那个贫弱的集权国家开始风雨飘摇起来，这个一贯的斗士正待在自己佛蒙特州的处所里，在亲人的陪伴下花费毕生精力的巨著终于画上了句号，与它相比，《古拉格群岛》变成了一个迫不得已下草就的插笔。这个卡文迪什的隐居者注视着那些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种种事件，他透过两个棱面进行了审视。一个是混乱时期，当时觊觎俄国沙皇宝座的时而是僭主者，时而是波兰王子，最后波兰人在自己的俄罗斯同盟者的协助下占领了克里姆林宫。索尔仁尼琴并不是第一个将这两个时期进行对比的人，在他之前，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曾在《苦难的历程》中使用过这一手法。（在自己的短篇小说《杏子酱》里，索尔仁尼琴为他非常熟悉的托尔斯泰刻画了一幅讽刺肖像。）混乱时期作为衬景出现在国内战争时期所写的全部俄罗斯诗作中，在马克西米里安·沃罗申的诗作中尤甚，作家在《红轮》中多次引用这些诗作。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混乱时期是俄罗斯民族灾难的源头，但他认为在俄罗斯历史上类似的混乱时期一共有三个，第二个是导致国内战争的1917年，第三个是在他的《红轮》即将收尾时愈演愈烈的动荡不安的20世纪90年代，这时经济崩盘，欠下巨额的外债，人口数量急剧下降，以斯拉夫民族为核心的帝国解体（索尔仁尼琴特别珍视这一斯拉夫民族之核）。作家对这三个混乱时期进行了对比，他发现，每逢这种时刻，俄罗斯的形象都会暗淡无光，就像褪了色的圣像画上的圣徒面容一样。这让人想起了一种民间口头文学体裁——“哀泣词”，泪花遮住了脸庞，面部表情变得模糊不清。而且，这种哀泣感在史诗的字里行间里越来越明显，车轮成了作品的一个重要意象，它残酷无情，步伐坚定，就像刚刚挣脱了以西结[1]的马车似的（以西结常常出现在俄罗斯北部的圣像画中）。
[11]原名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吉姆梅尔（1882—1940），俄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经济学家、政论家。1903年参加为社会革命党，1917年起为孟什维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作。1931年因参加孟什维克反革命组织而被判刑。——译者注
先知还是小说家？历史学家还是诗人？索尔仁尼琴身上总是体现出两种本性，但是当他从一部巨著转向另外一部巨著过程中，无论是诗人气质，还是预言能力，都发生了变化。在集中营“板块”（其代表作是《古拉格群岛》）的创作中，先知和诗人所占的比重各占一半。这些作品表露出浓浓的预言家的口吻，就篇幅而言，它几乎与故事情节平分秋色。第二大“板块”《红轮》则是不同的建构，作品指向的都是过去的历史。索尔仁尼琴再现了保罗·利科使用过的手法，即历史叙事不是从创建国家的种种传说写起，恰恰相反，而是先描述对种种传说的消解以及使国家瓦解的种种灾难事件。《1917年4月》里的时间顺序就采用了这种倒叙设置。所以，文中的先知就不得不停止说话，因为牌局已经结束，即赌输了的局面已众所周知。在创作这类作品时，索尔仁尼琴意在找到那个使俄国开始滑向灾难深渊的时间点。
[12]吉姆梅尔是俄罗斯的德国人。书中有一个片段，把苏哈诺夫—吉姆梅尔与科尔尼洛夫将军进行了对比：“是的，他的话充满激情，但缺少技术含量；是的，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科尔尼洛夫对政治一窍不通。但，他的双手沾满了鲜血。而苏哈诺夫，会触及到关键问题吗？他不知道保护鲜活文化和国家的感受，他只服务于意识形态和共产国际，而这里，对于他来讲只不过是无思想性。”
——克里安西斯，《宙斯颂》
[13]斯捷克洛夫（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теклов，1873—1941）别名纳哈姆基斯（Нахамкис），俄国革命活动家、政论家。苏共党员（1893年起）。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起先后担任《消息报》、《新世界》杂志、《红色田地》编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者注
请您根除掉我们头脑中的不理智想法，给我们指明通往永恒的智慧之途，您用这种智慧主宰着我们，所以凡事皆公正。
[14]Ремизов А. И. Взвихренная Русь // Ремизов А. 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5. М.，2000. С. 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