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想说明一件事，跟托托老兄在一起，我很有安全感，不只是因为这是他的城市，他对角角落落都了如指掌，还有一个因素是他那宛若庄园主的打扮：头戴一顶宽檐帽，脚蹬一双军靴，身上则披了件宽大的夹克。谁知道怎么回事呢，这副架势总不禁让人肃然起敬，如果是个谨小慎微的基督徒，看到托托估计会暗暗揣测：这家伙腰里一定插着把枪吧！托托称自己是个农夫兼诗人，这事只有我知道——我们无话不谈；但在酒馆的其他顾客眼里，他看起来分明就是个庄园主，一个让这个国家的国民深感惧怕的群体，因为他们通常蛮横霸道，视他人性命如草芥，此刻正堆在大主教办公桌上的那摞一千一百页档案所收录的史实就是证据。刚好这会儿托托正要问起档案的事，我跟他说，埃里克可算是把我害惨了，弄得我现在进退两难，他真是个精明的家伙，我们原本商量的是有五百页史料需要我审阅，我来了之后才发现实际的量是两倍，而他竟也没流露出一丁点要给我双倍报酬的意思，他似乎很自信我已没有足够的理由打退堂鼓了，因为资料中的三百页是屠杀事件列表及受害者名单，而剩下的八百页已经非常规整，这一点我不否认，也是他向我保证过的，因此我只需要做一点最后的校对与润色工作，不过，对原文我也有做出一些必要修改的绝对自主权，只要不扭曲原意就行，鉴于他对我的信任，没必要聊太多细节啦，他当时这么跟我说。确实，我向托托承认，今天上午读到的那五十页撰写得极其细致，甚至可以说无可指摘，虽然语言风格有点偏学术，行文结构像有洁癖似的，这跟负责撰写报告第一部分的人的职业倒也相符，他是个精神科医生，一个叫何塞巴的巴斯克人，我从未见过他本人，据说此刻他已经离开这个国家。他编写档案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他就个别谋杀与集体屠杀事件对幸存者的身体、心理与情感状态造成的后果提出了多项观点；之后，从已搜集到的数百份幸存者口述史料中选取相应的证词来证实他的观点，我今天上午就在读这些证词，有一些让我深陷病态的联想，我对着托托坦言道，同时发现他喝得有点快，或者说我忙着说话的时候他也在喝，自然就比我快了，比如村里那个哑巴的故事，我继续讲，也记不清是发生在高山区哪个偏远的村落了，是我刚好要从办公室出来之前读到的，出来后穿过教堂前面的中央公园之际，我还在咂摸着这个故事。故事讲的是一个倒霉的哑巴被几个不知道他其实是哑巴的士兵审问的事，他被逼着说出加入了游击队的村民的名字，因为说不出而被殴打，而他的同乡们则在其面前眼睁睁地看着。中士每次命手下问一个问题，那个哑巴便因为不吐只字而挨一顿打，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告诉领头的中士，那人是个哑巴，不能说话，即便哑巴被绑到了广场边的树上，中士一边抄起土耳其弯刀开始在哑巴身上一刀刀地割，一边大吼“说话！最好不要惹毛我，你这狗娘养的印第安人”的时候，也没有人站出来，哑巴只是瞪着他那凸起的眼睛，那双因为极度惊恐而几乎要从眼眶里爆出来的眼睛，仍然无法回答中士的问题——他当然没法回答了。中士自然把他的沉默看成对自己的挑衅，拔出大刀要逼对方像球赛解说员那样流畅地说出他想听到的答案，同时也让站在不远处的那群已经被吓傻了的印第安村民明白，他们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挑战权威，真是个愚蠢又凶残的中士，他砍死了哑巴，却自始至终都不知道，那些尖叫不只是因为疼痛，它们也是哑巴唯一的表达方式。“这哑巴怎么那么傻，为什么不通过打手势暗示呢？”托托一边吃着女服务生刚端过来的土豆和香葱一边问，仿佛他不知道哑巴一开始就被士兵们绑住了手腕，动弹不得，仿佛我没有跟他讲过，军官挥手砍下第一刀之后，哑巴那两只该死的手连同绑在上面的绳子就被一齐砍飞了，这时候还怎么打手势！在哑巴之后，大砍刀转向余下的村民，他们一个接一个倒下去，虽然每个人都会说话，也都准备好告发游击队的同伙，但这对他们毫无用处，杀人狂欢已然开始，最后只有两三个人活了下来，在十二年之后讲出了这段故事。我说到这里时，托托已经在点他的第三杯啤酒了，而我的第二杯才刚喝到一半，不过，坦白讲，还是谨慎些好，毕竟这是我第一天上班，总不能喝得酩酊大醉、洋相百出，下午再敲开教堂大木门，回到办公室继续阅读哑巴那样的故事，或是把头埋进档案堆，等着再撞上类似于“我脑子缺了一块”这样的句子。实际上，我告诉托托，我光这一上午就碰到了不止一个这样的句子，它们全部是出自印第安人之口的强烈情感表达，毫无疑问，讲述那些年发生的事，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不得不唤起最痛苦的回忆，然而，这也是在引导他们进入心理疗愈阶段，使他们直面过往，驱走夜夜盘踞在睡梦中的血腥幽灵，常做噩梦这一点是他们在证词里承认的。这一份份证词像一个个装满疼痛的浓缩胶囊，一字一句都如此响亮、有力而深刻，以至于我把其中一部分摘抄到了自己的私人笔记本上，我一边说着，一边从牛仔外套内层口袋里取出我做记者时用的小本子，却发现托托已经开始心不在焉了，随着酒馆里的人越来越多，隔壁桌开始出现一些尚有姿色的女孩。你是诗人，快听听这个多棒，在开始念之前，我这么跟他说，此时马林巴琴师恰好刚结束演奏，于是我抓住这个空当，尽可能情绪饱满地念道：“他们的衣裳在伤心……”我观察托托的反应，他正看着我，仿佛在等我念下去，于是我立马继续念第二句，用上了更确凿的语气：“那些房子，它们在伤心，因为里面早已无人……”紧接着，我又念了第三句：“我们的房子，他们烧了，我们的牲畜，他们吃了，我们的孩子，他们杀了，女人、男人，唉！唉！……谁来重修这些房子？”念完我又观察托托的反应，猜想到现在他一定被这些句子打动了，因为对我来说，这些语句完美地传递出了大屠杀幸存者的绝望，然而，他却无动于衷——我遗憾地发现，相比于诗人，他更是个农夫，因为我听到他只是说了声：“不错……”我猜这只是出于礼貌，因为他立刻摆出一副好为人师的神情看着我，劝我用平常心看待这份工作，说那可是一群一辈子笼罩在恐惧与死亡阴影下的印第安人，读完从他们口中搜集来的一千一百页史料，再坚毅强大的心都会被摧毁，还有可能染上病态的妄想症，所以，为了调整精神状态，他建议我最好时不时分散下注意力，比如，一旦走出办公的地方，就不要再想工作的事了，他略带责备地指着我的随身笔记本，说幸好我不能把档案带出大主教辖区——出于安全的考虑，这是不被允许的，否则，一天二十四小时埋头于这些文件中，对我这种有强迫症倾向的人是极度有害的，会把我的妄想症逼至最严重的地步，最好连这个也不要从教堂里拿出来，他再次指了指我的本子，就把它当成一份普普通通的文案工作吧，说完托托朝我背后努努嘴，示意我看一眼在和一个毛头小伙子聊天的几位年轻女孩，好像这是泡妞的正当时机似的，好像我把摘抄在笔记本上的句子念给他听是为了让他相信我正投身于一项正义事业，这让我有点恼怒。于是我解释说，我只是想给他看看这些被称为同胞的当地原住民，语言表达是多么丰富，仅此而已，考虑到他是诗人，猜想他可能会对那些情感强烈的比喻和充满巧思的句法感兴趣，实际上，这些句子甚至让我联想到塞萨尔·巴列霍这样级别的诗人，说到这里，我决定继续念，这一次语气更加坚定，重新响起的马林巴琴声也不能让我有半分怯懦，我选了一段更长的，好让托托老兄不再有任何怀疑：“我哭了三天，哭着想见他。我坐在地上，嘴里说着，小十字架在下面，他在下面，我们的尘土在下面，快来敬拜吧，快去点一支蜡烛，可当我们点起了蜡烛，却不知该放在何处……”这一句，你说，我这下是清清楚楚地带着怒气质问他，难道不是精彩绝伦的诗句吗？简直是诗歌的瑰宝！紧接着我带着更强烈的情感朗读出下面一句：“因为最悲伤的是，给他下葬的人不是我……”这时我突然发现托托正投来警戒的目光，好像我说漏了什么，而旁边某个秘密情报员正趁我不注意将之记下来，我浑身一哆嗦，下意识地扭头扫了一眼周围的客人，心惊胆战，一些人看起来完全有可能是军队派来的眼线，甚至，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局势，如果这里的多数人都是眼线，我也不会感到奇怪。想到这里，我赶紧把我的小笔记本放回外套口袋，又朝女服务生打了个手势，要了第三杯也是最后一杯啤酒。“但求再无所求。”我的朋友背诵了这么一句诗，龇着牙露出狡黠的笑，随后抹了抹留在胡须上的啤酒沫，补充道：“克维多。”
今天第一天入职，理应庆祝一下，所以我中午约了托托老兄在市里最负盛名的“小门户”酒馆一聚，幸好这个酒馆距办公室不过两百米，距离这么近，对平日里那些深受迟到焦虑困扰的人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我就是这种情况，对那些急需通过喝一杯来平复紧张神经的人来说则更是福音——我也符合这种情况。我不禁觉得大主教宫和“小门户”离得这么近简直是个奇迹，似乎是老天在助我一臂之力，让我好好工作，不至于摇摆不定。我跟托托老兄在酒馆刚选好一张桌子坐下来时就这么跟他说。我们一边等着刚点的大杯扎啤，一边环顾四周看看店里还有什么人。不管我被困在什么样的办公室，只要确定附近——就在触手可及的位置——有个酒馆，心里就觉得稍微踏实平静些，酒端过来，我一边碰杯一边这么跟托托说，托托则借机秀了一把他独有的幽默，“祝你能活着从这个烂摊子抽身”，这个聪明的家伙打着严肃的腔调说道，这副神态竟令我对邻桌的客人警觉起来，一下想到这个昏暗简陋的酒馆里肯定多的是各路恶棍，甚至会有所谓“总统护卫队”的情报员和杀手，杀手们通常都独自喝酒，几乎从不抬头，双眼布满血丝，面容阴险狰狞，通身散发着一股在人群中极易辨识的凶残气息，令人毛骨悚然。“别担心，放松点。”托托老兄在劝我，边说边露出他潘乔·比利亚式的胡须遮掩之下的一排龅牙，随后他问起我第一天入职的感受，问神父们对我怎么样，叫我把一切讲给他听；可就在我准备开讲的时候，从靠近门口的一座阁楼上方突然传来响亮的马林巴琴声，演奏者是两个老头，乐声瞬间盖过酒馆里客人们的谈话声，尤其是座位跟门挨得近的，比如我们这一桌，只有大声喊话，对方才能听见，于是托托提高了嗓门跟我说，这段乐曲是个欢迎仪式，毫无疑问是献给我的，他故意这样打趣我，咧嘴笑着，因为他心里清楚：如果有什么东西是我尤其厌恶的，那就是民乐，特别是用马林巴琴演奏出来的悲悲戚戚、哭哭啼啼的曲子，只有悲悲戚戚、哭哭啼啼的民族才会将这种乐器奉为瑰宝，这句话我过去说过很多遍。“赶紧的吧，老弟，快给我讲讲。”托托又在笑嘻嘻地催我，因为我没有多少选择，而马林巴琴声才响起不久，我只得扯着嗓子说话，让自己的声音盖过那愁戚戚的琴声，实际上这倒也不难，更不用说我们刚刚点了第二杯啤酒，兴致正高，只是我得尽量忘掉马林巴琴和它惹人厌烦的声音才能集中精力讲上午发生的事。这段经历必须从我叩响教堂后面那扇巨大的木头侧门说起，那一瞬间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我当时叩开的是一扇我一直害怕且憎恶的地下墓穴之门，是无法抗拒的命运带领我深入其中，一种即将进入危险禁区的不安立即向我袭来，这就是我一大早等在教堂木门外时的心情，旁边是又脏又臭的人行道，充斥着来来往往的流动摊贩和形迹可疑的路人，对了，眼下这家酒馆里也同样净是些形迹可疑的人，不过马林巴琴师们总算演奏完了第一首曲子，女服务生恰好也在此时端来了第二杯啤酒。我跟着一位教堂司事模样的门卫穿过那扇大木门——趁着琴师们还没开始表演下一首曲子，我赶紧继续跟托托讲——被领进一间阴森可怖的等候室，看起来像个修道院的前厅，门卫去找我的朋友埃里克了，留我一个人在那里等了许久，我独自坐在长椅上，一面想着旁边应该通常会有个方便祷告的跪凳，一面强烈感受到自己正在进入一个被天主教教义统治的世界，一直以来没有什么比天主教更让我厌恶的了，所以那一瞬间我差点想迅速拔腿走人，然而，一种更奇怪的感受立马将我淹没，我恍惚觉得之前好像来过这里，如今只是在重新经历已经发生过的事，而这件事将会彻底改变我的人生。我正这么跟托托讲着，第二首马林巴琴曲便响了起来，那种感觉让人不寒而栗，就好像我马上要开启一段不受意志掌控的、危机重重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