蹊径窈窕安从通？”
人民安知乌子处？
“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
乃在南山岩石间，——唶我！
射工尚复得白鹿脯，——唶我！
“阿母生乌子时，
黄鹄摩天极高飞，
乌死魂魄飞扬上天：
后宫尚复得烹煮之。
一九即发中乌身，
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
出入乌东西。——唶我！
钓钩尚得鲤鱼口。——唶我！
左手持疆疆两丸，
人民生各各有寿命，
工用睢阳强、苏合弹。
死生何须复道前后？”
秦氏家有游邀荡子，
这是中弹身亡的小乌鸦的魂魄和它的母亲的在天之灵的对话。这首诗的特别处是接连用了五个“唶我”。闻一多先生以为“唶我”应该连读，旧读“我”属下，大谬。这样一来，就把一首因为后人断句的错误而变得很奇怪别扭的诗又变得十分明白晓畅，还了它的本来面目，厥功至伟。闻先生以为“喏”是大声，“我”是语尾助词。是语尾助词。我觉得，干脆，这是一个词，是一个状声词，这就是乌鸦的叫声。通篇充满了乌鸦的喊叫，增加诗的凄怆悲凉。
端坐秦氏桂树间。——唶我！
婕蝶行
乌生八九子，
蝶之邀游东园，
乌生
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
野鸡的一家三口：雄野鸡、雌野鸡、小野鸡，一同出来游玩。忽然来了一个王孙公子，捉获了雌野鸡。小野鸡吓坏了，抹头一翅子就往回飞。难为了雄野鸡。它舍不下老的，又搁不下小的。它看见小野鸡飞回去了，就扬声嘱咐：“雉崽呀，往回飞，就这样飞回去，一直飞到野鸡居住的山梁，别管我们老公母俩！雉崽！”知道小野鸡已经高高飞走，雄野鸡又飞来追随着雌野鸡。它还忍不住再回头看看，好了，看见小野鸡跟上另一只野鸡，有了照应了，它放了心了。但这也是最后的一眼了，它惨痛地又叫了一声：“雉崽！——”车又大，马又飞跑，（雌雉）被送往王孙的行在所了。雄雉翱翔着追随着王孙的车子，飞，飞……
接我苜蓿间。
上述词意的猜测，如果不十分牵强，我们就可以对这首剧诗的情节有不同于余先生的设想：
持之我入紫深宫中，
“黄鹄蜚，之以千里王可思”，我怀疑是衍文。
行缠之傅欂栌间。
“翁孺”，余先生以为是老人与小孩，泛指人类。“孺”本训小，但可引伸为小夫人，乃至夫人。占代的“孺子”往往指的是小老婆，清俞正燮《癸巳类稿☒释小补楚语笄内则总角义》辨之甚详。我以为“翁孺”是夫妇，与北朝的《捉搦歌》“愿得两个成翁妪”的“翁妪”是一样的意思。“吾翁孺”即“我们老公母俩”。“无以吾翁孺”，以，依也，意思是你不要靠我们老公母俩了。“吾”字不必假借为“俉”，解为“迎也”。
雀来燕。
“班”，旧说同“斑”。“班如此”就是这样的好看。在如此紧张的生离死别的关头，还要来称赞自己的孩子毛羽斑斓，无此情理。“班”疑当即“乘马班如”、“班师回朝”的“班”，即是回去。贾谊《吊屈原赋》：“股纷纷其离此邮兮”，朱熹《集注》云：“音班，……股，反也”，“班”即“股”。
燕子见衔哺来，
对几个词义的猜测：
摇头鼓翼何轩奴轩。
一、这里一共有几个人物——几个野鸡？我以为一共有三只：雄野鸡、雌野鸡、小野鸡。二、被捉获的是谁？——是雌野鸡，不是小野鸡。
剔除了几个“之”字，这首诗的意思是明白的：一只快快活活的蝴蝶，被哺雏的燕子叼去当作小燕子的一口食了。
问题：
这几首动物题材的乐府诗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余先生的生动的想象的基础上向前再迈一步。
一、它们是一种独特题材的诗，不是通常所说的（散体和诗体的）“动物故事”。“动物故事”，或名寓言，意在教训，是以物为喻，说明某种道理。它是哲学的、道德的。“动物故事”的作者对于其所借喻的动物的态度大都是超然的、旁观的，有时是嘲谑的。这些乐府诗是抒情的，写实的。作者对于所描写的动物寄予很深的同情。他们对于这些弱小的动物感同身受。实际上，这些不幸的动物，就是作者自己。
尤其是，按余先生的设想，“雄来蜚从雌”这一句便没有着落。这是一句很关键性的话。这里明明说的是“雄来飞从雌”，不是“雉来飞从雉子”呀。
二、这些诗大都用动物自己的口吻，用第一人称的语气讲话。《婕蝶行》开头虽有客观的描叙，但是自“接我苜蓿间”之后，仍是蜨蝶眼中所见的情景，仍是第一人称。这些诗的主要部分是动物的独白或对话。它们又都有一个简单然而生动的情节。这是一些小小的戏剧。而且，全是悲剧。这些悲剧都是突然发生的。婕蝶在苜蓿园里遨游，乌鸦在桂树上端坐，原来都是很暇豫安适，自乐其生的，可是突然间横祸飞来，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枯鱼过河泣》、《雉子班》虽未写遇祸前的景况，想象起来，亦当如是。朱矩堂曰“祸机之伏，从未有不于安乐得之”，对于这些诗来说，是贴切的。
“知得雉子高蜚止”。这一句本来不难懂，是说知道雉子高飞远走了。余先生断句为“知得雉子，高蜚止”，说是知道雉子被人所得，老雉高飞而来，不无勉强。
三、为什么汉代会产生这样一些动物题材的民歌？写动物是为了写人。动物的悲剧是人民的悲剧的曲折的反映。对这些猝然发生的惨祸的陈述，是企图安居乐业的人民遭到不可抗拒的暴力的摧残因而发出的控诉。动物的痛苦即是人的痛苦。这一类诗多用第一人称，不是偶然的。
“之于雉梁”。“雉梁”可以有不同解释，但总是指的某个地方。“之于”是去到的意思。“之于雉梁”是去到某个地方。小野鸡已经被提了，怎么还能叫它去到某个地方呢？
这些痛苦是由谁造成的？谁是这些惨剧的对立面？《枯鱼》未明指。《婕蝶行》写得很隐晦。《雉子班》和《乌生》就老实不客气地点出了是“王孙”和“游遨荡子”，是享有特权的贵族王侯。这些动物诗，实际上写的是特权阶层对小民的虐害。我们知道，汉代的权豪贵戚是非常的横暴恣睢、无所不为的。权豪作恶，成为汉代政治上的一个大问题。这些诗，是当时的社会生活的很深刻的反映。
按照这样的设想，有些辞句解释不通。
这些写动物诗，应当联系当时的社会生活来看，应当与一些写人的诗参照着看，——比如《平陵东》（这是一首写五陵年少绑架平民的诗，因与本题无关，故从略）。
按余先生《乐府诗选》的注解，他似乎以为是一只小野鸡（雉子）被贵人捉获了，关在一辆马车里。老野鸡（性别不详）追随着马车，一面嘱咐小野鸡一些话。
民歌中的哲理
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悲剧，剧中人共有几人？悲剧的情节是怎样的？在这些方面，我的理解和余先生有些不同。
民歌，在本质上是抒情的。
一向都认为这首诗“言字讹谬，声辞杂书”，最为难读。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选》把它加了引号和标点，分清了哪些是剧中人的“对话”，哪些是第三者（作者）的叙述，这样，这首难读的诗几乎可以读通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我们说是“伟大的发现”，是因为用了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把原来一些不很明白或者很不明白的古诗弄明白（古代的人如果学会用我们今天的标点符号，会使我们省很多事，用不着闭着眼睛捉迷藏）。余先生以为这首诗写的是一个野鸡家庭的生离死别的悲剧，也是卓越的创见。
民歌当中有没有哲理诗？
尧羊蜚从王孙行。
湖南古丈有一首描写插秧的民歌：
被王送行所中。
赤脚双双来插田，低头看见水中天。
车大驾马滕，
行行插得齐齐整，退步原来是向前。
“雉子！”
首先，这是民歌么？论格律，这是很工整的绝句。论意思，“退步原来是向前”，是所谓“见道之言”。这很像是晚唐和宋代的受了禅宗哲学影响的诗人搞出来的东西。然而细读全诗，这的确是劳动人民的作品。没有亲身参加过插秧劳动的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真切的体会的。这不是像白居易《观刈麦》那样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在那里发一通感想。
视子趋一雉。
或者，这是某个既参加劳动，也熟悉民歌的诗人所制作的拟民歌。刘禹锡、黄遵宪的某些诗和民歌放在一起，是几乎可以乱真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古丈曾出过像刘禹锡、黄遵宪这样的诗人。
雄来蜚从雌，
是从别的地方把拟作的民歌传进来的？古丈是个偏僻的地方，过去交通很不方便，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之以千里王可思。
看来，我们只能相信，这是民歌，这是出在古丈地方的民歌。
黄鹄蜚，
或者说，这是民歌，但无所谓哲理。“退步原来是向前”，是记实，插秧都是倒退着走的，值不得大惊小怪！不能这样讲吧。多少人插过秧，可谁想到过进与退之间的辩证关系？唱出这样的民歌的农民，确实是从实践中悟出一番道理。清代的湖南，出过几个农民出身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家。莫非，湖南的农民特别长于思辨？吁，非所知矣。
知得雉子高蜚止。
何况前面还有一句“低头看见水中天”呢。抬头看天，是常情；低头看天，就有点哲学意味。有这一句，就证明“退步原来是向前”不是孤立的，突如其来的。从总体看，这首民歌弥漫着一种内在的哲理性。——同时又是生机活泼的，生动形象的，不像宋代某些“以理为诗”的作品那样平板枯燥。
雉子！”
民歌，在本质上是抒情的，但不排斥哲理。
无以吾翁孺，
民歌中有没有哲理诗，是一个值得探讨下去的题目。
之于雉梁。
《老鼠歌》与《硕鼠》
班如此！
藏族民歌里有一首《老鼠歌》：
“雉子，
从星星还没有落下的早晨，
雉子班
耕作到太阳落土的晚上；
现存的汉代乐府诗里有几首动物题材的诗。它所反映的生活、思想，它的表现方法，在它以前没有，在它以后也少见。这是汉乐府里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是文学史上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除了《枯鱼过河泣》，有《雉子班》、《乌生》、《蜨蝶行》。另，本辞不传，晋乐所奏的《艳歌何尝行》也可以算在里面。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当时所流行的一种题材，散失不传的当会更多。
用疲劳翻开这一锄锄的泥土，
汉代民歌里的动物题材
见太阳升起又落下山岗。
沈德潜在《古诗源》里选了《枯鱼》，下了一个评语，道是：“汉人每有此种奇想”。其实应该说：民歌每有此种奇想，不独汉人。
收的谷子粒粒是血汗，
两首民歌的感情不一样。前一首很沉痛。这是一个落难人的沉重的叹息，是从苦痛的津液中分泌出来的奇想。短短二十个字，概括了世途的险恶。后一首的调子是轻松的、明快的。红的石榴花、蝴蝶、蜜蜂、蜘蛛，这是一幅很热闹的图画，让人想到明媚的春光——哦，初夏的风光。这是一首情歌。他和她——蝴蝶和蜜蜂有约，受了意外的阻碍，然而这点阻碍是暂时的，不足为虑的，是没有真正的危险性的。这首民歌的内在的感情是快乐的、光明的，不是痛苦、绝望的。这两首民歌是不同时代的作品，不同生活的反映。但是其设想之奇特，则无二致。
耗子在黑夜里把它往洞里搬；
枯鱼作书，蝴蝶寄信，真是无独有偶。
这种冤枉有谁知道谁可怜，
蜘蛛结网拦了路，水泡阳桥路不通。
唉，累死累活只剩下自己的辛酸。
石榴开花朵朵红，蝴蝶寄信给蜜蜂。
我们的皇帝他不管，他不管，
偶读民歌选集，发现这样一首广西民歌：
我们的朋友只有月亮和太阳；
并不是这样。
耗子呀，可恨的耗子呀，
枯鱼，怎么能写信呢？两千多年来，凡读过这首民歌的人，都觉得很惊奇。这样奇特的想象，在书面文学里没有，在口头文学里也少见。似乎这是中国文学里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孤例。
什么时候你才能死光。
作书与鲂，相教慎出入。
读了这首民歌，立刻让人想到《诗经》里的《硕鼠》。现代研究《诗经》的人，都认为《硕鼠》是劳动者对于统治阶级加在他们头上的不堪忍受的沉重的剥削所发出的怨恨，诸家都无异词。这首《老鼠歌》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旁证。如果看了周良沛同志的附注，《诗经》的解释者对于他们的解释就更有信心了：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
“这支歌是清末的一个藏族农民劳动时的即兴之作。他以耗子的形象来影射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这支歌流行很广，后遭禁唱。一九三三年人民因唱这支歌，曾遭到反动统治者的大批屠杀。”
汉代的民歌里，有一首，很特别：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却用同样的形象，同样影射的方法来咒骂压在他们头上的剥削者，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其实也不奇怪，人同此心而已。他们遭受的痛苦是一样的。夺去他们的劳动果实的，有统治者，也有像田鼠一样的兽类。他们用老鼠来比喻统治者，正是“能近取譬”。硕鼠，即田鼠，偷盗粮食是很凶的。我在沽源，曾随农民去挖过田鼠洞。挖到一个田鼠洞，可以找到上斗的粮食。而且储藏得很好：豆子是豆子，麦子是麦子，高梁是高梁。分门别类，毫不混杂！这是一个典型的不劳而食者的粮仓。而且，田鼠多得很哪！
奇特的想象
《硕鼠》是魏风。周代的魏进入了什么社会形态，我无所知。周良沛同志所搜集的藏族民歌，好像是云南西部的。那个地区的社会形态，我也不了解。“附注”中说这是一个“农民”的即兴之作。是自由农民呢，还是农奴呢？“统治者”是封建地主呢，还是农牧主呢？这些都无从判断。根据直觉的印象，这两首民歌都像是农奴制时代的产物。大批地屠杀唱歌人，这种事只有农奴主才干得出来。而《硕鼠》的“逝（誓）将去汝，适彼乐土”很容易让人想到农奴的逃亡。——封建农民是没有这种思想的。有人说“适彼乐土”只是空虚渺茫的幻想，其实这是十分现实的打算。这首诗分三节，三节的最后都说：“逝将去汝”，这是带有积极的行动意味的。而且感情是强烈的。“逝将”乃决绝之词，并无保留，也不软弱。在农奴制社会里，逃亡，是当时仅能做到的反抗。我们不能用今天工人阶级的觉悟去苛求几千年前的农奴。这一点，我和一些《硕鼠》的解释者的看法，有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