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澳大利亚乡镇边缘的一座战俘营为背景，我想试着书写的是一个相似的故事，或者说，一个受1944年考拉镇事件启发的故事。我将类似的事件纳入一个名为加韦尔的虚构所在，为此，我要向考拉镇的民众，向那晚暴乱中死难者的灵魂请求原谅。我的故事就像考拉镇事件的兄弟或姐妹——两者因DNA而紧密相连，在诸多层面相似，但采用了不同的名字，在一些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
但事实上，我并没有严格再现1944年8月4日至5日，考拉镇暴动中发生的诸般事件。我不想冒犯那些在当晚、之前以及之后几天中幸存下来的人，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想试着尽可能精确地去解读那场灾难的双方所处的文化环境。这并非一部“隐去真名的纪实作品”——那种作品的每个角色，都反映着现实中的人，有的依然在世，有的已然去世。但我的角色在设计上，并不追求对美德、罪行、愚昧、狂热或英勇之举的反映，尽管在考拉镇暴动事件的真实“角色”身上，这些都有着明显的体现。无论如何，我们掌握的细节都不足以充实所有角色。小说家要做的是，组合并放大这些细节——写小说的部分任务就在于此。诚可为此致歉，却是在所难免。
例如，在加韦尔战俘营的暴动事件中，满月扮演了应有的角色，正如在考拉镇事件中一样。不论在真实还是虚构的小镇里，那个高潮迭起的夜晚都异常寒冷。不过爱丽丝·赫尔曼确是虚构人物，仅仅存在于本故事的叙事范围之内。詹卡洛·莫里萨诺也是如此。（但我们知道，两人间的情感关系的确曾在那个时代发生。）现实中，考拉镇意大利战俘区的指挥官是E. V. 蒂姆斯少校，一位小说家。然而虚构人物萨特少校，那个撰写着鼓舞人心的电台节目剧本，掌管加韦尔战俘营C区的指挥官，绝非用来影射E. V. 蒂姆斯的生活、行为、动机，或他的所思所想。指挥官艾博凯尔上校这个角色，也绝非用来描绘现实中指挥官的性情或他生活中的事件。考拉镇战俘营里的确有个韩国告密者，但并不是本故事中的郑恩屋。有名日本战俘曾试图向守备队示警，但不是本故事中那个叫作本恩的人。
渐渐地，越狱战俘的动机显露得愈发清晰，通过结尾处致谢部分提到的专家、书籍以及文献，可以搜集到相关证据，拼凑起一幅更为精确的画面。
即便如此，我却希望这个故事具有真实的一面，在动机的想象方面、角色的行为方面——在感受上，能够切实再现那个时代发生过什么。小说往往试图用谎言，用杜撰来表达真实。通过虚构的加韦尔战俘营，我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考拉镇现象，阐释意念的强大力量，诠释这场越狱事件揭示的、我们所表现出的迥异观念。
为了挫败这歹毒的阴谋，民众自发地武装起来。我的一位姑婆住在离考拉镇不远的一个镇子里，因为男人们不在家，她每晚都傍着斧头入睡。农夫不得不暂离农舍时，会把步枪留给妻子，以此保卫家庭，保护自己。
以上“免责声明”常见于小说之中，因而，指责小说家“只对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中最好的部分负责”可谓恰如其分。如果真的如此，我希望这部小说的读者能够感受到，他们得到了两个世界中最好的部分。不管经过如何冒昧的改动，这都是一个绝好的故事，我只塑造了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部分，由1944年8月发生的事塑造——这些事发生在那个远离战争前线，远离世界主流话语的小镇里。
那场日本战俘暴动事件，发生在新南威尔士州中西部地区的考拉镇——在小镇边缘的一所战俘营里。当时我九岁，父亲正在海外服役，不在我身边。家门口缺少他的把守，无法依靠他抵御暴乱，即使在悉尼郊区似乎也会感到，这是异常恐怖的事情：一场源自腹地的入侵。事件的动机令人不解，超出了我们的文化视域与想象的边界。据我们判断，种种动机之中，应该包含这样一种企图：向妇女、儿童以及男人，按照这个顺序，施加难以言说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