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在《自序》里指出小说中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压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不过烘云托月地点缀了几笔”，虽然着笔不多，但也极具分量，能够引导我们进入反思层面。《沉沦》中的“他”把与日本女性交往受挫的原因归于落后的祖国，认为是中国的落后导致了他被日本人轻视，使他受尽侮辱，得不到日本女性的爱。他自杀前，悲愤疾呼：“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郁达夫把人物的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相连，指出民族国家的贫弱是造成青年个体人生坎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日本国内弥漫着一股侮辱中国的情绪，中国留学生时时刻刻感受着民族压迫，郭沫若无比愤慨地说过“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郁达夫也悲痛地说过“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雪夜》）。郁达夫将他在日本的生存处境和作为弱小民族的创伤性体验写入小说中，指出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唇齿关系。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小说主人公的沉沦不仅仅是个人的沉沦，与青年自身的郁结有关，还与宏大的民族国家相联，后者的积贫积弱是青年沉沦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当代的青年读者，我们应该怎么阅读《沉沦》呢？首先，我们从“青年”入手来寻求突破口。提到“青年”，我们一般会联想到朝气蓬勃，“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陈独秀《敬告青年》），他们乐观、自信，充满激情，怀抱理想，追求自由与独立，具有反抗精神。然而，青年在成长为成人的过程中，会不断遭受困难与挫折，所以，他们身上还呈现出另外一种气质：忧郁，迷惘，畏葸，颓丧。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看，在青年期，身体、智力发展显著，自我意识、性意识增强。这导致了青年人对自我、爱情、理想的特别关注。在乐观自信的青年那里，自我膨胀，大胆狂热地追求爱情与理想，似乎一切都尽在自我掌控之中。然而，在忧郁颓丧的青年那里，自我会受到肯定与否定的双重折磨，爱情可能会演变为性的苦闷，理想则与生的苦闷纠结在一起。《沉沦》为我们描写了第二种青年，通过对忧郁症的解剖，表达了性的苦闷和青春的伤感。小说一共八节，忧郁症病情的发展成为小说的一个线索：主人公“他”留学日本前，心思活跃，爱自由，爱幻想，作诗，作小说，虽然有忧郁症的根苗，但整体上是健康向上的；出国后，“他”的忧郁症越来越严重，最初“他”只是感觉在异国他乡“孤独”，然后觉得“孤冷得可怜”，怀疑众人都用“恶意”的眼光看他，变得与人不相容，怨人骂己，离群索居，最后觉得世人都“仇视”、“欺侮”他，蹈海自杀。如前所述，青年人本身就具有某种程度的忧郁气质，这属于正常现象，然而，主人公却将它发展成为一种病态。这种病态与性相结合，又演变为性变态与精神病态，如窥浴、偷听野合、嫖妓。性苦闷与忧郁症纠缠在一起，如同雪球越滚越大——每当忧郁症加重时，性要求就随之加强，当通过变态的方式得到释放时，随之又产生了心灵不洁之感，反之亦然，肉体与心灵受到极大的折磨，最终将“他”推向了死亡。青年期是一个人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正如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向中国留学生讲话时所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如此美好的时期，在主人公看来却是“槁木的二十一岁！死灰的二十一岁！”在不想沉沦又无法不沉沦的境地中结束了生命，这让人哀恸。人们常常感叹，时光流逝，青春易失。然而，“他”失去的不仅仅是青春，更是宝贵的生命。《银灰色的死》中的Y，哀伤，孤寂，妻子死于肺病之后，爱情又无果，沉溺于酒色而不能自拔，最后死于脑溢血。《南迁》中的伊人，厌世忧郁，神经过敏，在爱情受到几次挫折之后，发烧得了肺炎，“若把他那瘦骨棱棱的脸上的两点被体热蒸烧出来的红影和口头的同微虫似的气息拿去了，我们定不能辨别他究竟是一个蜡人呢或是真正的肉体”。虽然伊人是小说集中唯一存活在世的主人公，但是，当他那病体残躯暴露在我们眼前时，带给我们的震惊与哀恸并不比死亡弱。青春是乐观与忧郁的奇妙组合，但不是忧郁症、精神病态与死亡的栖息之所。当后者的魔爪伸向青春时，我们除去哀恸之外，还需要深刻反思，究其原因。
其次，我们怎么看待《沉沦》里的性描写呢？仔细阅读，我们发现，《沉沦》中绝少对“性”的问题进行直接探讨，也缺乏赤裸裸的毫无节制的性描写，而性描写也不是为了纯粹的肉欲挑逗与官能刺激。《沉沦》中的主人公追求肉体与心灵的统一，可是爱情往往不能成功，于是陷入了性的苦闷中，以致沉溺于性欲而不能自拔，然而主人公对过分沉溺于性欲的自我又有相当程度的自省和忏悔，可是忏悔后又继续沉溺，沉溺后再接着忏悔，结果形成了恶性循环，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性仅被视为繁衍后代的事情，人们对于性一般都保持缄默，越出了此范围都被视为不道德，以致性爱在正统的文学中被视为洪水猛兽，极力隐讳，或者在非正统的文学中被以赏玩的态度对待。古典文学就在禁欲与纵欲的两个极端摇摆，而没有出现类似《沉沦》中的肉体与心灵、沉沦与忏悔的统一与分裂的矛盾局面和痛苦情形。所以，相比古典文学，《沉沦》显得丰富而复杂。这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人”从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肯定人的一切合理欲求，承认人性的复杂、矛盾与冲突。郁达夫大胆、率真地描写性，这既有力地声讨了传统伦理道德压抑人性的罪恶，又反映了五四时期人的觉醒和解放人性的要求。所以，《沉沦》不是诲淫小说，也不是“卖淫文学”，它有深刻的主题与严肃的思想。
1921年，郁达夫将在日本留学期间写作的三篇短篇小说《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加上《自序》，交上海泰东图书局结集出版，这就是他自己第一部，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沉沦》的出版轰动一时，深受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以致泰东图书局接连印出十余版，发行数达三万余册。小说主要描写了五四知识青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关于疾病、情欲等生活，因此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指责小说诲淫，不道德，是“卖淫文学”；或攻击作者消极、颓废、堕落，是一个“色情狂”、“黄色文艺大师”、“颓废派”等；或称赞其“真挚”，揭露了封建士大夫的虚伪。
最后，我们还应注意到郁达夫塑造的知识青年形象。他们常常被人称为“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在遭遇社会挤压后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他们是被压迫的弱者。《沉沦》里的主人公性格内倾，敏感、忧郁、孤傲。他们都是留日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知识渊博，有很高的艺术修养，随身带着世界上伟大文学家的作品，会写诗译诗。然而，五四时期的中国，国家凌夷，社会腐败，残酷的时代并没有提供丰厚的条件，让他们足以发挥渊博的知识以获取地位、成就和体现人生价值；反而使他们的知识与人生似乎变得多余。加上忧郁的性格，他们与世人不易相处，被边缘化，走向了沉沦、堕落。他们心中交集了个人的郁结与民族的郁结，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不甘沉沦却又无力自拔，想反抗却又无力反抗。在他们身上看不到青春的朝气蓬勃、乐观、自信，他们是五四时期忧郁颓废的青年典型。
郁达夫，原名郁文，字达夫，1896年12月7日生于浙江省富阳县城内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5年9月17日夜在南洋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以身殉国。他才华横溢，然而体弱多病，生性敏感怯懦。“他的面貌无俗气，但亦无特别可以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上，加上一双比较细小的眼睛，和一个粗大的鼻子”（郁达夫《茫茫夜》），这是郁达夫为他自己写的肖像。
《沉沦》汇集了个人的堕落、民族的屈辱、时代的贫弱，是一首壮丽的青春哀歌，至今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畔，震撼我们的心灵。
——《沉沦》青春的哀歌
陶永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