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先生。”
“不过呢，史蒂文斯，大卫爵士也自有他的古怪之处。你自己或许也已经注意到了。他是带他的公子，雷金纳德，一起来的。充当他的秘书。问题是，他已经订婚了。小雷金纳德，我指的是。”
“最近五年以来，大卫爵士一直试图告诉他的公子一些人生的基本事实。这位年轻人已经二十三岁了。”
“的确如此，先生。”
“的确如此，先生。”
“就让我们摆明了说吧，史蒂文斯。大卫爵士是我多年的老友。而且他在目前这次会议组织工作上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要是没有他，我敢说，我们就无法确保杜邦先生会同意出席此次会议。”
“我就有话直说了，史蒂文斯。我碰巧是这位年轻人的教父。所以呢，大卫爵士就请求我来负责向小雷金纳德传达有关的人生事实。”
“恐怕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先生。”
“的确如此，先生。”
“人生的事实，史蒂文斯。男女之事。你应该清楚的，是不是？”
“大卫爵士本人发现这是个颇为艰巨的任务，他怀疑自己在雷金纳德的大婚之日前恐怕是完不成这个任务了。”
“先生？”
“的确如此，先生。”
我静等吩咐，而爵爷的注意力又重新回到了《名人录》上。然后他才又开了口，说话的时候头都没抬：“你应该，我想，熟谙人生的事实吧？”
“问题是，史蒂文斯，我也忙得分身乏术啊。对此大卫爵士应该是知道的，但他仍旧来求我帮忙。”爵爷停顿了一下，又继续去研究面前的书页了。
“我很抱歉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史蒂文斯。我知道你自己也肯定忙得不可开交。可是我又不知道究竟该如何才能妥善地解决此事。”
“您的意思是不是，先生，”我接过话头，“希望我来向这位年轻的绅士传达这方面的信息？”
“我很乐于为您效劳，先生。”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史蒂文斯。这会让我如释重负的。大卫爵士每隔一两个钟头就会问我是不是已经跟他的公子讲解过了。”
“只是因为现在我有太多重要的事情需要操心，实在分身乏术。”
“我明白，先生。这在目前的压力之下肯定是很令人心烦的。”
“先生？”
“当然，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你的职责范围，史蒂文斯。”
“哦，史蒂文斯，”他假作漠不关心地开口道，可是下面似乎就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我站在原地，准备一有机会就为他排忧解难。爵爷继续翻弄了一会儿书页，俯下身去细看其中的一个条目，然后才说：“史蒂文斯，我也知道我想请你去做的这件事有些不合常规。”
“我会尽力而为的，先生。可是要找到合适的时机来传达这样的信息，恐怕会有一定的困难。”
也正是在这一初步讨论的阶段当中，爵爷曾信托给我一项极不寻常的任务，而正因为它的不同寻常，它才同那意义重大的一周当中发生的其他明显更加令人难忘的事件一起，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当中。达林顿勋爵特意把我叫进他的书房，我马上就看出他有点心烦意乱。他端坐在书桌后面，像通常一样，手里捧着一本打开的大书作为遮掩——这次是本《名人录》——来来回回地翻着其中的一页。
“你只要愿意一试，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史蒂文斯。你真是太乐于助人了。听我说，没必要小题大做。只需传递基本的事实就够了。简单明了就是最好的方式，这是我的建议，史蒂文斯。”
肯顿小姐的行径固然令人恼怒，可我也实在无暇多想，因为那时第一批客人已经到了。国外的代表预计还要两三天后才会陆续到达，不过被爵爷称作“主场团队”的三位绅士——外交部两位绝对“不宜公开”身份的公使和大卫·卡迪纳尔爵士——为了尽可能把准备工作做到位已经提早来到。一如既往，我在出入几位绅士正坐而论道，进行深入讨论的不同房间时，他们几乎不会对我有任何避讳，于是我不免对于进展到这一阶段的整体氛围多多少少也有了一定的印象。当然，爵爷和他的同僚们着重对于每一位即将与会的代表的基本情况相互间都尽可能精准地做了简要介绍；不过，他们关注的焦点都不可避免地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也就是杜邦先生，那位法国绅士——同样重要的还有他个人可能的好恶倾向。实际上，有一次我走进吸烟室的时候，确信我听到其中一位绅士正在说：“欧洲的命运事实上可能全系于我们是否能在这一点上劝说杜邦先生改变他既有的观点。”
“是的，先生。我将尽力而为。”
“我实在是太忙了，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信息太复杂怕说不清楚的话，就请写张字条。或者您愿意的话，也可以跟玛莎或多萝西讲，要不然就跟您认为值得信赖的某位男性员工讲。我现在必须得回去忙我的工作，只能留您一个人继续闲逛下去了。”
“真是感激不尽，史蒂文斯。请把进展的情况告诉我。”
“肯顿小姐……”
您或许也能想象得到，我对于这一要求还是感到有点错愕的，而且放在平时，碰上这种事我一定会花上一点时间好好琢磨一下的。然后，这次却是在如此繁忙的节骨眼上突然降临到我头上来的，我可没那么多时间腾出来专门让它来占用，于是我决定一找到机会就速战速决。我记得就在我接受这个任务不过一个钟头左右，就注意到小卡迪纳尔先生独自一人待在藏书室里，他正端坐在一张写字台后面，埋头于几份文件当中。只要近距离地仔细观察一下这位年轻绅士，也就能体会爵爷——当然还有这位年轻绅士的尊亲为什么会知难而退了。我主人的这位教子一看就是一位态度诚恳、学究气十足的年轻人，五官清秀正派；可是碰上这样一个话题，你倒是宁肯对方更加轻松快活一点才好，甚而至于宁肯他是那种有些轻浮之气的年轻绅士。不管怎么说，既然已经决定了要快刀斩乱麻，我也就硬着头皮走进藏书室，在离卡迪纳尔先生的写字台不远处停下脚步，轻轻咳嗽了一声。
“如果有必要传递什么信息的话，那就请您通过一位信使来传达。或者您也可以写一张字条，派人给我送来。这样的话，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我肯定，将会融洽很多。”
“打搅了，先生，我有个口信要转达给您。”
“肯顿小姐，您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哦，是吗？”卡迪纳尔先生急切地道，把目光从那些文件上抬了起来。“是家父的口信吗？”
“事实上，史蒂文斯先生，”她大声叫道，“我想请您从今往后不要再直接跟我说话了。”
“是的，先生。也可以这么认为吧。”
她咚咚地踩着地板从我身边走过，朝走廊那头走去。我决定最好还是到此为止，不要再深究下去，于是也就继续走我的路了。我就要来到厨房门口的时候，忽听得她怒冲冲的脚步声再次尾随而至。
“请稍等。”
“您总是没完没了地提到我有‘多么缺乏经验’，史蒂文斯先生，然而您却显然无法指出我的工作中有任何疏失。否则，我确信您老早就不厌其烦地不吝赐教了。行了，我手头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您不再这样跟在我屁股后面指手画脚，妨碍我做事，我将会感激不尽的。如果您实在是有太多的闲暇需要消磨，那我建议您不如到外面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倒是更为有益一些。”
这位年轻绅士伸手从脚边的公文包里取出笔记本和铅笔。“请讲吧，史蒂文斯。”
“肯顿小姐，如果您居然有那么一时一刻认为我还有空闲时间的话，那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显示出您是多么地缺乏经验了。我相信假以时日，再过几年，您对于在这样一幢府第里到底有多少大事小情需要操心，是会获得一些更为清楚的概念的。”
我又轻咳了一声，尽可能保持一种就事论事的语气。
“史蒂文斯先生，这已经是在过去的两天当中您第四或第五次感觉有此必要了。您居然有这么多时间在府里上上下下地闲逛，并且以您那毫无必要的指责无端地去打搅别人，这实在是让人感觉匪夷所思。”
“大卫爵士希望您能知晓，先生，女士和绅士们在几个关键的地方是大为不同的。”
“喔，肯顿小姐，根本没必要发那么大的火。我只是觉得有必要提醒您一声，您并没有因为太忙而疏忽了……”
我在构思下句话的措辞时想必是停顿了片刻，因为卡迪纳尔先生这时叹了一口气，说：“对此我真是再清楚不过了，史蒂文斯。就请你有话直说好吗？”
“非常不幸，史蒂文斯先生，我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我发现我几乎连一刻都不得闲。而您却明显地闲得很，我要是有您那么多闲工夫的话，我也会很高兴在府里四处溜达溜达，然后再同样地提醒您去特别注意一下那些你早就已经做好的工作的。”
“您已经很清楚了，先生？”
我正要起步往前走的时候，肯顿小姐却站在了原地。然后她朝我走近一步，一道光纹刚好落在她的脸上，我这才看清楚她那愤怒的表情。
“家父总是低估了我的能力。对这整个领域我已经进行过广泛的阅读和扎实的基础研究工作。”
“啊，很高兴听您这么说。我不过是突然想到了而已，没什么别的意思。”
“真的吗，先生？”
“床单已经全都准备好了，史蒂文斯先生。”
“在过去这整整一个月里，除此以外我实际上就没考虑过其他的事情。”
“肯顿小姐，不知道可否提醒您留意一下，楼上的床单需要在后天之前准备妥当。”
“是吗，先生。既然如此，我要传达的这个口信或许就是多余的了。”
“有事吗，史蒂文斯先生？”
“你可以向家父保证，对于基本的情况我已经做到了充分的了解。这个公文包，”——他用脚碰了一下那个公文包——“就塞满了我对于但凡能够想到的每个可能的角度所做的笔记。”
至于肯顿小姐呢，我记得那些日子里日益增加的压力似乎也对她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举例说来，我记得那段时间里我有一次在后廊上跟她偶遇时的情形。对于达林顿府来说，后廊在整个仆役区域起到了主干的作用，由于进深过长，阳光无法照射进来，走廊里总是一副阴沉沉的场景。就算是在大晴天，后廊上也是一片昏暗，从那儿走过就像是穿过一条隧道一样。在我说起的那一次，如果我未曾从她朝我走来时鞋子踩在地板上的脚步声中认出她来，那就只能通过她的轮廓来辨认了。我在木地板上少数几处有道光线透进来的地方选了一处停下脚步，待她走近以后叫了一声：“啊，肯顿小姐。”
“真的吗，先生？”
这样您或许就能理解，家父不巧在凉亭前摔倒时整个达林顿府里所笼罩的紧张气氛——那一意外就发生在第一批与会客人可能会到达的两周前——而且也该明白我为什么要说我们已经没有什么“转弯抹角”的余地了吧？可不管怎么说，家父居然很快就找到了办法，巧妙地规避了由不许他再端托盘的禁令对他的工作效能所造成的限制。一时间，大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手推车在府里到处走动的身影，车上满载着清洁用具、拖把、刷子，虽总是摆放得整整齐齐，旁边却又极不协调出现了茶壶、茶杯和茶碟，有时候看起来活像是街头小贩的卖货车。显然，他仍旧无可避免地只得放弃他在餐厅里侍餐的职责，但除此以外，拜那辆手推车之赐，他却完成了惊人的工作量。事实上，随着国际会议的巨大挑战日益迫近，家父身上似乎也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给人感觉简直就像是他被某种超自然的力量附了体，让他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前些日子他脸上那种意气消沉的神色几乎一扫而光，他在府里各处工作起来简直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在外人看来几乎要以为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好几个这样的身影推着手推车在达林顿府里的各个走廊上奔忙呢。
“我真的认为我已经充分考虑到了人类的大脑所能想到的每一种排列组合方式。希望你转告家父，请他但放宽心。”
随着会期越来越近，我所承受的压力在性质上虽远不如爵爷肩负的那么巨大，但也绝非是微不足道的。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有任何一位客人在达林顿府逗留期间稍感些微地不够舒适，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不仅如此，由于与会人数的不确定性，我事先的准备工作也就格外复杂化了。这次会议的级别极高，正式的与会者仅限于十八位位高权重的绅士和两位女士——一位德国的伯爵夫人以及那令人敬畏的埃莉诺·奥斯汀太太，她当时还住在柏林；不过由于每位与会者都有充分的理由携秘书、贴身男仆和翻译一同前来，要想确知这些随同人员的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者说来，有一部分与会者肯定会在三天的会期之前提早到来，以便为自己留出充足的时间做好准备工作并估定其他客人的具体心态；然而他们提前抵达的准确日期仍属未定之数。我能够确定的只有府里所有的仆役员工不仅需要不遗余力地努力工作，需要随时保持最为警觉的待命状态，而且还得具有非同寻常的灵活和变通性。事实上，我一度曾经认为如果不从府外引进更多人手帮忙的话，我们面临的这一巨大的挑战恐怕难以顺利完成。但如此一来，不但是爵爷肯定担心会引起外界的谣诼蜂起，也会使得我在承担不起任何失误的情势下，出现不得不仰赖完全不知底细的外人的窘境。于是，我开始着手以一种，在我想象中，一位将军为一场战役做准备的态度来为即将到来的重大日子做好准备：我以无以复加的谨慎态度拟定了一份特别的员工配置规划，预先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和不测；我仔细分析了我们最薄弱的环节所在，为此专门制订了若干应急计划，以便在果然出现问题时即可施行补救措施；我甚至对全体员工做了一次军队里惯用的“鼓气讲话”，让大家认识到，尽管他们必须拼力工作到精疲力竭的程度，但能在未来的那几天里克尽厥职，他们必将感到莫大的自豪。“历史极有可能就在我们这个屋檐下创造出来，”我这样告诉他们。而他们因为深知我绝非那种夸大其词之辈，也就都能清楚地认识到某件意义重大的事件即将在我们府里上演了。
“我会的，先生。”
可是事实上，正是由于法国人在解除德国人免受《凡尔赛和约》苛酷条款的限制方面最不肯通融，也就更为迫切地需要在达林顿府举行的聚会上至少请到一位对于本国的外交政策拥有明确影响力的法国绅士与会。的确，我就听到爵爷数度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位人士出席，则任何关于德国问题的讨论都不过是自娱自乐。于是，爵爷就和大卫爵士开始着手解决筹备工作的这一至关重要的环节，在此期间，我亲眼目睹他们迭遭挫败仍不屈不挠的精神境界，真是令我感佩不已，五体投地。他们发出了无数信函和电报，而且在短短两个月内爵爷就三度亲赴巴黎斡旋。最后终于征得一位声名显赫的法国人的承诺——我将只称呼他为“杜邦先生”——同意在严格地“不宜公开”的基础上参加此次聚会，会议的日期也由此得以确定。也就是一九二三年那个令人难忘的三月。
卡迪纳尔先生显得轻松了一些。他又碰了碰那个公文包——我很想把眼睛别开，不去看它——然后说道：“我猜你也一直都纳闷为什么这个公文包我从不离手。好了，现在你知道了。想想要是给不该打开的人打开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吧。”
“上次我在柏林的时候，史蒂文斯，奥费拉特男爵，家父的老朋友，走上前来跟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再这样下去我们就承受不了了吗？’我真是很想直接告诉他，这全是那些可鄙的法国人干的。这么胡闹可绝非英国人的行事风格，我想跟他说。可我转念一想还是不能这么做：绝对不应该诋毁我们亲爱的盟国。”
“那可就不能再尴尬了，先生。”
“是的，先生。”
“可不是嘛，”他说，突然又把身子坐直了，“除非家父又想出了什么全新的因素，希望我进一步斟酌考虑。”
“而且想想看我们还必须得在全世界面前跟他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一旦被人提醒到这一点，你就巴不得好好去洗个澡。”
“我想不大可能会有了，先生。”
“是的，先生。”
“没有吗？关于这位杜邦伙计就再也没有更多的资讯了吗？”
我还记得那段时期里的一天早上，我在早餐室里为达林顿勋爵端上咖啡的时候，他有点愤愤地把手里的《泰晤士报》折起来，说道：“这些法国人。我真是，说实话，史蒂文斯，有点受不了这些法国人。”
“恐怕是没有了，先生。”
等到一九二二年初的时候，爵爷已经开始为心中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努力了。这就是将这群同道中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齐集达林顿府，举办一场“非官方的”国际会议——会议将集中讨论《凡尔赛和约》中最为苛刻的几个条款的修订办法。为了使他们的努力不至于付诸东流，任何此类的会议都必须具有足够的分量，如此方能对于“官方的”国际会议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专为重新检讨和约的内容这一目的已经正式召开过几次会议，但其结果却只是徒增混乱和怨愤。我们当时的首相劳合·乔治先生已经呼吁于一九二二年春在意大利再次召开一次大型会议，爵爷最初的打算就是在达林顿府组织一次聚会以便确保意大利的会议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虽然爵爷和大卫爵士不遗余力地辛苦工作，但这一时限确实还是过于紧迫了；但随着乔治先生倡议举行的会议再度无疾而终，爵爷于是着眼于计划来年将于瑞士举行的下一次大型会议。
我竭尽所能不流露出丝毫恼怒的情绪：原本以为已经圆满解决了的难题，这才发现实际上根本就还是原封未动地摆在我面前。我相信我正集中思想，准备重整旗鼓的时候，那位年轻的绅士突然间站起身来，一把抓起他的公文包，说：“好了，我想我该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了。多谢你的帮忙，史蒂文斯。”
于是，在布雷曼先生去世后的大约两年间，在爵爷与那段时间已成为其最亲密盟友的大卫·卡迪纳尔爵士的不懈努力下，已成功地聚集起一个由重要人士组成的广泛联盟，其共同的信念是德国的现状已经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了。这其中不但有英国人和德国人，还有比利时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瑞士人；他们的身份则是高级外交官和政要、杰出的神职人员、退役的军方士绅、作家与思想家。其中的有些绅士是因为跟爵爷的见解一致，深切地感觉到在凡尔赛签订的和约远非光明磊落，为了一场已经结束了的战争而继续惩罚一个战败国是不道德的行径[4]。其他人显然对于德国或是她的子民并不这么关心，但他们认为该国的经济乱象若不得到遏止，则极有可能以惊人之势蔓延至全世界。
我本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另找机会再跟他谈一次的，可是实际证明已经是不可能了，主要是因为当天下午——比预定的时间早了足足有两天——美国的参议员刘易斯先生就到了。当时我正在楼下的餐具室里核对供货的清单，突然听到上头传来无可置疑的好几辆汽车驶进庭院停下来的声音。我赶忙上楼去的时候，在后廊里碰巧遇到了肯顿小姐——当然也就是我们上次不欢而散的同一场景——而或许正是这一令人不快的巧合促使她继续采用了跟上次一样的幼稚举动。因为在我问她是谁到了的时候，肯顿小姐径直地继续走她的路，只丢下一句话：“如果事态紧急就请人传个口信，史蒂文斯先生。”这实在太令人恼火了，不过当然了，我别无选择，只能赶紧往楼上跑去。
有些来宾事实上是绝对“不宜公开”的，我得到指示要确保不能让仆佣们得悉他们的身份，有时甚至都不能让人看到他们。不过——我可以自豪而又感激地说一句——达林顿勋爵从来都未曾试图避过我的耳目；我还记得有好几次，某位大人物一句话说到一半就停下来，警惕地瞥上我一眼，而爵爷无一例外地都会保证说：“哦，但说无妨。在史蒂文斯面前您什么话都可以讲，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在我的印象中刘易斯先生是位人高马大的绅士，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笑容。他的早到显然给爵爷和他的同僚们带来了不便，因为他们原指望还有一两天的独处时间可以比较充分地做好准备的。不过，刘易斯先生那不拘小节、令人愉快的举止态度，以及他在餐桌上的一番表态——美国“将永远站在正义的一方，为此而不惜承认凡尔赛已经铸成的错误”——却大大赢得了爵爷那“主场团队”的信任；随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席间的交谈已经慢慢地从诸如刘易斯先生的家乡宾州的诸多优点这样的话题，明确地转回到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而等到饭毕绅士们悠然点起雪茄的时候，他们提出来的某些深思熟虑的意见已经跟刘易斯先生到来前只在他们之间私下交流的看法同样私密了。其间，刘易斯先生曾对在座的诸公说道：
我相信，即使没有这个不幸的消息，达林顿勋爵也会开始他日后的那些作为的；他那唯愿终结不义与苦难的渴望就深深地根植于他的本性中，他是不可能改弦更张的。事实上，布雷曼先生死后不过几个礼拜，爵爷就开始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致力于解决德国的危机。众多政府的权贵与社会上的名流都成为府里的常客——我记得，这其中就包括了丹尼尔斯勋爵、约翰·梅纳德·凯恩斯[2]先生和H·G·威尔斯[3]先生，那位著名的作家，以及其他很多“不宜公开”的人士，在此我也就姑隐其名了——这些来宾经常和爵爷一连好几个钟头闭门密商。
“先生们，我同意你们的看法，我们这位杜邦先生可能是位非常难以逆料的人物。不过容我告诉诸位，关于他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可以说有十足的把握。”他俯身向前，挥动着雪茄以示强调。“杜邦憎恨德国人。在战前他就憎恨他们，而如今更是变本加厉，他仇视德国人的程度之深恐怕是在座的诸位先生所难以理解的。”说完这句话后，刘易斯先生再次靠回到椅背上，脸上重又堆满亲切的笑容。“不过请告诉我，诸位先生，”他继续道，“你很难因为一个法国人憎恨德国人而责怪于他，是也不是？毕竟，法国人这么做也是有其正当理由的，是也不是？”
那个夜晚过后没多久，就传来了布雷曼先生在汉堡至柏林的一列火车上开枪自杀的噩耗。爵爷自然是非常难过，并马上制订计划，对布雷曼夫人致以哀悼之情并予以经济援助。然而，在经过好几天的努力之后——其间我本人亦曾竭尽所能给以协助——爵爷都寻觅不到布雷曼先生家人的任何行踪。看来，他已经有挺长一段时间无家可归、妻离子散了。
说完，刘易斯先生环顾了一下餐桌边就座的几位绅士，一时间气氛略有些尴尬。这时达林顿勋爵说道：
时至今日，每当听到针对爵爷的各种说法，每当听到这些日子里甚嚣尘上的有关他的行事动机的那些愚蠢的诛心之论，我就会高兴地回忆起他在那间空荡荡的宴会厅里说出的那番肺腑之言。在以后的这些岁月当中，针对爵爷的所作所为无论曾有过如何纷纭复杂的说法，至少我个人从未怀疑过，他所有的言行无不源自他内心深处渴望伸张“世界的正义”的终极愿望。
“有些怨恨当然是在所难免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英国人也曾跟德国人进行过长期的苦战。”
就在那同一个夜晚的稍后时段，爵爷一边摇着头，一边语气沉重地说：“我是为了维护世界的正义才打那场战争的。据我的理解，我并没有参加到针对日耳曼种族的仇杀当中。”
“不过你们英国人又自不同了，”刘易斯先生道，“貌似你们已经不再真心憎恨德国人了。但法国人是这样看的：德国人毁灭了欧洲的整个文明，再怎么惩罚他们都不为过。当然了，这在我们美国人看来未免不切实际，不过我们一直感到困惑的倒是你们英国人为什么没有跟法国人持相同的观点。毕竟，诚如您刚才所说，不列颠在那场战争中也损失惨重。”
“他曾是我的敌人，”爵爷说道，“可是一直都表现得像个绅士。在我们两国相互炮击的六个月期间，我们彼此都能以礼相待。他是位绅士，必须恪尽职守，我对他本人并无丝毫怨恨。我曾对他说：‘听我说，我们现在是敌人，我会不惜一切跟你战斗到底。但是在这一可悲的事务结束之后，等我们之间不必再相互为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一起喝一杯。’但可悲的是，这一君子协定却让我成了一个骗子。我的意思是，我跟他说过一旦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就不再相互为敌了。如今我有何面目再去见他，跟他说我所言不虚呢？”
餐桌上又是一段尴尬的沉默，大卫爵士这才相当不确定地说：
那天晚上，宴会厅里的大部分空间都处在黑暗中，两位绅士肩并肩坐在长餐桌的中间位置——因为餐桌过于宽大，不宜于对坐——照明只有餐桌上的烛台以及对面噼啪作响的炉火。为了将我的存在感减到最低，我决定站在比平常距离餐桌远得多的暗处。当然了，这一策略也有其明显的不利之处，每次我走向光亮处侍餐的时候，还没等我走到餐桌前，我前进的脚步就会产生又长又响的回声，以最招摇的方式让用餐者注意到我的到来；不过也确有一大优点，可以使我站在一旁待命时几乎不会被人注意到。正是在我这样侍立于离开两位绅士有一段距离的暗处的时候，我听到坐在两排空椅子中间的达林顿勋爵谈起了布雷曼先生，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静而又温文，然而却在高大的四壁间产生了强烈的回响。
“我们英国人在看待事物的方式上经常跟法国人有所不同，刘易斯先生。”
不过，还有与此有关的另一件事一直生动地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如今，原来的宴会厅已经不再摆放餐桌，那个宽敞的大厅由于其天花极高且非常华美，法拉戴先生就将其派作了类似画廊的用场。但是在爵爷的时代，宴会厅还是经常使用的，常设的长餐桌可供三十位或更多的客人就座用餐；实际上，那个宴会厅是如此宽敞，只要在常设的长餐桌一头再加设几张小餐桌，就能供差不多五十位客人就座用餐。当然，在寻常的日子里，达林顿勋爵就跟如今的法拉戴先生一样，是在气氛更加亲切的餐厅里用餐的，那是招待十二位客人用餐的理想场所。不过我记得在那个特别的冬夜里，餐厅因为某种原因无法使用，达林顿勋爵只得跟唯一的一位客人——我想应该是爵爷任职外交部时期的同僚理查德·福克斯爵士——在那空旷的宴会厅里共进晚餐。您无疑也会同意，在侍餐的时候，最困难的情况就莫过于只有两个人用餐了。我本人是宁肯只伺候一位用餐者用餐的，哪怕他是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有两个人一起用餐的情况下，就算其中一位是自己的主人，你也会发现最大的难题就在于很难做到既要全意殷勤又须完全不引起注意这一优质侍餐服务的核心要义；在这种情况下，你难免会有这样的怀疑，即你的在场是否妨碍了两位用餐者的谈话。
“啊，一种性情上的不同，您也许可以这么说。”刘易斯先生在说这句话时脸上的笑意似乎又加深了一点。他顾自点了点头，仿佛很多问题对他而言已经迎刃而解了，然后就抽起了雪茄。也可能是后见之明影响了我的记忆，不过我有一种明确的感觉：就是在那一刻我第一次在这位表面看来非常迷人的美国绅士身上觉察到某种古怪的，或许是某种两面三刀的东西。不过，就算我当真是在那一刻起了疑心，达林顿勋爵却显然是居之不疑。因为在又一次一两秒钟的尴尬沉默之后，爵爷似乎下定了决心。
应该是临近一九二〇年末的时候，达林顿勋爵踏上了他数度柏林之行的首次旅程，我还记得那次初访对他造成的深刻影响。他回来以后一连好几天都心事重重，我还记得我有一次问他柏林之行是否愉快时，他的回答是：“令人不安，史蒂文斯。令人甚为不安。如此对待战败的敌人对我们而言实在是名誉扫地。这完全背离了我们国家的传统。”
“刘易斯先生，”他道，“让我开诚布公地说吧。我们大部分英国人都认为法国人目前的态度是有些可鄙的。您当然也许会称其为一种性情上的不同，不过容我冒昧地说一句，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却远非这一点东西而已。在冲突已经结束以后，再继续这样地仇视敌人是一种很不得体的行为。一旦你已经把一个人打倒在地上，就应该到此为止。你就不能再继续对他拳打脚踢了。在我们看来，法国人的行为已经变得越来越像野蛮人了。”
大战结束不久后，布雷曼先生初次造访达林顿府，那时他还是一身戎装，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他跟达林顿勋爵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这并没有让我感到吃惊，因为任何人只要一瞥之下就看得出布雷曼先生是位高尚正派的士绅君子。从德国陆军退役以后，他在之后的两年间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再次造访，而你忍不住会有些震惊地注意到，他的境况已经是每况愈下了。他的衣着越来越敝旧，他的身形越来越单薄；他的眼睛里现出一种惊恐不安的神色，在他最后的几次造访中，他会长时间地凝视着虚空，忘记了爵爷就在他身旁，有时甚至在爵爷跟他说话时都茫然不觉。我本以为布雷曼先生是罹患了什么严重的疾病，可是听了爵爷当时的一番话，我才明白情况并非如此。
这番言辞似乎让刘易斯先生感到了某种程度的满意。他咕哝了一句什么话表示赞同，并透过餐桌上面已经相当浓厚的雪茄烟云冲着几位共同用餐的绅士满意地微微一笑。
一九二三年的那次会议可以说是达林顿勋爵长期擘画的最终成果；的确，现在回顾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到爵爷是如何从会议的大约三年前就开始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我记得，在大战结束合约起草的时候，他对此还并没有这么全神贯注，我想，公平合理地说来，他对合约的兴趣与其说是源自对于其内容的关注，还不如说是由于他跟卡尔-海因茨·布雷曼先生的友谊。
第二天早上，又有更多的客人提前到达；就是来自德国的那两位女士——尽管大家都会觉得她们出身背景悬殊，两人居然是结伴同行的——随行的有一大群男女仆从，以及数不胜数的行李箱。下午的时候，一位意大利绅士也先期抵达，有一位贴身男仆、一位秘书、一位“专家”以及两位保镖随侍左右。我无法想象这位绅士究竟以为来到的是什么地方，竟然特意带来了保镖，不过我必须得说，在达林顿府看到有这么两位身材魁伟、一声不吭的壮汉，无论那位意大利绅士出现在哪里他们都如影随形，时刻以怀疑的目光警觉地窥伺着周围数码内的动静，这实在算得上是诡异的一景。顺带说一句，在这之后的几天当中我们才得知，这两位保镖的工作模式是两人轮流休息，以确保整个夜里至少有一位在主人身旁当值。我在刚听说这一安排以后就想马上知会肯顿小姐，以便她能相机做出安排，可是她再次拒绝跟我交谈，为了尽快落实此事，我也只得勉为其难地写了张字条，把它塞进了她起坐间的门下。
*
第二天，又有几位客人到达，距离正式的会期足足还有两天的时间，而达林顿府已经挤满了各个国家的客人，要么聚在房间里闲谈，要么无所事事地闲逛，在门厅里、走廊上和楼梯平台上，细看墙上的画作和各种饰品。客人们相互间当然都以礼相待，尽管如此，这一阶段却似乎弥漫着一种相当紧张的气氛，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互信。这种焦躁不安的气氛也表现在随行的贴身男仆和仆佣相互之间那明显的冷淡态度上，我自己的员工则很高兴由于过于忙碌而无暇跟他们过多地打交道。
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暂时回头再说两句家父的事；因为我突然想到，在处理有关家父能力衰退这个问题上，给大家的印象可能是我的态度太过生硬，有些操之过急了。事实上，除了采取那样的方式以外，我当时也是别无选择的——一旦我把当时的整个大背景解释清楚，您肯定也会认同我这种说法的。概括说来，将在达林顿府召开的重要的国际会议已经迫在眉睫，处理问题已经容不得有任何放任姑息或是“转弯抹角”的余地了。还需提醒诸位一句的是，尽管在此后的大约十五年间，达林顿府确曾见证了诸多具有同等分量的重大事件的发生，但别忘了，一九二三年三月的那次会议正是这些重大事件中的第一桩；可以想象，正因为相对来说缺乏经验，大家也就更不敢马虎大意了。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仍然会经常回顾那次会议，出于不止一个原因，我将其视作我整个一生的转折点。首先，我想我的确把它看作我真正成长为一名成熟的管家的重大时刻。这并不代表说我认为自己已经必然地成了一位“伟大的”管家；不管怎么说，这样的评判都是不应该由我来论定的。不过，如果有人愿意假定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至少已经具备了一丁点“尊严”的核心素质，那么此人应该也会希望将一九二三年三月的那次会议当作一个代表性的时刻，在那其中我也许显示出我已经具备了那种素质所要求的能力。那次会议无疑属于那样的重大事件之一：如果它在某个人发展过程的关键阶段不期而至，必将会挑战并且拓展其个人能力的极限，所以自那以后，此人便会以全新的标准来检视和要求自己了。当然了，那次会议之所以令人难忘亦有其他颇为不同的原因，在此我愿详细解释一下。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面对各路要求应接不暇之际，我偶然往窗外一瞥，发现了小卡迪纳尔先生的身影，他应该正在庭院里呼吸新鲜空气。他一如既往地紧紧夹着自己的公文包，正沿着环绕草坪的小径缓步闲行，深深地陷在思绪当中。我当然会想起对于这位年轻绅士，我还有任务没有完成，而且我灵机一动，感觉户外的环境因为可以亲近大自然，尤其是旁边还有鹅群可以拿来当作实例，倒不失为是传递我肩负的那类信息的理想场合。而且我还看出，如果我现在就快步走出去，藏身于小径旁边那高大的杜鹃花丛背后守株待兔，很快就能等到卡迪纳尔先生从我身边路过。到了那时，我就可以现身出来，向他传达我的信息。这诚然算不上什么无比精妙的谋略，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也得承认这个任务固然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可是在那个节骨眼上却怎么也算不上最该优先考虑的要事。
我又上了路，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因为我觉得还会有更多的家畜悠闲地横穿马路吧——我仍旧保持着刚才的缓慢车速。我必须得说，刚才的这桩小小的遭遇不禁使我的精神为之大好；我因为一念之善受到感激，又得到淳朴的善意回报，不禁使我对于未来几天里吉凶莫测的旅行计划感到一种特别的振奋之情。也就是怀着这样昂扬的情绪，我来到了索尔兹伯里。
地面和多数植物的叶子上都笼罩着一层薄霜，不过对于一年当中的这个时节来说，那算得上是温煦的一天。我快步穿过草坪，藏身于灌木花丛之后，不久就听到卡迪纳尔先生的脚步声近了。不幸的是我稍稍估错了现身的时机。我原打算在卡迪纳尔先生距我的藏身之处尚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就从树丛后出来的，那样他就会提早看到我，以为我正要前往凉亭，或者也许是园丁的小屋。这样的话我就能假装是意外撞见了他，如此，便能赋予我们的谈话以一种临时起意的意味。结果却是我出来得稍晚了一点，恐怕真是吓了那位年轻绅士一跳，他马上把那宝贝公文包拿得离我远远的，用两条胳膊紧紧地抱在胸前。
“说得也是，先生。那好吧，再次感谢您。”
“我非常抱歉，先生。”
“您太客气了，不过说实话，我觉得应该继续赶路了。我希望能适时地赶到索尔兹伯里，好有时间去看看那个城市的众多胜景呢。”
“我的天哪，史蒂文斯。你吓了我一大跳。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不测呢。”
“哦，可不是嘛，先生。有人说我们庄稼人早就习惯了家畜伤亡了，才不是那么回事呢。我的小儿子一连哭了好几天。您肯为了内莉停车真是菩萨心肠，先生。既然您都已经下了车了，何不进屋喝杯茶呢？我们欢迎之至。这会给您在路上提提神的。”
“非常抱歉，先生。不过我碰巧有件事要向您转达。”
“真是太惨了，”我说，面色非常沉重。
“我的天哪，好吧，你可真是把我吓了一跳。”
“您没有从我们内莉的身上轧过去，我真是感激不尽，先生。三年前，我们的乌龟就是这么被轧死的，也就在这个地方。为此我们全都非常伤心来着。”
“那就容我有话直说了，先生。您会注意到在我们的不远处有几只鹅。”
“赏心悦目。”
“鹅？”他有些困惑地四顾一望。“哦，是的。还确实有几只鹅。”
“哦，可不是嘛，先生，是很漂亮。呃，跟您说实话吧，我自己都还没去过索尔兹伯里呢，所以也讲不清楚它近看是个什么样子。不过我跟您说，先生，我们从这儿天天都能看到那个尖塔。有些日子雾太大了，它就仿佛完全消失了似的。可是您自己也看得出来，像今天这样的好天气，它看上去有多漂亮啊。”
“同样的，还有鲜花和灌木。事实上，现在并非它们一年当中的鼎盛时节，不过您自然明白，先生，随着春天的到来，我们将会看到周围的环境发生一种改变——一种非常特别的改变。”
“确实。事实上，前面我们能看到的就是那座大教堂吧？听说那是一座恢宏壮丽的建筑。”
“是的，我确信现在的庭院并非它们最美的时节。可是跟你实话实说吧，史蒂文斯，我其实并不太留意大自然的美好。眼下的事态实在令人忧心忡忡。杜邦先生是满怀能够想象得到的最恶劣的心绪来到这里的。这也是我们最不想见到的情形。”
“哦，那敢情好，先生。您是要去索尔兹伯里吧，我估摸着。”
“杜邦先生已经来到了这里，先生？”
“哦，我一点儿都不着急赶路，”我微笑道。“这么多年以来，我这是头一回能这么消消停停地享受一下，我得承认，这真是一种相当愉快的经历。您看，我这纯是在享受驾车出游的乐趣呢。”
“大约半小时前。情绪简直坏透了。”
“真是非常感谢您特意停下车来，没有从内莉身上轧过去。她是个好姑娘，总是给我们生出最大的鸡蛋。您特意把车停下来真是菩萨心肠。而且您可能还急着赶路吧？”
“那抱歉了，先生。我必须马上去招待他了。”
往周围一瞧，我才发现自己刚刚经过了路边的一幢农舍——一个系着围裙的年轻女人从里面跑了出来，想必是汽车喇叭惊动了她。她从我身边走过去，一个突然袭击把那只母鸡抓住，她把它抱小孩一样抱在怀里，一边再次向我道歉。我请她但放宽心，这对我并没有造成什么妨碍，她说道：
“那是自然，史蒂文斯。呃，感谢你特意出来跟我聊天。”
“哦，我真是太抱歉啦，先生。”
“请您原谅，先生。关于这个方面——也就是您所谓的大自然的美好，我碰巧还有一两句话要跟您说。如果您肯屈尊听我唠叨几句的话，我将不胜感激之至。不过恐怕这得等下次找机会再说了。”
当时我正行驶在一条长长的直路上，道路两旁都是开阔的草甸。事实上，到了这里土地已经变得非常广袤而又平坦，四面都可以看得很远，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的尖塔已经在前方的天际线上清晰可见。一种宁静的心绪涌上心头，因为这个原因我想我又一次把车子开得非常慢了——可能时速不会超过十五英里。也是幸好如此，因为开得这么慢我才及时发现有一只母鸡正以最悠闲不过的步态横穿我前方的道路。我赶紧把福特车停下来，离那只母鸡只剩下一两英尺的距离，这么一来它倒也停下不走了，就站在我车前的路当间。过了一会儿，我见它仍旧一动不动，就按响了汽车喇叭，但这并没有什么用，只使得那只母鸡开始在地上啄起什么东西来了。恼怒之下，我打开车门开始下车，一只脚刚刚踩到踏脚板上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喊道：
“好的，我愿闻其详，史蒂文斯。虽然我个人更偏爱鱼类。对于鱼类我可以说是无所不知，不管是淡水的还是咸水的。”
我相当仔细地规划过前往索尔兹伯里的这趟旅程，避开了几乎所有的主干道；在有些人看来这次行车路线像是在不必要地绕圈子，不过这样一来我就能欣赏到简·西蒙斯太太在其佳著中推荐的好多处美景了，我必须说，对此我是相当满意的。大部分的时间我都行驶在农田牧地间，置身于绿草萋萋的怡人芳香中，而且我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车速，缓缓徐行，为的是更好地欣赏途经的一条溪流或是一道山谷的美景。不过据我的记忆，一直到已经行将接近索尔兹伯里的时候，我才真正又从车上下来了一次。
“所有的生命都跟我们预期中的讨论息息相关，先生。不过，我必须向您告退了。我都不知道杜邦先生已经到了。”
不过我看我是越来越沉溺于这些回忆当中了，这或许有点蠢吧。毕竟，目前的这次旅行是我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可以尽情品味英格兰乡村的众多绝胜佳景，我要是任由自己这么过度分心的话，以后我肯定会后悔不迭的。事实上，我注意到自己还没有在此记下来到这座城市途中的任何见闻——只约略提到一开始那在山坡上的短暂停留。考虑到我其实非常享受昨天的旅程，这真算得上一个不小的纰漏。
我匆忙返回室内，迎头撞到的第一男仆忙不迭地跟我说：“我们正四处找您呢，先生。那位法国绅士已经到了。”
当你细想此事，当你想起肯顿小姐在初到达林顿府时曾如何反复地讲起家父的所作所为，那天傍晚的情形何以会长久地留在她的记忆中，历经这么多年而不衰，恐怕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我们俩从窗口望着楼下家父的身影时，她无疑是感觉到一定程度的负疚感的。白杨树的树影占据了大半块草坪，不过落照仍旧照亮了远处通向凉亭的那段草坡。我们望见家父就站在那四级石头台阶前，陷入了沉思。一阵微风轻轻地拂乱了他的头发。然后，我们看见他非常缓慢地走上了那几级石阶。上到坡顶以后，他转身又走了下来，比上去的时候步幅稍快。再度转身之后，家父又一次凝神伫立了几秒钟，仔细端详着他眼前的石阶。最后，他第二次拾阶而上，异常郑重其事。这一次他朝前走，越过草坪，几乎走到了凉亭边上，然后转过身又慢慢地走回来，眼睛一刻都没有离开过地面。事实上，要描述他当时的行为举止，我再也想不出比肯顿小姐在信中打的那个比方更为形象的了；的的确确，他“就仿佛一心想找回他失落在那里的某样珍宝”。
杜邦先生是位个头高挑、举止优雅的绅士，蓄着灰白的胡须，戴着单片眼镜。抵达时他穿的是一身人们经常看到欧陆士绅们度假时穿的那种服饰，确实，他在整个逗留期间，都始终刻意地保持着一副他完全是出于游赏和交情才会来到达林顿府的架势。正如卡迪纳尔先生指出的，杜邦先生抵达的时候情绪不佳；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在他来到英国的这几天里到底都有什么事情惹得他不开心了，不过最让他难过的应该是他在伦敦观光时脚上就磨起来的几个痛疮，而且他很担心它们会化脓感染。我知会他的贴身男仆有事可以找肯顿小姐帮忙，可是这并没有妨碍杜邦先生每隔几个钟头就冲着我打一下响指，跟我说：“管家！我还需要一些绷带。”
肯顿小姐在信中提到的那个夏日傍晚就在这次短暂会晤的不久后——当然，也可能就是那同一天的傍晚。我记不清到底是为了什么爬到宅第的最高层，来到一侧全都是一间间客房的那条走廊上了。但我想正如此前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仍生动地记得当时那最后的斜阳穿过每扇敞开的房门，一道道橘红色的光线投射到走廊上的情景。当我从那一间间无人使用的卧房门前走过时，肯顿小姐的侧影就映衬在其中一间卧室的窗户前，她看到我之后就喊我过去。
见到刘易斯先生以后，他的情绪明显地大为改观。他跟这位美国参议员相互就像老同事那样亲热地打招呼，而且在那天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俩都待在一起开心地谈笑忆旧。事实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刘易斯先生跟杜邦先生这么几乎寸步不离其实对于达林顿勋爵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因为爵爷自然是切望能够在讨论正式开始前，先跟这位著名的人物进行一番密切的个人接触的。在几个场合，我都亲眼见到爵爷试图把杜邦先生拉到一边好私下里说几句话的，可是刘易斯先生却每次都故意插进来作梗，笑嘻嘻地说一句类似这样的话：“请原谅，先生们，但是有件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此一来，爵爷很快就发现自己不得不去听刘易斯先生讲他更多的趣闻轶事了。不过除了刘易斯先生之外，其他的客人或许是出于敬畏，或许是因为敌意，都刻意地跟杜邦先生保持距离；这一点即便是在当时普遍都心怀戒备的气氛下都显而易见，而这也似乎更加凸显了这样一种感觉，即杜邦先生果然是能够左右未来数日会议的最终成果的关键人物。
“的确。那么，父亲，祝您早安。”
会议在一九二三年三月最后一周的一个下雨的早上正式召开，为了顾及很多与会者“不宜公开”的性质，会场特意设在会客厅这样一个有些超乎想象的地方。事实上，在我看来，这种“非正式”的做派已经达到了稍显滑稽的程度。这样一个相当女性化的房间里挤满了这么多表情严峻、一身深色正装的绅士，有的沙发上一下子并肩坐了三四个人，这一场景本身就够古怪的了；而且有的与会者又是如此坚决地一定要维持一种“这不过是次社交活动”的表象，居然到了不惜为此而将一份打开的报章杂志故意摊放在膝头上的程度。
“应该吩咐谢默斯赶紧去把那几级台阶修理好。绝对要在那些绅士们从欧洲来到之前就弄好。”
在第一个上午的会议进程中我因为不得不频繁出入于会客厅，所以无法完全跟进会议的整个过程。不过我记得达林顿勋爵的开场白是首先正式欢迎各位嘉宾的莅临，然后就概述了一下需要放宽《凡尔赛和约》诸多条款的苛酷规定这一强烈的道德诉求的基本内涵，强调指出了他亲眼目睹的德国人民正在承受的巨大苦难。当然，这同样的感想我之前已经在很多场合听爵爷表达过了，可是他在这个庄严的场景中的发言句句出自肺腑，是如此令人信服，我不禁再次为之而动容。大卫·卡迪纳尔爵士接下来发言，虽然我错过了他发言的大部分内容，不过感觉基本上更偏重技术性的层面，而且坦白说我觉得是有些高深莫测。不过其基本的要旨似乎与爵爷的意思非常接近，他的讲话以呼吁不要让德国再继续赔款以及法国军队撤出鲁尔区做结。那位德国伯爵夫人紧接着发言，不过这个时候我不得不离开会客厅相当长一段时间，具体原因已经不记得了。等我再次进去的时候，来宾们已经开始进行开放式的讨论，而这些讨论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商业贸易和金融利率的——就不是我能理解得了的了。
“的确。总之，父亲能答应我务必细看一下那份清单吗？”
至少据我的观察而言，杜邦先生并没有参与到讨论当中，从他那闷闷不乐的行为举止上也很难看出他到底是在认真倾听别人的发言呢，还是全神贯注在别的思绪当中。在某个阶段，我碰巧在一位德国绅士的发言中间有事要离开，杜邦先生也突然站起身来，跟我一起走了出来。
“我上次摔倒纯粹是因为那几级石阶的缘故。都已经歪歪扭扭了。应该吩咐谢默斯赶快去把它们挪挪正，以免别的人也在那儿摔倒喽。”
“管家，”我们一走进门厅他就说道，“不知道能不能叫人帮我换换脚上的纱布。它们现在搞得我不舒服极了，根本就听不进那些绅士们在说些什么了。”
我自己都感觉不太情愿将我手里的那张清单直接递给他，于是就放在了他的床尾上。家父瞥了它一眼，然后就转过目光凝视着我。他的表情仍没有丝毫情绪变化的蛛丝马迹，他那双扶在椅背上的手却似乎完全放松了下来。不管是否已经弯腰驼背，他那威严的身形所造成的绝对影响仍旧不容小觑——正是那同样的影响力使得后座上两位烂醉的绅士恢复了清醒。最后，他说道：
我记得，我在请求肯顿小姐给予协助以后——自然是派人送去的口信——就把杜邦先生安置在弹子房里坐等护士的到来，正在这时第一男仆急匆匆地从楼梯上奔下来，面带痛苦的神情告诉我家父在楼上病倒了。
“除此以外，也已经决定父亲不该再端送盛放任何物品的托盘，不管需要走动的距离有多近。有鉴于已经做出的这些限制，也知道父亲尤其看重简洁明了，我已经在此列出了经过修正的日常职责的清单，切盼父亲自今日起就遵照执行。”
我匆忙朝二楼跑去，刚转过楼梯口，就看到了一幅奇怪的景象。在走廊的尽头，几乎就正在那扇大窗户前面，映着灰蒙蒙的光线和窗外的雨景，家父定格在一个姿势当中，就好像正在参加某种庄严的仪式一般。他单膝跪地，脑袋低垂，好像正在奋力推着面前那辆手推车，而那辆小车不知何故竟顽固地纹丝不动。两位卧房的女仆表示尊敬地离开一段距离，面带敬畏的神情注视着他所做出的努力。我走到家父面前，把他紧抓在手推车边缘的手松开，扶着他在地毯上躺下来。他双目紧闭，面如死灰，前额上满是汗珠。我叫人前来帮忙，及时搬来了一辆带篷的轮椅，家父就被转移到了他自己的房间。
“在过去的五十四年间，我每天都负责伺候用餐，”家父说道，话音不疾不徐。
将家父安置在床上以后，我一时间颇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是好；因为家父正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这么一走了之实在不合情理，但我又真是一点空余时间都匀不出来。正当我站在门口踌躇不决之际，肯顿小姐出现在了我身旁，并且说道：“史蒂文斯先生，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比您还稍微多那么点空余时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代您照顾一下令尊。我会带梅雷迪思大夫上这儿来进行诊治，要是有什么要紧的情况我会通知您的。”
“重点在于，”我继续道，“我们感觉父亲不应该再承担伺候用餐的工作了，不论席间是否有宾客在场。”
“谢谢您，肯顿小姐，”我说，然后我就离开了。
父亲的面容，在那半明半暗的光线之下，没有丝毫的情绪波动。
当我返回会客厅的时候，一位神职人员正在讲述柏林的儿童所遭受的苦难。我立刻忙着为客人们添茶倒咖啡。有几位绅士，我注意到，正在饮用烈酒；尽管有两位女士在场，有一两位绅士已经开始抽起烟来。我记得当我手持空茶壶离开会客室的时候，肯顿小姐叫住了我，说：“史蒂文斯先生，梅雷迪思大夫正准备离开了。”
“很好。既然您希望我长话短说，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事实是，父亲已经是越来越年老体衰。以至于现在就连履行副管家的日常职责也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爵爷认为，我自己也有同感，如果允许父亲继续承担目前的职责，他随时都可能危及府内日常事务的正常运转，尤其是下周即将举行的国际盛会。”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看到那位大夫正在门厅里穿戴雨衣和帽子，于是我就走上前去，那把茶壶还在我手里拿着。大夫面带不悦地望着我。“令尊的状况不太乐观，”他说。“如果情况恶化，马上通知我。”
“那就直奔主题，说完了事。我们这里还有人有工作要做呢。”
“是，先生。谢谢您，先生。”
“既然如此，父亲，那我就直奔主题了。”
“令尊高寿了，史蒂文斯？”
“那就简明扼要地说。我不能整个上午都听你瞎叨叨。”
“七十有二了，先生。”
“我来是要跟您谈一件事，父亲。”
梅雷迪思大夫想了一会儿，然后又说：“如果情况恶化，务必马上通知我。”
父亲朝屋内唯一的那把椅子靠过去，那是把小小的木椅子，他把两只手全都撑在椅背上，借此站起身来。当我看到他站立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他的腰弯背驼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年老体衰，又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为了适应这个小阁楼那陡斜的天花板而养成的习惯。
我再度向大夫致谢，然后送他出去。
“我的睡眠已经尽够了。”
也正是在那天傍晚，晚餐即将开始前，我无意中听到了刘易斯先生和杜邦先生的谈话。当时我出于某个原因上楼来到杜邦先生的房间，在敲门前我习惯性地稍停了片刻，听一下门内的动静。您或许没有养成这种习惯，为了避免在某些极不适宜的时候敲门打搅了别人而采取这种小小的预防措施，我却一直都有这种习惯，而且我敢担保这在我们许多同行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做的背后并无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就拿这次来说，我根本不是有意要去偷听他们讲话的。然而，也是事出偶然，当我把耳朵贴到杜邦先生的房门上时，正巧听到了刘易斯先生的说话声，虽然我不记得当时听到的确切字句了，可他讲话的语气引起了我的怀疑。这位美国绅士的声音听来仍旧一如既往地亲切而又和缓——自打他来到这里以后，这声音已经为他赢得了很多人的好感——可是这会子却又带上了某种绝不会弄错的鬼鬼祟祟的成分。正是因为这一点，再加上他正在杜邦先生的房内、应该正在跟这位至关重要的人物侃侃而谈的事实，使得我没有去敲门，反而继续听了下去。
“希望父亲不是因为关节炎的困扰才睡不好觉的。”
达林顿府各间卧室的房门都是很厚实的，我是无论如何也听不清楚完整的谈话内容的；因此上，我现在也很难回忆得起当时听到的确切的语句，其实当天的稍晚时候我向爵爷汇报此事时，情况就已经是如此了。话虽如此，这并不等于我对当时房内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概念。事实上，那位美国绅士正在表明这样的一个观点，即杜邦先生受到了爵爷以及其他与会者的操纵；他们故意将邀请杜邦先生与会的时间推后，以便于其他人等在他不在场时先行讨论重大的议题；即便在他来到之后，也有人看到爵爷与几位最重要的代表举行了好几次私下的讨论，而没有邀请杜邦先生参加。然后刘易斯先生就开始打小报告，把他来到这里第一天的晚宴上爵爷和其他人说过的那些话讲给杜邦先生听。
“我起来已经三个钟头啦，”他说，颇为冷淡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坦白说吧，先生，”我听到刘易斯先生这么说，“我因为他们对于贵国人民的态度而惊骇万分。他们实实在在地使用了‘野蛮’和‘可鄙’这样的词汇。事实上，几个小时之后我就把它们原原本本地记在了我的日记里。”
“啊，”我说，短促地一笑，“我就知道父亲肯定已经起了床，而且为白天的工作做好了准备。”
杜邦先生简短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然后刘易斯先生又说道：“我就跟您说吧，先生，我真是惊骇万分。这样的词汇能用来形容仅仅几年前还肩并肩站在一起的盟友吗？”
在此之前，我极少有理由进入家父的寝室，一见之下我深为那个房间的逼仄和简陋而吃惊。确实，我记得当时的印象是跨入了一间牢房，后来想来，这种感觉或许跟天刚破晓时那苍白的光线以及空间的局促或者四壁的萧然也不无关系。因为家父已经拉开了窗帘，脸已经刮好，穿好全套制服坐在床沿上，显然他就一直坐在那里观看着天色的变化，等待黎明的到来。至少揣测起来他应该是在观看天空的，毕竟从他那个小小的窗口望去，只能看到屋瓦和雨水槽。他床头的那盏油灯已经捻灭，当我发现家父不以为然地瞥了一眼我手里的油灯——那是我特意带了来给摇摇晃晃的楼梯照个亮的——我就赶紧捻灭了它。油灯捻灭以后，我才更加清楚地注意到那照进房间的苍白光线的效果，以及它是如何照亮了家父那皱纹堆垒、棱角分明、仍旧令人敬畏不已的面容轮廓的。
现在我已经不能确定当时自己有没有去敲门了；考虑到我听到的内容那令人警醒的性质，我当时的判断应该还是撤退为宜。反正是并没有在门外逗留太久——正如事后不久我责无旁贷必须跟爵爷解释清楚的那样——没有听到更多的内容，以便可以据以判断杜邦先生听了刘易斯先生的这番话以后到底会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思之再三，我认定最好还是选在家父的寝室里跟他私下谈这件事，这样的话等我走后他也可以不受打扰地仔细考虑一下他所面临的新处境。能在寝室里找到家父的时间只有他刚起床的一大早和临睡前的深夜里。我选择了前者，于是在某一天的清晨，我爬上仆役厢房的楼顶来到他居住的小阁楼外，轻轻敲了敲门。
第二天，会客室里的讨论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激烈水平，到午餐时间的时候，唇枪舌剑的往还已经趋于白热化了。我的印象是发言的内容已经带有责难的意味，发言的态度也愈发无所顾忌，矛头直指杜邦先生，而他则手捻胡须，端坐在扶手椅中，几乎不言不语。每次暂时休会，我注意到——爵爷无疑也会有些担忧地注意到——刘易斯先生都会马上就把杜邦先生拉到某个角落或是别的他们能够不受打扰地密商的所在。我清楚地记得，用过午餐后不久，我无意中撞见这两位绅士就在藏书室刚刚进门的位置颇为鬼鬼祟祟地交谈，让我印象格外深刻的是，他们一见到我走上前来，就马上闭口不谈了。
这整个意外的发生显然让家父感觉非常难堪，到我们在达林顿勋爵的书房里谈话的时候，他早已经跟之前一样继续忙碌地工作了。于是，怎么才能提出这个减免其工作职责的话题可就殊非易事了。对我来说尤其麻烦的还在于这些年来家父跟我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其原因我从来也没有真正搞清楚。以至于在他来到达林顿府以后，即便是针对工作进行一些简单的必要沟通时，那气氛也让双方都很是尴尬。
与此同时，家父的状况既没有好转，也没有恶化。据我的理解，他多数的时间都在昏睡，有几次我有点空余时间爬到那个小阁楼上去探望他的时候，他确实是沉睡不醒。我实际上一直都没有机会再跟他说说话，直到他病情再次发作后的第二天傍晚。
应该说明的是，大约在一个礼拜以前，达林顿勋爵是亲眼看到家父意外跌倒的过程的。爵爷当时正在凉亭里招待两位客人，一位年轻的女士和一位绅士，眼看着家父端着一大托盘大受欢迎的茶点穿过草坪朝他们走来。草坪和凉亭之间有一段长约几码的小缓坡，那时候跟现在一样，有四块石板嵌入草中充当进阶的梯级。家父就是在走到这几块石板附近时摔倒的，托盘上所有的东西——茶壶、茶杯、茶托、三明治、蛋糕——在石板上方的草皮上撒得到处都是。等我接到警报赶过去的时候，爵爷和他那两位客人已经让家父面向一侧躺好，从凉亭里拿来的靠垫和小地毯权充枕头和毯子。家父已经神志不清，面色呈现出一种古怪的灰色。已经派人去请梅雷迪思大夫了，不过爵爷认为等大夫赶到之前应该先把家父从太阳地里转移出来；结果是让人搬来了一把带篷的轮椅，费了不少劲儿把家父转移到了室内。梅雷迪思大夫赶到的时候，家父已经苏醒过来，感觉好多了。大夫并没有待多久，临走前只模棱两可地交代了几句，大意是家父也许是“工作过于劳累”了。
那次我进去的时候，家父也在睡梦中。可是肯顿小姐留下来照看家父的那个卧房的女仆一看到我就马上站起来，开始摇晃家父的肩膀。
“很好。那我就把此事交给你去斟酌办理了，史蒂文斯。”
“蠢丫头！”我叫道。“你这是在干什么？”
“绝对不会了，先生。对此我完全理解。”
“史蒂文斯先生交代过，如果您再来的话就叫醒他。”
“你听我说，史蒂文斯，我的意思绝非是要令尊离开这个岗位。我只是请你重新考虑一下他所承担的职责范围。”我相信，说到这里的时候，爵爷再次低下头去假装看书，并局促不安地用手指比画着一个条目：“这些疏失本身或许微不足道，史蒂文斯，可你自己却必须要认识到那其中隐含的更重大的意义。令尊堪当重任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在那种任何一个疏失都可能危及会议成功的工作领域，请切莫再派给他任何任务了。”
“让他睡吧。他这个病就是累的。”
“的确如此，先生。”
“他说过一定要把他叫醒，先生，”那姑娘道，又开始摇晃家父的肩膀。
“这种时候可容不得有半点差池。”
家父睁开眼睛，在枕头上微微侧了一下头，看着我。
“是的，先生。”
“希望父亲现在感觉好些了，”我说。
“我的意思是说非同小可的结果。对于欧洲的发展全局而言都是如此。只要看看将要出席的人员名单，我认为这么说一点都不算夸张。”
他继续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问我：“楼下一切尽在掌控中吧？”
“是的，先生。”
“情况一直都瞬息万变。这才刚过六点钟，所以父亲也很可以想象此刻厨房里的气氛了。”
“在那之后，这幢房子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可能产生非同小可的结果。”
家父的脸上掠过一丝不耐烦。“但一切都尽在掌控之中吧？”他又问了一遍。
“我们都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先生。”
“是的，我敢说您对此可以尽管放心。我很高兴父亲感觉好些了。”
“你听我说，史蒂文斯，不出半个月，那些代表当中的第一批就会来到这里了。”
他有些慎重地慢慢把胳膊从被单底下抽出来，疲惫地盯着自己的手背。看了好长一段时间。
“是有可能，先生。”
“我很高兴父亲现在感觉已经大好了，”我最后又说了一遍。“现在我真的最好还是回去了。就像我说的，现在的情况真是瞬息万变。”
“有可能发生在，比如说，令尊正在侍餐的晚宴当中。”
他又继续看了自己的手背一阵子。然后才缓缓地道：“真希望我对你来说是个好父亲。”
“是的，先生。”
我轻轻一笑道：“真高兴您现在感觉好些了。”
“而且当然啦，这种意外既然会发生在草坪上，那也就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而且在任何时候。”
“我为你感到骄傲。一个好儿子。希望我对你来说也是个好父亲。但我想我并不是。”
“那是自然，先生。”
“恐怕我们现在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不过我们可以明天早上找时间再聊。”
“不过，我们谁都不希望任何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令尊不小心跌倒这类的意外。”
家父仍旧望着自己的双手，仿佛对它们略有些恼怒似的。
“正如我所说的，先生，家父看来已经完全康复了，我相信他仍旧是个堪当重任之人。诚然，他最近在履行职责时确实出过一两个明显的差错，但在性质上无论如何都是微不足道的。”
“真高兴您现在感觉好些了，”我又说了一遍，然后就告退了。
“听我说，史蒂文斯，令尊那边有任何——呃——迹象没有？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令尊也许希望他的工作负担稍许减轻一些？撇开这次摔倒的事故不谈，我的意思是。”
*
“谢谢您，先生。”
来到楼下，我发现厨房里几乎是一片混乱，而且总体来说，各级员工无不笼罩在一种极端紧张的气氛当中。不过，我很高兴地记得，到大约一个钟头以后的晚宴时间，就我的团队而言，展现出来的就唯有高效以及专业性的镇定自若了。
“听到这个消息真让人高兴。非常高兴。”
看到那座富丽堂皇的宴会厅高朋满座的场景，总是让人过目难忘，那天傍晚就是如此。当然了，略显美中不足的是那一排排鱼贯入场、清一色身着晚宴礼服的绅士们在数量上超过女性的代表太多，整体的氛围未免显得有些过于严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当年餐桌上方悬挂的那两盏巨型的枝形吊灯还是以煤气为燃料的——整个大厅因此都笼罩在一片清浅而又柔和的光晕之中——不像电气化时代以后的灯光那样亮得刺眼。在会议期间那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晚宴上——大部分来宾预计第二天用过午餐后就将动身离开——在座的来宾已经卸去了那在前几天里显而易见的大部分矜持和拘谨。不仅是闲谈更加随心和大声，我们发现斟酒的频率也显著提升。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晚宴进行得可说是相当顺畅，并无任何明显的差池；宴会临近结束之时，爵爷起身向众位宾客致辞。
“我可以很高兴地说，他已经完全康复了，先生。”
他首先向在座的所有来宾表示感谢，因为在前两天的讨论当中“虽不时有令人振奋的坦率陈词”，却也始终秉持友好的精神以及乐见“善”最终获胜的意愿。他在前两天中亲眼目睹的团结一致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之预期，他确信，在次日上午举行的“总结”会上，与会者必将达成充分共识，承诺各自都将在瑞士即将举行的重要国际会议之前采取有效的行动。大约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知道他是否事先就已计划好要这么做——爵爷开始缅怀起了他的故友卡尔-海因茨·布雷曼先生。这实在是个小小的不幸，这一直都是爵爷心念系之的一个话题，而且他一提起来就会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或许有一点也该说明，即爵爷从来就不是那种可以被称为天生演说家的人，所以没过多久，整个宴会厅就响起了坐立不安的嘁嘁喳喳声，这表明听众们已经渐渐失去了耐心。说实话，到了爵爷终于把话讲完，敦请诸位来宾全体起立为“欧洲的和平与正义”而干杯之时，那种嘈杂的程度——或许也是大家尽兴畅饮的结果——在我看来已经迹近于失礼了。
“令尊身体感觉好些了吧，史蒂文斯？”
众人纷纷再次落座，闲谈重又开始启动之际，突然响起一阵颇有权威性的指节敲击桌面的声音，杜邦先生已经站了起来。立刻，室内全都安静了下来。这位显赫的绅士以近乎严厉的目光环视了餐桌周围的众人一眼。然后他说：“我希望我并没有僭越在座的某位绅士所肩负的职责，不过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听到任何人提议大家共同举杯感谢我们的主人，最可敬、最仁厚的达林顿勋爵。”现场响起一阵喃喃的赞许声。杜邦先生继续道：“在过去这几天的时间里，大家在这幢府第里讲过了很多令人感兴趣的事。很多非常重要的事。”他稍作沉吟，此刻的宴会厅里一片肃静。
在我说起的那个特别的午后，爵爷的年纪应该还在五十四五岁上；不过据我的回忆，他的头发已经完全灰白，他那瘦高的身形已经出现了在他的晚年变得异常显著的驼背的迹象。他几乎是在说话时，眼睛才会从那卷百科全书上抬一抬：
“有很多言论，”他继续道，“非常含蓄甚或坦率地批评——这个措辞还不算是言过其实——批评了敝国的外交政策。”他再次稍作沉吟，神色相当严峻。你也许都会以为他动怒了。“在这两天当中，我已经几次听到对于欧洲当前异常复杂的情势所做的详尽而又睿智的分析。不过恕我直言，还没有一种分析对于法国为什么会对其邻国秉持这样的态度表现出真正的理解。然而，”——他伸出一根手指——“现在不是进行此类辩论的时候。事实上，在过去的这几天当中我一直都刻意地避免参与这类辩论，因为我来到这里主要是为了倾听的。现在请容许我告诉诸位，我在这里听到的不少意见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诸位也许要问了，这印象到底有多么深刻呢？”杜邦先生再度稍作沉吟，以一种近乎悠闲的态度挨个儿扫视了一圈所有注视着他的面孔。最后他才继续道：“先生们——还有女士们，请原谅——对此我已进行过反复的思考，我希望借此机会推心置腹地跟诸位交个底：尽管对于如何解读欧洲目前的真实现状，我本人与在座的诸位之间仍然存在着分歧，尽管如此，对于大家在这次会议中所提出的要旨，我深为信服，先生们，既为其正义性又为其务实性而深深信服。”一阵既宽慰而又欢欣的喃喃低语传遍了餐桌周围，可是这时杜邦先生却稍稍提高了嗓音，压过这阵窃窃私语继续道：“我很高兴向在座的诸位做出保证，我保证竭尽个人的绵薄之力，努力促成法国政策的重心之改变，以期符合本次会议的多数意见。而且我将赶在瑞士会议之前及早地采取行动。”
我在这里顺带描述的这一事件，不过是众多事例当中的一桩，而这些事例无不鲜明地表现出达林顿勋爵那羞涩而又谦逊的天性。近些年来，有关爵爷本人以及他在诸多重大事件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坊间出现了大量不实之词，有些口耳相传，有些则付诸笔墨；更有甚者，有些极端无知的报道居然指鹿为马，断言爵爷的行为是由自我中心，要不然就是傲慢自负所驱使的。请容我在此说上一句，再也没有比这种论调更加悖乎常理、罔顾事实的了。爵爷后来所坚守的那些公开立场是与他的本能和天性完全背道而驰的，而我敢断言，爵爷之所以能够勉为其难地克服他那远为恬淡退隐的一面，纯粹是出于深厚的道德责任感。无论近年来对达林顿勋爵的功过如何评说——如我之前所言，这其中的大部分纯粹是无稽之谈——我都该为爵爷说句公道话：他本质上是个真正的好人，一个彻头彻尾的绅士，时至今日，我都为自己能将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为这样一个人服务上而深感自豪。
宴会厅里响起了阵阵掌声，我看到爵爷跟大卫爵士交换了一个眼色。杜邦先生举起手来，不知道是表示接受还是阻止大家的掌声。
书房的两扇大门正对着从主楼梯上下来的每个人。现在的书房门外放了一个陈设法拉戴先生各种小摆设的玻璃柜子，不过在达林顿勋爵的时代，那个位置一直都立着一个书架，专用来摆放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包括一整套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达林顿勋爵一个惯用的策略就是在我从楼梯上下来的时候装作在这个书架前检索百科全书各卷的书脊，有时候为了增加偶遇的效果，他还会真的从书架上抽出某一卷来，在我走完最后几级楼梯的时候佯装专心致志埋头阅读的样子。然后，在我从他身边走过以后，他才会说：“哦，史蒂文斯，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说完后，他就会漫步走回书房，表面上仍旧埋头于他拿在手里的那卷大书当中。达林顿勋爵在采取这种方式的时候，总是因为他要谈的事情让他感到有些为难，甚至在书房的门已经在他身后关好以后，他仍旧经常会站在窗户跟前，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做出查阅百科全书的样子。
“不过在我接下来向我们的主人达林顿勋爵表示感谢之前，我还有件小事不吐不快，希望能在此一抒胸臆。诸位也许有人会说，在餐桌上把自己胸臆中的东西吐出来可是有些失礼之举。”这句话引来了热情的欢笑。“不过我在这类事情上一直都是直言不讳的。这就像一定要正式地、公开地向达林顿勋爵表示感激之情一样，是他将我们召集到这里，并使得目前这种团结一致、友好善意的精神成为可能的；同样，我也相信一定要公开地谴责任何跑到这儿来滥用主人的殷勤好客，一门心思只想着散布不满和猜疑的宵小之辈。这种人不但在社交场合令人厌恶，在我们现今的社会气候之下更是极端危险的。”他再次稍作沉吟，整个宴会厅里再次鸦雀无声。杜邦先生继续语气平静、从容不迫地道：“对于刘易斯先生我只有一事不明：他那令人憎恶的行径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当局的态度？女士们、先生们，那就请容我斗胆一猜吧，因为对于这样一位几天来已经充分地展现出其欺诈水准之高的绅士，我们是没办法指望他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诚实的答案的。所以，我也就只能姑且一猜了。当然了，如果德国不再继续赔款，美国自然会很关心我们对其债务的偿付能力。不过在过去这半年当中，我也曾有机会跟不少位高权重的美国人士直接讨论过这个问题，依我看来，该国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要远比他们这位在座的同胞所代表的观点高瞻远瞩得多。我们所有这些关心欧洲未来福祉的人尽可以但放宽心，因为事实上刘易斯先生现在的影响力——我们该怎么表述呢？——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您也许会觉得我这么丝毫不肯假以辞色未免过于不近人情，但事实上，女士们、先生们，我已经算得上是仁至义尽了。您瞧，我并没有把这位绅士一直以来对我说的那些话原样搬出来——关于在座的每一位。他所说的那些话，其技巧是如此拙劣低能，其态度是如此厚颜无耻，其内容是如此粗鄙下流，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不过谴责的话已经说够了，该是我们表示感谢的时候了。那就请跟我一起，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一起举杯敬达林顿勋爵。”
不过这会子经过细想以后，我倒不能肯定肯顿小姐那天当真把话说得如此毫无顾忌了。在我们多年密切共事的过程中，我们诚然越来越坦诚地交换意见，可是眼下我正在回忆的那个午后尚属我们订交的初始阶段，我觉得即便是肯顿小姐也不会如此直言不讳的。我不敢肯定她当真会冒昧到说出像是“这些疏失本身或许微不足道，可你自己却要认识到那其中隐含的更重大的意义”这样的话来。事实上，经过一番仔细的回想以后，我感觉应该是达林顿勋爵亲自跟我说这番话的，那是我跟肯顿小姐在弹子房门外那番交锋过后的大约两个月后，爵爷将我叫进了他的书房。那时，家父的境况在他摔倒以后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
杜邦先生在讲这番话的过程中，一直都不曾朝刘易斯先生的方向看过一眼，也确实，大家在向爵爷敬酒致谢、再次落座后，目光也似乎全都刻意地避免朝那位美国绅士看去。一种令人难堪的沉默一度笼罩了宴会现场，然后刘易斯先生终于站起身来。他的脸上仍习惯性地堆满了亲切的笑容。
“很遗憾是真的，史蒂文斯先生。前天傍晚，我眼看着令尊端着托盘脚步非常迟缓地朝餐厅走去，恐怕我很清楚地看到他的鼻尖上拖着长长的一条鼻涕，就在那些汤碗上面摇摇欲坠。我恐怕这样的上菜方式是很难令人食欲大开的。”
“喔，既然每个人都发表了讲话，我不妨也来说上两句，”他说道，听他的声音明显是已经喝得很不少了。“对于我们的法国朋友刚才的那一番无稽之谈，我没什么话好说。对那样的言论我根本就不屑于理会。有多少人都曾妄图将此谰言强加到我头上，我见得多了，但让我来告诉诸位吧，先生们，这也不过是枉费心机。枉费心机罢了。”刘易斯先生突然停住了话头，一时间似乎不知该如何接下去才好了。终于他又笑了笑，继续道：“如我所说的，我不会再在我们那位法国朋友身上浪费时间了。不过事有凑巧，我倒确实还有几句话想说。既然我们现在都这么坦诚相见了，我也就实话实说吧。你们在座的诸位先生，恕我直言，你们全都不过是一群幼稚的梦想家罢了。你们要是不这么一门心思地想着掺和影响全球的那些重大事务的话，你们其实还都挺有魅力的。就拿我们这位善良的东道主来说吧。他是何等样人呢？他是位绅士。这一点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任何人会反对的。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正派，诚实，用心良苦。可是这位爵爷却是个外行。”他在这个字眼上面略作停顿，并且环顾了一下众人。“他是个外行，而如今的国际事务已经轮不到这些外行的绅士们插手了。这一点，你们这些欧洲人越早明白越好。诸位在座的为人正派、用心良苦的绅士大人们，让我问你们一句，你们知道你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什么样子吗？你们可以出于你们那高贵的本性治国理政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不过当然啦，你们这些欧洲人似乎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像我们善良的主人这样的绅士仍旧相信，他们就该去瞎掺和那些他们根本就不懂的事务。这两天以来，在这儿说了多少蠢话和废话。用心良苦、天真幼稚的蠢话和废话。你们这些欧洲人需要专业人士来掌管你们的事务。你们如果仍旧执迷不悟，很快你们就要大难临头了。举杯吧，先生们。让我们一起举杯——敬专业精神。”
“真的吗，肯顿小姐？”
现场一阵惊愕，寂然无声，没有一个人动弹。刘易斯先生耸了耸肩膀，举起酒杯向所有人照了一圈，一饮而尽，坐了回去。达林顿勋爵几乎马上就站了起来。
“我很抱歉，史蒂文斯先生，可我必须把话说完。我认为令尊身上的很多职责都该被卸下来了。比如说，不应该让他再继续端那些沉重的托盘了。他端着它们走进餐厅的时候，他那两只手抖得实在令人心惊。他迟早肯定会失手将托盘砸到某位夫人或是士绅的大腿上，就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不仅如此，史蒂文斯先生，这话我说出来很是冒昧，但我已经注意到了令尊的鼻子。”
“我本不希望，”爵爷道，“在我们这济济一堂的最后一个夜晚陷入无谓的争执当中，因为这是个欢庆胜利的时刻，大家本该好好享受一下的。不过正是出于对您这种观点的尊重，刘易斯先生，我感觉就更不应该把它当作某个街头怪人的演说那样置之不理了。让我这么来说吧：您所谓的‘外行’，先生，我想在座的大多数人更愿意称之为‘荣誉’。”
“肯顿小姐，您这只不过是在给自己出洋相。”
这番话引来了一阵响亮的赞许声，夹杂着几句“听听，听听”的感叹声以及几声鼓掌和喝彩。
“不管令尊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史蒂文斯先生，他现在的能力都已经严重衰退了。这就是您所谓的这些‘微不足道的疏失’所暗含的真正意义，而如果您对此掉以轻心，那么要不了多久，令尊就将铸成大错。”
“更重要的是，先生，”爵爷继续道，“我相信我很清楚您所谓的‘专业精神’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无非是通过欺骗和操纵的手段来为所欲为。它指的无非是依照自己的贪欲和利益来排定轻重缓急，而绝非是为了看到善良与正义在世界上获得胜利。如果这就是您所谓的‘专业精神’，先生，我实在是有些嗤之以鼻，巴不得对它敬而远之呢。”
“肯顿小姐，您显然并不清楚您暗示的是什么。”
这一席话赢得了迄今为止最为热烈的赞许声，继之以热情而又持久的鼓掌和喝彩。我看到刘易斯先生冲着自己的酒杯微微一笑，萎靡不振地摇了摇头。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察到第一男仆来到我身边，附耳对我悄声道：“肯顿小姐想跟您说句话，先生。她就在门外。”
“那事实就是，史蒂文斯先生，您交托给令尊的工作已经远非他这个年纪的人所能承担得了啦。”
我尽可能小心翼翼地悄悄退出，因为爵爷仍然站在那儿，正在发表进一步的看法。
“肯顿小姐，我不明白您的意思。现在能否请您好心让我过去。”
肯顿小姐一脸忧色。“令尊的情况非常危急，史蒂文斯先生，”她说。“我已经派人去请梅雷迪思大夫了，不过据我所知他可能要稍微耽搁一会儿。”
“这些疏失本身或许微不足道，史蒂文斯先生，但您自己却要认识到那其中隐含的更重大的意义。”
我的面色想必是有些摸不着头脑，因为肯顿小姐又接着道：“史蒂文斯先生，他的情况真的非常不好。您最好是去看看他。”
“如果这对您来说如此重要，肯顿小姐，我可以认可，我后面的那尊中国佬或许是摆错了地方。可我必须要说，我实在有些搞不明白，您为什么会对这些最微不足道的疏失如此地关切备至。”
“我只能抽出一点点时间。先生们随时都有可能离席前往吸烟室。”
“史蒂文斯先生，劳您驾看看您身后的那尊中国佬好吗？”
“当然。不过您现在务必要去一趟，史蒂文斯先生，要不然事后您也许会追悔莫及的。”
“肯顿小姐，您实在是莫名其妙。现在能否请您行个好放我过去？”
肯顿小姐已经在头前领路了，我们急匆匆地穿过府第，朝家父那个小阁楼上的房间奔去。莫蒂默太太，我们的厨娘，正站在家父的床头，身上的围裙都没摘。
“事实是，史蒂文斯先生，府里所有的中国佬塑像都已经脏了有一段时间啦！而现在，居然又摆错了地方！”
“哦，史蒂文斯先生，”我们一进来她就道，“他已经快不行了。”
“肯顿小姐，请您把嗓门压低点。如果下属们听到我们扯着嗓门争论中国佬是否摆错了地方，那成何体统？”
确实，家父的脸色已经变成了一种暗红色，我还从没见过哪个活人有过这样的面色。我听见肯顿小姐在我身后轻声说：“他的脉搏非常弱了。”我凝视了家父一会儿，轻轻摸了一下他的额头，然后就把手抽了回来。
“我只是想请您，史蒂文斯先生，转过身去看一看那尊中国佬。”
“依我看，”莫蒂默太太道，“他是中风了。我这辈子亲眼看到过两次中风，我想他是中风了。”说着，她就哭了起来。我注意到她身上散发出浓烈的煎炸和烧烤的气味。我转过身对肯顿小姐道：
“肯顿小姐，我想请您把嗓门压低一点。”
“这太让人难过了。可是，我现在必须回到楼下去了。”
“史蒂文斯先生，这尊中国佬摆放的位置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当然，史蒂文斯先生。大夫到的时候我会告诉您的。或者出现任何变故的时候。”
“肯顿小姐，我忙得很。我很奇怪您除了一整天都在走廊里站着，居然就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了。”
“谢谢您，肯顿小姐。”
“史蒂文斯先生，这尊中国佬摆错了地方，您不会不同意吧？”
我匆忙来到楼下，及时地赶上了绅士们正开始移师到吸烟室。几位男仆一看到我也似乎松了一口气，我马上示意他们各就各位。
可是肯顿小姐已经离开了门口，而且果不其然，我在继续自己工作的时候，偶尔的脚步声以及其他的声响都会提醒我，她仍旧在门外等着。于是我就决定在弹子房里再多找些工作来做，寄希望于过一会儿以后她能意识到自己的位置是多么荒谬可笑，就此识时务地走开。然而，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已经把利用手边的工具能做的工作全都干完了，肯顿小姐却显然仍旧待在外面。我决定不再在这种幼稚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于是考虑通过法式落地窗脱身。然而天公不作美——说白了，放眼一望，外面就有好几个大水坑和一块块烂泥地——再者说，还得有人再重新回到弹子房，从里面把落地窗闩好。最后，我认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出其不意地冲出门去，怒气冲冲地大踏步离开。我于是尽可能悄无声息地先来到一个最佳的位置，从那儿可以发动这样的一次急行军，我紧握自己的清洁工具，一鼓作气地冲出门去，还没等大吃一惊的肯顿小姐醒过神来，我已经沿着走廊迈出去好几步了。可是她很快就回过味儿来，眨眼工夫已经抢到我的前头，挡住了我的去路。
不管在我暂时离开期间宴会厅里到底发生过什么，反正现在的客人当中洋溢着的是一种货真价实的欢庆气氛。在整个吸烟室里，绅士们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全都有说有笑，相互拍着对方的肩膀。刘易斯先生，据我判断，已经告退回自己的房间去了。我穿梭于诸位宾客之间，托盘上摆着一个装满波尔图葡萄酒的酒壶。我刚为一位绅士斟了一杯，一个声音在我背后说：“啊，史蒂文斯，你对鱼儿也感兴趣的，你说过。”
“肯顿小姐，我想您是有些小题大做了。”
我转身，发现是小卡迪纳尔先生正对我笑逐颜开。我也微微一笑，说：“鱼儿，先生？”
“看得出来您手头的事很快就会做完了，史蒂文斯先生。我就在门外等您，等您一出来，这件事就可以最后定案了。”
“我小时候曾在一个鱼缸里养过各个品种的热带鱼。简直可以称得上个小水族馆了。我说，史蒂文斯，你没事吧？”
我转身继续做我的事，可是肯顿小姐仍旧站在门口观察我。最后她又道：
我又笑了笑。“我挺好的，谢谢您，先生。”
“肯顿小姐，在我腾出手来处理这件事之前，我是不会贸然认可任何结论的。可是我现在手头上还有事。”
“你说得很是，我真该春天的时候再到这儿来一趟。那时候的达林顿府肯定美极了。上次我来这儿的时候，我想也是在冬天。我说，史蒂文斯，你确定你没事吗？”
“如此说来，史蒂文斯先生，您是认可我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弄错喽。”
“我好端端的，谢谢您，先生。”
“肯顿小姐，我现在正忙着，过会儿我再处理这件事吧。说起来这也算不上什么急务。”
“不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吧？”
“可是，史蒂文斯先生，您似乎并不相信我的话。既然如此，我想还是请您移步出来亲自看一下。”
“绝对不是，先生。我暂且告退了。”
“肯顿小姐，我现在手头还有事。”
我又继续为他们几位客人斟酒。我背后爆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我听到那位比利时神职人员兴奋地嚷道：“这可真是异端邪说！绝对是异端邪说！”然后自己又放声大笑。我感觉有什么东西碰了一下我的胳膊肘，转身发现是达林顿勋爵。
“我不认为是我搞错了，史蒂文斯先生。我特别要求自己要熟悉府内所有物品的摆放位置。那尊中国佬，我猜想，是被某个人擦拭过以后摆错位置了。如果您不相信的话，史蒂文斯先生，也许您可以移步出来自己看一下。”
“史蒂文斯，你没事吧？”
“我恐怕，肯顿小姐，是您有点搞错了吧？”
“没事，先生。我很好。”
“是的，史蒂文斯先生。原本一直摆在楼梯平台上的那尊中国佬的塑像，现在就在这扇门外面。”
“你看起来好像哭了。”
“中国佬，肯顿小姐？”
我笑了笑，掏出手帕迅速了擦了擦脸。“非常抱歉，先生。是劳累了一天，太紧张了。”
“是爵爷的意思，要把楼梯平台上的那尊中国佬跟弹子房门外的这尊调换位置吗？”
“是呀，确实够累的。”
“那是什么呢，肯顿小姐？”
有人跟爵爷讲话，他转过身去作答。我正准备继续四处走动侍酒的时候，透过敞开的房门看到了肯顿小姐，她正朝我点头示意。我就穿过人群朝门口走去，可是还没到门口，杜邦先生就拉了一下我的胳膊。
“史蒂文斯先生，我刚注意到这门外有样东西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管家，”他说，“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找些干净的绷带过来。我的脚又受不了了。”
很有可能还有不少其他这类的事例，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反正在我记忆中，事态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高潮是在一个细雨蒙蒙的阴沉的午后，当时我正在弹子房里护理达林顿勋爵的各种运动奖牌和奖杯。肯顿小姐走了进来，站在门口说：
“好的，先生。”
然后，最多又过了一个礼拜，我正从厨房来到后廊上的时候，肯顿小姐从她的起坐间里出来，跟我说了一通显然是经过了一番排练的话；大意是尽管她因为让我注意到我的下属所犯的错误而深感不安，不过她和我本来就是一个团队，不得不通力合作，所以她希望我如果注意到女员工出了什么差错，请我务必也像她那样直言相告。说完这番话后，她接着又指出，餐厅里有几件已经摆上餐桌的银餐具上有明显的擦拭剂的残留。有一把餐叉的齿尖简直就是黑色的。我谢了她，她就又退回到了自己的起坐间。当然，她根本就没有必要特地来提醒我，银器正是家父的主要职责所在，而且是他深感自豪的一项工作。
我继续朝门口走去的时候，意识到杜邦先生就跟在我后头。我转过身对他说：“我会过来找您的，先生，一拿到绷带就马上过来。”
那是个虽说微不足道，但却令人恼火的疏失；那个簸箕不但从底层开向门厅的那五道房门那儿看去极为惹人注目，而且从楼梯和二楼的那几个露台上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穿过门厅，把那个碍眼的物事拿起来，而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这次疏失的全部内涵：我突然想起，约莫半个钟头前，正是家父在擦洗门厅的地板来着。起先，我简直都不敢相信家父会犯下这样的错误，不过我马上就提醒自己，这种小小不言的疏忽是每个人都难免偶尔会出现的，于是我的恼怒马上就转到了肯顿小姐头上，怪她居然如此毫无道理地小题大做。
“请快一点，管家。真有点疼。”
我听着她的脚步声穿过门厅，开始上了主楼梯，然后我才朝门口走去。透过藏书室的两扇大门，可以一览无遗地将门厅和宅第的大门尽收眼底。肯顿小姐提到的那个簸箕就最为惹人注目地矗立在那空荡荡的、擦洗得光洁如镜的地板中央。
“好的，先生。非常抱歉，先生。”
“这是我应该做的，史蒂文斯先生。”
肯顿小姐仍然站在门厅里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地方。我一出来，她就默不作声地朝楼梯走去，奇怪的是举动中又没有一点着急的意思。然后她才转过身来对我说：“史蒂文斯先生，我深感遗憾。令尊在大约四分钟以前过世了。”
“当然了，肯顿小姐。多谢您留心和提醒。”
“我知道了。”
“哦，史蒂文斯先生。我本想自己把它放归原位的，可是现在必须先上楼一趟。不知道能否请您记得把它还回去呢？”
她看了看她的手，然后又抬眼看着我的脸。“史蒂文斯先生，我深感遗憾，”她说。然后又补充道：“真希望我能说些什么。”
她已经准备离开了，又在门口转过身来说：
“不必了，肯顿小姐。”
“啊，呃，那就请您原谅吧，史蒂文斯先生。我想当然地以为刚才是您使用过簸箕，并且把它放在了门厅里。很抱歉平白打搅了您。”
“梅雷迪思大夫还没有到。”她低下头好一阵子，忍不住迸发出一声啜泣。不过她几乎马上就控制住了自己，声音沉着地问：“您想上去看看他吗？”
“肯顿小姐，我刚才并没有用过簸箕。”
“我眼下实在是太忙了，肯顿小姐。过一会儿再说吧。”
“您的簸箕，史蒂文斯先生。您把它放在外面了。要我替您把它拿进来吗？”
“这样的话，史蒂文斯先生，您允许我为他合上眼睛吗？”
“您说什么，肯顿小姐？”
“如果您肯的话，我将感激不尽，肯顿小姐。”
“打搅您了，史蒂文斯先生。不过如果您在寻找您的簸箕的话，我看到它就在外面的门厅里呢。”
她开始走上楼梯，但我又叫住她，跟她说：“肯顿小姐，请别把我此刻不肯马上上楼去为家父送终看作不近人情之举。您知道，我相信家父也会希望我现在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我还注意到，此后她的确开始以“史蒂文斯先生”来称呼家父。不过，我们在餐具室里的那段谈话过去两周以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藏书室里做着点什么，这时肯顿小姐走进来对我说：
“当然，史蒂文斯先生。”
在这次遭遇之后，肯顿小姐就不再试图把花往我的餐具室里送了，而且总的说来，我很高兴地观察到她的工作很快就步入了正轨。不仅如此，她显然是位对待工作非常严肃认真的女管家，而且年纪虽轻，却似乎毫不费力地就赢得了她属下各位员工的尊敬。
“否则的话，我感觉，反而会让他感到失望。”
“我敢肯定老史蒂文斯先生对他的工作是非常擅长的，不过我向您保证，史蒂文斯先生，我也同样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会记住以后用他的全称来称呼令尊的。现在，如果您没有别的事了，就请容许我告退了。”
“当然，史蒂文斯先生。”
肯顿小姐似乎思考了一下我这番话，然后才有点愠怒地道：
我转过身，那装着波尔图葡萄酒的酒壶仍旧在我的托盘里，重又回到了吸烟室。在那个相对狭小的房间里，就像是出现了一片由黑色的晚宴礼服、灰白的头发和雪茄烟雾组成的森林。我在这帮绅士们当中缓步前进，寻找需要添酒的酒杯。杜邦先生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啊，您这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肯顿小姐。您要是观察过家父的话，就会看出他对府里的大事小情真是了如指掌，而且几乎从他踏入达林顿府的那一刻起就是这样的，而他还比您晚到了一个礼拜。”
“管家，我的事情你关照过没有？”
“我初来乍到，是有一点手足无措，可这也是完全正常的吧。”
“我很抱歉，先生，可是眼下还没办法立刻为您提供帮助。”
这一下似乎挫了肯顿小姐的锐气，让她有些下不来台。她一度甚至看起来有点心烦意乱。然后她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管家？你们的医疗用品都用光了吗？”
“肯顿小姐，如果您觉得以您现在的年纪来说您已经尽善尽美了的话，您将永远都无法提升到以您的能力无疑可以达到的高度。如果容我直言不讳的话，比如说，到现在您仍然经常不太确定哪样东西究竟放到了哪里以及哪样东西到底是哪样。”
“实际的情况是，先生，有位大夫正往这儿赶。”
“但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我在这方面的能力特别欠缺，不是吗？”
“啊，太好了！你已经叫了大夫来了。”
“我还以为这对任何一个长眼睛的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呢，肯顿小姐。”
“是的，先生。”
“那我真是太感激您的忠告了，史蒂文斯先生。那就再请您不吝赐教，我到底能从观察令尊这上面学到哪些了不起的本领呢？”
“好，很好。”
“我一刻都没有怀疑过您的能力，肯顿小姐。但是只要您愿意多加观察的话，有成百上千的事例会使您意识到家父是位多么非同寻常、鹤立鸡群的人物，您必定可以从他身上获益良多的。”
杜邦先生重新回到他跟旁人的谈话中，我则继续在房间里转悠了一段时间。其间，那位德国伯爵夫人突然从男人堆里冒了出来，我还没来得及为她斟酒，她就自己拿起酒壶给自己倒了些波尔图。
“史蒂文斯先生，我担任女管家的时间或许不长，不过应该说至少在我担任这个职务期间，我的能力还是得到过不少相当慷慨的评价的。”
“你得替我夸奖一下你们的厨娘，史蒂文斯，”她说。
“肯顿小姐，听您的口气，您显然是根本就没有观察过家父。否则您就会明白，以您这样的年龄和资历是不该直呼他‘威廉’的，这本该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夫人。谢谢您，夫人。”
“我的观察能力无疑已经差到了极点，史蒂文斯先生。我只观察到令尊是位很有能力的副管家，并以其相应的职位来称呼他。而照您的说法，令尊居然被像我这样的人直呼其名，他一定会感觉屈辱已极的。”
“还有你和你的团队也表现得非常出色。”
“他的职位当然是副管家，如您所言。可是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以您的观察能力，您居然没有发现他实际上不止是个男管家。远远不止。”
“非常感谢您，夫人。”
“我还是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史蒂文斯先生。您说像我这样的人，可是照我的理解，我是这里的女管家，而令尊则是副管家。”
“在晚宴进行当中，史蒂文斯，我一度还当真以为你至少一下子变成了三个人呢，”她说得开心地笑了起来。
“一个最可以理解的小差错，肯顿小姐。不过，如果您愿意稍稍考虑一下具体的情况，您可能就会看得出来，像您这样的人以对待‘下属’的方式跟家父这样的人说话，是不太妥当的。”
我马上也报以一笑，说：“我很高兴能为您效劳，夫人。”
“恐怕我不太明白您到底什么意思。我过去一直都习惯于直呼下属的教名[1]，我并没有看出到了这里就有需要改弦更张的理由。”
一会儿以后，我看到小卡迪纳尔先生就在不远处，还是独自一人站在那里，我猛然想到，这位年轻的绅士置身于这么一大群显赫的人物当中可能会有些畏畏缩缩的。反正他手里的酒杯也已经空了，我于是朝他走了过去。他看到我过来显得非常高兴，立刻把酒杯朝前一递。
“喔，肯顿小姐。”
“我想，你热爱大自然是件极好的事，史蒂文斯，”他在我给他斟酒的时候说道。“我敢说，达林顿勋爵有你这么一位行家里手帮他督促园丁的工作，也真是一大福气。”
话说完之后我就又回到我的文书工作上来。可是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肯顿小姐并没有就此告退。“请原谅我打搅您了，史蒂文斯先生，”过了一会儿她说道。
“您说什么，先生？”
“这是个很容易犯的小错误，”我面带浅笑道。“肯顿小姐，我能否请您以后称呼家父为‘史蒂文斯先生’呢？如果您是在向第三者提到他，那么您也许可以称他为‘老史蒂文斯先生’，以便于将家父跟在下区分开来。为此我将感激不尽，肯顿小姐。”
“大自然呀，史蒂文斯。那天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谈论大自然的神奇奥妙吗？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面对我们周围的这些伟大的奇迹，我们都未免太过沾沾自喜了。”
“哎呀，史蒂文斯先生，我想我当时应该是在跟令尊说话。这幢房子里再也没有第二个人叫威廉了，据我所知。”
“是的，先生。”
“确实，肯顿小姐。我听到您喊了好几遍‘威廉’这个名字。我能问一下您那是在跟谁说话吗？”
“我的意思是说，你看看我们整天谈论的都是些什么。合约啦，疆界啦，赔款啦，占领啦。而大自然母亲却一直都以她美好的方式生生不息。这么想问题的话确实挺可笑的，你说是不是？”
“是吗，史蒂文斯先生？”
“是的，确实是这样，先生。”
“是的，肯顿小姐，只不过小事一桩。昨天我碰巧经过厨房，听到您在呼唤某个名叫威廉的人。”
“我有时在想啊，如果万能的上帝将我们都创造成为——呃——某种植物什么的，是不是会更好一些？你知道，全都牢牢地扎根在土壤当中。这么一来，像战争啊，疆界啊之类的这些鬼话岂不从一开始就根本不会出现了吗？”
“哦，真的吗，史蒂文斯先生？”
这位年轻的绅士似乎觉得这是个很有趣儿的想法。他笑了笑，又想了想，又笑了笑。我也和他一起笑了笑。然后他用胳膊肘轻轻捅了捅我说：“你能想象得出吗，史蒂文斯？”然后又笑了起来。
“它现在这个样子就完全符合我的需要，肯顿小姐，不过还是非常感激您的好心。事实上，既然您正好在这儿，我倒确实有个具体的问题想跟您提一下。”
“是的，先生，”我也笑着说，“那将成为一个最为奇特的替代性选择。”
“可也没有必要把您的房间弄得这么光秃秃的，而且全然没有色彩啊，史蒂文斯先生。”
“可是我们仍旧需要像你这样的伙计来回地传递口信、端茶倒水什么的。要不然，我们又怎么能办成任何一件事呢？你能想象得出吗，史蒂文斯？我们全都扎根于土壤中？你想象一下！”
“肯顿小姐，我很感激您的好意。但这不是一间娱乐室。我倒宁肯将分心的因素保持在最低限度。”
正在这时，一个男仆出现在我身后。“肯顿小姐想跟您说句话，先生，”他说。
她把花瓶放到我面前的桌子上，然后又环顾了一下我的餐具室，说道：“如果您愿意的话，史蒂文斯先生，我以后可以给您多剪一些花送来。”
我跟卡迪纳尔先生告了罪，朝门口走去。我注意到杜邦先生显然一直就守在门边，看到我走近了，他就问我：“管家，大夫到了吗？”
我重新回到自己的账目上，说：“不过是水汽凝结罢了，我想，肯顿小姐。”
“我正要出去看看，先生。我马上就回来。”
“不能让更多的阳光照进来真是太罪过了。墙面甚至都有点潮湿呢，您说是不是，史蒂文斯先生？”
“我真是有点疼。”
“非常感谢您的好意，肯顿小姐。”
“我很抱歉，先生。大夫应该很快就到了。”
“您的房间竟然如此阴暗冰冷，这实在太可惜了，史蒂文斯先生，您看外面是多么阳光明媚。我想这些花能给这里带来一点生气。”
这一次杜邦先生就干脆跟着我走了出去。肯顿小姐又一次站在门厅里候着。
“您说什么，肯顿小姐？”
“史蒂文斯先生，”她说，“梅雷迪思大夫已经到了，现在到楼上去了。”
“史蒂文斯先生，我想这些花能让您的餐具室显得明亮一点。”
她是特意压低了声音说的，可是我身后的杜邦先生却马上大声叫道：“啊，太好啦！”
我记得那是家父和肯顿小姐加入我们的工作团队不久以后的一个早上，我正在餐具室里坐在桌前审阅文书账目，听到有一记敲门声。我还没说“请进”，肯顿小姐就推门走了进来，我记得当时我还有些错愕。她捧着一大瓶鲜花，笑吟吟地道：
我转身对他道：“那就请您随我来吧，先生。”
不过我扯得太远了。我方才讲到我们同时需要招聘一位女管家和一位副管家，而肯顿小姐正是在这时来到达林顿府接任了女管家一职——我记得她带来的推荐信对她的评价非常之高。事有凑巧，家父也正好在这个时候因为雇主约翰·西尔弗斯先生的去世，行将结束他在拉夫伯勒府杰出的服务工作，等于是既失去了工作，又没有了栖身之地。他当然仍旧是第一流的专业管家，但当时已经是七十几岁的高龄，并且饱受关节炎和其他病痛之苦。如此一来，若是要他跟那些高度职业化的年轻一辈管家竞争同一职位恐怕也难操胜算。有鉴于此，延请家父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卓著的声誉来达林顿府继续服务，将不失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
我把他领进弹子房，他在一把皮椅子上坐下来开始脱鞋子的时候，我赶紧把壁炉里的火拨旺。
不过得容我立刻补充一句，我说这话时脑子想的可绝非肯顿小姐。她当然最后也离了职并且结了婚，但我可以担保，她在我手下担任女管家期间绝对恪尽职守，从不允许任何外务干扰到她的职业操守。
“很抱歉这里实在有点冷，先生。大夫马上就会过来了。”
肯顿小姐和家父差不多是同时来到达林顿府的——也就是说，在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因为当时我一下子失去了女管家和副管家两位得力干将。原因是我这两位干将决定结婚并且辞职不干了。我一直都认为，这一类的男女关系对于整幢宅第里的秩序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从那时算起，我又因为同样的原因失去了好几位雇员。当然了，在女仆和男仆中间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完全可以预期的，而一个优秀的管家在进行人员配置时是一直都应该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的；但是这样的婚配如果发生在高级职位的雇员当中，则将会对工作造成极具破坏性的影响。当然，如果两位员工碰巧相爱并决定结婚，那要进行问责就未免失礼之至了；但我发现真正让人着恼的是对本职工作并无真正的奉献热忱，频频更换工作岗位主要就是为了寻求罗曼司的那些人——女管家们就尤其难逃其咎。
“谢谢你，管家。你做得很到位。”
我对这一幕情景一直永志不忘是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的，我希望能解释清楚。此外，现在想来，考虑到初到达林顿府时她与家父之间关系的某些方面，那么这幕情景会给肯顿小姐留下同样深刻的印象，或许也就并不那么令人惊奇了。
肯顿小姐仍在门厅里等着我，我们俩默不作声地一起穿过整个府第。来到父亲的房间，发现梅雷迪思大夫正在做着一些记录，莫蒂默太太哭得很伤心。围裙还在她身上，显然她一直就是拿它来擦眼泪的；结果弄得她脸上尽是一道道油渍，她那副模样简直就像是在参加一场假扮黑人的滑稽说唱秀。我原本以为房间里肯定会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但是拜莫蒂默太太——或者是她的围裙所赐，房间里居然一股子烧烤味儿。
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情景居然也如此鲜活地留在了肯顿小姐的记忆中，真让人又惊又喜。的确，那肯定是发生在她上文提到某个夏日的傍晚，我还清楚地记得爬到三楼的平台，但见一道道橘红色的夕照穿过每一扇半掩的卧室房门刺破了走廊上的昏沉。当我走过那一间间卧室时，透过其中的一扇门看到了肯顿小姐映在窗前的侧影，她转过身柔声叫道：“史蒂文斯先生，您有空吗？”我走进去的时候，肯顿小姐已经又回头望着窗外了。下面，白杨的树影横陈在大草坪上。在我们视野的右侧是缓缓隆起的草坡，一直延伸到凉亭前，家父的身影就出现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在那儿来回踱步——肯顿小姐形容得确实很形象，“就仿佛一心想找回他失落在那里的某样珍宝”。
梅雷迪思大夫起身对我说：“请节哀顺变，史蒂文斯。令尊发作的是一次严重的中风。他应该没有遭受太多的痛苦，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他这个病你无论做什么都已经无能为力了。”
“如果这回忆令人痛苦，敬请谅解。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次我们俩一起望见令尊在凉亭前来回地蹀躞的情景，他低头看着地上，就仿佛一心想找回他失落在那里的某样珍宝。”
“谢谢您，先生。”
然后她又继续写道：
“我这就走了。你会安排好一切后事吧？”
“当时我是多么喜欢从三楼的那几间卧室俯瞰大草坪以及远处那绿草如茵的开阔高地。那景色是否一如往昔，别来无恙？夏日的傍晚，那景色中总带有某种神奇的魔力，现在我要向你坦白，想当初我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就站在一扇窗前，直看得心醉神迷。”
“是的，先生。不过如果方便的话，楼下有一位最为尊贵的绅士还需要您的诊治。”
事实上我并不知道她后来的归宿，不过我不得不说，一想到那个恼人的女仆，的确给我带来了不少的乐趣——她最后成了我们恪尽职守的员工之一。在她信里的另外一处，肯顿小姐写道：
“紧急吗？”
“这整个插曲不禁让我想起了艾丽丝·怀特。你还记得她吗？事实上，我很难想象你会忘记她。就我而言，我仍旧时常想起她那些元音的发音方式以及只有她才能造得出来的、完全不合文法的独特的句子！你可知道她后来的下落如何？”
“他表达了迫切需要见到您的愿望，先生。”
不过还是回到她的信上。里面有时的确透露出她对当前现状的某种绝望的情绪——这一点还是挺让人揪心的。她有一段话是这样开始的：“虽然我还不知道该如何有效地将我的余生填满……”在另一处，她又这样写道：“我的余生在我面前伸展为一片虚空。”不过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信中大部分的语气都透露出一种怀旧的乡愁。有一处，比如说，她写道：
我领梅雷迪思大夫下去，带他来到弹子房，然后立刻又返回了吸烟室，那里的气氛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已经变得越发欢快友好了。
当然了，从我本人的专业角度来看，尽管肯顿小姐不再工作已经有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她显然仍将被证实是解决达林顿府目前困扰我们的最大难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事实上，将其称之为“难题”，我或许都已经言过其实了。我所指的毕竟只是由我自身所造成的一系列微不足道的小差池，而我现在所力求的也不过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预防措施。诚然，这些小小不言的疏失一开始也确实让我大伤脑筋，不过一旦我腾出手来对这些病患进行一番正确的诊断，发现它们不过就是由明显的人手短缺所引发的表面症状以后，我也就不再为此而忧心忡忡了。正如我之前所言，肯顿小姐的到来就将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了，绝不应该由我来暗示，我已经配得上跟我同辈的比如说马歇尔或是莱恩先生一样，跻身于“伟大”的管家之列了——虽然也不应讳言，确有很多人或许是出于谬赏之意，过于慷慨地倾向于如此认为。请容我澄清一下，当我说一九二三年的那次会议，尤其是那个夜晚在我的职业发展进程中构成了一个转折点的时候，我主要是以我自己那远为卑微的标准来衡量的。即便如此，如果您能考虑到那一晚我所承受的那些不可预料的压力，倘若我斗胆认为我在面对一切意外情况时，也许的确表现出了至少是某种程度上的“尊严”素质——这种素质只有像马歇尔先生，或者实事求是地说，像家父这样的管家才能具备的，您或许不会认为我是过于自欺了吧？的确，我又何必要惺惺作态呢？那一晚诚然会有种种令人悲痛的联想，但每忆及此，我发现一种巨大的成就感总会油然而生。
她的婚姻以失败告终当然是个悲剧。此时此刻，她想必正在抱憾地思量多年前做出的那个决定是如何使得她在中年的后期落得如此孤独凄凉的。不难看出，处在这样的一种心绪之下，想到能重返达林顿府对她而言将是个不小的安慰。诚然，她在信中并没有一字一句明确地表示故园重返的意愿；但遣词造句的种种委婉幽微之处在在传递出这一明白无误的讯息，字里行间深深地浸透着对于她在达林顿府度过的那些岁月的怀恋之情。当然了，肯顿小姐是无法期望在这个时候旧地重返就能重拾那些已经失去的岁月的，我们见面时我的首要责任就要提醒她这一点。我将不得不向她指出，现在的情况已经跟当初判若云泥——那种有一大帮仆从任凭差遣的日子恐怕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都是一去不返了。不过再怎么说肯顿小姐也是一位聪颖的女性，不须我多嘴她应该也已经意识到了世事的变迁。确实，头等重要的一点是，只要肯顿小姐愿意重返达林顿府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我看这样的选择没有理由不会为她那已经充满了光阴虚掷、岁月蹉跎况味的人生带来一份真正的慰藉。
[1]西俗通常只有长对幼、上对下，或熟识的朋友间才会直呼其名（教名），否则应称呼对方的姓氏以示客气。
眼下，在我等待这个世界醒来的安静时刻里，我发现自己又在心底里温习起了肯顿小姐那封来信的内容。说起来了，我其实早就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还称呼她为“肯顿小姐”的。“肯顿小姐”其实应该被称呼为“本恩太太”才对，而且这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可是因为我跟她认识并共事的时段仅限于她的少女时期，自从她去了英格兰西南成为“本恩太太”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您也许会原谅我仍旧使用我认识她时那已经不合礼俗的方式称呼她，而且这么多年来我在心里一直都是这样称呼她的。当然了，她的来信也给了我额外的理由可以继续把她当作“肯顿小姐”，因为她的婚姻不幸最终还是就要走向终点了。信里并没有细讲这方面的情况，这当然也是意料中的事，不过肯顿小姐已经明确无误地谈到，她事实上已经搬出本恩先生那位于赫尔斯顿的住宅，目前寓居在小康普顿村附近的一位熟人家里。
[2]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创始人，认为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并管理通货，主要著作有《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
就在刚才我把窗帘拉开的时候，外面的光线仍旧非常暗淡，还有一层类似薄雾的东西影响了我的视线，就连街对面的面包店和药房都影影绰绰的。确实，顺着街道朝远处望去，在街道跨上那座小圆拱桥的地方，能看到薄雾从河面上升起，有一根桥柱子都几乎完全看不见了。外面阒无人迹，除了远处传来的某种锤击敲打的回声，以及这家旅店后侧的一个房间偶尔的咳嗽声以外，四下里仍旧悄无声息。老板娘显然还没有起床走动，看来要想在她宣布的七点半以前就吃上早饭是绝无可能了。
[3]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学幻想小说《时间机器》和《星际战争》、社会问题小说《基普斯》、《托诺-邦盖》以及历史著作《世界史纲》等。
我生性择床，换个地方总是睡不着，很不安稳地勉强浅睡了不长时间以后，我在大约一个钟头前就醒了。那时天还很黑，知道自己还要开整整一天的车，我努力想再多睡一会儿。结果证明是徒劳以后，我最终决定干脆起来算了，那时候还很黑，为了去屋角的洗脸池那儿刮脸我不得不打开了电灯。不过等我刮完脸以后我又把灯关了，我能看到晨光已经从窗帘的边沿透了进来。
[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协约国与德国在法国凡尔赛宫签署《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生效。一九一八年十月德国政府请求美国总统威尔逊协调停战时，宣称接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精神作为公平合约的基础。但协约国要求“德国赔偿一切从陆海空入侵协约国时对人民及其财产所造成的损失”。条约是一九一九年春巴黎和会时起草的，当时的决策者为“四大领袖”：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和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前三人事实上握有决定权。战败国根本无权过问条约内容，其他协约国也只起配角作用。条约规定，德国的人口和领土均减少百分之十，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全部被瓜分。条约起草时，很难计算德国人赔偿损失的精确数字，尤其是对法国和比利时的赔款。到一九二一年，有一专门机构估定德国民众的损失总额为三百三十亿美元。尽管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筹集此项巨款势必扰乱国际金融秩序，协约国仍坚持要德国赔款。条约还规定，如果德国拖欠款项，协约国可以采取惩罚措施。四大领袖，尤其是克列孟梭，希望确保德国永远不会对世界造成军事威胁。和约包括许多这样的细则条款，比如德军人数不得超过十万，撤销总参谋部；禁止制造装甲车、坦克、潜水艇、飞机和毒气；只指定少量工厂生产武器弹药；拆除莱茵河以东五十公里内的一切堡垒和工事。《凡尔赛和约》遭到德国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合约是强加给他们的，这与十四点精神背道而驰，认为合约要他们做出破坏德国经济的难以忍受的牺牲。《凡尔赛和约》在被批准后的几年间做出了不少有利于德国的修改。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苛刻的合约以及后来对其条款的不认真执行，实际上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军国主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