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孟浪。文章登出来，我买了份报纸回家给思文看，漫不经心懒洋洋地指了那篇文章告诉思文是我写的。她说：“这样一篇文章多少稿费？”我说：“四五十块吧。”她说：“我要是你每天写一篇，也不去打工了。”我说：“我有那么大能耐！整个北美靠写东西赚饭吃的华人都没有几个。”她说：“怎么就起个笔名叫孟浪，证明你是个浪漫的人。”我说：“说得上吗？你想象力太丰富了，我自己也没想到。”她说：“你没想到你的潜意识想到了。”我笑了说：“那有可能，那有可能。”她说：“何必辛苦又起个笔名，干脆就用宋志好了。”我说：“我想骂你吐酸水呢，我自己又太多情了，不骂你呢，又一股子醋气直往外冒。”
一年多来我没有正经写过东西，好像有什么油腻的东西堵塞了思维的通道。前面一段反复涂改，写了一个多小时才写了几句。写了第一段，笔下顺了起来，很快写完了草稿。我把稿子看一遍，虚是虚了点，但给真正的内行看了我也不怕，还混得过去。想马上誊抄了，又记起要用繁体字，没带字典写不出。旁边那些外国人还在看书写作业，我双手抱了后脑勺，慢悠悠地去打量他们。
文章登出来我高兴了一天，又有点紧张，怕没有一点效果，老板下次就不找我了。也有点得意，多伦多刚来不几天，就有了点小进展，忽然又觉自己还不必那样自我轻贱。
我到唐人街公共图书馆借了一本《国画技法》，想熟悉一下术语，我需要术语做个筏子。晚饭后我对思文说：“到多大图书馆看书去了。”思文觉得奇怪，猜疑地望着我，好像是在研究我的表情，说：“你今天忽然想起要看书了。”我拍拍那本书说：“别那样望我，不是去给谁写信，那件事早就完了。”
过了几天画家打电话来，说自己明天要回美国，请我去翠园酒家喝茶。我想问那文章可有点效果，又不好意思。去之前我写了封求职的信揣在口袋里，海吹一气，把自己美化了，想试试画家能不能通过朋友引见我进了报社。去的路上心中又在想，万一成功了，还回不回国去？中午到了翠园酒家，画家在门口等我，他伸过手来，我们握了握。这样的礼节我已经很生疏，觉得有点别扭，这一年多来总觉得自己并不配跟谁握手，也总是在回避着。坐下来我说：“稿子想请你送到《世界》去的怎么送到了《星岛》？”他说：“《星岛》发行量大，效果好些。”我试着说：“要是有点效果就好。”他微微点头不做声。我也不再问，想起那封信说：“《星岛》你有朋友？”他说：“当然是有。”服务员送了点心茶水来，他给我斟了茶，筷子点着碟子说：“是个意思啊，吃。”又说：“看了报纸才知道先生姓孟。”我说：“那是笔名，我其实姓高。这一趟收入还可以？”他说：“自己的画，也不存在亏本。货都出手了，钱基本都归孙老板赚去了。他刮精的人，针插在你身上抽血，厉害着呢。”我说：“老板嘛。”又问他是不是靠画画为生。他说：“谋生能靠这个？那除非你出了大名，要有人捧，杀开一条血路占领市场。一百个里面没有一个。这里，纽约，到处都是画家，台湾的大陆的，很优秀哦，可没有出路。我是学这个出身的，还是改了行，在美国帮台湾一家工艺品公司做事。手艺舍不得丢了，业余弄弄，弄出来总不能都挂在家里。”我说：“《星岛》你有朋友？”他说：“有还是有。”我管他的硬了头皮说：“像我这样的人，别的事也做不来，要写还写得出几句话，想在多伦多报社找一份工作，不知道有一点点希望没有？”他说：“有了这次交道我们也算个朋友了，我说得直点，你别在心里骂我。你东西写得好，但报社要的不是这个。《星岛》也好，《世界》也好，别看一天几十版，绝大部分版面都是香港、美国传过来的，再加上本地广告和本地新闻。本地文章很少。它几十版也只有几个记者编辑，要懂粤语，英语，特别是要拉得动广告，老板办报也是生意。会不会写倒不特别要紧。”我手插在口袋里摸着那封信，觉得没有拿出来的必要。喝完茶他从提包里抽出一个卷轴，展开来说：“这幅画送你，交个朋友，要不昨天也卖掉了。”我看上面题的是《空山新雨后》，正是我那天给他建议的。下端两百元售价的标签还没有扯掉，我知道是他有意留在那里的。我接了画道了谢，心里想着，送我钱还干脆得多，我如今也不是什么雅人，给我了又挂在哪里？
这天我在报上偶尔看到一条消息，有个台湾画家在唐人街大人物画廊办画展，就跑去了。展室不大，就是一楼的客厅装修成的。几十幅国画都标了价挂在墙上，也有上千元一幅的，也有几十元一幅的。看画展的人只有几个，我来来回回转了半天也没见有人买。两个人坐在那里说话，听了知道是画廊老板和画家。画家的脸色阴沉，抱怨多伦多的华人不懂艺术，又说去年自己在纽约办画展，画多么抢手。老板说多伦多画的生意不好做，所有的人都只知道赚钱，准备明年关闭了画廊做别的生意去。美术方面的书我也看过几本，模模糊糊都记不清了。听他们说了一阵，我鼓了勇气插一句嘴说：“您的画还是走的张大千的路子。”画家看我一眼说：“你懂画？”我说：“读研究生的时候学过中国美术史。”撒了这个谎我心里很镇静，露了馅我就说自己不是专业学的，都忘记了。他说：“我老师是张大千的学生。”我大着胆子说：“这些画用笔很工细，意境却平庸，也不说平庸，是没有创意。”他说：“听起来你是个内行。”我说：“内行不敢说，看过几本书。”他说：“不过既然是国画，你总不能画成油画。”我说：“国画表现隐逸的情趣，几百年不变，再好的东西也疲倦了。境界打不开，手头功夫再怎么样也突不破的。”他拍了桌子说：“你倒说到点子上来了，照你说又怎么个变化？”我说：“我没专门研究过，也说不上来。”老板说：“依你看怎么叫人舍得往外掏钱来买？”我说：“我是外行，我瞎说你们别笑。这种山水意境和现代人文化心理结构缺少有机的对应性，现代人有现代人的情趣、节奏和韵律，他们喜欢有力度的东西。”画家不高兴说：“去年我在纽约就卖得很好。”我说：“你的画我提点小意见。”三个人起身去看画。我指了一幅画说：“这幅画你标题是《夏》，改成《圆荷凝露》意味就深远些。这幅《冬》，改成《独钓寒江》，意境更出来了。”跟他说了七八个可改的标题，他只否认了两个。最后我说：“如果有地方发表的话，我写篇评论文章，效果比广告要好些。”老板说：“写得好，发表的事归我，两家报纸的编辑都是熟人。”画家说：“你打算怎么写？”我说：“那当然是唱赞歌，这你只管放宽了心。老实说在技巧方面我也不太懂，你跟别人讲色彩透视比例他也不懂。我想谈一谈你这画的意义，让谁都能理解。”画家“嗯，嗯”着点头。我说：“要说这些画的内涵，你作者是最清楚，我只是想把它表述得大家都能接受，这很重要。”老板说：“那当然，当然。”画家说：“你说，你说。”我说：“我就用《疲惫心灵的停泊地》这个题目，不知合不合你的意思？意思是，现代人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太疲倦了，心灵在持续压力下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你的画提供了一个暂时放松一下的机会，传统艺术的现代意义就出来了。当然这有点胡说八道，但别人不会想这么多。你愿意讲讲你这些画的个性特点，那就更好。”画家迟疑一下说：“按你的意思写。什么时候写好？明天总可以了吧。我给你送到报纸去，我认识他们。”我说：“明天给你了后天登出来？”老板说：“没有问题，要他们留了版面。要写得好，两千字。”我留下电话号码要走，老板给我名片说：“效果好了我们订个长期协议，发表不是问题。”我看了名片说：“老板您姓孙。”他说：“姓孙，孙子的孙。”他自己先笑了，我也笑了，说：“孙子可真的是古代一位大军事家，了不得哦。保不定那孙子就是您远祖。”他说：“听说是有这么个人。”我说：“此孙子可不是彼孙子。”画家送我到门口轻声说：“写好点。”
回去后我还是把那封信寄到了《世界日报》，那篇短文也剪下来夹到了信中一起寄去了。反正信已经写了，不过花几毛钱的邮票，又没有见面的尴尬。寄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不要抱任何希望。可那几天电话铃一响我又马上想到是不是报社打来的。最后没想到连回信也没有一封。这样也好，寄出去时我还担心着，万一要了我，我英语粤语电脑什么都不会怎么好意思。我盼着有消息又怕真有消息，没有回信我倒也放宽了心。不是自己没有争取，不是没有对自己负责。我对自己有了交代，将来也没什么可后悔的。我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我每天到街上买一份《星岛日报》来看，找工作。看到那整版的聘人广告，我心里就很放心，这么多机会总有一个要轮到我。好在我在龙—88学了一点手艺，这使我有一点自信。每天我把可能的机会都做了标记，然后一处处打电话。不敢要求太高，钱比在纽芬兰多点就行，累是不在乎的。多伦多市政府规定最低工资七加元一个小时，这在我看来已经不少。我还有个想法不敢告诉思文，到了多伦多，我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好的机会。多伦多有两家中文报纸，《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每天都厚厚的几十页。我想以我的文字水平，到里面去谋个编辑记者一类的差使应该还是有点希望。《星岛日报》发行量大，却是香港背景，我不懂广东话，不敢问津。《世界日报》是台湾背景，语言上没有问题。我算计着得先写几篇稿子给《世界日报》，让他们也认识认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