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哎呀，我想了再想，我不好意思让她做家务的。”
我照顾着应莲的性格，就说是我自己发现应莲因为疼我，愿意到北京帮我。母亲怎么会不明白呢？她先是说：“但她能干那些粗活？你们好意思让她干那些活吗？”
但母亲显然也意识到这是应莲能解套的唯一方法了，最终说道：“但你得帮忙啊，不对，你得让应莲帮你啊。”
母亲从菜市场回来，我就叫来了妻子一起开会。
母亲自顾自试图说服自己，说服我接受这个事情：“你想，她吃过的好东西比咱们多多了，她来做菜，那肯定花样比我多多了，你看，她衣服总是那么清爽得体，肯定知道怎么能把家里收拾得这么好的……”
那一刻，我下决心了：“那莲姨你去问债权人，如果他们认可，我特别高兴你能来北京帮我。”
妻子不太熟悉应莲，但听着我们的紧张，不确定地问了句：“让她睡厨房边上那间保姆房可以吗？没有窗户的，还有点油烟味。”
我愣了一下，但明白这就是应莲，我把钱包放了回去。
母亲脱口而出：“当然不可以啊。没关系，她和我一起睡吧，就这么定了。”
要走的时候，应莲看我掏出钱包，知道我是想拿些钱给她，她慌张地站起来，后退着，像我手中拿着炸弹。“你得尊重我，你这样是在可怜我。”应莲很激动地说。
妻子还是隐隐担心，晚上睡觉前拉着我嘀咕：“我怎么感觉，你和母亲都很不好意思让应莲做家务啊。”
应莲说：“所以我才更要问啊。”
我说：“是啊。”
“但那样，他们不一定让你离开啊。”
妻子说：“我怎么感觉，我们不像找了个保姆，而是多请来个婆婆啊，现在咱们要照顾小孩已经很累了，咱们扛得住吗？”
应莲大概知道我在想什么，赶紧说：“其实我来也就是想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你这边同意，我还得征得债权人的同意。”
我安慰着妻子：“我想莲姨知道我们是为了帮她，肯定会很积极帮忙做事的。”我没出口的是，我想我和母亲应该都打定主意了，实在不行就我们看着补位了。
“但问题是债权人会同意吗？”我心里想着，没说出来。
第二天起床后，我便去应莲家里找她了。
我着实没预料到。如应莲所说，从我小时候懂事开始，她便是富太太，也确实如她所说，大家因此总不好意思驱使她做什么。但我知道，这确实是她最好的出路了——她还可以以此说服自己离开东石，暂时从目前这个窘境里离开。
应莲的这个家六年前才又翻修的。当年落成时大手笔地宴请整条街的邻居，我当时也跟着来看过：一楼有两百多平方，全打通了，可以停车，还可以摆宴席。一楼有个楼梯可以上到家人们居住的二、三楼，楼梯边，摆放着佛龛。
“就是，不是听说你要找个保姆吗。我想你是不是就不雇保姆了，我去北京照顾你们？”应莲眼眶红着，用乞求的眼神盯着我看，“我本来想过找工作，但我开不了口，这几十年东石镇上的人都把我当富太太了，她们不一定习惯用我。到你这儿，我可以告诉自己，告诉别人，我不是给谁当保姆去，我只是因为疼你，帮你母亲到北京照顾你和孩子的。你知道的，我一直很疼你的。”
应莲家里门窗和窗帘全关着，屋里黑乎乎的，感觉一个人都没有。我按了按门铃，发现门铃似乎没电了。我本来想对着楼上喊一声，但想着，应莲会觉得冒失吧，还是只用手轻轻叩了叩门。
我大概知道她要说的了。
应莲果然听到了。我进了屋，看到一楼空荡荡的，就佛龛前摆着一把塑料椅。我想，应莲刚刚应该一直坐在塑料椅子上对着佛龛和祖先牌位发着呆。
她又犹豫了一会儿，才终于开口：“你知道的，我家很早以前就是咱们这片街坊日子过得比较好的，所以我可知道怎么做好吃，可爱干净了。”
我问：“阿奇呢？”
“怎么了，莲姨？”
应莲说：“小孩嫌闷得慌，自己出去海边走走了。”她说，“阿奇以前在老家没见过海，当旅游去了。”
果然是要我帮找媒体的。我说：“好啊，你让阿目叔打我电话？”我起身想去拿笔，写我的电话号码给她，应莲却以为我要走开了，赶紧拉住我，说：“不是的，其实我还有个事情开不了口。”
我说：“莲姨，我母亲和妻子都特别高兴你可以来帮我们，你看，后天就过年了，我们打算初一初二抓紧去各个寺庙烧下香，初三就回北京。早回去飞机票便宜。你方便给我身份证吗，我赶紧给你订票去。”
“你阿目叔说，他真的不是故意欠账，而是被骗了。他做的那个项目是找第三方承包的，他想自己估计是被那家公司骗了。你阿目叔说，你……你能不能帮忙找媒体曝光一下。”
应莲感激地看着我，说：“谢谢啊，但先说好的，我是因为从小疼你，所以帮你带孩子，你一定不能给我什么工资的。”
“一点多打电话，不就是想绕开阿奇吗？我还不知道阿目想干吗？但我有自己的原则。”应莲说得又生气了。
我说：“不是工资，就是给你贴补些生活需要啊。而且莲姨，其实你有点钱能还一些是一些，心里也舒服点吧。”
阿奇像在法庭上做证一般，突然站起来说：“是的，应莲阿姨每次和欠债人阿目打电话都开免提，都叫我起来一起听，有几次我睡着了，一点多了，应莲阿姨还特意叫醒我。”
“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应莲还在犹豫。我催着她：“你先去拿身份证，越晚订越贵，你如果疼我，就可得帮我省点钱。”
我这才知道那个小孩叫阿奇。
这个说法真让她着急了，她小跑着要上楼，只是走到楼梯口，突然想着不对：“黑狗达啊，你说是不是还是我不厚道啊，我其实是借这个理由逃跑了啊。”
“你阿目叔刚开始几天不敢联系我，我知道他怕，也气他，也没联系他。过了一周多，他联系我了。我是叫来这位阿奇兄弟开免提接的，我觉得每句话每个字都得让他听到，得光明磊落些的。”
我说：“没有啊。你不是让阿奇去问那家公司了吗？”
“阿目叔呢？联系得上吗？”
应莲突然难过起来：“我觉得我很糟糕，我是有让阿奇去和他们公司说我要去北京的事情，但阿奇说不用，我就没催了。我想，其实是我自己不厚道了，害怕到想跑。”
我知道母亲拎回来的那些菜是怎么来的了。
我最终没能拿到应莲的身份证。
“都说到这儿了，我也不怕不体面了。实话和你说，这几天我老是趁下午的时候到各个菜市场去逛。我看着机会捡些人家不要的菜叶，我和他们说，我捡回去喂鸭子啊，其实是拿回来吃。我不敢去就近的菜市场，这个菜市场的人以前老给我家送菜，他们知道的，我家没有养鸭子的。”
晚上我正在和母亲、妻子讨论如何说服应莲，突然有人来敲我家的门。是阿奇。
“我一定不会说。”我向应莲保证。
阿奇就站在门口，不肯进来，他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往我手里塞，他说：“我帮忙把应莲阿姨的身份证拿过来了，你赶紧给她订票吧。”
“一开始我谁都不敢说，但我算了算，家里本来买的粮油食材估计就够吃三四天吧。那天我娘家母亲来看我，塞了一千元给我，要换以前，我怎么可能要？那天我满脸通红地收下来了，我就一直靠着我娘家老母亲给的那点钱扛着。”应莲说着说着，脸登时通红起来，“这个事情我谁都没说，我连菩萨都没说，请一定帮我保密。”
我愣了一下：“你们公司那边觉得这样可以？”
这是应莲会干的事情，我知道的。
阿奇说：“反正我和应莲阿姨说公司那边同意了。”
“是啊，那天讨债的人来，我是真心实意地把口袋里最后一分钱都翻出来给他们的。”
我知道了，笑着问：“她就信了？”
“都没了？”虽然知道此前的故事，但我倒没想到她如此山穷水尽。
阿奇说：“我就说不信你电话去找公司求证。如果我撒谎了，我可是要被公司惩罚的，我怎么可能撒谎呢。”
虽然整个客厅只有我和应莲了，讨债人代表的那小孩远远地待在一旁，但她开口前还是压低了声音：“黑狗达，我落难了。我现在连吃的钱都没有了。”
我明白了，应莲为了阿奇考虑，肯定不敢去求证的。
坐近一看，应莲沧桑了许多。莲姨从少女时起给自己涂雪花膏，后来又是这片街坊第一个用外国护肤品的，还特意去韩国做过什么护理，虽然五六十岁了，但皮肤看上去还白白嫩嫩的，算是镇上妇女团的美容女王。但现在的她，如同我在重度污染区看过的树，是努力地翠绿着，但全身上下莫名蒙了一层灰。
“你为什么要对莲姨那么好啊？”我好奇了。
应莲满怀感激地目送母亲离开。
“我没有啊。”阿奇说着害羞地抓了抓头发，“就是，我这次高考完本来考上了厦门大学的，但是家里没钱让我上大学，我母亲到村子里到处找人借。其实本来快借够了，但有一次我路过一个亲戚家里，看到我母亲跪着和人磕头。我就不读了，偷跑了出来。”
本来母亲也准备坐下一起听我们说的，但应莲用祈求的眼神看了看我母亲。母亲还是识眼色的，赶紧说：“我去菜市场看看还有没有红斑鱼啊。”
阿奇还是笑着说：“我母亲和应莲阿姨一样，从小到大，什么事情都没求过人，硬骨头一块，我见不得这样的人腿跟软了。我当时想来福建打工，就只是要到厦门大学来看看。我是坐绿皮火车到的，一天一夜，我到的时候马上坐公交车到厦门大学门口拍了张照片。”
他看了看我，犹豫了一下，找了个位置不好意思地坐下来。
阿奇掏出手机拿给我看了。
我笑开了：“确实是财务管理啊，坐吧，一看你们也不是专业的。”
照片里他站在厦门大学门口比了个“耶”，好像是要来报到入学的新生。
他吃惊地看着我，最终委屈地说：“是啊，办公室还在银行楼上呢。”
第二天就是除夕了，母亲一大早就自己扛着梯子贴起了春联。看我起床了，母亲大声地招呼着我走近一点，等到我走近了，再小声地说：“我昨晚老在想，应莲今年过年一个家人都没在，要是我，可要难受死的。你去邀请她和阿奇来咱家一起过年？”
“所以你是被骗了，当时招聘上写的是财务管理对吧？”我做记者，接触过这样的新闻。
我笑着看了看母亲，说：“咱家老妈人还是很好的嘛。”
“我可是考了我们老家县里前十名的，没钱读才到福建来打工的。”他激动地解释起来，“哪想……”他话一下哽住了。
母亲白了我一眼：“你不会到今天才知道吧。”
“怎么没读大学就来干这行。读书差？”我问。
我去应莲家里邀请她和阿奇，看到他们也正在贴春联。阿奇说应莲今天一大早就拉着他去买了春联，也买了一些年货。阿奇说应莲很认真地告诉他，过年该有个年样，日子要有规矩，才会清清爽爽的。
我招呼着应莲坐，也问讨债人代表要不要坐。他故作深沉摇了摇头。我看了看他的年纪，应该高中毕业吧。
我问阿奇：“那晚上年夜饭准备什么了？”
应莲说：“抱歉啊，他坚持要来。你知道他是谁吧？”应莲预料她的事情母亲肯定要和我说的。
阿奇说：“杂菜汤配米饭。”
第二天就是他陪应莲来的。刚走进来的时候，全身廉价西装还戴着墨镜，站在应莲的身后，一言不发。
“这莲姨，规矩比肚皮重要啊。”我笑着说。
母亲说得没错，那人还真是像小孩。瘦瘦弱弱的，见人说话因为没底气，反而故意拿着个腔，但就只能扛几句，再多说一些，立马露出自己的生涩和紧张来。
“是啊，铁骨铮铮的。”阿奇说。
母亲说：“我们长到这个年纪，还是容易看出一个人的灵魂是年老还是年少的，穿戴身份什么的可掩饰不了。那小孩，一看就是小孩。”
应莲听说我邀请她，开心地过来我家了。她一进门就到处搜索自己能帮忙做的事情。她看到沙发上都是擦洗不掉的污渍，自己到厨房里摸索出做饭的醋、小苏打什么的，调好了一罐，用力地擦拭起来。她看到玻璃上都是水痕，自己翻找了半天合适的布料，一片片抠了起来……母亲看着清清爽爽的家里，开心得一直笑，偷偷靠在我耳根说：“看来干净也是家学啊，果然富裕家庭出身就是不一样。”
母亲撇了撇嘴：“那小孩，一看就是刚出社会工作的，应莲看他像自己孩子，他看应莲估计也像妈吧。”
忙活到五点多，休息一下，按照闽南的习俗，就该跳火群，放鞭炮，然后吃年夜饭了。
“干妈？”我愣了一下。
母亲拉着应莲才坐下来准备喝杯茶，应莲突然站起来说：“搞好了，那我得回去了，我还没做年夜饭。”说完就小跑着要赶回家。
母亲说：“没有啊，何止没有，搞笑的是，她和来监督她的人相处得很好，都要认干妈了吧。”
母亲追出来喊：“不是啊，不是说好在我家里过的吗？”
我说：“有可能，但对方有实施暴力吗？”
应莲边跑边说：“过日子有规矩的啊，家里其他人不在，我就更得在了。”
“会不会请你找报社曝光下这个事情？”母亲说。
母亲莫名地生气，嘴里骂骂咧咧的：“这个死脑筋，这不让我内疚吗？搞得我是要她报恩拉她来忙这一天。”想来想去，喊着：“黑狗达，你把我炖的……”
“但是她想和我聊什么呢？”我问母亲。
“是那条红斑鱼吗，端过去给莲姨？”我猜出来了，那是今天年夜饭最重头的菜，是母亲好不容易又抢到的。
“应莲认真打量着围着她的这群人，她这才看到，其实来的人差不多都可以给自己当儿子的。然后，她看到一个白白净净躲在后面的人，指着说：‘要不就这个孩子？’”
妻子听了着急了，追出来说：“又吃不上红斑鱼了啊。”
“西装男一听，也挺好，说为了表达尊重，请莲姨自己挑选一个人。
母亲才意识到，笑着说：“哎呀，要不夹一半过去，但这样会不会太小气了啊？算了，算了，咱们改天再买吧。”——总之，那次春节我们就没吃到红斑鱼了。
“阿义伯还是公道的，他想了想，说：‘咱们家族是讲道理的，我们也理解你们的担心，你们也得理解我们的风俗和脸面。这样，我们家族也派一个男丁住进来，一起帮忙如何？’
以前父亲在的时候总是说，闽南人大男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六十天都是听丈夫的，就初一到初五这五天，全都得听女人的。
“宗族里的人听不过去：‘哪能这样的，一个不认识的外人怎么能住进只有一个妇女的家里呢？’
按照习俗，这五天，都是各个家庭里的老母亲，浩浩荡荡地带着自己的丈夫以及子子孙孙，像走亲戚一样，将周围一座座庙宇一路走过去。
“也不知道是那西装男看到这么多人心里发怵，还是确实被应莲的表现折服了。西装男对应莲竖了个大拇指，说：‘你这人可交，我信。这样，你们这房子也大，房间也多，我们留一个人住，对接办理过户手续，也陪着帮应莲姨的忙。’
我们初三一大早就要回北京了，而母亲又认定，我们顺利有了小孩就是家乡神明的庇佑，所以镇上的每座庙都一定要去拜到。
“应莲还在想的时候，附近的男人们和宗族的一些人也赶到了，听完了前因后果，由他们家族的长老阿义伯出面说了：‘你看，这应莲也挺英雄的，她不跑，而且也想办法了，其他的，你们再宽限些时日？’
这可把母亲着急坏了，一大早六点，就催着大家起床，六点十五分，就催着要出发，然后宣布，中午也不回来吃了，拿祭祀完的祭品垫一垫肚子。“每天必须完成七座庙，每座庙得先烧香，然后祭拜，然后询问是不是欢喜烧金纸，如果问卜是否定，那便是神明有话要交代，那就得请签诗……该有的流程都要走完，大家得加油啊。”母亲说得热血沸腾的，像军训时候的教练。
“应莲说：‘这房子抵押给你们吧。’然后想了又想，‘中学旁边那排店面也是我家的，我找土地证去，也抵给你们。’应莲知道还不够，说：‘我再想想啊。’
第一天我们折腾到晚上八点才到家。才打开灯，阿奇就急匆匆跑来了。“你们去哪了，我今天来十几次了。”阿奇口气有些着急。
“应莲这才想起来，阿目此前几次和她唠叨过，承包了一个小地方政府机场配楼的工程，已经填进去大几千万了，但政府说不合格，一直不肯付款。她想着，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啊？
“我们去拜拜啊。你有陪莲姨去拜拜吗？”
“那群人中间站着一个穿西装的，一看就知是头目。那头目说话倒是客气——只是说完，应莲吓坏了——‘姐姐啊，你丈夫欠我大概五千万，你怎么还？’
“我没去，应莲阿姨一早就去了。我着急找你们，是因为公司通知我说，明天会有人来换班，让我放几天假。我是说不用，但老板说：‘咱们公司虽然是讨债公司，但一定要现代化管理，讲究人性的，你春节都盯着了，不能老让你吃亏。’”阿奇着急地说，“你们能改明天的飞机票吗？”
“当那群人来的时候，应莲把自己所有的现金、金子等全搬出来了，然后说：‘够不够？不够我再想办法。’
母亲一听着急了：“那可不行，我神明只拜了一半啊。”
“应莲跟在车屁股后面骂。
母亲说：“小孩别着急，我去和应莲说，让她晚上就搬我家里来，明天不出门，后天一大早我们就飞北京。”
“阿目要走的时候，还最后努力了一下，试图和儿子直接把她拖走。情急之下，她对着阿目的脸上就是一抓。她做着美甲的手，一不小心就把阿目脸上抓出几道流血的伤痕，阿目气呼呼地摔上车门就走了。儿子、儿媳跟着走了。
“但他们没看到应莲阿姨，肯定要到处找的。”
“三个大人每人开一辆车，三辆车都塞得满满的，儿媳妇的LV、爱马仕，儿子的拉菲，阿目的爱马仕，都带走了。本来儿媳陪嫁的金饰也要带走的，是应莲冲过去硬扒了下来。
“所以我会让应莲明天就别冒头了，他们总不能直接冲我家来找人吧？他们敢来，我可不会客气。”母亲又一副要杠上的样子。
“最终，阿目带着儿子、儿媳和孙子是凌晨三四点走的。家里的三辆车都开走了，一辆儿媳妇结婚时当作嫁妆陪嫁过来的保时捷，一辆阿目一直开着的宝马，还有一辆平时用来运载一些杂物的面包车。
我打断了他们的对话：“现在的问题是，莲姨不会同意到我家来躲着。”
“应莲把东西一扔，‘利息再高也是你找人借的时候同意的，这样我不走了，你们也不能走，这不是做人的理。’
他们知道我说的是对的，顿时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阿目想了想说：‘利息高点，不知道算不算合法。’
母亲还是不死心，那天晚上跑去和应莲说了半天，回来的时候垂头丧气的，我不用问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咱们家是真欠那人钱，还是被坑骗的呢？’应莲问。
母亲愤愤不平：“应莲太死脑筋了，这样的人活该受累。”
“阿目说是。
母亲说：“怎么有这种人，帮都不让人帮。”
“应莲问：‘那人家不是强盗喽？’
我说：“你不是那天还夸她英雄吗？”
“阿目说是。
母亲翻了翻白眼：“不是了，是犟驴子。”
“‘要绑人？’作为中年妇女，应莲电视剧当然看过很多，以前也听奶奶说起土匪强盗的故事，慌张得赶紧帮忙收拾。收拾了一会儿，应莲才想着不对，问阿目：‘是咱们欠别人的钱别人才要来绑的吗？’
母亲发了好一会儿呆，难过地说：“这应莲这样下去可怎么办？”
“阿目说：‘我欠人家钱了，人家威胁要来绑人了，咱们得赶紧跑。’
我知道应莲不会和我们去北京了，我说：“要不我们拿点钱给她？”
“应莲说：‘你得说清楚，没说清楚，我是不可能离开东石的。’
“她不会要的。”母亲知道应莲的性格。
“原来应莲的丈夫阿目不知道为什么找人借了钱。以前什么都没说，有天晚上阿目突然让应莲、儿子、儿媳赶紧收拾东西带着小孙子跑。至于跑去哪儿，阿目说还没想明白，说车出了东石再说。应莲出生在东石，嫁在东石，虽然她娘家是东石镇最早有钱的那一拨，嫁过来后阿目也发家了，她因此是最早逢年过节买衣服得去城里买的人，但她可没在东石以外的地方长住过。
“我知道啊，我们让阿奇偷偷塞她家里哪个地方，如果发现了，就说是家里本来有的。”
我想想也对，继续坐下来听。
母亲说：“这倒可以试试。”
我有点不想听了，收拾吃完的碗筷要走，母亲赶紧拉住我：“别这样，你听一下啊，这样应莲找你聊的时候你才知道背景啊。”
我本来拿了三千块，母亲嫌弃地看了我一下，自己又掏出了一把钱，装在口袋里，就去应莲家找阿奇了。
“应莲哭着说：‘姐妹们别和他们凶，理是他们的理。’我们就傻眼了。”
第二天我们拜拜回来的时候，又晚上八点多了。回来后，妻子和母亲就像打仗一样，火急火燎地收拾行李。毕竟，从泉州飞北京的航班是明天早上八点半，意味着，我们明天一大早六点半就得从家里出门。
“我们抱着应莲，说应莲咱不怕，是咱们的理，谁都欺负不了，不是咱们的理，大家想着一起解决。
我们正在收拾着东西，应莲却突然来了，后面跟着个人——和阿奇换班的人。
“那些人本来不让我们进去的，一个大块头嘴里骂骂咧咧地挡着我们。碧霞关键时候很好汉的，头硬接了上去，喊着：‘你打啊，我是农村妇女，现在也懂法律了，打一下我，我就发家了。’大块头倒真发怵了，竟然就让我们过了。
母亲赶紧把应莲拉到一旁，咬着耳根说：“你怎么来了，你带这人来我家，以后我们要掩护你离开，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怀疑我们的。”
母亲白了我一眼：“等我说下去啊。”
应莲说：“我肯定不走了啊，我让他也跟着来，就是不让你们再多费心了。”
“老妈，挑重点说。”我有点听不下去了。
说着，应莲要把手上拎着的红色袋子递给我母亲。
“一看这阵势，哪是我们这群女的能对付得了的，赶紧做了分工。阿月赶紧跑去各个人家里喊上男的，我们想先一起挤进圈子中间，陪着应莲。”
“这是什么？”母亲紧张地把她的手抓住。
母亲说：“那次可真是吓死我了。应该是十月初五早上六七点吧，我和街坊听到应莲家里有好多人在凶神恶煞地吼着，咱们附近的邻居，我啊，阿月啊，碧霞啊，各自带上点什么工具就跑过去。到的时候，我看到好多人啊，都男的，穿着西装戴着墨镜，像出殡时那种哀乐团一样，把应莲团团围在中间。
“没什么啊，你们明天要去北京了，我翻了半天，没什么能给你们的，看到我儿媳妇给我孙子买的两只老虎枕头，好像就是北京买的，说是保佑孩子睡好觉的。”应莲说。
这几年来，我对母亲这样一惊一乍的表达，早已经免疫。倒不只是母亲，我发现小镇上的人年纪越大越喜欢把很多事情说得很严重。我想，究竟是我去了北京，知道每个人都很渺小，任何事情，即使生离死别终究是微小如尘埃，还是因为母亲生活在镇上，每个人因此都显得很重要，每个事情都显得很大？
母亲还在犹豫着。她又说了：“是嫌弃我落难了，连我送的东西都不敢要了？”
说完这句，母亲就不打算继续说这个了，她语气激动起来：“你们在北京还不知道，今年应莲家里出大事了！”
“谁说不要啊。”母亲一把把红色袋子抢了过来。
母亲撇了撇嘴：“但哪个老人不愿意守着自家子孙啊？”
早上六点半我们出门的时候，看到应莲站在巷子口对我们挥手，我们也向她挥手，母亲突然难过了，嘴里唠叨着：“你说这人生是怎么回事，小时候觉得长大就好了，结果长大了那么多事；长大的时候觉得等老了，有子孙就好了，结果有子孙了，怎么没完没了各种事。”
我知道母亲的意思，应该是没戏了。但妻子还不死心：“要不去农村问问，我们给和北京保姆一样的工资，放到农村应该算高的。”
到北京的家里时已是中午十一点多了。我们在收拾着行李，母亲突然大叫起来，拿着那对老虎枕头边走边气呼呼地骂着：“那个蔡应莲太狡猾了，太狡猾了，竟然把钱藏在这老虎枕头里。”
“除非60岁往上的，观音阁里义工团一大堆，但怕是干不动这个事情了。”母亲说。
“她是疯了，连人家给的救命钱都不要，真是神经病啊，不行，我太生气了，我一定得去骂她。”母亲说着说着，掏出电话。
母亲总结说：“现在老家的妇女可稀罕了，东石镇的男孩子们长大后东南西北地去工作，这群妇女就空投到天南海北去支援。”
电话拨通了。应莲开心地说：“阿珍啊，你们到北京了？”
关于这个任务，母亲说：“哎呀，我可认真调研了，整个一条街巷，三十五岁往后五十五岁之前的妇女共有几种情况：一、媳妇刚生，开心地照顾自己大孙子；二、媳妇生二胎，或者小儿子的媳妇刚生，那可真是忙，要带一大一小俩小孩；三、有当曾祖母的，支援自己的儿媳妇带曾孙去；四、家里有钱了，都要雇别人带了，怎么可能出去？”
“你干吗了？”母亲直接劈头盖脸。
我就赶紧和母亲说了。
“阿珍，怎么了？”应莲还在那边笑嘻嘻的。
这个事情我发愁得，到报社工作时，见人就唠叨。有个浙江的同事说：“对的，我们家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孩子外婆从浙江诸暨老家空运了一个保姆来，第一顿饭，我老婆一吃就热泪盈眶。看她照顾起孩子的手法，我老婆激动地说：‘对对对，就是要这样。’而且各种我不懂的习俗，她都懂。”在一旁听的来自云南的同事也插嘴说：“正解，我家也是这样搞定了。强推。”
“为什么老虎枕头里面有钱？”
自从女儿出生后，我们先雇了专业的月嫂，但毕竟太贵，妻子心疼钱，一个月就让她离开了。之后换了几任保姆，总觉得照顾孩子不那么上心，做起饭来实在不合口味，妻子生完孩子肠胃一直不那么舒适，就更是吃不下了。
应莲也不掩饰，说：“是我放的啊，因为，我家神龛里突然有了这五千，我就知道肯定是你们让阿奇干的。”
晚上吃饭的时候，妻子问母亲，找到可以带去北京的保姆了吗？
母亲转过头对我轻声抱怨了句：“那阿奇可真笨，藏钱藏那儿？是个闽南人都知道，神龛怎么会放钱呢？”
再有，那背影穿着的是一身发白的黑色衣服，显得脏脏旧旧的。莲姨是个指甲缝都得洗得干干净净的人，即使在我三四岁东石镇上的人普遍不富裕的时候，她的衣服也总要弄得特别的清爽，她怎么能允许自己穿着这样的衣服出门呢？
应莲可能听到了，笑着说：“阿珍啊，不怪阿奇。就因为他是实诚的人，才会放那儿啊。我真的很感谢你们，但也请理解啊，我就是这种人，我一定得这么做的。神明和祖宗都在看着咱们的，我可不想，到要老死了，才丢了这脸面。”
但确实觉得有哪里不对，我仔细琢磨了再琢磨，好像，那头发虽然还是卷卷的，但看上去却很塌。我认识她几十年，从没有哪一次看她头发塌过，一丝一缕都要往上卷的，一走，看上去像蓬松的浪，一浪接一浪地随风摇曳着。
“但你怎么办啊？”
回来的路上我就在琢磨，那应该是她啊。微微臃肿富态的身材，头发烫得卷卷的。
“我肯定会找到办法的。我就不信按照规矩我活不下去。”应莲说。
那身影还是就此消失在另一个巷道里。
我们都知道应莲的性格，母亲好几次想打电话给东石镇的街坊，侧面打听一些她的近况，但终究想着应莲可能不高兴，放弃了。
我又喊了声：“莲姨？”
我们通过中介，找了好几天，还是没能找到福建籍的保姆，最终找了个河北阿姨。河北阿姨说话做事很麻利，就是老听不懂母亲的闽南普通话。
那个身影没有停留，我追到巷子口，看到那身影似乎很慌张，随便要拐进就近的另一道巷子。
农历七月要到了，我父亲的忌日也要到了。母亲提前好几天就和我唠叨：“你父亲会不会回东石了，会不会看到我们都没准备东西给他吃就怄气了，会不会一怄气以后就不来梦里看我了啊？”
我当时正走在一个巷子里，然后看到一个身影从巷子口一下子过去了。我开心地喊：“莲姨！”
我知道母亲又想家了。
女儿还没满周岁，妻子留在家里照顾。我则如每次春节回来那般，放下行李就在镇上的巷子里乱逛。
母亲回去定的是最早的航班，虽然我交代她打车，但以她的性格，肯定是要坐公交车的。我估摸着，她到东石最快也得十点半。我在报社上班，想着十一点再电话问她行程顺利吧。不想，十点四十分左右，母亲就打电话给我了。
我每次回家还是会像小时候一样，得空了就在巷子里窜。不是因为好事想听这些碎嘴，只是这些人从小就在这儿讲，她们口中的主人公和故事情节，我都追更了十几年了。很多讲故事的人，以及很多故事里的主人公，都陆陆续续离世了，还有越来越多人离开老镇区，我因此更格外珍惜这些机会了。
“猜猜我在哪啊？”我听到电话那头很是热闹。
真什么都可以聊：丈夫半夜放屁，屁味变重了是不是生病了？儿媳妇其实有脚气怎么提醒……风窜来窜去，一条条巷子像一个个传声管道，这群妇女聊天的效率是提高了，这小镇因而也没了什么秘密。
“在机场？”
镇上的妇人都习惯在门口挑菜洗菜洗衣服晾衣服。其实那不是正事，正事是和路过的人聊天，和同样出来挑菜洗菜的人聊天。
“来，你听这是谁？”母亲把电话递给旁边的人，“黑狗达啊，我应莲啊。”
老家巷子多，横七竖八的，修得歪歪扭扭，毫无规律。路都是石板铺的，两侧都有排水沟，随便拿水一冲，总是会显得很干净。
“莲姨啊。”我开心地叫着她。母亲一到老家就找应莲，可想，这几个月来该多记挂着这个事情。
我躺在沙发上，想着，我确定应莲看到我了啊。
“莲姨你们在哪啊？”
母亲说：“哎呀，那个鱼可真好吃啊。”说着，吞了下口水。
“我在菜市场啊，我现在在卖菜。”应莲正和我说着，旁边有人问：“这笋到季节了吗？”
“我硬塞了鱼给她了啊。”母亲一副得意的样子，“本来这可是你母亲我斥巨资买来想给你们一家三口北京游客补补的。红斑鱼啊，我找渔夫阿小吩咐了三天，今天才有的。”
“笋啊，实话说是要过季节了，但是，如果真想吃，这些还是可以买的，我去批发中心挑的……”
我觉得母亲说得很对，但又马上察觉到不对：“那你怎么还收人家送的菜？”
“你莲姨正在卖菜，可厉害了。”电话到了我母亲手上，“她现在每天早上四点多到高速路口下面等批发车过来，挑选好之后，拿回家洗了，就挑着到处卖。因为她太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挑选的菜，那一看就好吃。不过，可辛苦了，我看她手上都生疮了，背都驼了。”
母亲走进厨房，戴起袖套，是准备做饭了。但她突然想到什么，走出来说：“我觉得啊，你还是先考虑下她要找你聊什么。遇到困难的人其实都挺不好意思开口的，可一旦和你开口求助了，你没能承诺或者承诺后做不到，那对他们都是伤害。”
“那还有人盯着她吗？”
我正这样想着，母亲把东西放到了厨房，两手叉着腰喘着气，说：“我在想，她有什么能和你聊呢？”
“没有人盯了，说是催债公司老板觉得按照应莲的性格，肯定不会凭空消失的。应莲算了算，自己卖菜每周能还那家公司五百多块，她找那家公司要账号，说每周打一次五百给他们。那公司觉得太烦琐了，说等年底再一并给，但你家莲姨不答应，说如果不打，她每一周都安心不了，追着对方一定要收。她一直一直电话那讨债公司的老板，那老板后来烦了，好像把应莲的手机号码拉黑了。现在，反倒是她找不到那讨债公司了。”母亲边说边乐。
聊聊？我确实心里犯着嘀咕，那天她应该有看到我的，但她低着头就走了。而且，她有什么可以和我聊呢？
我听着也忍不住笑起来了：“这才是莲姨能干出来的事情。”
母亲把手上提的东西拿给我看：“这都是她送的，听说你回老家过年了，她想约你聊聊。”
“怎么会想到，咱们东石镇一个可怜的中年妇女，最终会成为让讨债公司如此恐惧的女人。”母亲笑得很开心。
我正在客厅的沙发上瘫坐着。我说：“当然啊，前天见面我才和她打招呼了。但她好像没看到。”
“你是没看到，你家莲姨的蔬菜摊，是我见过全中国最干净整洁的蔬菜摊了。白菜是白菜，花菜是花菜……该红的红，该花的花，该青的青，每一棵菜、每一片叶子都精神抖擞的……”母亲说话的口气透着骄傲，“谁能想得到，这么不起眼的东石镇里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流动蔬菜摊，会如此有精气神，如此……”母亲顿了一下，想寻找着能配得上的形容词，终于她想到了，激动地宣布着，“会如此体面。”
母亲气喘吁吁，说：“还记得应莲吧？”
我跟着莫名激动起来，想着自己是如此幸运，拥有这么一个体面的故乡。
母亲是用脚推开大门的，她两只手提满了东西：用各种二手塑料袋装着的菠菜、生菜和茼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