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的南美洲外交官都在准备离城。
罗玛莉突然变得非常惧怕空袭。昨晚她睡在我家，在睡梦中捶了我眼睛一下。
10月28日，星期四
因为卡廷大屠杀的受害者包括21名大学教授、300多名医生、200多位律师、300多位工程师、数百名教师，以及多位记者、作家和工业家，波兰方面认为苏联此举乃企图消灭可能在解放之后领导波兰建国的非共产党精英人士。
现在每晚都有空袭，不过灾情并不严重，通常发生时我都坐在浴缸里。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公开抨击斯大林的各项罪行，并立刻根据战后东欧消息来源，促请波兰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公布该事件真相，哥穆尔卡拒绝，生怕此举将对两国关系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日后新证据陆续出土，不仅证实莫斯科为主事者，甚至披露了许多刽子手的身份。
柯尼希斯瓦特 10月30日，星期六
卡廷万人冢的发现，当然令盟军大失颜面；当时苏联仍在欧洲苦战，其友谊与战力对盟军阵营不可或缺。同时有大批具有影响力的人士极同情“英勇的苏联盟友”，不肯相信莫斯科竟做得出这样的事，于是所有盟军领袖一致保持缄默，刻意不再追究，直到战争结束。
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和我一起来柯尼希斯瓦特度周末。旺德夫尔兄弟申请旅行证被拒。旅途很辛苦，因为车厢里挤满撤离人潮，多为妇孺，有一半车程都必须站着；乘客中还有许多伤患。剩下来的车程我们挤到通廊列车里，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我在这里常和母亲出去散长步，试着休息，忘记城里的生活。
待苏军收复该区后，莫斯科指派本国的调查委员会将罪过推在德国身上。并且这项指控在纽伦堡大审判中被盟军列入主要纳粹战犯的罪行中。但法庭的最后裁决对此不予置评，等于宣判了真正的凶手。
10月31日，星期日
后来两个委员会都做出同样的结论，认为那4400多名受害者（全是军官），乃苏联于1939年入侵波兰后，所俘虏23万名波兰军事人员中的一部分。这23万人当中，后来有14.8万人（包括1.2万—1.5万名军官）神秘失踪。在发现万人冢之前，波兰流亡政府不断询问这批战俘的下落，斯大林的答复则千篇一律：他们已全部被“释放”或“逃走”。据说只有斯大林的警政署署长贝里亚曾经嗫嚅：“我们在那里犯下一个大错……”所有证据皆显示受害人乃在1940年，即德军占领该区的前一年春天遭到枪决。而且他们都来自同一个波兰军官俘虏营——靠近科泽利斯克的一座古老俄国东正教修道院。这批俘虏与亲属的通讯全在1940年4月中断。至于被关在另外两座军官俘虏营——旧别利斯克及奥斯塔什科夫——中的人，下落不明；他们的尸体可能都躺在某处“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万人冢中。
昨天我们还在床上时，突然听见一声闷击巨响，原来一架飞机坠落在我们的树林里。驾驶员在飞往纽伦堡途中想跟住在附近村里的家人挥手打招呼，结果不知出了什么问题，飞机就像块石头似地掉了下来。驾驶员当场死亡，组员则多活了几小时。附近所有居民都出来救火，但火势蔓延很快，因为整片土地极干燥。
在未经照会英国政府的情况下，宣布已要求国际红十字会着手调查，后者表示未经苏联政府同意，不可能采取行动。苏联方面当然不同意，并且莫斯科与伦敦的波兰政府断绝了关系，指控后者通敌；两个政府的关系一直没有恢复。
柏林 11月1日，星期一
1943年4月13日，德国广播电台宣布，上千具波兰人——大部分为军官——的尸体在德国占领区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一处万人冢中被发现，每一具都是后脑中弹——这是苏联的传统处决方式。德国立刻指控苏联，并指派由来自12个中立国或德国占领国家的医生所组成的委员会进行调查。随后又由来自德国占领波兰的专家，包括波兰地下情报人员，组成第二个委员会。4月17日，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他们对实情老早便开始臆测）
回程更糟。我跟阿加·菲尔斯滕贝格被挤散了，她摔了一跤，我可以听见她在车厢后面尖叫呻吟，大家在她身上踩来踩去。虽然塔蒂阿娜怕我们挤车辛苦，替我们准备了很多三明治和葡萄酒，回到柏林时仍已精疲力竭。
我必须在两天内全部译完。想到我的文字将在一周内抵达罗斯福总统的桌上，感觉非常怪异；好重大的责任！而且也很难译，因为那些被披露的详细证据读起来实在叫人痛心！
11月6日，星期六
冯·巴本（1879—1969）于1932年短暂任职德国首相后，于1933年被任命为希特勒的副总理，希望借此争取保守派的支持。1934—1938年他担任德国驻奥地利大使，促成“德奥合并”；1939—1944年，他担任驻安卡拉大使，又成功阻止土耳其加入盟国。1946年纽伦堡大审判时，他被判无罪开释，可是德国法庭却在1947年判他八年劳改，全部财产充公。他于两年后假释，从此默默无闻度过晚年。
苏联已收复基辅。
整件事保密得厉害。我已读过德国驻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大使冯·巴本寄来的机密报告。他授权让一位下属成为某驻土耳其波兰外交官的密友，这位波兰外交官正好是罗斯福总统特派土耳其的代表——厄尔利。罗斯福表示他想知道整个事件的真相。但美国显然查不清楚，因为他的幕僚（摩根索？）会拦截所有不利于苏联的报告。
11月10日，星期三
我有一份紧急的新工作：翻译一大批照片的标题，内容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内发现的4000多名被苏联杀害的波兰军官遗骸。简直令人不敢置信！
俾斯麦家在波茨坦的房子现已挤满人，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决定搬回城里，何况我们已打扰戈特弗里德和梅勒妮太久了。秋季来临，看来空袭情况不会太严重。我只带些生活必需品回家，这年头还是轻装简行比较明智。
玛莉亚·格斯多夫的生日。现在买礼物很困难。我替她买了点香水。她的客人很多，包括亚当·特罗特。亚当后来跟父亲一起来罗玛莉·舍恩贝格的公寓，我们请他们吃面包、煎马铃薯，喝葡萄酒和咖啡。
11月11日，星期四
10月24日，星期日
和格斯多夫夫妇一起吃晚餐，接着发生小型空袭。我睡了13个钟头。
才刚走到迪基的前门口，就听见三声巨响。我猛按门铃，却没人出来应门，只好再冲回办公室，这才知道有三枚炸弹就落在我们附近。已经听到飞机从头上飞过去的嗡嗡声，又过了几分钟警报才响。解除警报之后我再去找迪基，她已回家；我们一起喝咖啡。在办公室里过夜极不舒服，我裹着一条毛毯，床却硬得像块木板。
11月13日，星期六
今天轮到我值夜班。晚上7点抵达办公室，另外两位跟我一起值班的女孩还在听音乐会。我先写了几封信，正准备出门去隔壁找迪基·弗雷德，门房却警告我可能会有空袭，我说我马上回来。
和西吉·维尔切克、赛车手曼弗雷德·冯·布劳希奇及女演员詹妮·尤戈一起在弗雷德双胞胎姐妹家喝咖啡。
10月18日，星期一
一位著名的年轻男演员最近因“发表颠覆言论”遭到处决，令每个人都大为震惊——只因为他预测德国会战败！曼弗雷德·冯·布劳希奇（前陆军总司令的侄子）也为同样的理由惹了麻烦。
冯·德·舒伦堡伯爵（1875—1944）是老派的外交官，坚决支持俾斯麦亲俄的传统外交政策，自1934年任驻莫斯科大使以来，一直在两国间努力调停。希特勒于1941年6月攻击苏联，对他而言，不啻为国家将遭遇大劫数的先兆（他从未怀疑德国终将一败涂地），之后他更加疏离他本来就厌恶的纳粹体制。
去听富特文格勒指挥的演奏会，然后回家练钢琴。颇有音乐细胞的厨子玛莎，坚持要把她最喜欢的“淘气两兄弟”小调全部唱一遍。玛莉亚·格斯多夫和父亲都出门了，又有空袭。我收拾了一个小包，但情势很快平息下来，我们留在屋里。
顺道去拜访冯·德·舒伦堡伯爵。他是最后一任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非常迷人的老先生，对俄国的一切印象都很好，讲话也很直爽。我想替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找份差事，她目前没工作。
11月16日，星期二
10月14日，星期四
值夜班。隔天总是全身难受——像是肌肉的宿醉。在办公室洗了个澡（那似乎是唯一有热水的地方），过半个钟头回家。可悲，我和我的照片档案都被调去劳赫街的前捷克公使馆了。
巴多格里奥在其停战宣言中，命令意大利军队停止任何对“敌军”的战争行为，但若受到攻击（指德军）则仍需反抗。虽然意大利从未热衷于与德国结成盟友，更不愿打仗，但这项突然背叛战友的举动仍令意大利军队颇感困惑，很多人因此拒绝服从命令。
每个人一听说那边的老板被革职后都目瞪口呆。盖世太保收到他写给住在鲁尔的前妻的一封信，警告她空袭即将开始。结果他前妻的现任丈夫竟去告密。一群贼！
巴多格里奥成立的新政府已向德国宣战。
今晚与亚当·特罗特、哈塞尔夫妇和富特文格勒一起去波茨坦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家晚餐。富特文格勒非常畏惧俄军入侵，令我失望。我总觉得这样一位音乐天才应该更有“格调”些。
虽然罗玛莉的阿姨葛蕾特·罗翰趁我出去买夹三明治的东西时喝掉了一整瓶葡萄酒，吓坏了我们，但派对仍十分成功！客人带冰块和香槟来，我们把所有的酒都倒在一起，虽然怪异，却没有人抱怨，喝得精光。正设法把旺德夫尔兄弟送到塔蒂阿娜那儿过一个周末，但当局禁止法国人离开工作地点。等大部分客人都离开后，我一边煎马铃薯，一边跟大家讨论这件事。
亚当·特罗特在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提到这次晚餐：“开车送蜜丝回家，她再度令我感到惊异……她仿佛具有传奇动物的特质，永远让人猜不透……自由地高高翱翔在所有人和事物之上。当然，其实这有点悲哀，也近乎神秘……”
10月13日，星期三
11月17日，星期三
罗玛莉和我决定在她城里的公寓开鸡尾酒派对，正努力把杂物拖回去布置，好搬回去住。我们只有两瓶葡萄酒，半瓶苦艾酒，却乐观地希望客人都会有所贡献。
办公室全体职员奉命集合，与暂时调来劳赫街的新上司见面。他是一位姓布特纳的年轻人，刚刚从战场上回来，额头上还有道刀伤，走路一跛一跛的；发表了一段关于前线士兵英勇事迹及对我们大后方民众期望的演说。
10月12日，星期二
晚上我带亚当·特罗特去霍斯特曼夫妇家。他们已搬回城内的小公寓，那栋公寓其实只有三个房间，不过仍然布置得十分雅致，而且他们仍和以前一样好客。
晚上去陪西格丽德·格尔茨。盖世太保逮捕了她犹太裔的母亲，冷酷地宣布将把她送往捷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犹太人区。西格丽德的父亲（非犹太人）在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她是个美丽高挑的金发女孩，目前她已设法弄到一张缓刑令，同时向各方紧急求援，但机会渺茫。安全局总部的人对她说：“可惜你父亲已不在世，否则这应该是可以避免的。算你们运气不好！”
然后去罗玛莉·舍恩贝格家过夜，因为发生空袭，而我在沃伊什街的家太远了。罗玛莉麻烦大了；她和一位朋友去伊甸旅馆吃午餐，结果把一本“最高机密”的美国书《希特勒的女人、枪与土匪帮》忘在洗手间里。更糟的是，书上还盖有外交部的官印。她不敢承认，正拼命设法找回那本书，同时通知各要人朋友，以防自己突然失踪。甚至还打电话给一个她才见过两次面的人，那人在弗斯尔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藏匿处工作。结果那人回电时她又不在，我只好假装一问三不知。
10月11日，星期一
11月18日，星期四
那封信安全送到乔吉手中，并顺利转给收件人，但写信的人，吉拉德特神父却死了。
我现在已渐渐习惯不吃午餐。我们的餐厅简直可怕透了，以他们所谓的“午餐”，拐骗我们一大堆粮票。
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等来自巴黎的一位年长亲戚，维勒瑞恩·皮比科夫叔叔的电话，对俄战争初期他曾志愿替德国海军做口译，大概没想到是在自找麻烦！现在正准备返回巴黎，我打算交给他两封信，一封给乔吉，另一封是替菲利普·德·旺德夫尔带的。菲利普一直要我读他写的信，刚开始我拒绝，等他离开后我才打开来看。看得我大惊失色！原来是一位在德国集中营内工作、从事反抗活动的神父，写给穆兰总主教的详细报告。我经过好一番良心挣扎，既不愿让菲利普失望，又担心害了维勒瑞恩叔叔。最后我把所有东西全塞进一个密封的信封内，收信人写乔吉，请他从巴黎将那封信转寄穆兰，然后把这份临别礼物交给叔叔。他离开前，和我喝伏特加酒浇愁。我祈祷一切平安顺利。
戈特弗里德·俾斯麦载我到城里办事。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和罗玛莉·舍恩贝格的家人都一直写信感谢他收容我们。现在除了跟我一起住在格斯多夫家的父亲之外，没人知道我们已经搬回柏林了。
10月10日，星期日
下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外国报纸和杂志上，它们摆在夏洛特街旧办公室的档案间里，我经常找各种借口回去。
后来菲利普·德·旺德夫尔获悉他朋友拘禁处并非奥拉宁堡，而是布痕瓦尔德。他不听从蜜丝的警告，亲自去查问，未果。1945年，进攻德国的美军解放了年轻的加亚尔，但因军队没有多余的运输工具，生还者必须步行跟在部队后方，许多人，包括加亚尔，因此死在途中。他的尸体一直没有被发现。
晚上在家里和玛莉亚·格斯多夫及海因茨·格斯多夫夫妇一起用餐，吃到一半突然听见一阵猛烈炮击。因为家里没有地窖，只好躲进半地下室、窗口面对小花园的厨房，坐在里面长达两个小时。附近发生几起火灾，变得相当吵闹。后来听说几百架飞机飞抵柏林市郊，但只有大约50架通过高射炮网。
进入城外那栋四周围满铁丝网的巨大建筑后，他们先取走我不知发了什么疯随身带着的照相机，然后把我们交给一连串官员，像踢皮球似地把我们踢来踢去，每次都得重新仔细交代一遍身份。他们问我为什么对这个人感兴趣，我说菲利普是我表弟。我们在那里待了整整三个小时，却毫无斩获。他们甚至故意施恩似地去查最近抵达奥拉宁堡的名单，找不到加亚尔！最后建议菲利普亲自去奥拉宁堡询问。离开后我求他别去，因为他一定也会被关起来。安全局里的人不断记录我们的特征，这时突然有人打电话找我，原来是罗玛莉；“你还活着吗？”我很快说是，便挂了电话。离开时，我们俩都垂头丧气，连眼皮都不敢抬；到处只见枪杆、黑色制服和表情阴沉的脸孔。能再度走到外面被炸得一塌糊涂的街道上，感觉真好！
哈里斯空军元帅欲“炸得德国人跪倒在地”的行动，包括不少次以主要轰炸目标为名的大规模空战。第一次是“鲁尔空战”，发生在1943年春天，结果摧毁了德国的工业心脏地带，包括科隆、美因茨及法兰克福等城市。接着是7月及8月的“汉堡空战”。到了1943年秋天，哈里斯的轰炸机群已准备好对付最主要的目标：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不知情的蜜丝在此描述了后来著名的“柏林空战”的序幕。
去高尔夫俱乐部和朋友吃午餐，再赶回来，因为我和菲利普·德·旺德夫尔约好，要陪他去安全局总部（盖世太保只是该局的一部分）。他刚听说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一位法国银行家的儿子让·加亚尔在企图越过边境进入西班牙时，在佩皮尼昂附近被捕，结果被送到贡比涅的集中营里，身上还穿着被捕时的网球衫及短裤。他设法通知了未婚妻，但后来再也没有下文，只知道他被塞进一节密闭的货车车厢里，开往奥拉宁堡，那是柏林城外一个非常可怕的集中营。我们计划装傻，问些天真的问题，把安全局的官员当成普通机关的官员。我打算用外交部——真是讽刺——的关系去说情。我们甚至想好要求他们准许我们寄些食物和衣物给加亚尔。为了怕自己一去不返，我通知了罗玛莉·舍恩贝格我们的去处。
11月19日，星期五
10月7日，星期四
与瑞典公使馆的路格·冯·埃森和他太太赫米内一起晚餐。他们刚把我们家附近的一间公寓装潢好，摆满了丹麦玻璃器皿和瓷器，其实这么做有欠考虑。我迟到了，因为电车现在时有时无。晚餐吃蚝——难得的享受！
和菲利普·德·旺德夫尔及另外一位法国男孩休伯特·诺尔一起去听一场匈牙利的演奏会。休伯特虽被派来德国劳动，却设法弄到一张医生证明，说他半聋。现在正准备回法国。
11月21日，星期日
10月5日，星期二
和父亲一起去靠近滕珀尔霍夫机场的俄国大教堂望弥撒。圣诗唱得美极了！罗玛莉·舍恩贝格与她一位负重伤的年轻军官朋友，托尼·绍尔马也去了，两人都觉得很棒；不过托尼有点儿分心，因为他忙着看俄国女人，有些甚至在教堂里哺乳。她们都来自俄国的德国占领区，现在数目不断增加。有些人在农场上做工，有些人在军需品工厂里做事。星期日的教堂是她们最喜欢的聚会场所，我猜想思乡情绪远大于宗教热忱。罗玛莉看到一位她在维也纳认识的俄国钢琴家欧古兹，便邀请他去波茨坦。我们开了两辆车；托尼因为是负伤军官，也配了汽车。几杯白兰地下肚后，欧古兹弹琴给我们听——大部分都是俄国乐曲。他钢琴弹得很好，人却不怎么好。
和兰曹、冯·哈塞尔大使及他的儿子午餐。回办公室时，兰曹接到“上级”警告——我们在办公时间外的聚会引起许多人不满！
快到午夜时，我终于说服托尼和罗玛莉该回家了。天气很坏，托尼迷路，错过了万湖上不限速高速公路的入口。往错的方向开了一阵子之后才发觉不对，才一调头就爆了一个轮胎，而且他的汽油也用完了。他开始换轮胎，罗玛莉和我则下车求助。等了好久，一辆大车从相反方向开过来，我们招手要它停车，结果一位穿便服的男士和一位党卫军司机跳了出来，同意给我们一点汽油。分油时我们钻进他们车里去听收音机。那位便衣问我们是不是女演员，来自哪一个国家，我们很狡猾地反问汽油应该还给谁。他说不必还了，还说他们刚从希特勒最高司令部回来，却不肯泄露身份。
柏林 10月4日，星期一
这时德国为了补充在东线上的重大人力损失，以及将更多少数人种派上前线，开始从各欧洲占领地区吸收上百万的男性及女性送往德国，在农业界、矿业界及工业界工作，重建被炸毁的工厂、铁路及营造海岸防御工事等。这批人潮到1944年高达760万人，形成四分之一的总劳工人口。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来自苏联，有些是战俘（否则便得面对在集中营里饿死的命运），有些是来自占领区的平民，称为“奥斯特”（Osts）。
我决定度个小假，来探望父母和塔蒂阿娜。后者看起来好多了。和母亲一起散长步，她坚持要我辞职，搬到乡间和他们一起住。她不懂为什么这个办法行不通，因为如果那样，我马上就会被分派去军需品工厂工作。连续两晚和塔蒂阿娜睡，聊个过瘾。
11月22日，星期一
柯尼希斯瓦特 9月28日，星期二
经过昨晚的历险，我累坏了，决定今晚7点就上床。没吃午餐，加班到很晚，因为开了一个无聊的会议。外面倾盆大雨。
“德国军官联合会”从莫斯科广播向德国公众求援的呼吁，连署人包括好几位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将军。
今天是乔吉的生日。
9月19日，星期日
11月23日，星期二
墨索里尼在收音机里说了一大段话，我几乎全听得懂。
昨晚柏林城中心大部分被炸坏。
稍晚我骑自行车去万湖见瑞士红十字会代表马蒂博士，他和母亲合作安排援助苏联战俘。我去的时间刚好，他正准备明天启程回瑞士。
下午下大雨，我奉命离开办公室去取一份开会需要的文件。新老板布特纳对这类会议有狂热的劲头，几乎每天都开；可能只是想“检阅麾下兵团”。我觉得完全是浪费时间。我在路上被淋得浑身湿透，开会也迟到了。会一直开到晚上7点多。我正奔下楼梯想回家，门房拦住我，说出那几个可怕的字：“15级空袭！”意味着大批敌机正朝这边飞过来。我三步并作两步奔回楼上，警告那些住得比较远的同事最好留在办公室，否则可能会被困在路上。等我打算离开时，警报已响，外面雨势还很大。因为知道巴士一定马上就得停驶，我决定走路回家，然后在路上把我刚写给塔蒂阿娜的一封信投进转角的邮筒里。
盟军于9月3日空袭巴黎，造成110人死亡。
街上挤满了人。很多人只是站在外面，因为雨势的关系，能见度很差，大家都认为空袭的时间不会很长，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回家后，玛莉亚·格斯多夫告诉我，她丈夫海因茨刚从柏林警备司令部的办公室打电话回家，警告她敌机数目比平常多出很多，这次空袭可能会很严重，然后说他会在办公室过夜。我因为没时间吃午餐，饿坏了。玛莉亚叫厨子老玛莎热点汤，我则上楼换上毛衣及长裤。同时一如往常，收拾了一个小提箱。父亲在他房间里替两个年轻人上语文课，吩咐我别去打扰他们。
乔吉从巴黎写信来，附上一束白穗——那是一枚炸弹落在他公寓附近后，他房内一扇窗仅剩下的残骸。
我刚收拾完行李，高射炮就开火了，而且立刻变得非常剧烈。父亲带着他的两个学生出现了，我们都奔到厨房后面、平常躲空袭的那间半地下室里。才刚挤进去，便听到第一批飞来的敌机。他们飞得很低；这时高射炮的炮声突然被另外一种声音淹没——高爆弹！起先很远，后来愈传愈近，到最后仿佛就落在我们头顶上似的。每爆炸一声，整栋房子就摇晃一阵。空气压缩力可怕极了，噪音震耳欲聋。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作“地毯式轰炸”——盟军称之为“饱和轰炸”。有一刹那，一阵碎玻璃如雨点般落下，地下室三片门的铰链同时断裂，一齐朝室内飞来。我们把门压回去，靠在上面，希望能把门固定住。我把外套忘在外面，却不敢出去拿。这时一串火星嘶嘶作响落在地下室入口处，几位男士爬出去把它扑灭了。大家这才意识到我们没有存灭火的水，赶紧把厨房里所有的水龙头都打开，外面的噪音因此被压下去几分钟，但马上又开始了……这次飞机不像往常一波一波来袭，而是不断密集地从头顶上飞过，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9月16日，星期四
正在一团乱的当儿，厨子把我的汤端来了。我觉得如果我开始吃的话，一定会吐；我甚至无法安静坐着，每传来一阵爆炸声，都吓得我跳起来。向来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父亲，从头到尾坐在一把藤制安乐椅上。后来有一声爆炸声特别响，我又跳起来，他很平静地对我说：“坐好！万一天花板坍了，距离你才会远些……”可是爆炸声接连不断，仿佛要把人的耳膜都震碎，碰到轰炸最密集的时候，我干脆站在他后面，紧抓着他两个肩膀，算是自保。好一锅粥！——他的两个学生瑟缩在墙角里；玛莉亚紧贴着墙壁，面色凄惶地为丈夫祈祷。她不断叫我离家具远一点，怕我会被家具的碎片击中。炸弹如雨点般不停掉下来，隔壁一栋房子突然倒塌，父亲用俄文呢喃道：“就让上帝的旨意实现吧！”当时的感觉是我们的末日真的到了。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外面慢慢安静下来，父亲拿出一瓶杜松子酒，每个人都灌了几大口。然后，轰炸又开始……直到晚上9：30，头顶上飞机飞过的嗡嗡声才消失。这次来袭的飞机少说也有几百架吧。
单独和奥托及戈特弗里德·俾斯麦晚餐；前者告诉我们许多罗马生活故事。安富索显然已表态支持墨索里尼（他是齐亚诺的前内阁总理），但大部分的法西斯权贵一见墨索里尼失势，纷纷背叛了他。
就在那个时候，奇迹中的奇迹发生了，厨房里的电话铃响！原来是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从波茨坦打电话来，问我们是否无恙。他们听到几百架飞机飞过头顶，但因为能见度低，看不清楚到底灾情有多严重。我答道：“非常可怕！”他立刻表示要来接我，我跟他讲不用了，因为最糟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了。他答应找到罗玛莉·舍恩贝格之后再打过来。
9月15日，星期三
等最后一架飞机飞走后，又过了半个钟头警报才解除。不过早在那之前，一位不知名的海军军官已经把我们大家都叫出屋外。他说本来一点风都没有，后来突然刮起来，火势因而开始蔓延。所有人都站在屋外的小广场上，果然看见三面的天空均一片血红。那位军官解释说，这才只是刚开始而已；最危险的情况要等到几小时后才会来临，那时会燃起真正的火风暴。在我们走出屋子前，玛莉亚已发给每个人一条湿毛巾覆盖住脸孔——非常明智的预防措施，因为小广场早已烟尘弥漫，几乎无法呼吸。
党卫军伞兵在斯科尔兹内中校的领导下，发动了一次大胆的突袭行动，驾滑翔机降落在大萨索山牢狱的屋顶上，救出墨索里尼，然后带着他飞回德国。墨索里尼召集残余分子在意大利北部设立新法西斯政府“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首都设在萨罗。
大家回到屋内后，父亲的两个学生爬上屋顶监视附近的火势。这时住在隔壁的丹麦代理大使斯蒂恩森抱着一瓶白兰地出现，众人站在客厅里谈话，不时吞一口酒。后来电话铃又响了，仍是戈特弗里德，听起来似乎忧心如焚。他打电话去贝恩特·穆姆家，罗玛莉本来和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在那儿吃晚餐，但他们说警报一解除，罗玛莉就不见了，没人知道她的去向。戈特弗里德认为她可能想来找我，可是我们这周围一片火海，我很怀疑她是否过得来。
今晚收音机突然播放法西斯意大利的国歌《青年之歌》，接着宣布德国伞兵已将墨索里尼从阿布鲁齐山中的大萨索山牢狱里搭救出来，正在前往柏林途中。我们都惊呆了。
怪的是，他一挂断，电话就坏了——别人还是可以打进来，我们却打不出去。而且水、电、煤气通通停了，大家得用手电筒和蜡烛照明。幸好之前我们已将所有澡盆、盥洗池、厨房水槽和水桶全部装满水。这时外面风势迅速变大，仿佛海上风暴般不断呼啸，窗外只见一阵阵火星像下雨似地落在我们家和附近房舍上，而且空气愈变愈污浊，也愈热，一股股浓烟不断从被震开的窗户涌进来。我们巡视屋内，发现除了窗子被震破、几扇门铰链脱裂外，幸好没有别的重大损害。
9月12日，星期日
正在大家抽空吞咽三明治充饥时，警报又响。我们一声不吭地站在窗旁半个钟头，屏息等待空袭再度开始，结果却听到警报解除声；显然只是敌方侦察机前来察看轰炸后的破坏情况。本来一直保持镇静的玛莉亚，这时突然涕泗纵横，因为她先生仍无音讯。我虽然已困得要死，仍决定在电话机旁守夜，遂裹了一条毯子躺在沙发上，将电话机摆在身旁的地上。半夜1点左右，戈特弗里德和罗玛莉一起从波茨坦打电话来，但才刚接通电话就断了；不过至少大家不必再替她担心了。
今天晚上罗玛莉·舍恩贝格邀请海尔多夫来晚餐及讨论政治。艾伯特·埃尔茨对后者的想法也很感兴趣。因为海尔多夫的名声并不好（他一直是纳粹党员，又是褐衫军中将，如今参与密谋活动，令许多不妥协立场较坚定的同道心存怀疑）。罗玛莉和艾伯特分别都在洗澡的时候，阿加·菲尔斯滕贝格突然不请自来。她是出了名的大嘴巴，所以我们全躲了起来，假装不在家。等她走后，我去找人，发现他们俩瑟缩在地窖里，身上只围着大毛巾！可惜费这么大工夫准备全是徒劳，因为海尔多夫来了以后，从头到尾只以单音节答话。艾伯特努力试探，他却严密防守；我睡着了。
将近2点，我决定去睡一会儿。父亲走进来替我拿手电筒，让我把鞋子脱掉清洗一下。3点钟，玛莉亚也不支睡着了。然后我听见电话铃响，她高兴地大叫，显然海因茨没事。接着她很快入睡。后来不时有建筑物突然倒塌，或是定时炸弹延后爆炸，将人吵醒，让我心跳剧烈地突然从床上坐起来。这时火风暴的火势已达高峰，屋外的狂吼仿佛火车通过隧道一般可怕。
德军占领了罗马，且让我们祈祷盟军别因此开始轰炸该城。
11月24日，星期三
9月11日，星期六
今早听到玛莉亚·格斯多夫不安地在和父亲讲话，附近一栋房子着火了。但我实在太累，立刻又睡着了，直到早上8点才爬起来。
然后我赶回波茨坦，带着一块昂贵的小地毯和艾伯特；他虽然在德国空军服役，却对盟军飞机充满敬意，不愿在城里过夜。晚上希特勒就意大利人的“暗算”发表了好一通恶骂。
那时父亲那两位在屋顶上待了一整夜的学生已经回家，玛莉亚出门去买面包，结果很快牵了一位头裹白围巾的老太太回来。她在街角撞见她，仔细一看，才发觉那正是自己80岁的母亲，老太太想来找她，已经在燃烧中的城里走了整个晚上。她母亲的公寓已全部烧毁，救火队来得很迟，决定集中人力拯救附近一家医院（感谢上帝，后来救成了！），可是同一条街上所有房舍全毁。不久海因茨·格斯多夫也回家了。他说因为他直接回家，所以对整个轰炸灾情只惊鸿一瞥，看来菩提树下大街区域受灾情况跟我们家附近一样严重；法国及英国大使馆、布里斯托尔饭店、军火库、威廉街及腓特烈街灾情都十分惨重。
结果发现使馆周围人潮汹涌，所有的意大利外侨全坐在自己的皮箱上，好多车子和救护车也等在那里。艾伯特说使馆可能会先替他们找个藏身处，再送他们去车站。我终于逮住奥兰多·科拉尔托，他答应传口信给伊连娜，却拒绝替我带任何文件。
到了早上11点，我决定出门，试着走去办公室，满心希望（当然乐观得可笑）一到那里就可以跳进澡缸里洗个热水澡。我穿着便裤，头上裹一条丝巾，再戴一副海因茨的毛边军用护目镜上路。一走出大门，立刻被烟雾包围，灰烬如雪片般落在我头上，要用手帕按住口鼻才能呼吸——幸好海因茨借我那副护目镜。
艾伯特·埃尔茨和阿加·菲尔斯滕贝格赶在下班前来办公室，我们再赶去意大利大使馆，希望能趁着战争尚未结束、通讯尚未完全被切断前，找到一个即将返回罗马的人，替我带一封信给伊连娜。她一定担心死了。
猛一看，沃伊什街的灾情似乎还好，可是一走到下一条和吕措大街交叉的街角，却看见所有房子全烧毁了。我继续沿着吕措大街走，看见灾况愈来愈严重；很多房子仍在燃烧，我被迫走在马路中间，但这也不容易，因为路上堆满了被炸坏了的电车，街上还挤满了人，大部分包着围巾，拼命咳嗽，小心翼翼穿过瓦砾堆。到了吕措大街街尾，距离办公室四条街左右，街道两旁的房子全部倒塌，想走到另一边，得爬过仍在冒烟的废墟，躲开正在漏水的水管和其他破碎物。之前我几乎没看见救火员，但在这一带却看到几位救火员正在设法将困在地窖内的人救出来。吕措大街上的房子全部烧毁，过施普雷河的那道桥虽然未遭破坏，但桥另一头的建筑已毁，只剩下一些空壳子。很多车子小心绕过废墟，不断猛按喇叭。一个女人突然揪住我臂膀，大叫有面墙快倒了，我们俩一起拔脚狂奔。这时，我看见昨晚才将写给塔蒂阿娜的那封长信投进去的那个邮筒，它虽然没倒，却已被炸得粉碎。然后，我又看见平常买食物的店铺“克劳瑟”——应该说是它的废墟。之前玛莉亚请我回家时买些食物，因为她登记粮票的那家店已经毁了，但现在看来可怜的克劳瑟也帮不上什么忙了（德国的食物配给制度要求每个人都到一家特定的店铺去登记粮票，以后只能从那家店里买东西）。
9月10日，星期五
我一直不能想象办公室也会被炸毁，可是当我走到转角时，却看见门房室和漂亮的大理石入口处正烧得不亦乐乎。施特伦佩尔（外交部的高官）和罗马尼亚参事维勒努就站在外面，旁边围了一群维勒努肤色黝黑的同胞。他一看见我便伸出双手抱住我颈子，用法文大叫道：“一切都毁了！双胞胎姐妹的公寓也毁了！我要带我那一小群属下去乡下，去布科！”——现在所有外国使馆在城外都设有紧急疏散处。果不其然，街尾的罗马尼亚使馆，还有芬兰使馆，也都已成一片正在冒烟的瓦砾堆。我问施特伦佩尔该怎么办，他咆哮道：“难道你们没有紧急命令吗？”“当然有，”我甜甜答道，“上级要我们不可惊惶，并到东西横贯线上的胜利纪念柱旁集合，然后就会有卡车来接我们出城！”他很气愤地耸耸肩，转过身背对着我。我决定回家。
进城时我带着报纸，坐在我对面的男士第一次看到意大利投降的新闻，脸上的表情非常有意思。尽管做出了这么多牺牲，意大利竟然这么虎头蛇尾！
这时极目所见尽是连绵不断的一排排已烧毁或仍在燃烧的建筑，我开始感到惊慌。这整个我如此熟悉的城市，竟然在一夜之间就被摧毁了！我开始奔跑，一直跑回吕措大街，结果有一栋建筑就在我经过的那一刹那倒塌。一位救火员口齿不清地对我和旁边一群人大叫；我们全往地上一扑，我用双臂抱住头。等另一面墙坍倒的轰隆声静下来后，大家身上已覆满了灰泥和尘土。我抬起头来，竟然看见C.-K.伯爵脏兮兮的脸搁在对面一滩污水上方。虽然过去四年来，塔蒂阿娜和我一直小心避开这位仁兄（他特别喜欢漂亮女孩，有时行为不太检点），但我心想这是民胞物与的非常时刻，便努力挤出一个友善的微笑，用英文打招呼说：“哈啰！”他极冷淡地瞄我一眼，用德文问道：“我认识你吗？”我决定这不是正式自我介绍的时候，便爬起来快步离开。
9月9日，星期四
回家后发现厨房里还有热汤，父亲把我的护目镜拿去，换他出去勘察情势。接着戈特弗里德·俾斯麦打电话来，说他下午3点会过来接我。我告诉他该走哪一条街，免得受困。玛莉亚的妹妹，舒伦堡伯爵夫人（她嫁给舒伦堡大使的一位堂弟）骑自行车过来；她住在柏林城另一头，那区显然只受到轻微损害。今天早上三位工人才到她家去替她把八月里一次空袭震碎的窗户修好——尽管全柏林市中心的窗子在昨夜全毁，他们却把她的窗子修好了！
再次骑自行车进柏林，我回家拿那顶罗斯·瓦卢瓦设计的帽子——很大的绿色宽边帽、黑丝带——是别人从巴黎寄给塔蒂阿娜的。下班后，戈特弗里德·俾斯麦送我和罗玛莉·舍恩贝格到斯卡皮尼家。晚餐吃到一半，一位秘书冲进来报告意大利已投降，我们立刻告辞，冲回去警告戈特弗里德的哥哥奥托。他刚从罗马回来（他一直在那儿的德国大使馆担任大使顾问），正和海尔多夫及戈特弗里德在侯切尔餐厅用餐，对这条大新闻浑然不知。他们在一个小房间里用餐，罗玛莉和我冲了进去，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惊愕地说不出话来。斯卡皮尼也吓呆了；他来柏林担任代理法国大使，与当局协商用“志愿”劳工交换法国战俘的问题。他看起来很可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瞎了眼睛，现在身边总带着一位阿拉伯仆人当他的眼睛，向他描述周围发生的一切。
到目前我唯一的物质损失，是每月配给的哈尔茨奶酪；是我昨天才买的，因为它闻起来和看起来都很恐怖，我便把它放在屋外窗棂上，结果今早不翼而飞，可能因为爆炸后空气压缩，飞到某邻居屋顶上了。
9月8日，星期三
等父亲回家后，我接过护目镜，走到库达姆路上的另一个办公室。街角上的前波兰领事馆，也就是塔蒂阿娜、路易莎·维尔切克和我曾在里面一起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那栋建筑，正燃烧得像把大火炬，但隔壁的大使馆却仿佛毫发未伤。我很快冲过前者，奔入后者的大门，撞上一小群愁眉苦脸的人。亚当·特罗特和莱波尔特坐在楼梯上，两人的脸都被烟熏黑了。他俩在那儿待了一整夜，因为空袭开始时他们还在工作。我们部门似乎毫无动静，大家决定约好明天早上11点在同一地点见面。
汉斯—格奥尔格·冯·施图德尼茨出版的日记对这一天的回忆如下：“汉斯·弗洛托举行一个小型晚宴，参加的人包括蜜丝·瓦西里奇科夫、罗玛莉·舍恩贝格、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及贝恩德·穆姆等。大家从头到尾都在谈论空袭；让我想起受迫害的基督徒在罗马地下墓窖里的集会！”（摘录自《柏林燃烧时：1943—1945年日记》[While Berlin Burns.Diaries 1943—5，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63]）
下午3点，戈特弗里德准时开车抵达，帮我将行李，加上几条毛毯和一个枕头，全堆到后座。戈特弗里德解释说，他在波茨坦的房子已挤满了其他由于轰炸而无家可归的朋友，所以我们必须打地铺。搬去住的人除了罗玛莉·舍恩贝格之外，还有埃森夫妇；他们也是昨天半夜才奔去投靠，抵达时全身湿透、精疲力竭，十分狼狈。
晚上我去汉斯·弗洛托家吃晚餐，然后四个人骑两辆没开车灯的自行车到波茨坦车站——好像在表演特技！
空袭开始时，路格·埃森正在我们办公室附近他的办公室里工作；赫米内在家里（她有身孕，即将临盆）。他打电话叫她赶快赶去公使馆，因为楼下几位瑞典工人刚建好一个极牢固的钢筋水泥掩蔽壕，墙壁厚达2.5米。直到昨夜，各大使馆及外交官的家都未遭到任何损害，他们大概觉得自己的外交豁免权也适用在轰炸上！赫米内安全抵达掩蔽壕；警报解除后，他们走出来，却发现整座公使馆烧得像把大火炬，便在接下来几个小时内，忙着救出最宝贵的资料，然后跳进车里开回家。后来发现家也没救了，只好跳回车内，驶过燃烧中的城市，直奔俾斯麦夫妇在波茨坦的家。
我们讨论目前的大势，以及最近开始的动员手段。当局似乎刻意挑选出仍在外交部任职的异议人士，想全部换上自己人，绝大多数是党卫军，像我们那位施塔勒克先生。但除非你志愿到前线作战，否则不准任何人辞职。这个做法当然使得目前正在进行中的秘密活动更加复杂。据说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从来不离开他靠近萨尔斯堡、在弗斯尔的巢穴。最近他和副国务秘书卢瑟——另一名走狗——起内讧。当然，他们从来不会当我的面讨论这些事，但我猜得出一个大概。总而言之，现在外交部没有一个真正在做事的领导人。如果外人知道外交部其实只是一部上了很多润滑油的官僚机器，实际上毫无效率可言，一定会大感震惊。我们这一小群密谋者便是明证。
接到路格之后，我们将车开往仍在冒烟的瑞典公使馆，去取出他残存的财物。路格进去后，戈特弗里德和我下车重新安排行李，这时突然看见裹着一件昂贵毛皮大衣的著名柏林美女厄休拉·霍恩洛厄，趔趔趄趄朝我们走来，头发乱糟糟，脸上妆也花了。她走到我们面前，啜泣地说：“我失去了一切！一无所有！”她想去找一位答应载她去乡间的西班牙朋友，我们告诉她西班牙大使馆也被炸毁了，她听了一言不发便掉头朝蒂尔加滕区踉跄走去，大衣背后一大块毛皮已经被扯破了。
海夫腾博士（1905—1944）和亚当·冯·特罗特一样，曾赴英国留学，早期是反纳粹的军人，1933年便批评希特勒具有“强盗头子心态”。该年他亦进入外交界。蜜丝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名公使馆顾问。但他和许多同谋者有一点不同之处，即他基于基督教道德观，从未参加过纳粹党。他很早便成为毛奇伯爵“克莱稍集团”的一员，并为该集团招募了许多出色的团员，包括亚当·冯·特罗特本人。
路格很快出来，我们迂回绕到布达佩斯街上，夹道零零落落走着推婴儿车、拖拉床垫和小件家具的人。塔蒂阿娜最喜欢的古董店“布兰德尔”仍在燃烧，火舌舔舐窗帘，拥抱着挂在店里的水晶吊灯。因为店内大部分货品皆为丝料及锦缎，粉红色的火焰看起来像极了在举行庆典，既奢侈又豪华。整条布达佩斯街都被炸空了，唯独伊甸旅馆例外，我们因此约定隔天就在那儿会面。车子接着转上东西横贯线，几乎让我们看傻了眼，因为公路两旁没有一栋房子幸存。
下午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亚当·特罗特的办公室里。我们的人事室主管海夫腾进来闲聊了一阵。他是亚当的好友，一张死白的脸，莫测高深，让我想起中世纪的墓碑。
到了波茨坦，刚开始接触到清凉新鲜的空气，我竟觉得头晕。踏进俾斯麦夫妇的官邸，看见戈特弗里德的太太梅勒妮正忙进忙出，忙着铺床。赫米内·埃森正直挺挺坐在她床上，头发刚洗干净，像个小女孩。我也洗了个澡，罗玛莉帮我刷污垢，水竟然变成黑色！每个客人都带一大堆煤烟和尘土进来，搞得梅勒妮很难受，他们家本来纤尘不染的。
戈特弗里德·冯·克拉姆男爵是网球史上最优秀的球员之一，运气却一直很差：虽然每次都进入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决赛，却一直与冠军杯无缘。一开始他便与纳粹反目，甚至被关进集中营一段时间，直到大战爆发。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国外。
刚吃完晚餐，我们拨去柯尼希斯瓦特找塔蒂阿娜的电话就接通了，赶忙向她和母亲道了平安。她们试了一整天，想跟我们联络，都徒劳无功。才刚挂电话，戈特弗里德便接获通知，说又有大批敌机朝柏林飞去。我打电话去警告格斯多夫夫妇及父亲，心里觉得很愧疚，自己安全，却得告诉他们这个坏消息；不过至少可以让他们有时间穿好衣服。不久空袭警报果然响起，其他人都待在客厅里，但经过昨夜仍心有余悸的罗玛莉和我，跑到楼上让—乔治的房间去守望。飞机一波接一波飞过波茨坦，但这一次往较远的西边，向施潘道飞去，我们因此稍微放心一点。这次空袭持续了将近一小时，警报一解除，我们便累倒在床上。
不出所料，霍斯特曼夫妇的乡间别墅克尔岑多夫城堡，在前天晚上严重受创。我坐在格斯多夫家里和戈特弗里德·冯·克拉姆一起聆听菲亚·亨舍尔叙述整个灾难的细节；当时她住在那里。幸好没有人死亡。可是才刚把柏林城内公寓里无价的古董搬过去安置好的弗雷迪却失去了一切。我实在无法想象提诺·索达提——一位瑞士外交官——半夜2点穿着睡衣在密集的炸弹雨中飞奔穿过草坪的样子！
11月25日，星期四
我们和柏林警察局局长海尔多夫约了见面——罗玛莉为了某种神秘理由，我则去谈我的本行。外交部要我开始建立一个照片档案，但现在所有展现轰炸灾区的照片都必须经过监检，我希望海尔多夫能给我几张公布，他答应了。
早上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很早便起床，赫米内将搭机返回斯德哥尔摩，埃森夫妇用他们那辆破车顺便送我们进城；车门卡死了，我们得从车窗钻进去，而且车窗玻璃全部震碎，许多碎玻璃仍嵌在窗框上，车子行进时不断朝脸上飞来，我们只好尽量蒙住脸。本来预定早上11点来到办公室，但因为路格想到哈伦塞附近一家车行去换一辆状况较好的车子，决定绕路先去那个方向。
今早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第一次骑自行车进城。其实自行车是俾斯麦家的。刚开始差点撞上来往的电车和巴士。有一次罗玛莉还从车笼头前面跳出去，精彩透了。
我们很快便听说昨夜的空袭仍在城内造成很大的灾情。哈伦塞桥虽然还在，但四周的房子已全毁。路格说的那间车行被炸得一塌糊涂，空无一人。我们继续驶上巴黎街；那一带状况稍微好些，不过也一副残破相。等我们抵达伊甸旅馆时，大吃一惊，时隔仅24小时，变化竟如此大！旅馆外墙虽然还在，但所有窗户全不知去向，缺口塞满了床垫、破烂家具和其他残骸。后来我们听说有三枚空雷砸破屋顶，掉进去爆炸，除了外墙，建筑物内全毁。幸好平时兼做掩蔽体的酒吧没事，因为当时里面挤满了人。对街的动物园灾情惨重；一枚空雷落在水族馆里，炸死了所有的鱼和蛇。其他野生动物都在今天早上被枪杀，因为兽笼全遭破坏，园方怕他们脱逃。结果鳄鱼们纷纷跳进施普雷河内，幸好及时被一一拖出来射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离开伊甸时，大家约好下午5点去瑞典公使馆碰面，再一起回波茨坦。
9月7日，星期二
我们在吕措大街下车，用湿毛巾将脸裹紧（许多建筑仍在燃烧，空气中的烟尘令人窒息），往办公室走过去。抵达后发现那儿仍一片混乱，每个人都不知道该做什么，有些人说外交部会立即撤出柏林，搬去乡间的“紧急撤退营”。据说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现在城内，甚至巡视了一些正在燃烧的外国使馆，并且亲自参加了决定威廉街残存外交部该“何去何从”的会议。我先跟好几位同事聊天（每个人的穿着都稀奇古怪，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失去了全部家当），然后拦截到第一次空袭那天，也参加了最后那次会议的技术部门主管。他告诉我他发现我的自行车停在院子里，替我保住了，不过目前还不能还我，因为他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听起来很公平，我反正以为自行车已经遗失了；只不过不知戈特弗里德会怎么说，毕竟他才是真正的车主！最后上级交代明天早上11点再来，希望到时候会尘埃落定些。
据说霍斯特曼夫妇出事了。前一阵子他们为了安全问题搬去乡间，现在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提诺·索达提昨晚本来应该参加一场正式晚宴，结果一直没出现，也没通知任何人。他是个很规矩的青年外交官，主人因此觉得事有蹊跷。
正打算离开时，父亲突然出现；他看起来糟透了，头发倒竖，脸色发灰，似乎很气我没有先去格斯多夫家探视。我根本没想到家附近还会再遭到轰炸，本来只打算顺道去看看，可是昨晚一枚空雷落在屋子后方，所有门窗、屋顶及几片墙壁全塌了，他们一直救火救到现在。这一次运气没这么好，小广场对面那栋房子已被夷成平地。
9月6日，星期一
父亲、罗玛莉和我遂一同返回沃伊什街；眼前景象实在骇人。柏林城内的面包店不是被毁，便是已休业，我在波茨坦买了几条白面包，大家很快喝了点汤。罗玛莉接着去找几位失踪的朋友，我则花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将硬纸板和地毯钉在窗洞上御寒及挡烟。玛莉亚八十高龄的老母亲保持她不屈不挠的一贯作风，坚持在一旁帮忙，替我递钉子，我一直站在梯子顶端。对面那栋被夷平的房屋的屋主，一位英国女士，也过来帮忙。她没时间抢救任何细软，决定尽快下乡。
今晚我和匈牙利大使馆的纳吉和维克托·德·科瓦一起晚餐。后者出奇激动，含着眼泪说他再也忍受不了了，他家附近整个邻里（他家离滕珀尔霍夫机场不远）在昨晚被夷平。昨天的空袭真的很严重，就连远在波茨坦的我们都到楼下集合。自从汉堡遭轰炸之后，梅勒妮对燃烧弹特别恐惧，因为听说汉堡城内所有人行道变成一片火海。现在只要空袭一开始，她必然会在头上盖一条湿毛巾。
从昨天开始，很多人陆续从城里其他区过来（大多必须步行）问我们是否无恙。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虽然全柏林都遭到轰炸，但就属我们这一区和蒂尔加滕附近的外交使馆区及菩提树下大街区灾情最惨重。就连格斯多夫中校（海因茨的亲戚）都驾驶军用卡车带来一批勤务兵帮忙加盖临时屋顶，用木板把破洞补好。
9月4日，星期六
冯·格斯多夫中校很早便参与推翻纳粹政权的秘密活动（当然那个时候蜜丝并不知情）。1943年3月，在一次柏林军械库内举行的典礼上，他差一点就决定亲自暗杀希特勒。他是少数几名幸存的主要密谋者之一。
8月17日，西西里岛完成解放，盟军伺机进攻意大利本岛。同时，在墨索里尼于7月23日免职及被捕后，意大利积极准备参加盟军阵容。8月19日，巴多格里奥元帅开始与盟军秘密协商。盟军于9月2日开始登陆意大利南岸，更加速促成意大利叛离轴心国。
稍后我出门去找迪基·弗雷德。昨天开车经过劳赫街时，看见她的房子已烧毁，今天等我再去时，已经一个人影都没有了。不过我还是爬进她位于一楼的公寓里，希望能抢救一点东西。我站在穿堂里抬头看被烧毁的楼梯，突然一声巨响，一根烧焦的木椽哗啦一声垮下来，我飞身一跳，又跳回街上。之后我过街去艾伯特夫妇家，他们的房子还没倒。
盟军已登陆意大利本岛。
艾伯特太太是美国人，嫁给一位德国工业家，在莱茵兰有好几间化学工厂。大战爆发后，他们的儿子从美国回来加入德国陆军，把他的美籍太太和小孩留在加州。艾伯特夫妇还有一个女儿艾琳，是极有才华的吉他手及歌手，和我们认识很久了。
9月3日，星期五
我发现她们母女俩站在大门口，一看见我就抱着我的脖子说，她们希望能赶快前往苏台德著名的温泉区马林巴德（距离梅特涅家族的柯尼希斯瓦特城堡很近），提议让父亲跟他们一起去。她们有一辆车，还有些汽油，就是没驾驶。不过她们家现在已由无家可归的瑞典外交人员接管，盼望瑞典人能派一位驾驶员给她们作为交换。她们力劝我也一起去，不过我觉得办公室不会放人。讽刺的是，她们昨天才从莱茵兰回来，空袭过程中一直躲在楼下地窖里。
今晚我去参加维克托·德·科瓦新戏《Phline》的首演，然后大伙儿去他家。我和作曲家特奥·马克本谈了很久，他非常崇拜俄国。
我走回沃伊什街跟父亲讲这个新计划，但他拒绝一个人走，把我留在城内；他实在没有理由留在柏林，我因此决定向办公室请几天假。稍后我带父亲去瑞典公使馆，大家一起搭路格·埃森的车回波茨坦。父亲已两天没合眼，非常疲倦。俾斯麦夫妇热忱欢迎他；我们替他铺好一张床，而且先让他洗个热腾腾的澡。
战争于四年前的今天开始，仿佛是不可能的事。昨晚盟军大肆“庆祝”，炸得柏林商店区灾情严重。
才刚吃完晚餐，警报又响。幸好只是敌方侦察机再度来勘察轰炸灾情。
9月1日，星期三
11月26日，星期五
和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及罗玛莉·舍恩贝格开车去乡间探望他母亲；非常迷人的老太太，有一半英国血统。她对她公公，即铁血宰相俾斯麦，印象仍然很深刻。回家时，罗玛莉坚持要在滂沱大雨中开车，但因为她完全没有经验，我们都很紧张。
早上8点，父亲、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返回柏林，本以为将和艾伯特母女一起前往马林巴德，便收拾了一点随身用品。我希望尽量轻装简行，把其他东西收在两个大皮箱里，放在俾斯麦府内的地下室里。路格·埃森的车子已挤满瑞典人，我们决定搭高架铁路到万湖转车，再在波茨坦广场下车。火车塞得满满的，每一站都有人潮拼命往上挤，因为这似乎是唯一仍畅通的一条线。波茨坦广场车站盖在地下，还保持得一尘不染，雪白的瓷砖……等一走上地面，对比实在太强烈，整个区像一片不断冒烟的废墟，广场周围所有大型建筑，除了艾斯布勒拿旅馆之外，全部倒塌。旅馆虽然残破，却还算完整，不过所有窗户当然都已经震破了。
8月29日，星期日
我们出发去艾伯特家，拖着行李穿过蒂尔加滕区的泥巴和灰烬，四周房舍全被烧黑，仍在冒烟，公园内仿佛1914—1918年的法国战场，树木又秃又瘦，折断的枝丫散得满地，有时还得用爬才能通过。我突然想到著名的杜鹃花丛，不知它们下场如何？明年春天又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公共交通工具完全停摆，我们从头到尾都得步行。
与维克托·德·科瓦的日本太太美智子见面。他不仅是德国最有才华、最吸引人的演员，还当导演。我们去看他排演正在演出的戏。
其实这两天私家汽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无疑都藏了很久，就等碰上这类紧急状况派上用场。虽然大多数都没有牌照，但也没人管束。相反的，政府反而下令所有车辆必须尽量让陌生人搭便车。因此尽管轰炸灾情惨重，柏林的交通却渐渐恢复到战前的样子。可惜我们运气不佳，所有经过的车辆都已挤满。有一次，我们被一位长相非常特别的士兵拦住——他大概刚入伍，之前可能是位颓废派的唯美主义者兼酒馆谐星——他极优雅地做手势建议我们别再往前走，因为炸弹已落在瑞典公使馆正前方五次。我们转进班德勒街，本来陆军总部的办公室就在那条街上，但也被炸毁了，几十名穿着灰绿色陆军制服的军官及士兵在瓦砾堆里爬来爬去，设法抢救档案。等我们往下走到海军总部时，发现两处景观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在瓦砾堆里表演特技的官兵穿的是蓝色的制服。好笑的是，唯一没被轰炸严重破坏的外国使馆竟是盟军的敌人：日本及意大利使馆！这两栋建筑最近才盖好，非常巨大，似乎是最佳目标才对！
8月28日，星期六
希特勒在计划将柏林变成他“千年帝国”的首都时，选择曾是普鲁士历代国王狩猎场的蒂尔加滕区作为新的外交特区，并于1938年开始建筑一群新使馆，外观全是希特勒自己和他的总建筑师斯皮尔最喜欢的壮伟纪念碑式风格。日本和意大利因为是德国主要盟国，使馆又最大，皆于1942年竣工，但在大战最后几周历经盟军轰炸及巷战之后，损毁极严重。
亚历克斯·韦特和办公室另一位官员，X教授，昨天房子被炸中，现在都无家可归。而且后者还失明了，因为他冲进一间着火的房子里救出一个女人。幸好那只是暂时的，感谢上帝！他来自巴登，对现在的政府深恶痛绝，一直说这全是德国女人的错，因为是她们投票让希特勒当选的。他说从现在开始，所有与军事沾边的玩具，像是喇叭、锡兵和剑，都应该被禁止。
走了将近一个钟头才到艾伯特家，却得知计划在最后一分钟受挫：瑞典人的确找到一名驾驶员，可是他已四天没进食，为了让他提神，他们不仅喂他食物，还给他喝了些白兰地，结果他醉得不省人事，现在毫无用处。我决定先去向办公室申请准假，下午再回去看情形。
8月27日，星期五
罗玛莉和我慢慢沿着兰德格拉芬街走下去，因为我们听说基克·施图姆的房子也被炸了。虽然他唯一的兄弟已在法国阵亡，但他却仍被派往俄国。那条街上没有一栋房子幸存；等我们走近他家时，果然只见外墙还站在原地。我们问救火员住在房子里的人是否安全，他们说应该没事，不过隔壁的人仍困在地窖里。“至于那一栋，”他们指着对街一幢六层楼的大型建筑说，“里面的人全死了，总共300个人！”因为地窖被炸个正着。我们再走到库达姆路上，住在那里的每一家人几乎都是我们的朋友；大部分房子也都被炸中。奥亚尔萨瓦尔夫妇那栋巨大的花岗岩公寓大楼已成一堆瓦砾。和奈特贝克街相交的转角等于片瓦不存（包括我们最喜欢的小餐厅“小酒馆”），只剩下一小堆碎石堆。放眼望去，到处可见救火员及战俘——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巴多格里奥的意大利人”——忙着朝废墟内灌空气，意味着还有人被困在那些坍塌的地窖里。
和罗玛莉·舍恩贝格及她来自汉堡的朋友，汉尼·耶尼施一起吃晚餐。汉尼不用入伍作战，因为他的两个哥哥都已阵亡。他开一辆极拉风的奔驰车到处逛，却没有牌照，警察因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都放他一马。
意大利在1943年9月投降之后，在德国占领区境内的所有意大利军人都被迫选择到萨罗为墨索里尼残余分子组成的共和国效忠，或被监禁，参与劳动；后者被称为“巴多格里奥的意大利人”。
塔蒂阿娜从柯尼希斯瓦特打电话来，说柏林到莱比锡的铁路线被炸中，交通中断。
另一栋被毁的建筑前聚集了一群人，正在围观一位年纪大约16岁的年轻女孩。她站在一堆碎砖上，逐一捡起砖头，仔细擦拭，然后再扔掉。据说她全家都死了，被埋在了废墟下面，所以她发疯了。这一区看起来真的很恐怖，有些地方甚至连街道都不见了，让我们不知身在何处。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劳赫街的办公室。
8月26日，星期四
办公室居然没被毁，真是奇迹！我在楼下碰到一位人事室的长官，便对他说我有一位年长的父亲，我现在有机会带他下乡。起先他并不乐意，后来听说我们是“轰炸灾民”——现在这个身份是救命的护身符！——他才准假。我向他保证司里一有需要，我便会尽快赶回来，然后给了他塔蒂阿娜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赶快趁着他改变主意之前开溜。
今晚又有空袭，幸好损害不严重，而且开往波茨坦的火车不受影响。
罗玛莉和我在格斯多夫家喝了一点热汤后，继续在城里沿户搜寻失去联络的朋友。
8月25日，星期三
过去这几天，数不清的粉笔留言不断出现在被炸毁房舍的焦黑墙上：“最亲爱的B先生，你在哪里？我到处寻你不得，请来和我同住，我有空房。”或“躲在这间地窖里的人全部得救了！”或“我的小天使，你在哪里？我担心极了。你的弗里茨。”等等。许多人返家后看见这些留言，也用粉笔在每段话底下答复。我们就靠着这些留言找到好几位朋友。等走到被炸毁的那栋办公室前面，我们也在瓦砾堆里捡了几块粉笔，在大门旁边的石柱上写下一行大字：“蜜丝和罗玛莉没事，住在波茨坦俾（斯麦）府”。大老板看到了想必会很不高兴，但我们众多的男性朋友向来喜欢整天打电话，而且可能还会亲自来这里找我们。
蜜丝和她父亲因为空袭不断搬家，这时付钱借住在朋友格斯多夫男爵及男爵夫人的别墅里。玛莉亚·冯·格斯多夫男爵夫人聪慧正直，亲切又迷人，虽然住在战时遭猛烈轰炸的城市里，却能够将自己位于沃伊什街的宅邸变成知识分子圈内的沙龙，让志同道合的人在毫无禁忌的气氛下相聚。因为她丈夫是权贵西门子家族的亲戚，又在柏林军事总司令部内任职，因此他们家的宾客来自德国各个阶层——从贵族地主（玛莉亚自己的背景）到工业界、商业界、学术界、外交界及军界人士都有。
这时西班牙大使馆的莫亚诺突然驾车出现，告诉我，他们的大使和许多西班牙人第一天晚上都在伊甸旅馆里吃晚餐，幸好玛莉亚·皮拉尔·奥亚尔萨瓦尔和她丈夫来不及赶回家，因为他们家塌了，所有躲在地窖里的人，包括他们的佣人，全死了。另外一位西班牙外交官费德里科·迭斯待在家里，结果他家跟附近所有房子一样，开始着火，街上挤满了人。他便找出家藏的陈年白兰地，传递着请大家喝。
晚上6点，我们也跟着进城，一方面去接戈特弗里德，一方面去察看各人的公寓。结果格斯多夫夫妇的厨子玛莎倒在我怀里啜泣；她被吓呆了，还好房子没事。罗玛莉的运气却没这么好，她那张床正上方的天花板被炸了一个大洞，令她觉得非比寻常，到处宣布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将来一定有大成就！我们去探望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她受到极大的惊吓。她家附近库达姆大街上及周围所有房子的顶楼，包括皮克勒家在利岑贝格街上的公寓，也就是三年前我们刚搬来柏林住的那栋公寓，全部被烧毁。空袭结束后，戈培尔到灾情最严重的区域巡视，听说他想征召30名义务消防队员，市民的反应却非常冷淡。
下午4点左右，我回到艾伯特家等待后续发展。那栋房子简直像座冰库，因为玻璃屋顶及玻璃窗全被震碎，所有的门铰链也都断了，我们穿着外套坐在厨房里直发抖。艾伯特家另外一位来自格鲁吉亚也准备跟我们一起去马林巴德的朋友，安德罗尼科夫公爵，则裹着数条围巾，头戴一顶压得低低的帽子，坐在客厅里弹了一下午钢琴，弹得极美。第一次空袭后，那可怜的家伙带着所有家当逃离正在燃烧中的旅馆，投奔伊甸旅馆，弄到一个房间。可是第二天晚上伊甸旅馆也被炸毁了，现在他的全部财产只剩下身上穿的那套衣服；失去的东西中包括四双全新的皮鞋，令他特别心痛！
昨天严重空袭。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不在家，他的内兄让—乔治·霍约斯从头睡到尾。只有我觉得不对劲，不顾大家的抗议，把他和罗玛莉·舍恩贝格拉起来。整个柏林上空一片红雾。今早让—乔治打电话回来说他花了三个钟头（平常只要20分钟）才进城，因为所有街道都坍塌了。
等待之际，阿加·菲尔斯滕贝格突然冲进来搂住我的脖子尖叫道：“蜜丝，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她在第一次空袭过后回家，发现她和迪基·弗雷德合住的那栋房子只剩下一堆瓦砾。直到第二天，她一直以为自己一无所有，失去一切；后来她碰到让—乔治·霍约斯，后者说替她抢救了一些东西，所以现在她非常开心。
8月24日，星期二
阿加才刚离开，女演员詹妮·尤戈便驾车出现。先拥抱我，然后宣布迪基·弗雷德已搬去她在克莱道夫的房子里，她只是来帮她拿一点东西。就这样，我们逐渐得知朋友们的下落，但消息还是传得很慢，而且有时候很吓人。
罗玛莉老是碰上警察找她麻烦。上次她在波茨坦辱骂一名警察，现在警局又要找她去做口供。
第一次空袭后，父亲曾经出门企图寻找一家俄国朋友德费尔登夫妇。他们的房子倒塌，先生在地窖里被救了出来，还活着；可是几个小时之后才把他太太挖出来，头已经不见了。那可怜的女人一直极畏惧空袭，每次都坚持抱一大本《圣经》下地窖。虽然我的胆子也愈变愈小，不过我一直觉得我不会遭到那样的下场。
我们没去上班。罗玛莉假装中暑，我正好也觉得很不舒服，便乘机骑自行车去韦尔德看看能不能买些水果。我们背了背包，骑了很远，到那里碰见一个带篮子的男人，他说他也想买水果。后来终于缠上一名农夫，愿意卖给我们15磅苹果。我还在喃喃抱怨五角一磅太贵，我们那位男伴已替我把背包捆在单车上了。等我们离开果园，经过一片番茄田，他竟然亮出一张证件，说他其实在替物价控制委员会工作，宣称我们被坑了，他打算写份报告，我们必须上法庭作证，控告那位农夫。这令我们大吃一惊。他接着问我们的名字，我们不肯说，还表示不应该迫害那位可怜的农夫。他仍一再追问；我坚持拒答，罗玛莉却面无表情地报上汉斯·弗洛托的名字和地址。我忍不住偷笑，让那男人起了疑心。但因为我们没带身份证，他也不能证明什么。然后他又唠叨了一阵，建议我们将来替警方做饵，他们可以开车送我们去各地的农场……我们很不客气地拒绝了。
经过数小时的等待，瑞典人终于通知我们必须再延后24小时才能启程。
8月23日，星期一
父亲先回波茨坦过夜，我转到格斯多夫家去喝茶，却发现网球冠军戈特弗里德·冯·克拉姆也在那里。他刚从瑞典回来，看见柏林城内的惨状，几度落泪。接着年长的乌克斯库尔男爵穿着他门房的大衣，驾着一辆军车来到。他在他们家屋顶上救火直到黎明，终于不得不放弃。他的公寓在顶楼，本来有许多极好的藏书，却一样东西都来不及抢救。那栋建筑里还有一个女人被烧死了。结果我错过了路格·埃森的车，得自己搭火车回波茨坦，幸好乌克斯库尔男爵送我一程，让我在夏洛滕堡车站下车，路上竟面不改色地问我，要不要下星期日卡拉扬演奏会的入场券。俾斯麦夫妇看到我回家似乎并不惊讶。
天气热得可怕。下班后，我们开车去高尔夫俱乐部。罗玛莉、海因里希·维特根斯坦和我坐在绿茵上计划未来，讨论等政治彻底垮台，开始除去异议人士，我们该怎么做？跳上海因里希的飞机飞去哥伦比亚或某个国家是一个可能！但没有足够的油料飞越大西洋，这个问题一直无法解决。罗玛莉有个表哥住在波哥大，她可以嫁给他，如此一来，等于一石二鸟！
晚上又传空袭警报，但并不严重。
8月20日，星期五
11月27日，星期六
今晚在俾斯麦家和海因里希·赛恩—维特根斯坦长谈；他从俄国调回来防御柏林，已经击落了63架敌方轰炸机，现在是全国坐第二把交椅的夜间战斗机飞行员。但因为他是个爵爷（拿破仑战争期间一位著名俄国陆军元帅的后代），信念不同，不受政府宠信，战果也不被重视。我很少碰到像他这样敏感又善良的男孩。他在瑞士长大，对德国不熟，所以我总是带他到处逛，每个朋友都喜欢他。
一早，罗玛莉·舍恩贝格、父亲、戈特弗里德·克拉姆（他也来波茨坦住）和我再一次挤进路格·埃森的车里。埃森即将返回瑞典。
8月18日，星期三
城内各区房舍的后院大火仍在燃烧，显然无法扑灭，烧的全是最近才送来柏林的冬季存煤！我们经常停在火旁暖手，因为现在屋内总是比屋外冷。
返回柏林和波茨坦的火车挤得不得了，我一直站着。
接近中午时，我带着每天从波茨坦买来、不可或缺的白面包去格斯多夫家，却发现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在那里。我们照例喝了热汤。虽然冷，又有过堂风，但格斯多夫家仍是城内唯一能让人稍微轻松一点的地方。
柏林 8月17日，星期二
“午餐”吃到一半，罗玛莉及托尼·绍尔马走进来。那可怜的家伙吓坏了；前一天，他载办公室的属下去紧急撤退的小村庄，结果他的驾驶员在当天晚上的空袭中死了（我竟然在日记里说“不太严重”），他自己则被活埋在他家（房子倒塌）的地窖里，直到隔天早晨才爬出来。不过他立刻宣布——这年头非常典型的插曲——他刚买了100粒生蚝，罗玛莉和我马上跳进他车里，去他公寓拿。
我在塔蒂阿娜的疗养院里又住了一晚。她进步得很快，不过每次我说了让她开心的笑话，她都会笑得直流眼泪。夜里我莫名地经常尖叫，护士只好给我吃镇静剂，她说是柏林空袭的后遗症。
我们经过自从密集轰炸开始后我一直没去过的维滕贝格广场，偌大的广场上堆满了烧焦的电车及巴士残骸——这里原是极重要的交通枢纽。炸弹到处掉，甚至落在地下车站上方；那家大百货公司K.D.W.，如今只剩下一副空壳子。路上我们还获见骑自行车的西格丽德·格尔茨，我向她道贺，因为她家是少数仍屹立不摇的房子之一，但她表示一枚燃烧弹击中她在顶楼的卧室，烧毁了她所有的衣服。她已搬到朋友在格林瓦尔德的家中——我还记得她有几件好漂亮的毛皮大衣！稍后我们被一位救火员拦下，要求我们载一位带着许多包袱的女士去夏洛滕堡车站。我们照做，因此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抵达托尼的公寓。我们当场就吃了不少生蚝，用白兰地冲下肚去。以前我从不知道生蚝这么难打开，手被划破好几道伤口。剩下的我们带回去给玛莉亚，还带了些葡萄酒，开了一场流水席。很多人陆续来到，盛宴一直持续到深夜，许多人的拇指都划破了，原来没人是开蚝专家。
午餐我们吃腌碎牛肉、沙丁鱼、豌豆、牛油和咖啡，全是平民好久没看到的东西。我带来塔蒂阿娜准备的烤鸡和香槟，吉姆送我茶叶和一张柴可夫斯基的曼弗雷德交响曲唱片。他在巴士站跟我吻别，一位乘客立刻问我是不是法国军官的未婚妻。
第一次空袭后，隔天早晨我抽空到附近一家小店去试戴一顶帽子，虽然附近房屋全在燃烧，我却十分渴望拥有那顶帽子。今天我决定去那家店按铃——奇迹中的奇迹！——居然有位面带微笑的女售货员出来开门：“殿下可以试戴看看！”我试了，可惜身上穿着脏兮兮的便裤，很难判定效果。托尼和罗玛莉接着载我去艾伯特家，等到下午4点，一辆卡车终于在门口出现。车上载了很多城外瑞典侨民的家具和大皮箱，但公使特准我们搭这辆车。出了柏林城界后，司机会让我们在最近的火车站下车，然后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搭上南向火车。艾伯特太太爬上前座，坐在两位戴钢盔的瑞典驾驶员旁边，其他人——父亲、安德罗尼科夫公爵、艾琳·艾伯特和我——则钻进后车厢坐在行李上，周围堆满格子花呢的皮箱和篮子，我的新帽子则装在一个大纸袋里——只缺少一只民俗故事里的金丝雀！另一位瑞典人挤进后车厢后，外面的人把油布扣紧，我们立刻置身一片漆黑中，开始上路。
吉姆工作量很重，忙着翻译英文、俄文、德文、法文、波兰文及塞尔维亚文。因为这里非常需要他，所以他无暇去想逃跑的事。他从小便长了一对招风耳，现在正好闲着，决定动手术矫正。他看起来很健康，精神也很好。战俘们偷藏了一架收音机，消息很灵通。每天晚上，都有人在宿舍里大声报告盟军的战地新闻！
因为啥也看不见，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车子往哪个方向开。在路况颇糟的路上颠簸一个小时后，抵达距离柏林63千米、一个名叫托伊皮茨的小村庄；司机请我们下车。
趁着他的勤务兵准备野餐时，吉姆和我坐在司令办公室里聊天；司令很好心地把他的办公室让给我们用。然后我们离开营区，步行出去野餐。不断有德国军车经过，却似乎没有人介意一个女人和一位身穿制服的法国军官在树林里散步，令我觉得非常怪异。
因为我们身上都戴着“轰炸灾民”的牌子，再加上司机介绍，当地整洁的小客栈以为我们是瑞典人，同意让我们留宿过夜。大家先在酒吧里集合等待房间准备好，行李堆放四周。主人请我们喝真正的茶，然后大伙儿吃离开之前就准备好的鲔鱼三明治，配上用大酒瓶装的香槟。这顿“晚餐”吃到一半，空袭警报突然响起——由客栈主人的儿子在后院里吹一种喇叭！老实说，我们很想跳上床去睡觉，可是当地人显然把空袭看得很严重，很不以为然地斜睨我们，我们只好待在原地。其实他们可能是对的，此地毕竟离柏林不远，而且根据托尼·绍尔马的经验，就连偏僻的乡村也不见得安全。高射炮很快开始发射，接着是机群飞过头顶、再熟悉不过的轰隆声响。艾伯特太太选在炮声特别密集的时刻，突然用浓重的美国腔说：“至少我们可以为一件事感到自豪……我们都亲眼目击了现代史上最大的灾难！”这句话似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反感。
我在一个小村庄下车，走了半个钟头，穿越田野，才看见四周围了铁丝网的战俘营。到了大门口，我再度亮出通行证，没问题！可惜营区司令跟我扯了将近一个钟头才派人带吉姆过来，为了讨好他，我只好陪他聊。不过他看起来人不错，吉姆后来也说他对待战俘非常公平。他其实是位军医，整个营区就像一座野战医院，来自各国的战俘来此等待调度，转往永久性的营区。
我承认这几个晚上令我神经紧张；即使隔这么远，也知道这又是一次严重的空袭。后来我们得知一枚空雷击中矗立在我们那片小广场入口处前方的房子，玛莉亚和海因茨·格斯多夫正好躲在那栋建筑的地窖里，因为他们觉得那里比自己家里的地下室安全。结果那栋房子塌了，把他们埋在瓦砾堆底下，幸好隔天早晨就被挖了出来，并未受伤。
天一亮就去吉姆·维耶曾斯基的战俘营。本来不能上巴士，因为必须出示特别旅行证，后来总算摆平。每次我都亮出朋友冯·哈泽将军（柏林警备司令）给我的通行证。其实他跟战俘营毫无关系，但这张证件直到目前为止都无往不利，后来全家人都靠它轮流见到了吉姆。
我们这里的警报解除后，主人带我们去看房间。一间给我们三个女生住，另一间给父亲和安德罗尼科夫。床虽然有点潮，却很舒服，铺有厚厚的鸭绒被。艾伯特太太打了一整夜的鼾，声音奇大。但我们已觉得身在天堂，因为本来以为在抵达柯尼希斯瓦特之前都得睡地板的。
8月16日，星期一
11月28日，星期日
吃过午餐，我也前往德累斯顿探望塔蒂阿娜及被关在附近战俘营里的表哥吉姆·维耶曾斯基。我带了一点葡萄酒，免得长达十小时的车程太无聊。塔蒂阿娜本来答应派车来车站接我，但等过了午夜抵达车站时，却连个鬼影都没有，只好步行穿过整个城市，走到疗养院。城里发布了空袭警告，天上一轮满月，整个气氛非常诡谲。我从来没来过德累斯顿，很怕被困在某个小地窖里，幸好平安走到了疗养院。塔蒂阿娜看起来很憔悴，有位夜班护士在一旁照顾。她们安排我在一张快要散了的沙发上睡觉，再加两张不断分开的椅子，但我实在太累，很快就睡着了。
一大早起床搭巴士去最近的火车站。火车挤得水泄不通，差一点儿上不了车。两个小时后，到达柏林南方的重要中转车站科特布斯。结果因为拖着行李来不及穿越铁轨，只好眼睁睁看着往莱比锡的火车开走。幸好有一群希特勒青年团员热心帮忙，替我们扛所有的东西，还带我们去一间特别为“轰炸灾民”准备的候车室。我们在那里等了几个小时，他们请我们吃涂了厚厚一层牛油、夹香肠的可口三明治和浓汤，全部免费。这都是“人民福利会”的德政，遇到紧急状况，他们的确非常有效率。第一天空袭后，人民福利会便在柏林所有灾情惨重的街上组织了户外厨房，整天随时供应往来路人可口的汤、浓咖啡和香烟，全是店里买不到的东西。
德累斯顿 8月15日，星期日
下午1点，我们终于挤上一辆开往莱比锡的慢车；大部分时间都得站着，6点抵达。我们已在路上折腾了24个小时（平常只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一路上艾伯特母女替我们找了不少麻烦，因为她们习惯不停大声讲英语，一个在车厢头、一个在车厢尾对吼：“甜心！”——“达令！你没事吧？”父亲直冒冷汗，其他的乘客却似乎并不介意，因此未生事端。
天气烂透了，雨下个不停。塔蒂阿娜已前往德累斯顿继续疗养；母亲常出门散长步，我留在家里休息。一旦住在乡下就变得不问世事了。
一到莱比锡，大家立刻冲进车站餐厅，先梳洗一番，再吃一顿丰富的晚餐，用葡萄酒配维也纳炸肉排。餐厅里甚至还请了一个乐团演奏舒伯特。半个钟头后，柏林特快列车驶进站，不消说，又是挤得人山人海，拳打脚踢一阵才挤上车。一个女人就在我面前被推到铁轨上，幸好在千钧一发之际被拖救起来。我们得知有几位乘客两个小时前才从柏林顺利上车，有点儿气恼。不过戈培尔最近下令所有年轻人都必须留在柏林，艾琳和我生怕到了车站会被挡下来。
8月14日，星期六
本来希望梅特涅家族的车会到埃格尔来接我们，却不见车子的踪影，只好又等了两小时，搭上一辆慢车，清晨5点才抵达柯尼希斯瓦特。城堡内有冷晚餐等着我们，吃完后，我躺在塔蒂阿娜的床上和她聊到天亮。
大部分时间我们都驾车在美丽的树林里兜风，讨论未来各种可能的计划。
柯尼希斯瓦特 11月29日，星期一
8月10日，星期二
花一整天时间描述我们的历险过程；现在很难让没经历过的人了解柏林城内的景况。晚餐后每个人都立刻上床睡觉。
今天赶得很辛苦。我想到柯尼希斯瓦特和塔蒂阿娜住几天（感谢老天，母亲终于搬来了！），但因为除非持有特别许可证，任何人都不准离开首都，所以我必须先搭火车离城，在诺伊施塔特一个小站下车，买去马林巴德的票。罗玛莉·舍恩贝格帮我抬一个非常巨大的皮箱，里面装有我想带出城的东西——主要是照相簿。车上挤满衣服被烧破、想回家的汉堡人；他们宁愿回自己的废墟受苦，也不愿被其他城市的人欺负。他们的行为举止似乎都很狂野，口无遮拦，颇粗线条。而且火车的乘客通常都会毫无忌惮地说出对政府的感想。到了诺伊施塔特，我急急跳下车买票，又赶忙跳回返回柏林的列车上，再换车换站。回程车上的乘客仍多来自汉堡，其中一个小女孩手臂灼伤严重，全程歇斯底里笑个不停。半夜2点才到柯尼希斯瓦特！
我很不习惯这里全然的寂静。
柯尼希斯瓦特 8月9日，星期一
我利用这段清闲时间将过去几天的经历写下来，却傻得在吃晚餐时将唯一的一份拷贝放在写字桌旁篮子里的一堆木柴上。回来后发觉日记已被过度认真的女佣喂给暖炉了。我立刻重新敲出整个历险，因为我知道以后绝对不会想做这件事。
今天汉诺威的韦尔菲和格奥尔格—威廉来波茨坦吃晚餐，他们的母亲是前皇帝唯一的女儿。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坚持要我们邀请朋友——我猜想一来是想“评估他们”，二来也因为不希望我们晚上待在城里。天气极热，大家都把脚丫子泡在喷水池里。
——蜜丝注（写于当时）
8月3日，星期二
从1943年11月18日柏林首次遭到密集攻击，直到1944年3月的大突击（期间该城不断遭遇间歇性轰炸，直到1945年4月被苏联军队占领为止），柏林总共被轰炸了24次。到这个阶段，每次前来攻击的机群都多达1000架，投下1000—2000吨的炸弹。尽管大部分建筑物都被夷为平地，造成上万居民死亡或残废，150万人无家可归（这个统计数目不包括上万名未经登记的战俘及外国劳工），德国的对空防御系统——严密之高射炮网及雷达导航的夜间侦察战斗机——效率却奇高，柏林大部分工业区因此得以继续生产作战物资，产量几乎未减。英国史学家黑斯廷斯写道：“就作战的观点而论，柏林空战彻底失败……柏林胜利了，它牢不可摧！”（Bomber Command，London：Michael joseph，1979）
冯·海尔多夫伯爵（1896—1944）和许多共同参与密谋的人不同，他早期是忠诚的纳粹党员，非常活跃。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担任中尉，英勇作战）之后，他加入声名狼藉的“罗斯巴赫兵团”——魏玛共和国时代初期由退伍军人组成、打击左派人士的横行霸道组织。1923年卡普政变之后，他遭到放逐。后来返回德国加入纳粹党，在“褐衫军”中扶摇直上，成为国会议员之一。并自1935年开始担任柏林警察局局长。海尔多夫虽然有这样的背景，却似乎对许多纳粹政策持保守态度，如反犹太主义——特别是1938年的反犹太人方案“水晶之夜”。他因为该方案与过去的同志逐渐疏离，终致成为反希特勒密谋的中心人物。
一般说来，哈里斯空军元帅的“区域性轰炸”（盟军的正式用语）或“恐怖轰炸”（纳粹宣传部立刻为之冠上颇名副其实的称谓），从未达成目标。除了物质上的破坏，包括数不尽的世界文明瑰宝（纳粹因此又称之为贝德克大轰炸！），以及大量平民死伤（多为未参与生产的老弱妇孺），许多主要目标，诸如兵工厂（这时多已分散或迁入地下）及铁路线（都在数小时内修复）直到战争结束仍运作不歇。至于德国大众，虽然因哀伤、体力耗竭及营养不良变得士气低落，却从未真正服输。必须等到盟军及苏联军队联合以传统战法攻占柏林之后，德国才终于投降。
海尔多夫并不认为盟军会立刻开始对柏林进行密集轰炸。
11月30日，星期二
这是蜜丝第一次暗示所谓的“七月密谋”。
办公室发来一份电报：“我们期待你立刻回来上班。”讨厌！同时父亲和我都开始严重咳嗽。医生认为是支气管炎；在柏林受寒受冻，加上吸入一大堆烟尘的结果。艾伯特母女一到马林巴德也病倒了。
稍晚我拖了一个大皮箱到波茨坦，很早便上床，因为实在太累。可惜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带着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海尔多夫伯爵——他是柏林的警察局局长——回家，我的睡眠只好往后延。海尔多夫伯爵经常来波茨坦，他们长谈到深夜，一副非常神秘的样子，不过也已搬来波茨坦住的罗玛莉会随时告诉我我称之为“密谋”的进展。罗玛莉非常狂热，总想把各形各色的异议人士撮合在一起，经常表现得任性又鲁莽；戈特弗里德却永远守口如瓶。
12月1日，星期三
与冯·哈塞尔大使午餐，他跟我讲了很多有关墨索里尼的趣事（他们俩很熟）。他现在已退休，常写些讨论经济学的文章，不断寄给我看。但我必须承认我看不太懂。
卧病在床，以防去年夏天感染的胸膜炎再犯。医生已开了一张证明。
政府在每家外面贴了告示，命令所有未参与防御工作的妇孺立即撤离。车站里因此挤得水泄不通，一片混乱，因为很多汉堡人也必须经过柏林往别的地方去。还听说政府办公室都将迁出柏林，我们也接到打包的命令，不过我并不很在意。母亲现在晚上都去旺达·布吕歇尔的家住，而且也终于同意尽早搬去和塔蒂阿娜住。
12月2、3、4、5、6、7日
8月2日，星期一
都卧病在床，过着备受呵护的惬意生活。
昨天我上夜班。搭的车在波茨坦堵塞了一下午，终于在晚上11点抵达办公室，正打算离开的同事神情严肃地过来跟我道别，因为他们听说今晚会有空袭。结果，我在沙发上一觉睡到早上9点，回家后先洗个澡，再吃早餐。明天我将搬去波茨坦俾斯麦夫妇的住处，晚上不再住在城里。
12月8日，星期三
汉堡的命运令柏林居民焦虑。昨晚盟军飞机投下大批传单，呼吁柏林城内的老弱妇孺立刻离城；他们在轰炸汉堡之前也这么做过。看来情况不妙，柏林很可能是下一个目标。
安德罗尼科夫公爵已前往慕尼黑。他是个非常典型的格鲁吉亚人，想法很东方。我们谈到某人娶了阵亡兄弟的寡妇，他批评说：“这种事只有在欧洲才会发生；全是野蛮人！”
8月1日，星期日
上个星期柏林又遭猛烈轰炸，连续四天了！星期五（12月3日）我半夜醒来，听见外面断断续续传来呜咽的号角声。塔蒂阿娜说那就是这里的空袭警报。你可以听到远处的密集炮响，后来才知道是莱比锡遭到轰炸，几乎全城被毁。
母亲去见陆军总部的一位上校，他带她走到隔壁的蒂尔加滕公园，避开监视的耳目，开口说：“我感到很羞愧，但元首说：‘不！绝不！’母亲答道：‘好，那我就写信给曼纳海姆陆军元帅，他绝不会说‘不！’”母亲说到做到。当时统帅芬兰陆军的曼纳海姆男爵，在1918年曾自红军手中解放芬兰，他亦是前俄国近卫军军官，和我们家是世交。由于他的影响力，芬兰军队（不像他们的德国战友）对苏联作战期间表现一直规矩正派，对待战俘亦完全遵守日内瓦协议的规定，因此他们的战俘大多生还。母亲很快接到曼纳海姆的回复，救援船只如期抵达瑞典，物资亦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下，在芬兰的各战俘营内迅速发放。
今天下午保罗·梅特涅从波茨坦打电话回来，他住在俾斯麦家，说明天将和他的上校一起回家。听说他将远离前线一段时间，塔蒂阿娜乐得好比上了七重天！
母亲于是联络她的阿姨，也就是我的教母，在纽约托尔斯泰基金会工作的苏菲·帕宁伯爵夫人。在她牵线之下，两位世界闻名的俄裔飞机制造商，西科斯基与舍维尔斯基，以及北美暨南美洲俄国东正教教会相继介入。他们很快成立了一个特殊的救援机构，凑足几艘货轮的食物、毛毯、衣服及医疗用品等。此时美国已参战，因此这批物资都必须向中立国阿根廷购买。当这批货轮正打算启程，长途穿越到处都有德国潜水艇埋伏的大西洋时，整个计划却几乎流产：捐赠人提出一个条件，要求救援物资必须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下在俘虏营内配发。德国军方已经同意，但最后需经希特勒亲自批准。
12月10日，星期五
她不仅开始与许多在德军司令部里的老友联络，亦通过红十字会驻柏林代表马蒂博士，与日内瓦国际总部接上线。但苏维埃政府与革命之前的俄国政府做法不同，竟拒绝国际红十字会的协助，意味着俄国战俘在祖国政府的眼中，和叛国者并无不同，只能自生自灭，大部分人的下场是饿死——除非得到其他方面的援助。
保罗·梅特涅看到柏林之后，大为震惊。
随着德军在俄国占领区内，种种残忍又愚蠢的政策被公诸世人，以及俄国境内及各地战俘营内受害人数不断增加，母亲对祖国的爱，加上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护士所产生、现在又再度复发的“恐德症”，终于取代了她早期的反苏维埃情结，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减轻同胞的痛苦，而且首先应从俄国战俘开始。
收到伊连娜寄自罗马的信，和我们失去联络后她非常沮丧。家人仍在讨论她下一步该怎么办。父亲母亲对此事意见相左；母亲希望她留在意大利，父亲提议她来跟我们在一起，“全家一起”面对最后的大败局！
母亲一向坚决反共——她的两个兄弟都在大革命早期丧命。这个立场她坚持了20年，甚至本着“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的原则，赞同希特勒。1941年，她为了参加塔蒂阿娜的婚礼来到柏林时，仍然相信德军入侵俄国将造成俄国民众群起反抗共产体制；待重新建立俄国国民政府之后，再来对付德国人不迟。因为她从未在纳粹统治下住过德国，想说服她希特勒跟斯大林一样是恶魔，并不容易。塔蒂阿娜和我已在德国住了一段时间，目睹希特勒和斯大林为了毁灭波兰如何狼狈为奸，又握有德国人在波兰种种暴行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我俩并不抱存任何幻想。
12月13日，星期一
在战时的德国，任何人遭到这样的指控，通常都会被关进集中营。兰曹告诉我母亲无论如何不可企图离开德国；最明智的做法，是让她暂时消失一段时间，譬如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塔蒂阿娜住。可同时，她又着手组织对苏联战俘进行支援，吸引更多人的注意。
我们一起在雪中散步。保罗·梅特涅的上校人似乎很好，对俄国及俄国人赞不绝口，令父母大人很高兴。
两周后，兰曹走进我办公室，关上门，一言不发地递给我一封由皮克勒伯爵签名、致盖世太保的信，大意为：“吾妻幼时玩伴，瓦西里奇科夫公爵夫人，强烈反对我国之对俄政策，并抨击我方对待战俘的方式。她与盟国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人士维持友好关系，所透露的消息很可能对德国不利，因此，绝对不可准许她出境。”盖世太保将这封信转寄给外交部，下令不准发给母亲离境签证。
12月14日，星期二
1942年秋天，母亲去西里西亚和奥尔加·皮克勒住了一段时间；奥尔加的丈夫卡尔·腓特烈正好休假经过。盟军刚在北非登陆，母亲秉持她直言不讳的个性，到处预言德军若不改变对俄政策，下场将十分凄惨。
保罗·梅特涅与上校离开；虽然这次回来不算休假，保罗却觉得圣诞节他不可能再回来，只可能在返回前线途中回家停留两天。
蜜丝1978年回忆
12月16日，星期四
我努力想说服母亲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塔蒂阿娜住，她不肯，说我可能需要她。若不必替父母的安全担忧，我会更快乐——尤其是母亲，她留在这里真的很危险。
罗玛莉·舍恩贝格发来一份电报（她现在维也纳），建议我去做海尔多夫伯爵的秘书（当然没有明讲，都用暗号）。一定是她从中牵线，因为他根本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他参与密谋活动，因此他可能需要一名亲信。这件事必须先和亚当·特罗特商量后再作答复。
7月29日，星期四
和塔蒂阿娜到马林巴德度过一个下午，拜访了艾伯特母女，她们居然想回柏林！
经过7月24、25、26、27及29日与8月2日的轰炸，盟军在汉堡投下将近9000吨的炸弹，令100万人无家可归，死亡人数估计在2.5万—5万人之间（德军针对英国考文垂市的闪电战仅炸死554人）。轰炸汉堡开了几项先例：首度由美军在白天出击，英军在晚间接替，进行日以继夜的“地毯式轰炸”；首度大量使用硫黄弹，造成“火风暴”，即在空袭发生后数小时才开始的飓风，杀伤力比炸弹更可怕；同时也是盟军首次使用“窗”式系统，投掷成捆的金属条，混淆敌人的雷达及高射炮系统。
12月20日，星期一
汉堡现在每天都遭到轰炸，受害人数极多，满目疮痍，整座城几乎已经撤空了。听说有许多小孩子在街上乱走，哭喊着寻找父母。母亲们大概死了，父亲们在前线，所以无法识别他们的身份。人民福利会似乎已控制大局，不过情况想必仍极艰困。
又去马林巴德。塔蒂阿娜烫了头发，我剪了一个较简单的发型，比较适合空袭。
7月28日，星期三
12月21日，星期二
塔蒂阿娜在玛莉亚·皮拉尔·奥亚尔萨瓦尔的陪同下，前往德累斯顿接受治疗。有人在去吃午餐的路上跟踪我们，从电车上跟到巴士上，搞得我们神经紧张。为了甩脱他，躲进一栋房子里，结果他在屋外一直等到我们出来。终于拦住我，说他反对我们讲法文。这种事情以前从来没发生过，但不断的轰炸令一般人民心生怨恨。
上个星期五柏林再遭猛烈轰炸。我们试着打电话给玛莉亚·格斯多夫，却无法接通，所以改发电报。今天收到回音：“大家平安。夜晚极恐怖。会写信。”
7月27日，星期二
我已申请留在此地过完圣诞假期。
7月10日，盟军登陆西西里岛。两周后，即7月24—25日，法西斯大议会邀请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复位，墨索里尼辞职，国王立刻下令予以逮捕，囚禁在阿布鲁齐山中。前参谋总司令及埃塞俄比亚总督巴多格里奥元帅则奉命重组政府。
12月22日，星期三
我去伊甸旅馆和塔蒂阿娜过夜，她将在这里停留数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们墨索里尼遭免职及逮捕的消息，现在由巴多格里奥掌权。
没事就打乒乓球，读很多垃圾书，令父母厌恶。我实在无法专心看别的东西，母亲却一直逼迫我读有关维也纳国会及拿破仑战役的现代回忆录。应付眼前这场战争已经够了，不想再去想别的事情。
1942年9月4日，维希政府开始执行所谓“强迫劳动法”，所有达服役年龄、被纳入“援军”制的法国男性，都必须志愿到德国工作，作为交换，让年龄较老的战俘返国。这项政策当然遭到上万人的反抗，不过也使得反纳粹游击队人数大量增加，扩散至全德较偏远地区。
因斯布鲁克不断遭到轰炸，奥地利人期望维也纳能够豁免，似乎非常天真。盟军占领意大利的速度并不快，这一连串骇人的轰炸，目的似乎是为了打击德国的士气，协助盟军的攻势。但我认为效果不彰，反而适得其反。因为面对这么多苦难，政治观点反而变得不重要了，大家忙着修补屋顶、撑墙、在熨斗上煎马铃薯（我自己就这样煎过一个蛋！），或融雪清洗东西。而且愈是碰到这样的非常时期，愈能激发出人性无私的一面，大家都变得出奇友善、乐于助人——真的是“患难见真情”！
今天在往波茨坦途中，碰见现在德国境内工作的法国男孩之一亨利（“嘟嘟”）·德·旺德夫尔。他哥哥菲利普因维希政府的强迫劳动法被送来此地，嘟嘟为了保持联系，也跟来了。他俩将时间均匀分配在打扫“德意志出版公司”的走廊及“侦察德国一般情况”上。兄弟俩都极聪明，认为整件事非常荒谬。
盟军的确等了很久才开始攻击奥地利——希特勒企图统治欧洲的第一个受害国家；它因此被封为“帝国空袭掩体”，许多作战不可或缺的工业都迁往该地，因而决定了它的悲惨命运。1943年8月13日，盟军对维也纳新城发动第一次空袭，结束了奥地利的轰炸豁免权；其他大城亦陆续被夷为平地。
7月25日，星期日
12月24日，星期五
继普鲁士王储的长子，威廉王子于1940年在西欧战场上受到致命重伤后，所有过去统治德意志王朝的王族后代都被调离前线，接着撤除军职。纳粹这项决定是为了避免这类“光荣战死”事件促成君主复辟运动，结果，反而救了不少纳粹最痛恨的这个阶级的人的性命。
圣诞夜。又下雪了，天气极冷。塔蒂阿娜和我花一整天时间替圣诞树做纸链，因为没别的东西可用。罗玛莉·舍恩贝格的阿姨葛蕾特·罗翰从波希米亚寄给我们两盒装饰品，可惜收到时全压得粉碎。我们做了很多星星，还有一些彩带，所以圣诞树看起来还是很漂亮。管家莉泽特又设法在村内买到12根蜡烛。现在晚上都和家人打桥牌。稍晚去小教堂望午夜弥撒，很冷，却也很美。回家后喝香槟、吃饼干。
和普鲁士的布尔夏德午餐，他像所有王族王子一样，被踢出了军队，现在无所事事，很想在工业界找份工作，不过并不容易。他是旧式正派德国军官的典型代表，只受过军事训练，也只适合戎马生活。
12月26日，星期日
7月22日，星期四
接到几封从办公室寄来的信，其中一封未署名，通知我外交部已撤退到山中（一点都不奇怪，我们分部的办公室已全被炸毁），然后补充说这对我的健康情况肯定有帮助，所以期望我早日回去报到。我决定不告诉家人，因为我想先回柏林，再做决定。也许我会决定留在活动最频繁的地方，那当然就是柏林！
1943年7月12日，“自由德国委员会”在苏联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中成立，一周后公布成立宣言，呼吁德国民众及国防军起来反抗希特勒。委员中除了几名共产党老将（如皮克及乌布利希）外，还包括几名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资深将领，如保卢斯陆军元帅和冯·塞德利茨—库兹巴赫将军。但因德国士兵恐惧遭苏军俘虏，该委员会的成就极有限。委员们虽成为未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国元老，但在战后德国境内的苏联占领区政府组织内却不占任何席位。
收到玛莉亚·格斯多夫的来信。圣诞夜又发生空袭，她家附近连续被炸中，灾情惨重。我觉得实在可耻；就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够野蛮的了）作战双方也在那个晚上休战。格斯多夫夫妇现在住在地下室里，希望能在厨房旁安排一间卧室，将那张大家轮流睡过、著名的双人床移进去。
“自由德国委员会”开始从莫斯科对此地广播。朋友的反应是：“我们一进入俄国就应该这么做了！”
12月31日，星期五
刚和弗雷德双胞胎姐妹见面，她们决定搬去拜罗伊特；想离开首都的人不只她们。况且，她们唯一的弟弟埃迪在对俄作战初期就已阵亡，她们待不住。她俩都是红十字会的护士，调职很容易。
保罗·梅特涅打电话来，说他会在今天夜里2点抵达。我很高兴能在明天返回柏林之前见到他。
柏林 7月20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