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坂的谈话既然已经正式开始，向喜也就要正式做出回应。军旅生涯使向喜懂得了谈判是怎么回事，有时你要懂得把简单的问题谈得复杂，有时你要懂得把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现在向喜准备简单从事。他说：“可我还是愿意从地理上谈论华北。从地理上讲，它是中国的北方，现时我就住在中国的北方。”
小坂沉吟片刻，知道已是进入正题的时候了，便开门见山地说：“向将军一定知道华北这个概念的。华北本是个地理概念，而现在这两个字早已超出了地理概念范围。为什么？向将军是个有见地、有卓识的中国人，《塘沽协定》的签订和华北五省自治就是个标志，这样才使许多中国的优秀分子有了同我们合作的机会。比如像向将军熟悉的高凌霨，还有你的正定老乡吴赞周[9]。当然，也有有识之士不愿意与日本合作的，比如向将军熟悉的宋哲元、张自忠他们，还有直系元老吴佩孚，有的做事莽撞，有的显得不合时宜。”
“对呀，对呀，这真是一种不谋而合。”小坂说，“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来保定拜访向将军的原因。向将军愿意从地理上谈华北，好，我尊重向将军的意见。来保定之前我就仔细研究过保定的地理位置，原来保定才是不折不扣的华北腹地。”
向喜听懂小坂的来意，也知道了他下一步要谈的问题，但他还是假装不明白地问小坂：“小坂先生来寒舍，不知有何差遣？”
向喜精心斟酌着官场交往的谈话句式说：“这是不言而喻的。”
“是啊，”小坂说，“死去的人已经走了，在世的英雄豪杰就要为日本和中国的共同繁荣做一点事情才是。”
“正因为如此，我们是不会忽视保定的。换句话说，保定也是应该得到我们保护的。”小坂说。
向喜说：“不错，我和馨远是盟兄弟，我也想不到馨远回天津后事情会遇到这样的不测。”
至此，小坂来保定的目的已经彻底明了。刚才，当“华北政务委员会”“优秀分子”“得到保护”……这些似新鲜又非新鲜的字眼涌入向喜的脑海之后，他本想站起身来，奉劝陆先生和小坂迅速离开双彩五道庙的，有句话叫做怒不可遏，向喜一时间就有些怒不可遏了。他想，先前我领兵打仗，从北打到南，从南打到北，弟兄们恩恩怨怨几十年，可那都是中国人自己家里的事。那时我在军中也一时清楚，一时糊涂，我的清楚和我的糊涂也算是天时地利的转换所致吧。现在呢，坐在我眼前的是个日本人，是日本人要和我探讨华北和保定……这就有些驴唇不对马嘴了，并且让人不寒而栗。向喜思想着，怒不可遏着，但他还是强压住心头的怒火，决定把小坂的话听完。
向喜想，果真是来者不善啊。他们果真是从高凌霨那里来。小坂不等向喜说话，又说，那年孙传芳在天津遇刺时他也在天津，悼念孙大帅时他也在场，他看见向将军就站在其中。其实早先他就知道向将军和孙大帅是莫逆之交，听说还结拜过兄弟。而孙大帅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时，还和日本如冈村宁次这样的名将有师生之谊。日本人都很怀念孙大帅。
小坂见向喜不语，以为向喜对他的话有所考虑，索性彻底亮了牌。他说，日本人占领整个华北在即，但日本人决不是简单的占领，中国人的地盘还是要中国人治理。这就急需一个过渡性的组织，中日双方给它起了个中立的名字叫维持会。日本人所到之处都要建立这个过渡性的组织。主持它的人都是经过日本军方精选出来的一方名士。那么，保定呢，正在天津的高省长就推荐了向大人。高省长还专门介绍了向将军的经历和为人。
陆先生把向喜的话翻译给小坂，小坂用日语回答了向喜的问话，陆先生翻译说：“小坂先生说，以前他是个商人，东北事变后，很多日本商人都投身到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运动中来了。目前他只为日本政府在中国做些联络工作，高省长也是他联络的对象。”
小坂喝茶，向喜也喝茶。陆先生抽烟，向喜不抽烟。客厅里一时很安静。顺容又走进来续水，看看向喜又看看陆先生和小坂，已猜出这并不是一场愉快的谈话，就打圆场似的说：“二位先生怎么不抽烟？”她把茶几上的一筒“白炮台”推给客人，再次退了出去。
现在是向喜先开口了，他说：“不知小坂先生现在何处任职？”向喜说话对着陆先生。
向喜想，看来小坂是死等他开口表态了。这态他是要表的，他说：“小坂先生的话我已经听明白了。可这件事事关重大，我是个解甲归田的军人，早年又没有念过什么书，当兵以后就知道军旅里那点事。你说的那个差事，其中尽是政治，我哪有胆量应承。再说，回到保定后，身体又一天不如一天，还是请小坂先生另请高明为对。”
向喜总算弄清了来人的身份：省长高凌霨加上日本人小坂，他想到了来者不善这句话。不过，既然顺容把他们领进了家，他也只好应付下去。他请二位客人落座后，顺容替秦嫂端茶上来，站在一旁故意磨蹭着不走，研究着客人的来意。直到向喜给她使了眼色，她才不情愿地离开客厅。
小坂听完向喜的话，迟疑一阵说：“我不把向将军的话当真话听。我和许多中国人打交道，开始得到的差不多都是这样一席话。谨慎处事，这是中国人所遵循的原则。假如就在今天，向将军听了我的话便说：好吧，我同意。在我听来也许反倒觉得将军是个轻薄之人了。现在向将军一推辞，我们一告辞，我以为这才是我们之间一个完美交往的开始。我们几天后再见吧。”
向喜知道了。社交中常有代呈名片的事，其中往往暗含着缘由。向喜想着，不觉又把眼光移向那位白发人。黑发人发现了向喜眼光的转移，又抢先说：“这位先生我忘了介绍，这是小坂先生，您一听就知道不是中国人。是的，小坂先生是位日本客人，您看，半天不说话，显得失礼一般。小坂先生说话要靠我翻译。”
小坂说完起身就要告辞，向喜自然不作挽留。他送小坂到门口，看见门口停着两辆半新的洋车。小坂和陆先生上车后，不知从哪里闪出几个便衣随从，小跑着跟车而去。
就在向喜研究名片和来人的时候，来人也在观察向喜。还是黑发人说话，他说：“我知道向大人在想什么：名片与来人不符。是有点不符，但名片是高省长亲手交给敝人，托敝人呈给向大人的。”
小坂不说几天后再见，向喜也知道这才刚是开始。他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眼前这场祸横竖是要他对付的。晚上他躺在床上，预测着事情的发展和应付的办法。顺容看他翻来覆去地不睡觉，就说，没见过他这样死不开窍的人，人生下来就是混事的，不在这头混就在那头混。眼前的世道，保住性命，保住家室就好。向喜气得叫着顺容的小名说：“二丫头，你知道你这种说法要是上了报，你这叫什么言论吗？叫汉奸言论！”
向喜接过名片，仔细阅读。细读名片已经是向喜社交的习惯，但这张名片上的先生并不姓陆，而是姓高，名字又仿佛在哪儿见过：高凌霨。向喜又仔细阅读了旁边的小注：河北省省长，天津治安会会长。向喜有些明白了，便再次端详起来人，可两个人里显然没有高凌霨。
二丫头自知言语有失，没趣地扭过脸装睡。
“敝人姓陆，这是名片。”黑发人说着，将一张名片递给向喜。
果然，几天之后，小坂和陆先生又几次光临双彩五道庙副四号，他们的态度一次比一次强硬。他们说，向喜一再支吾应付，已经是对日本人乃至日本国的戏弄。又过了些天，小坂再次来到双彩五道庙街，就是伴着隆隆的炮声而来的了。向家窗户上的窗纸和玻璃被炮声震得颤抖着，小坂脸上挂着难耐的笑容问向喜：“听见炮声了吗？这可不是中国人过年，这是真正的战争。宛平的事[10]是中国军人的疏忽大意，以为抓一个日本兵就会得多大便宜。实际错了，这件事惊动了日本天皇，陆军部还敢怠慢？我说的还是保定的前途。向将军是个职业军人，听炮声比我内行。你听这是高碑店？徐水？满城？”
“我是向中和，敢问二位尊姓大名？”向喜说着，为客人指着座位。
向喜万没有料到事态发展会这么快。几个月前日军在宛平城外挑衅似的演习，向喜凭着一个军人的敏感，已经知道其中必定潜藏着更大的祸端。军事演习有许多种，早年他在河间的会操就是演习。那是新军建立后，袁世凯对新军作战能力的展示；后来的河南彰德会操是新军出师前的预演。时至今日，日本人在宛平城外的演习纯粹是对中国人肆无忌惮的挑衅。他记起小坂在和他谈话时，无意透露出日本有个“大陆政策”，要完成这个政策，日本人就势必要制造出一个个事端。他想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话，宛平的事，不就是一次“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么。
三人来到客厅，还是那位黑发客人说话。他说：“如果我没猜错，迎接我们的便是向大人了。”
向喜听着炮声，知道哪一炮是在高碑店，哪一炮是在徐水，哪一炮是在满城。有歇后语说“保定府到北河——一百一”。高碑店和北河店紧挨着，而徐水、满城和保定仅有几十华里之遥。向喜必须思量自己今后的去向了。
被“拘”在当院的向喜只好把客人引入客厅，并吩咐秦嫂上茶。
这时，文麒和文麟相继回到保定家中。他们从北平回来，文麒是中国大学的学生，文麟是香山中学的学生。他们这次回家，实际上是回来和父母告别的，他们要到一个进步青年都在向往着的地方去。这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有个侄子向武备在不久前已经去了那里。他们一路想的是怎样挣脱家庭的阻力，而这种挣脱将会怎样艰难和曲折。不过他们坚信，就像有些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样，经过一番斗争后，末了，他们的结果一定会是偷偷地出走。他们回到家里，伴着越来越近的炮声，开始和父亲谈论保定的前途，却迟迟不把他们的行动计划告诉向喜。后来他们没想到，还是父亲向喜催促他们了，向喜对文麒和文麟说：“你们哥儿俩就打算在保定这么呆下去？”
向喜见客人已经迎头走来，就不再往卧房里躲，但一时不知如何对待他们。两位客人看见向喜也停住脚步，面露惊喜，似乎在说，总算找到了要找的人了。显然，他们猜出了站在眼前的就是向喜。顺容抢先一步走到向喜跟前说，她是在门口遇见这两位客人的，当时他们正在打听双彩五道庙街副四号，说是专程来晋见向大人的。她就把他们领了进来。顺容说话，突出了“晋见”两个字，她愿意听这两个字，她知道“晋见”是下等人求见上等人的一种最具礼节、最谦恭的用语，她自然也就显出了几分主人的“派头”。顺容在门前把来人打量一番，又见他们穿着不同一般，虽然没坐汽车，只乘了两辆洋车，她也依然能够感觉出他们的身份。
文麒和文麟互相看看，文麟就说：“以父亲大人之见呢？”文麟说时故意不动声色，翻弄着手里的一本书。
这天向喜正在后院，听见开门声，知道这是顺容看电影回了家，也自不理会。进门来的果然是顺容，她在前院边走边和一个男人说话，像是在说这院子的规模。那男人还问这片萝卜是谁种的，顺容支吾着说，是门房老杨种的，这几天老杨回了家。向喜寻思，这是谁的声音呢，很生，也不像当块儿的邻居，也不像保定的友人。顺容为什么不打招呼就把生人领进家呢。向喜决定躲开客人，他出了客厅想回卧房，一出门却正遇见客人迎头走过来。向喜没有躲及。原来客人并不是一位，而是两位。两人都是西服革履，一位头发乌黑，一位头发花白。那位黑头发的客人一边走一边和顺容说话，看来刚才在前院问长问短的就是此人。
向喜在保定的住宅是双彩五道庙街副四号。平时，副四号的街门紧闭着。从前有个看门的老杨住门房，有人摁门铃，老杨就去开门。前不久老杨请长假回了清苑老家，开门的就变成了秦嫂。向家自己人进门不摁铃，有钥匙。
文麟又说：“那下一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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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喜说：“下一步是保定失守。我预计这是五天以后的事，最多七天。”
向喜喝完第三杯茶，本来还要喝第四杯的，顺容从街上回来了，顺容身后跟着两个生人。
文麟说：“我们去笨花吧，到笨花找取灯去。我们想取灯了。”
作为朋友的向喜和孙传芳一别多年不通消息，只在几年后向喜还是接到了孙家的一封加急电报，那天向喜正在笨花老家。来电是一讣告：孙传芳在天津居士林遇刺[8]身亡了。那天作为朋友的向喜还是毫不迟疑地赶往天津奔丧，他连夜从元氏上火车赶赴天津……
向喜说：“回笨花我不是没想过，可坂垣下一个目标是石家庄。石家庄不起眼，不城不乡的，但是日本人肯定要看重它——它能控制冀中、冀南和山西。如此，笨花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也不是久留之地。”
孙传芳冲出门去，把一干人集中在徐州车站一旁的土坡上，命部下扭来老降将施从滨。孙传芳以枪口紧抵住施从滨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七十岁的施从滨带着一头白发和血红的脑浆瘫倒在孙传芳脚下。自此，向喜便也差不多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之后不久，孙传芳又和势如破竹的北伐军一阵抵挡，几乎全军覆没。向喜和孙传芳互相搀扶着渡过淮河，分手时孙传芳还是以朋友的姿态约请向喜一起经天津去奉天和奉系接触。向喜谢绝了孙传芳，他说他只觉得累。他对孙传芳说，叶落归根是任何人都逃脱不了的。我还是决定要回笨花的，咱弟兄后会有期。说完，向喜只身一人穿便服，和甘运来登上北去的火车。在车上，他又记起“大学之道”的后几句，便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向喜想，这“虑”应是虑事之精详。
文麟又问：“依父亲之见呢？”
朋友，现在卸了职的向喜坐在双彩五道庙家中，看着杯中一片片变淡的茶叶，不自觉地又在心中重复起这两个字。由此他又想起孙传芳失利于东南时，在徐州亲手解决施从滨[7]的事。那次，自以为是孙传芳朋友的向喜，曾力谏孙传芳，劝他不要枪毙施从滨，而那时的孙传芳，也是借“朋友”两个字怒斥了向喜。他立眉怒目地指着向喜说：“我在东南的失利就失在朋友们这些毫无意义的谏言上。”向喜在这时仍然自不量力地谏言道：“施从滨可是个降将呀。子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施从滨人都七十了。”孙传芳更加怒不可遏地说：“向中和，你知道你这个保定武备学堂出身的军人，为什么肩上至今还扛着两颗星吗？就因为你这种遇事的优柔寡断，处事总放不下你那儿女情长！你还曾经对我说过，子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呢。”向喜说：“照你的说法，施从滨便是妖孽？”孙传芳吼道：“说是便是！”说完从腰里拔出手枪向门外冲去。
向喜并不直接回答文麟，只拿眼睛盯着文麟手里的那本旧书，他知道那是一本名叫《西行漫记》的书。书是取灯留在家里的，向喜闲暇时还翻过几页。他觉得其中的故事虽不奇妙，但也让他了解了黄河以西陕甘一带人们常说的西北之事。书中的一些人名他并不陌生，有的甚至还有过接触，比如朱德和刘伯承。那是护国战争时在四川，当时他在这边，朱德和刘伯承在那边，他亲自领教过他们的作战才能。从前向喜对他们北上抗日的主张总是半信半疑，但是现在，自从“双十二事变”后，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却一次次吸引着向喜的注意。在中国军队的正面抵抗节节败退时，他们的队伍却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这不能不使向喜从内心里感到崇敬。
夏超事件平息后，孙传芳和向喜游西湖时，二人对坐于宝俶塔下。孙传芳说：“没想到你那几炮还顶大事了。”向喜说：“我只说吓唬吓唬他算了，谁知炮一响，夏超就跑了。一跑就钻进了孟昭月的口袋。过后我计算了一下火炮的射程，那炮弹根本打不到杭州城。”孙传芳大笑一阵说：“一切都是天意吧，我们出师东南节节胜利，究其原因我归结为两条，一条是靠天意，一条是靠朋友。”向喜知道孙传芳说话的用意，朋友当然也包括了他本人。
文麟见父亲注意他手中的书，下意识地把书往身后藏。向喜说：“别藏了，那本书我看过，那是取灯的书。”
向喜领得打夏超的军令，带军舰五艘，以“奉安”舰为旗舰，出三夹水，进钱塘江口，在南星桥一带摆开阵势，又差部分军队沿钱塘江布防。孙传芳便倚仗着向喜的军舰，再次和夏超进行了最后通牒式的谈判。孙传芳令夏超“谨慎”从事，却遭夏超拒绝。当天夜里，向喜的舰艇上火炮齐鸣，一发发炮弹飞向杭州城。结果向喜的大炮还真把夏超轰出了杭州。夏超连夜逃出杭州后，又被埋伏在另一路的孟昭月[6]部活捉，不日即被砍头。之后，孙传芳便任命谢璞为浙江省长，而跟随谢璞入城的是向喜。这时他已改任为浙江全省警务处长。
文麟和文麒惊讶不已，也才揣测起他们和父亲的“摊牌”也许并不像预想的那么困难。于是文麟就让哥哥文麒把他们的计划一五一十地讲给了父亲。向喜仔细听着，听完他竟然直截了当地问两个儿子：“你们的路线怎么走呢？那位美国记者走的路线是条远路，他不熟悉中国，更不会判断地形，走了不少弯路。你们不要走他的路线，要是走曲阳、五台山就近多了。你们哥儿俩对着地图研究一下。”
接着孙传芳和向喜在电话里又研究了军舰的行动计划。
文麒和文麟听了向喜的话，对视良久。无论如何，父亲的话是出乎他们预料的。
向喜当然知道夏超。直系入浙前，夏超本是浙江省长兼杭州警备司令，后来起义归顺了直系，仍然当着他的省长。如今随着广东方面形势的发展，那夏超又联合起一班浙人，声称要独立，并拉开一副与孙传芳势不两立的架式，最终惹恼了孙传芳。
但二丫头——顺容得知两个儿子要离家时，立即大闹起来。虽然她知道她的闹不碍大局，她还是闹了起来。她不和儿子闹，只和向喜闹，这闹里也包含了这些天来她心中的所有怨愤。小坂的几次登门驱使她不断涌起无名的冲动，而向喜却一次又一次对她发出斥责。一个时期以来，她和向喜的关系可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那天，也是一个上午，吴淞口要塞司令向中和正在军港官邸品尝杯中的明前龙井，桌上的电话铃急急地响着。他原本计划安生着喝完茶要去狮子林炮台视察的，可电话铃还是打断了他的品茶计划——杯中的茶正逢最佳状态的第二杯。他知道此时电话铃响定非一般，便放下茶杯抓起电话。果然说话人是被向喜称做馨远老弟的、当下的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孙传芳开口先问向喜那几条军舰的事，问他军舰能不能达到临战状态。按理说，吴淞口要塞是不辖军舰的，军舰应属海军指挥。但由于直系进入东南匆忙，现在五省尚未建立起正规的海军。在吴淞口停泊的几艘舰艇，就归了要塞司令统一指挥。孙传芳把舰艇交给向喜还另有原因——他放心。向喜接管了这几艘舰艇，按照海军的章法，精心做了安排，尤其对舰上的大小火炮，养护得分外仔细。他知道武器就像人一样，也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孙传芳在电话里一打问舰艇的事，向喜自然知道，这是孙传芳要用“兵”了。他以肯定的口吻回答孙传芳，说几只舰艇早已进入临战状态，随时可以调遣。接着孙传芳就开门见山地对向喜说：“喜哥，知道杭州城里夏超的事了吧？狗日的反啦！你坐着军舰从钱塘江绕过去，朝他开几炮。然后堵住南星桥码头，避免他往淳安、建德方向逃。”
向喜不理睬顺容的吵闹和阻拦，还是给足了两个儿子盘缠，嘱咐他们趁平汉铁路未断，赶快乘车南下。
向喜喝完头一杯茶，便提起暖瓶为自己再续第二杯。他最重视这第二杯茶，第二杯才是一杯茶的最佳状态。他注意着龙井茶叶在杯中的下沉。好龙井叫旗枪，为什么叫旗枪？就因为好龙井一枚茶芽带着一片嫩叶，泡开时，叶像旗子，芽像枪头。向喜看着杯中这有旗又有枪的茶叶，想这确是今年的明前茶。谁知这第二杯茶仍然不尽如人意。他这才又想起南方的茶必得南方的水来泡。回保定后，本来他是决心要忘记南方的，因为他风风火火的半生总是联着南方。但是龙井茶还是让他又忆起南方……
文麒和文麟乘火车在定州下车，按照向喜为他们谋划的路线向西步行而去。
向喜喝茶喝得再讲究，也总觉得任何茶叶一到了北方就变了味儿。他在宜昌喝毛尖，在汉口喝碧螺春，在杭州喝龙井。他知道在茶叶里，就属龙井最娇气，运到北方，再好的龙井也会是青草味儿。龙井在北方一过夏天，味道就会更加不三不四。后来他按照南方人保存茶叶的办法来保存龙井，他先把它们用草纸一包一包包紧，码入一只小缸里，缸底铺一层吸潮的生石灰，然后把缸盖严实。结果还是达不到茶叶在南方的标准。关于茶叶的不对味儿，向喜想了很多，他想到北方的水（硬）到底不同于南方的水（软）吧？想到茶叶在运输时一定是和什么东西混装在一起串了味儿吧？茶叶最爱串味儿。
儿子们走后，向喜很快就对顺容宣布了他的计划：他要顺容同他一起回笨花。顺容坚决不同意，还劝他继续等小坂。向喜忍不住拿笨花话骂了顺容，他骂她是“混账娘儿们”。顺容嫌向喜骂了她，上去就和向喜“撕扒”，她把向喜从屋里撕扯到院里。院里正站着秦嫂，向喜忍无可忍，当着秦嫂狠打了顺容两个耳光，并且又骂了她“混账娘儿们”。这是他第一次打顺容，他打的就是这个没有骨气、满肚子苟且偷安打小算盘的女人。秦嫂知道向喜为什么打二太太，也不去真劝，女人最懂女人的生性。秦嫂只是轻描淡写地无人称地说着：“看气的，看气的……”
取灯见父亲突然变了话题，也感到现在并不是与父亲讨论人生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有点没大没小，自不量力。她没有去喊秦嫂，亲自到厨房为父亲去沏龙井。她按照父亲的习惯，一丝不苟地先把茶杯烫热，将茶叶撒进去，用温度合适的水把茶叶冲一次，倒掉水，滗干，之后再往杯中注满水。向喜吃饭简单，喝茶却不马虎。取灯细心地为父亲泡好茶，送到他跟前。
一阵激烈的打闹过后，向喜郑重其事地叫过秦嫂，交给她两个月的薪水说，今后保定家里不再用人了，请她尽早回清苑老家。打发完秦嫂，向喜压住躁乱的情绪，又叫过顺容，仍然劝她和他一起回笨花。他说，如若不然，你就一个人留在保定等小坂吧。
向喜不说话。他不愿意直来直去地和取灯讨论他和顺容之间的事，他不愿意和取灯讨论的，又何止是如何认识顺容的呢。他坐在迎门的太师椅上只是说：“取灯，叫秦嫂给我沏杯茶，沏龙井，沏铁筒里的，那是今年的新茶。”
这时顺容看出向喜回笨花是主意已定，自己就选择了留在保定。她也知道向喜允许她留在保定是真，让她等小坂是气话。她决定留在保定。
取灯的干预和提醒，大多时候能让顺容暂时安静下来，她真的迈起大脚，赌气似的去了东大街。当她出了家门之后，向喜才扔下手里的小锄回到房中。取灯对向喜说：“爹呀，我很同情你，可也很纳闷：当初你怎么就认识了我妈呢？请原谅我这做闺女的直来直去地问你。我和你们处的时代不同，想的问题也就不同。”
向喜想，事不宜迟，当晚他就收拾了一个简单的行李。第二天天刚亮，秦嫂为他雇了辆洋车，把他送上火车，自己也没有再回双彩五道庙，直接回了清苑老家。向喜赶上了平汉线最后一趟南行列车，炮声震荡着大地，火车似在颤抖着前进。
其实，顺容和向喜之间的不协调，并非只表现在早点上。自从向喜卸职回到保定后，顺容对向喜就总是没好气地数叨。她嫌直系失散于淮河边时，向喜不往东北走，也不往山西走。她通达世故似的说：“兵家胜败是常事，可败下来也不能就此还家为民。看人家孙传芳那个机灵鬼，早先你俩到我家茶馆喝茶那工夫，我就看人家和你不一样。那说话之能言善辩，那断事一断就是几步。当时你们俩的官儿不是一模一样哟。看看吧，几年人家就是个五省联军司令。这五省联军一垮，人家立马又去了奉天，眼下看似屈尊于张学良门下，以后你担保东北就没有个改朝换代的时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等着看吧。孙传芳叫你去奉天你不去，嫌这嫌那，那山西呢，阎大人可是一片诚意吧，给你个军长你嫌小，哪儿大？双彩五道庙这个院子大，院子里你那一片灯笼红萝卜地大，你就守一辈子吧……”顺容嘟囔，向喜既不搭腔，也不与她争辩。他想，和内人去争论这些军界大事，自己便也成了妇道。每逢这时向喜的对策只有两个，一是沉默不语，拿起小锄从后院走到前院去伺弄他的灯笼红萝卜；再就是喊取灯。他说：“取灯，快去吧，快去听你妈唱歌吧，正唱哩，你不是喜欢唱歌呀！”取灯在这时一般会挺身而出，她毫不客气地对顺容说：“妈，你说的这些话你懂不懂？我觉得你是不懂。你要是不懂，就别说了。谁懂？我爹懂。这倒好，懂的不说话，不懂的说起来没完没了，这本身就不正常。你还不如到街上转转哪，东大街电影院又来新片子了，陈云裳的，你不是就爱看陈云裳呀。”
顺容不等小坂，可小坂真的又来了。小坂是随着进城的日军而来，这次他是一袭军服在身，坐着汽车，在双彩五道庙副四号门前下车，卫兵紧跟身后。当他在院门口得知向喜已经不在时，和顺容这个妇道也没多说什么。
向喜买回豆浆和炸荷包，在厨房桌子上摆好，招呼顺容用早点。顺容便叫用人秦嫂把几只菜碟摆上饭桌，菜碟里大半是：一碟酱豆腐，一碟生切春不老，一碟酱瓜，一碟地藕。这四样都是保定槐茂酱园的代表产品。但顺容摆的这些酱菜向喜不爱吃，他觉得豆浆和酱菜很是不协调。他不动酱菜，只在豆浆碗里撒些白糖。顺容嫌向喜不吃她摆的酱菜，就止不住地嘟嘟囔囔。嘟囔一阵，自己赌气似的拽过碟子狠吃起来，也不嫌咸。向喜和顺容在早点的问题上，从买到吃，显得很不协调。
没过多久，已经身在兆州的向喜接到顺容一封信，顺容粗识文字，不得已时也提笔写字。信是门房老杨亲自送来的，信上说：“他爹，你不回来就先不回来吧。你走后没几天，小坂就来了。他知道你不在就走了。后来，咱们的西邻陆宅变成了宪兵队部，宪兵队部要扩建停车场，需要咱家的院子。现在墙被推倒了，你种的灯笼红萝卜也给铲了。前院铲平了，后院给拆了一半。眼下我一个人住在小东屋里，厨房也没有了，屋里只生了一个煤球炉子……”
向喜结束了军中的事业，刚从南方回到保定双彩五道庙时，买豆浆大都是用人的事，有时顺容和取灯也去买。只有文麒、文麟不去，他俩嫌穿着学生制服去打豆浆寒碜。向喜也并不强迫他们，后来向喜倒主动揽下了这个差事。开始顺容不让他去，说：“不许你去，你看看这条街上，哪有有头有脸的人去打豆浆的。”顺容的话带着命令的口气。向喜就说：“是人就有头有脸，没头没脸就不是人了。”顺容又说：“你就丢尽向家的人吧。”向喜说：“我丢的是向家的人，又不是你汤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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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喝豆浆、吃炸荷包是保定向家由来已久的习惯了，这仿佛是保定人二丫头——向喜的二太太顺容传给向喜的。从前笨花人向喜早饭时不喝豆浆，后来向喜不但喝服了，还养成了习惯。他把这个习惯从北方带到南方，好在豆浆从南到北到处都有，只是气味不同。向喜觉得南方的豆浆清香却显寡淡，而北方的豆浆浓香但有豆腥气。不过两者相比较，他还是喜欢北方的。兆州、笨花虽在北方，但那里没有豆浆，只有豆腐和豆腐脑儿。可豆腐和豆腐脑儿的基础也是豆浆，向喜对此也并不生疏。他只是想，兆州人为什么不重视这个基础呢？做过豆腐脑儿生意的向喜，后来计算过豆浆和豆腐脑儿利润的幅度：同样数量的黄豆，豆浆的利润显然要大于豆腐脑儿的。豆浆不就是把黄豆瓣泡开，在磨上一磨，过箩以后加水烧开就卖的东西么。人们掏钱就买。但他的家乡不兴豆浆，只在过年做豆腐时人们才注意到，在豆腐成形之前，还有豆浆这个环节。可谁也不知道豆浆能喝。那些年，已经知道豆浆能喝的向喜从外地回笨花，赶上过年向家做豆腐时，他总要对秀芝说：“武备娘，烧锅时别忘了给我盛碗豆浆喝。”秀芝听了向喜的话，烧开豆浆后，就先从锅里给公公舀出两大碗豆浆。向喜心满意足地喝着，觉得家乡的黄豆磨出的豆浆格外够味儿。
向喜赶上最后一趟南去的列车，这是一列闷罐难民车。进站无人检票，上车无人照料。难民在车下拥挤着，向喜被人挤来挤去找车门，最后总算挤进一节车厢。他看个空隙坐下来，这时却又觉出自己是个幸运者了，因为挤不上车的难民是大多数。
每天早晨，保定城刚从沉睡中醒来，双彩五道庙街上便会有一位老者，由西向东，姗姗而行。这老者胸前飘着黑白搀半的胡须，一年四季好像总穿一件灰布长衫。他手提一只搪瓷罐，往一个豆浆坊走，他是去打豆浆的。老者脚穿一双半新的布鞋，踏着街上的鹅卵石路面，不紧不慢地来到路南一个浆坊，迈两步青石台阶进门后，谦和地同浆坊老板打着招呼。这时，围在一口大锅前等豆浆开锅的顾客，就会显出恭敬地让老者往前站。这老者却并不向前，他仍然谦让地站在人后和顾客们说着今天早晨或多雾或多霜的天气，说着这几天的或涨或落的物价。就在他们说着天气、物价的时候，伙计紧拉起风箱，用急火催豆浆开锅。店老板还嫌火慢，这叫人觉得他们是专为老者的到来而着急的。豆浆终于在一阵急促的风箱声中开锅了，七印大铁锅里浓稠的豆浆沸腾起来，店里弥漫起清香的豆腥味儿。伙计这才停住风箱，抄起一把黄铜勺，为顾客盛豆浆。来店中打豆浆的顾客拿着各式各样的家什，伙计就经心地把豆浆盛进他们自带的家什。也有在店里吃早点的，伙计就把豆浆给他们盛入一个个粗瓷大碗。于是老者的搪瓷罐也被盛满，他便走出店堂迈下台阶到门口去等炸荷包——浆坊兼卖油条、油饼和炸荷包，那炸锅设在门外。荷包不似油条、油饼好炸，它要先用面坯捏成一个口袋，再把一只生鸡蛋磕入口袋里放进油锅去炸。炸时，火要不急不弱。火急了面皮炸煳，鸡蛋尚生；火弱了口袋久不上黄，油还会汪入口袋中。所以并不是哪个炸油条的把式都会炸荷包。这家浆坊的豆浆实在，荷包也炸得漂亮。把式知道老者等的是炸荷包，便也格外细心。他挑出新鲜鸡蛋，火候掌握得尤其得当。荷包炸成了，把式用块油纸给老者托住。这时老者也早已和店家算清了账目，他一手提罐，一手托着荷包离开浆坊回家。待他走远时，店老板和店中的顾客才议论起这位打浆的老者。店老板是个与老者年龄相仿的红脸大汉，他深知老者的经历，炫耀似的对顾客说：“知道这是谁吗？向大人。”顾客中知道底细的就附和着，不知道的就继续追问向大人是谁。店老板说：“不知道向大人，知道曹锟公园吧，那可是向大人造的。”众人恍然大悟，保定人哪有不知道位于南城墙外那个公园的呢，保定人把它叫做曹锟公园。人们一听打浆的是向大人，有顾客就抢着走出店门向西张望，老者已经走远，远处晨雾中，只晃动着一个穿灰长衫的背影。
列车一阵摇晃开动起来，两个年轻力壮的乘客用力推上了车门。不时有炮声传过来，列车在震颤中行驶。向喜判断，这炮声是从保定以西的满城方向传来，他又想到刘峙能不能守住满城的事。当列车南行经过方顺桥和于家庄之后，炮声才渐渐远去。车厢里稍显安静的旅客们这才纷纷解开自己的行囊，拿出吃食充饥。向喜也不由自主地注意起自己的行囊，他身旁有个小包袱和一只食盒。出门前，尽管顺容和向喜吵闹，但还是去厨房随意给他抓挠了些吃的，把食物打点在一个三层的搪瓷食盒里。混在旅客中的向喜看见这个食盒，才想起从下午到现在，他也是汤米未进了。他掀开食盒，就着车厢里昏黄的灯光，先看见几块干巴巴的桃酥；他又掀开第二层，里面有馒头，也有保定酱菜。他没有再掀第三层。一看见保定酱菜他就失去了对食物的兴趣，由此不免又想起和顺容在饭桌上的不协调。此时此刻他就像逃过了保定酱菜，也逃出了和顺容的不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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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列南行列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无人报站，无人下车。这引得向喜又想起早年他从笨花从军的那一夜。那次他们也是乘坐的闷罐车，车也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那时他还以为火车就是这样：像个大黑屋子，地上铺着苇席，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新鲜倒新鲜，可也不能说多么舒服。后来他无数次的坐火车，才知道火车还有客车和货车之分。闷罐车是货车，客车才是专供人乘坐的。而客车里还分着等级。再后来的向喜，乘火车常常是头等车厢的旅客，那是大房间里套着小房间的车厢，天鹅绒装饰起来的软席，窗帘上缀着外国的流苏。小桌上台布洁白，摆着洋酒。有一次他和孙传芳在这样的头等车厢里对坐着说话，孙传芳说：“喜哥，你觉得这头等车厢好不好？”向喜玩笑地说：“不好。”孙传芳说：“怎么不好？”向喜说：“不如闷罐车宽敞。”向喜的话当然是玩笑。人为什么会有玩笑？兆州人对此有句形容话叫“烧包”。现在，一九三七年的向喜坐在“南逃”的闷罐车里想，我那时候也够烧包的。遇到和王占元一起乘火车时，向喜才约束着自己，少了这种“烧包”，那时他只管恭敬地坐在一旁看王占元抽大烟、喝洋酒……和王占元在一起，向喜就少了些随意。
这使向武备也认真地想起了爷爷。似爷爷这样的旧军人和向武备的距离是遥远的，他仿佛无法对爷爷做出什么判断。但他还是很严肃地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道路做出选择，我爷爷也必然要做出选择。现在我虽然还判断不了什么，可我相信，我爷爷他是会珍重自己的吧。”
向喜坐在闷罐车里不吃不喝，被人拥挤着静坐，他坐着一个小包袱。出门前顺容给他打点食物，向喜就为自己收拾行李，他顺手包了这个小包袱。这包袱皮还是当年他从笨花带出来的，之后，他走南闯北，一直把这块四方四正的粗布带在身边。在他的人生旅途遇有重大转折需要他更换驻地时，他随手一抓肯定先是这块粗布，就像他这次离开保定前的随手一抓。顺容几次想把这块布扔掉，还想让用人打成袼褙做鞋，都被向喜吼住了。顺容就说，这块粗布是个“败兴”的东西，有它压箱底就没有好运气。向喜知道顺容膈应它，就尽量让它离顺容远点。同艾待见这块粗布，她每逢看见它，空落的心里就会漾出几分欣慰和塌实，也就知道了她在向喜心里的位置。
甘子明突如其来地问到向喜，是对向喜的关心，这关心里或许也有试探。
火车驶过一个大站后才加快了速度，凭感觉，向喜知道这已是定州。过了定州，炮声才变得似有似无。定州过去之后是石家庄，石家庄再过去便是元氏了。像往常一样，向喜仍然要从元氏下车回兆州。
“你爷爷呢？”甘子明突如其来地问武备，“听取灯说从东南回保定后，一直在保定做寓公。不知随着形势的变化，老人的处境会有什么变化。我一听说日本人不断到天津去找吴佩孚出山，就自然而然想到你爷爷。也许我的操心是多余的。”
向喜上车之前本打算从保定邮局给弟弟向桂发封电报，但邮局已经停止营业。所以笨花的家里人并不知道向喜的归来。
武备说：“其实你是我父亲的朋友，比我更了解我父亲。我父亲的事就听其自然吧。”
向喜在闷罐车里草拟着他的还家计划，挤在难民的行列里，倒使他把自己的计划盘算得更加清晰、坚定。他想着明天就将和全家人见面，明天他就将向全家人宣布他的计划。这计划不是躲避日本人的权宜之计，它联系着向喜的后半生。
向武备在家里住了两天，决定出发去元氏找那位同学一起去西北。临行前他又和甘子明见了一面，商量了两件事。第一，关于怎样制止向桂的卖灯行动；第二，关于向文成的组织问题。这第二件事是甘子明提出的，他对武备说，向文成无疑是知根知底的自己人，从早年和佟家打官司，到现在事事走在群众前头……只是不重视解决个人的组织问题。甘子明说，我动员他，他就说，还是留在组织以外工作方便。现在甘子明正式向武备“请示”，看如何对待这位向文成同志。武备沉吟良久，说，甘子明不提这件事，他倒还没有注意，原来他父亲向文成至今还不在组织。最后他表态说，他愿意尊重父亲的意见，父亲的主张，想必有他的道理。甘子明想了想说，也许有道理吧，就向文成现在的架势，活动着倒是方便。你看福音堂他也能进，还交了个瑞典朋友，还编过一出《摩西出埃及》。城里乡里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今后形势越残酷，斗争就越是需要各种人才吧。
列车走了一夜，天亮时到达元氏。向喜在车站雇到一辆驴车。赶车人看他身穿灰布长衫，手提搪瓷食盒，有别于当地老百姓；再看他扛在肩上的四蓬缯包袱，又像本地的织物。赶车人左看右看看不准，就问向喜。向喜隐去自己的身份，只说是山西开染坊的来兆州要账的。
向文成说：“我再去制止一下吧，那天我就差说他执迷不悟了。”
按照向喜的吩咐，驴车没有赶进笨花，驴车停在城内西街向桂的门口。
武备思忖着说：“真想不到二爷这么不管不顾。我看咱家目前首要的爱国行动，就是说服裕逢厚的向经理不要做这批灯的生意。如果他一意孤行……他实在不应该。这可是个原则问题。”武备还没有想好，万一向桂一意孤行要去卖灯，该怎么办。
向喜从车上下来，向桂家的门房真把他当成了一个要账的。那一次这个门房不认识向文成，这一次他更不认识向喜。他对这位风尘仆仆的长衫人说：“山西人吧？”向喜打量着这个生里生气的门房，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只一个劲儿地拍打身上的浮土。向喜拍土，惹得门房一阵不高兴，他对向喜说：“别在这儿拍打呀，土都淌在屋里了。”向喜止住拍打，抬腿就往门房里走。门房又对向喜说：“哎，哎，要账到柜上吧，裕逢厚花坊在西边，这是向经理的私宅。”向喜不理会门房的阻拦，还是走进门房，自己看个杌凳坐下，不气不恼地对门房说：“你说这是向经理的私宅？”门房说：“是啊。”向喜说：“我找的就是你们向经理的私宅。生意人和为贵，找到私宅也不为错。”
取灯说：“我大哥早就想抵制住我叔叔，可我叔叔却振振有词，说他只管卖灯。还说为什么卖这灯？这灯亮，还省油。”
门房见来人坐着不走，又觉得这位客人言语难摸，便想到这年头要弄清来人的身份很是不易，这就不如先客气待人，也给自己留个余地。他一边观察向喜，一边从一个自来风炉子上提下一只开水壶，为向喜倒了一杯开水。门房一给向喜倒水，向喜才觉出他现在最需要的莫过于吃喝了。他本能地打开他的食盒，从第一层拿出一块桃酥，就着开水吃起来，也不再说找不找经理了。这时门房倒对向喜说起经理来，言语间带着几分炫耀。他说向经理一大早就跟一位韩先生出去了，说是宫崎来了。向喜想，向经理还挺忙，又是韩先生，又是宫崎，这宫崎怎么也像个日本人哪。但他并不急于弄清宫崎是谁，只问门房：“经理出去了，那太太呢，太太在家吧？”门房只好说：“太太在家。”向喜说：“那就传禀一声，告诉太太，就说家里人来了。”
武备说：“取灯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门房一听是家里来了人，这才仔细端详起向喜。端详一阵就觉得此人好面熟，接着他终于恍然大悟了：这不就是绣楼相片上那个人嘛！越看越像。门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说，他真是瞎了眼，没认出向大人，就请向大人饶恕吧。
取灯说：“武备，我叔叔还想拿这灯发大财呢，说要进货三十万盏。”
门房给向喜磕了头，爬起来就往院里跑，去向太太小妮儿报告。少时，他便领来了小妮儿。小妮儿见过大哥向喜，那年向桂带她去天津，在保定下过车，那时向喜就是一副平民百姓模样。现在小妮儿看见更加平民百姓的大哥，又联系北方的局势，心里已猜出了八九分。她进了门房，面对着向喜手忙脚乱地不知如何是好，先学着文明人的样子给向喜鞠了个大躬，又推开他的开水碗，为他收拾起食盒，提起他的小包袱说：“万没想到，万没想到，大哥怎么也不打封信来，好让桂去车站接接。”向喜只对小妮儿说：“来不及，来不及。”说着站起来，也不等小妮儿引路就往院里走，宛若进了自家的院子。小妮儿还是紧走两步，赶到前头引路。
向文成说：“我递说你吧，你二爷办的货。你不提这灯的事，我也正想跟你说说哩。”
小妮儿在前头引路，领向喜在院内一阵穿行，走过“曲径通幽”，走过“飞云叠翠”，绕过“三墰印月”……前面便是绣楼了。第一次走进这个院落的向喜，只觉得这院子又陌生又熟悉，直至走到绣楼跟前，向喜才顿时明白了：我这不是走进了宜昌的曹家大院了吗？那次由曹家庆寿而引发的宜昌兵变，仍然历历在目。当时，他就是站在那座绣楼上去喝退变兵的。变兵被向喜从曹家喝退出来，又上街滋事了。
武备扶住油灯转着看，他看见灯上的宫崎株式会社的日文标志，说：“我懂了，日本产的。在冀南时也听说过，有人在推销这东西。咱家这盏是哪儿来的？”
向喜随小妮儿登着“熟悉”的楼梯来到“熟悉”的廊下，走进楼中。当他还没有来得及细看楼中的摆设时，还是先看见了摆着的、挂着的他本人的那些大的小的相片。而且最引他注意的是摆在迎门条案上的那张半人高的戎装照。他心里说：桂呀，这张相片快赶上你哥我的真人高了。向喜把相片一张一张看得十分仔细，这些照片他自己都没有保存下来。他看着眼前这一张张相片，相关的故事也一幕幕呈现在眼前，他不相信那就是他自己。可相片上的人又仿佛不停地在说着：我就是你，我就是你……
向文成说：“你看见了一盏灯。”他说着，把植物油灯从药架子上够下来推到武备眼前。
向喜看相片，小妮儿拿来一把摔子要替向喜掸身上的尘土，向喜也不推让，来到廊上转着身子由着小妮儿摔打。掸完土，小妮儿就招呼用人给向喜做饭，她站在楼上对下边的用人说了好几样菜。向喜对小妮儿说：“要说饿，是真饿了，你也别弄这弄那了，就给我下碗挂面吧，卧一个鸡蛋，再搁点葱花香油。”向喜要吃挂面，不知为什么说得小妮儿一阵心酸。小妮儿想事想得细，她以为大哥是个叶落归根的人了，人一叶落归根也许就格外想吃家乡的饭。鸡蛋挂面是兆州这一带最普通、也最上等的吃食，女人做坐月子，家里请先生，女婿住十五，病人将养身子，招待最亲的亲人都离不开鸡蛋挂面。
当世安堂只剩下向家三口人时，武备突然对向文成说：“爹，刚才你们说了农村不少怪事，我看见咱家有个新鲜物件，不知是哪儿来的。”
小妮儿听向喜说要吃鸡蛋挂面，就决定亲自下厨去做。煮挂面、卧鸡蛋，看似简单，火候最重要。小妮儿亲手煮好挂面，又亲手给向喜端上楼。向喜坐在一只皮沙发上吃起来。他觉得小妮儿是个仔细人，鸡蛋挂面做得很可口。他吃着挂面，突如其来地问小妮儿：“宫崎是谁呀？”
鸡叫头遍时，甘子明和时令才离开世安堂。
小妮儿对向喜的提问没有思想准备，可这是大哥在问话，她又必得如实告诉他。
“西北”这个词对于笨花人已经不算陌生，几个人听了武备的“西北”计划，都没有感到太突然。
“宫崎是个日本人。”小妮儿说，言语里带着几分躲闪。
几个人把种种奇怪现象做了不少猜测，当甘子明问到武备的去留时，武备就直截了当地把他的计划告诉了大家。他说，双十二事变后，年轻人向往的是西北。他这次“过来”，就是来和大家告别的。
“这是个什么人？”向喜又追问。
武备说，日本人在军事行动之前，各种怪事总是不断，这是个规律。这就更应该引起群众的警惕。
“说是个做生意的。”小妮儿说。
武备谈完形势，甘子明、向文成、时令和取灯又都问了不少各自关心的问题，他们由东北、华北问到笨花。说到笨花时，甘子明说，看起来日本人虽说离笨花还远，可日本人对农村的影响却不能低估，经济侵略和武装侵略是相互依托的。就说这花坊吧，这里的事可不少。有两个穿便衣的日本人不断骑自行车进村，说是到佟家买皮棉、修理洋泵，其真实目的还不清楚。时令就说，这俩日本人被佟法年领着，鬼鬼祟祟净在地里转，表面上是观察花的长势，连花柴长多高都用尺子量，不知是在进行什么活动。
“你见过？”
后来武备就在油灯下介绍了邢台四师的学潮，冀南的盐民暴动和继之而来的建立地方武装，建立基层苏维埃，农民的分粮斗争……他说，这些斗争虽然目前遇到挫折，但动员了群众，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武备愿意把走向低潮的群众斗争说成是“挫折”。武备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阶级矛盾必然要让位于民族矛盾。接着他就给大家介绍了东北和华北的战事。他说，从“九一八”事变，到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以及前不久的“塘沽协定”[4]，这些事件每次都是以我们失掉一片领土而告终。由此可见，日本人是决不会以得到眼前的这点利益而停止对中国的领土要求。武备说，据他分析，更严峻的事变还会发生，这种形势的发展，肯定要引发全民抗战。西安的“双十二事变”[5]就是个信号。
“见过。那次去天津，在惠中饭店见过。”
甘子明圆场似的说：“不拘形式吧，武备也不在意这些。目前咱们最想了解的是局势。咱这一片没经过武装斗争的洗礼，情况相对就闭塞，虽然北有高蠡暴动[3]，南有冀南盐民暴动，可咱们都没有亲身经历过。武备是亲身经历过盐民暴动的战士，站得就高，看得就远。咱光看《北方红旗》，上面的文章说得太笼统，这了解外界具体形势的心情就格外迫切。”
“他和桂做什么生意？”
向文成说：“还是叫他武备吧，他做的事再大，回到笨花就是笨花人。”
“先前收咱家花坊的穰子，最近让咱卖灯。”
时令插话说：“武备早就是咱们心目中的领导了。”
刚才小妮儿去煮面时，向喜就发现条案上散落着几盏怪灯，他端起一盏看看，灯座上便有宫崎株式会社的字样。
甘子明说：“就是领导，领导过一个游击队的指导员不是领导谁是领导？咱们对冀南情况的发展一直都很重视。”
向喜没有再追问小妮儿宫崎让向桂卖灯的事，只说，让门房赶快回笨花一趟，就说他回到了县城，让家里人都来，越快越好，叫群山赶车，套俩牲口。他要在这儿和全家人见面。
武备说：“子明叔，我可不是领导，叫同志倒可以，显得庄重。”
小妮儿赶忙按照向喜的吩咐打发门房回笨花，又请向喜进一间客房休息，等全家。
甘子明把这次的聚会定性为情况交流会，现在他是兆州为数不多的基层组织领导之一。他像个有经验的领导者那样郑重地说：“今天向武备同志过来了，我代表笨花基层组织欢迎我们上级来的领导。”
向喜在楼下客房脱掉长衫和鞋袜躺下休息，一阵迷糊，不觉已近中午。向桂回到家中，刚从笨花回来的门房抢先一步地告诉他说：“不得了啦，向大人过来了。”向桂一时没转过弯来，便问：“哪个向大人？”门房说：“你哥哥向大人，向老爷，向旅长，向司令。”门房几乎把恭敬的称呼用了个遍。正在宫崎和植物油灯之间“游走”的向桂这才突然明白，也才想起北方战事的吃紧。
向文成派有备去叫时令，他自己又去东院叫来取灯。
向桂急匆匆地先到厨房问了小妮儿，小妮儿就一五一十地从向喜进门说起，说到他现在正在客房休息。
在甘子明的提议下，武备同意让时令和取灯来同他见面，虽然他们是早已见过面的。
一听说向喜正在客房，向桂就止不住冲小妮儿发起火来，说：“怎么能让哥哥睡客房？又潮又有臭虫。”小妮儿说：“慌乱得我不行，我也不知道让哥哥睡哪儿。”向桂说：“绣楼呀，绣楼呀。这绣楼不就是为了迎接我哥哥的嘛。”
这晚，夜深人静时，甘子明来到世安堂。向文成把灯点亮，又用条夹被把窗户遮严。灯下坐着武备、甘子明、向文成三个人。甘子明看看向家父子，对武备说：“武备呀，我有个提议，咱们见面的范围还应该扩大一下。应该再叫俩人参加，一个是你们的邻居时令，一个就是恁家的取灯。我研究过这两个人，在这一拨青年人里，都是出类拔萃的，各自都有抱负。时令靠近组织的要求很强烈；取灯这孩子也不能小看，断事的能力很像向家的人。”
小妮儿说：“西里间咱住着，东里间还没收拾哩。”
取灯听武备说话，听得很认真。
向桂和小妮儿在厨房里嚷，惊醒了向喜。他从床上坐起来，穿好鞋袜，穿好长衫，就着刚才脸盆里没倒掉的洗脸水又洗了一把脸，从客房里走出来。
向文成一提甘子明，立刻引武备转变了话题，他说，他正要跟甘子明见面呢，有些情况需要交流一下。向文成就说，甘子明也经常打听他，说晚上在世安堂见面吧。一家人吃着饭，武备又问取灯喜欢不喜欢笨花这个家，还问了她今后的打算。取灯回答着武备的话，只是对今后的打算，她说一时还没有想好。取灯在想，她的同仁中学固然可爱，从那里出来后她还可以顺利升入她理想中的大学。但她又预感到，局势的发展似乎使她已经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同仁中学随着时局的变化，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也许坐在她对面的侄子武备是她的榜样吧，她知道有一种人，早就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了。现在，对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她没能立刻回答武备，只说：“今后的打算事关重大，我还得好好想想。”武备说：“形势的发展是超出人的预料的，没有国家的前途，哪会有个人的前途呢。过去我的幻想多的是，现在，行动就是一切吧。”
向桂看见站在门口的哥哥，急迎过来。他斜蹅过他的“曲径通幽”，飞跳过他的“飞云叠翠”，斜马似的奔到向喜跟前，当然少不了说些为什么不打电报，为什么不写信……还说，北方的战事一天天吃紧，宛平一打响，他就琢磨着什么时候去保定接向喜，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向桂又问了路上的经过，哥儿俩一前一后又上了绣楼。
一家人经过一番必不可少的问候、哭诉、安慰、后怕和破涕为笑之后，才就势坐在同艾房中吃饭。取灯和有备把秀芝煮好的面条一碗一碗端进屋里，家人吃着饭，向文成又宣布纪律说，对于武备的这次回家，家人不可声张，要装作和平时一样。他问武备，刚才进村时有没有被人看见，武备说，是西贝时令把他领回村的。向文成说：“时令倒不要紧，也是追求进步的青年，也很靠近甘子明。”
这时，笨花一干人也进了门。他们鱼贯而入，从花园里通过。走在最前面的是向文成，他后边是取灯，取灯后边是有备，有备后边是秀芝，同艾走在最后。他们步履急迫地上了绣楼，呼啦啦站在了向喜眼前。取灯叫着爸，秀芝叫着爹，有备叫着爷爷，只有同艾什么也不叫。向文成也没叫爹。往常，女人称呼自己的男人时，只按第三人称称呼：“他爹”，“他爷爷”，“他叔叔”，“他大伯”，那还是在万不得已时。现在的同艾没有万不得已，她也无须用第三人称来称呼向喜。向文成没有叫爹是他叫不出口。他年龄越大就越叫不出口。但一家人里，正式开始说话的还是向文成。面对全家人突然的团聚，他没有儿女情长问寒问暖，张口就把北方的战事背诵了一遍。背诵中还穿插着分析，说日本人在宛平一开火，他就知道事情已非同一般。说开始他曾把希望寄托于商震[13]，商震一退，剩下刘峙守保定，他就知道爹该回来了。话说到这时向文成才巧妙地称呼了爹。
全家人愣了一会儿，还是向文成打破了“冷场”说：“别光站着不动了，都到他奶奶屋里说话吧。”一家人这才想起是该进屋的时候了，他们来到同艾房里。一进屋，该哭的才哭起来，该笑的才笑起来。取灯仔细打量着武备，觉得有几分神秘。她知道他正在从事的事业，在她的心目中，侄子早已是她的偶像了。
向喜没有和儿子谈局势，他觉得儿子对局势的分析在这场家人的会见里有点喧宾夺主。但他又感到儿子的分析是正确的，尤其儿子谈到刘峙守不住保定，向喜就更看出了这分析的在行。向喜了解刘峙，先前他们在军中把刘峙叫做福将，被称为福将的人是不会打仗的。向喜这才接上向文成的话，说，刘峙守保定守不住，就会退守石家庄；石家庄失守，接下来是石家庄以南，兆州也当在其中。家里也要有所准备才是。
近来笨花村对武备有不少传说，军警几次闯进家来的搜捕，更给向家带来了不可名状的恐惧。还有消息说，前些天巨鹿城门上的人头就有武备一颗。这个晚上武备的突然回家，虽然他们事先已经得到消息，每个人也做了准备。但当一个真实的武备站在家人面前时，他们一时还是不能相信，这个人真的就是武备。
向喜说话，很快由时局转至家事，他说，他也想不到这么快能和家人见面。现在他才真是叶落归根了，在保定怎么也是客居。他说既是叶落归根，今天为什么不回笨花，而让全家进城呢？他说，我们先吃顿饭，吃完饭容我再细说。他说，现在我肚子饿了，全家也饿了。桂呀，快去准备一顿饭吧。
武备是让有备给拉进家来的。全家人并没有迎上去，他们惊呆在院子里。
向喜吩咐向桂准备饭，向桂站起来就冲楼下喊用人，他要用人通知义春楼，说要把义春楼二楼都包下来。向喜拦住向桂说：“今天我点菜，我掏钱。咱们不吃别的，咱全家就还吃饸饹。”说完从口袋里摸出几块现大洋，“就吃这几块钱的，不许多。叫个卖饸饹的往家里端。”
向家得知武备回了村，早就不安生起来。向文成在院里忙得四处转，从这屋转到那屋，从前院转到后院。做晚饭时，秀芝拿起升子刚想往锅里下米，又改了主意到面缸里去舀白面，她要擀面条。取灯又是舀水洗脸，又是找衣裳换。她和这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侄子见面不多，在这位“过来”的侄子面前，她希望自己是一个干净利索的姑姑。有备跑进来，还不知家里发生了什么，看见一家人都在兴奋地团团转，便去问秀芝。秀芝悄悄把家里人在等谁递说他，他就跑到门口去等他的大哥武备了。只有同艾在廊下静坐着。同艾遇事不似她的家人，不论悲事喜事，她的表情常是平和的——至少在表面上。她只在廊下看着家人的举止说：“又不是外人，也值当的。”
向喜不让向桂订义春楼，说要吃饸饹，向桂自是不敢坚持；向喜掏出来的钱他也不敢不接。他接过向喜的钱交给小妮儿，让小妮儿去通知门房。
天真的已经黑下来，时令和武备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里走，一直走到向家门口，时令才小声对武备说：“到家啦，你先回家吧，家里人都等着你哩。咱俩还有说话的机会。”
屋里一阵寂静，一家人仿佛找不到话题。向家人聚会对坐时，遇有向喜在场，常常出现这种缺少话题的时刻。他们要等待向喜，这种等待是合情合理的。
时令说：“军警们一上家里来抓你，我就知道你已经不在四师了，我这心里就直高兴，我猜你一定是脱产干部了。后来又听人说，南宫、巨鹿一带有个向指导员，我一听这肯定是你。”武备没有肯定时令的话，也没有否定时令的话，只打问了一些笨花的事。两个人说话间，窝棚已经沉浸在黑暗之中。时令撩开草苫看看说：“这会儿你能回家了，今天也没有月亮。我在前边走，你在后边。俺家地里这几步道儿你不熟，小心踩到垄沟里，麦地刚浇完冻水。明处是水，暗处是地。”
经过全家的一阵沉默，向喜终于开了个新话题。他挨个儿又看了一遍家人说：“都在。当着全家我先问我弟弟向桂一件事。桂，我问你，这墙上的相片是谁呀？”
时令松开了武备的手，就势蹲在武备跟前，看着镇定自若的武备想，到底是受过锻炼的人了，有句话叫做临危不惧，大概就是这种气度吧。但他还是抢先把笨花的事告诉了武备，他说这些天笨花没少来人，扛枪和不扛枪的军警三天两头来抓武备。也有打扮成武备的同学的，都让向文成给巧妙地打发走了。武备就说，这情况是他早就预料到的，革命哪有不冒风险的。再说，时局发展这么快，形势也会越来越复杂……武备说话虽然精心组织着句子，但又总觉得自己的话说得空洞，也缺少“章法”。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的复杂意味着什么，是指“九一八”以后中国的局势，还是冀南武装斗争的失利，还是地方军警对他的搜捕？想到这些，他越发感到现在自己处境的孤单。但是他必须保持自信，自信自己仍然是个有组织的人，他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仅是暂时的，他这次的回来——不，不是回来，是过来，他暗自更正着自己，他这次的过来就应该始终是一个镇定自若的向武备。
向桂听出了这是个不同一般的话头，但还是细声细气地回答向喜说：“这是你呀，我的大哥呀。”
时令说武备过来，武备并不意外。几个月来，他常常听到这种形容。冀南的群众说，向指导员过来了，向同志过来了。武备一听时令把他的回来说成过来，就已经明白村里人是如何看待他的这次回家了，他们没有把他的回家看成一般的回来。那么，指导员向武备也决心不把前些时冀南的真实形势告诉他的乡亲，他愿意乡亲们从他的“过来”中得到鼓舞，而不是悲观消极，他仍然愿意给人这样的印象：他的一切行动都是组织安排的。他握着时令这两只久久不愿意松开的、又是陌生的手，在心里组织着句子说：“我听脚步声就猜出是你，走得不紧不慢。一看见邻居，也就像到家了，离家久了才知道想家的滋味儿。”西贝时令走路，脚步从来都很沉稳，不轻也不重，不紧也不慢。
向喜说：“不像，这比你大哥可威风。咱家里不能留，不能留这威风凛凛的人。”
时令不说武备的还家是回来，他说“过来”。“回来”和“过来”的含意在笨花一带是有严格区别的。“回来”只是本地人普通的回家而已，在外面做生意的，扛活的，揽饭的，下地看水的，摘花、割谷子的回家都说回来。而“过来”是专指那些身上带有另一重使命的人的到来。官方审视民情，村民说县长过来了；名人名医被请，村民说先生过来了；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兆州时，兆州人也说朝廷过来了。这种带有使命的人物的出现，即使是本村、本家人，他们也被形容成“过来”。时下，村里不断有人过来，带着时局发展的消息。笨花人崇敬“过来”的人。
“那……”向桂有点张口结舌，家人也有些揪心。只有向文成平静：父亲来了，先叫他叔叔摘相片，这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
时令钻进窝棚一把就拉住了武备的手，这种握手礼在他们之间还从来没有使用过。时令拉着武备的手，只觉得武备的手很绵软，而自己的手就更显粗糙。他想，这两双手的差别就是文明的差别吧。本来他也幻想过要有一双像武备这样的手的。他抓住武备的手久久不松开，十分激动地说：“我叔叔说你过来了，高兴得我不行。”
向桂仍然踌躇着，不知如何才好，他不断看同艾，很希望同艾替他表个态。半天不说话的同艾，觉得应该给小叔子一个台阶下。她深知这个小叔子的脾气，该给个台阶的时候，还是得给一个，尽管这一屋子相片早先她也看着忒惹眼。同艾对着向喜说：“叫他叔把那张大的撤下来吧，小的留着。”
刚才，西贝时令的叔叔西贝小治回家后，只把武备还家的事有选择地告诉了时令一个人，然后才去邻居向家报信儿。
“不行，”向喜说，“一张也不能留。你不摘我摘。”说着站起来就去摘相片。
向武备在西贝家的窝棚里等天黑。地光场净时分，窝棚里少了温暖的铺盖，搭在棚顶上的席子大都已被风吹走。秫秸箔子还在，条条空隙透着昏黄的天空。武备半倚在一个光秃的草铺上，听见外面有人咳嗽一声，又咳嗽一声，脚踩干花叶的声音也传过来。响声离窝棚越来越近，凭经验，武备知道来人咳嗽是个暗示的信号，且是自己人。歹人来了用不着咳嗽，就会不声不响地摸过来。武备从草铺上坐起来等来人，来人一弯腰委身进了窝棚，原来是西贝家的时令。武备和时令虽然是邻居，先前接触并不多，时令看武备，总觉有些距离感。幼年时的武备本来就是以聪慧伶俐而闻名一方的，且又生在高墙大院的向家，成人之后又是身穿雪白操衣（制服）乘火车远行的洋学生。时令虽然也崇尚文明，决心挣脱爷爷西贝牛的管束，出落成一个识文断字的青年。但他只在本县上了完全小学，小学毕业后还是在家和庄稼、和牲口打交道。有时他暗想，除了每天的刷牙、洗脸有别于他的父辈，剩下的他和全家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时令惟一的消遣之处是甘子明的学校，在那里他能看到甘子明订阅的《晨报》和几种杂志，还能从一架干电池收音机里听四面八方的新闻。甘子明为学校买过一台干电池收音机。乡人对收音机好奇，不断有人来听其中的故事。遇到收音机嘎嘎乱叫听不准时，就有乡人说，这是消息们正在路上走着呢。时令就对乡人说，这叫干扰。
还是同艾拦住了他，说：“让他叔摘了就是了。”
35
向喜还是气冲冲地要摘，这时楼下有人喊“饸饹来了”，向喜这才止住怒，和家人一起下楼去吃饸饹。
向武备觉得小治说得有道理，就跟着小治蹅出道沟往西走，小治家的花地在村西。
向家人坐上饭桌，才又恢复了久别重逢的欢乐，向喜端起饸饹碗，也觉着刚才立逼着向桂摘相片有点过分。他就故意找些轻松的话题，说一些饸饹不同寻常的滋味，说一些吃饸饹的典故。他看看紧挨在身边的取灯，说她晒黑了，可也壮实了。他对取灯旁边的有备说，这小孙子又长高了，问他能吃几碗饸饹。有备说：“两碗。”向喜就说，他像有备那么大的时候，吃不起饸饹，赶庙时就站在饸饹棚外边闻味儿。其实饸饹本身没什么味儿，味儿是羊汤和香菜味儿。他还说兆州人管香菜叫芫荽，别的地方都不这么叫。于是饭桌上的气氛渐渐活跃起来。向桂又“大胆”地埋怨起向喜，说这叫一顿什么饭，他半真半假地说向喜纯粹是给他难堪，去义春楼又不费什么事，眼下义春楼就跟向家的一样。
向武备在笨花村南向家南岗的地里，遇见的第一个人是打兔子的西贝小治。这时节正是打兔子的好季节，“跑儿”和“卧儿”在漫地里都是一目了然。小治的眼睛最能看远，他看见道沟沿上有个青年正往村里走，他一眼就认出这青年是邻居向武备。他止住正在瞄准的枪，大踏步地去迎向武备。小治去迎向武备是为了提醒他，让他小心回家。他快步走到向武备跟前，挡住向武备的去路告诉他说，这些天不断有军警来笨花找他。小治嘱咐向武备说：“千万不要这么大模大样地进村。这么着，俺家花地里那个窝棚还没有拆，你先钻进去躲躲，等到天黑你再回村。一会儿我先到恁家去说一声。”
向喜打住向桂的话，他想，他应该向全家宣布他的计划了，这计划就是他的归宿。他把筷子往碗上一搭，面对着全家人说：“我也总算到家了，饸饹也吃了，现在我要向全家说说我的事，就是我的归宿。”
兆州境内有两条河，过了沙河才是孝河。过了孝河再走三里便是笨花了。过孝河不需蹚水，孝河常年干枯着。过孝河时向武备的湿裤子已经干透。他走过干河床，再次把自己认真整理一番，装出一副不饥也不渴的样子。然后他又把抡搭在肩上的小包袱包整齐，这才信马由缰地沿正道向笨花走去。
向桂一听向喜要说归宿，赶紧截住哥哥的话说：“明摆着的，叶落归根呗，从哪方面说，哥哥也该回来了。以后，和我嫂就住这儿。以前我知道家里都埋怨我盖楼的事，我盖楼是给谁盖的？给我向桂呀？你们猜错了，我是盖给我哥哥嫂子的。哥哥回来了，哥哥应该顺理成章地住绣楼，我应该顺理成章地回裕逢厚的小跨院。今天，除了文成他聋婶子不在，我当着全家，也当着我的哥哥，当着你们的爹和爷爷，向全家做个声明：把绣楼正式还给我的哥哥嫂子。往后，笨花那边呢，哥哥在城里住得腻烦了，只是回去看看而已。”向桂说完看看向喜，向喜不说话。他又看向文成，向文成心里说，我叔叔一说话，准错。
在冀南的日子里，鞋袜里整天灌着沙土的向武备，还从游击队被抽调去做过群众工作，也许是因为他那小知识分子气质，也许是组织发现了他那次的谈判才能。他单身一人，按照上级规定的联络点，走乡串户去发动群众，建立乡村苏维埃和地方武装。乡村苏维埃和地方武装，这些火辣辣的名字吸引着向武备，也吸引着穷苦百姓。他每到一处，群众都以急不可待的眼光跟他要组织、要人、要枪。说财主欺压了他们几辈子，现在向武备来了，终于看见了天日，一时间向武备竟成了他们的大救星。但当向武备对他们说，苏维埃要靠自己建，武装要他们自己组织，枪要他们自己发现拿来时，许多人立时就显出了失望。向武备就把他自己编写自己印刷的油印小报给他们看，他们说，小报又不是枪，揣着小报又不能分地主的粮食。是啊，群众最关心的还是靠武力行动去分得地主的粮食。有几个急了眼的村子真的以苏维埃的名义，在没有枪支，只有棍棒的情况下去抢夺地主的粮食了，结果遭到事先埋伏下的军警的暗算。而土匪又趁机和地主相互勾结，连苏维埃领导的分粮运动也遭到彻底失败。巨鹿县有几名农民领袖被砍了头，人头被挂在县城城墙上，其中有一颗人头便是邢台四师演《抗争》的主演。这件事给了向武备很大震动，当急不可待的群众再去找向武备要办法时，他只好说这要等上级的指示了。上级在哪里？向武备按照从前的联络线索去找，走了一个联络点又一个联络点，他的那些联络人不是“出门”就是被捕。有一次他竟然一头撞在了军警窝子里，因为这个过去的联络点此刻正被军警包围。他急中生智好不容易跑出包围圈，按照秘密工作的规则到苏家营那第一个联络点去等联络人。可一连几天没有人来和他接头。还是按照秘密工作的规则，他知道不能再等下去。那位房东也告诉他说，你的口音不对，军警来了一听你就不是本地人。房东让他赶快离开。沮丧之极的向武备不得不离开这最后一个联络点，又返回他的母校探风声。他又步行一夜来到邢台，在校外碰见一个正要出门赶路的同学。同学告诉他，学校正被包围着，不少同学已被捕，整个冀南已经陷入白色恐怖中，同学还说，在被通缉者的名单里，每回都有向武备的名字。向武备问他到哪里去，同学说他主意已定，面对整个冀南的白色恐怖，他只有一条路：远行去西北。目前抗日救国已经压倒了一切，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比较，民族矛盾已经上升到第一位。这同学还问向武备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去，他作结论说，冀南以盐民为中心的起义斗争[2]本身就是个错误。向武备听着这位同学的诉说，心想，冀南斗争的对与错，他还无力作出结论。现在他最应该做的，是赶紧决定自己的去向。于是他在几分钟之内就做出决定：他要和这位同学一道去西北。他和同学约好见面地点和时间，定好回趟笨花和家人告别后就去找他。一切都来不及再细说，向武备辞别了同学，也永远辞别了母校。
“桂错了，”向喜说，“今天我为什么叫全家都来，就是为了听我的一个宣布。文成，刚才你叔叔说的不算数，我说的话才算数。我问你，咱家那个利农粪厂还在吧？”
当风终于把向武备的长裤短裤吹得半干时，他便迫不及待地穿起衣裤继续朝着正北走，正北就是笨花了。过了沙河，耕过的土地也变了性质，沙土变成了黄土，黄土才是他最熟悉的。两个月来他脚下净是不熟悉的沙土，沙土时常灌在鞋里袜子里。
“在。”向文成说。
向武备来到沙河边，遥望着河对岸，河那边二十里便是笨花了。他在河边看准一个水浅的河段，先将棉袍撩起，把大襟掖在腰间，再脱掉鞋袜，把裤腿用力往上卷，直卷到大腿。他走下河坡，缓慢地在河里试探着前进。但河水还是浸过了裤腿，险些齐到腰间。他终于蹚了过去，到达属于兆州的一厢。在一块掐过穗的高粱地里，他开始整理自己：先把斜背在身上的一个小包袱解下来，脱掉被河水浸湿大襟的棉袍，脱掉全湿的裤子。这时向武备的打扮与当地百姓没什么两样。人们只有稍加注意，才能发现他与当地百姓的区别：他穿的是前面有开口、腰间有裤袢的制服裤。在游击队时，他的同伴常研究他这条裤子，有人说这裤子比抿腰裤子方便，也有人说，这裤子的裤裆太紧，不及抿腰裤宽松。大家称这裤子为知识分子裤。大家也常因为这条知识分子裤，仍然把他叫做知识分子。向武备几次想换掉它，一直没有机会——游击队是不发衣裳的。裤子换不掉，他就一直任人评说。现在他这条知识分子裤全湿了，他脱下它，使劲拧干浸在裤子上的沙河水，接着他又把短裤也脱掉拧干。他这短裤也是有别于其他战友的，每当晚上他和战友们挨着睡觉时，因为他穿着短裤睡，别人不穿，弄得他反倒有几分不自在。向武备拧着长裤短裤，回想着往事，他把他的湿衣裳们搭在地里的干秫秸堆上，自己干脆光着下身任风吹打。初冬的风由东南转成西北，风刮起黄土和碎柴火，很冷。向武备不得不用他的长袍又把下身包裹起来，团坐在一个畦背上。他想，他现在这个样子，活像个逃难的，和跟土匪谈判时的向武备真是判若两人了。
“在，我就放心了。”向喜说，“眼下有几个伙计？”
向武备在花生地里嚼着花生，又蹅过几块空地，走过几片荒草坡，眼前出现了一条沙河。向武备认识这条河，知道这条河叫槐河，俗称沙河。这是冀南和兆州的交界，从前他坐火车或去邢台，或回笨花，无数次路过这沙河。火车驶过一个不长的铁路桥，桥下就是清澈见底的沙河水。乡里人过河蹚水走，牲口大车过河在河里摇晃着走。赶车人惟恐大车误在流沙中，他们紧摇着鞭子驱赶着牲口。赶车人的吆喝声从河床里升起来，传进火车里。向武备知道这条河水不深，河中心水才齐腰深。
“有四个工友，一个账房。老经理告辞以后还没有经理。”向文成说。
那次的谈判，向武备成了赢家。他万没想到这“赢”来得这么快。回队后他得到了李队长的表扬，李队长说自己没看错人。向武备也为这次谈判做了总结。他想，面对真的土匪，他毕竟没有显出恐惧，当时心里那一阵阵的乱跳只有他自己知道。不过有一点他觉得还是应该自我检讨，那就是他不该同土匪讲“交情”。虽然李队长没有听见他说“交情”两个字，但似这等不三不四的语病，日后他定要克服。指导员说话是要讲原则的，即使面对的是土匪，语言也代表着红军。李队长再说他是学生，他也不再是学生了。至于“货郎”说的小知识分子，他想那毕竟是个潜移默化的意识问题吧。
“我去，我去当经理。”向喜说，“大家都记住，我去粪厂可不是为躲日本人的权宜之计，粪厂就是我的归宿。我也用不着隐姓埋名，可我的活动也就仅限于粪厂。这几年我寻思来寻思去，离老百姓最近的还是大粪。过去咱常说人家大粪牛就喜欢粪，人家大粪牛自有道理。现在我就是要去粪厂，当经理，侍弄大粪。这就是我向全家的宣布。”向喜的宣布让全家人一片愕然。但他们都已感觉到，向喜去粪厂是主意已定的。
向武备去了，在联络点上他坐着炕沿等绿林。他想，绿林一定是些奓着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不一会儿，几个绿林一齐拥了进来，但他们没有络腮胡子，只有一副副当地农民模样的冷峻面孔，这使向武备忽然觉得，这种普通面孔原来比那种络腮胡子更吓人。几个人进门后，为首的两个从腰里抽出驳壳枪，把枪往炕桌上一扔，下马威似的对向武备说：“来了个学生娃子呀！”向武备立即回答说：“你说错了，我不是学生，我是游击队代表，我代表的是广大贫苦百姓。”向武备一面说，一面拿眼睛盯着土匪扔在炕桌上的驳壳枪。土匪发现向武备在看枪，就说：“怎么，怕枪吗？”说着拿起驳壳枪，让枪在手里翻了个跟头，接着竟退出了枪里的子弹，并把子弹啪啪扔在桌上，意思是让向武备放下心来。面对少了子弹的两支空枪，向武备仍然有几分紧张：子弹能退出来，就还能顶上。他竭力控制着紧张的心情，还是想着自己应该说的话，他说：“枪倒不怕，因为谈判根本用不着这东西。”土匪说：“嗬，还真有两下子，不愧是游击队。长话短说，说说你们游击队的主张吧。”向武备说：“很简单，这回你们要让路才是。那个村的事是我们早就策划定下的，更改是不可能的。”土匪说：“那就一块儿干。”向武备说：“不行。斗争对象多得很，为什么非要挤在一条道上不可？以前我们也有‘让路’的时候，你们也应该讲讲交情吧。”向武备把话说得斩钉截铁，还故意带出些江湖气，但心里尚是没底。就在这时，那为首的土匪竟然站起来把桌子一拍说了声“好”，然后他又从桌上拿起枪把子弹压好说：“好，这次我们听你们的，可下一回你们得听我们的。”说完居然还冲向武备作了个揖，又道了声“后会有期”，一个急转身就出了门。让向武备感到惊奇的是，临出门时，有一个土匪还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花生拍在炕桌上，也不说话，追着领头的土匪走了。向武备和助手送完土匪，捏起炕桌上的花生吃着，不觉相视大笑。
下午向家人回笨花，向喜只留下同艾和取灯，他让群山明天再进城接她们。他把取灯单独叫进屋，和她说了文麒、文麟去西北的事，又说了顺容和他之间的不痛快。说完他解开包袱一阵翻找，把一杆钢笔交给取灯说，那是她丢在保定的。这杆钢笔本是向喜送给取灯的，他在军中一直用着它，那时钢笔在中国还不时兴。
向武备对这个谈判任务犯了踌躇，也许是上次的伏击战让他对自己失掉了信心。李队长看出了向武备的心思，给他鼓劲儿说：“现在就看你的了，你是学生，说话有口才；又是指导员，有原则，别人谁也代替不了你。你就大胆去，咱们是红军，他们是绿林。红的对绿的，红的硬绿的就软，你就放心去吧。咱们游击队就是地方红军。”
当晚，取灯睡绣楼的东里间；向桂和小妮儿还睡西里间；向喜和同艾睡客房。向喜和同艾各自躺在各自的床上说了一夜的话。向喜说，不知怎么的，他从离家那天起，好像等的就是这一天。他还对同艾说：“我不是个热烈人。”
向武备知道，这股不让路的土匪是想插手一起分粮斗争。本来针对这个地主的分粮斗争是游击队计划内的事，并早已向当地群众做了布置。现在土匪要插手走在前边，这就打乱了游击队的计划。李队长说：“眼下我们是既不能让他们走在前面，也不能和他们一起干，否则我们也就变成了土匪。这就需要和他们谈判。怎么谈，就你一个人去，还不能带武器，只带一个助手。谈判地点是双方谈定的。”
[1] 洪深（1894—1955）：中国新话剧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作品以直接描写农村阶级斗争见长。
这天李队长突然对向武备说：“有个任务要我们去完成：一股土匪不让路，需要谈判，向指导员，你去吧。”
[2] 冀南盐民斗争：指1935年冀南制盐工人和当地农民的起义斗争。
向武备走出白薯地，又迈进一块花生地。冀南多沙土，适宜种花生。而花生对于笨花人则永远是珍贵的。向武备一路上在漫地里觅食已经觅出些经验，他立刻又发现了遗忘在地里的零落的花生。他一粒一粒地捡起花生来，一会儿竟捡了一大把。他用手搓掉花生皮上的泥土，剥着花生皮贪婪地吃起来。花生对笨花人来说是稀有的零食，酷爱零食的向武备已经好久没吃过花生了。他算了算，上次吃花生是一个月前的事。那次伏击战，指导员向武备当众出了丑，可向武备也有处理问题出色的时候。一天，李队长提议，要向武备只带一名战士去和土匪谈判。当时的冀南地方武装和土匪并存，双方都在争夺地盘，争夺散落在地主手里的枪支，还争夺针对地主的“分粮斗争”。游击队和土匪之间就不断产生些矛盾，遇到矛盾时就要谈判“让路”的事，有时土匪让路，有时游击队也要让路。遇有谈判不下时，双方就有枪战。但游击队和土匪共同的敌人还是军警。
[3] 高蠡暴动：指1932年河北高阳县和蠡县的农民暴动。
在后来的日子里，经过几年战争的洗礼，已经成为真正的领导干部的向武备回忆起那次失败的伏击战，便想到，当时战士们叫我指导员，其实我不过是个学生，哪懂得什么行军作战。可是指挥战斗的那位李队长呢，对那次战斗处理得也十分不内行：战前不作动员，开枪后不冲锋，战斗结束后不查看战场，战后也不总结。不久，冀南一度此起彼伏的游击队活动沉寂下去了，那些苏家营式的小片儿根据地也不复存在。这是否和他们游击队那种无方的指挥有关呢？这成了向武备经常琢磨的一个问题。
[4] 塘沽协定：1933年中国政府与日军签订的旨在承认日本对长城以北地区占领的协定。
学生，到底还是小知识分子啊。
[5] 双十二事变：即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
初冬的寒风凛冽，一整天汤水未进的向武备肚里一阵阵鸣叫。但他的脚步不能停止，歇息和吃饭都可能会使他遇到难以预料的麻烦。仅仅两个月的游击队生活，已经把他改变得不再是那个只幻想着当剧作家、世界语学者的文弱学生，毕竟他懂得了革命警惕，懂得了行军、休息以及一个军人应该有的行为举止。初冬的这一天，说向武备是顺着大路走，不如说他是蹅着漫地走，大路仅仅是个不至于迷失方向的参照。脚下被耕过的土地又暄又软，松软的沙土盖过他的脚面，他走得十分吃力。他走过一块谷茬儿地，又走过一块收了花柴的花地，眼前是一块白薯地。向武备没有种过地，可他家里有地，虽然初冬的田野被耕得一马平川，向武备还是能认出地的属性。走在一块耕过的白薯地里，他不经意踩在一块遗留下的白薯上。他兴奋地蹲下，拾起这块拳头大的白薯，撩起棉袄大襟擦擦，大口吃起来。他吃着，感觉刚才那一阵阵的饥饿被压了下去。这时他想起了“压饥”这个词，这好像是笨花人专有的形容词。小时候，他在笨花的漫地里跑着玩，跑饿了就回家喊娘要吃的。秀芝说：“搬腾一块干粮压压饥去吧！”对了，“搬腾”这个动词也是专门形容小孩子不到吃饭时间吃干粮的举动，搬腾，那实在是个不小的举动。搬腾、压饥，在四师念书的几年里，向武备再也没有听过、说过。在游击队时，当地老百姓也不说压饥，他们说“垫补”。遇到好心的房东，他们就常对向武备和他的战士们说：“饿了就先垫补点吧。”一次游击队在威县，向武备不幸发疟子，在一个大娘家的炕上躺着，也没有药吃。那个慈祥的大娘站在炕下不知所措地直说：“这可怎么是好？要不吃点物件先垫补垫补吧。”可那时的向武备不想“垫补”，他烧得昏头涨脑，还想着晚上要打伏击的事。那晚，他们这支只有二十个人、十几条枪的游击队，得知有一队骑马的军警要路过村口回城，向武备的游击队就决定在村口打敌人一个伏击战。他们提前在村口设下埋伏，大家趴在一道地坎上等战机，战士们拉开枪栓把子弹顶上。指导员向武备也有一条汉阳造马枪，虽然他烧得浑身无力，但也强努着精神拉开枪栓顶上子弹。这是他第一次使枪，第一次参加战斗，打仗的亢奋压过了发疟子的难受。他们这支游击队只有队长有一把驳壳枪，队长姓李。大约吃顿饭的工夫，果然一队骑马的军警从大路上跑过来，马蹄声渐渐近了。李队长首先打响了第一枪，接着十几杆枪一齐向军警的马队射去，向武备也第一次扣动了枪的扳机。但是当他打第二枪时，枪栓却怎么也拉不开了。向武备知道这叫卡壳，忍不住大喊一声：“不好，我的枪卡壳了！”这时一条胳膊向他挥过来，一只大手捂住了他的嘴。他知道这是李队长，并意识到自己违反了作战纪律，不觉一阵羞惭。果然，敌人朝着向武备的方向集中放起枪来，放了一阵枪向远处逃去。一场伏击战也不了了之了，向武备想，一定是他的喊声搅乱了这场伏击战，而他将要受到严厉批评。唉，我这个小知识分子……他暗暗谴责着自己。但是李队长没有责怪他，回到房东家，队长只对他说：“你是个病人，先弄点吃的东西垫补垫补吧。以后要常擦枪……一个学生。”
[6] 孟昭月（1887—1943）：直系。曾任陆军第十混成旅旅长，五省联军时浙军总司令。
现在，只身走在大路上的向武备，已经是冀南游击队指导员任上的向武备，但是更确切地说，他又是卸了任的指导员向武备。每逢想到自己这两个月的指导员生涯，向武备首先想到的还是那个“货郎”。他不愿意用颠沛流离来形容自己在这期间的一切，那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代名词，那是一个自己于自己的大不敬。他也不愿意相信，这就是他所向往、他所敬重的革命队伍的写照。莫非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身上？这时他才又觉得那个“货郎”的话是有几分道理的：“你们这些小知识分子……”
[7] 施从滨（1867—1926）：皖系。曾任陆军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济南镇守使。
这已经是两个月以前的事。
[8] 1935年孙传芳在天津居士林做佛事时，被施从滨之女施剑翘行刺，毙命。
这时的向武备已经是有组织的人，他按照组织的意图，一时不再出头露面，只秘密阅读着组织上发给他的《北方红旗》和《向导》。向武备一边阅读着《北方红旗》和《向导》，也不忘他的世界语，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世界语水平有了提高，他用世界语写诗寄给《庸报》，他写《怒吼吧，长城》，影射和歌颂的是宋哲元的长城抗战。他写《我有一朵茉莉花》，也是一首祭奠喜峰口抗战阵亡烈士的诗。向武备没有想到，这几首诗的发表再一次给他的学校生活惹了麻烦：警方按邮戳查找又找到了邢台，邢台会写诗的自然又在四师，而四师懂世界语的人都在那个“Esperanto”小组里。结合那次演《抗争》的事件，警方把目标锁定在向武备身上。省里也注意起邢台四师的向武备，一道公事下到邢台，另一道公事下到兆州，警方要缉拿向武备。一天，有个卖文具的“货郎”来到邢台四师，悄悄把向武备叫到僻静处，没有寒暄，不说缘由，只让他必须连夜离开学校，到离邢台五十里的苏家营村去找一个叫苏老顺的人报到。向武备问货郎，他这次去的目的是什么，那货郎突然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就是爱问这问那，我只能告诉你，革命就是服从组织。”货郎的话很是让武备意外，但他还是辞别了学校，连夜向东急行五十里，天亮时赶到了那个叫苏家营的村子，找到了苏老顺。原来苏老顺并不老，是个五大三粗的青年，并自称是代表组织接向武备的。苏老顺接了向武备，立刻马不停蹄地领他转移，然后又是转移。一连转移几天，向武备就成了冀南特区游击队的指导员。就在向武备不停地转移的同时，邢台警方包围了邢台四师，抓捕向武备扑了空。
[9] 吴赞周（1885—1949）：原直系军人，后为日伪河北省省长。
向武备在邢台第四师范念书时只有两个愿望：一是当一名作家，确切地说是当一名剧作家；二是当一名世界语（Esperanto）学者。为此在学校里他有一个“春光剧社”，还有一个世界语小组。为了当一名剧作家，他读了外国的莎士比亚、易卜生，又读了中国的曹禺、夏衍和洪深[1]。但向武备崇拜的不是曹禺，不是夏衍，而是洪深。他效仿着洪深的剧本《五奎桥》，又汇集和运用了北方农村的素材，写了一部叫《抗争》的剧本。这剧本写的是“九一八”之后乡村农民和地主斗争的新故事。这年“双十节”时，《抗争》在学校演出，引起轰动。这时的学生们正需要这种富于激情的故事和血气方刚的人物来激励他们的斗志。这出《抗争》的演出，也引起了邢台警方的注意。警方把校长孟福堂传到警署说，最近邢台连续出事，事都出在四师。学生们反对旧式考试闹罢考，学生们对学校伙食不满组织伙食团闹罢食，都是你们学校内部的事，波及不到社会。可是你们演《抗争》是惊动了社会的。这等于给目前的局势火上浇油。不说别的，一出戏里光激进口号就有十几处之多，仅此一点警方就不能容忍……警方要求学校追查剧本的作者，并令校方把剧本封存上交。孟校长是倾向学生的，他敷衍警方说，那剧本只是口传，你一句我一句凑起来的，并没有正经作者。他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警方最终也没能从孟校长嘴里追查出剧本作者是向武备，但是孟校长也因袒护激进学生的罪名而遭免职，接替他的是一位留学日本的孙姓校长。孙校长名叫孙荫南，他一上任就推行起蒋总裁的新生活运动。他想以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来占领学生的课余时间，使学生不再有旺盛的精力去参加别的进步活动。于是那个盾牌式新生活运动的标记，以及“礼义廉耻”的标语顷刻间便写满、画满四师的校园。孙校长还将学校的周会变成精神训话会，训话时他亲自出马，讲些“攘外必先安内”的话。这正是“九一八”之后，国人同仇敌忾的时候，孙校长说：“要讲安内，以鄙人的看法，必先管理好咱们四师内部的事。”学生们听着这位孙校长的话，在下边偷着议论说：法西斯来了，法西斯来了！但“法西斯”还是暂时将四师学生们轰轰烈烈的事业镇压了下去。组织上要求同学们先静观局势的发展，不要轻举妄动。
[10] 即1937年日本挑起的卢沟桥事变。
向武备回家要走路，因为他不再是四师的学生，两个月前他成了一名冀南特区的游击队员，一名政治工作者。对于向武备来说，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投笔从戎。
[11] 刘峙（1892—1971）：时为中国军队第二集团军司令，守保定。
向武备从邢台四师回笨花，一百多里走了两天。过去向武备上学来回都坐火车，现在他必须走路。
[12] 坂垣征四郎（1885—1948）：日军侵占河北重要将领之一，时为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师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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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商震（1888—1978）：时为三十二军军长，守平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