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经过昆尼咖啡馆，所有的灯光都已熄灭。开过“地中海宫殿”时，我们看到它的拱廊已被施工栅栏围住。这幢有着巨大假窗、遮帘下垂的大厦看来就要被拆除了。
“我情愿让你开车，”尼尔说，“我觉得累极了，要是我开车也许会撞到路边上去。”
“你们住在一套公寓里吗？”尼尔太太问我们。
我为她毫不迟疑的口气吃了一惊。她拽着我的手臂，好像要不顾我的反对把我拉进尼尔夫妇的汽车。我们两人都坐在后排座上，尼尔的太太开车。
“不，我们暂时住旅馆。”
“好吧。”希尔薇娅说。
在克隆斯达德街口遇上红灯，她借此机会转过身来和我们说话。她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松枝的香气，我在猜想这香气来自她的皮肤还是她的大衣。
“我们顺路，”他太太说，“送送你们吧，要是你们愿意的话……”
“我们住一幢别墅，”尼尔说，“非常荣幸以后请你们来做客。”
“在岗白塔大街那一带。”
疲劳使他的声音显得沉闷，同时也加重了他本来并不明显的外国口音。
“你们住在哪个区？”尼尔问。
“你们会在尼斯待很久吗？”尼尔太太问。
我对他们说用不着麻烦了。我怕无法摆脱他们。我想到那些喝醉了的酒鬼，他们缠住你不放，拖你到每一个酒吧，每次都说喝最后一杯，而最后常常会变得凶暴起来。可是，在酒鬼和尼尔夫妇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是那样高雅，那样温和……
“是的，我们来度假。”我说。
“要不要送你们一程？”他太太问。
“你们住在巴黎吗？”尼尔又问。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希尔薇娅。这个，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们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刚才在咖啡馆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显得特别好奇。我渐渐地感到不安。我想给希尔薇娅一个暗示：在下一个红灯那儿下车。可要是车门锁住了怎么办？
“非常高兴认识你们，”尼尔对我们说，“可是真奇怪，我觉得我们似乎早就认识了……”
“我们住在巴黎郊区。”希尔薇娅说。
他们的汽车停在英格兰人大道上稍远的地方，正好在那家伊朗银行门前。布满尘土的玻璃橱窗说明它已经关闭很久了。
她镇静的声音驱散了我的不安。因为下雨，尼尔太太开动了雨刷。雨刷有节奏的动作终于使我完全安心了。
他的太太搀住他的手臂，我们跟着他俩走出门去。
“是不是拉科盖克一带？”尼尔问，“我们，我和我的太太，曾经在那儿住过。”
“该回去了。我都站不住了。”
“不，不是那儿，”希尔薇娅说，“我们在巴黎东边，马纳河岸旁边。”
尼尔站了起来。在微弱的光线中，疲劳更清晰地印在他的脸上。
她挑战似地说出这句话，说完对我笑笑，将一只手塞到我的手中。
我准备付我们的账，但尼尔的太太已经从手提袋中拿出一沓钱，漫不经心地抽出一张放在桌子上。
“那一带我一点也不熟。”
“真愚蠢……我没有法国钞票。”
“是个有特殊魅力的地方。”我说。
他在皮夹克的口袋里掏了一阵。
“具体是什么地方呢？”尼尔又问。
“要是我没理解错的话，这是在赶我们走呢。”尼尔说。
“拉瓦莱那，圣希拉尔。”希尔薇娅用响亮的声音说。
随着开关的咔嚓一响，咖啡厅的灯光骤然熄灭，只剩下餐厅射来的微弱光线包围着我们。
是的，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最自然的方式回答问题呢？为什么我们要撒谎呢？
希尔薇娅和我交换了一个眼光。我们不知道是否应该告辞，还是继续和他们待在一起。他们是不是有意进一步和我们交往呢？
“可是我们不想再回那儿去了，”我又说，“我们要留在蓝色海岸。”
“现在我觉得好一些了。嗨，回到地面上真是愉快呀，我可真受不了飞机……”
“你们做得对。”尼尔说。
他吞下第三杯咖啡。
我轻松了。已经那么长时间没和任何人讲话了，以致希尔薇娅和我在这个城市像关在鸟笼里一样团团转。噢不，我们不是鼠疫患者，我们可以和别人谈话，而且可以结交新朋友。
“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打电话辞掉就是了。”
车子驶进了加发来利街，我将圣安娜公寓的大门指给尼尔太太看。
“我想我没精力去你的朋友那儿了。”尼尔对他太太说。
“这不是旅馆呀。”尼尔说。
她也一样，给人一种心不在焉的感觉。是不是因为一口气吞下的马提尼酒？要不就是出于英国人喜欢遐想和自我为中心的性格？无形的蜘蛛网的画面又一次钻进我的脑袋。我和希尔薇娅张开蜘蛛网，他们闯进来时却未遭到任何阻挡。我努力回想他们是怎么闯进咖啡馆里来的。当时他们脸上不是有点茫然不知所措的神色，而且脚下踉踉跄跄的吗？
“不是，是带家具的寄宿公寓。”
“我常常要去美国旅行。”他解释说。
我马上为这句话后悔了，这也许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他们或许对住寄宿公寓的人有成见吧。
有那么一会儿，他们好像已经忘了我们的存在，但过了一刻，却又带着热情亲切和我们讲话。这种漫不经心和快乐在他身上的混合也许可以用极度疲劳和时差来解释：昨天他还在美国呢，他告诉我们。他太太今晚刚把他从机场接回来。她本来正打算和朋友一起出门，却接到他从机场打来的电话，所以现在还穿着赴晚宴的裙子和毛皮大衣。
“还算舒适吗？”尼尔问。
“而我也不是地道的美国人，”尼尔又说，“我在尼斯住了很久了。”
不，看起来他对这种住处毫无成见，而对我们还有几分好感。
“我是在蓝色海岸长大的，”她纠正他的话，“所以并不完全是英国人。”
“不过是临时的，”希尔薇娅说，“我们希望找到别的住处。”
“我是美国人，”尼尔回答，“我太太是英国人。”
汽车在公寓门前停住，尼尔太太关掉发动机。
“你们是英国人？”
“我们大概可以帮你们找到别的住处，”尼尔用漫不经心的声调说，“对不对，芭芭拉？”
他们俩都穿着一件外国式样的风雨衣。我终于开口问道：
“当然，”尼尔太太说，“我们应该再见面。”
侍者端来了饮料，尼尔建议我们和他一起喝一杯。于是希尔薇娅和我坐到了他们的桌子旁边。在此用“相遇”这个字眼和“事件”同样不合适。我们并没有遇见尼尔夫妇，是他们自己钻进我们的网子。即使那天晚上尼尔夫妇不出现，那么第二天，或者第三天，也会有别的人出现。几天以来，我和希尔薇娅老是待在这些人们经过的地方：旅馆接待厅、酒吧间，要不就是海滨大道上的那些咖啡馆……现在看来，我觉得我们自己织成了一张巨大无形的蜘蛛网，等着有人钻进来。
“我给你们留下我的地址，”尼尔说，“你们可以随时打电话。”
“对你们口味吗，这支曲子？”他问我们。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夹，又从钱夹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尼尔站起来，进了大厅，向钢琴师走去。他的太太仍然向我们微笑。当尼尔回来时，我们听到了“夜间生人”的曲调。
“再见，希望很快再见到你们……”
“他不能换个曲子吗？这调子让我头痛……”
尼尔太太向我们转过身来：
“在尼斯，下雨天可真没意思。”
“认识你们实在很高兴……”
“是的。你们来这儿度假吗？”
她是真心真意吗？还是不过出于礼貌？
“你们呢？”
他们两人都静静地看着我们，以同样的姿势，两张脸挨在一起。
“你们住在尼斯？”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希尔薇娅也和我一样。我相信，要是我们待在车里不动，他们也会觉得很自然，什么对他们都无所谓。他们会接受我们提出的任何建议。应该由我们首先作出表示。我打开车门。
她在他身边吸着烟，静静地。她对我们微笑。尼尔和我们开始交谈：
“再见，”我说，“谢谢你们送我们回来。”
“这气氛可真不怎么样啊！”尼尔发表议论道。
打开栅栏门以前，我再一次向他们转过身去，同时看一眼汽车的注册号码。“CD”两个字母使我心头一跳。它的意思是“外交使团”。但是在一刹那间，我把它和警察局弄混了。我以为我和希尔薇娅上了当。
一个侍者迈着懒洋洋的步子走向他们的桌子，我记得尼尔要了一杯双份咖啡，这更使我相信他很久没睡觉了。在大厅深处，钢琴师反复敲着几个琴键，大概是在检查他的琴调子准不准。还没有一个人来吃晚饭。在大厅里，侍者们等待着，一动不动。而这个钢琴的调子也是一成不变。外面，海滨大道上飘着雨。
“这是朋友借给我们的车。”尼尔带着好玩的声调说。
“怎么，我们连喝一杯都不行了？”尼尔微笑着说，“没人招呼我们啦？”
他从打开的车窗里探出头来，向我微笑。他一定注意到我看见汽车号码时的吃惊神色。我想推开栅栏门，可是，它竟纹丝不动。我将门把拧了又拧，又用肩膀一撞，终于，大门一下子开了。
一切都是以最平常、最自然的方式发生的。似乎是过了一会儿，尼尔先过来向我借火。在街座上除了他们和我们没有别人，他们明白快要关门了。
关上身后的栅栏门，我和希尔薇娅都禁不住又向他们望去最后一眼。他们仍并排坐在车里，像化石一般地一动不动。
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张桌子旁边，他们并排坐着，面对着我们。他的神色是漫不经心的，穿着黄鹿皮夹克，脸上苍白消瘦，好像刚做了一次长途旅行或者四十八小时没睡觉一样。而她则正相反，十分讲究：她的发型和化妆使人觉得她是出门参加晚会的。她穿着一件毛皮大衣，大概是貂皮的。
又闻见房间里潮湿发霉的味道。往常，过了空虚无聊的一天回来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那么孤独，以至于潮湿和霉气好像都渗入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相互拥抱着，躺在弹簧和铜架都咯咯作响的床上，渐渐深信自己的皮肤都被这种味道浸透了。我们曾买来新床单，还用熏衣草熏过，可是那股味始终没有离开我们。
这天傍晚，我们待的时间比以往要长。顾客渐渐地都离开了，只剩下我们和钢琴家。这是第一批吃晚餐的人到来之前的片刻清静。侍者们已经摆好了铺着餐厅专用纸的餐桌。而我们，我们不知道怎样消磨这个晚上。回到圣安娜公寓？去看福罗木的晚场电影？还是就这样等待下去？
可是这天晚上，一切都不同了。自从到尼斯以来，我们第一次冲破了使我们与世隔绝濒于窒息的魔圈。这个房间在我们眼中忽然成了暂栖之所。我们甚至不再需要打开窗子通风，也不需要裹在熏衣草熏过的被单里。那股味道被我们赶得远远的，近前不得。
晚上六点钟光景，我们坐在昆尼咖啡馆四面玻璃的大厅里。路灯褐色的光亮跳跃着。已经是夜晚了。我们等待着，但并不明白在等待什么。我们和那些年复一年地在这些街座上等待的成千上万的人一样：那是一些逃到自由世界的避难者、流放者，有英国人、俄国人及“地中海宫殿”里摆赌做庄的科西嘉人。有的人四十多年就没动地方，日复一日地在旁边的桌子上以神经质的动作喝茶。还有那个钢琴家，从什么时候起，他每天晚上从五点到八点坐在大厅深处的位置上弹他的乐谱？我曾好奇地问过他。“一直就是这样。”他告诉我。模糊的回答。好像因为知道得太多而故意掩盖危险的秘密似的。看来，他是个像我和希尔薇娅这类的人。每次他看见我们进来，都做出一个会意的表示：友好地点点头，或者用力弹出几个和弦。
我把额头贴在玻璃窗上，做个手势叫希尔薇娅到我身边来。在花园栅栏的后边，尼尔夫妇的汽车还停在那里，发动机仍然熄灭着。他们在说什么呢？在等什么呢？这辆灰色的、静止不动的汽车是否代表着潜在的危险呢？还是看看今后事态如何发展吧！反正，什么也比像以前那样颓丧消沉强得多。
我已经记不清遇见尼尔夫妇是维尔库来尼斯之前还是之后的事了。我极力搜寻记忆，想理出一些头绪，然而无济于事。我怎么也无法分清这两个事件。再说，也算不上什么事件，根本算不上。“事件”这个字眼不合适，它应该指突然的惊人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切都是平静地，以几乎令人觉察不到的方式发生。就像地毯慢慢地织成，或者像大道上的人群从我们面前缓缓流过一样。
发动机响起来了。又过了很长时间，汽车才开动，然后在加发来利和莎士比亚大街拐角那儿消失了。
我的脑子里一切都混淆模糊起来。往日的一幅幅画面在一片稀薄透明的糨糊中乱绞在一起，又渐渐分开，膨胀，变成彩虹色气球的形状，似乎处于破裂的边缘。我一下子惊醒了，心跳不止。周围的寂静更增加了我的不安。通过麦克风传进房间的“远方”协会报告人的声音已经没有了。刚才，这个单调的声音和后来放映的纪录片音乐——很可能是关于太平洋的电影，因为有夏威夷吉他的呻吟——给我催眠，于是我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