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他这机敏劲！既表达意见又不伤感情。可见在创作上施展才情的机会如果更多些，他为人们留下的佳作更多！
端木还曾经喜欢过临帖写字和种花养草。种花成绩不佳。养了一棵河柳，不死不活。种的兰草，也没见开花。临帖却大有成绩。文联开会曾请他为会场写过篆字楹联。但写字也给他添过麻烦。有位朋友初学国画，却自视过高，以专家自居，听不得批评。有天画了幅写意“红牡丹”。坚请端木为之题词。端木碍于情面，不好拒绝。思忖再三，题了数行。大意是“人说洛阳有白牡丹，色如何纯洁，形怎样完美，堪称盖世绝伦”。完全是夸好。我看到后问端木：“这是您题的？”他说：“人家要我题字，我怎好拿架子？”我犹疑着说：“这画有这么好吗？”端木笑着说：“你没看明白，我夸的洛阳白牡丹。他这画的是红牡丹……”
那几年，端木文采也曾有两次闪光。批判“红楼梦研究”引起的热潮中，他在文联内部作过个“红楼梦札记”的学术报告。大家公认“真有学问”，“真下工夫”、“真有见解”！另一次是1956年秋至1957年反右前，他连续发了《马戏》、《山核桃》等几篇随笔，看得我目瞪口呆，至今连篇名都没忘。我相信那是解放之后，拨乱反正之前，最见端木本事的作品。才华，灵气绝不在“科尔沁旗草原”时期之下。且有上升之势。
端木和赵树理是我们宿舍藏书最多的两人。他俩希望我把小说写好，都主动借书给我。树理拿给我的是“七杀碑”；端木则借给我了“宋人话本七种”。一位劝我“参考其写法”。一位叫我“领会其神韵”。两位的忠告我都听了，对我的写作风格都起了作用。我还随他两人逛过街。端木爱去琉璃厂，树理去钻和平门破烂市。端木买小瓶小罐，寿山石、山核；树理则买生锈的钢笔架，日本三弦琴。端木没事拿着放大镜看他的小古董，赏心悦目；树理闲来弹日本弦子，有板有眼。这增加了我的文化情趣，为后来写“烟壶”种下了远因。
也就是在发表这两篇作品之后，北京文联开展了“大鸣大放”。热心人出了张墙报起名叫“仙人掌”。要发挥端木书法特长，请他题写报头。端木当然答应。答应后却沉吟起来。小声说：“仙人掌，浑身是刺，这有点犯忌吧。”抬头见我在旁边，就问：“小邓，有一种开花挺漂亮的仙人掌科植物，叫什么？”我说：“你说的是不是令箭荷？”“令箭荷？对，就是令箭荷！”他爽朗一笑，铺纸润墨，提笔写下了七个大字“仙人掌上玉芙蓉”！自己端详着说：“不光有刺，也有花，好！”
写作停顿，端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与热爱，只能从读书和生活情趣上看到了。
结果也没好到哪儿去，编辑和投稿者大都摊上事了。端木擦边儿，虽没有戴帽，从此却步履维艰。谈不上写什么作品了。
那以后端木没再因为发表作品惹麻烦。但从胡风事件起，直到“文化大革命”，过去的人与事，文坛旧案，士群传闻之类仍使他没得到几天安宁。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忙于狗咬狗无暇旁顾时，我溜回京探亲。悄悄到北京文联，想看望一下故旧。刚进楼门就看到一个老年人，旧毛衣外套件破棉背心，一手拿笤帚，一手端簸箕，低眉塌眼，弯腰驼背在大字报缝中扫地。我走近时他一抬头，我俩都愣住了。他骨瘦如柴，面色死灰，乱发夹有白丝，额头带有伤痕。眼神先是意外，随后惶恐，再后悲凄。“端木”两字我还没出口，他吸口凉气，做出不认识状，扭转身低下头继续扫地去了。不一会有只猫从大字报后蹿出来到他面前，他不高不低地冲那猫说：“别显魂了，快走吧！别人躲还躲不及，你上这，你找麻烦！”说完头也不回，匆匆端着簸箕走到楼后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默默离开了北京文联，这个引我走上文学之路，又使我落进苦难深谷的所在！
入党后端木自律颇严。他没想好新的写作路数，暂停写他擅长的小说，散文。但并没停笔。他配合宣传婚姻法把赵树理小说改编成评剧《罗汉钱》，为“反对武装日本”与人合编京剧“戚继光斩子”。《罗汉钱》发表了但没演出，“戚”剧演出后效果平平。他都处之泰然，他思想有准备：只要完成政治任务，不计较个人得失。我无能力评判这样做对文学运动的利弊，但确信他是出于政治责任感才这般行事。
千幸万幸我们熬到了邓小平同志举起帅旗的年代。赶上拨乱反正，幸逢改革开放。我们等到了第二个春天！端木不仅宝刀不老，而且创作上进入了第二个青春期。当我拿到《曹雪芹》第一卷时，我为端木，也为我们一群朋友感到幸运和安慰！
此事过后，他到大红门、鹿圈一带参加农村改革，深入生活，加强改造去了。在下边时不断写信来，把工作感受与思想变化向党组织汇报。这哪像刚从外边回来的专家？解放区来的干部也未必都能做到。同志们很赞佩。不久之后，他成为新回来的人中最早入党的一位，反而没人感到意外了。
当我为端木晚年的成就而庆幸时，不会忘记这也有另一个人的心血辛劳，为此我借此机会向耀群大姐道一个谢字。你以自己的整个生命，默默地支撑着端木的拼搏，从而才使他的理想实现，把你们共同的心血化作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
我觉得他够慎重的。但慎重的人也有大意的时候。过了不久，报上批判电影“武训传”他不甘寂寞，热心写了篇文章。发表后却被认为“明批暗保”。文联开座谈会他检讨过失。文章内容我已忘记，但他作检讨时样子忘不了。据说是头一次当众检讨，他声音压得很低，充满自责却说不清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有人问他：“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什么？”他瞠目结舌，摊开两手像回答别人又像是责问自己：“除了想做点工作，还能有别的动机吗？真不可解！真不可解！”但他只是困惑，自责，并没有反感和气恼。我第一次发现名人也有不知所措的时候。
端木一生逆境比顺境多，但对新时期以来难逢的机遇悟得早，把得牢，在贤内助支持下，短短数年完成了本需大半生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为我辈做了光辉示范。
新中国成立之初，端木刚从香港回到北京，还没安排工作就参加“北京市大众文艺创研会”的活动，我在会上和他相识。北京市文联成立，端木任创作部长，我是他的“部下”。我俩同时入党，又并排站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台下举手宣誓。近半个世纪里，不论顺境和逆境，都没断了联系，这该算作缘分！多年来他都以老大哥的身份待我，其实不论按自然年龄还是按文学辈分，我都应尊他为长辈。我在文工团唱过《嘉陵江上》，初学写作就读他的小说。想象中他是个才华出众，倜傥不群的样子。所以那天看到一个30多岁，谦恭平常的人随老舍、赵树理走进“创研会”客厅，压根没想到是端木！这三人打扮各不相同：老舍西装笔挺，头戴礼帽，手持司提克，标准的英国绅士；赵树理穿粗呢制服，脚蹬家做千层底布鞋，典型才进城的“科以上干部”。端木身穿又肥又大，新买乍做的干部服；脚上却蹬着质高色亮，尖头刻花港式皮鞋。不洋不土又洋又土。赵树理一说他的名字，大家惊叫着站起来欢迎，他有点手足无措。开会时他还有点拘束，坐在一边点头，捡笑，却不发言。有人请他发言，他说：“刚回来，听什么都新鲜，很兴奋。先听吧，熟悉了才有话说。”
只要中国有文学，小说有读者，端木蕻良这名字是不会被忘却的！
我该早想到这做法，这才符合他的秉性。只得呈心香一缕，送别故人。
安息吧，兄长！
端木同志谢世，我等候讣告，准备告别，始终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他留得有话：不举行仪式，不通知亲友。耀群同志忠实于他的嘱托，悄悄把后事办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