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完稿跟刚相识的《新民报》一位记者闲谈，猛抬头忽看见从外边大步走来一位军人，顿时吓得我把说了一半的话停住，下半忘了要说什么。
听到出发口令，我就带着一脸高兴走上街头。游行前记者们都划定地段，分配了采访任务。重大新闻轮不到我写，我的任务是写游行花絮，而且只限定写从新华日报社到“国民大会堂”这一小节路上的情况。我观察了些什么，如今已完全忘记。只记得队伍过去后我就到新华日报楼里去写稿发稿。大会规定，所有记者采访完都到那里去写稿。随到随写，随写随发，新华日报为此专腾出一间大厅来供记者们自由使用。来人中既有军队记者也有地方记者，有官方记者也有民间记者（当时南京最大的民办报纸似乎是张友鸾先生主持的《新民报》）。在那个日子里，人们满怀喜悦，互相毫无戒心，不论穿军装的穿便衣的，穿列宁服的还是穿西装的，大家一见如故，欢声笑语，大厅门外就成了全南京记者们相识、交谈、聚会的场所。
那记者见我神情有异，忙问：“你哪里不舒服？”可我顾不上回答他。
这样，新中国成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新军装做广告。我说得很得意，大家听得也挺高兴，过后也就忘了。最近从报上知道服装模特成了最时髦、最先富起来的行业之一，这才又想起这段光荣历史，怀疑自己可能是新中国第一个军装模特，但不知能否从这里找到点腾飞之路。
原来从我们文工团调出来当记者的有两个人，另一位比我年纪大、修养高、学问深、本事强，名叫周泽民。正当他连续发稿件引得我羡慕、老同志赞许时，忽然传来消息说他在进军的途中与敌人遭遇，光荣牺牲了。大家听了都很难过，一时间还成了议论的中心，正要打听花圈往哪里送，他居然大踏步向我走来了，错了管换，正是这位周泽民！
原来叫我来是当衣服架子，试穿新制的海军军装，供领导评判，提意见。有位科长解释说大楼里别人全有事出去了，这光荣任务就落在我身上。
他见我发愣，就首先伸手问好。我觉得他手并不像传说中来自另一世界的那么透骨寒冷，便迟疑地问道：“你不是已经当了烈士了吗？”
大约半个月前，一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兼宿舍的屋里看书，通讯员来喊我说：“主任命令你马上去办公室，有重要任务。”我想必是有重要新闻要我采写，便跑步到了政治部。一进主任办公室，只见坐了一堆人，除去主任、部长还有参谋处、后勤部以及被服厂的人，正围着一堆衣服说笑。见我进来主任就说：“给你个光荣任务，把这几件衣服穿上……”后勤部同志就提起一件蓝色的海军士兵服给我穿上，又在我头上扣了一顶水手帽。主任喊道：“立正，齐步走，向右转，立正，敬礼……”我照口令动作，旁边的人就发表议论：“袖子太长了点。”“帽顶还太小。”又问后勤部的人：“为什么这大领上是四条横线？怎么全身没一个扣子？”后勤部的人一一作答：“四条线代表中国四大海域，海军士兵服装照例只系带子，为的是落水脱衣方便……”穿完士兵的又叫我换上军官服，白军服大檐帽，蓝呢军装蓝呢大衣……
他说：“那是误传。我要赶着发稿，咱们回头再细谈。”这一回头就回了40余年，至今也没再谈，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死而复生的。只听说他一路春风得意，后来还当了新华社军分社的领导成员，确是应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当时见他意外地出现，实在是增加了我的喜庆感和对那个节日的印象。
有个人一指，我就顿时成了“权威人士”。因为在场的只有本人穿过新军装！我便眉飞色舞地给人家介绍起海军军服的样式来。
我发完稿后，游行队伍已经转到了挹江门内地方，我又追上去，追到一半只听半空中有人喊我，抬头一看，在一座小洋楼的阳台上站着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在拍照，见我抬头就招手叫我也上去，我就进了那洋楼。只见屋里有更多的熟人，有的坐在沙发上休息，有的在喝茶。我问这是什么地方？人们告诉我是“苏联大使馆”。我军进城后，许多大使馆，包括司徒雷登的美国大使馆都还原地不动地在观望，可苏联大使却撤走了。别的使馆大使虽然没走，但都门户紧闭。这里大使虽然走了，留守人员却一直站在阳台上为游行队伍鼓掌，并开辟出主客厅来为记者们当休息站，并借阳台给摄影记者拍照游行的人。我很为这种友好态度所感动。后来我搞了外事，有机会多次出入苏联在北京的使馆，那地盘可比南京的大多了，但印象却没那个深刻。
早已得到通知，作游行准备，10月1日早上集合好游行队伍在本单位门前听广播，只等毛主席一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马上就开始游行。这天早上我和海军的队伍站在前“交通部”门口听广播，听完毛主席的讲话，还没动身，电台又现场直播起天安门前游行的盛况：“走在队伍最前边的解放军海陆空三军的仪仗队……海军部队穿着崭新蓝色军装正接受检阅……”说到这里，别的队伍还没反应，海军的队伍却响起一片欢呼。欢呼后就急着打听谁知道新海军军装是什么样（当时华东海军还完全穿着陆军军装，只不过胸章上写的是“中国人民海军”）？
这一天庆祝高潮，更像是在晚上玄武湖里的游园会。
我说的“久记不忘”，不是指天安门上的开国大典，南京人民的庆祝游行。这个谁也记得，印象都差不多。难得的是还记着几件只与个人有关的小事。
那晚上玄武湖免费开放，除了放烟火、划船，还搭了数十个舞台，集中了全南京市的文艺团体举行庆祝演出。演出的节目可谓百花齐放，既有音乐学院教授双手捧着肚子唱“小黄莺鸟”，也有舞厅的流行歌手，耍着两个沙沙响的大锤，扭动着腰肢，带着神圣表情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近来在电视上看到当代歌星们的表演，怀念起那几位浓妆艳抹的小姐来，怀念那种虔诚的神情、认真的台风。
那一天我在南京，当时的身份是新华社华东海军支社的见习记者。
我在两个露天台前停留最长，一个是京剧，唱的是“四进士”，挑班老生是李慕良！李先生本是马连良先生的琴师。马先生去了香港，他没去。马先生留在香港，于是他就放下胡琴粉墨登场，自己唱起马派戏来了！唱得还真地道，马派戏迷闭上眼把他当马连良听。另一台是话剧，由当时在南京的著名演员临时组合，现编现排了一出戏叫“国民党一团糟”，里边有我们的新战友老明星黄宗江，还有一代名伶戴涯、齐衡……宗江演个穿蓝长衫的国民党元老，在戏快结束时歇斯底里地叫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随后就晕倒台上。这大概是宗江最后上台，此后就退居幕后专门炮制电影剧本了。数十年后有次我跟他提起这档事来。我说：“你们那台戏演员挺好，可剧本实在不敢恭维，唯一的好处是确实体现了‘一团糟’这三字。”他却说：“可我很留恋那个戏。那种亲密无间、团结合作、振奋向上的气氛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几十年来再也没见到了。”
来到这个世界上已过了两万多个日夜。但留下清楚印象、能久记不忘的日子屈指可数，粗估一下绝占不了总数的千分之一。其中有一天就是1949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