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搞乱了我的个人经历，”他说，“我没有双亲。我从孤儿院逃了出来，想去一个自由的世界。我听说，他们开放了边界。这就是一切。”
“你为什么想要离开？”
“你叫什么名字？”
她感到自己的脸红了。她给他添了汤，坐到了桌旁。
她注意到，他踌躇了片刻，于是便确信他准会撒谎。
“我能请求再添一点吗？我从未喝过这么可口的汤。”
“阿格尼。”
他粲然一笑，用一根手指推开了盘子。
“古怪的名字。”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也是个古怪的人。”
她惊诧地眨巴着眼睛。
“我该付你多少钱？”
“据说他们可能已开放了去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他说，“我准备去奥地利，然后去罗马。”
“太太能让我在此住宿一夜吗？”
他结束了工作，她请他喝汤。她靠在餐具柜上，望着他怎样喝汤。他的面孔光滑，看来他还不需要修面。
她瞥了一眼自己着色的指甲，同意了。她给他打开了楼下的房间，就是那对孪生姐妹住过一个月的同一间房。
她走进厨房，给自己泡了杯茶。在月历上翻过了几页。她走到窗前——小伙子坐在花园的矮墙上，抽着烟。他见到她立在窗口，朝她招了招手。她退到厨房的暗处。
“晚安。”她说。
她表示同意。指给他铁锹放在什么地方，看着他怎样脱去了外衣，卷起了毛衣的袖子。他井井有条地挖着，翻过了土壤，红色的沃土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每当她独自睡觉的时候，她总是不得不穿得很暖和。她在法兰绒睡衣上面加了一件薄毛衣，而在脚上穿了一双毛线短袜，但即便是这样，她也必须在冰凉的床上躺个把钟头才能睡热被窝。她将一个滚烫的热水袋紧紧抱在腹部，那肿块就扎根在肚子里。她暗自思忖，不知那小伙子是否已经睡着了。她真想悄悄下楼到他那里去，把手伸进他上衣的口袋摸一摸。她会找到什么呢？也许是一把手枪，也许是一叠美钞，也许是个长毛绒玩具熊，也许是一些花籽，也许是一本祈祷书，也许是……赤裸、润滑的皮肤……她的思绪开始朝着不同的方向漫游，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又逐渐消失。那时她听到某种沙沙的响声，便在床上坐了起来。在敞开的房门朦胧的光线里出现一个人影。
“我可以给太太的园子翻土。”他重复了一遍，笑容可掬，看上去活像个姑娘。他大约有十八岁。
“是我，阿格尼。”她听见那个人影说。
“什么？”
“你想干什么？快出去！”
她忐忑不安地抬起了身子。
人影从门口的亮处漂浮过来，站立在她的床边。这女子在惊恐中拧开了床头灯。小伙子穿着皮外衣，肩上挂着背包。
“我可以给太太的园子翻土。”他说。
“我是来道别的。最好是在夜里过边界。”
一天，她坐在敞开的阳台上抽烟，晒太阳。那时她看到这个小伙子沿着街道行走。他的模样看起来仿佛不是来自这个世界——长发披肩，皮外衣几乎长及膝盖，背着军用背包。小伙子定是感觉到她的目光停留在他自己身上，因为他在花园的矮墙边站住了。他们就这样相互对视了片刻，他继续向前走去。她深深地吸了口烟。几分钟后小伙子重又出现在墙边，朝花园的小门走来。
“他们会朝你开枪的。”
而后来在她的卵巢里发现了一个李子大小的疙瘩。他们对她说：“太太您必须做钴照射，日后也许还要做手术。我们暂且走着瞧吧。”带着这个肿块，她感到情况是如此糟糕，如此不健全，使她想到了孩子。使她想到，不管怎么说，自己还是想要个孩子。丈夫要出远门的时候，她给丈夫整理行李，给丈夫烫衬衫，咬着嘴唇忍着内心的痛苦。丈夫却毫无所觉。她独自奔波到弗罗茨瓦夫去做检查，然后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家里永远是那么寒冷，仿佛在那些房间里一直在下雪，虽然大家都在说，斯大林死后出现了解冻。
他挨着她坐了下来，用手背抚摸着她的脖颈。
从这个时候开始，夫妇俩经常忘记他们一整天都做了些什么。他们觉得每天的日子跟下一天都彼此相像，宛如一对双胞胎，宛如莉莉和她那一模一样的妹妹。只有从盥洗室里不断增长的脏衣服堆才看得出时间的流逝。工作要求奉献，需要忘记其他所有的一切。现今他必须带代表团去部里，或是去上西里西亚解决某些机器的问题，去解决某些加工无烟煤的工艺，去参加某些没完没了的会议和政治培训班。而她则开始学习药物学，以便最终修正战争搞乱了的药名，懂得赋予每样药品的新的波兰文名称。
“你的丈夫在哪里？”
后来，有这么一天，一切都变得古怪起来。没有一点预警。就在某天早上，一切都变得不真实，变得与现实不一样，变得暗淡了。这种情况总共持续了二十几个小时——一整天和两个浅睡的夜晚。也许是气压降低，也许是太阳黑子爆发，对此只有天文学家和当权的人物知道。
“在华沙。”
生活是美好的。只是需要注意，说话不要太大声，不要说得太多；对任何事最好是不要作注解，不要作评价，不要听得太多，也不要看得太认真。要做到这些并不困难，他们彼此已足够对方分心的了，还有这幢房子、这架钢琴和花园里的花。
“什么时候回来？”
于是他们重新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他们添购了一架旧的德国钢琴，是名牌货，几乎不需要重新调音。只是有一个琴键，一个D音键是无声的，因此每支曲子都难免有点残疾和缺陷，总是在这个空音上破裂，这往往使他有些心烦意乱。而她却依然这么断断续续地弹着，为的是让她那因往药瓶上不断贴标签而弄得疲惫不堪的手指得到些休息。
“礼拜一。”
姐妹俩在他们家里住了一个月，人养胖了，几乎可说是容光焕发。她们去政府部门，为自己解决了工作问题。晚上这对夫妇听到姐妹俩交谈的只言片语，就像是孪生姐妹之间常有的那样。她们的谈话语速很快，简洁得像电报的内容。她们中不知是谁常在梦里叫喊，也许是两个人都叫喊，因为姐妹俩的声音很难区分。最后她们俩还是去了华沙，想通过在墙上贴寻人启事或是靠红十字会寻找自己的亲人。
他穿着皮鞋，穿着衣服，挂着背包，就这个样钻进了她的鸭绒被子里。“不，不，”她说，“我不能，我不能。”
她感到窘迫，不知说什么好。
就在他占有了她的时候，她还在反复对自己说：“这是梦，这一切都是我在做梦。”
“他们认为，我们姐妹会有一个共同的灵魂。”另一个补充说，姐妹二人又全都笑了起来。
清晨她从卧室的窗口看到了他。他在园子里翻土。她感到一阵晕眩。她点了香烟，在浴盆里给自己放好了水。她躺在水里集中思考。后来她在厨房见到了他，他在煮咖啡。
“实验，”她们中的一个说，“他们在我们身上做实验。”
“我去上班，而你得从这里消失。”
过了一段时间，当她允许姐妹俩使用她的金格牌缝纫机之后，不知是出于感激，还是渴望彼此接近，她们解开了衬衫的扣子，向她呈现她们的皮肤——她们遍体都是伤痕。
他亲吻了她的脖颈。
她们姐妹拎着硬纸板手提箱走进屋子的时候，她居高临下地望着她们，惊叹她们漂亮的风度。她们中的一个名叫莉莉，而另一个的名字与之类似。傍晚时这对夫妇坐着一动不动，心想，他们将不得不听所有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但她们看起来根本就不像受过严重的精神伤害，甚至不曾因受过折磨而垂头丧气。整个晚上她们从未停止过讲笑话，而在她们黝黑的脸上还闪耀着唇膏的红色。她带着厌恶之情认定，两姐妹表现轻佻，仿佛是刚从令人愉快的短途游览归来。她从近处看到，她们在条纹布料子上手工缝出了一些法国式的皱褶，由于她们身体瘦削，这些皱褶竟然显现出某种雅致的效果。
“这根本就不是你真正的想法。你是想，让我在这儿留到礼拜一。”
但是她们，这一对孪生姐妹，样子看起来是很不错的，只是她们剪得很短的头发，她们消瘦的身躯，还有那满嘴像老年人一样残损不齐的牙齿可能会使人产生一种历尽坎坷的联想。姐妹俩穿的都是由战俘集中营条纹布囚服改成的女裙装，贴身的窄裙子，长度刚过膝盖，与之相配的是件带宽皱褶镶边的女上衣，腰间系根皮带。长筒皮靴擦得明光晶亮，简直可以照见太阳。她们那重新长长的短发涂了发蜡梳成了分头，那模样活像杂技场上穿着针织紧身衣走钢丝的女演员。两个人一模一样。
“是的。”她说着，偎依到他的怀里。
在开头的时候，有一天，两个妇女被分派到他们的房子里，他愤慨地给政府机关打电话表示不满，那里的人对他说只是“暂时”凑合着住一阵子。两个妇女来自西方，是直接从集中营来的，途中在什么地方跟家人失散了。这对夫妇得知两个妇女在集中营待过，她们回到波兰是为了过正常的生活，于是便请她们吃晚餐，还备有葡萄酒，脸上摆出一副沉重的表情。她穿了一件黑色的连衣裙，竭力避免以任何张扬的方式或色彩过于鲜艳的服饰伤害她们的感情。
他留下了。她下班回来后，两人吃掉了剩余的汤，一起去了孪生姐妹住过的房间。整个傍晚就都在那儿做爱。然后他们喝了一瓶葡萄酒，就沉沉睡了过去。清晨她问他：
在那些日子里，时光有一种像水银一样的活动性，不稳定。每天总有一些陌生人来到这座城市，有人立刻就把他们分派往被弃置的住宅。无人居住的城市无法存在下去。这里有工作等待着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学校需要教师，商店需要售货员，矿山祈盼矿工，市政厅祈盼官员。布拉霍贝特纺织厂也应运而生。这是个大型综合企业，它拥有几个仓库、专用的铁路支线、办公楼、市场两旁的住房、几家生产机器零件的工厂和几家亚麻纺织厂。火车每天吐出大量因长途旅行而疲惫不堪的移民，他们塞满了政府机关的接待室，然后手执文件去找自己的住所，很难判定他们来自何方，尤其是因为他们说的是波兰语的各种方言，或是带着波兹南唱歌似的腔调，或是带着山民的送气音——她觉得这种语调是那么粗俗、土气，有的则带着东部布格河那边轻快有节奏的声调，这种声调总是使他联想起自己的童年。
“你是谁？活见鬼。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是从哪里蹦出来的？你想要干什么？”
因此尽管他们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但毕竟还是不断创造了一些无形体的、不充分的、未完成的生命，一些如同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还没植根于土地的生命。而由此可以推及，所有那些不能植根于体内的生命，那些没有任何上帝立足的地方的生命，它们是空虚的。但它们会围绕着它们落脚的地方打转，在神奇花园的空中无所事事地游荡，会透过窗玻璃张望，有可能会随意地躺到玻璃杯里，而当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把玻璃杯举到嘴边，它们便会流进他们体内，在那里顽强地寻找地方，自行播种和生长。它们大量存在，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到处都有它们伴随在一起，如同那颤动的不安定的光环。
但他没有回答。直到礼拜天晚上他才离开，而她是如此思念他，一夜无眠熬到天明。她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认识他多年，自孩提时代，或者，如果可能的话，在出生之前便已认识他了。假如他不曾许诺，说定会再回来，她就活不下去了——她就会躺在孪生姐妹住过的房里，死去。
然而他们的躯体根本就不在乎这类问题，也不在乎战争，不管他们主观意识如何，都会在他们体内不断生产出形成孩子的要素。每个月都会在她的卵巢里生成一些不完全的、不充分的生命；在他的下腹内部产生数百万潜在的生命。有时偶然间这些要素会在她的子宫内结合在一起，但她既不想怀它们，也不想哺育它们，更不想照料它们，于是它们便神秘地枯死，最终血的瀑布便将它们冲刷掉了。由此她更加明确地坚信：世界服从于她的意志，她不想要的东西，就不会出现；而一旦她想要——就会有。
礼拜一一切都恢复了原样。她的丈夫，就像电影里常有的那样，乘早班火车回来了。此刻他正坐在沙发上，双脚伸在褪了色的地毯上。裤子下边露出一块被短袜的松紧带勒出了印痕的赤裸皮肤。蛇形图案的灰色短袜掩盖着脚丫子的形状。他捧着带金属托的玻璃杯喝茶，在做旅行后的休息。她坐在他身边，突然她的嘴巴一瘪，哭了起来。他惊诧地冲她瞥了一眼，然后把她搂进了解开了的西服上衣的襟口里，那里有股火车和彻夜不眠的气味。她一边啜泣，一边告诉他，说还必须到弗罗茨瓦夫去做检查，仿佛是在解释她哭的原因。他抚摩着她的头发，觉得头发稀疏了许多。在手指下面，他感觉出她的头盖骨的轮廓。他甚至思忖起“头盖骨”这个词来，不禁胆战心惊。
起初他们都不想要孩子，他们小心翼翼，采取预防措施，甚至感到他们因此而比别的那些夫妇要优越得多，那些夫妇做爱时往往忘乎所以，缺乏必要的控制，很快便落入了困境。他们觉得那些人的生活太平庸了，一结婚就生儿育女，眼看一切都在逐渐发生变化，日常生活转成老套的程式。那些夫妇的厨房里，弥漫着牛奶和尿的气味，盥洗室里晾着尿布，起居室里出现新的永久性的固定设备——烫衣板，连同它那令人难以忍受的难看的金属钩架。那些夫妇不得不去排队买小牛肉，不得不去看医生，为婴儿的乳齿是否已经长齐担心着急。“像我们这样该有多好。”他附着她的耳朵悄声说，而她正偎依在他强壮的胸膛上，他胸口有几处伤痕，她从未问过这些伤痕的来历。她补充说：“我又怎能分割对你的爱呢？”“一旦我们不得不去爱别的什么人，我俩就很难不被拆开；这样的爱难免会夺走我们的时间、注意力和感情。”因此，在他们的床边才胡乱地扔着包装保险套的金属箔，而在盥洗室的小架子上立着冲洗器，这些都是他们控制生育的普通证据。他们因之而拥有充分的自由，成了真正的自由人。他们有自己的小汽车，他们恐怕是全市首先拥有私家小汽车的人之一。他们开着小汽车去克沃兹科，甚至去弗罗茨瓦夫；他们开着小汽车上剧院，在他们需要给自己缝制一套西服或是一套女裙装，抑或是件配有层层重叠有如起了泡沫的长裙的漂亮礼服的时候，他们便开着小汽车找裁缝量身定做。每当另一对痛感自己日益衰老的夫妇向他们问及有关孩子的事，他俩总是异口同声地回答：“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在这片仍然还不完全属于我们的国土上，何必要生孩子呢？在战时发生那一切之后，在电影院向我们展示了那些集中营题材的电影之后，为何还要生孩子？”
蓦地他渴望给她一点安慰，于是便小心翼翼地站起身，从箱子里拉出一只灰色的纸袋子，袋子里装的是生日礼物。何必还要放它一个月的时间呢？
他们穿着颜色鲜艳、款式流行、洁净整齐的服装，在街头悠闲地漫步，这样的行头使他们容光焕发，似乎它给他们的面孔平添了一种天国的异彩，以致瞥见他们的人们都不由自主地要在胸前画个十字，要在人行道上对这样一对夫妇顶礼膜拜。这是一对完美地嵌入一幅照片中的自得其乐的妙人儿，这一幅照片就是——世界。
“瞧瞧，我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什么。”他说，“这本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让你今天就过生日吧。”
他迅速得到晋升，从矿山到城里最大的企业单位——布拉霍贝特纺织厂，她当上了药房经理。他们常去斯维德尼查和弗罗茨瓦夫采购。他们经常出门散步，为的是向城市展示他们自己，也为了城市能向他们展示它本身。
他把纸袋抖得沙沙响，她从袋子里掏出一双奶油色的鞋子，而与之相配的还有一只用与皮鞋同样光滑、同样柔软的皮革缝制的小手提包。看到这些东西，她的眼睛不再流泪了。她将一只赤脚伸进鞋子。不大不小正合适。它那略带弧形的高跟，更加突出了踝部的纤细、苗条。她在丈夫由于旅行而胡子拉碴的面颊上亲吻了一下。
从此以后吸引他们的总是那些赏心悦目的东西：漂亮的住宅、引人注目的最新款式的时装——它们是如此讲究，如此精致，如此优雅，真是与军人的制服、战时的破衣烂衫、斜挂在肩上的粗帆布背包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还有，每到午后他俩常走进花草丛生的园子，挖出那些他们叫不出名字的鲜花。他们将这些鲜花栽种在自己房屋四周，有如环绕着城堡。现在当他们傍晚时分玩惠斯特牌戏的时候，就能闻到馥郁的花香，而后，在重新分发纸牌的中间，他们就会上床，做爱。
“你可以穿上它们上电影院。我俩一起去看个随便什么电影，只要你能穿上这双皮鞋就好。”
她那双小巧修长、精心保养、就连战争也未能毁掉它们的手，在一家用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之蛇装饰起来的药房里找到了工作，侍弄一些小药瓶。头几个月里她的工作是盖住德文的标签，写上波兰文的名称。人们称她为“硕士小姐”。在此期间，他穿着闪闪发光的长筒军官皮靴，忙于恢复矿山的生活。他们相识两个月后结为伉俪，并且分配到一幢房子，又从市场旁边的一些弃置的公寓住家里搬运家具——一个装饰着小角塔的红木餐具柜、几幅装在沉重的画框里的巨幅静物画、一张塞满了纸张和照片的书桌——她用这些纸和照片点着了炉火——还搬来了几张带有因用旧而磨光了扶手的皮椅。他们为拥有这幢房子而自得，夫妻俩梦寐以求的就是这样的房子。它那狭窄的楼梯间靠正门上方镶嵌的多色彩绘玻璃照亮，带扶手的结实的楼梯，前厅装满了镜子，这些镜子由于过于巨大而未遭受洗劫，起居室带有阳台和推拉门，一间有冷藏设施的宽大的厨房，墙上贴了瓷砖。瓷砖展示了农村风光——一架风车兀立在用细线条画成的钴蓝色风景画里，散落在池塘上方的村庄、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羊肠小道的山脉。同样的题材每隔几块瓷砖便重复一次，给空间以一种有条不紊的秩序。每样东西都必须有自己的专门位置，就连形态如蝎子的大理石镇纸也是放在它该放的地方。否则人们就会觉得别扭，或许就会对其不屑一顾。在这里人们不习惯以另一种方式生活。
他们去睡觉的时候，她对他说月经来潮。夜里她似乎觉得，她感觉到了腹中那个李子大小的肿块。
战争结束后，他们便作为从东部地区迁徙的人员很快来到了这里。他们彼此相爱了——空荡荡的房子、空荡荡的街道以及空荡荡的心灵，不管对于什么样的爱情都是很有帮助的。严格地说，当时尚不存在任何一样东西，每样事物都刚刚开始进入正常的存在状态。火车没有固定的时刻表，想来便来，时而还有人在夜里开枪，很难弄明白破碎的商店橱窗上方的德文招牌的意思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