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坐在路旁的草地上，吃着马铃薯片。爱丽卡匆匆朝他脸上瞟了一眼，她怕看到他湿润的眼睛或者抖动的胡须。那时她就会把装马铃薯片的小袋子放在一边，把他搂到怀中。但他的脸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丝毫变化，仿佛是在看电视。
他们沿着一条狭窄的弄平整了的道路漫游，居高临下地看到村庄，村庄的骨架，看到剩下的几栋房屋，几个小菜园，几棵高大的椴树。但这一切都活着——下方有人在行走，赶着乳牛，狗在奔跑，有个男人骤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他按响了汽车喇叭。高一点的地方有个挑着水桶的人向他们招手，房屋烟囱的炊烟袅袅升上天空，鸟儿向西方飞去。
“你自己走远一点吧。”她说，又补充了一句，“瞧，我的脚肿得多厉害。”这话听起来就像副歌。
他闻了闻这个地方，重新放映起这古怪的过往的电影。终于他意识到，这样的电影他到处都能放映：在酒吧，在加油站旁，在地铁里，在西班牙度假的时候或是在购物中心采购物品的时候，说不定那时这钟爱的电影还会比现在看到的更加清晰些，因为那时没有眼睛看到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干扰它。
他没有回答。
这天最糟糕的感觉是——彼得认不得自己的村庄。它已缩成了一个小村子的规模，缺了房屋，缺了院落，缺了羊肠小道和桥梁。昔日的村庄只剩下一副骨架。他们把小汽车停在上了锁的关闭的教堂前面，教堂后边椴树林中曾经立着彼得的房子。
“我们来得太晚了。我老了，没有力气向上走。我回到汽车那儿去，在那儿等你。”
早餐给他们吃的是水煮蛋，早餐后他们就出发了。道路引着他们先是向下，然后平缓向上。蜿蜒的山路东拐西弯，他们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他们经过了散布在山坡的村庄、一些大大小小的房子、一些神秘的溪流——不管它们的外表如何千变万化，总归是同一条小河。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谷地，像巧克力糖块躺在盒里丝绒衬垫上的凹坑里。
她在他手上温柔地亲了一下，回头走了。还听到他最后说的一句话：“给我两个钟头，或者三个钟头。”
他们在一家乡村家庭小旅店歇脚。在这家旅店，所有注意事项，鼓励、要求、警告、通知，都用德语写得明明白白。在早餐之前，彼得就已穿戴整齐。他走到了房屋的门口。时值五月，苦苣菜开花比平原地区要晚得多。他看到自己的群山，只不过是地平线上一条条云遮雾绕的漂浮的直线。他闻了闻空气。是气味，而不是景色，造成了狂潮巨浪般的画面移动，像过度曝光、不清晰、扯断了胶片的电影，既没有声音、没有高潮，也没有故事情节。
她心里一阵难过。
彼得想再次看看自己的村庄，而爱丽卡却想看到见到了自己村庄的彼得。她考虑的是，只有到那时她才能从头至尾理解整个的彼得，理解他所有的忧伤，理解他那些简短的回答，理解他为何会突然改变决定，这种改变常常使她恼火，甚至终于能够理解他为何常常固执地摆纸牌算命，会为一些蠢事而浪费时间，会在公路干线上冒险超车，理解他身上所有挥之不去、令她感到陌生的东西——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四十年中，这些东西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
彼得·迪泰尔慢慢腾腾、晃晃悠悠地独自走着，眼看着石头和已是含苞待放的野玫瑰花丛。每走几十米就停下脚步，喘着粗气。那时他总要瞧瞧树叶、草基和长在纤细的树干底部的蘑菇，正是那些蘑菇慢慢吃掉了倒下的树木。
参观城市之后便开始游览山区。喀尔巴阡山满是出售纪念品的摊贩亭，提到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时，彼得固执地将其称为斯赫雷贝豪，似乎是怕与新的波兰名称弄混了。其实他们对途中的景色漫不经心，只想着一件事——何时能朝内乌罗德和格拉兹谷地的方向走得更远一点——他们是否来得及去看所有想看的地方。总而言之，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去看曾经有过的一切，他们的眼睛是否能变成照相机，直截了当地把他们看到的东西拍摄下来。
起先道路在荒地之间伸展，后来进入云杉林。但森林很快就到头了，彼得现在身后就是迄今一直装在自己心中的群山全景。他只回头望过一次，因为他害怕自己一看会把这景致破坏殆尽。这就像珍贵的邮票，若是看得太勤，便会丧失它原有的色彩和图案。直到他登上山脊方才站定，转着圈子环顾四野，饱览品味这景观，尽情享受。他把世上所有的山跟这些山做过比较，在他看来任何山都没有这么美。那些山要不就是太大，太雄伟，要不就是过于平淡无奇。或者太野，太幽暗，覆盖着森林，像黑森林山那样；或者太缺乏野性，太驯化，太明亮，像比利牛斯山。他掏出了照相机，对准了所看到的景物。咔嚓——照上了散布在各处的村庄建筑物。咔嚓——照上了盖满黑色阴影的幽暗云杉林。咔嚓——照上了一条细线似的溪流。咔嚓——照上了捷克一方黄色的油菜田。咔嚓——照上了天空。咔嚓——照上了云彩。这时他感到喘不过气来，马上就会窒息。
翌日，他们走马看花地参观了弗罗茨瓦夫，跟他们平生所见过的所有别的城市一模一样。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城市：处于瓦解状态的城市、繁荣的城市、向河流倾斜的城市、深深扎根于土地的城市和一些建筑在沙滩上像霉菌的结构一样脆弱的城市。还有遭到破坏变得杳无人烟的城市，有在坟地上重建起来的城市——后来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的人们就像行尸走肉一般，有分隔成两半、在起着决定作用的唯一的石头桥上保持平衡的城市。
他继续走得更高，到达了旅游的指定路线，一些背着背包的年轻人向他招手问好。汗水蒙蔽了他的眼睛，他擦汗的时候，他们走远了。他感到实在遗憾，他们就这么走了。要不他就能对他们讲讲，自己在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如何来到这里，如何在低一点的地方，在潮湿的苔藓上第一次跟女人做爱；或者从山上指给他们看看，奥尔布利希特家的风磨立在什么地方，风车活动的曲轴是村庄的标志。他甚至想在他们身后喊他们，但他肺里缺乏空气。他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憋得他喘不过气来。现在就回头岂不是浪费了难得的机会！于是，他以巨大的毅力又向前走了几十米，来到了顶峰，边界线就从此经过。老远就能看到刷白了的分界柱。他完全丧失了呼吸能力，显然早已忘却了稀薄空气对他不利。他忘了，高山的空气对已习惯呼吸潮湿海风的肺可能是更加危险的。
“我们到这里来得太晚了。”爱丽卡严肃地说，并坐到了床上。“我们太老了，经不起激动。你瞧，我的脚肿得多厉害。”
当他想起自己的归程的时候，不禁一阵头晕。“假如我死在这里，又会怎样？”他思忖，挣扎着慢慢走到分界柱。不知何故，他突然觉得很可笑。这么多年生活在港口城市，盖房，恋爱，生儿育女，经历战争，却要穿过半个欧洲来到这里，走这么大一段山路。他暗自好笑，从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他站住了，仔细撕开包糖的金箔，但在他把巧克力塞进嘴里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咽不下这块糖。他的躯体正在忙别的事。心脏减缓了节奏，动脉松弛了，大脑产生出安然死亡的麻醉剂。彼得坐在分界柱下边，嘴里含着巧克力糖，地平线遥远的一圈慢慢拉走了他的目光。他的一只脚在捷克，另一只脚在波兰。他这么坐了大约一个钟头，一秒钟一秒钟渐渐逝去。最后时刻他还想到了爱丽卡，想到她在下边坐在小汽车里等他回去，她肯定在着急。说不定她已报警。然而此时此刻，在他心中她成了一个洼地的、海滨的和不现实的女人。仿佛他的一生只是一场梦。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何时死的，因为死亡不是一下子就到来的，而是一点一点逐渐发生的——他身上的一切逐渐崩溃、瓦解。
傍晚他们抵达了弗罗茨瓦夫，彼得感到出乎意料的是，他竟认识这座城市。只是一切看上去都显得更黑更矮小，仿佛他们进入了随便一张照片里面。在旅馆睡觉前他不得不吞下随身携带的药片，因为他的心脏跳动并不平稳，前后两次跳动的间隙会无限延长。
天黑的时候，捷克的边防军发现了他。其中一个军人还在他手上寻找脉搏；另一个年纪较轻的，害怕地望着一道从他嘴里渗出并流到脖子上的棕色的巧克力细流。第一个军人拿出了无线电通话机，以询问的目光看了看第二个军人，两人同时瞧了瞧手表。两人犹豫了片刻。他们大概是想起了可能会迟到的晚餐，也许是想到了他们还必须写的报告。后来他俩统一了思想，完全一致地将彼得放在捷克一边的这只脚挪到波兰那边。而这样做他们还觉得不够，因而他们又轻轻把整个尸体往北移，拉到波兰那边。随后他们带着负疚感默默无言地离去了。
他们走的是一条奇怪的公路干线。公路两边站着穿紧身短裙的姑娘，他们向汽车招手。
半个钟头后，波兰边防军的手电筒灯光发现了彼得。其中一名军人叫了一声“耶稣！”就一步跳开了；第二名军人本能地抓起了武器，环顾四周。到处一派静寂，谷地里的城市看上去就像扔掉的巧克力包装纸，上面反射出闪烁的繁星。波兰人瞧了瞧彼得的面孔，彼此悄声交谈了几句。然后在庄严的静默中拉起了他的手和脚，把他抬到了捷克那边。
“这是欢迎的意思。”他说。
彼得·迪泰尔在灵魂永远离开肉体之前，就这样记住了自己的死亡——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就在这两边之间做着机械运动，就像站在桥上，在边缘处保持着平衡。在他昏昏欲睡的大脑中出现的最后画面，正是对阿尔本多尔夫木箱木偶戏的回忆——一些小小的木偶在用油彩画出的景物里移动，完成给它们规定的机械动作。走着的是木头人，赶着的是木头乳牛，奔跑着的是木头狗，有个什么人木呆呆地笑着；高一点的地方是另一个形象：挑着水桶，招着手；画出来的炊烟升上了画出来的天空，一群画出来的鸟儿向西方飞去。两对木头军人没完没了将彼得·迪泰尔的木头躯体从一边搬到另一边……
彼得·迪泰尔和他的妻子爱丽卡通过边界的时候，彼得的手上蹲着一只花大姐。他留心地瞥了一眼，见它有七个斑点。他高兴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