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称呼他“于老伯”，对他印象挺好，主要是因为他是个和蔼的长辈，而且他与父亲相交颇为知心。有时单身一人坐着汽车就来看望，有时还拉父亲同到小北方馆子里谈心吃面片。他仪表威严，满腹经纶，善诗词，又是书法名家，一笔草书，形神俱备，飞扬洒脱，以简漫稚拙出之，有独特风格。他叫父亲的字“铁庵”，父亲则习惯叫他“老于”。两人很谈得来。那时，总不外谈些思念大陆并叙叙年轻时反清讨袁等往事。有时两人一同感慨。父亲总说他廉洁。每次他来，我总要泡一杯香茗递到他手中，他常会说：“好！好！”
……那时，我在于右任老人手下工作。至台湾后，国民党政权的中央一级机关，实际还不如台湾省的下属办事机构。办公的地点起初借台北车站前的七洋大楼里的几间房屋办公，开会时另借济南路的礼堂，而院长办公室及住处则在中山北路的一幢楼房里的一间屋子，办公条件很差。我们的办公室与闽台监察使署毗邻，于右老当时总在家里办公，住处是那种日本式榻榻米房屋。进门后，右边是花园，左边是他住处。他睡的房间很小，会客和他写字的房间大些。父亲和他是老朋友，抗战前及胜利后，我曾陪父亲在南京宁夏路2号看望他。他有时也来看望父亲。抗战时在重庆，也在上清寺住所见过他。在台北，也是于右老主动让我去的。
在那里，我实际并没有多少事干，由于父亲双目失明，我可以不定时地上班，迟到早退也无妨。我不喜欢特殊，所以在院内总是避免与于老伯多接近，仅在见到面时，轻轻叫他一声。而且，他说话的声音闷而低沉又是陕西话，有时会客，不是知己，他话很少，只是用手捋着大胡子，一下又一下。有时星期一，早上做纪念周，他给大家开会讲话，我也总觉得没有听到多少内容，有些话也听不清。
一些年后，她根据刚回来时写的材料记录下这一段回忆，写了她在台湾及收到我信后的情况。我现在将她写的这段回忆照录如下。她是个感情上比较含蓄腼腆的人，叙述也失之于简略，但为了存真，所以我认为用她写的比较合适：
1951年的2月旧历年前夕，他大病了一场，是中风，卧床一个多月。他那时在台湾，很寂寞。病前身边只有一个由大陆刚送去不久的幼子于中令，十多岁，是个长得很清秀的孩子。他的老高太太和大女儿于芝秀等都留在大陆没有去台湾。大儿子于望德在国外，原来的秘书李祥麟也留在四川未跟他走。他身边换了个年轻的副官照料生活，那次大病，拖的时间很长，“监察院”的工作人员和他的友人们差不多每天都要去看望他。他躺在房里床上，去看望他病的人除极少数人外并不会见，都在外边签名本上签个名表示心意，但每天副官都把签名簿拿进去给他看。
起凤在台湾是3月里收到我要她在“五一”前回来的信的，而且信收到一封又一封，都是同一内容，急促而严肃、坚定而冷峻。她最不放心的是我的安全，她怀疑我出了什么事，可能已面临什么危险，要不然绝不至于用这样的口气、这样的要求来表达。用她的话说，当时收到信真如晴天霹雳，变得眼前昏天黑地了！
这当中，有一天，他的病似乎略为好些了。他要给大家见面讲讲话。可能因为他说话费劲，未到大会议室讲话，就在二楼上一间房里听他讲。那天，秘书长杨亮功也在，我们几十个人就都站着听。他坐在一张圆藤椅上讲话，非常吃力，声音颤抖，手也颤抖，大家估计他是来作临别讲话的。讲的内容大致是要大家忠于职守、廉洁自律等。话讲得不多，因疲惫就未再讲，而被搀扶回住处了。那年他七十三岁，大家估计他的病可能要摧毁他了。但却没有，春天以后，他却一天天又好起来了。
三
他的病渐渐好后，又常常写字。1952年年初，有一天，我陪父亲到他住处看望他时，他正写字，放下笔，我说：于老伯，您应当写幅字送我！他笑着点头说：行！但又说：等我以后写给你！他桌上文房四宝和一卷卷一摞摞的宣纸很多，向他求墨宝的人不少。说实话，我向他索字，也是一时兴起，未想到他却已牢记住了。
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啊！我们这爱得死去活来的情意！我在寂寞中等待，确实似有把握又毫无把握。我每天工作之余，读马列主义的书排遣，那是一段心情矛盾十分少有的特殊难熬的时日。
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我在上海的未婚夫王洪溥不断写信经过香港转到台北，要我立刻回大陆，这使我万分为难。一是父亲年迈，我舍不得离开。二是当时大陆正在镇反，台湾报纸上连篇累牍报道镇反的情况，有不少耸人听闻夸大失实的报道。我想：我回去能行吗？三是那时台湾控制人员外出十分严格，到香港也要两家铺保并要被批准，我能走得成吗？因此，我痛苦不堪。父亲知道我心，而且他是位讲信用的人。我既已订过婚，他又喜爱王洪溥这个女婿，他明白：如果我不回去，这件婚姻就毁了。因此，他开明地说：你是个单纯的女孩子，没有政治色彩，也不是为政治问题来去的。我想你回去是不要紧的，在这里也不应出大问题。为了你的幸福，爸爸让你去。只是，你于老伯那里，你不能随便一走了之。瞒他不好，找个机会你听听他的意见也好。……
我历来喜欢唐诗宋词，陆游的《沈园》二首及那首《钗头凤》熟记在心。那个阶段，想起往事，心中常默诵：“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不禁潸然。但又暗自谴责，一个革命者，沉浸在这种小资产阶级感情里怎么可以？！于是，强自振作，摒弃不想，用积极工作排遣心绪，心里总处于亢奋状态。
我痛苦得无法形容，日夜不安。那时，为了爱情我觉得再大的牺牲我也可以付出，主要是不忍离开父亲，但父亲最爱我，他为我思考得十分周到，他总说：想来想去，还是让我先到香港然后再回上海是最佳方案。我就开始做好准备。
发出了信后，我又决定每隔几天再照样寄发类似的信，力争起凤在“五一”前能够回来。
4月11号那一天，是于右老七十五岁寿诞，父亲让我送一些水果和海味给于老伯祝贺生日。当天，客人多，没有谈话机会。次日下午，于老伯派副官来说：院长有事请凌小姐去！我去到他那里，见他是把写好的一幅字拿给我看。他说：我想了又想，给你写了。也许你喜欢诗词但我写了段话给你，勉励你！
于是，我冒着淅淅沥沥的冷雨，亲自去到北四川路邮政总局将信用航空寄发到香港。回来后，想想不放心，怕信件检查被扣留或不幸遗失，又一式大致照原样写了两封信再次寄出。
于是，我看到他写给我的一幅字。当时，他念给我听了，原文连署名一共三十九个字：
第二天，我便将信送交领导，但这次出乎意料，老吴说：“领导上对你是信任的！不用看了！你快发出就是！”
庶华仁仲正之（注：我又名凌庶华）
夜间，我立刻写信。写到深夜。我同起凤往昔在江津相处时，曾热衷于阅读屠格涅夫的小说，特别是《前夜》和《贵族之家》。《前夜》那位保加利亚的革命者英沙罗夫和俄罗斯姑娘叶莲娜的爱情故事令我们深深感动。我写信时，谈到英沙罗夫和叶莲娜，这她看得懂。叶莲娜为了英沙罗夫离家，与父母永远告别，叶莲娜和英沙罗夫间那种理想的爱情，以及叶莲娜纯洁高尚的女性之爱曾给我们当时的青年男女极大的感动和满足。我在信中隐约地用怀旧的方式暗示她效法叶莲娜。因为怕遗失，信一式两封，一封我让在香港的施懋桂、柏美伦夫妇代转台湾给起凤；一封我让王鹏程、邹金凤夫妇代转台湾给起凤，为的是一封遗失还有另一封可以到达。我要她在“五一”前一定要回来结婚。我用沉重的语气说：生命犹如单行道，没有回头的机会，如果你不回来，我们今生将永远不能再见面了！结尾我一连写了好几个：你一定要立刻回来！你一定要立刻回来！……
光绪十八年七月孙先生在西医书院毕业
我去找陈展，把情况告诉了他，又回去把情况告诉了母亲。但我心里面老是在嘀咕：万一起凤回不来怎么办？天下事难以预料，这时节从台湾归来，可能是谁都想也不敢想的事，倘若她回不来，我就真同她一刀两断了吗？是的！我已等于向领导上做出了承诺，但我明白：如果起凤不回来，不是她舍弃了我，而是她无法回来，那我能负心地同她一刀两断吗？这真是两难的局面！我是死也舍不得这样同她一刀两断的！但我承诺了老吴代表组织向我提出的条件，我能怎么办？那我只能停止同她通信，但我绝不会另找对象。我将会终身不娶！自然，这都是内心活动，我用一种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态度，面对现实，对什么人也没有透露。我要在革命和爱情两方面都对得起！
各科学业成绩大部分都是满分
我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再讨价还价吗？当时我意识到领导上对我确实是既特殊又合情合理了！我还该怎么样呢？我觉得像P那样一些残酷打击的话能毁掉我的生命，而好几位领导同志那种讲政策知冷知暖的话却会愈合我心上的伤口，使我看到前进的路。这时已是2月底了！时间确是很紧促了！但我还能怎么样呢？我只能硬着头皮说：好！我立刻给她去信！
于右任
真是波折太多了！我何曾想到会要有这样的承诺？！
如果不是他亲自念给我听，有些草字我真不认识。他似乎对自己写的这幅字很满意，说：这字写得好！又说：我同你父亲都是孙先生的追随者，都是老同盟会会员、革命党人！我是勉励你好好学习，年轻人哩！……于是，他讲了孙中山先生1892年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后来到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的事。
不多天，答复真的来了。老吴单独找我谈话，说：你给长胜同志的信他看到了，你的事领导上慎重研究过了，肯定你有这样的想法是好的。想法争取她回来吧！但就怕想是这样想，实际却办不到。无限期地拖下去，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也不是办法。所以，你该有个承诺。要求她今年“五一”节前一定回来。如果不回来，那你就该一刀两断！这样，对你对她都是仁至义尽了！你总不能再不讲理了！你说呢？
等他讲完，我接过字，谢谢了他，踌躇着说：于老伯，有件事我想告诉您。父亲让我听听于老伯的意见……于是，我把我的事讲了，并且坦白告诉他王洪溥的父亲王开疆于老伯您也熟悉，他在法官惩戒委员会时做过您的秘书长……
这时，我就冲动地写了一封信给长胜同志。我曾替长胜同志起草过好几次例如《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等的讲话稿，见面时他总是很亲切。我在信中说了我的情况及想法，告诉他我认为既要革命又要爱情是可能的，没有错。我引用了古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话，我说希望争取起凤回来，好一同参加革命……
他听了点头，但坐在那里沉默半晌，捋着须，不做声，后来叹一口气说：唉！多少人家都不团圆啊！又突然说：回去安全没问题吗？
长胜同志是山东海阳人，他是个传奇式的人物，1922年在苏联海参崴当码头工人，1927年加入苏共，后转为中共党员。1935年共产国际为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由他带密码回国后送到中共中央。他化装商人历尽艰险完成任务。后来他到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主任。抗战爆发后他到上海恢复和重建中共地下组织。他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日寇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进军上海，他被任命为上海市市委书记、上海特别市市长，后来形势变化，取消了上海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他留沪协助刘晓同志一起主持地下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及上海解放前夕，他领导上海地下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胜利解放上海做出了特殊贡献。上海解放后，他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并先后担任华东局常委、工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及上海总工会筹委会主任，1950年2月在上总第一届委员会上当选为上海总工会主席。
这问题我也无从回答，但当时我却回答：我想没问题！
我等了些天，依然没有回答，我想起了刘长胜同志。
他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却像疲劳似的坐在那儿闭上了眼。我心里想：他是不能表态的呀！他能怎么表态呢？反正，他知道了，没有反对，也就是表态了。他谈到了安全，也说明他对我的关心了。
这时，已是1952年初春节时分了！“镇反”正在谨慎收缩，处理积案，“三反”打虎高潮已过，“五反”还轰轰烈烈。我等待着上边的答复。有一天，我去找陈展，他对我说：你的领导又已找我谈过你的问题，据说有人认为你要这样做很好，有人则认为不现实必须要你死了心一刀两断才行。现在仍在研究。陈展说：党对你的问题可说是十分慎重、十分讲政策了！像你这种情况的人实在太少，革命队伍里也许就你一个，谁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怪事。你也别心急。现在他们忙得很，让他们研究研究吧！会给你答复的！
于是，我告辞。我说：老伯，我将去香港一次，我会办请假手续的！
幸好老吴知冷知热地说：老王，这样吧！我把你的想法向上反映吧！
他睁开眼来，又叹了一口气，但点点头。我告辞时，他伸出手来。平时，他并不同我握手。但这次握手，他的手是温暖的。我觉得他有一种同意我走的含意在内，也有握别的含意在内！
那时，京剧中的《四郎探母》等节目均已被作为糟粕剔除、禁演，《四郎探母》是作为政治上敌我不分等理由挨批判的。听他这么说，我心里发凉，闷不作声。
后来，我办好了出境到香港的手续，急匆匆给王洪溥写了信告诉他：我正在做准备，估计不日就可以到香港。接着，坐飞机到了香港，又由香港在7月间到了上海，同洪溥团聚完婚。
老吴摇头：怕不好办呢，《四郎探母》这出戏你是知道的，这不成了四郎探母差不多的事啦！
起凤的这段叙述是写得非常平实的。实际上，她是抱着牺牲自己救我的命的态度离开台湾回来的！多少年来，她总不愿去触动那段永生难忘的奇特而伤心的遭遇。其实，当时她几乎每天都在以泪洗面，她当时每时每刻都像驾着一只小舟在惊涛骇浪中翻腾。她尝够了一个小人物在大时代里既无法左右情势，却又拼命想主宰自己命运的挣扎。当她取得两家铺保，拿到了台湾“警备司令部”批准出台的证件坐飞机抵达香港后，她既牵挂着在上海不知什么情况的我，同样牵挂着在台湾的年迈的父亲。人情之常如此，她感到前途茫茫，就像漂浮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一样，不知自己会不会被海水和浪潮吞没，也不知她是否能同我见面，更不知她以后是否还能同老父见面。
我硬着嘴说：我想，她会努力办的！
她在“五一”前夕如约到了香港。她住在王鹏程夫妇家中。他们只以为她是到香港来购物和玩耍的，用对待上宾的态度对待她。她没有透露她到香港的目的。但她一到香港就又给我写信告诉我她已经飞抵香港的消息。
老吴听了，忽然说：啊呀！你这想法真像开玩笑一样！叫她从台湾回来，怎么回来呀？你认为有把握吗？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我是在干熬苦等中收到她从台湾发来的信件的，并且瞬即又收到了她由香港发来的电报和信。这不啻喜从天降。我喜出望外却又能料想到她的为难。母亲和陈展也为我高兴。这时，离“五一”限期已没有几天了，我拿了信和电报向领导上汇报起凤抵港的情况。她的抵达香港使我激动得含着泪水充满了欣慰感激，用什么样的词汇都表达不出我当时的感情。只记得老吴也很为我高兴地说：我以为不可能的事居然可能了！好得很！
这样，我就找了老吴，把我的想法说了。
但，事情并不这样简单，接着收到她从香港寄发的信，信上说：她因心力交瘁，不胜负担，已经病倒了！所以“五一”以前，她无论如何是回不来上海了！……
我去市委宣传部找了白彦副部长，他比我年长五六岁，是延安时代入党的老党员，早年在延安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政治教员，在三野担任过军职，参加过济南、淮海、渡江和解放上海等战役。他为人朴实沉稳。平时我去市委向他请示工作时，对他印象极好。他也没有架子。听我讲了情况，他说了很诚恳的意见：首先建议我放弃，后来表示我可以试一试。但他认为可能办不成，劝我应以革命为重。但和蔼的态度和亲切的语气使我感到温暖。
既然已经在“五一”限期之前离开台湾到了香港，组织上通情达理，也不计较什么时日了。老吴在将这种情况向上边汇报后，对我说：既然已经回来了，她又病了，也不急了，等她回来吧！……意思是说：“五一”前这个限期拖长些日子无妨了！我能体会到领导的好意，也深怀感激，但却十分担心起凤的病情。她少年时代，曾得过心脏病，这我知道。我能想象得到她的归来是多么不容易，她是个至孝父亲的女儿，她这次为了我舍弃父亲离台到香港，她的“心力交瘁”确不是一句假话或套话。我五内如焚地担心她的身体。
陈展斟酌了又斟酌，说：你找领导上谈一谈吧！看看他们怎么说。我也同他们通通气！
怎么办？为了她的病，为了使她能安全归来，最好的办法是我去香港接她回来，但上海从刚解放直到“镇反”高潮之前，去香港是很方便很自由的。后来就严格控制起来了。我是干部，当然不可能去。她要回来，还得到上海公安局申请入境许可。这时候，母亲知道她病了，又见我焦急万分，提出：我去香港接起凤回上海！
我确实也无把握，只能回答：我想她会努力办的！我们有约在先，她是个讲信义有血性的姑娘……但我也不禁无把握地说：当然，这一定很难！非常难！……
母亲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当时，她因支气管扩张咯血刚刚痊愈。我自然不忍让她这样独自远行。只是她是个极有爱心的母亲，坚决要去，并自己到派出所申请办了去香港的证件，我也向领导上汇报了母亲去香港接起凤的事。
我去到陈展那宽敞明亮的大办公室里，同他商量。他吃惊地瞪着眼说：叫她回来，这想法固然不错，但不切实际啊！能成吗？
这样，母亲就在6月上旬坐火车离开上海去广州，由广州转赴香港，专程去接起凤回来！我忧心忡忡地数着日子等待。
母亲仍是叹气，说：好是好，只怕不容易办到吧！最后，我们都沉默着，半晌，母亲建议：找陈展去商量下吧！
四
那天，我终于把这决定——写信要起凤立即回来——告诉了母亲，同她商量。
当时，从广州到香港需要偷渡。
我不但为自己设想，也为起凤设想，不愿使她为难，不愿使她伤心！但不这么办又怎么办呢？
母亲到了广州，住在旅店里，找到了可以同去香港的旅伴，找到了负责偷渡去香港的船家，出了高价，深夜离开广州上了木船，被藏在船舱板下，在茫茫夜色掩护下，偷渡去了香港。当时，偷渡的船上人装得太多，船舱里空气稀薄，母亲病后体弱，差点闷死，但总算平安到了香港。
该怎么办呢？夜里失眠我思索着答案，白天工作我也想着这问题。我确实想到过死，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什么都轻松了，什么都不管了！但想到我要做一个革命者的初衷，想到起凤，想到母亲和家人，我理智地否定了这个廉价却容易的方法。我觉得既然要革命又要爱情，就该在这个目的下努力找出钥匙来。这答案其实也简单：维持现状解决不了矛盾，解决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现状——让起凤回来！我意识到她要回来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她不是在香港而是在台湾。这等于把皮球踢给她把难题推给她了！她能不能突破这一关呢？我一点把握也没有！但我知道，我们有约在先，只要我去信，她就是面前有九九八十一难也会挺身前行的！但台湾有严厉的进出控制，他家里能同意她回来吗？当然，我估计，依她父亲的地位和人事关系，她也许能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但水有多深，事有多难，谁料得到呢？
到香港后，她找到施懋桂和柏美伦夫妇。那时，懋桂住在九龙荃湾，在一家纺织染工厂做职员，美伦已有了孩子，老同学盛情可感，他们夫妇热情为母亲安排食宿，并陪同母亲找到了住在加连威老道王鹏程夫妇家的起凤。
这期间，起凤信少了，而且写得极短，只是在老套地问问好。什么原因？我可以想象得到：绝不是她变心或别的，而是“镇反”运动等的报道震慑了她。她担心我，怕连累我，所以才这样的。虽然她的信少了，但读到她寥寥数十字的短信反而更加深加重了我的思念。我们年轻时，会唱一支黄自谱的歌《燕语》，歌词中有这样一些句子：“君莫问别来在何处/君莫笑画梁依附/君更莫虑旧时巢/受尽风风雨雨/我但愿共春同住/我但愿主人无故/我便从头筑起新巢/哪怕辛辛苦苦。”想起当年唱的这支歌，我心情凄黯无比。厄运笼罩，我不怕我自己倒霉，我只怕因为我的毁损而招致起凤毁损。
起凤确实病了，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见到母亲，她十分感动。可是，她心事重重，处在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状态中。抵港后，一些认识她的人，劝她别冒冒失失回来。有的还说起许多“三反”“五反”及“镇压”运动中的传闻，那都是些十分可怕甚至悲惨、残酷和神秘的事。她也不了解具体情况怎样，这使她处在进退维谷的地步。更严重的是她离家孤身到达香港后，格外想念父亲和家人，她估计得到如果离开香港到上海，从此与台湾的父亲及家人将永远告别，不可能再有相见的机会，这使她留恋、踌躇、依依不舍。她从来没有长期离开过父亲，从来没有长期离开过自己的家，她无法想象她从被视为蒋匪帮盘踞的台湾回来，从此与父亲及家人永别，会是怎样一种心情与处境。
心里老是空荡荡的。只要不失眠，睡着了我常会梦到蔚蓝的大海、白浪滔滔的海峡，更常会梦到起凤。那有时是甜蜜的梦，有时是恐怖的梦，以前同在一起时种种情景的梦使我甜蜜，古怪的噩梦使我恐怖。梦醒后，什么也模糊了，只感到黯然神伤，心跳、心悸、紧张和疲惫。
同时，更令她难以处理的是她的两家铺保的问题！
他的话当然不错，但我思想不通。见我脾气犟得要命，也许怕逼出人命不好，领导上宽宏大量容忍了我的顽固，把我的事暂搁在一边，只偶尔由老吴同我关心似的谈谈开导一下，态度和缓而耐心。
当时的台湾，有恐怖的“戒严令”，特务可以任意抓人、杀人。50年代初，台湾由于重建特务机构，控制舆论，形成了大屠杀大恐怖，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有如抗战前南京雨花台的地位，传说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不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大有人在。……这两家铺保，是起凤父亲和她依靠情面取得的。起凤如果不回台湾，就会追究保人的责任。起凤如果由香港回到“共区”，那罪名可就更吓人！她可以牺牲自己，却不能让人家因她而遭祸，到香港后，看到报上关于台湾的种种报道，她对台湾的实情看得比在台湾时清楚得多了。她除了怕连累两家保人，又多了怕连累双目失明的父亲和家人的顾虑。她觉得真是进退两难，不知该如何才好了。
我大声说：不对！如果我不要革命，那我为什么不去美国或者台湾？美国大学里的奖学金都答应给我了！是我自己放弃了的！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她见母亲很憔悴，母亲见她也很憔悴。她问起我的情况，母亲据实以告，劝她回上海，并说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最实际的方法，但她泪流满面地说：她本来到香港前是决定回上海同我见面的，但现在，她再三再四考虑，觉得没法回来了！她觉得自己与政治本来离得很远，但如今却不能不从政治上多加考虑。因为这涉及她父亲和家人的安危，也涉及两家保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怎么能因为自己的幸福，害这么多的人呢？因此，她原来的决定只好改变了！她希望母亲能理解她！
许多个夜晚，都是不眠之夜，我辗转反侧，面对黑暗和虚无，心里叹着气。我怎么办呢？那时常有夜雨，我总睁着眼在黑暗中看着窗外，什么也看不见，但听得见淅淅沥沥的雨声，那种感觉，至今想起仍是新鲜。有什么好办法呢？形势这样严峻，运动这样火爆。有两次，又开我的“帮助会”，不但P依然杀气腾腾，一次再次地拍桌子敲板凳，连老吴也自我批评说自己右倾了，改变了和缓的态度，紧逼并无情起来，说起凤去了台湾，就是站在反革命一边了，说我不一刀两断，实际上就是同反革命同流合污。总的目的就是一句话：立刻一刀两断！只要一刀两断，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老吴对我说：老王，在革命和个人利益关系矛盾时，绝不能牺牲革命的利益满足个人的利益，而只能牺牲个人的利益维护革命的利益！你说你革命和爱情都要，实际你是只想要爱情，为了爱情可以放弃革命。……
真是一波三折！牵涉生死的事情确实就是这么摆在面前，谁也觉得难以处理。两难的境地！险恶的命运！使起凤和母亲都像进入了天门阵，找不到出路。哪里能有两全的办法呢？为起凤考虑，事情似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她仍然回台湾去，母亲仍旧回上海来，恢复原来的态势。这样，才会使新产生的矛盾得到解决！
上海总工会面对黄浦江边。在我这十分苦闷的阶段，中午休息时间我常与善本及其他同志到外滩江边散步。心情郁闷，有时有蒙蒙雨雾，沐着江风，看到江水潸潸流淌，能够抒发些胸中的块垒。这时，一位女同志X有意无意地同我一起散步。有时似是偶遇，有时是她约我。她为人极好，工人出身，但有文化，长得也俊秀。有一次，老吴对我说：X还没有对象，她喜欢知识分子……什么意思？我也不去多琢磨，但感到他不是无心说的，但却引起我的注意，使我想起了陈展说的那些话。同X散步，互相都并不多谈什么，只要触发起对起凤的思念我的心里就烦透了！我认为X是会体悟到我的心情的。她丝毫未表露什么，却依然大大方方地对待我，而且我会感觉到她对我的同情和关心。只是，以后她未再约我散过步了。
但是按这办法恢复原来的态势也不行呀！那样一倒退，起凤和我的问题怎么办呢？那样，我们之间就一定永远无法相见相聚了。本来，她来香港是为解决我同她之间的问题来的，可是如今为了不连累保人和家人，又倒退到起先的始点上去了！那又是为什么呢？
起凤给我来信，有时附寄照片，有在阿里山游览时照的，有在她家花园里照的。她的样子雍容华贵。但照片我也不留下都连同信件一并交了上去。我向组织敞开心扉，毫无保留。
无法两全其美！无法两全！一切都似乎注定要以悲剧结束了！这不禁使我又想起屠格涅夫的《前夜》，叶莲娜是在海上失踪的！难道我与起凤的爱情必然成为一个大悲剧吗？
听我说到“死”，母亲不再说了。那个阶段，我大学时期的同学好友王善本爱好越剧，他也会写越剧剧本，曾将鲁煤等写纺织工人生活的话剧剧本《红旗歌》改编为越剧剧本在劳动出版社出版，因为上海工人中喜爱越剧的特多。他陪我看了范瑞娟和傅全香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的确是一出十分美丽的戏。从十八相送到楼台会，又到化蝶，无论情节、唱词抑或舞蹈，都使我触动神经。看后，我有特殊的震撼的感受，说到“死”，同这也有关系。母亲明白我的个性，她的人生阅历也使她了解，在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男女恋爱问题上是常会像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那样破釜沉舟的。我说出“死”字，不是吓唬谁，更不是胡乱用词。母亲叹口气，就什么也不说了。
母亲同起凤一筹莫展，十多天下来，没有起程回上海的消息。信息反馈到了上海，原本以为起凤立即可以回来的希望，忽然像天上美丽的彩虹瞬间消失了。我心里冷了半截，简直目瞪口呆了！
话是谈僵了！所以陈展来找母亲谈心，让母亲劝我了。当母亲告诉我陈展找她谈话后，我立即说：我能猜得到陈展同您说了什么，但我宁可死，也不会同意的！
我将情况告诉了陈展，也将情况及时向组织上作了汇报。谁也不能不承认这情况是真实的，这情况也是使人为难的。他们都有点同情我，没有谁逼迫说：“一定叫她立刻回来！”都奇怪地保持了沉默，只是知道了这情况，而办法却交由我和起凤自己拿主意。
我没容许他说下去，就拒绝了，说：我不会要的！我也不会放弃的！
起凤的归来，似乎完全不是照着一个正常的态势在发展，是喜剧还是悲剧，这时谁都判不清弄不明！
陈展用近视眼镜下两只略带警惕性的眼睛瞪着我。他1932年入党后，在白区工作多年，被捕不止一次，受过种种酷刑，身体不好，眼睛里常露警惕性也是他工作养成的习惯。他说：我相信你，也了解七姐，但我确实不赞成你坚持要维持这个台湾关系。爱情固然重要，事业更重要嘛！你组织上找过我不止一次了！意思就是要我劝你同她一刀两断，甚至有人说，可以为你介绍一个非常好的女党员。我们这里也有同你很般配的女同志，你们可以志同道合地并肩干革命……
真是难办啊！5月天已经开始炎热，我丧魂落魄，连阳光在我眼里看来也显得憔悴，但要起凤回来的意志毫不动摇。我能体会到她的为难、她的处境与压力。我也绝不希望她的回来造成对她的父亲、家人及保人的灾难。人在巨大灾难降临时，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这种心灵之美使我肃然起敬。但是，我爱她，不能没有她，好不容易使组织上同意让她回来参加革命，好不容易使她出了台湾到了香港，如今使情势倒退回去，怎么行呢？
但，我回答他：一个人的感情历程是他品行的最好鉴定，我不能自私地毁约！我奇怪，为什么革命和爱情二者不能兼得，好像我要革命，就必须同她一刀两断，而如果我要爱情，就不能革命！
我把许多事仍都扔在夜晚的乱梦里，也将许多烦忧融化在淅淅沥沥的夜间雨声中！
陈展是我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认识的地下党员。抗战胜利后，为掩护他，我通过七姐将他南京的户口报在她家里，上海的户口则由我报在上海我家中。陈展在上海时和到南京时，也常到凌家坐坐。做过地下工作的人都知道，那个社会的事和人际关系都很复杂。起凤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可是他主张抗日，也反对内战。他是国大代表，但他利用他的地位援救过身陷囹圄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陈展平日叫他“老伯”，叫起凤“七姐”。当南京的派出所查陈展的户口并了解情况时，凌老伯将他们吆喝走了！1948年，陈展在上海搞地下兵站被特务逮捕后，起凤特地陪父亲到上海，多方设法营救。当时，由于陈展被押解到苏北南通，由第一绥靖区军法审判，营救未能生效，但终于由我陪同母亲到南通，用金条将陈展的“人头”买了下来。陈展保释出狱后，重返苏北解放区，以后随解放大军回到上海，做了上海钢铁公司的总军代表。由于我们有一段好几年同生死共命运的交往，他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对我对起凤都很了解。如今在激烈的运动高潮中，他自然关心我的前途和一切。他找过我谈话，要我从实际出发同起凤一刀两断，说：“我是了解七姐的，但情势如此，我只能劝你从实际出发，台湾一时是不能解放了，你们的结合也是不可能解决的了！从你和七姐双方考虑，你们都该实际一些，互相为对方多考虑，大家可以解脱……”
在这过程中，我心情灰暗，大学时的同学兼好友王善本也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常给我友情的安慰和劝解，使我减少了不少烦忧。
妈没说别的，只告诉我：今天下午，陈展来过，他就是来谈你这个问题的。
我估量了一下：依起凤父亲的地位与社会关系，受到她回来的不利影响是可能的，但还不至于有生命及满门被捕的危险，因为她确实单纯是为婚姻而离台回来的。至于保人，被作为替罪羊，那确是难办的事。但她不回来又怎么办呢？转眼已到6月，我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在7月上旬，到王善本家里，同起凤通了一次长途电话。那时，从上海打电话到香港是可以传呼的，但价钱很贵。我在善本的家里通过电话局传呼起凤。
未等她说完我就说：妈！当我同她相爱并了解后，互相都有道义上的责任。这种真正的爱情，只能在每个人的心上降落一次。我们互相信任，我了解她。她答应永不变心，我不能违背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挺，我可以等待……
终于，听到了她那我十分熟悉的声音。
有天晚上，母亲在替我缝补袜子，灯光照在她那睿智但是憔悴的脸上，她略带慈爱地叹了一口气。我心中似能明白她想对我说些什么。半晌，她终于说：我想得很多很多，你是我的儿子，七姐我也爱她，但你想过没有？现在的情势这么严峻，你们虽已订婚，但你们的事已经不好办了！你们怎么可能结合呢？这太难以想象了！……母亲是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她对子女历来慈爱而有原则。抗日战争时期，她仇视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她思想倾向进步。由于她解放前替地下党保存文化有功，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还给她颁发过奖状。
起凤的声音回来了！
天下最遗憾的事就是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才知道过去曾经拥有而未十分重视甚至未曾介意，当那种幸福来在身边时我们却已错过。
但，快乐与伤感交融，我们的对话重复而单调。
我们后来就像在梦幻中似的分开了。但谁知天下事总不如主观想象中那么单纯。她这一去，我们的再相见突然演变得成为完全不可能了！
我说：我们一直盼望着中国能强大，现在有这希望了！你快回来我们一同干革命吧！我感觉到她是在悲哽饮泣，她那压抑的呻吟使我揪心。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你回来吧！无论如何你一定回来！而她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我不能回来！我不能！……我说：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无问题的！如果你不回来，那我们的一切就完了！但她仍是说：不能回来，我不能！……
她凄然如同宣誓：永不变心！
这样，一再重复，一再僵持，电话两头的人都哽咽，足足十几分钟，她那伤心欲绝的声音一再萦绕在我耳际，我恨不能用手穿过话筒将她拉回来。但无论我怎么说，她仍是哽咽地说：我不能回来！我不能！……而后，她平静地沉默了，听不见她说话，但我明白她仍在听着我的恳求。终于，最后是电话断了，她的声音回来了又走了！我的心一下子像空了似的，留在我心头的只是一片失望和悲伤。
我觉得我能捕捉到她的灵魂的存在状态。临分别时，我又向她说：记住，我写信你就回来，永不变心。
她最后的平静，平静得让我心惊，也让我心碎。她的情况使我想起丹麦安徒生童话中《海的女儿》那篇故事。那位最小的人鱼公主，为了爱情，她失去了夜莺般的歌喉成了哑巴，失去了鱼尾，长出了腿，但每走一步路就像走在锋利的刀刃上，但她无怨无悔，宁愿自己牺牲也不有害于别人……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打完电话，我又给母亲打电话，这才明白，原来她已做了决定：她既然摆脱不了这种矛盾——她不回上海，怕影响我；她不回台湾，怕影响家里和保人，她打算在香港去修道院做修女。她并不信仰耶稣基督，但实在无法处理她面临的困境，她只有牺牲自己出此下策了！她是见到香港街上那些穿黑衣的修女得到启发的。我明白：她熟悉屠格涅夫《贵族之家》中的丽莎。丽莎为了爱情后来是做了修女的。当年在江津时，我与她谈《贵族之家》，为丽莎的结局深深抱憾。而现在，她竟要走上丽莎的路出家做修女去了！这真是从何说起呀？！
她的眼睛亮汪汪，点头说：我会回来的！
我理解，对她来说，爱情不仅是幸福，而且是义务和信任。正因为她意识到自己道义上的责任，所以她才会这样。起凤超乎人情超乎爱的品德使我起敬而且迷恋。那些天，我每天写一封信给她，历述要她回来的理由，恳求她慎重而又慎重，千万别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我一心要用爱情打开她的心锁。我写信告诉她，我不是《贵族之家》中的拉夫烈茨基那样消极无为的人，新中国也不是那种时代，你不该学丽莎，你该回来，我们可以一同为新中国出力。
我心中有如寒凝大地，一片萧瑟。本来，我们分别时，曾经山盟海誓。我对她说：这道难题这么突然地从天而降，我真像挨了一个晴天霹雳。我问你，如果我们分别了，我哪天写信要你回来，你会立刻回到我身边吗？那时，我想得十分幼稚，只认为她随家到了香港，由香港回来是很方便的。
台湾起凤家中有信给她，建议她回去！那自然是老父和家人得到了什么信息不放心，对她的悬念和惦记才使他们这样做的。只是这却促使起凤萌生了一死了之的念头，她觉得既不能对不起家人和保人，也不能对不起我，她只有用死来超脱痛苦、越过障碍，放弃生命的痛苦，用自杀来解脱难题。幸亏母亲的日夜紧紧陪伴，加上我每天一封信用怀旧的内容恳求她珍视我们的感情，使得她的轻生未能草率实现。
我是极不愿意她去香港的。但她随家不能不去。她对父亲又极为孝顺。而我，又无法立刻同她结婚使她留下不走。因此，她去香港我十分难过。只是我将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以为从香港回来是很容易很方便的。我完全想不到她随家去香港后过了一些时日，她家竟去了台湾。一道海峡无情地将我们分开，竟形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分离局面。
说实在的，我并不愿意起凤为我做出偌大的牺牲，受到偌大的痛苦，我宁可我付出牺牲与痛苦，甚至于死！但为了我爱她、她爱我，不这样又怎么办呢？我虽撕心裂肺，心里流泪，实在拿不出好的办法来，让她排除干扰回到我的身边。我将通电话及起凤的现状依然及时向领导上作了汇报。我很感谢当时领导上对限期已过却一点也没有催逼我的意思。我认为这不仅是对我的信任、尊重人性人道，而且是相信我会而且能处理好这个问题。但我了解起凤，她善良、孝顺，是个忠诚、烈性、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未婚妻，她更是个绝不自私、为人着想、不愿连累别人的好少女。我当时为她的处境担忧，也为母亲的处境担忧。母亲去香港后滞留在那里瞬忽一两个月了，像一只船搁浅了似的，动弹不得，她不能丢下起凤自己回来，又无法陪起凤一同回来，尴尬无奈的局面怎么结束呢？我六神无主，思绪走进了死胡同，堵在那里动弹不得了！
以后，抗战胜利了。由四川回到下江，我们在上海、南京又常在一起，了解加深，感情也加深。我们有时徜徉在灯火辉煌的霞飞路上，有时在轻音乐悠扬的咖啡馆里谈心。落雪的日子，我们在法国公园里迎着飘飘的雪花散步。雪花落满她长长的黑发，像给她戴上了一顶灿烂的银冠。然后，出了公园，我们用身边的零钱沿途一个个递给老年的乞讨者。……那真是难忘的记忆。终于，在她随家去香港前，我们订了婚。
我唯有不屈不挠。我多次写信给懋桂，请他帮助母亲劝起凤回来。其实，懋桂早就帮助母亲不断在慰劝起凤，只是未曾奏效而已。起凤平时话不多，但有主见也有性格，在面临艰难选择关头，思绪显然也走进了死胡同。僵持在那里，天天被母亲盯守在身边，回来的事却杳无音信。远离香港，我有力也使不出，除了苦闷只有苦闷，心里只担心着起凤出事，却又希望能忽然翩翩归来。
时光滔滔，似水流年！
忽然，一连多天杳无音信，又完全出乎意料，母亲突然从广州发回了一个电报。打开一看，电文很简单，大意是：我已陪七姐立即坐火车同回上海！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电报从天而降，她们怎么突然已从香港到达广州了呢？
我用宣纸录了这首词，在无人注意时递给起凤。那是一个初冬的夜晚。我这首词，每句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一心只爱起凤而已”，她聪明，看出了我的机关，当时微微一笑，一双如湖如水的眼睛平静无波，并未退还，但也无表示。
像梦一样，令我完全出乎意料，却又明白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不是梦！
已经七度血斑斓。
起凤真的回来了！但她是怎么回来的呢？
而今栖霞岭，
收到电报后隔了一天，那是最炎热的7月中旬里的一个下午，我看到起凤真的同黑瘦了的母亲一起出现在我们家——上海成都南路99弄5号楼下的厢房里了！
凤舞龙蟠钟山，
当听到开门声和脚步声的那一刻，我的心怦怦地快要跳出胸膛，那种期待、兴奋与激动及眼的湿润，是无法忘怀并形容的。在惊心动魄几乎绝望之中突然祥云降临，我觉得房里布满了金色的光辉，空间明净深远，世界是这样值得爱恋。我颇有一种快从高岩绝壁上跌下去却被人一把拽住了的感觉。起凤消瘦，像经过大灾大难生还的人，她的眼睛经过长期泪水浸泡，明显肿着，黑黑的眸子依旧明亮好看，但有悲哀深不可测。她穿一件黑白小方格子的丝光旗袍，长长的烫发剪短了依然风度翩翩。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母亲见到我，走到我身边脸上十分严肃只对我轻轻叮嘱了一句话：“今后，你要对七姐好点！”这九个字实际包含了起凤抛家舍命回来的千辛万难与一切。
起家立业在江南，
我的心猛烈跳动，浑身发颤。非常高兴，心里也非常难受，充满了感激，猜得到母亲把起凤带回来经历了多少磨难，猜得到起凤归来是多么不容易。但我还猜不出是用什么办法是什么情况才使起凤能撇开死神撇开修道院毅然归来的！
爱上禅林凭栏杆。
五
只因庭园残，
这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曲里拐弯不寻常的历程！
心随鸟飞烟散。
谜底是这样的：那天，母亲和起凤又开始了一遍又一遍内容重复的谈话。母亲仍是劝她回来，她仍是想死和去做修女。
一天香云绕碧山，
母亲说：“老先生（这是母亲对起凤父亲的称呼）原来同意你回上海才放你到香港的，如今来信要你回台湾，我认为是怕你出事不放心你在香港。你无论如何不能自寻短见或去做修女。”
年轻的男女在一起，产生爱情是很自然的。她有冰雪聪明妩媚美丽的一面，也有大家闺秀的一面。为人善良平和却又解人心意，并且幽默风趣，同她在一起就有一种心灵上的愉快。我第一次向她表露感情是在抗战胜利前夕。那时，我在北碚读复旦大学，有爱国的情愫，但离乡背井孤单寂寞，心情寥落，常想念江南。我童年在南京长大，秋天常到栖霞山看红叶，在北碚也爱去缙云山游览，曾在那里拜见太虚法师。他五十多岁，被视为佛教的新派代表人物，抗战时期曾率国际佛教代表团出国访问，争取国际佛教徒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他对抗战是坚定的，认为佛教徒也不应消极出世。有人嘲讽他是“政治和尚”，我当时认为他对抗战的态度很对，深刻的印象一直留在脑际。而葱茏的缙云山风光当时给我的印象也很深。正是这些回忆与游子的感慨，加上对起凤的爱情，所以玩笑性质地戏填了一首词，只是没敢把词拿出来给起凤或别人看。一次，在“鼎庐”玩，起凤突然笑着对我说：“你在北碚上学，怎么常回江津，影响学业不？”我胸中荡漾着年轻时的风花雪月和产生初恋时的甜情蜜意，就冲动地将戏填的那首长短句抄在宣纸上悄悄送给了她。那词是：
“但我觉得只有死或者做修女才能解决难局。洪溥可以重新成家；我家里和保人不会受连累。我对不起大家，包括伯母您。但我实在筋疲力尽了！”
那时，在江津有位安徽出名的博学的老先生名叫郭寿康，我与两位同龄人同去请他讲授古文，老先生讲得精辟生动，但同去的朋友对文学无兴趣，一次听他讲课时竟睡着打起呼噜来了，郭老先生颇为生气。命题作文时，我的文字较好，背诵课文时，郭老先生也欣赏。于是，他逢人就夸我，还用“倜傥”两字形容我，使起凤一家对我也刮目相看，有了好印象。
“天下事，总有一个最好的答案：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一个两全之计。如果死能解决难题，那么，我们就想办法‘死’！昨夜我一宿未睡着，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你马上独自搬到旅馆里去住……”
而引起她对我注意的是有一次她父亲突然问我：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提到过将军向宠，这向宠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因为读过陈寿的《三国志》就回答说：《三国志》上有向宠的传，在火烧连营寨时，蜀军都乱了，但向宠率领的部下全部完整有序地撤退，毫无损失，所以刘备夸赞他能干。这引起了她父亲和她对我的重视。
后来，多年后，我写过一个电影剧本《明月天涯》，1981年发表在《花城》杂志第1期上，其中有这样几段文字，我摘录在下边。因为这几段文字实际上真实地记录了母亲当时在香港为起凤导演的一出假自杀：
起凤的母亲去世得早，她的二姐仲正当时主持家务。她善书画，曾在日本生活过一段。她嫁给了飞行员黄葆荃，但在一次日寇轰炸重庆的空战中，黄葆荃驾驶的战斗机从白市驿机场起飞时负伤，他用飞机猛撞敌机，机毁人亡。二姐得知噩耗后，不久即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二姐生前风姿绰约，异常美丽，上街时街上的人常常惊讶她的美丽会招呼许多人跑过来看她。有一次，我陪二姐上街，一家商店里的人都拥出来看她，我说：二姐，你真漂亮，你看，人家都出来看你了！二姐朝我笑笑，用眼指指说：你看，我们家七姐才真漂亮呢！我顺着她的眼光，恰巧看到起凤从对街迎面走来。她穿一件蓝布旗袍，手挽一件绿色塑料雨衣，朴素却有一种高贵的气质，确实好看。天下事就是这么怪。从这天开始，我注意到起凤确实十分美丽，是一个心地纯净得不掺杂质的姑娘。她从不着艳装，也不多打扮，却使我钟情倾心无可更改。
香港德辅道一家小旅馆楼下嘈杂的走廊里，亮着电灯。
他们一家都喜欢我，不过那时我与起凤还没有谈到爱情。后来，我高中毕业考取了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每次回江津，也总在他们家盘桓。
这是下半夜了。从一间客房里，猛地蹿出一个男侍，他手里拿着一张信笺和一张照片，一脸惊恐之色，下意识地高声叫嚷：“出事了！出事了！”
在他们家里，常有些下江的年轻人聚会，我们有时一同唱抗战歌曲，有时开了留声机听广东音乐，有时一同回忆江南，回忆家乡，回忆南京和上海，心头常涌起流亡的苦痛和抗日的激情。
一个女侍急忙上来，惊问：“怎么了？”几个未睡和走过的旅客也围上来看。
那时，他们凌家住在江津东门外的“鼎庐”里，那是一幢有着一道深灰色围墙的西式平房。在抗战时期，算是很好的寓所了。
男侍扬扬手里的信笺和照片：“这房里的女客自杀了！”
我是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初秋在四川江津同凌起凤正式交往的。那时，我们都是十八岁。我在父亲去世后万里迢迢从沦陷了的“孤岛”上海来到大后方，在江津投奔我的堂兄王洪江，就在江津国立九中高一分校高二插班上学。江兄是律师，江嫂凌伯平就是起凤的大姐。起凤的父亲名昭字铁庵，属于国民党的元老辈人物，安徽人，同我父亲也是旧交，见了我特别慈祥、亲切。起凤是他最小的女儿，排行第七，大家都叫她“七姐”。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我第一次到他们家里去，在客厅里见到她时，我站起身来，她礼貌地大大方方说了一声：“请坐！”就不知去忙什么事去了，给我的印象是聪明、文静而且漂亮。她与我先后在国立九中同学，从那开始，我们就相处得很好。我上学是在江津城隔江对面的德感坝，离乡背井的流亡游子渴望有家的温暖，每到周末，我总摆渡过江到江津“鼎庐”他们家去玩。
女侍惊讶地：“自杀了？”她朝房里张望，这是一间摆设普通的客房，电灯开着，衣架上挂着女人穿的时髦外衣，桌上有漱洗用具，茶几上放着飞机箱、旅行袋，但床上空荡荡的……
往事如烟，但镌刻在心上的事永生难忘。
男侍推开围观的众人，用手带上了门，对女侍：“人去跳海了，赶快德律风报告差官！”
二
女侍从男侍手里接过照片来看，众人围观。这是一张六吋的半身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气质高雅美丽的女郎。她微笑着，带着向往的神情。……
一天，我找到文教部部长纪康同志。纪康同志原名季寿祖，苏北人，在上海邮局工作过，抗战期间做过很多抗日工作，与工人运动关系密切，在苏北解放区也工作过。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主编工人刊物《生活知识》，这刊物起了很大作用。上海解放后，他任上海市政交通局党委书记、上海总工会筹委会常委兼文教部部长。他是个严肃冷静，但是讲话时带有微笑的人。长期的地下工作经验使他既有很强的阶级斗争观念，也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因此对起凤与我的关系能够理解。他详细问清了情况，表示同情，但劝我应当从实际出发处理问题。他没有驳斥我的既要革命又要爱情的思想。认为这两样都要当然好，但他说恐怕不容易做到。他不主张粗暴地批判我，但说希望我多思考思考该怎么办，叫我有事可以同吴从云同志多谈谈。他的方式方法使我比较心服。后来他调动工作了，文教部部长由李家齐同志担任。家齐同志是高级知识分子，原是上海邮局的高级职员又是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他立场鲜明，但很讲政策，处理知识分子的问题从不大而化之。因此，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幸运。我这个烫手的问题暂时搁浅。只是，我耳边总回响着P的声音，眼前也总看到P那难看的脸色。像是重荷压肩，老在思索着革命的艰难和我面对的尴尬。
〔同上地点，下半夜。
我偏激地暗忖：要我放弃起凤，我这辈子心灵将永远蒙上阴影！心里杌陧，我想大叫，疯狂地想：让我死吧！大不了死吧！……幸好P还不是上总和文教部或劳动出版社的决策者，建议未被采纳，我工作一直在干。
房门外拥挤着大批小报记者和看热闹的人，也有巡捕。房里镁光灯闪闪发亮，记者正在摄影。
我开始较为深刻地理解到革命的艰难。
一个警方人员在询问男侍：“人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我的脸烫得像火烧，感到委屈，也感到无奈，最后，老黄和S讲了些劝解性的话，我也没听清，“帮助会”的高潮就算结束了。我心里有一种感觉，像在茫茫大海里沉浮，不知深浅，看不到边，有大风浪，水下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也弄不清。我变得满腹心事，心情沉重。
男侍：“也许是上半夜十点钟。”
我在心里从来就没有否认过革命高于一切，但我不能接受的是把革命同爱情无端对立起来。
一个记者用手扬扬那张美丽的照片叹息：“真漂亮！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要自杀呢？”
W也帮腔说：我同意老P的意见！老王必须当机立断！要革命不能连这点牺牲都做不到！
房里，女主角的飞机箱、旅行袋、衣物、毛巾等原封不动地放着挂着。一个记者说：“东西全留在这儿了！人去跳海了！”
P说，想不通就再想想！革命，懂吗？这是高于一切的！
桌上，放着“绝命书”。一个记者给现场拍照，另一个记者用笔将“绝命书”的原文抄在采访本上。一个巡捕说：“这是绝命书！”
我痛苦极了，豁出去了似的说：我不认为我立场有问题，发到台湾的信每封都给组织看过的。停止我的工作，我想不通。难道只有我同我的未婚妻一刀两断才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而像我现在这样就是错误？
我们看到了“绝命书”：
面前像出现了一片能将人吞没的沼泽地。
我因身心交瘁，无限厌世，决定不再回台在此跳海自尽，我之死，纯属自愿，与任何人无关，特此声明。
听到老吴的话后，P又来劲了，说：我们要从政治上阶级上考虑。你的问题在于立场！我认为需要多对你进行帮助。我建议在这个过程中该暂停你的工作！你也应立即停止与台湾通信！
××绝笔
我们劳动出版社，当时由我终审签发出版了菡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缩写本《保尔》，发行量很大。我也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说实话，保尔的一切都使我感动、钦佩，但对他同冬妮娅的爱情，我却有一种异样的不释和遗憾。冬妮娅给我好印象，我觉得她很好很可爱，为什么却要把她目为资产阶级小姐而在她与保尔之间画一条鸿沟呢？为什么革命和爱情二者就不能兼得？只能弃一个就另一个只机械地从阶级上分野呢？
无边无际的大海，掀起汹涌波涛拍打着岩石和沙滩的大海……高高飞翔的海鸥。
老吴见我十分气愤，他要掌握会场，语气平和但很沉重地说：老王，你冷静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看过，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那应当对你有启发。
〔晨，香港一条马路上。
他对我只有残酷打击，没有同情，使我厌恶。我想：什么大浪漫！我对事物的理解有着浪漫的崇高，你这种粗暴的人能有吗？……但我没说。
卖报的小童用广东话高声叫卖：“新闻纸！看台湾来港妙龄女郎投海自尽！看德辅道旅馆里发生奇案，少女香消玉殒！……”
P一本正经地说：不可能的！他忽然拍着桌子用手指着我鼻子说：“看你这个样，哪像个干部！你是个大浪漫！”
行人纷纷买报，报纸标题：
尽管有难以抗拒的压力笼罩着我，我仍决定走自己认定的道路。我说：要我不革命是不可能的！要我放弃我的未婚妻也是不可能的！革命和爱情我都要！为什么不能都要呢？
妙龄少女自台湾来港投海自尽
P居然更凶了，说：你是个在爱情上迷了路的人！革命是绝对不能要这种爱情的！要这种爱情就不能革命！二者只能选一！
遗书声明无限厌世自杀与人无关
老吴、老黄和S有的沉默，有的平淡而并无同意他的表示，我诚实地顶撞P说：我没有因为爱情而放弃革命或损害革命！无产阶级难道就不应当忠贞于爱情？……
深圳，罗湖桥头。正逢升旗。高音喇叭里响起了“代国歌”的旋律。那面鲜艳飘扬的五星红旗冉冉上升……
P狠狠地说：男女双方的结合归根结底是政治的结合。她在蒋匪帮那边，你不一刀两断就是敌我不分！你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观点！你很危险了！
母亲陪剪短了长发的女主角一起走过站着边防哨兵的罗湖桥头。
我年轻气盛，那是为了爱可以付出一切的年龄，我对P很反感，不会因在爱中受伤就失去了爱的勇气和对美好的追求，我横着心顶撞：我是在革命队伍中不是在悬崖上！
这是一个晴朗的鸟语花香的碧云天，绿草在欣悦地生长，蓓蕾在无声地开放……
现在，P对我严肃得冷酷地说：你在恋爱上搞了这么个社会关系，怎么行？！我劝你赶快悬崖勒马！他的阴冷口气令我窒息。
是炎炎如火烧的7月中旬。
但，几次会下来，没有成果，情况渐变，我感到空间狭窄而缺氧。老吴是一直参加的，还有P、W、S及老黄一共五人。这当中，老吴、老黄仍是态度平和、善意劝导性地讲话；S是位女同志，温和且富于同情心，基本不发言；P则像打手似的铁青着黑黄有络腮胡的脸，两眼敌视，语气凶狠，说话“左”得不能再“左”；W是P的同路人，只不过讲话时声音低半拍。后来知道，P和W都很想替代我的工作。据说，在一次未让我参加的小会上，P和W都提出：他有工作能力，但政治上不行！不能信任和重用！认为信任我是错误的。但老吴回答：信任产生于了解。过去在国统区工作，如果对人没有了解和信任，那在白色恐怖下，我们做地下工作一天也活不下去！P说：他有台湾关系！群众会有反映的！老吴说：不能不让人革命。当没有解放区的时候，我们的人原来都是生活在白区里的。革命总是多些人好！当年他给党做过不少工作，政治上有陈展同志做担保。陈展对他有很深的了解。……这样，P才说：那，你们决定吧！
“凌庶华”跳海“自杀”了！凌起凤却活着回来了！
漫长的时光，烦躁的心绪。我照常紧张忙碌地工作，但运动的学习每天都占半天时间。起初，我并未成为目标，有一天，却忽然使我感觉到脊背发凉，我成为“目标”了！不过，还是比较客气，是小范围的“帮助”，而不是大范围的追逼。用的是和风细雨的谈心方式。
她心里爱着一个人，她怀着一种崇高的牺牲精神回来了！
我回到家里，闷闷不乐，晚饭时，饭也吃不下，母亲敏感地发现了我的异常。这一向外边大张旗鼓搞运动，大喇叭整天哇哇响，宣传画、漫画和标语、口号贴满一墙，街道里弄中也一样在学习，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政策。她找机会单独和我在一起时问我为什么不高兴，我坦率地告诉了她。她也叹息，她懂得有台湾的关系现在是多么可怕，却也懂得我的性格与为人，了解我同起凤的互相深爱。因此，她只好叹息了一声，又叹息一声，竟不知如何劝解我才好。
起凤离开香港前，托一个熟人将她身边的全部首饰、现金等一起带回台湾交给家里。为了家人及保人的安全，她只能不写告别信，她的全部随身衣物为了要证明她的自杀是真的，全部遗留在旅馆里了，所以她回到上海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一无所有。离开香港的那夜，懋桂悄悄送母亲和她上船到澳门。然后，她们又由澳门坐船到广州，再从广州坐火车回到了上海。
我确实觉得他说得在理，心里有无数的话想同他说，想告诉他起凤是一个多么单纯、洁净的少女，她的历史很简单，她的家庭很特殊。由于家庭的原因，所以她见过也熟识国民党里许多上层人物和民主党派里的一些上层人物。但她不是国民党和三青团员。从未认为国民党不腐败，新中国成立前，为搭救地下党员她出过大力。……但我明白：怎么说也得不到理解的，说了也于事无补，主要是现在的形势严峻，与台湾是处在敌对关系上，一提起台湾，使人想到的就是血与火，就是反革命、特务……我无法希冀能轻而易举地得到理解。像老吴现在这样来同我和颜悦色地谈话，已是难能可贵的恩惠了。我心里七上八下、五味俱全。但已经体会到有一种危险的征兆出现了！
起凤回到了上海后，我陪她到上海市公安局去谈话并报进户口。公安局谈话的同志很有礼貌也很和蔼亲切，听她讲了全部回来的经过和心路历程，说：你的情况包括在港台的情况我们全部都掌握，我们也同上海总工会有联系。你说的都是真的。我们马上就给你报进户口。上总领导和我的同事们知道起凤回来了，也都为我高兴。上总当时正要开一次晚会，演出文娱节目，邀请起凤参加了晚会。许多同志都上来同起凤握手表示祝贺。1952年8月11日，由组织出具证明信，我和起凤到上海市人民法院公证结婚。当时，只需每人交两张照片并付五角钱即可结婚。在布置得带有喜气的厅堂中，一位和蔼的名叫钱学淳的法官询问了我们一些问题，诸如是否结过婚、是否自愿而非包办等，书记官是位年轻带笑容的姑娘，然后，法官起身同我们握手向我们表示祝贺，并发给了结婚证书。他的祝贺使我感到我和起凤的婚姻是合理合法的，得到这一声祝贺，在我和起凤是用生命和信念换来的！我当时是供给制干部，这种仪式既节约又庄重，感到很好。但我年迈的外祖母当时却有那么一点想不通，说：“只知道离婚要去法院，还从没听说结婚也到法院的！”
吴从云是个老地下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在上海的教师中从事活动。他见多识广、通情达理，见我这样，说：“你该想一想，你不可能去，她不可能来。而且，你能知道她在那边会干些什么吗？不一定是她想干什么，而是也许会逼她干些什么。你是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有这样的台湾社会关系呢？！”
我们险些遭到毁灭的爱情得到了一个好的结局，我终于既得到了革命，又得到了爱情。
听了老吴的话，我心里火辣辣地难受。我是个讲忠诚和信义的人，又是个如老吴说的那种“恋爱至上”的人！我头皮发紧，先是沉默，但立刻坦率摇头说：“我不能！”
1953年3月，我从上海总工会调到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起凤随调北京，组织上瞬即为她安排了工作。她穿上灰布制服，参加了革命。中央统战部曾有两位同志两次来找她，希望她动员父亲回来，但那自然是不可能办到的。自从她回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几十年间，为了家人及保人的安全，她就一直隐姓埋名从未同台湾的家人及友人通过信息……
吴从云总编辑最初找我谈话，纯出好意地劝我：老王，形势很清楚，你同未婚妻想见面怕是没希望的事了！大家对你的工作是满意的，但你的台湾关系是个严重的问题。我想劝你听我的话，一刀两断了吧！……
尾声
当时，“镇反”运动中确实杀了不少镇压对象，台湾报上，对大陆的“镇反”每天几乎都有血淋淋的十分夸大的报道。我们的报上也登载着台湾水深火热的情况及国民党当局为震慑军心整肃军队以“通共罪”枪决前副参谋总长吴石和第四兵站总监陈宝全案，又以“通共策反汤恩伯罪”枪决了原国民党政府浙江省主席陈仪等案件的情况。谁都能估量到这种情势对我心灵上的压力和影响有多大。
啊！爱并不是一时的激情，爱代表一路同行。
那时，同台湾通信须通过香港转去。我对她是这样地眷恋，她对我是那样地情深。在香港，我高中时的同学施懋桂和柏美伦夫妇俩是我们的好友，可以转信，懋桂当时在一家纺织染厂工作。起凤家有熟人王鹏程和邹金凤夫妇，王鹏程是个大商人，也可转信。一般情况下，一封信十多天可以收到。我们通信，内容根本不涉及政治，都不外是你好我好互相问好，就连谈感情也谨慎得无以复加。信总是既短又重复单调，双方的情况互相都难以交流，仅知对方安好就算通信达到了目的。
要想得到多多的爱情，理应付出多多的代价，在失去与获得之间，我懂得了许多。我们正因为结合来得这样困苦艰难，因而特别珍惜我们的爱情。在后来的“左”风盛行时期，我们自然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在职务、工资上始终没有什么进步。起凤也只能做点一般的工作，但我们已满足。共同生活几十年，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山东，从山东到四川，有过贫穷苦难，有过风和日丽，也有过风霜雨雪，但从来没有吵过架、红过脸，起凤是个苦了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贤妻良母，人所共知。我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几十年共患难共欢乐的相亲相爱，我和起凤两个人的世界正像金色池塘中那两只交喙游弋的天鹅。1990年8月，我在后来得过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的书上放上了我们的合影，并写了这样一段话：
这就是因为我的未婚妻凌起凤（她本名凌庶华）随家去了台湾。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元老辈的人物。这件事我是交代了的。但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和“三反”运动中，我却只能一次一次写材料，交代她和她的家庭及社会关系，交代她和她的家庭同我的关系，并且将她的所有来信交给组织上看，将我寄发给她的信也在发出前先交给组织上看。
熟人都知道我有值得羡慕的“大后方”。
我本来一直认为自己经历简单，历史清楚。在运动中，当每个人要交代自己的出身及全部经历，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政治问题、社会关系及“一切你自己认为应当向组织交代的问题”后，我自认为自己是透明的。我的出身成分由于当时不懂阶级的划分，在干部登记表上误填了“官僚”。这是最最坏的出身了，在运动中自然没有“隐瞒成分”的可能，无须再查。我年轻，全部经历去掉小学、中学、大学及大学助教、新闻记者，简单而又清楚。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特务会、道门组织，新中国成立前与地下党同志来往密切。我掩护并搭救过地下党的同志，从40年代中开始写作，写的东西在当时条件下应当说是进步的。那么，我为什么会背上沉重的包袱呢？
几十年来，我和凌起凤在生活和创作上始终是最好的“合作者”。
1950年到1951年，是不平凡的两年。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两天后，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巡弋。10月里，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冬季开始，农村开展了土改运动。年底，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广泛展开。1951年2月，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接着，到年底，“三反”运动在上海猛烈开展。我在这一连串从未懂得也从未经历过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眼花缭乱，心情复杂，身体疲劳，神经紧张，从将革命想象得十分美妙轻松，变得开始理解革命是这样不容易而且受到震撼，并背上了思想包袱。
书成之日，请允许我用这张合影作为纪念。
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我狂热工作。到1949年年底，上海总工会劳动出版社正式成立。当时，文教部长先是纪康后是李家齐，都是极好的同志，成立出版社后，李家齐兼了社长，吴从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我在编审部任副主任、主任，很快升为副总编辑，工作很是愉快。
这段平实的话，其实是包含着许多曲折和辛酸。我的一位作家好友鲁之洛看了以后说：“字里行间洋溢着的创作丰收喜悦之情和对相濡以沫的爱妻的感激之情，浓重得令人读罢久久萦绕着一股甜甜的暖意。”看到这段话后，已故的萧乾先生生前多次写信给我时，都称起凤为“大后方”。
上海1949年5月底解放，我很快就到百万产业工人的司令部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工作了。
起凤的父亲我的岳父凌铁庵先生1962年在台湾去世，1995年他的骨灰由起凤的哥哥凌跃龙捧回安徽，在外孙余望周到安排下隆重安葬。是年4月2日《安徽日报》以“辛亥革命志士凌铁庵魂归故里”为标题发了新闻，说：“祖籍定远县的凌铁庵先生，辛亥革命志士，先生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东渡日本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回国后投身于辛亥革命，在北伐中战功卓著……凌先生一生爱国，为人正直，晚年在台湾赋闲日夜思念家乡。临终前嘱咐亲人将其骨灰运回故里。”起凤和我前去参加了葬礼。他墓前石柱上镌刻着老友于右任生前赠他的一副对联：“尽国民天职，盲目不盲于心；是革命人豪，寿己兼寿夫世。”起凤与他哥哥跃龙兄妹见面，跃龙从台湾将当年于右老写赠给起凤的那幅字带来交给起凤。于是，过去了的许多往事又像放映电影般地重新浮现在眼前……
一
刘长胜同志1953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后派往奥地利维也纳世界工联做领导工作，1967年“文革”中含冤逝世。李家齐同志20世纪50年代中由上海总工会副主席调任上海市委秘书长。“文革”中受冲击，“文革”后续任上总副主席，80年代又任上总顾问，主编过《上海工运志》等，他既有水平又谦和平易。主编的《上海工运志》中在“人物”栏里竟不放自己的小传，可见其为人。他如今仍在上海。
2002年，在我们的金婚日来到之前，我决定写下这个我与凌起凤的爱情故事。这是我们的一段尘封的秘密。几十年来，我们都不愿多想这段往事，更不愿自己写出这段历史。但现在我们都老了，记忆也许会加速消亡。写出这段过去的经历，对我们是个纪念，让今天幸福的现代青年看看我们昔日那种多劫多难的爱情，也许不无解悟。
纪康同志后来调到世界工联及北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于1964年病故。白彦同志一直在上海工作，1997年病故。吴从云同志在任上海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时“文革”开始，含冤去世。陈展在“文革”中被诬为“叛徒”，“文革”后任上海宝钢副总指挥，1992年病故。施懋桂、柏美伦夫妇定居加拿大，懋桂已病故，他们儿孙满堂。王善本退休前在陕西主编《人生报》，现在在宝鸡安度晚年。王鹏程病故已多年，邹金凤随子女定居美国。我母亲在“文革”中病故，葬于苏州凤凰山公墓……对这许多位同志、好友、亲人，我们始终怀着感激之情。
我一时语塞愣在那里……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一段如梦似幻的记忆。过去了的我们的辛酸苦涩的特殊遭遇，无异像一滴水反映海洋似的折射出当时历史的缩影。1999年5月，我任团长率大陆作家访问团出访台湾，心中涌出独特的感受，对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实现，由衷感到更加急切。
她叹口气：“不是你不好！只是做人太苦了！下辈子我不想做人了！”
每个人都曾面临人生的选择。我和起凤的生命有自己的一套专属的价值观和精神认知。我们用这做到另一种许多别人也许无法做也无法想象的事。我们在决定自己的选择时，都有全心全意的付出，那就是我们会永远牢记的虽有风浪却又能换成美好的时光。年轻时的“大浪漫”早成过去。我们的青春早像黄鹤飞走。尽管受尽劫波，有过无限辛酸，但却真的无悔。因为当时我坚持的既要革命又要爱情的观念和追求终于实现。我们在当时还是幸运者！我们的爱情天长地久永远不老！生命的意义中如果寓含悲壮与高尚，回想时能存有使自己悠然神往的境界，那就可以说自己未曾辜负此生，即使在生命已经老化并且走向枯寂时仍有一种安慰。
我奇怪了，问：“为什么？”
这些年，我见闻过许多海峡两岸亲人见面或想见面而一方已经死去的悲伤故事。我感到我和起凤是幸运的。我们共守爱情同甘共苦这么多年，如果当初起凤不回来，我不坚持，组织上和一些领导同志不关心，我们也许又是一段很悲惨的爱情故事了吧？唉！谁知道谁能说呢？！我们互相带着年轻时的浪漫走进婚姻，又以爱来互相滋润各自的心田。我们的爱情始终充满魅力。当我挥去历史的尘土揭开记忆的箱盖时，我愿同时掸去的是我所经历过的那个特定时代有过的不幸与无奈，只留下爱和温馨。然后将它留给今天沉浸在爱河中的青年们。过去的事离你们这样遥远，你们现在不会再经历我们所曾经历过的困苦，但希望这样的回忆带给你们的不仅是往昔有过的叹息而是值得珍惜的今天的美好。过去有过的那种使当事人心痛的波折，在记忆中已成了一种“泰然”。我们还将幸福地在共和国一同生活下去，五年、十年……我们的肉体当然不会永生，但我们有过的忠贞和追求绝不会失去光彩。那种在特殊年代存在过的倔强的爱情会是永生的，永生在知道这件事的我们的亲友及后代心中……
我以为她一定会点头的，谁知她却沉思着，眼帘耷拉下来，忽然把头摇摇，苦笑着说：“不！”
（本文写于2002年春，刊于2002年第5期《当代》）
200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特冷。我同起凤在灯下聊天，心里暖洋洋的。我看着她那已经苍老但依然美丽的脸，忽然说：“假如你愿意，假如有来生，你愿意我们再做夫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