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同回到他的书房里，我将艾老要煮水泡茶的事向哈华说了。艾老拿了糖盒来，让我们吃糖，然后，他俩就高兴地谈起来了。
1987年9月，老友——上海作协副主席哈华来成都，要我专程陪他去看望艾老。他与艾老是小同乡，都是四川新繁县（现并入新都县）人，互相熟知却未见过面。我们坐小车同到四川作协艾老住处拜访。9月11日那天下午去时，艾老的夫人王蕾嘉同志不在，仅艾老一人在家。他穿一套旧蓝涤卡中山装来开门。进房后，见他刚才正写东西，桌上摊着稿纸。看到远道而来的同乡客人，他热情地让哈华在沙发上坐下后，就急着要去泡茶。我见他往厨房走，就跟着前去效劳，但他一连提了两只开水瓶，都空空如也。他打算烧水，我连忙劝阻，说：“艾老，不泡茶了！老哈主要是来看望您，谈谈，见到您，他不喝茶也高兴的。”
艾老比哈华大十四岁，1925年二十岁出头就离开家乡到云南昆明然后去缅甸漂泊，离开家乡许多年。哈华也是二十岁出头1938年投奔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几十年未回过家乡。但他俩对家乡都充满乡情。谈起以前对家乡的一些印象，哈华说他这次回四川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已改，鬓毛已衰，感慨很多”。他在新繁“已经没有认识的亲人”了！艾老说：“1945年，我离家已经二十年了，还不能回去。教小学的父亲去世，我也没能回去，母亲死得早，在离家二十年里，祖父母、叔伯、婶娘、姨娘及一些亲友也陆续不在了。”他劝哈华，“你可以回去看一看，那里变化很大。”接着艾老赞扬哈华在上海创办的《萌芽》培养了不少青年作者。哈华告诉他：还有一份《电视·电影·文学》，现在也有较好的影响。最后，哈华谈到《南行记》，说他喜欢。艾老微微笑着，听着，但不说话。
那天，艾老说话的态度冷静、安详。他的真诚和谦逊，使我感到庄严、尊贵。艾老是一位“含蓄以养深、浑厚以待人”的作家。我敬重他的品格。
从艾老家出来，哈华赞叹地说：“这个老人真好，就是话不多。”我说：“今天他同你谈得可不少了。”哈华说：“他生活真俭朴，像诸葛亮说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我说：“他是个精神上戒自大，物质上不贪求的人！”同艾老见面后，哈华更加重了乡思，决定到新都看看。我陪他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同志热情地给县委宣传部打了电话，派了车，老哈第二天就去暌别了几十年的家乡寻梦了！
接着，谈到《丰饶的原野》。这是由《春天》《落花时节》和《山中历险记》三个中篇组成的一部长篇。有趣的是《春天》写于1936年，《落花时节》写于1945年，解放前出版时，这两个中篇合在一起，艾老取了个名字：《丰饶的原野》。但1979年时，艾老感到故事未完，还应当继续写下去。于是见缝插针，用一天两千字的速度，写出了《山中历险记》这个中篇，将从三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期写成的三个中篇合成一个长篇，用《丰饶的原野》为名出版，编入《艾芜文集》第六卷。他说：“《山中历险记》没有写好，有很多缺点。”但我如实地将读后感告诉了艾老：“您塑造的刘老九正直勇敢，不自私，同情弱者，我喜欢。这是一个光辉的农民形象！”
往事历历在目，但1992年8月哈华在上海因血癌去世，12月，艾老又病故，几个月间，新繁的两个出名的作家都先后不在了，看看那天见面时我们三人的合影，我很伤感。
接着，我们谈了起来。他问起《艾芜文集》第四、五、六卷何时可以出版，我歉疚地告诉他：稿子我早已终审签发，因为征订数量少、社里经济困难的原因，延缓了开机印刷，但我已做好布置，年内是可以出书的。这三卷指的是他写的长篇《故乡》《山野》和《丰饶的原野》。我说：“我很喜欢《山野》，全书二十多万字，只写了一天的事情，写法新颖，笔触细腻，情景逼真，刻画了抗日战争时期不同阶级的不同面貌，真实反映了抗战这一伟大历史阶段的一个侧面。”他说：“《山野》当时曾颇受文艺界好评，但生活局限，限于所见所闻，我只能写了一个小小的山村和一天小小的战斗生活。这次收入《文集》，交稿前改了一些。不合历史背景的都改了一改。”我说：“我注意到了修改的地方，您是很认真细致的。”
听到过一件艾老的逸事：重庆解放，新中国成立后，艾老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兼文化局局长及文联副主席。当时，他还不是党员。一位有实权的党员同志比较粗鲁，对他不够尊重，有事都不同他商量，放在别人可能很难忍受，他依然平静、积极。有人为他抱不平，他恬淡地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意思是说：看在党的面上为大，不去计较这些！
1986年5月中旬，大西南五省区文学座谈会在四川宜宾地区竹海聚会。一天清晨，天气阴霾，我起身后走到宾馆水池边散步，看见艾老起得早，独自坐在池边的亭畔。那个清晨有淡淡的雾，周围全是绿树竹丛的池里有一种灰色有翡翠花纹的小蛙，鸣声像弹琴。艾老是在静静聆听蛙声。我走到他身边后，听着拨动琴弦似的蛙声，同他谈起那种蛙来。我说：“一样是蛙，这种蛙的鸣叫声好艺术啊！”艾老被我的话逗笑了，不断点头。他是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名誉社长，我当时是该社的党组书记兼总编辑。那个清晨我告诉他：“我年龄已到，头部又负过伤，决定退下来，以后可以写写东西。”他对我要退下来未置可否，但我谈到写东西，他却频频点头，态度很真诚。
1990年3月5日，成都召开庆祝《艾芜文集》出版和艾老创作六十六周年座谈会，我写了《艾老之风，山高水长》一文代替一束鲜花当面献给了艾老表示敬意。现在，艾老去世了！想起艾老，我仍有“山高水长”的感觉。艾老在创作上不安于平凡，力求卓越。他的存在和价值体现在生前，又体现在身后。曹丕《典论·论文》中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艾老是一个极为谦虚的不愿多向人民索取什么而只愿多向人民做些贡献的文学家。现在正是杜鹃鸟叫的落花时节，我想起他在《落花时节》中写的那个美丽凄怨的杜鹃鸟的传说，又想起他，心里酸酸的。艾老说过：“古人说，年华如逝水。我说，逝水就好，它是流着的，这象征了生命的活跃……人应该像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多美好的诗一般的语言啊！艾老的精神是永留文坛大放光芒的！
前些年，艾老比较健康时，我曾有意向艾老讨教，但艾老谦虚，未曾居高临下地向我介绍创作经验或论述作品。在我感觉上，他沉默寡言，但平易近人，“心底无私天地宽”，给了我很强的感染。
（本文刊于1993年上海《文学报》）
艾芜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一位大家敬仰尊重的长者。提起艾芜老人，他那锲而不舍从事文学的事业心，他那淡泊宁静的典型风范，已无须我来再添枝加叶说些什么。但自从他去年（1992年）12月病故后，我心里总有一种舍不得他走的感情。我不能不用朴实的文字从感情上来表达一些自己的独特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