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微微笑了：“是吗？不记得了！”
我忍不住问：“黎老，您可能不记得我了，解放初期我在上海市委见过您的。”我将在上海第一次见面的事讲了。
但，我们之间的关系由生疏变得亲密了，感情能够交流了。我见他每说两三句话就要喝一口水润润嗓子，我就常常站起来给他倒水。他就把他所了解的关于希伯的事讲给我听。
这话可能触动了他，他连连点头说：“啊，是很想啊！是很想啊！”他将我摊开在他面前桌上的一小包山楂拿了几个在手里把玩，说：“谢谢你还想着给我带沂蒙山区的土产。在沂蒙山区，很多事全记不起来了，但山区有许多这种山楂，我还记得。”
我们谈着话，忽然，我听见楼上隔壁一间房里有人厉声大叫，声音很高，腔调很怪，声音里充满了痛苦，是呻吟，也是一种灾难的发泄。起初，我使自己镇静下来，好像听而不闻。但过了一会儿，又继续听到第二次、第三次，我就奇怪了，这是谁？为什么这样怪腔怪调地大叫？……
他请我坐下，自己也在我近旁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椅旁桌上有茶杯和开水瓶，我说了来意并给他看了介绍信后，他对我说：“我有糖尿病多年了，嘴干舌燥，说话都不方便，要常喝水。”说着，自己倒了一杯水放在面前，并问我喝不喝水。我告诉他不喝，带着感情地说：“黎老，我带了一点沂蒙山的山楂来给您尝尝。您离开那里已经很久了！我是在临沂工作的。我知道，您在那里战斗、工作过多年，可能您还会常常想念那地方！”
黎玉同志似乎知道我的想法了，停止了叙述，对我解释：“这是我的那个儿子！‘文革’中给吓疯了！”他说得平静，可是我好像能感到他话中的悲愤。
一会儿，从楼上下来了一个人，他一进来，我一眼就认出这是黎玉同志。但，他老了！确实老了！走路有了老态，脸色苍白，脸上全是皱纹。而且，从眉宇之间，可以看出他有一种遭过折磨和摧残的心态。但从举手投足之间，仍使人感到他有坚强、坚定的意志。我站起身来，叫了他一声：“黎玉同志！”此时，我觉得这称呼是最尊重他的了。也只有这种称呼，足以表达我对一位老同志的敬意。
我能说什么好呢？我当时在北京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见到韦君宜同志的儿子杨嘟嘟（他爸爸杨述同志曾任朱德同志秘书），好好的一个男孩子，也是“文革”中给吓傻的。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太深重了！
这老万居胡同15号果然改成了农跃胡同13号。那是一幢青砖的西式楼房，原来可能是很好的住房，可是败落了！门首的小院子里花木败落，一派萧索气氛。我进了门，到了楼下一个客厅里，见到一个中年女人，我说了来意，她让我等一等。我坐在客厅里的一只破沙发上，看看这间冷落破旧的客厅，可以想见主人的落魄，心头不觉有些沉重。
那天，谈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我见他身体不好，糖尿病使他讲话困难，就决定告辞。他提供的材料和线索不少，我决定去采访他所提供的一些同志，如萧华（当时任兰州军区政委）、林月琴（罗荣桓的夫人）、康矛召（当时在欧洲做外交官）等，并且约定以后再来看望他。
我去一机部打听黎玉同志的情况和地址，才知道黎玉同志还没有“解放”。我问是什么问题，党委的一位同志说：“历史问题”。这时我对“文革”中那种无限上纲上线的做法早已深恶痛绝，对无端将许多老干部硬划为“叛徒”等的做法也早已明白是怎么回事。在我思想上认为像黎玉这样为革命流过血的老同志，革命几十年，居然还拿什么“历史问题”来卡他，未免可笑。我要求知道黎玉的地址，一机部接待的同志告诉我：“他住在北京火车站附近老万居胡同15号，老万居胡同现在改名为农跃胡同，黎玉家的门牌号码可能改成了13号了！”我便满怀热情地去找黎玉的家。
第二次见到黎玉，我的采访收获不小，但却也带来了惆怅。见到他苍老有病、儿子发疯、住所破旧的境况，我不禁想：他的“解放”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总算熬到了“四人帮”被粉碎。想不到在1977年12月，我在北京又第二次见到了黎玉同志。这次见面，离第一次在上海见面，已是整整二十七年了！这次，是我主动去找他的，因为我正在采访、收集德共党员、“太平洋学会”记者汉斯·希伯的材料，而黎玉同志是当年见过希伯、了解希伯的少数权威人士之一。我需要他将他所了解到的有关希伯的事告诉我，并想通过他介绍更多的采访线索。
第二年（1978年）夏天，我又到了北京，仍是忙于为收集希伯的资料奔波。7月25日，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我又到火车站附近的老万居胡同15号看望黎玉。这是我第三次见到黎老了！这次我是特地去看望他的。
这些关于黎玉的话，我听了也就只是听了，并无法去臧否人物诊断是非，只是在听到这些话时，会想起黎玉同志那挺拔轩昂的身影和长长脸上那双浓眉下炯炯的眼睛。过了些年，向人打听情况，听说黎玉在北京工作。到60年代初，有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黎玉的名字，当时他是一机部的副部长，算是证明他确实是在北京。但隔不了几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燃遍了全国。我看到过说黎玉是“叛徒”的传单，能够想象到他受冲击的灾难深重，只是我自己当时在山东省属重点中学临沂一中已成了“刘少奇的代理人”，面对一百多个红卫兵战斗队，受尽折磨，自顾不暇，想起种种无中生有的迫害，想起全国“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做法，对黎玉却不能不抱有某种同情；而且对他那种跌了跟头又爬起来干的经历，在逆境下更感到有所得益。
住处依然如故，只是上回来正是严冬，现在却是盛夏。小院里多了些绿色，冬天的气氛在自然环境中消失了。我步入那间熟悉的客厅，见布置也无变化。只不过多了一台电视机，放在一张矮几上，罩着布罩。
但，1961年夏，我从北京到了山东临沂，这里也就是著名的老根据地沂蒙山区。我竟常常听到人谈起黎玉的名字。而且，他在山东沂蒙山区，几乎是个无人不知的名人。有人谈他的好处：他怎么领导了徂徕山起义，怎么在既无枪支又无给养更无作战经验的条件下建立了抗日的队伍，1941年日寇调集五万重兵“扫荡”沂蒙山区，敌人的合围怎样在罗荣桓和黎玉领导下被粉碎的，黎玉是怎样出生入死多次遇险并在1942年冬负伤流血的……有人谈他的坏处则说：“黎玉那时在山东不挂毛主席的像！”“黎玉使山东人只知道有黎主席不知道有毛主席！”“黎玉在山东做战工会主席时，识字班课本上写道：‘山东人民好福气，出了个黎主席’……”“黎玉在山东闹土改时犯过大错误，到1948年土改复查时挨过批判。”其实听说课本上歌颂他的这些事他本人并不知道。
黎玉来了。他大约午睡刚醒，脸上还有睡容，见到我，高兴地说：“啊，你来了！”
这以后，同黎玉同志没有接触，万万料不到在“三反”运动刚开始反官僚主义的时候，黎玉却作为官僚主义的典型第一个被“反”了下来。当时，上海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了黎玉被“反”下来的消息。我很诧异。我在劳动出版社任副总编辑，虽在以前只同黎玉匆匆见过一次面办过一件事，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并无官僚主义。闲谈时听人说：“黎玉过去犯过错误，反他一下官僚主义不会冤枉他！”意思似乎是说：犯过错误的人每到运动来时都还得整一整的。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三反”在1952年搞定，1953年春我由上海调到北京工作，一直工作到1961年夏。在这么多年里，我几乎从来没有再听到过黎玉的名字也没想起过他。在我的记忆中，他几乎已经消失了。
我站起来向他问好，又同他一起坐下。他依然是倒水喝，但也给我倒了一杯。接着，就告诉我：“这些年，我先是靠边，后来给我戴上‘叛徒’的帽子。‘十一大’后，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那是不对的，不符合事实。党实事求是接受了我的申诉，我‘解放’两个月了。”
黎玉同志办事这样认真负责而且迅速，使我起敬。他事情一定极忙，电话虽不是他本人打的但总是他叮嘱别人打的。这种办事马上有下文的作风多好。我接着奉命去找舒同同志。舒同当时是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给我们写了“劳动出版社”五个字，是写了好几条由我们挑选的。我们做了一块大牌子挂在门口，以后所出的每本书上都有这五个“舒同体”的刚劲有力的字。
听说他已“解放”，我很高兴。我说：“早该‘解放’了！”
隔了一天，我正想是亲自去找黎玉抑或是打个电话向他询问一下结果，谁知劳动出版社总编辑吴从云[3]同志来找我了，告诉我：“市委已经来通知了，说陈毅同志不写，陈毅同志的意见是可以请舒同写，因为舒同的字好。”
但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已经七十二岁了！”
纪康同志本来是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部长，这时已调到市委工作，上海总工会文教部部长是李家齐[2]同志了。我问纪康：“黎玉是谁？”并告诉了他经过。纪康告诉我：黎玉是市委的秘书长，并将黎玉过去的情况简单告诉了我一些，我这才知道遇到的是个“大人物”。
他那发疯的儿子又在隔壁那间房里吼叫了！我沉默地听着，他也沉默地听着。后来，我送他一本写沂蒙山区土改题材的电影剧本《平鹰坟》。这剧本是临沂地区几位同志集体创作，由我主要执笔写成的。此时已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影片在全国上映过了。
看他那模样，是位领导同志，我不好再多说什么。我就问他姓名，他说：“我叫黎玉！”我当时孤陋寡闻，还不了解黎玉同志的经历，问怎么同他联系，他说：“打电话给我好了！”他告诉我了电话号码，边上正好过来两个人找他。我介绍信给他拿去了，见他有事同那两个找他的人一起走到一间办公室里去了，我就向人询问纪康[1]同志的办公室在哪里，找到戴眼镜瘦削的纪康同志询问。
他出乎我意料地说：“这件事（指平鹰坟这件事）发生在沂蒙山区十字路（现莒南县）大店镇，我知道。你们这电影我也看过了，很好。”
他说：“我给你问问他！”
可能是这剧本的题材引起了他的回忆，他忽然长叹一声，说：“过去我在山东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啊！不过，有些事我可以承担错误，却并不符合事实。”说着，他变了话题，详细问起临沂和沂蒙山区的近况来了，又问起临沂地委书记和专员的名字，带着浓重的感情，像听故乡音讯似的饶有兴趣，说：“这些同志都不认识了！”又说，“山东原来一起的同志提到省一级的不多，地一级的恐怕还有。”更说，“离开山东许多年了，还常常想那里。抱犊崮我还有印象。”
我把介绍信递给他看了，扼要说了情况。
我说：“您以后可以回去看看，大家会欢迎您的。”我告诉了他我在沂蒙山区深入生活时常会触景生情想起他的心态。
他看看我的胸章，说：“呵，你是总工会的！”又问，“你什么事？”
他没有答话，只是一口一口喝水。
我说：“我要找陈市长！”
后来，我们谈了很久，谈山东，谈沂蒙，谈希伯，他希望我早点把书写出来。直到后来，有客来了，我就向他告辞，他还亲自送到门口，亲热有力地握手。
第二天，我到褔州路江西路的市府大厦去，仍未找到陈毅同志。在二楼过道里，忽然看见一个身材挺拔气宇轩昂穿黄军衣佩红底黑字军管会胸章的人迎面走来。可能因为我穿的是上海总工会的制服（蓝布列宁装，佩白底红框黑字的上海总工会筹委会符号），这人见了我就问：“你什么事？”那意思是问我要找谁有什么事，又似乎夹着“你为什么在这里东张西望”的意思。
以后，听说他重返工作岗位了，是农机部顾问、党组成员。并听说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很重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敢于主持正义，也爱惜干部和人才。接着，我看报时，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的名单中发现了他的名字，使我感到欣慰。
当时，上海市军管会在外滩，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在福州路江西路的弓形大厦（这里原来是国民党上海市府大厦）内。我带了介绍信，就先到军管会找陈毅同志，接着又到福州路江西路的市委、市府大厦找陈毅同志。但都未见到。两处都有秘书模样的人员要我留下介绍信并说明来意和要求，让我等着听答复。我坚持要亲自见见陈毅同志请他题字。这就决定第二天再去。
起先，是由于忙；到1983年，我又由山东调到四川工作，一直没有再见到黎玉同志。后来，我读到过黎玉同志写的革命回忆录，一共两篇：一篇是回忆少奇同志的，题为《胜利的转折，历史的功绩》，是他与陈沂、高克亭同志合写的；一篇是回忆罗荣桓同志的，题为《和罗荣桓同志在一起》。听说，有人请他多写些回忆录，尤其希望他写关于自己在山东的经历的回忆录，但他不肯答应。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当时他还背着沉重的错案包袱（1986年3月党中央给他彻底平反），他怎么能写？我也觉得十分可惜，因为他是那样一位优秀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始人，他所经历的革命历程和知道的经验教训如果写出来将是多么珍贵！
上海是1949年5月底解放的。我在6月到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文教部工作，任务是给上海总工会的领导同志刘长胜（主席）、朱俊欣（副主席）、汤桂芬（女工部长）等起草讲话稿，审查电影及书刊稿件，负责华东、上海职工广播节目的安排，编辑工人课本等。到1950年夏天，决定创办一个劳动出版社，除出版工人课本外，还出版工人阅读的各种书籍。文教部决定：请陈毅同志题写“劳动出版社”五个字，并要我负责联系完成。
我们党的历史上，蒙冤的革命者，革命的蒙冤者太多了！革命可真不是“请客吃饭”！它是需要英雄人物才能戴上这个桂冠的！历尽艰难，承受委屈，对党始终热爱，对革命事业仍全力以赴，自始至终，心无旁骛的人，该可算是英雄了！有个哲人说过：“每个英雄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曲折。”我历来并不心服这句话，但从黎老和不少英雄人物的身上，却又仿佛看到了这句话的验证。我要衷心向那些历尽坎坷对党忠贞不贰的老同志学习！但我也愿革命的征途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少一些人为的坎坷、多一些关切的同志爱！
我第一次见到黎玉同志是在1950年的夏天，在上海。
我愿意用这样的心意来悼念黎老——……一位始终坚持革命信念而不懈怠的老共产党员！
到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率主力北上，黎玉任山东分局书记。不久，新四军到山东，成立华东局，黎玉任副书记，并先后兼任新四军山东军区副政委、华东军区副政委等职，协助陈毅工作，为保卫和建设山东解放区、进行土改、粉碎蒋军重点进攻做了许多工作。可是，1948年，山东土改复查时期，在康生等把持下，给黎玉扣上了一大堆不符合事实的罪状，罪状之一是说他“使群众只知有黎主席不知有毛主席”，使他蒙受了极大冤屈。从此，黎玉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不计地位高低，由于土改复查时期的错误结论，使他在以后的工作中，也继续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搞运动时，有时就会联系到他。但他一直认真地工作，从不动摇信念。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兼秘书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上海市政府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中央财委劳资教育组、财政组组长，一机部副部长，农机部、八机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等职。他始终在埋头工作。到“十年内乱”时期，他的遭遇更惨，康生对他进行迫害，说他是“叛徒”，他受到的凌辱与打击更多。但他相信正义必会战胜邪恶，挺着身子走过了严寒时节。粉碎“四人帮”后，他重返工作岗位，以后又退居二线，担任一机部顾问、农机部顾问。压在他身上达三十九年之久的错案，也由党中央在经过大量调查、甄别之后，终于在1986年3月13日进行了彻底平反，给黎玉同志恢复了政治名誉。如果从1926年算起，到1986年，整整六十年。黎玉为党为人民努力服务了六十年，而其中有三十九年是在背着沉重的错案包袱下在鞠躬尽瘁的。这应该说是做到“忘我”、做到“大公无私”了！所以，当沉痛悼念他的时候，我就感到在悲伤之外能给我启示和咀嚼的回忆更多。
（本文刊于1990年《人物》）
1942年冬，山东军区机关遭到“扫荡”的日军包围，黎玉率领军区机关仅有的一营警卫部队与万余日伪军作战，打垮敌人八次进攻后，黎玉负了伤，仍率队胜利突围。到1943年3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合并成立山东军区，黎玉任军区副政委、山东战工会主席等职，协助罗荣桓工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建设做出了许多贡献。
[1] 纪康同志20世纪60年代曾任中联部负责人，“文革”前病逝。
1939年，徐向前、朱瑞等到山东，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山东、苏北境内的八路军部队。黎玉仍任山东纵队政委。到1940年夏，随着形势的发展，为加强山东抗日工作的领导并适应民主政权的发展，7月26日到8月26日，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数百人在沂南县城西南二十八公里的青驼寺，召开了山东抗战史上著名的青驼大会，正式成立了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相当于省人民政府），同时还成立了山东省参议会。黎玉任战工会首席组长，为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李家齐同志“文革”前曾任上海市委秘书长，“文革”后任上海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已离休。
1936年4月，黎玉奉中央北方局之命，到山东恢复建立中共山东省委并担任书记，工作取得了成绩。抗战爆发后，中共山东地下党省委在党中央指示下部署了武装起义。黎玉直接领导了徂徕山起义，并兼任起义部队的政委。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中共山东省委组成了一支四五万人的抗日武装，为建立山东根据地打下了基础。有了这基础，中共中央从延安派了大批干部来山东抗日战场，建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黎玉任政委。
[3] 吴从云同志“文革”前任上海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文革”初去世。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始人之一——黎玉，是位长期蒙受极大冤屈而仍以大局为重继续努力为党工作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他1906年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1925年，发生了“五卅”运动，促使他走上了革命之路，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游行，宣传进步思想，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黎玉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等地做党的工作，勇敢、机智地战斗。1934年春天，黎玉以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身份到中央河北省直南特委工作，先后兼任过直南特委和直鲁豫边特委的书记。因为抵制“左”倾冒险主义的做法，受到错误的批评撤职处分。但他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在河北濮县一带成功地领导了几次群众分粮斗争，恢复和重建了党的组织。不久，刘少奇到北方局担任书记，取消了对黎玉的处分并肯定了黎玉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