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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11日 星期二

小偷来过。警察随后也进了屋子,不过走到旋转柜前停下了,没发现暗门。

他们想七点时给克莱曼打电话,让人来看看。这挺冒险的,门前可能有守卫,或者仓库里有人听到电话声。更危险的是警察随时会回来。为了尽可能详细些,我们还是把重点记在下面:

小偷受了惊,破仓库大门而出,从花园逃走了。

四点,五点,五点半。现在我和彼得挨着坐,靠得非常近,都能感受到对方的颤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屋子里一直很暗,他们时不时写下重要的点,好在打电话时告诉克莱曼。

大门还锁着。库格勒一定是从小门离开的。

过了一个小时,范达安先生和他妻子交换了位置,父亲也坐来我旁边。先生们不停地抽烟,时不时听到长长的叹息声,然后有人起来小便,如此往复。

最好将打字机和计算机藏进私人办公室的黑箱子里。

“现在我们必须像军人一样勇敢,范达安太太,就算牺牲了,那也是为了祖国,为了女王,为了自由,为了真理和正义,就像一直在奥兰治电台上听到的那样,唉,怕就怕连累那些好心人。”

梅普和贝普换洗的衣物扔在厨房的盥洗池中。

就像警察摇晃柜子一样,这个做法让我感到无比害怕。不要烧了我的日记,它必须和我在一起!爸爸幸好没再吭声,真不想再提起这个可怕的提议。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话。我安慰着范达安夫人,让她别害怕。我们说起如何逃跑,如果被抓应该如何面对秘密警察的审讯,还有怎么打电话求助,以及不要害怕等等。

小门钥匙只有贝普和库格勒有,不过锁也有可能已经损坏了。

“烧了它!”大家恐惧迫使我们这样做。

得想办法通知扬;把钥匙拿办公室来,再做打算。得把猫喂了。

“安妮的日记也会被发现的。”爸爸加了一句。

一切按计划行事。已经给克莱曼打过电话,也已经把打字机放进黑箱子了。之后我们就围坐在桌子旁等待,也不知等来的是扬还是警察。

“对,该放在炉子上烧毁!”范达安先生说,“否则如果他们发现了我们,肯定也会找到收音机的。”

彼得已经睡着了,我和范达安先生也躺在地上休息,突然听到一阵清晰的脚步声。我蹑手蹑脚爬起来:“是扬!”

“把收音机拿走吧!”范达安夫人叹着气说。

“不是,是警察!”其他人都吓坏了。

范达安夫人还是坐到椅子上,换成范达安先生睡在我脚边。我开始思考。因为我一直在发抖,范达安先生根本没法入睡。我在想我们要做好警察会回来的准备。如果来了,我们只有招了。是荷兰人的话,那就万事大吉,如果是纳粹,就给他们一点好处。

这时候传来几声敲门声,还有人吹口哨,是梅普!范达安太太再也受不了了,面色刷白,瘫坐在椅子上,如果再晚一秒,她肯定会紧张得晕过去。

我请求道:“再给我盖上点什么吧!”好像有什么搭了上来,别提了,我的睡衣外面套着羊绒裤、红毛衣和黑裙子,白袜子往上是破长袜,就这么睡了。

扬和梅普进来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非常开心。屋子里乱糟糟的,光是那张桌子就够“吸引人”的:一本《电影与戏剧》杂志随意摊开在上面,页面上的舞者被洒出的果酱、治腹泻的药片和两个果酱瓶子完全遮住了,旁边胡乱堆放着几片没吃完的面包、镜子、梳子、火柴、烟卷、烟灰、烟灰缸、几本书、一条短裤、一个手电筒和一些卫生纸等等,不堪入目。

范达安夫人的身子压在我脚上的时候我醒了。

我们都快哭了,含着泪跟他俩打招呼。扬用木头把门上的窟窿盖住后,很快又跟梅普一起离开了,说要先把公司遭小偷盗窃这件事情报告到警察局。梅普在楼下仓库门下发现了一张纸条,是守夜人施拉格特(Slagter)先生留下的,上面说他发现仓库门上有个窟窿,于是就报了警。扬准备也顺便去施拉格特先生那儿一趟。

闲聊、耳语、害怕、臭气、风声,还总有人上厕所,这还怎么睡觉呢?到两点半我才实在熬不住了,睡着了。

我们花了半个小时把屋子打扫了一遍,真不敢相信,半个小时人竟可以做这么多事情。我和玛戈特把楼下的床铺好了,一起去卫生间洗漱,顺便把头发也梳一梳。之后我又稍微整理了一下房间,然后上楼了。楼上的桌子早已收拾完毕。我们打来水,泡了咖啡,沏了茶,也煮了牛奶,准备开饭。爸爸和彼得一起倒了便桶,并用热水和漂白粉把它们彻底清洗了一遍,其中最大的一个又满又沉,可想而知,他俩受了不少罪。

玛戈特和我拿来了各自的枕头和被子,她躺在储存柜旁,我则躺在桌子腿之间。在地上那气味闻起来好像没那么刺鼻了,范达安夫人找来一些漂白粉倒在桶里,又在上面盖了一块布。

十一点钟扬就回来了,我们再次围坐在桌边,这次舒服多了。扬说:

“我们躺在地板上睡觉吧!”

“我去施拉格特先生家时,他正在睡觉,他太太告诉我,她丈夫巡逻时发现仓库门上有个洞,于是找来警察一起将整个楼搜查了一遍。施拉格特先生是一位私人守夜人,每天晚上都会牵着他的两条大狗,沿着市内通航运河四处巡逻。施拉格特先生准备周二来找库格勒说一下这件事情。警察们还不知道有小偷这件事,只不过已经将昨晚的怪事记录在案了,他们周二也会再来看看。”

我们只能做三件事:胡乱猜测、害怕、发抖上厕所。便桶被拿上了阁楼,只有拿彼得的铁皮筐来替代了。范达安先生第一个,然后是父亲。这让母亲感到很难为情,所以父亲把这容器拿到房间里,这样我们四个女人就方便些了。最后妈妈也没得选。这时候需要很多卫生纸,幸好我口袋里还有。大家轻声抱怨那散发着恶臭的筐子,这时已经十二点了,我们都累极了。

在回来的路上,扬还碰见了一直以来给我们送土豆的那位先生,扬跟他说起小偷的事情。

谁都说不出话了。屋子里现在没人,不过门口可能有守卫。

“这我知道,”他小声说:“昨晚我和我太太散步,刚好路过那座楼,看见了门上的窟窿。我太太怕麻烦,就拽我走,我还用电筒照过去看了看,不过那时小偷肯定已经逃走了。保险起见我也没报警,怕节外生枝。虽然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但多多少少也能猜到一些。”扬谢过这位先生,就回来了。这位先生肯定猜到我们藏在这儿了,因为他每次来送土豆都挑午休时间十二点半到一点半之间来,真是好人!

柜子又是一阵晃动,再一次摇晃时有什么东西掉了下来,随后脚步声渐远,最终消失了。我们得救了!几个人全身颤抖,都能听到牙齿打颤的声音,谁都不说一句话,就这样一直坐到十一点半。房间里没有半点声响,但是柜子前面面向楼梯的灯被打开了。是因为他们发现这柜子的古怪了吗?还是那些警察忘记关灯了?会有什么人来把灯熄灭吗?

扬没待多久又走了,等我们刷完碗收拾好已经一点了。我们八个累得不行了,都各自去休息了。两点四十五分我醒来,发现杜赛尔先生不在房间里。当时我还没完全清醒,睡眼惺忪地往洗手间走,竟然在那儿碰见了彼得,便和他约好一会儿下楼见面。我收拾好后就下了楼。

十点半到十一点没有任何声音了。父亲和范达安先生轮流把守。到十一点十五分,下面出现一阵动静,你都可以听见我们所有人的呼吸,谁都不敢动。那脚步声走到房间里,私人办公室里,到了厨房,然后……上了楼梯。我们屏住呼吸,八个人心脏都要跳出来。那脚步声走上来,旋转柜有晃动,无法描述我们此时的心情。我心想,“没希望了”,已经感到我们要被秘密警察带走了。

他竟然问我还敢不敢上顶楼去,哈哈,当然敢啦。我拿上枕头和毛毯,就和他一起上了阁楼。天气格外好,过了一会儿警报又响起来。不过我们没害怕,彼得将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也依靠在他的肩头,我俩就这样静静地站着,非常安静。直到四点玛戈特上来叫我们去吃饭。

那对拿着手电筒的夫妇极有可能已经报了警。现在是周日晚上——复活节第一天晚上。节日第二天没有人来办公室,在星期二之前我们也没法走动。你想想看,这两晚加一天我们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的!范达安夫人因为害怕,就把灯关了,在无尽的黑暗中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说话声低得不能再低,弄出一点声响就听能到“嘘!嘘!”。

我们吃了面包,还喝了柠檬水,终于又开始说笑起来,一切回到正轨。傍晚时,我特意谢了彼得,还夸他是我们当中最勇敢的人儿。

先生们还没来得及解释就又下去了。十点十分,他们四个上来了,两个在彼得窗前放哨。在楼梯口对着旋转柜的门被锁上了,暗门也关闭了。在小夜灯上罩了件毛衣后他们说:彼得在楼梯口听见两声猛烈撞击的声音,他就跑下去看了看,发现仓库大门上靠右的位置少了一块木板,他马上跑上来告诉家人,四个人随即下去看看究竟。他们进到仓库时,发现时有人正在实施盗窃。范达安先生立马喊了一声:“警察!”这盗窃犯就快步逃了出去。为了避免警察发现仓库门上的窟窿,他们把木板重新安了上去,但是刚安好,又被外面飞来一脚给踹开了。先生们这下彻底惊呆了,范达安先生和彼得更是急红了眼。范达安先生一怒之下,抡起斧子重重地砸向地面,一时又没了动静。当他们又想把木板安回门上时,又出现一阵声响动。一对夫妇从外面用手电筒刺眼的光照亮了整个仓库。“该死的!”先生们咕哝了一句,迅速转变了角色——变成在黑暗中躲藏的小偷——迅速跑了上来,彼得打开了厨房和私人办公室的门窗,把电话扔在地上,最后成功躲进暗室。(第一部分结束)

没人遭遇过像昨晚那么危险的时刻,真感谢上帝的保佑。凯蒂,你能想象么,警察都走到暗门前了,还开了灯,都没发现我们。如果他们闯了进来,我们肯定走投无路了,连同那些曾帮助过我们的无辜的好人儿,都难逃干系。

“快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该怎么说,只能默默向上帝祈祷更多的庇佑。

没时间害怕,我把灯灭了,随手拿了件外套和他们一起上去。

经过这件事,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杜赛尔先生晚上只能去浴室工作了。彼得八点半、九点半时各巡视一遍屋子,检查是否有异常。为防止隔壁公司员工发现,他的窗户也不能再打开了。夜里九点半以后,厕所就不能冲水了。守夜人施拉格特先生已经介入。今晚来了一位木匠,他用我们白色的法兰克福风格的床做了一个防护栏。现在争吵又越来越激烈了。库格勒怪我们太不小心,扬也认为我们不该下楼。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考虑施拉格特先生是否可信,如果他发现门后藏着人,是否会放出那两条大狗……刚做好的防护栏管不管用呢,诸如此类,各种考虑。

十点,有人上楼来了,是父亲,他脸色苍白,看起来紧张不安,范达安先生紧跟着进来。“把灯关了,然后轻轻地上去,警察可能会来!”

唉,谁说不是呢,我们是被困的犹太人,身负污点,毫无权利,有的只是无尽的义务。我们犹太人不能感情用事,必须勇敢和坚强,必须忍受一切强加到我们身上的折磨,不能抱怨,必须尽一切力量去承受,必须相信上帝。总有一天,这可怕的战争会结束,总有一天,我们犹太人将重新找回“人”的尊严!

被我猜中了,仓库里来了小偷。父亲、范达安先生和彼得迅速下了楼,玛戈特、母亲,还有范达安夫人和我则留在楼上等着。四个提心吊胆的女人难免要猜测嘀咕,直到我们听到下面一声锤击声,接着又恢复了平静。此时响起九点四十五的钟声。我们吓得面无血色,虽胆战心惊的,却必须保持镇静。可先生们现在在哪儿呢?那声响到底是什么?他们可能在和小偷搏斗?我们没法想下去,只能等着。

是谁让我们如此煎熬?是谁看我们犹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又是谁让我们现在遭受如此多的痛苦?是上帝吧,上帝让我们历劫,又让我们重生。忍受吧,只要有人活下来,我们犹太民族就不会毁灭。谁知道呢,说不定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和信仰,只要人类能从中领会到“善”的真意,我们就甘于受苦。我们永远不会只是荷兰人,也不会只是英国人,因为我们永远都是犹太人,也永远愿做犹太人。

“好像不太对,”我对玛戈特说,“这理由太牵强了,好像有小偷来了。”

勇敢点吧!我们要牢记我们的使命,不抱怨,总会有出路的。上帝从未抛弃我们犹太民族,千百年来,我们生活与苦难并存;千百年来,犹太民族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变得更强大的。弱者终将消失,而强者则会永存。

但我们的快乐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彼得在九点半的时候轻轻敲门,并询问父亲是否能尽快帮他解决一个较难的英语问题。

前一夜,我其实抱着必死的心态在等警察的到来,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要像前线的战士一样战斗,为祖国牺牲!然而,我得救了,还萌发了一个从未想过的念头:战争结束后成为一名荷兰小姑娘。我爱荷兰人,爱这个国家,也爱他们的语言,想在这儿工作。就算需要亲自给女王写信说明请求,我也不害怕,不会退缩,必须达到这个目的!

星期天晚上我和彼得都没洗澡,因为木桶放在下面的厨房里,并且装满了衣物。八点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了阁楼,为了坐着软和点儿,我带上了在房间里找到的唯一一个沙发靠垫。我们坐在一个木箱上,但这个箱子相对于靠垫来说就太窄了,所以我们紧靠着对方并一起靠在另一个箱子上。莫施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也跑来陪着我们。八点十五分的时候,突然听到范达安先生吹了一声口哨,并问我们是否拿了杜赛尔先生的垫子。我俩立刻跳了起来,带着垫子和猫咪跟范达安先生下了楼。我们闯祸了,杜赛尔先生特别生气,因为我拿了他的枕头,而且他很担心枕头上有跳蚤。只是为了这个枕头他就变得特别激动!为了“报复”他讨人嫌的行为,我和彼得在他的床上藏了两把很硬的刷子,不过很快就被发现了,又拿了出来。这个恶作剧让我们大笑不止。

我不再依赖父母了,虽然我还小,但是我生活的勇气不小,正义感也强于妈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有主见,有信仰也有爱。就让我做自己吧!我是一个内心强大、十分勇敢的女性!

星期天下午四点半彼得应邀来找我,晚些时候我们在顶层的阁楼里一直待到了六点。六点到七点十五分间,收音机播放着美妙的莫扎特音乐会,当中我最喜欢《小夜曲》。美妙的音乐让我深受感动,不过,别人在时,我就无法专心欣赏。

如果上帝让我活得更久,我会做得比妈妈更好。我绝不会甘于平庸,我将为世界和人类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现在脑子一片混乱,不知从何说起。星期四(就是上一次我给你写信那天)一切都还正常。星期五(耶稣受难日)下午我们玩游戏,星期六也是一样。时间过得很快。星期六两点钟左右,双方发生了交火,先生们都说用的是迫击炮,随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当然,当下最重要的是保持勇敢和乐观!

最亲爱的凯蒂:

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