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再见！”列文说，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他转过身，拿起手杖，快步走回家去。一听到费多尔说普拉东活着是为了灵魂，并且服从真理，服从上帝的意志，一些模糊不清但意义重大的思想就涌上他的心头，好像冲破闸门，奔向一个目标，弄得他晕头转向，眼花缭乱。
“怎么样吗？服从真理，服从上帝的意志。要知道人是个个不同的。拿您来说，您也不会欺负人……”
十二
“他怎么记得上帝？怎么为灵魂而活着呢？”列文几乎喊起来。
列文沿大路大踏步走去，他关心的与其说是他的思想（他还理不出个头绪来），还不如说是他从未体验过的心情。
“嘿，天下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人活着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譬如米久哈就是为了填饱他的大肚子，可是普拉东是个规矩的老头儿。他活着是为了灵魂，他记得上帝。”
费多尔说的那些话像电花一般在他心里起了作用，把他心头零星的模糊思想汇合在一起。这些思想，在他谈论土地出租时，就不知不觉地盘踞在他的心头了。
“那他何必一笔勾销呢？”
他觉得自己心里有一种新东西，他愉快地琢磨着，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米久哈那家伙（费多尔这样鄙称看院子人），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怎么会付不起呢！那家伙就会剥削人，自己占便宜。他连同教弟兄都不怜悯。至于普拉东大叔会剥削人吗？人家欠了他债，他一笔勾销，自己却弄得手头很紧。全得看是什么人哪。”
“活着不是为了欲望，是为了上帝。为了什么样的上帝？还有什么比他的话更荒谬的？他说一个人不应为自己的欲望活着，也就是说，不应为我们所理解、所迷恋、所追求的东西活着，而应该为那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为谁也无法理解、无法确定的上帝活着。这算什么话？我不理解费多尔这种谬论吗？就算理解，我也怀疑它们的正确性吗？我认为他的话愚蠢、暖昧、含义不明吗？
“那么基里洛夫怎么付得起呢？”
“不，我像他一样充分理解他的话，比我理解生活中任何事更透彻。我在生活中从不怀疑什么，因此也不可能怀疑他的话。不仅我一个人，世界上人人都理解，没有人对此发生怀疑，大家都同意他的话。
“地租太贵，普拉东付不起，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费多尔从汗水淋漓的怀里取出麦穗，回答。
“费多尔说看院子人基里洛夫活着为了吃饱肚子。这是当然的事。我们人是有理性的生物，要活命不能不吃饱肚子。可是费多尔说，为吃饱肚子活着是不对的，活着应该为真理，为上帝。经他一提示，我才恍然大悟！我和千百万古人和千百万活着的人，心灵贫乏的农民和思想丰富、著作等身的贤人，都含糊其词地谈论这个问题，但我们大家都同意一点：活着为了什么，什么是善。我和大家都只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个信念无法用理智解释，它超越理智，超越因果关系。
列文同费多尔谈起那块地，还向他打听，同村那个富裕而善良的农民普拉东明年会不会租那块地。
“要是善有原因，它就不是善；要是善有结果——奖赏，它也不是善。因此善是超越因果关系的。
费多尔是从一个遥远的村子，也就是列文出租土地让农民搞合作经营的地方来的。那块地现在租给原来看院子的人了。
“这个道理我明白，人人都明白。
他差不多一直干到农民吃午饭的时候，才同费多尔一起离开仓库。他们站在打谷场上一个整齐的留种用的黑麦堆旁，交谈起来。
“我追求奇迹，因为看不到能使我信服的奇迹而感到遗憾。嘿，原来奇迹就在这里，这是我周围永存的唯一奇迹，可是我没有发现！
列文走到鼓轮旁边，把费多尔推开，亲自动手把麦束放进去。
“天下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奇迹呢？”
费多尔满头大汗，脸上沾满灰尘，显得又脏又黑，大声答应着，但还是做得不符合列文的要求。
“难道我找到了一切答案，难道我的苦恼从此结束了？”列文一面想，一面迈步在灰砂飞扬的大路上走着，忘记了炎热，忘记了疲劳，觉得已经从长期的苦恼中解脱出来。这种感觉太痛快了，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兴奋得喘不过气，再也走不动了，就离开大路来到树林里，坐在白杨树荫下没有割过的草地上。他从汗淋淋的头上摘下帽子，支着一个臂肘，侧身躺在林间宽大多汁的野草上。
“少放一点，费多尔！你瞧，都堵住了，所以转不快。放得均匀些！”
“是的，得好好思考一番，弄个明白。”他一面想，一面凝视着面前没有被践踏过的青草，看一只绿色的甲虫怎样沿着一根冰草爬上去，但被茅草叶子挡住了。“一切得从头开始。”他自言自语说，拉开茅草叶子，不让它挡住甲虫的路，又弯下另一片叶子，让甲虫爬过去，“什么使我这样高兴啊？我发现什么了？”
“快一个钟头了，才开始打第三捆。”列文一面想，一面走到打谷人跟前，用压倒机器轰隆声的嗓门，要他每次往里面少放一点。
“以前我常常说，在我的身体里，在这根青草里和这只甲虫里（瞧，它不喜欢这根草，展翅飞走了）都按照物理、化学和生物规律，发生物质变化。我们每个人，还有白杨、云彩和星云都在进化中。从什么进化而来？进化成什么？进化和斗争是永无止境的吗？……仿佛在无穷中会有什么方向和斗争！我感到奇怪的是，尽管我沿着这条路冥思苦想，还是弄不懂人生的意义、我的欲望和冲动的意义。不过，我的冲动很明显，我经常受它支配。因此，当费多尔对我说：‘要为上帝、为灵魂而生活’时，我觉得又惊奇又高兴。
他一面这样想，一面看着表，好算出一小时能打多少麦子。他需要知道这个，好规定一天的工作定额。
“我什么也没有发现。我只是明确了我所知道的事。我懂得了那不仅过去而且现在赋予我生命的力量。我摆脱了欺骗，认识了我主。”
“干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呀？”他想，“为什么我站在这里，强迫他们干活？为什么他们都这样忙忙碌碌，拼命在我面前表示卖力呢？我熟识的玛特廖娜老婆子为什么这样起劲哪？（上次火烧，一根大梁掉下来把她打伤了，我替她治过伤。）”他望着那个消瘦的老婆子，在高低不平的坚硬的打谷场上紧张地挪动她那双晒黑的光脚，使劲耙着谷子，“当时她的伤痊愈了，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或者再过十年，人家就会把她埋葬，她身上什么也不会留下。这个穿红裙子的漂亮姑娘现在那么干净利落地簸谷，将来也什么都不会留下，人家也会把她埋葬。还有那匹花斑骟马也没有剩下多少日子了，”他望着肚子一起一伏、张大鼻孔拼命喘气的老马，怎样踩着转动的斜轮子，想，“它也会被埋葬的。还有那个费多尔，卷曲的大胡子上落满糠屑，衬衫破了一大块，露出雪白的肩膀，正把麦子送到打谷机上，他也会被人家埋葬的。可他现在还在解麦捆，发号施令，对娘儿们吆喝，利索地调整飞轮上的皮带。最重要的是，不仅他们要被埋葬，连我也要被埋葬，我也什么都不会留下。这都是为什么呀？”
“是的，骄傲。”他自言自语，翻过身来趴在地上，动手拿一根草打了个结，竭力不把它折断。
列文站在新盖的谷仓——仓顶用剥皮的新鲜白杨做梁，叶子没有落光还散发着香气的榛树钉在上面做桁条——的荫处，从敞开的大门往里张望，透过到处飞扬的干燥而刺鼻的糠屑，时而望望骄阳照耀下打谷场上的青草和刚从仓房里搬出来的新鲜干草，时而望望花斑头和白胸脯的燕子——它们啁啾地叫着飞到屋檐下，又鼓动翅膀栖在门口光亮的地方——时而望望在灰尘飞扬的阴暗谷仓里忙碌的人们，头脑里出现了种种古怪的念头。
“不仅是理智的骄傲，而且是理智的愚蠢。主要是诈骗，理智的诈骗。确实是理智的诈骗行为。”他重复说。
这天列文整天都同管家和农民谈话，回到家里同妻子、陶丽、她的孩子们和岳父谈话，心里老是想着近来除了农活一直盘踞在他头脑里的问题，并且到处找寻答案：“我是个什么人？我在什么地方？我为什么在这里？”
他扼要地回顾了最近两年思想演变的过程，这种明显的关于死的思想是从看见他心爱的哥哥病危而产生的。
大清早，他骑马到黑麦地，又去察看正在搬运和堆垛的燕麦。然后在妻子和姨姐起床时回家，同她们一起喝咖啡。这以后又去打谷场，那里新装的打谷机准备打谷了。
他第一次清楚地懂得，在人人面前，在他面前，除了痛苦、死亡和永远被忘却以外别无他物。他决定再不能这样活下去，要么把生命解释清楚，使它不致成为魔鬼的恶毒嘲笑，要么开枪自杀。
列文在乡下度过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经常同老百姓接触，在干活时他总觉得受老百姓这种昂扬情绪的感染。
但是他既没有这样做，也没有那样做，而是照原来那样生活、思想和感觉，并且在这期间结了婚，体验到许多快乐，当他不考虑生活的意义时，还能感到幸福。
收割黑麦和燕麦，搬运麦捆，割草地，翻耕休闲地，打谷子，播种冬麦——这一切看来都很简单，但要及时完成，就得全村男女老少不停地劳动三四个星期，每天比平时多做三倍工作，只吃点克瓦斯、洋葱和黑面包，夜夜打谷和搬运麦捆，每晚最多只睡两三小时。全俄国年年都是这样干的。
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他生活美满，但思想贫乏。
正是一年中农活最紧张的季节，在劳动中人人表现出忘我的精神，这在别处是看不到的。要是表现这种精神的人对自己的劳动要价很高，或者这种情况不是年年如此，劳动的成果也不是那么平凡，这种精神就会得到好评。
他凭着随同母奶一起吸进去的心灵的真理过活（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是思想上不仅不承认这些真理，而且竭力回避它们。
柯兹尼雪夫来到波克罗夫斯克那天，列文正好十分苦恼。
现在他明白了，他只能凭他从教养获得的信仰生活。
十一
“要是我没有这种信仰，要是我不知道应该为上帝而不是为个人欲望而生活，那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将怎样度过我的一生呢？我会抢劫，撒谎，杀人。成为我生活中主要欢乐的东西也就不再存在了。”要是他不知道活着为了什么，不论他怎样苦苦思索，也无法想象他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充满兽性的东西。
他就这样活着，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他活在世界上为了什么，并且因为这样的愚昧无知而痛苦得想自杀，同时却又坚定不移地走着他独特的人生道路。
“我寻求这些问题的解答。可是我的思想不能为我找到答案，因为它达不到这个水平。答案是生活本身给我的，是由于我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这种知识我不是用什么方式取得的，它是天赋的，就像每个人都是天赋的一样，它是天赋的，因为我从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它。
反复思考往往使他疑惑不决，反而看不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当他浑浑噩噩地过日子的时候，他常觉得心里有个英明的法官，能区别是非，分清好歹，他的行动稍有差错，立刻就会发觉。
“我这是怎样得到它的呢？凭着理智我能做到爱人而不害人吗？我从小听人家对我这样说，我就高高兴兴地相信了，因为人家说的道理在我心灵里本来就有了。是谁发现的呢？不是理智。理智发现了生存竞争，发现了凡是妨碍满足我欲望的一切人理应被消灭的法则。这是理智做出的结论。但理智不会发现应该爱人这个原则，因为它是违反理性的。”
他做得对不对，他不知道，也不打算估量，而且避免谈论和思考这些问题。
十三
列文知道，一回家首先必须去看望身体不适的妻子，那些农民虽已等了他三小时，可以让他们再等一会。他也知道收集蜂群是一大乐事，但是既然有农民到养蜂场找他谈话，他只得放弃这种乐趣，让老头儿独自收集蜂群。
列文回想起前不久发生的跟陶丽和她的孩子们有关的一幕。孩子们没人照管，在蜡烛上煮草莓，用注射器把牛奶射到嘴里。做母亲的发现他们捣蛋，就当着列文的面训斥他们说，大人费了多少力气才取得的成果，被他们随便糟蹋，这些力气都是为他们花的；如果打碎茶杯，他们就没有茶喝；如果浪费牛奶，他们就没有东西吃，他们就会饿死。
彼得付给高利贷者月息一分的债款，那就必须借一笔钱给他，好让他摆脱高利贷的盘剥；但对拖欠地租的农户却不准赖租或者宕账。草地不割，草都浪费了，不能原谅管家；但种上树苗的八十亩地不能割草。一个长工在农忙季节回家料理父亲的丧事，虽然可怜，却不能原谅他，在这种宝贵的时候旷工，工资必须照扣。对不能干活的老仆，每月口粮必须照发。
孩子们听母亲训斥时那种平静、沮丧的不信任神气使列文感到惊奇。他们伤心的只是他们有趣的游戏被打断了，对母亲的话只字不信。他们无法相信她的话，因为不能想象他们的游戏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也不能想象他们所毁坏的就是他们赖以生活的东西。
他认为雇佣工人工资越少越好，但不该用预支工资的方式来廉价奴役工人，虽然这样做很有利。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可以向农民出售干草，虽然他很怜悯他们。夜店和酒店必须取缔，虽然都有利可图。砍伐树林一定要从严处分，但农民把牲口赶到他的庄稼地里可不用罚款。而且不准扣留闯到庄稼地里的牲口，虽然这使看守人生气，使农民肆无忌惮。
“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他们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一向如此，将来也是这样。这都是老规矩，永远不会变。这都是现成的，用不着我们操心，可是我们要想出些新鲜花样来。所以我们想出把草莓放在杯子里，搁在蜡烛上煮，牛奶用注射器直接相互射到嘴里。这很新鲜好玩，一点也不比用杯子喝差。”
列文不仅知道他必须做什么，而且知道这一切他应该怎样做，怎样分清轻重缓急。
“当我用理智探索自然力的作用和人生的意义时，难道不也是这样做的吗？”他继续想。
这一切再加上打猎和养蜂，就使列文的生活忙碌不堪，但当他冷静地思索一下时，又觉得这样的生活实在没有意思。
“一切哲理，通过人所不习惯的奇怪思路，去探索早已懂得而且人类借此生活的道理，不也是这样的吗？每个哲学家事先就像费多尔一样明确知道——但也不比他更清楚——人生的主要意义，但为了发挥他的理论，却用靠不住的推理方式回到尽人皆知的道理上来，这一点难道还不明显吗？
不能袖手不管哥哥、姐姐和那些惯于向他请教的农民的事，就像不能把抱在怀里的婴儿抛弃一样。不能不关心请来做客的姨姐和她孩子们的舒适，以及妻子和婴儿的安宁，也不能不每天花一点时间来陪伴他们。
“好吧，如果丢下孩子们不管，让他们自己去做杯子，挤牛奶，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他们还会淘气吗？不，他们都会饿死的。好吧，如果听任我们放纵欲望和思想，抛弃上帝和造物主的概念，那将会怎么样！或者不懂得什么是善，不解释什么是道德上的恶，那又会怎样！
同祖祖辈辈一样过家庭生活，就是说达到和他们同样的文化教养，以同样的方式教育孩子，这是天经地义。好比肚子饿了要吃饭，要吃饭就得做饭一样，必须在波克罗夫斯克把农业经营得有利可图。如同有债一定要还那样，必须把祖传的田产保管好，使儿子将来继承产业时感激父亲，就像列文感激祖父惨淡经营的家业那样。
“好吧，不懂得这些道理，你们去建设建设什么东西看！
现在，他好像一张犁，不由自主地在地里越陷越深，不离开犁沟就拔不出来。
“我们往往只会破坏，因为我们精神上是满足的，就像孩子一样！
以前（几乎从童年直到成人），当他想做些对大家、对全人类、对俄国、对全村有益的事时，他觉得很愉快，但做起来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对活动是否必要也缺乏信心。再有，活动本身总是初看很有意义，越到后来就越无足轻重，最后竟显得毫无意义了。婚后他越来越纯粹为自己而生活，虽然想到自己的事业并没有什么乐趣，却坚信它是必要的，看到它比以前兴旺发达，规模也越来越大。
“那种使我精神平静并同农民一致的使人快乐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东西我是从哪里得来的？
他从事这些活动，并不像以前那样遵照什么公认的理论，觉得非这样做不可；正好相反，现在他一方面由于过去办公共福利事业失败而感到灰心丧气，另一方面因为穷于思索和应付从四面八方压到他身上来的种种事务，根本不再考虑公共福利。他关心这些事，只因为觉得他应该这样做，这些事非做不可。
“我从小受的教养要我信奉上帝，我是个基督徒，这辈子充满基督教赐予我心灵的幸福，我的整个身心洋溢着这种幸福并且赖以生活。可是我像孩子一样幼稚无知，不了解它，总是破坏它，也就是想摧毁赖以生活的东西。一旦遇到危急，就像孩子饥寒交迫一样，去向他求教。而且我还不如孩子，他们因为淘气而驯顺地挨母亲的责骂，我却认为我那种幼稚的胡闹对我并没有什么损害。
六月初，他回到乡下，又恢复他的日常活动。农活、同农民和邻居交往、家务、姐姐和哥哥委托他代管家产、同妻子和亲属的关系、照顾婴儿、从今春开始他对养蜂的嗜好——这些活动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
“是的，我懂得事情并不是凭理智，而是靠天赋，我是通过心灵，通过教堂所宣扬的主要东西而懂得道理的。”
列文思考，他是个什么人，他活着为了什么？他找不到答案，悲观失望。但当他不再向自己提这问题时，仿佛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他活着为了什么，因此就满怀信心地生活着，行动着。近来，他生活的信心充足多了。
“教堂吗？是教堂！”列文自言自语，转了个身，用另一个臂肘支着身子，眺望着远处向河边走去的一群牲口。
十
“可是我能相信教堂传播的一切道理吗？”他想，试图用各种可能破坏他现在平静心境的事来考验自己。他故意回想一向使他觉得迷惑不解的那些教义。“创世的道理怎么样？我怎样解释生存？用生存来解释生存吗？没有东西能解释吗？还有魔鬼和罪孽呢？我用什么来解释罪恶？……那么救世主呢？……
不过，列文并没有开枪自杀，也没有上吊，而是继续生活着。
“可是除了尽人皆知的道理，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无法知道。”
于是，列文这个身强力壮、家庭生活美满的人，竟几次想到自杀，他只得把绳子藏起来免得上吊，随身不带手枪免得开枪自杀。
如今他觉得没有一条教义违反它的主要信仰——作为人类唯一天职的对上帝、对善的信仰。
一定要摆脱这股恶势力。而摆脱的方法就掌握在每个人手里。一定要摆脱这股恶势力的控制。唯一的办法就是死。
每一条教义与其说是用来满足个人的欲望，不如说是侍奉真理。每一条教义不仅不会违反这个主要的信仰，而且是完成世上种种奇迹所必不可少的。出现这种奇迹，就是为了使每个人，使千百万形形色色的人，圣贤和白痴，儿童和老人，农民，李伏夫，吉娣，乞丐和国王懂得同一个道理，并且构成那种我们唯一重视和珍惜的精神生活。
但这不仅是一个谬误，而且是一股恶势力——人类不该向它屈服的邪恶可恨的势力——的残酷嘲弄。
他仰天躺着，遥望万里无云的高空。“难道我不知道这是无穷无尽的空间而不是圆圆的苍穹吗？但不管我怎样眯细眼睛极目远望，我不能看到它不是圆的和不是有限的。我明明知道空间是无穷的，但当我看出它是坚实的苍穹时，我无疑是正确的，并且比我竭尽目力妄想看得更远要正确些。”
这是一种最新的信仰，人类思想在各个领域的探索几乎都是以它为依据的。这是当前占主导地位的信仰，在各种不同的解释中，列文不由自主，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和怎样开始，挑选了这种信仰，认为它是最明确的。
列文不再往下想，仿佛在倾听快乐而专心地交谈什么的神秘声音。
这是一个叫人痛苦的谬误，但却是人类几世纪来在这方面冥思苦想的唯一成果。
“这真的就是信心吗？”他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幸福，“我的上帝呀，我感谢你！”他喃喃地说，把喉咙里涌上来的呜咽咽下去，同时双手擦着夺眶而出的泪水。
“在无限的时间里，在无限的物质里，在无限的空间里，分离出一个生物体水泡，这水泡一刹那破灭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水泡。”
十四
“要是不知道我这人是什么，我活着为了什么，那就无法活下去。可是我无法知道，因此无法活下去。”列文自言自语。
列文眼睛瞪着前方，看见一群牲口，接着看见他那辆套着“乌鸦”的马车，还有那个驾车到牲口群旁同牧人说话的车夫。然后他听见近处的车轮声和他那匹骏马的喷鼻声，但他沉浸在遐想中，根本没想到车夫向他跑来有什么事。
整个春天他都茫然若失，精神上十分痛苦。
直到车夫离他很近，向他招呼，他才醒悟过来。
柯兹尼雪夫哥哥劝他读霍米亚科夫的神学著作。列文读了霍米亚科夫作品第二卷，虽然开头讨厌他那种振振有词、辞藻华丽和机智俏皮的风格，后来却深为他有关教会的论述所感动。最初使他感动的思想是，上帝的真理不是个人所能领悟，只有由爱结合起来的团体——教会才能理解。使他高兴的思想是，相信一个由一切人的信仰所组成、以上帝为首因而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会，然后再信仰上帝、创世、堕落、赎罪，要比直接信仰上帝——遥远而神秘的上帝，信仰创世等，容易得多。后来他阅读天主教作家写的教会史和东正教作家写的教会史，发现这两个本质上完全正确的教会互相排斥，他对霍米亚科夫的教会理论失望了，于是这座建筑物也像哲学建筑一样崩塌了。
“夫人派我来接您。大伯带着一位老爷来了。”
他一度阅读叔本华，用“爱”这个字来代替“意志”。这种新的哲学在他还没有抛弃以前，曾经给了他一两天的慰藉；但当他从实际生活出发加以观察时，它也就崩塌了，成为一件不能御寒的薄纱衣服。
列文坐上马车，接过缰绳。
他阅读其他人的学说，特别是唯物主义理论，并试图加以批驳，他觉得他们都言之成理；但当他一读到或者自己思索问题的答案时，就会兜来兜去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当他在精神、意志、自由、本质这些含义不清的名词上兜圈子，存心落入哲学家或者他自己所设下的文字陷阱时，他似乎有所领悟。但只要抛弃人为的思想，从现实生活出发，回到他一向感到满意的习惯的思路上来，这种空中楼阁立刻就像纸屋一样崩塌了。十分清楚，这种空中楼阁就是用颠来倒去的名词术语砌成的，除了理智以外，完全脱离生活中的重大事物。
列文仿佛从梦中醒来，好一阵还没完全清醒。他打量着胯股间和被缰绳擦伤的脖子上汗沫淋漓的骏马，又望望身边的车夫伊凡，想到他一直在等待哥哥，想到妻子一定因他迟迟不归而担心，并且竭力猜想那个跟哥哥一起来的客人是谁。他的哥哥、妻子和未知的客人，此刻在他心目中都和以前不同。他觉得他同一切人的关系都起了变化。
最近，在莫斯科和乡下，他确信从唯物主义者那里找不到解答，就重新阅读柏拉图、斯宾诺沙、康德、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的著作。这些哲学家都不用唯物主义来解释人生。
“今后我同哥哥再不会像以前那样疏远，再不会争吵了；我同吉娣再不会吵嘴了；不论来客是谁，我都要待他客客气气；我对仆人、对伊凡的态度也会两样了。”
这些思想折磨着他，苦恼着他，时而轻微，时而强烈，但从不离开他。他读书，思索，读得越多，想得越多，觉得离追求的目标越远。
列文用粗硬的缰绳勒住焦躁地喷着鼻息、要求奔驰的骏马，转身望望旁边的伊凡。伊凡空着一双手不知所措，就一直按住衬衫。列文想找个借口同他谈话。他想说伊凡把马肚带收得太紧，但这样有点像责备，而他却想说些亲切的话。可是别的话又想不出来。
九
“您靠右边走吧，那边有个树桩。”车夫替列文拉了拉缰绳说。
他不能承认当时认识了真理，现在却犯了错误，因为只要平心静气地思索一下，一切便都不能成立；他也不能承认当时错了，因为他珍惜当时的心情，但他要是承认自己意志薄弱，那就会亵渎那个时刻。他处在自相矛盾的痛苦之中，竭力想摆脱出来。
“你别来碰我，也别来教训我！”列文由于车夫的干涉生气地说。人家干涉他的行动总使他恼火，这次也是如此，但他立刻烦恼地想到，只要一接触现实，他就无法保持良好的情绪。
此外，在他妻子分娩的时候，出了一件对他来说异乎寻常的事。他这个不信教的人开始祈祷，在祈祷时信起教来。但过了那个时候，他就再没有那样的心情了。
在离家四分之一里的地方，列文看见格里沙和塔尼雅迎面跑来。
另外，读了许多书以后，他确信和他持有同样观点的人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也没有做过任何解释，只是摒弃他觉得不解决就活不下去的那些问题，却拼命去解决一些他毫无兴趣的问题，例如生物体的进化，机械地解释灵魂，等等。
“康斯坦京姨父！妈妈也来了，外公也来了，谢尔盖姨父也来了，另外还来了一个人。”他们爬上马车说。
他开始考虑这些问题以来，发现他少年和大学时代认为宗教已经过时的想法是错误的。凡是同他亲近的正派人，个个都信教。老公爵也好，他所喜爱的李伏夫也好，柯兹尼雪夫也好，还有妇女个个都信教，他的妻子同他童年时代一样虔诚。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人，凡是他十分尊敬的人，没有一个不信教。
“是谁呀？”
最使他惊奇和苦恼的是，多数同他地位和年龄相仿的人，都接受新的信仰来代替旧的信仰，却看不出任何不幸，而是心安理得，十分满足。因此，除了主要问题以外，还有一些问题使列文感到苦恼：这些人老实吗？他们是不是在弄虚作假？还是他们比他更清楚地懂得他所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科学答案？于是他就竭力钻研这些人的意见和解答这些问题的书籍。
“模样可吓人啦！瞧，两只手就是这个样子。”塔尼雅在马车里站起身来，模仿卡塔瓦索夫的样子，说。
如今他不自觉地在每本书里，在每次谈话中，在每个人身上找寻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答案。
“哦，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列文笑着问，塔尼雅模仿的姿势使他想起了一个人。
他仿佛在玩具店和军器店里找寻食品。
“嗐，但愿不是一个叫人讨厌的人！”列文想。
在他新婚的日子里，新的欢乐和责任排除了这些思想；但在妻子生产以后，在莫斯科无所事事，他就越来越经常、越来越执拗地要求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要是不接受基督教对生命问题的解答，那我接受什么样的解答呢？”在他的全部信仰里，不仅找不到任何解答，就连类似解答的话都找不到。
大路刚一转弯，列文就看见那群迎面走来的人，并且认出那个戴草帽的就是卡塔瓦索夫——他走路时摆动双手的姿势就像塔尼雅所模仿的那样。
他还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所谓的信仰不仅是无知，而且是一种缺乏知识的胡思乱想。
卡塔瓦索夫很喜欢谈论哲学，他从那些对哲学一窍不通的自然科学家那里听来一些哲学见解。最近列文在莫斯科同他争论过好多次。
自从那时起，列文对这个问题虽没有多加思索，并且照往常那样生活，他却不住为自己的愚昧无知感到害怕。
列文一认出卡塔瓦索夫，首先想到那一次争论，卡塔瓦索夫显然认为他占了上风。
在心爱的哥哥临死那一刻，列文第一次用所谓新的信仰——在他二十到三十四岁期间逐渐形成，代替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信仰——来看待生死问题。自从那时起，使他惊异的主要不是死，而是生。他不知道生命从哪里来，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生物体和它的灭亡、物质不灭、能量不灭定律、进化——这些术语代替了旧的信仰。这些术语和有关的概念对科学很有用，但对生命本身却毫无作用。列文忽然觉得自己好像脱去暖和的皮袄，换上薄纱衣服，一到冰天雪地，不是凭理论而是通过切身感受，觉得自己简直像赤身露体一样，因此必将痛苦地灭亡。
“不，我再也不争论，再也不随便发表意见了。”列文想。
八
他下了马车，同哥哥和卡塔瓦索夫打过招呼，就问起妻子的情况。
“啊，但愿你能像你爸爸，像你爸爸就好了！”吉娣说着把米嘉交给保姆，吻了吻他的小腮帮。
“她把米嘉抱到柯洛克（一座离家很近的树林）去了。她想让他在那里歇一会儿，家里太热了。”陶丽说。
“怎么能说他是个没有信仰的人呢？他生着这样一副好心肠，总是唯恐人家难受，连小孩都不例外！总是替别人着想，就是不想到自己。谢尔盖·伊凡诺维奇一直认为康斯坦京有义务当他的管家。姐姐也是这样。现在陶丽和她的孩子就由他保护着。乡下人都天天来找他，仿佛他就应该为他们做事。”
列文一向劝妻子不要把婴儿抱到树林里，认为这很危险，因此这消息使他不快。
前不久那件证明他心地善良的事，又历历在目地呈现在她眼前。两星期前，陶丽接到奥勃朗斯基一封悔罪的信。他恳求她挽救他的名誉，卖掉她的地产来替他还债。陶丽绝望了，恨透丈夫，又蔑视他，又可怜他，决定同他离婚，拒绝他的要求，但临了还是同意卖掉一部分产业。这事以后，吉娣不由得带着柔情的微笑，回想丈夫当时那种羞涩的神态。他一再想解决这件他关心的事，终于想出了一种可以帮助陶丽而又不伤她自尊心的办法，那就是让吉娣把她的一份地产送给陶丽，这可是她怎么也没想到的。
“她抱着他到处跑，”老公爵笑眯眯地说，“我劝她把他抱到冰窖里去试试。”
“嗯，他不是教徒！但与其像施塔尔夫人或者我在国外向往做的那种人，还不如让他永远像现在这样。是的，至少他不会装腔作势。”
“她想到养蜂场去。她以为你在那边。我们正往那里走呢。”陶丽说。
“是的，我要去料理一下。”她下定决心，又回到原来的思路上；她记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灵问题没有思考好，就又重新想起来，“是的，康斯坦京不是教徒。”她想到这里又浮起了微笑。
“那么，你在忙什么呀？”柯兹尼雪夫落在众人后面，同弟弟并肩走着问。
“他一年到头尽读那些哲学书做什么？”她想，“要是这一切都写在书里，他会懂得的。要是书上的话都是胡扯，还读它做什么？他自己也说希望有信仰。那他又为什么不信教呢？大概是因为想得太多吧？想得太多是由于孤独。他老是一个人，一个人。他同我们又谈不来。我想这两个客人会使他高兴的，特别是卡塔瓦索夫。他喜欢同他谈天。”她想，接着又立刻考虑让卡塔瓦索夫睡在哪里好——让他单独住一间，还是和柯兹尼雪夫同住。这当儿，她突然想到一件事，激动得浑身打了个哆嗦，把米嘉都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不乐意地望了她一眼。“洗衣妇看来还没把洗好的东西送来，客人用的干净床单一条也没有了。要是我不去料理一下，阿加菲雅就会拿用过的床单给柯兹尼雪夫铺床。”吉娣一想到这事，血就往脸上直涌。
“哦，没什么。仍旧在搞农业，”列文回答，“你怎么样，可以待一阵吗？我们早就盼望着你来了。”
她知道什么事使丈夫烦恼，就是他不信教。要是有人问她是不是认为他不信教来世就要灭亡，她准会同意他将灭亡。虽然如此，他的不信教并没使她觉得不幸。她承认一个不信教的人灵魂不能得救，而天下她最爱的就是丈夫的灵魂，但她想到他的不信教还是笑嘻嘻的，并且暗自说他这人真可笑。
“大概可以待两个礼拜。我在莫斯科还有一大堆事呢。”
“我不在，他们一定谈得很起劲，”吉娣想，“康斯坦京不在，总叫人恼火。他一定又到养蜂场去了。他常常到那里去，虽然叫人寂寞，可我还是高兴的。可以让他散散心。现在他比春天快活多了，精神也好多了。要不然他老是那么闷闷不乐，心里烦恼，我真替他担心呢。他这人真可笑！”她笑盈盈地自言自语着。
说这话的时候，弟兄俩的目光相遇了。列文望着哥哥有点局促不安，虽然他一向希望，现在特别强烈地希望同哥哥友好，首先做到开诚布公。他垂下眼睛，不知道说什么好。
“是啊，是啊，嘘……嘘……”吉娣这样回答，微微摇晃身子，亲热地握住米嘉那只胖得手腕上仿佛有一根线束着的小手。米嘉那双眼睛忽而闭上，忽而睁开，他那只小手却一直在轻轻挥动。这只小手逗得吉娣心神不宁，她很想吻吻它，但又怕把孩子弄醒。那只小手终于不动了，眼睛也闭上了。那婴儿偶尔一面吃奶，一面扬起弯弯的长睫毛，在朦胧的光线中用他那双乌溜溜水汪汪的眼睛盯住母亲。保姆停止打扇，打起瞌睡来。可以听见楼上老公爵洪亮的说话声和卡塔瓦索夫哈哈大笑的声音。
列文竭力搜索能使柯兹尼雪夫感兴趣的话题，免得他谈塞尔维亚战争和斯拉夫问题——他说到在莫斯科有一大堆事，已经做了暗示——就谈起柯兹尼雪夫的著作来。
“热死了！老天爷就是落几滴小雨也好哇！”她说。
“你那部著作有什么反应吗？”列文问。
阿加菲雅踮着脚尖走了出去；保姆放下窗帘，从小床纱帐里赶走苍蝇和一只在玻璃窗上乱撞的大胡蜂，这才坐下来，拿一把桦树帚在母子头上挥动着。
柯兹尼雪夫听出他提这个问题的用意，微微一笑。
七
“对这事谁也不感兴趣，我自己尤其不感兴趣。”他说，“你瞧，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要下雨了。”他用伞指指白杨梢上的灰云，又说。
“嗯，好的，好的，我们回头看吧，”吉娣喃喃地说，“现在你去吧，他睡着了。”
这样的话就足以使兄弟之间恢复即使不是敌对也是冷淡的关系——这是列文竭力想避免的。
“等他醒来，上帝保佑，您准会看到的。只要我这样一来，他就会高兴得笑起来，那宝贝，简直像明亮的太阳！”阿加菲雅说。
列文走到卡塔瓦索夫跟前。
她嫣然一笑，因为她嘴里虽说不可能认得人，心里却觉得他不仅认得阿加菲雅，而且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得，他还知道和懂得许多谁也不知道的事，她这个做母亲的就是依靠他而知道和懂得许多东西的。对阿加菲雅，对保姆，对外祖父，对父亲来说，米嘉只是一个需要物质照顾的生物；但对母亲来说，他早就是个有精神生活的人，她同他早就有一系列精神上的联系了。
“承蒙光临，真是太荣幸了。”列文对他说。
“不可能！要是他认得人，那准认得我。”吉娣回答阿加菲雅，嫣然一笑。
“早就想来拜访您了。现在让我们好好谈一谈，交换交换看法，您读过斯宾塞的作品吗？”
“啊呀，可怜的宝贝浑身上下都是汗呢！”吉娣摸着婴儿的身子，低声说，“为什么你说他会认人了呢？”她加上说，斜睨着她觉得调皮地从小帽子底下望着她的婴儿的眼睛，又瞧瞧他那有节奏地一起一伏的小腮帮，以及他那在空中画着圆圈的粉红色小手。
“不，没有读过，”列文说，“不过，我现在用不着。”
经过一番剧烈的啼哭、打呛以后，总算顺当了，母子都定下心来，不再作声。
“怎么用不着？可有意思呢。为什么用不着？”
由于急躁，好一阵没有喂上奶。婴儿没有吮到奶，生气了。
“因为我完全相信，我关心的问题在他们那类人的著作里是找不到答案的。现在……”
但吉娣不听她的。她同婴儿一样越来越急躁了。
卡塔瓦索夫脸上安详乐观的表情使他觉得惊奇。这场谈话显然破坏了他的情绪，他感到惋惜，但一记起自己的决心，就不再谈下去。
“他认得人，认得人。千真万确，卡吉琳娜·阿历山德罗夫娜少奶奶，他认得我呢！”阿加菲雅嗓门压倒婴儿的啼声叫道。
“好吧，我们以后再谈吧。”列文说，“如果到养蜂场，那么这儿走，走这条小路。”他对大家说。
保姆把婴儿抱给母亲。阿加菲雅跟着走过去，慈祥的微笑使她的脸都松开了。
他们沿着狭窄的小径，来到一块没有割过的林中草地，草地的一边长着一片色彩鲜艳的紫罗兰，夹杂着一丛丛高高的暗绿色藜芦。列文请客人们来到小白杨树浓密的阴影里，在专门为参观养蜂场而又害怕蜂群的客人设置的长凳和树桩上坐下，自己走到小木屋里去取面包、黄瓜和新鲜蜂蜜，招待大人和孩子。
“总得弄弄好哇，少奶奶，”几乎一直待在育儿室里的阿加菲雅说，“总得把我们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噢，噢！”她哄着婴儿，却不理做母亲的。
他倾听越来越频繁地在他旁边飞过的蜂群，沿着小径蹑手蹑脚走到木屋里。在入口处，一只蜜蜂钻到他的胡子里，嗡嗡叫着。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走。他走进阴凉的门廊，从墙上的衣架上摘下他的面罩，戴好了，两手插在口袋里，走进篱笆围着的养蜂场。在这割去野草的养蜂场上，一排排整齐的老蜂房用树皮绳子缚在木桩上。他认识每一个蜂房，知道它们的来历。沿篱笆陈列着一排今年才入箱的新蜂群。在蜂房出口处，一群群工蜂和雄蜂麇集在一起盘旋游戏，弄得人眼花缭乱；其中工蜂总是朝一个方向飞到鲜花盛开的菩提树林里，又飞回蜂房，这样不断地往返采蜜。
婴儿声嘶力竭地啼哭着。
耳朵里不断地传来营营嗡嗡的声音，忽而是急急飞过的忙碌的工蜂，忽而是东游西荡的闲散的雄蜂，忽而是保护财物不受敌人侵犯、随时准备蜇人的守卫蜂。在篱笆的那一边，有个老头儿在做桶箍，没有看到列文。列文站在养蜂场中央，没有招呼他。
“哭了好一阵了吗，保姆？”吉娣一面坐下来准备喂奶，一面急急地说，“快把他抱给我。唉，保姆，你怎么这样慢吞吞的，嗐，帽子回头再系好了！”
能有机会独自待着，摆脱一下破坏他情绪的现实生活，他觉得很高兴。
她知道不等她走到育儿室，婴儿已在哭了。果然他在嚷嚷。她听见他的声音，加快脚步，但她走得越快，他哭得也越响。哭声很响亮健康，听得出是饿了，等不及了。
他想起他对伊凡又发了脾气，对哥哥态度冷淡，同卡塔瓦索夫谈话又很轻率。
不出所料（她同婴儿生理上的联系还没有断），她凭自己乳房发胀知道他饿了。
“难道这样的心情只是一刹那的事，它又会无影无踪地消失吗？”他想。
“你去招待招待他们吧，好姐姐，”吉娣对姐姐说，“他们在车站上见到斯基华了，他身体很好。我要去看看米嘉。真糟糕，自从吃茶点起还没喂过他呢。这会儿他该醒了，一定在哭了。”她觉得乳房发胀，快步向育儿室走去。
但就在恢复情绪的当儿，他愉快地感觉到，他身上发生了一种重大的新变化。现实生活只是暂时搅乱了他内心的平静，他的心情其实还是很安宁的。
“我倒没什么。”
就像此刻在他周围飞舞、威胁他、吸引他注意的蜜蜂，使他身体上不得安宁，迫使他退缩，避开它们那样，自从他上了马车就骚扰他的种种忧虑，使他丧失了精神上的自由；但这种情况只是在他处身于这些忧虑之中时才有。就像他的体力并没有受蜜蜂的损伤一样，他新近觉醒的精神力量也是完整无损的。
“不，爸爸，他这人挺可爱，康斯坦京很喜欢他。”吉娣发觉父亲脸上嘲弄的神气，微笑着说，仿佛在向他恳求什么似的。
十五
“啊呀，这么大热天，真够辛苦的了！”老公爵说。
“啊，康斯坦京，你知道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跟谁同车吗？”陶丽给孩子们分好黄瓜和蜂蜜，说，“跟伏伦斯基！他到塞尔维亚去了。”
“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教授来了。”她说。
“他不光是自己去，还出钱带一个骑兵连去！”卡塔瓦索夫说。
吉娣派人去找列文，又叫仆人带两位风尘满面的来客到屋里梳洗：一个到书房里，另一个到陶丽的大房间里，又吩咐给客人备饭，自己就敏捷地——这在她怀孕期是不允许的——跑到阳台上。
“这倒像他的为人，”列文说，“难道一直还有志愿兵出去吗？”他瞧了一眼柯兹尼雪夫，加上说。
“哦，他吗？没什么，同大家一样，”吉娣窘态毕露地转身望望柯兹尼雪夫，回答说，“我这就派人去找他。爸爸现在住在我们这里。他刚从国外回来。”
柯兹尼雪夫没有回答，用一把钝刀小心翼翼地从盛有一个楔形白蜂窝和蜜汁的碗里挑出一只活蜂。
“他一直在搞他的农业。真是田园风光啊！”卡塔瓦索夫说，“可我们在城里，除了塞尔维亚战争，什么也看不见。那么，我们那位朋友对时局有什么看法？一定与众不同吧？”
“可不是！您没看到昨天车站上那个场面呢！”卡塔瓦索夫苏苏地吃着黄瓜，说。
“康斯坦京准会高兴的。他到农场去，该回来了。”
“哦，怎么回事？看在基督份上，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您给我讲讲：这些志愿兵都到哪儿去？他们同谁打仗啊？”老公爵问，显然是继续刚才列文不在时开了头的谈话。
“不过，我不是黑人，只要一洗干净，又会像个人的。”卡塔瓦索夫习惯成自然地用戏谑的口吻说，微笑着伸出手。他的牙齿因为脸黑而显得格外洁白光亮。
“同土耳其人打仗。”柯兹尼雪夫把那只拼命挣扎的被蜜浸得发黑的蜂挑出来，放在一张坚实的白杨树叶上，这才定下心来笑着回答。
“我们平安到达，没有惊动你们，”柯兹尼雪夫回答，“我一身是灰，真不敢碰你了。我近来很忙，不知道几时可以脱身。你们还是老样子，”他笑嘻嘻地说，“在幽静的好地方，不受潮流冲击，享享清福。你看，我们的朋友卡塔瓦索夫到底也来了。”
“那么，究竟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的？是伊凡·伊凡诺奇·果佐夫和李迪雅伯爵夫人以及施塔尔夫人吗？”
“您怎么好意思不通知一下！”她一面说，一面伸出手给柯兹尼雪夫，并且凑过去让他吻吻前额。
“谁也没有宣过战，但大家同情兄弟民族的苦难，愿意支援他们。”柯兹尼雪夫说。
柯兹尼雪夫不知自己什么时候可以从莫斯科脱身，所以没有打电报叫弟弟去接。当卡塔瓦索夫和柯兹尼雪夫坐着在车站上雇的四轮马车，像阿拉伯人一样风尘仆仆，正午到达波克罗夫斯克家门的时候，列文不在家里。吉娣同父亲和姐姐坐在阳台上，一认出大伯，就跑下去迎接。
“公爵说的不是支援，”列文帮岳父说话了，“他说的是打仗。公爵说，个人不得到政府许可是不能参战的。”
六
“康斯坦京，当心哪，这里有一只蜜蜂！真的，它要蜇我们了！”陶丽挥开一只黄蜂说。
他们又议论了一阵米兰国王的宣言和它可能发生的巨大影响，听见铃响第二遍，就分手各自回车厢去。
“这不是蜜蜂，这是黄蜂。”列文说。
“今天没有什么消息吗？是的，他们第三次被击败了，看来明天会有一场决战。”
“嗯，嗯，那么照您的理论又该怎样呢？”卡塔瓦索夫笑嘻嘻地问列文说，显然想引他争论，“为什么个人就没有权利呢？”
他默默地在货物堆旁来回踱了两次，才勉强控制感情，平静地对柯兹尼雪夫说：
“我认为：一方面，战争是灭绝人性的残酷行为，任何个人，更不用说一个基督徒了，不能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只有政府才能担负这种责任，它也无法避免卷入战争。另一方面，按照科学和常识来说，在国家大事上，特别是在战争这种事上，公民不得不放弃个人的意志。”
他竭力回忆第一次——也在车站上——见面时她的模样：神秘，妩媚，热情，自己追求幸福，也赐给人幸福，不像她最后一次留给他的冷酷的复仇神气。他竭力回忆同她在一起的幸福时刻，但这些时刻永远被糟蹋了。他只记得，她曾威胁他将饮恨终生，她胜利了。他不再觉得牙疼。一阵抽泣使他扭歪了脸。
柯兹尼雪夫和卡塔瓦索夫同时用想好的道理反驳他。
突然，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不是身上的疼痛，而是揪心的难受，使他刹那间忘记了牙痛。一看到煤水车和铁轨，再加上同那次事件以后没见过面的朋友一谈话，他顿时想起了她，想起了那天他像疯子一样冲进车站看见她所剩下的一切：一张长桌上，在一群陌生人的围观下，那不久前还充满生命的血肉模糊的尸体，不知羞耻地横陈着；那盘着浓密发辫、鬓角上覆着几绺卷发的完整的脑袋向后仰着；那张美丽的脸上，嘴唇半开半闭，凝聚着一种异样的神情——嘴唇悲怆凄凉，那双没有闭上的凝然不动的眼睛动人心魄，仿佛在说他们吵嘴时她对他说的那句可怕的话：“你会后悔的！”
“对了，问题就在这里，老弟，有时政府不能执行公民的意志，社会就起来表示态度。”卡塔瓦索夫说。
他那阔大牙齿的剧痛使他嘴里充满口水，妨碍他说话。他不作声，凝视着那沿铁轨缓慢而平稳地滚过来的煤水车的车轮。
不过，柯兹尼雪夫显然不赞成这种反驳。他听到卡塔瓦索夫的话，皱起眉头，说出不同的意见：
“是的，作为一个工具，我还有些用处。可是，作为一个人，我已是个废物了。”他一字一顿地说。
“可不能这样提问题。这里谈不上什么宣战不宣战，只不过表现人情，表现基督徒的感情罢了。骨肉同胞和同教弟兄遭屠杀。唉，即使不是骨肉同胞和同教弟兄，而只是一般的儿童、妇女和老人，也不能见死不救哇。一旦动了公愤，俄罗斯人就会赶去制止暴行。譬如说，你走在街上，看见醉汉殴打妇女或孩子，我想你一定不会问有没有向这人宣过战，就会向他冲过去，保护受欺负的人。”
伏伦斯基紧紧握住柯兹尼雪夫的手。
“但我不会把他打死。”列文说。
“我敢担保，您会重新振作起来的，”柯兹尼雪夫十分感动地说，“为了把同胞弟兄从压迫下解放出来，出生入死也是值得的。但愿上帝赐给您战斗的胜利和内心的平静。”他加上说，伸出手。
“不，你会把他打死的。”
“我这人，”伏伦斯基说，“好就好在对生死毫不在意。冲锋也好，砍杀也好，倒下也好，我的力气都是足够的——这一点我知道。我高兴的是有机会献出我的生命——我觉得不仅多余而且简直讨厌的生命。它对别人也许还有点用处。”他的下颚由于一刻不停的剧烈牙痛而抽搐着，使他说话时无法表现他想表现的感情。
“我说不上来。要是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可能感情用事，但事先我可不敢说。遇到斯拉夫人受压迫，那就不会有这样的感情冲动了。”
“是的，不过您同有地位的人建立些关系还是需要的，这样可以方便些。不过，当然随您的便。我很愿意知道您的决定。眼前对志愿兵攻击得太多了，因此像您这样的人去一定可以改变舆论。”
“也许你没有。别人可是有的，”柯兹尼雪夫不满意地皱着眉头说，“民间还流传着正教徒受‘渎神的伊斯兰教徒’压迫的传说。人民听到骨肉同胞受苦难，就会起来说话。”
“噢，不用了！”伏伦斯基仿佛好容易才听懂他的话，说，“要是您不介意，那我们一起走走。车厢里太气闷了。写信吗？不，谢谢您，一个人去死是不用什么介绍信的。除非写给土耳其人……”他嘴角上微微一笑，说。他那双眼睛依旧流露出愤恨和痛苦的神情。
“也许是这样，”列文含糊地回答，“可我没有看到；我自己也是人民，我没有感觉到这一层。”
“这我了解，我愿意为您效劳，”柯兹尼雪夫凝视着伏伦斯基痛苦不堪的脸，说，“要不要为您给李斯基奇或者米兰写封信哪？”
“我也没有，”老公爵回答，“我住在国外，看看报纸，老实说，在保加利亚惨案以前，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俄罗斯人忽然都那么热爱起他们的斯拉夫弟兄来，可我对他们却毫无感情？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想到我这人是个怪物呢，还是卡尔斯巴德矿泉在我身上起了作用。但一回来，我就放心了；我看到，只关心俄罗斯、不关心斯拉夫弟兄的，不止我一人，还有别的人。瞧，康斯坦京就是一个。”
“对我来说，同您见面比同谁见面都少些不愉快，”伏伦斯基说，“您不要见怪。人生对我已没有什么愉快的事了。”
“这里个人意见无足轻重，”柯兹尼雪夫说，“当全体俄罗斯人民表示态度的时候，个人意见就不足道了。”
“也许您并不希望同我见面，”柯兹尼雪夫说，“不过，我能不能为您效点劳哇？”
“对不起，这一点我可看不出来。人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老公爵说。
伏伦斯基站住了，凝神细看，认出是柯兹尼雪夫，就上前几步，使劲握住他的手。
“不，爸爸……怎么不知道？礼拜天教堂里不是讲过吗？”陶丽听着他们谈话，插嘴说，“请你给我一块手巾，”她笑眯眯地望着孩子们，对老头儿说，“也不可能人人都……”
这时候，在柯兹尼雪夫眼里，伏伦斯基是个从事伟大事业的伟大人物，他觉得有责任鼓励他，赞扬他。他就走到他面前。
“礼拜天教堂里有些什么呢？牧师奉命宣读，他就读了。他们可什么也不明白，只是叹气，就像平时传道一样，”老公爵又说，“后来说，教堂为了拯救灵魂要募捐了，每人就掏出一个戈比献上去。至于做什么用，他们就不知道了。”
站台上，货物在夕照下投出的斜影里，伏伦斯基身穿长外套，帽子压得很低，双手插在口袋里，仿佛笼中的野兽，踱来踱去，每走二十步就猛地转个身。柯兹尼雪夫发觉他走过去的时候，伏伦斯基看见他，却假装没有看见。柯兹尼雪夫不在意。他不计较同伏伦斯基的个人恩怨。
“人民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对自己的命运总是关心的，现在这种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柯兹尼雪夫打量着养蜂老头，肯定地说。
五
这个相貌堂堂的高个子老头儿，长着花白大胡子和一头银发，手里拿着一杯蜂蜜，一动不动地站着，亲切而安详地俯视着老爷们，显然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想明白。
柯兹尼雪夫说他很高兴见他，说着就往站台那一头走去。
“确实就是这样。”他听了柯兹尼雪夫的话，煞有介事地摇摇头说。
“上帝拯救了我们：发生了塞尔维亚战争。我老了，不懂这种事，但对他来说确是上帝的恩典。当然，我这个做母亲的有点担心，再有，据说彼得堡对这事也另有看法。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唯一能使他振作起来的事。雅希文，他的朋友，把钱输得精光，也要到塞尔维亚去。是雅希文来看他，把他动员去的。如今这事可引起了他的兴致。您去同他谈谈吧，我希望能使他散散心。他太伤心了。倒霉的是他的牙又痛了。不过，他看见您一定会高兴的。请您去同他谈谈，他就在那边散步。”
“咳，您问问他好了。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列文说，“米哈伊雷奇，你听说打仗的事了吗？”列文问他，“你说说，教堂里念过什么了？你有什么想法？我们应该为基督徒打仗吗？”
“那他现在怎么了？”
“我们有什么可想的？皇上阿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在替我们考虑，样样事情他都会替我们考虑的。他比我们看得清楚。要再拿点面包来吗？再给这娃娃一点吗？”他指指吃完面包皮的格里沙，问陶丽。
“他带走了她的女儿。阿历克赛最初什么都答应了。如今他可后悔把自己的女儿给了人家。可是话出了口，又不好收回。卡列宁来参加了葬礼，我们竭力不让他同阿历克赛见面。这样对他，对做丈夫的，都要好些。她使他自由了，可我那个可怜的孩子完全被她给毁了。他抛弃了一切：他的前途和我，可是她还不肯放过他，存心把他彻底给毁掉。咳，不论怎么说，她这种死法就是一个堕落的不信教的女人的死法。上帝饶恕我吧，我眼看儿子给毁了，没法不恨她。”
“我不需要问，”柯兹尼雪夫说，“我们看到过，我现在也看到，成千上万人牺牲一切，为正义的事业出力，他们从俄国四面八方来，明确表示他们的思想和目的。他们捐出钱来，或者亲自出发，直率地说出为了什么。这到底表明什么呢？”
“她丈夫怎么了？”柯兹尼雪夫问。
“这表明，照我看，”列文开始有点激动，说，“在八千万人民中总会有几百个，甚至象现在这样几万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亡命之徒，他们随时准备投奔普加乔夫一伙，奔往基发，奔往塞尔维亚……”
“唉，提他干什么！”伯爵夫人摆摆手说，“那日子太可怕了！哼，她怎么说也是个坏女人。哎，这种不要命的热情算什么呀！无非让人看出她这人不正常罢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她毁了自己，也毁了两个好人：她的丈夫和我那可怜的儿子。”
“我对你说，不是千百个亡命之徒，是最优秀的人民代表！”柯兹尼雪夫十分激动地说，仿佛在保护最后一点财产，“还有捐款呢？这可直接反映了全体人民的意志啊。”
“唉，甭提了！当时我住在我家庄园里，他也在我那里。有人送来一封信。他写了回信，叫那人带回去。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就在车站上。晚上我刚回到屋里，我的梅丽告诉我有位太太卧轨自杀了。真是晴天霹雳！我知道就是她。我当时就关照：不要对他说。可他们已经告诉他了。当时他的车夫在场，什么都看见了。我跑到他屋里，看见他已经精神失常，那个模样可吓人啦！他一言不发，骑上马往那里直奔。我不知道那里的情况究竟怎样，但他被送回来时已经像死人一样没有知觉。我都快认不出他来了。医生说是‘完全虚脱’。后来就有点疯疯癫癫了。”
“‘人民’这个词的含义太笼统了，”列文说，“乡下文书，学校教师，再加上千分之一的农民，也许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至于其余八千万人，像米哈伊雷奇那样，不仅没有表示他们的意志，他们根本不懂为什么要表态。那么，我们到底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人民的意志呢？”
“审判她可不是我们的事，伯爵夫人，”柯兹尼雪夫叹息说，“但我懂得这事对您有多痛苦。”
十六
“唉，我这是受的什么罪！您请进来吧……唉，我这是受的什么罪！”柯兹尼雪夫走进车厢，坐在她旁边的软座上，她重复说，“简直没法想象！整整六个礼拜，他跟谁也不说一句话，要不是我求他，什么东西也不吃。简直一分钟也不能让他独个儿待着。我们把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全拿走了，我们都住在楼下，谁也不能担保他不出什么事。您知道，他为了她已经开枪自杀过一次了，”她说，一想到这事她那苍老的前额又蹙了起来，“是的，她的下场正是她那种女人应得的下场。连死的方式都挑得那么卑贱下流。”
柯兹尼雪夫在论战上富有经验，没有立刻反驳，却把话题一转，说：
“那件事真是太可怕了！”柯兹尼雪夫说。
“不错，你要是用算术方法去了解人民的精神，那当然是很困难的。我们这里又不采用投票方式，事实上也不能采用，因为它不能反映民意。不过有别的办法。我们可以从气氛中感觉到，可以用心来体会。且不说在表面平静的人民海底里流动的潜流——凡是不抱成见的人都能看见，你就观察一下社会吧。世界上形形色色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以前都势不两立，如今却联合起来了。一切分歧都消除了，各种社会团体都有了共同语言，大家都感觉到有一种自然力量抓住他们，把他们往一个方向送。”
“出了那件倒霉事以后，他还能做什么呢？”
“是啊，所有的报纸都唱着同一个调子，”老公爵说，“这是事实。千篇一律，简直像雷雨前的蛙鸣。它们叫得你什么也听不见。”
“是的，我听说了，”柯兹尼雪夫说，站在她的窗口往里张望，“他这次行动真是太漂亮了！”他发觉伏伦斯基不在里面，加上说。
“是不是青蛙，我不办报，不想替它们辩护；我是说全体知识分子思想一致了。”柯兹尼雪夫对弟弟说。
“嗯，我现在送他到库尔斯克去。”她说。
列文想回答，可是老公爵打断了他的话。
他第一次经过伏伦斯基的房间，看见百叶窗关上了。但第二次经过时看见老伯爵夫人坐在窗口。她招手叫他过去。
“咳，关于思想一致我还有些话说，”老公爵说，“我还有个女婿，叫斯吉邦·阿尔卡迪奇，你们都认识他的。现在他弄到一个什么委员会理事的差事，叫什么我记不清了。不过，那边没事可做——嗳，陶丽，这又不是什么秘密！——薪俸却有八千卢布。你们不妨问问他，这差事有没有作用，他会说作用极其重要。他为人诚恳，但我们也不能不相信这八千卢布是起作用的。”
列车停靠在省城车站，柯兹尼雪夫没有到餐厅去，却在站台上来回踱步。
“对了，他要我转告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他弄到这个差事了。”柯兹尼雪夫不满意地说，认为老公爵的话驴唇不对马嘴。
四
“报刊上的思想一致也是这么一回事。他们对我说，只要一打仗，他们的收入就会增加一倍。他们怎能不关心人民和斯拉夫人的命运……还有别的什么呢？”
在一个大城市的车站上，欢迎志愿兵的又是一片歌声和欢呼声，又是拿着募捐箱的男男女女，本城的妇女们又向志愿兵献花，陪着他们走进餐厅。不过这一切比起莫斯科来可差得远了。
“有许多报纸我是不喜欢的，但这话未免有点不公平。”柯兹尼雪夫说。
卡塔瓦索夫回到他的车厢里，不由得违心地对柯兹尼雪夫讲了他观察志愿兵的印象，说他们都是出色的战士。
“我只要提出一个条件来就行了，”老公爵继续说，“阿尔方斯·卡尔在同普鲁士开战前发表的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好！谁鼓吹战争，就让谁参加特种先锋队，带头去冲锋陷阵吧！’”
“是啊，那边很需要人。”他眼睛里含着笑意说。他们谈论最新的战争消息，向对方掩饰着自己的疑虑，不知明天将同谁作战——根据最新消息，土耳其军已在各个据点被击溃了。结果，直到分手，两人都没有发表意见。
“这下就要当编辑的好看了。”卡塔瓦索夫想象着他熟识的编辑参加这种先锋队的情景，放声笑起来说。
那老头儿是个军人，经历过两次战争。他知道怎样才算个真正的军人，但从这些人的外表和谈吐，从他们一路上抱住酒瓶不放的那份酒兴看来，他认为他们都是些该死的兵痞。他住在县城里，想讲讲他们那里有个退伍军人，又是酒鬼，又是小偷，因为没有人雇他做工就参了军。不过，他凭经验知道，在目前这种气氛中，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是危险的，尤其不能指摘志愿兵，因此他窥察着卡塔瓦索夫的神色。
“我看他们准会临阵脱逃的，”陶丽说，“这样只会坏事。”
“是的，动身去那边的人，情况确实个个不同。”卡塔瓦索夫含糊其辞地说，他想发表意见，也想引出老头儿的看法。
“如果临阵脱逃，那可以用霰弹或者派拿鞭子的哥萨克押阵。”老公爵说。
这一切都给了卡塔瓦索夫不愉快的印象。当志愿兵下车到站上喝酒时，卡塔瓦索夫想同谁谈谈，来证实自己得到的不良印象。一个穿军大衣的老年旅客，一直在倾听卡塔瓦索夫同志愿兵谈话。等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卡塔瓦索夫就同他攀谈起来。
“这可是个笑话，公爵，恕我不客气说一句，还是个不体面的笑话呢。”柯兹尼雪夫说。
“我在炮兵里没干过多久，我是个退伍的士官生。”他说着开始解释，为什么军官考试他没有及格。
“我看并不是笑话，这是……”列文刚一开口，就被柯兹尼雪夫打断了。
“现在最需要炮兵，怎么会把您派到步兵里去呢？”卡塔瓦索夫从这位炮兵的年龄推测，他的军阶一定相当高。
“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他应尽的责任，”柯兹尼雪夫说，“脑力劳动者的责任就是反映舆论。报刊的责任就是使舆论一致并得到充分反映，这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要是在二十年前，我们会保持沉默，可是现在我们听见了俄国人民的声音，他们万众一心准备站起来，准备为被压迫人民作自我牺牲。这是一种壮举，是力量的保证。”
“但我在炮兵队里干了还没多久，说不定会把我派到步兵或者骑兵队里去的。”
“不过，这不光是自我牺牲，还要杀死土耳其人，”列文怯生生地说，“人民牺牲或者准备牺牲，是为了自己的灵魂，可不是为了杀人。”他加上说，不知不觉把这场谈话同他念念不忘的思想联系起来。
“是的，那边特别缺少像您这样的炮兵。”卡塔瓦索夫说。
“怎么为了灵魂？要知道这种话一个自然科学家是很难理解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卡塔瓦索夫笑嘻嘻地说。
“没什么，大家都去嘛。应该帮帮塞尔维亚人。真替他们难过。”
“嗯，您知道的！”
第三个是炮兵，同前面两个不一样，很招卡塔瓦索夫的喜欢。他是个谦逊文静的人，显然很崇拜那个退伍军官的学问和那个商人的慷慨，却只字不提自己的事。卡塔瓦索夫问他去塞尔维亚的动机是什么，他谦虚地回答说：
“哈哈，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卡塔瓦索夫放声大笑说。
第二个是个退伍军官，也给卡塔瓦索夫留下不愉快的印象。这人看来阅历丰富，曾在铁路上工作，当过经理，办过工厂，此刻讲的话都毫无意义，而且滥用术语。
“基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柯兹尼雪夫也反驳说，他仿佛随便引用《福音书》里一句话，却弄得列文发窘。
卡塔瓦索夫同那个青年谈话，知道他原是莫斯科富商，不到二十二岁就把一大笔家产挥霍光了。卡塔瓦索夫不喜欢他，因为他娇生惯养，身体虚弱，毫无大丈夫气概，但他却以英雄自居，自吹自擂，叫人讨厌，此刻喝多了酒，更是肆无忌惮。
“这话一点不错。”老头儿站在他们旁边，重复说，同时回答偶尔向他投来的目光。
车一停，他就走到二等车厢，同志愿兵攀谈起来。志愿兵坐在车厢角落里，高谈阔论，显然知道乘客们和进来的卡塔瓦索夫都在注意他们。说话声音最响的是那个胸脯凹陷的高个子。看样子他喝醉了，正在讲他们学校里发生过的一件事。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穿着奥地利近卫军军服的老军官。他笑眯眯地听着他讲，偶尔打断他的话。第三个穿炮兵军服，坐在他们旁边的手提箱上。第四个睡着了。
“不，老弟，你被打垮了，打垮了，彻底打垮了！”卡塔瓦索夫得意扬扬地叫道。
柯兹尼雪夫劝他到二等车厢亲自同他们谈谈。到了下一站，卡塔瓦索夫就照他的话去做。
列文恼火得脸红耳赤，倒不是因为他被打垮了，而是因为他沉不住气又争论起来。
在察里津车站，列车受到一群整齐地唱着《颂歌》的青年的欢迎。志愿兵又伸出头来，又行礼，但柯兹尼雪夫毫不在意，他同志愿兵打交道打得多了，很了解他们，对他们不感兴趣。但卡塔瓦索夫一向忙于学术活动，没有机会观察志愿兵，因此对他们很感兴趣，不断向柯兹尼雪夫询问他们的事。
“不，我没法同他们争论，”他想，“他们穿着刀枪不入的盔甲，我可是光着身子。”
柯兹尼雪夫向公爵夫人告别后，同卡塔瓦索夫一起走进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火车开动了。
他看到不可能说服哥哥和卡塔瓦索夫，而要他同意他们的观点则更不可能。他们宣扬的就是那种险些儿把他毁灭的智力上的妄自尊大。他不能同意，根据几百名开到京城里来夸夸其谈的志愿兵的高调，包括他哥哥在内的几十个人就有权说，他们和报刊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和思想，也就是复仇和屠杀的思想。他不能同意他们的意见，还因为他同人民生活在一起，却看不出有这种思想的表现，在他自己身上也找不到这样的思想（他无法不把自己看成是俄国人民的一分子），但最主要的是因为，他和人民都不知道，都无法知道什么是公共福利，却清楚地知道，只有严格遵守摆在人人面前的善的原则，才能得到这种公共福利，因此不论为了什么目的都不要战争和鼓吹战争。他和米哈伊雷奇如同传说中邀请北欧游牧民族酋长到俄国来实行统治的斯拉夫人一样：“您来做王，来统治我们吧。我们甘愿唯命是从。一切劳役，一切屈辱，一切牺牲，都由我们承担；我们不做判断，不做决定。”可是现在的人民，照柯兹尼雪夫的说法，已放弃了用如此昂贵的代价买得的权利。
三
他本来还想说：既然舆论是公正的法官，为什么革命、公社并不像支援斯拉夫人运动那样合法？但这一切只是些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空想而已。只有一点是明确的：当前这场争论激怒了柯兹尼雪夫，因此争论下去是不好的。列文不作声，只提醒客人们，乌云聚拢来了，还是趁没下雨赶快回家吧。
站台上奏起了国歌《上帝保佑沙皇》，然后是一片“万岁”的喊声。有一个志愿兵，身材很高，胸脯凹陷，年纪很轻，拿毡帽和花束在头上挥着，特别显眼地行着礼。接着两个军官和一个蓄大胡子、戴油腻制帽的老人也探出头来行礼。
十七
走到站台上，伏伦斯基默默地让母亲走过去，自己也消失在单间车厢里。
老公爵和柯兹尼雪夫坐上马车跑了；其余的人也都疾步走回家去。
大概是奥勃朗斯基告诉了他，他朝公爵夫人和柯兹尼雪夫站着的方向望了望，默默地掀了掀帽子。他那张饱经沧桑而显得苍老的脸简直像化石一样。
天上的阴云忽而发白，忽而变黑，迅速地飘过来。他们必须再加快脚步，才能赶在下雨前回到家里。前面的乌云沉得低低的，黑得像煤烟，飞快地横过天空。离家还有两百步光景，可是刮风了，随时都会下倾盆大雨。
伏伦斯基皱着眉头，眼睛瞧着前方，仿佛不在听他说话。
孩子们又惊又喜地尖叫着，跑在前头。陶丽吃力地挣脱贴住两腿的裙子，眼睛盯着孩子们，已经不是在走路，而是在奔跑了。男人们按住帽子，大踏步走着。当大滴的雨点打着铁皮水槽的边缘时，他们已走到台阶边了。孩子们和跟在他们后面的大人快活地说笑着，跑到屋檐底下。
“这就是他！”公爵夫人指着身穿长外套、头戴阔边黑呢帽、挽着母亲走去的伏伦斯基，说。奥勃朗斯基走在他旁边，兴奋地谈着什么。
“卡吉琳娜·阿历山德罗夫娜呢？”列文问阿加菲雅，她手里拿着头巾和披肩在前厅迎接他们。
铃响了。大家向门口拥去。
“我们还以为她同你们在一起呢。”她说。
“是的，我听说了。”
“那么米嘉呢？”
“我一向不喜欢他，但这事改变了大家对他的看法。他不仅自己去，还出钱带一连骑兵去。”
“一定在柯洛克树林里，保姆同他们在一起。”
“好的，要是有机会的话。”
列文抓起一件披肩，拔脚往柯洛克跑去。
“尽管他有许多缺点，也不能不为他说句公道话，”等奥勃朗斯基一走开，公爵夫人对柯兹尼雪夫说，“您瞧，这是真正的俄罗斯性格，斯拉夫性格！不过我怕伏伦斯基看到他会难过的。不论怎么说，这个人的遭遇太使我感动了。路上您同他谈谈吧。”公爵夫人说。
刹那间，乌云已把太阳完全遮住，天色黑得像日食一样。狂风肆无忌惮地刮个不停，挡住列文的去路，吹落菩提树上的叶子和花朵，把白桦树枝上的树皮剥得不成样子，把洋槐、牛蒡、花草和树梢都吹得倒向一边。在花园里干活的姑娘们尖声叫着跑到下房。白茫茫的雨帘吞噬了远处的树林和附近的一半田野，迅猛地向柯洛克推进。雨点碎成一个个小水珠，弥漫在空中。
“真的吗？”当公爵夫人告诉他伏伦斯基也搭这班车的时候，他叫道。奥勃朗斯基的脸刹那间显得很哀伤，但稍微过了一会儿，当他抚摸着络腮胡子，微微摇晃着两腿走进伏伦斯基房间时，他就完全忘记了当时伏在妹妹尸体上失声痛哭的情景，而把伏伦斯基看作一位英雄和老友。
列文头向前冲，同那要刮去他手里头巾的狂风搏斗着，快跑到柯洛克了。这当儿，他看见一棵麻栎树后面有个白晃晃的东西，突然火光一闪，整个大地燃烧起来，头上的天空仿佛爆裂了。列文睁开发花的眼睛，透过把他同柯洛克隔开的浓密雨帘，首先恐惧地看到，树林中间那棵熟识的麻栎树的绿色梢头已古怪地换了位置。“难道真的被雷劈了？”列文刚一想到，那棵麻栎树的梢头越来越快地倒下来，隐没在其他树木后面，接着就听见轰隆一声，一棵大树倒在别的树木上。
“只要口袋里还有钱，我看见募捐箱就不能无动于衷，”奥勃朗斯基说，“今天有什么消息？那些门的内哥罗人可真了不起！”
闪电、雷鸣和浑身上下的一阵寒意交集在一起，使列文感到极其恐怖。
公爵夫人没有回答他，却对柯兹尼雪夫望了望。柯兹尼雪夫和公爵夫人似乎想摆脱奥勃朗斯基，但这并没使他感到狼狈。他笑嘻嘻地一会儿望望公爵夫人帽上的羽毛，一会儿左顾右盼，仿佛在回想什么事。他看见一位太太拿着募捐箱走过，就叫她过来，塞进一张五卢布钞票。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千万别砸着他们哪！”他喃喃地说。
“您要走了，真可惜！”奥勃朗斯基说，“明天我们要设宴欢送两个参战的人：一个是彼得堡的迪米尔-巴特尼央斯基，另一个是我们的维斯洛夫斯基。两人都要出发了。维斯洛夫斯基结婚才不久，真是个好样的！是不是，公爵夫人？”他对公爵夫人说。
他立刻想到，祈求那棵已倒下的麻栎不要砸着他们是多么可笑，但他还是重复了一遍，因为除了这种毫无意思的祷告外，他束手无策。
“是的，我听说了。”柯兹尼雪夫不大乐意地回答。
他跑到他们平时常去的地方，可是没有找到。
“那您会见到我妻子的。我写过信给她，但您可以更早见到她。请您告诉她，您见到我了，一切都好。她会明白的。不过，麻烦您对她说一声，我已当上联合委员会理事了……嗯，是的，她会明白的！您知道，这是人生的小小苦恼，”他仿佛道歉似的对公爵夫人说，“米雅赫基公爵夫人，不是丽莎，是比比施，送去一千支步枪和十二名护士。我跟您说过吗？”
他们在树林另一头一棵老菩提树下，正在呼唤他。两个穿深色衣服（他们出门时穿的是浅色衣服）的人弯腰站在什么东西上。这是吉娣和保姆。雨已经停了。列文跑到他们身边的时侯，天亮起来了。保姆的下半截衣服是干的，可是吉娣的衣服全湿透了，贴在她身上。雨虽然已经停了，可他们还是保持雷电交作时那个姿势。两人都弯下腰，俯在一辆遮着绿色阳伞的童车上面。
“到乡下弟弟那里去。”柯兹尼雪夫回答。
“都活着吗？都平安无事吗？赞美上帝！”他喃喃地说，跺着一只灌满了水快要脱落的靴子，啪哒啪哒地向他们跑去。
“上哪儿？”
吉娣戴一顶被雨淋得走了样的帽子，扭过她那张湿淋淋红喷喷的脸对着他，羞怯地微笑着。
“不，我马上就要走了。”
“咳，你怎么不害臊啊！我真不明白怎么可以这样鲁莽！”他怒气冲天地责备妻子。
“嘿！公爵夫人，怎么样！”奥勃朗斯基突然出现在人群中，满面春风地说，“说得漂亮、热情，是吗？太好了！还有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您最好也讲几句鼓励鼓励。您是行家。”他添上说，露出亲切、尊敬和谨慎的微笑，轻轻地推推柯兹尼雪夫的手臂。
“说实在的，这不能怪我。我们刚要走，他就哭起来。我们只得给他换尿布。我们刚要……”吉娣开始为自己辩解。
人人都欢呼“万岁！”又有一群人涌到候车室，险些儿把公爵夫人撞倒。
米嘉身上一点没湿，平平安安，一直睡得很香。
他们谈的时候，人群从他们旁边向餐室涌去。他们也向那边移动，看见一个绅士手拿酒杯，声音洪亮地向志愿兵讲话。“为信仰、为人类和同胞效劳！”他越说越响，“莫斯科母亲祝福你们去完成伟大的事业！万岁！”他声泪俱下地叫道。
“啊，赞美上帝！我简直不知道我这是在说什么！”
“噢，那当然。”
他们收拾好湿尿布；保姆把婴儿抱了起来。列文走在妻子旁边，为自己的发火感到悔恨，背着保姆，悄悄地握住吉娣的手。
“我见到过他。他在这里待了一阵。只有母亲来给他送行。到头来他也没有别的出路了。”
十八
“我听说他走，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坐这一趟车吗？”
那天一整天，列文只是心不在焉地参加人家的谈话。他对心中发生的变化虽然感到失望，但还是一直很高兴。
“您知道吗，伏伦斯基伯爵，那位大名鼎鼎的……也坐这趟车。”当他找到公爵夫人，把条子交给她时，公爵夫人带着得意和微妙的笑容说。
雨后地面太湿，不能出去散步；而且阴云始终没有离开地平线，忽而这里，忽而那里，雷声隆隆，遮暗了天空。大家就在房子里消磨那天剩下的时间。
柯兹尼雪夫详细询问公爵夫人那个要求参军青年的情况，走进头等车候车室，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公爵夫人。
大家不再争论，午饭以后，个个情绪都很好。
“嗯，想麻烦您一件事：有个很好的年轻人要求参军，不知怎的遭到困难。我想请您给他写个条子。我认识他，是李迪雅伯爵夫人介绍来的。”
卡塔瓦索夫起初用他那种别出心裁的笑话逗得太太们发笑，后来受柯兹尼雪夫的怂恿，就讲了他对雌雄苍蝇性格和外貌差异以及它们生活习性的有趣观察。柯兹尼雪夫也兴致勃勃，喝茶时应他弟弟的要求讲了他对东方前途的看法，讲得那么通俗生动，使大家都很感兴趣。
“是的，我看到了。”柯兹尼雪夫回答。他们谈到最新消息，证实连续三天土耳其军在各个据点被击败，四下逃跑，明天将有一场决战。
只有吉娣一人没听完他的话，因为被叫去替米嘉洗澡了。
“今天有什么消息？又把土耳其军击败了。”
吉娣走了几分钟，列文也被叫到育儿室。
“超过了，公爵夫人。”
列文放下茶点，惋惜不能听完这场有趣的谈话，又担心不要出了什么事——因为没有要紧的事是不会请他去的——就向育儿室走去。
“可不是，我说嘛！”那位贵夫人快乐地响应说，“据说已经募捐了将近一百万卢布，是吗？”
列文对哥哥关于获得解放的四千万斯拉夫人应该同俄国一起开辟历史新纪元的新鲜理论虽然很感兴趣，吉娣叫他去究竟有什么事也使他不安，但当他一离开客厅，剩下自己一个人时，早晨所想的事又立刻浮上心头。斯拉夫人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同他内心的感受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他一下子就把它置诸脑后，又恢复了早晨那种心情。
“超过八百了。如果加上不是直接从莫斯科出发的，已超过一千了。”柯兹尼雪夫说。
他不像以前那样回顾思想的全过程（他不需要这样做）。他立刻恢复了原来支配过他的心情——这种心情是同他的思想分不开的——并且发觉这种心情比以前更强烈更明确了。现在他不像以前那样为了获得这种心情必须自我安慰并回顾思想的全过程。现在正好相反，快乐和宽慰的心情比以前强烈，但思想却跟不上他的心情。
“不能不送啊！”公爵夫人回答，“我们这里已经送走了八百人，是吗？马尔文斯基不相信我的话呢。”
他穿过游廊，望望苍茫暮色中出现的两颗星星，忽然想：“是的，我曾经望着天空想，我见到的苍天并不是幻影，但有些事我没有想透彻，有些东西我不敢正视。但不管怎样，都没有理由反对。只要好好想一想，一切都会清楚的！”
“不，公爵夫人，我自己出门。到弟弟家去休息。您老是给人家送行吗？”柯兹尼雪夫似笑非笑地说。
他踏进育儿室，突然明白他不敢正视的是什么。那就是，如果上帝存在的主要证据是他启示了什么是善，那么为什么这种种启示只限于基督教一个教呢？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劝人为善，它们同这种启示又有什么关系？
“您也来送行吗？”她用法语问。
他觉得他已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来不及向自己解释清楚，就踏进了育儿室。
有一个前来欢送志愿兵的贵夫人，走出候车室，招呼柯兹尼雪夫。
吉娣卷起袖子，站在婴儿正在里面玩水的澡盆旁边，一听见丈夫的脚步声，就转过脸来，笑盈盈地示意他走过去。她一只手托着仰天浮在水面上、两只小脚乱踢的胖娃娃的头，另一只手拿着海绵往婴儿身上擦，臂上的肌肉有节奏地跳动着。
柯兹尼雪夫同卡塔瓦索夫刚刚到达今天特别热闹的库尔斯克车站，下了马车，回头望望押送行李的仆人，就看到一批批志愿兵乘驷马车驰来。妇女们手拿花束欢送他们，她们在一群蜂拥而来的人的护送下进入车站。
“嘿，你瞧，你瞧！”当丈夫走到她身边时，她说，“阿加菲雅说得对，他会认人了。”
二
从今天起，米嘉确实认得所有的亲人了。
他准备去休息两个星期，同时在全民族最神圣的地方，在偏僻的乡村，饱览一下民族精神高涨的景象。对这种精神他同全体首都居民都深信不疑。卡塔瓦索夫早就想实践去列文家访问的诺言，就和他同行。
列文一走到澡盆旁，她们立刻试给他看，那娃娃果然认得他了。她们又特地把厨娘叫来试验。她弯下腰，娃娃却皱起眉头，不高兴地摇摇头。吉娣向他俯下身去，他就满脸笑容，小手抓住海绵，咂着嘴唇，发出满意的怪声，不但吉娣和保姆，连列文也顿时心花怒放了。
他忙了一个春天和一部分夏天，直到七月才准备下乡到弟弟那里去。
保姆用一只手把婴儿从澡盆里抱出来，又用水把他冲了冲，拿大毛巾把他包起来，擦干了，等他尖声啼哭了一阵之后，把他抱给母亲。
如今他忙得不可开交，连答复来信和要求的时间都没有。
“哈，我真高兴，你开始喜欢他了，”吉娣安静地在坐惯的位置上奶孩子的时候，对丈夫说，“我真高兴啊！要不我可为这事担忧呢：你说过你对他毫无感情。”
他全心全意投入这个伟大的运动，把著作也给忘了。
“不，难道我说过对他毫无感情吗？我只是说我有点失望罢了。”“怎么，你对他觉得失望？”
此外还有一件事使柯兹尼雪夫感到高兴，那就是舆论的表现。整个社会明确表示它的愿望。正如柯兹尼雪夫说的那样，“表现了民族精神”。他越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就看得越清楚，这将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划时代事件。
“不是对他失望，是对我自己的感情觉得失望。我抱的希望还要大些。我原希望心里会产生一种意外的欢乐，相反却觉得厌恶和怜悯……”
有关这问题的许多言论和文章，柯兹尼雪夫在细节上并不同意。他看到斯拉夫问题在社会上已成了时髦的谈话资料——这种谈话资料总是在不断翻新。他看到许多人参与其事，怀有自私和虚荣的目的。他认为报刊大量登载夸大其词的东西，目的只是哗众取宠，压倒别人。他看到在这波澜壮阔的社会浪潮中，冲得最前、叫得最响的都是些郁郁不得志的人：没有军队的司令、没有部门的部长、没有刊物的记者和没有党羽的党魁。从这个问题上，他看到许多东西是轻率可笑的，但同时看到并且承认那种联合社会上各阶级、令人感动的日益高涨的热情。屠杀同教教友和斯拉夫弟兄的事件，引起大家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恨。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为崇高事业而英勇斗争，激发全体人民不是口头上而是用行动来支援兄弟民族的愿望。
她隔着婴儿的身子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说话，重新戴上替孩子洗澡时摘下的戒指。
柯兹尼雪夫所属的圈子，除了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外，什么也不谈，什么文章也不写。一向无所事事的人，如今都把全部时间用来为斯拉夫人服务。跳舞会、音乐会、宴会、演讲、妇女服装、啤酒、小饭馆——一切都证明大家是支持斯拉夫人的。
“主要是忧虑和怜悯大大超过欢乐。可是今天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大雷雨，我明白了我是多么爱他啊。”
在他著作失败后最痛苦的时期，幸亏原来不受人重视的斯拉夫问题，开始取代异教徒、欢迎美国朋友、萨玛拉大饥荒、各种展览会和招魂术等问题。柯兹尼雪夫原是提出斯拉夫问题的人之一，就全心全意投入这项活动。
吉娣脸上洋溢着欢笑。
柯兹尼雪夫天资聪明，很有教养，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如今不知道该把精力往哪里使。交际场所的谈话，各种会议上的发言，花去了他一部分时间，但他是个城市居民，不愿像他那个缺乏生活经验的弟弟来到莫斯科那样，把时间全部花在谈话上，因此他还有许多空闲的时间和脑力活动的能力。
“你当时很害怕吗？”她说，“我也是的，但现在我比当时更害怕。我要去看看那棵麻栎树。卡塔瓦索夫这人真有趣！总的来说，今天这一天过得真有意思。你心里高兴的时候，待谢尔盖·伊凡诺维奇真好……哦，到他们那里去吧。这里洗过澡，总是闷热得很……”
他觉得特别痛苦，因为在完成这部作品以后，不再有占据他大部分时间的著述工作了。
十九
这篇文章发表后，对他的著作没有任何反应，不论文字的或者口头的。柯兹尼雪夫看到他六年心血完全白费了。
列文走出育儿室，剩下自己一个人，又立刻想起了那个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思想。
他记起上次见到这个年轻人，曾纠正他语言上的粗鲁无礼，这样就找到了对方写这篇文章的动机。
他没有回到人声嘈杂的客厅，却站在游廊里，凭栏望着天空。
“我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柯兹尼雪夫问自己。
天色全黑了，在他眺望着的南方没有乌云。乌云滞留在另一方，那里电光闪闪，远远地传来雷声。列文倾听花园里菩提树滴水的谐调声音，仰望熟识的三角形星群和支流错综的银河。闪电一亮，不仅银河，就连那灿烂的星星也影踪全无了，但等闪电熄灭，星星又仿佛被一只魔手抛出来，立刻出现在原处。
柯兹尼雪夫分析这位评论家的论点是否正确，态度虽十分诚恳，但他从不认真考虑人家所指责的缺点错误，认为人家显然是有意挑剔。不过他立刻不由自主地仔细回忆他同这位作者见面和交谈的情况。
“嗯，究竟什么事使我惶惑不安呢？”列文暗暗自问，感到心里已有了他的答案，虽然还不很清楚。
写小品文的人显然完全不理解这部著作，但巧妙地摘录了片言只语，使没有看过这书的人（事实上几乎谁也没有看过它）觉得整部著作只是辞藻的堆砌，文字很不恰当（已用问号标出），作者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批评的手法十分巧妙，使柯兹尼雪夫自己都无法否认，厉害也就厉害在这里。
“是的，神的明确无疑的表现之一，就是通过启示向世人公布善的法则。这些法则我觉得存在于我的心中，承认这些法则——不管我愿不愿意——我就和人家结成信徒的团体，就是教会。那么，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儒教徒、佛教徒，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他向自己提出这个他自认为危险的问题，“难道这几亿人就被剥夺了生活中少了它就毫无意义的至高无上的幸福吗？”他沉思起来，但立刻又纠正了自己，“但我究竟在探索什么？”他自言自语，“我在探索人类各种信仰和神的关系。我在探索上帝对这充满星云的整个宇宙所做的普遍启示。我究竟在做什么？对我个人，对我的心，无疑已显示了人的智慧所无法达到的认识，可是我却固执地想用智慧和语言来表达这种认识。
柯兹尼雪夫虽然很瞧不起这位作者，但还是认真阅读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实在太厉害了。
“难道我不知道移动的不是星星吗？”他仰望着一颗移动到白桦树梢上的明亮的行星，自言自语，“可是我望着星星的运动，却不能想象地球的旋转。我说星星在运动是对的。
作者是个年轻有病的小品文作家，文笔泼辣，但教养极差，在私人交往上很胆怯。
“天文学家要是估计到地球全部错综复杂的运动，他们还能理解和算出什么来吗？他们关于天体的距离、重量、运动和摄动的奇妙结论，都是根据看得出来的天体围绕固定的地球的运动，根据目前我亲眼目睹、过去曾出现在亿万人眼前的运动，这种运动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而且永远可以得到证实。就像天文学家不根据子午线和地平线对看得见的天体进行观察，所得的结论将是虚妄和不可靠一样，我要是不以对人人都同样永恒不变、基督教向我显示并且在我心中永远可以获得证实的善恶观为基础，我的结论同样将是虚妄和不可靠的。其他信仰和它们对神的关系问题，我没有权力也不可能去解决。”
到了第三个月，终于在一本严肃的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批判文章。柯兹尼雪夫认识文章作者，在高鲁勃卓夫家见过他。
“咦，你还没有走吗？”吉娣也从这里到客厅去，看见他问，“怎么，你没有什么不痛快吧？”她凭着星光仔细打量着他的脸，说。
只有在《北方甲虫》一篇讽刺小品文里，谈到倒嗓歌唱家德拉班吉时，顺便插了几句话，批评柯兹尼雪夫的著作，说它早就受到大家的谴责和普遍的嘲笑。
不过，要不是又一次使群星黯然失色的闪电，她还是不能看清他的脸。凭着闪电的强光，她才看清了他的脸，看出他平静快乐。她对他嫣然一笑。
柯兹尼雪夫精确估计写书评需要的时间，可是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始终毫无反应。
“她一定知道，一定了解我在想什么，”他想，“我要不要告诉她？好，让我告诉她。”他正要开口，却被她抢先了。
但是，过了一星期，两星期，三星期，社会上没有任何反应。他的朋友、专家和学者有时出于礼貌才提到它。那些对学术著作不感兴趣的熟人根本没有提到过它。目前社会上关心别的事，对它十分冷淡。学术期刊上整整一个月对这本书只字不提。
“听我说，康斯坦京！你帮个忙，”她说，“到角房里去看看，他们给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安排得怎样了。我去不方便。他们有没有放上新脸盆？”
柯兹尼雪夫向任何人提到这本书，朋友们问起，他都回答得很淡漠，他也从不向书商打听书的销路，其实他十分关心这部著作给社会和学术界的最初印象。
“好的，我这就去。”列文站起来吻着她说。
这部著作经过仔细修订，去年已正式出版，并且分发到书商手里。
“不，不用对她说了，”当她走到他前面时，他想，“这是一个秘密，只我一个人需要，重大而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在这期间，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他花了六年心血写成的著作《试论欧洲和俄国国家基础和形式》，一年前完稿，其中一些章节和序言已在刊物上发表过，另一些章节柯兹尼雪夫也读给朋友们听过，因此这部著作的思想内容对公众已不新鲜，但柯兹尼雪夫还是期望它的出版会在社会上造成重大影响，即使不是一场学术革命，也将轰动学术界。
“这种新的感情并没有使我发生什么变化，并没使我感到幸福，并不像我梦想的那样大彻大悟，而是像我对儿子的感情那样。也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地方。是信仰或者不是信仰——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但这种感情却不知不觉痛苦地出现在我身上，并且牢固地扎根在我心里。
差不多过了两个月。已经是盛夏时节，柯兹尼雪夫才准备离开莫斯科。
“我依旧会对车夫伊凡发脾气，依旧会同人争吵，依旧会不得体地发表意见，依旧会在我心灵最奥秘的地方同别人隔着一道鸿沟，甚至同我的妻子也不例外，依旧会因自己的恐惧而责备她，并因此感到后悔，我的智慧依旧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祷告，但我依旧会祷告——不过，现在我的生活，我的整个生活，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每分钟不但不会像以前那样空虚，而且我有权使生活具有明确的善的含义！”
一
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