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敌人一点都不假。他有什么好？一个相貌怪异的家伙：大脑壳，拳曲的黑色头发，倒都是原装正版，脸色是可怕的死鱼肚的白，冷酷削薄的嘴唇。他就靠贩卖一套仇外、制裁的平庸货色在政治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弗农的剖析总是一针见血：身居高位的混蛋，床上的淫棍。可就凭这一点，她应该随处都找得到的呀。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肯定还有不为人知的天赋，他还准备向首相的高位发起挑战呢。
“嘿，林雷。不要跟敌人枉费唇舌！”
那位副官把克利夫带到加莫尼面前，他身边围绕着一圈马蹄铁形状的人群，像是在发表一番演说或是讲个什么故事。他马上停下话头握住克利夫的手，热情地低语道：“多年悬想，终于得见。”仿佛在场的只有他们两个人。
克利夫噘起了嘴唇。他可不想被介绍给朱利安·加莫尼，不过也不想怠慢他。他已无路可逃。“头前带路。”他说，被带领着从一帮帮朋友身边走过，有几位朋友猜出他要去哪儿，想把他从那位向导手里拉回来。
“幸会幸会。”
“不知道您是否有时间过去跟外相说几句话。他很想见您一面。”
加莫尼抬高声音，为的是让大家都听见，人群中有两个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一看就是不诚实都挂在脸上的政治狗仔记者。外相大人在表演，克利夫不过成了趁手的道具。“您的好几首钢琴曲内子都烂熟于心。”
克利夫以为他是个音乐家，或是来要他签名的什么人，于是把脸色调整到耐心的假面。“没关系。”
又来了。克利夫不禁怀疑：难道果如年轻一代的某些乐评人所言，他的天才已经被驯化，变得甜腻无比，真成了“思想家的小甜饼”——格雷茨基[4]一流的人物？
“林雷先生，很抱歉打扰了您的思绪。”那人道，把手缩了回去。
“尊夫人一定很出色。”他道。
他听到一个女人快活地大喊：“我手脚都没知觉了，我得走了！”他转过身来，看到身后的一个年轻人正打算抬手碰一下他的肩膀。年轻人二十五岁左右，秃顶，也许是剃的光头，穿了身灰色衣装，没穿大衣。
自打上一次近距离跟政客接触以来已经有些日子了，他已经忘了他们这类人物那眼神的流动，一刻不停地巡视周围，看有没有新的听众或背叛者，或者附近有没有职位更高的大人物现身，有没有别的重大机遇稍纵即逝。
别人谁都没有想念她。他四顾看着周遭这帮吊唁的人群，有很多跟他、跟莫莉同龄，上下相差不过一两岁。他们是何等兴旺发达，何等有权有势，在这个他们几乎蔑视了有十七年之久的政府底下，他们是何等地繁荣昌盛。说起我这一代人：多有能量，多么幸运。在战后的新建社区喝着国家自己的母乳和果汁长大，由父母没有保障、来历清白的富足所供养，成年以后有充足的就业机会，全新的大学，鲜亮的平装本书籍，文学全盛时期的摇滚乐，可以负担得起的理想。当梯子在他们身后崩塌，当国家撤回她的乳头变成一个高声责骂的悍妇时，他们已经安全了，他们已经巩固了，他们安定下来致力于塑造这个或是那个——品味，观点，财富。
加莫尼眼下就在四处张望，确保他的观众不会散开。“她是了不起。读的是金史密斯学院[5]，然后在伦敦市政厅供职。前途未可限量呀……”他停顿一下，以达到喜剧效果，“然后她就遇到了我，选择了医药业。”
当时他本来并不想走开的，因为他想听听他的答话，可是两群吵吵嚷嚷的人一左一右突然插了进来，一群是为了向乔治表达慰问，另一群则是向诗人表达仰慕的，推推搡搡之下，克利夫发现自己已获自由之身，也就顺势走开了。哈特·普尔曼和年方豆蔻的莫莉。心里一阵恶心，他重新挤过人群，找到一块小小的空地站将下来，暗自庆幸没有人理睬他，望着周遭那些谈得不亦乐乎的朋友和熟人。他觉得他自己才是唯一想念莫莉的那个人。如果他当真娶了莫莉，也许比乔治还要糟糕，连这场聚会他都容忍不了，也会受不了她的无助。从那个小小的棕色方形塑料药瓶里倒出三十粒安眠药片，备好臼和杵，还有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三汤匙黄白色的药泥。她在服用的时候看了看他，仿佛她心里有数。他用左手抠住她的下巴，以免药汁洒了出来。她睡着了以后他就抱住她，一直到天亮。
只有副官和另一位他的雇员，一位女性，窃笑了几声。那几个记者则无动于衷。也许这一套他们早都听他说过了。
“你从来都没操过她，你这个满嘴喷粪的老爬虫。她才不会堕落至此呢。”
外相的目光已经重新落回到克利夫身上。“还有一件事儿，我想祝贺您获得了正式委托，创作千禧年交响曲。您大概还不知道，最后的决定权直接惊动了内阁吧？”
乔治已经背过身去跟那对美国姐妹谈了起来。克利夫细想之下觉得不会有任何损失，就把手握成卷筒状，俯在普尔曼的耳朵上。
“我有所耳闻。而您投了我的赞成票。”
依法论处该判这老东西强奸。比他还早了三年。她从没跟他提过哈特·普尔曼，而且，她不是也去看过《愤怒组诗》的首演吗？演出结束后她不也去了庆功宴？他不记得了，什么狗屁事都不记得了。
克利夫放任自己表现出厌烦的调调，而加莫尼的反应则好像他已经受到了千恩万谢。“也没什么，我也只能尽此绵薄之力。我的有些同僚更倾向于那位流行歌星，就是前披头士成员的那家伙。不管怎么说，曲子写得怎么样啦，快完稿了吧？”
“呃，呃。她是来参加我的主显节之夜[3]的派对。这小妞可真不是盖的，对吧乔治？”
“快了。”
“她是去参加爱心之夏吧，我想。”
他的四肢已经麻木了足有半个钟头，不过直到此时凛寒才终于将他裹在了垓心。他的工作室里是何等的温暖，他只需穿件衬衫，舒舒服服地完成交响乐的最后几页，首演也没几个星期了。他已经错过了两次最后期限，他真渴望快点回家。
克利夫在心算的时候注意掩饰住自己的不安。那年的六月她年方二八。为何从未听她提起呢？他以中性的态度询问道。
他伸出手来跟加莫尼道别，“真是幸会。我得先走一步了。”
“谁？”普尔曼把脸绷了有两秒钟，然后咯咯笑着，伸出瘦长的白色手指抓住克利夫的前臂。“那是自然，”他用他那兔八哥的声音道，“莫莉跟我的交情可要追溯到六五年的纽约东村呢。我记得莫莉，乖乖不得了！”
可是外相大人并没有理他的手，仍旧越过了他侃侃而谈，显然从这位著名作曲家的在场当中还能再多榨点东西出来。
“可是您竟然还记得莫莉，”克利夫道。
“您知道吗，我经常在想，正是像您这样的艺术家们享受到的创作自由，才使我的工作多少具有了价值……”
普尔曼是“垮掉一代”的诗人，凯鲁亚克那一代人的最后孑遗，简直像一只皱缩的小蜥蜴，连把脖子仰起来看克利夫一眼都很困难。“这些日子以来我什么事都不记得，什么狗屁事都不记得了，”他的声音尖厉轻快，“不过既然你说有，那就肯定是有过的喽。”
类似风格的话语滔滔汩汩，不绝如缕，克利夫在望着他的时候并没有在表情上带出他越来越厌烦的心情。加莫尼跟他也是同一代人，身居高位已经将他跟一个陌生人平等谈话的能力腐蚀殆尽。也许这就是他在床上带给她的东西：这种“非人”的特质带来的刺激。一个男人在众多镜子面前痉挛抽搐。不过，她当然更喜欢情感的温存。一动不动地躺好，看着我，认认真真地看着我。也许莫莉和加莫尼之间不过是个错误，如若不然，克利夫真会觉得无法忍受了。
“哈特·普尔曼。终于有缘得见。您还记得我将您的《愤怒组诗》谱写为管弦爵士乐吗？”
外相大人归结了他的长篇大论：“正是传统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模样。”
“这位，”乔治介绍道，“也来自美国，哈特·普尔曼先生。”
“我一直在纳闷，”克利夫对莫莉的老情人道，“不知道您是否还赞成绞刑？”
想到小朋友来演奏他的音乐，他多少有些沮丧。
加莫尼处理起此类突发事件来早已经是驾轻就熟了，不过，他的目光还是冷酷了起来。
“听您这么一说，我非常高兴。”
“我想大多数人都清楚我在这件事上的立场。不过同时呢，我也很高兴接受上下两院的观点以及内阁的集体责任制。”他已经摆好了架势准备应战，同时又不失风度。
“真是莫大的荣幸，林雷先生。我十一岁的孙女小提琴晋级考试，拉的就是您的小奏鸣曲，她真是非常喜欢这部作品。”
那两位记者挤近了一些，紧握着笔记本。
“不才正是。”
“我记得您曾有次在演讲中说纳尔逊·曼德拉活该被绞死。”
“您就是那位作曲家吧？”薇拉或者是米尼问道。
下月就要出访南非的加莫尼笑得仍旧很镇定，那个演讲最近又被弗农的报纸相当下流地挖了出来。“我想，揪住一个人还是在头脑发热的学生时代说的话不放，这有失厚道吧。”他停顿一下咯咯一笑，“都差不多三十年前的旧事了。我敢说您本人也一定说过或是想到过煞是惊人的狂言吧。”
他们握了握手。
“这是自然，”克利夫道，“这正是我要说的重点。如果您当时一意孤行，现在也就不会再有多少重新考虑的机会了。”
“实在是失礼，”他又道，“这两位是芬奇姐妹，薇拉和米尼，莫莉在波士顿的时候就认识她们了。这位是克利夫·林雷。”
加莫尼微微颔首表示赞同，“观点足够公允。可是在现实的世界中，林雷先生，没有任何一种司法制度是可以避免人为错误的。”
她的死使他高贵了起来。那种静静的庄严绝非乔治平素的风格，他一贯既阴郁冷酷又索求无度；既急于求得他人的喜欢，又不能将友谊视作理所应当——这是巨富们才有的一种负担。
然后，外相做了件很出格的事，这件事非但将克利夫对政府部门的印象毁于一旦，而且回顾起来他不得不表示钦佩。加莫尼伸出手来，食指和拇指抓住克利夫大衣的衣领，把他拽近一步，把声音压低到只有他们两个人可以听见的耳语。
“非常感谢您的到来。”
“我最后一次见到莫莉的时候她跟我说你阳痿，而且一直就阳痿。”
最后，克利夫以适度的诚恳态度握住了乔治的手，“告别仪式非常出色。”
“一派胡言——她绝不会这么说！”
“太冷了，我们得走了。”克利夫听到有个声音叫道，但此时此刻谁都甭想挣脱社交场合的向心力。他已经把弗农给丢了，弗农被某个电视频道的老板给拉到了一边。
“你当然不会承认。这么着，我们可以当着这边的这些绅士公开大声地讨论一下你的阳痿问题，要么你就别再多管闲事，愉快地跟我道个别。意思就是，滚你娘的！”
参加葬礼的莫莉的朋友们并不想跑到火葬场里来，可乔治摆明了不想搞任何追思仪式。他可不想听老婆的三位老情人公开在圣马丁或圣詹姆斯教堂的讲道台上交换什么意见，或者在他本人致悼词时在底下挤眉弄眼。克利夫和弗农进门之际，听到的是鸡尾酒会上熟悉的嗡鸣。没有香槟酒托盘，也没有饭店里幕墙的回声，不过除此以外跟画展的开幕或是媒体投放会也没什么两样。有那么多面孔是克利夫从来没有在日光底下照过面的，看起来可真是恐怖，活像是僵尸直立起来欢迎刚死的新鬼。一阵愤世嫉俗的情绪发作之下，他迅速穿过那一阵嘈杂，有人叫他的名字他也不理，有人拽他的胳膊他干脆甩脱，继续朝乔治站立的位置走去，乔治正跟两个女人和一个呢帽手杖的干瘪老头儿说话。
这番话讲得又快又急，话音未落，加莫尼已然身体后仰，一面握住作曲家的手上下摇晃，一面眉开眼笑，还大声对副官道：“林雷先生已经愉快地接受了晚餐邀请。”最后这句话可能是个事先约定的信号，因为那位年轻人马上走上前来把克利夫领开，此时加莫尼背转身去对那两个记者道：“了不起的人物啊，克利夫·林雷。直言不讳地表明不同的看法同时还能继续做朋友，这岂不正是文明生活的精髓之所在吗，你们说是不是？”
“伊瑟尔·斯密斯[2]。我铁定比她要写得好。”
二
弗农呵呵笑着引他的朋友离开“追思花园”。“说说容易。我可以想见你在放风的院子里给犯人们写颂歌呢，就像那个谁，那个搞妇女参政运动的女人。”
一小时后，弗农的小汽车将克利夫在南肯辛顿放下，那么小的汽车竟然还有位专职司机，简直显得滑稽。弗农下车跟他道别。
克利夫认为这是虚晃一枪，决定不再跟他推心置腹。他朝礼拜堂的门口张了张。他们是该进去了。他突然溜出一句相当残忍的话，把自己都吓了一跳，“你知道，我真该娶了她。在她开始昏迷的时候就拿个枕头什么的闷死她，免得大家都来可怜她。”
“可怕的葬礼。”
“性爱的事儿我总是记不住，”他踌躇了一会儿道，“我肯定应该是非常棒。不过我的确记得她教我认识牛肝菌，怎么采摘，怎么烹饪。”
“连杯喝的都没有。”
八十年代中期，弗农也跟她来了个梅开二度，那是在翁布里亚[1]的一幢度假屋。当时他是如今他主编的这份报纸的驻罗马记者，已经成家立业。
“可怜的莫莉。”
“你可曾从她身上学到过什么东西？”克利夫突然问道。
克利夫进门站在门厅里，吸收着暖气片散发出来的温暖和寂静。女管家给他留了张字条，说在工作室里给他预备好了一壶热咖啡。他没脱大衣，径自上楼来到工作室，拿起支铅笔和一张草稿纸，靠在大钢琴上草草记下那十个下行音符。他站在窗前，盯着那张纸，想象着与之对位的大提琴。不少日子以来，受命为千禧年谱写一部交响乐一直都是一种荒唐的折磨：官僚政治侵扰了他创作的独立性；伟大的意大利指挥家朱利奥·鲍具体能在哪里跟英国交响乐团一起排练一直都悬而未决；媒体的关注要么兴奋过了头要么就充满敌意，轻微却持续不断地惹得他心烦意躁；还有就是他已经两次超过了最后期限的事实——千禧年事实上还早着呢。不过也有像今天这样一心只想着音乐本身、欲罢不能的时候。他把冻得仍有些麻木的左手揣在大衣口袋里，坐在钢琴前只手把他已经写出来的段落弹了一遍，音乐是慢速的，属半音体系，节奏变幻莫测。事实上有两个拍号。然后，他仍旧只用右手，以半速即席创作大提琴的上升和弦，又反复弹奏了数次，加以各种变奏，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他草草把新创作的部分记下来，这段属于大提琴音程的极高位置，听起来会像是某种狂怒的能量受到抑制。等到后面，到终曲部分再将其释放出来的话，将会是件赏心乐事。
她当时假装去咬那个苹果的时候曾直直地望着他，咬得咯咯响的牙齿间露出淫猥的微笑，一只手支在撅起来的屁股上，就像杂耍戏院里戏仿的妓女形象。他认为她接收他眼神的方式是个信号，果不其然，他们俩在那年四月再度复合。她搬到他南肯辛顿的工作室，度过了整个夏天。当时大约正是她写的餐馆评论专栏刚起步的阶段，跑到电视上公然抨击《米其林指南》是“美食上的媚俗”。也正逢他自己的事业首度时来运转之际，他的《管弦乐变奏曲》在皇家节日音乐厅上演。破镜重圆。她或许并没有什么改变，不过他已经不再是昔日的他了。十年的光阴没有虚掷，他已经学得了些经验，放手让莫莉来引导他。不论干什么，他一直是全力以赴的。她教他偷潜性爱的技巧，也就是偶尔要静止不动。一动不动地躺好，就像这样，看着我，认认真真地看着我。我们就是定时炸弹。他当时快三十了，照今天的标准算大器晚成的了。当莫莉找好自己的住处要打包走人时，他求她嫁给他。她吻了吻他，在他的耳边悄声引述：“他娶一个女人是为防她离他而去／如今她却整天赖着不肯走了。”她是对的，因为自她走后，独处的滋味快乐无比，不到一个月时间他又写出了《秋歌三曲》。
他离开钢琴，倒了杯咖啡，在惯常的窗边位置把咖啡喝下。三点半，已经黑得需要开灯了。莫莉已经烧成了灰。他将工作一整夜，然后一直睡到第二天的午饭时间。别的也真没什么好做的。创造点什么，然后死去。喝完咖啡后，他再度穿过房间，仍旧站着，仍旧穿着大衣，在琴键上俯下身来，这次双手并用，借着那一丝微弱的午后光线把写下来的音符弹奏了一遍。几乎全对，几乎就是事实真相。表现的是一种对于无法够到的某种东西焦灼的渴念，是无法够到的某个人。过去，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他会打电话请她过来，当他坐立不安无法在钢琴前久坐，又因为新的想法激动不已无法离开钢琴的时候。她要是有空就会过来，给他沏茶，或是制作异国风情的饮料，然后坐在屋角那把破旧的老扶手椅上。他们要么聊聊天，要么她会要求他演奏某段音乐，然后闭上眼睛静听。对于她这么一位派对女王来说，她音乐的趣味出奇的朴素。巴赫，斯特拉文斯基，极偶然地听听莫扎特。不过那个时候她已经不是个小姑娘，也不再是他的情人了。他们俩挺适合红尘做伴，只是对待彼此都太过冷嘲，已经不可能旧情复燃，而且他们也喜欢能放松地谈论各自的风流韵事。她就像个知心大姐，评判起他的那些女人来相当慷慨大度，相比而言，他对她的那些男人就远没有她这么大方。除此之外他们就聊聊音乐或美食。而现如今她却已经是雪花石膏骨灰瓮里的细灰了，乔治会把它放在他的衣柜顶上。
“是个可人儿。”克利夫赞同道。
最后，他终于暖和够了，虽说左手仍有些麻痛。他把大衣脱下来，扔到莫莉的那把椅子上。重新坐回到钢琴之前，他在屋里转了一圈，把灯都打开。他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为那大提琴的部分修修补补，而且进一步拟出了配器法，完全无视窗外夜幕的降临和交通晚高峰那些模模糊糊、很不和谐的持续音。那不过是通往终曲的一个过渡性桥段；使他神魂颠倒的是那个承诺、那种渴望——他将其想象为一段古老、颓败的阶梯，渐渐地转向视线之外——一种想沿着台阶爬到极顶处的想望，然后经由大幅度的转换，终于达到一个邈远的主音，又通过一簇如消散的迷雾般分崩离析的声音，达至一个归结性的旋律，一句告别辞，一个可辨识的具有穿透般美丽的旋律，它将超越一时的流行，既哀悼这个正在逝去的世纪及其所有麻木不仁的残酷性，同时又欢庆其光辉夺目的创造性。在首演的兴奋早就成为过去，当千禧年的庆典早成过眼云烟，灿烂的烟花、纷纭的评说以及各种简史早已尘埃落定之后，这个令人难以抗拒的旋律仍将作为这个已死世纪的挽歌，万古长存。
一九七八年，一帮朋友在苏格兰租了幢大房子过圣诞。莫莉当时交往的是个叫布兰迪的王室法律顾问，两个人在一张废弃的台球桌上表演亚当和夏娃的活人造型，他只穿了条小紧身内裤，她只剩下胸罩和内裤，一个球杆托儿当那条蛇，一个红球当苹果。可是这故事以讹传讹之后的结果，出现在一个讣告当中就成了莫莉“曾于某平安夜在某苏格兰城堡的台球桌上全裸跳舞”了，即便当时在场的有些人的记忆也被修订成了这样。
这不仅是克利夫，也是授权委员会的奇情异想，是他们选定了这样一位作曲家，其独特之处就在于比如说将那个上行的段落想象成古代的阶梯，而且还是石头砌的。就连他的支持者，至少在七十年代，都赠与他“保守主义重镇”的名号，他的批评者更是直斥他“返祖”，却都一致认为，林雷是跟舒伯特和麦卡特尼一样，真能写出优美旋律的。这项工作很早就已经交托给他，为的是作品能“自动走进”公众的意识。比如说，已经建议克利夫是否考虑将其中一个喧闹、紧迫的铜管乐部分用作一档主要的晚间新闻的片头曲。这个被音乐界的权威人士斥之为趣味平庸的委员会，尤其期望拿到一首为缅怀这个背负着骂名、正要离去的世纪而创作的交响曲，其中至少能提炼出一个曲调，一首颂歌或者是挽歌，可以穿插到届时举行的官方活动中，就像《今夜无人入眠》可以穿插到足球联赛中一样。穿插以后，它就有机会获得独立的生命，在第三个千年的公众头脑中传唱不已。
弗农努力集中精神，排除办公室的糟心事儿。“她可真是个可人儿。还记得台球桌上那一幕吧。”
对克利夫·林雷来说这问题很简单。他自视为沃恩·威廉斯[6]的传人，而且认为类似“保守”之类的名号根本就毫不相干，是借自政治语汇的一个错误。除此以外，在他崭露头角的七十年代，无调性和任意音乐、十二音阶、电子音乐、将音高分解为声音，事实上这整个一套现代主义的玩意儿都早已成为学院里教授的正统了。真正成为保守分子和反动派的不是他本人，恰恰是现代主义的那些鼓吹者。一九七五年，他出版了一本百页篇幅的论著，就像所有优秀的宣言一样，抨击与辩护并存。现代主义音乐的那些老卫道士们已经将音乐囚禁在学院的狭小范围之内，成为完全专业的、孤立的精巧玩意儿，严禁他人染指，也由此变得了无生气，与公众之间必不可少的联系被傲慢地完全割断。克利夫以讥讽的口气描述了一次由公众赞助的“音乐会”的情形，音乐会在一个几近废弃的教堂大厅里举行，演出期间一把小提琴折断的琴颈不断地撞到钢琴的腿上，持续了有一个多钟头。附赠的节目单上还解释说，说到以音乐来表现大屠杀的问题，在那个阶段的欧洲历史上为什么其他所有的音乐形式统统是不可行的。克利夫强调说，在那些狂热分子狭小的脑袋里，任何形式的成功，不论多么微不足道，任何公众的认可和欣赏，都确然是美学上的妥协和失败的明证。当有关二十世纪西方音乐的权威历史著成之后，荣誉必将属于布鲁斯、爵士、摇滚以及不断发展演变的民间音乐传统。这些音乐形式充分地证明了，旋律、和声和节奏跟音乐的创新并非是无法兼容的。在艺术音乐中，只有本世纪的前半部分才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之后就只有少数几个特定的作曲家还有所作为了，而克利夫并没有将晚期的勋伯格[7]及其“追随者”归入其中。
可是两个人却又围着草坪转了一圈，因为他们毕竟是为埋葬莫莉来的。
抨击的部分到此为止。辩护的部分从《传道书》中借来那些用滥了的手法，并加以扭曲变形：是时候从那些“政委”手里将音乐重新夺回来了，也是时候重申音乐那不可或缺的交流功能了，因为在欧洲，音乐是在一直高度认可人性之神秘的人文主义的传统下塑造成型的；是时候承认公共的演出是一种“世俗的教会”，也是时候认识到节奏和音高的首要地位以及节奏的本质属性了。为了促成此一趋势之到来而又不致使其仅仅成为对过去音乐之重复，我们须得对于“美”发展出一种当代的定义，而如果抓不住“基本的事实”，也就不可能有此全新之定义了。在这一点上，克利夫大胆地从诺姆·乔姆斯基[8]一位同事的几篇尚未发表的理论文章中借用了一些观点，他是在科德角那人的家里度假时读到那几篇文章的：我们“阅读”节奏、旋律和悦耳和弦的功能，正如我们人类独一无二的学习语言的能力，是由遗传天生决定的。人类学家发现，这三种基本要素存在于所有的音乐文化当中。我们的耳朵对于和弦的辨别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如果脱离了和弦的语境，非和弦的不谐和音也就没有意义也没有趣味了）。理解一行旋律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可同时又是连初生的婴儿都可以胜任的活动；我们都是同一种遗传的后代，我们都是音乐人；因此，在音乐中界定“美”也就必然关涉到对于广义的人性的界定，这又将我们重新带回到人文传统和人际交往当中……
“我想是的。”
克利夫·林雷这本《追忆美》的出版时机与他的《交响托钵僧，为弦乐大师而作》在威格摩尔音乐厅的首演不谋而合，这部复调交响曲具有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的清晰音色，同时又被一首简直具有催眠功力的哀歌所打断，真是让人既爱又恨，由此既确保了他的声誉也促成了他那本专著的流行。
他们再次折返时，弗农兜里的手机响了。他道声歉后退到一边去接电话，留下他的朋友独自前行。克利夫紧了紧大衣，放慢脚步。现在，身穿黑衣挤在礼拜堂外面的足有两百多号人了，再耽搁着不走过去跟乔治说点什么就显得很无礼了。他终究还是得到了她，在她连镜子里自己的脸都不认识的时候。他对于她的风流韵事束手无策，可到了最后，她还是完完全全属于了他。克利夫的双脚都快冻木了，跺脚的节奏又使他想起那十个音符的下行音型，渐慢，英国管柔和地扬起，与大提琴形成对位，宛若镜中映像，她的脸也在其中——大结局。现在他只想回到温暖、寂静的工作室，回到钢琴和未完成的乐谱旁，把乐谱写完。他听到弗农在结束通话，“好的。重写导言，放第四版。我一两个小时后到。”然后他对克利夫道：“该死的以色列人。咱们该溜达过去了吧。”
撇开创造性不谈，写一部交响曲本身就是一项艰辛的体力活儿。每一秒的演出时间都需要你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填满，而且是为多达二十几种乐器一一谱写乐谱，经过试演以后再调整总谱，再次试演，再度重写，然后还需要安静地坐下来，静听你的心灵之耳去合成去熔铸所有的增删修改；再修订一遍，直到每一小节都正确无误为止。最后再在钢琴上试奏一遍。午夜时分，克利夫已经扩展出整个的上行乐段并全部谱写出来，开始着手修补在潦草的转调之前管弦乐编曲的重大脱漏之处。到凌晨四点，他已经完成了主要的几个部分，而且确切地知道了转调将如何起到作用，那些迷雾又将如何一一消散。
乔治这位可悲、富有的出版商对她是百般宠爱，尽管她对他一直都颐指气使，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并没有离开他。他们俩看见乔治正站在礼拜堂门外，接受一群哀悼者的慰问。她的死倒是抬高了他，不再受到众人的鄙夷。他看上去像是长高了一两英寸，后背挺直了，声音也低沉了，一种新生的尊严把他那原本求肯、贪婪的眼睛都收窄了。他拒绝将她送往疗养院，而是亲手来照顾她。更有甚者，在早先大家还想探望她的时候，都要通过他的审查。克利夫和弗农受到严格限制，因为他们被认为在见面时容易使她兴奋，见面后又会使她对自己的病情悲观绝望。另一位关键的男性外相大人，同样也被列入黑名单。大家开始议论纷纷，有几个闲话专栏还不指名道姓地进行过影射。再后来也就无所谓了，因为传出消息说她已经绝非昔日的莫莉，大家也都不再想去看她，倒是很高兴乔治充当了挡箭牌。不过，克利夫和弗农则一如既往地以憎恶他为乐。
他从钢琴前站起身来，精疲力竭，对自己已然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对未来的走势也略有些担心：他已经将这个庞大复杂的声音机械推进到了一个关节点，终曲部分真正的工作就将开始了，而要完成终曲，眼下只能等待灵感的发明创造了——最后的那个旋律，以其最初以及最简单的样式，在独奏管乐器——或者也许是第一小提琴上直截了当地宣示出来。他已然掘进至核心部分，而且感到了压力重重。他把灯都关掉，朝楼下的卧室走去。他脑子里没有任何初步的概略想法，没有一星半点的细节概念，连一点预感和直觉都没有，就算枯坐在钢琴前面紧锁眉头也不可能找得到。你只能静候佳音。他从经验得知，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松，退后一步，同时又保持警醒，要敏于感受。他可能得在乡间进行长距离的远足，甚至可能需要很多次长距离的远足。他需要高山峻岭，广阔天空。湖区[9]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最好的主意将会在他走到二十英里的尽头，当他的心思完全不在音乐上的时候，意外地从天而降。
“脑死亡，而且还处在乔治的魔爪之下。”克利夫道。
终于睡下，在完全的漆黑当中仰面躺着，他依旧神经紧张，精神努力的余响仍未断绝，他看到锯齿状的三原色条纹视杆横穿他的视网膜，然后折叠、扭动成为四射的光芒。他两脚冰凉，胳膊和前胸又滚烫。对工作的焦虑转变成为更加原始的、对于夜晚的单纯恐惧：疾病、死亡，还有众多的抽象观念不久就聚焦到了他左手仍旧感觉到的不适上。他的左手感觉冰冷、僵硬而且刺痛，就仿佛他整个人在上面坐了足足半小时。他用右手按摩它，并把它靠在温暖的腹部去暖它。莫莉在多尔切斯特门外扬手招呼出租车时，感觉到的莫非就是这种麻痛？他没有固定伴侣，没有妻子，没有乔治来照顾他，这也许是好事。如若不然又会如何呢？他翻了个身侧面躺着，把毯子拉上来紧紧裹住身体。不然就是疗养院，休息室里一直开着的电视，宾果游戏，还有那些烟不离口、浑身尿骚味、口涎直流的糟老头子——这个他可受不了。明天一早他就去看医生。可莫莉就是这么做的呀，结果他们送她去查个没完没了。他们能监控你病患的发展，可他们并不能阻止病患的恶化。还是离他们远点吧，你自己身体的恶化由你自己掌控，到了你已经不可能再工作，或者有尊严地活下去的时候，来个自我了断，可他又怎么能及时阻止自己越过那个点呢？莫莉一转眼就已经没有了自我意识，到时候他肯定会孤苦无依、判断力全无、愚蠢麻木到无法自我了断。
“她宁可自杀也不愿落得如此下场。”弗农·哈利戴说。他七四年曾经跟她在巴黎住过一年，当时他在路透社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莫莉则为《时尚》杂志干点杂活。
多么荒唐的想法！他坐起身来，摸索着打开床头灯，从一本杂志底下拿出安眠药片，放在平时他是不肯吃的。他取出一片，倚在枕头上慢慢嚼碎。他仍旧按摩着左手，用各种明智的想法抚慰着自己。他的手不过是受了凉，仅此而已，而且他有些累过了头。他生命中的正当事务就是工作，就是完成一部具有浑然天成的抒情性高潮的交响曲。一小时前还让他压力重重的，眼下则成了他的安慰。十分钟后，他关掉床头灯，侧身躺下：总归还有工作可做。他将在湖区漫步。那些神奇的名字在抚慰着他：布里里格，海斯太尔，帕维阿克，斯沃尔豪[10]。他将步行穿越朗斯特拉斯山谷，越过溪流，朝斯科费尔峰攀登，最后经由艾伦危崖[11]回家。他对这一路线非常熟悉。在野外远足，站在高高的山脊上，他的健康马上就会复原，他会看得清清楚楚。
他耸耸肩膀。两人走到了备受践踏的草坪尽头，掉头再往回走。
他已经吞下了安眠药，现在不会再有那些折磨人的胡思乱想了。这想法本身就是种安慰，所以远在药性到达大脑之前，他的双膝已经朝胸部蜷起，完全释然了。哈德诺特，伊尔贝尔，库德佩克[12]，可怜的危崖，可怜的莫莉……
他继续道：“我是说她死的方式，这么无知无识，就像动物。就这么衰竭下去，受尽屈辱，根本来不及安排后事，甚至来不及说声再见。疾病就这么悄悄上了身，然后……”
[1] 翁布里亚（Umbria）为意大利中部大区，范围包括佩鲁贾和特尔尼两省。
他注视着自己呼出来的白气飘散入灰色的空气。今天伦敦中心地区的气温据说降到了零下十一度——零下十一度，这个世界真是出了大问题了，而为此既不能责怪上帝的存在也不能归罪于上帝的缺位。人类的第一次违抗圣命，人类的堕落，一个下行音型，双簧管，奏出九个、十个音符。克利夫对于音高的判定具有绝佳的天赋，听着它们从G调依次下行，根本就无需记谱。
[2] 伊瑟尔·斯密斯（Ethel Smyth，1858—1944），英国作曲家兼妇女参政运动的领导人。
“走的方式实在可怕。”
[3] 主显节（Twelfth Day）即耶稣诞生后的第十二天：一月六号，主显节之夜是一月五号的夜晚。这个日期可远早于克利夫敢于推测的夏天。
克利夫·林雷认识莫莉在先，早在六八年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当时两人一起在“健康谷”同居，不断地搬来搬去，情形真是混乱不堪。
[4] 麦克尤恩的原文用的是：the thinking man’s Gorecki——明显是化用一个英伦英语里的成语：the thinking man’s crumpet，意为又美貌又有头脑的性感女性（最早的出处是英国喜剧作家兼电视名人Frank Muir在1960年代对著名记者兼电视节目主持人Joan Bakewell的称呼）。格雷茨基（Henryk Górecki，1933—）则是波兰当代古典音乐作曲家，是后斯大林时代波兰先锋派音乐的领军人物，之所以拿他来说事儿或许是因为他的代表作《哀歌交响曲》在1992年重新灌录后销量超过了百万张，这个销量是20世纪所有作曲家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如此一来，他也就自然成了“媚俗”、“甜腻”的象征。
看到乔治的身影从礼拜堂里出来，莫莉的两个老情人退往杂草丛生的砾石小径。两人踏进一处椭圆形的玫瑰花床，花床边上树了块牌子，叫“追思花园”。每一株花茎都惨遭砍戮，距冰冻的地面只余几英寸高，莫莉生前对此种做法是深恶痛绝。小块草坪上遍布踩扁了的烟头，因为人们就是在这里等着前一拨参加追悼会的人群离场的。两位老朋友来回踱步的辰光，再次捡起之前已经以各种方式讨论过五六次的话题，因为这可比一起唱《朝圣之路》更让他们觉得安慰。
[5] 伦敦大学的金史密斯学院以女生所占比例高达65％著称。
可怜的莫莉。事情开始于她在多尔切斯特烧烤店外扬手叫出租车时胳膊上的一阵麻痛，然后这种感觉就再也没有消失过。几个星期之内，她就已经记不大清很多事物的名字了。议会、化学、螺旋桨，忘了倒也罢了，可是连床、奶油和镜子都记不得，她可就不能原谅自己了。她是在一下子想不起叶形装饰和风干牛肉干的名号以后才去就医的，本来期望医生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谁知却被送去查了又查，感觉上像是永远都查不完了。于是一转眼间，性情活跃的莫莉就成了她那位脾气乖张、占有欲极强的丈夫乔治的病室囚徒。莫莉是美食评论家，既睿智又迷人，又身兼摄影师和敢于创新的园艺家，连外相都爱过她，四十六岁上还翻得出完美的侧手翻。她堕入疯癫和痛苦的速度成了坊间八卦的谈资：先是身体的机能失去控制、幽默感随之全盘尽失，然后就是渐渐意识模糊，间以徒然的暴力挣扎和被人捂住嘴巴的痛苦嚎叫。
[6] 勋伯格（1874—1951），美籍奥地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理论家，西方现代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
“呣。”
[7] 沃恩·威廉斯（1872—1958），英国作曲家，重视民间音乐，认为民歌是英国民族音乐的源泉，著有交响曲九部，另有歌剧《牲口贩》、声乐套曲《在温洛克边界》及协奏曲和众多歌曲。
“可怜的莫莉。”
[8] 诺姆·乔姆斯基（1928—），美国当代语言学家、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为转化语法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
“真是病来如山倒啊。”
[9] 湖区（Lake District）是英格兰西北部坎布里亚郡的著名风景区，区内有全国的主要湖泊温德米尔湖和最高山脉斯科费尔峰。英国的湖畔诗人华兹华斯就诞生并安葬于此地，19世纪初叶以来即成为众多骚人墨客的旅居地。
“知道的时候为时已晚。”
[10] 均为湖区山地名。
“她一直都不知道是什么要了她的命。”
[11] 均为湖区山地名。
莫莉·莱恩的两个老情人站在火葬场礼拜堂的外头候着，背对着二月里的凛寒。该说的全都说过了，不过他们俩又重复了一遍。
[12] 朗斯特拉斯山谷、斯科费尔峰与艾伦危崖均是湖区著名山景，斯科费尔峰更是英格兰最高峰。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