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到了作为一名中国作家的光荣，感到了文学事业的神圣和崇高。
开幕式结束后，在返回住地途中，大家都沉浸在一种激情的旋涡里。京西宾馆到了，车队转向了，朝向宾馆院内驶去了，也就在这时，我忽然发现宾馆门口的两名哨兵面色肃穆，右手举起，在向我们行着庄严的军礼。我心里猛地一跳，一种近似神圣的情流立时奔涌而出。如果说江泽民同志的致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接见和出席开幕式，还只是官方的态度，面前这些普通战士，我们共和国的保卫者，表达的又该是怎样一种礼遇和感情啊！
第二次经历是在四天后。其时大会已经圆满完成了预定任务，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与代表们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那天我们的座位比较靠后，因为看不清楚，前面又有空位，大家便向前去。一去，我便坐到了离总书记不过十几米的前排。开始，总书记边看节目边与同桌的张瑞芳、才旦卓玛、骆玉笙等亲切交谈。轮到自己上台时，他先是讲起了上小学时唱那首《祖国歌》的情形，把歌词朗诵了一遍，而后与王昆、吴雁泽、鼓丽媛一起放开了歌喉。在杂技《心灵感应》表演时，总书记愉快地与演员配合着，亮出了一只银碗。在最后的大合唱中，本来歌声已经结束，总书记却打着拍子，又一次把歌声推向了高潮。总书记与作家、艺术家的交流可说是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那使大家再次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作家艺术家的信任和鼓励。也就在这次晚会结束，大家带着满心的喜悦返回住地时，我又一次看到了京西宾馆的哨兵们面色肃穆、右手举起的身影。那身影使我心中的喜悦，也顿时变得凝重和深沉了。
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是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之后，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指导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而据老同志说，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会见参加文代会、作代会的代表，集体出席文代会、作代会的开幕式，是前所未有的事儿，那集中反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艺事业的关怀和重视，对广大作家、艺术家的信任和期望。
时光可以流逝，生命可以衰败，作代会期间两次近乎相同的经历，却定会鲜花般地在我心中长久开放。
按照会议日程，开幕式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从我们的住地京西宾馆到人民大会堂足有十几公里，正常行驶需要半小时到四十分钟，因为有警车开路，满载代表的四十几辆大客车一路通行无阻，只用了十几分钟。江泽民总书记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来了。接见，合影，随之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不是单纯念稿，而是充满了激情的演说。尤其讲到“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前进的号角。中华民族是以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为人类文明画廊增加辉煌的民族，是产生了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这些世界文化名人的民族，是产生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产生了郭沫若、茅盾、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等现代大文学家、大艺术家的民族”一段话时，总书记语调铿锵、神情激昂，充满了无比的自豪自信，赢得了作家艺术家们潮水般的掌声。
台北的两次聚会
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两次难以忘怀的经历。一次发生在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另一次也发生在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
从高雄一路向北，阿里山、日月潭，接下就是台北了。那天上路早，但一路走一路看，到台北已是傍晚时分，数不清的霓虹灯和车灯已经点起了一城华彩。与颇有几分南国风味和新兴大都会气派的高雄相比，台北更像是一位被时代推着走进灯红酒绿中的老者：楼没有那么高那么新，路没有那么宽那么长，尤其是那些多得不可胜数的商业街，一色的五六层和触目皆是的广告牌，流光溢彩中展示的是一种难得古香古色的气象。据说那为台北所独有，即使走遍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也难得再找出第二处来的。
从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
到台北的活动集中在两次文学聚会上。一次是在到达台北的当晚，主人是陈映真和他的夫人。陈映真是台湾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他的小说《将军族》、《夜行货车》等被海内外读者所熟知。1968年他被台湾当局以“意在颠覆、叛乱”的罪名逮捕，一关就是七年。在1977-1978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中，陈映真反对文学全盘西化的倾向，主张建立具有民族风格的文学，主张文学要关心民众的痛苦，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为台湾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出发时中国作协外联部负责同志介绍说，陈映真在台湾的出版社很不景气，家境也困难不少，但他听说这次去访的都是得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知名作家，非要请大家吃一顿饭，尽一尽地主之谊不可。由此，对于这次聚会，大家已是期盼已久的了。
晓天老师以他卓越的才识和烛照千秋的精神，为中国文坛留下了不少佳话。对我和《骚动之秋》的关怀和呵护只是其中一例。我惟愿他与天上的星辰一样，光照永远。
陈映真六十多岁的样子，其身也伟、其貌也堂，一身花格布衫、一头花白的浓发，令人越发觉出风采难挡。他与大家见过面儿，便召呼大家进到一个餐厅。餐厅没有什么特别，几排桌子拉开，双方人员入座后餐叙会便算是开场了。好象是陈映真和陈建功先致了几句词，说的全是欢迎和感谢的话，接下便自由了，愿讲的讲，愿吃的吃，愿喝的喝。因为是第一次与陈映真见面，席间我特意走到他的座位前，与他攀谈起来。先是我问了他几个问题，都是与他坐牢和写作有关的。他回答得很实在。接下他问了我两个问题，一是大陆作家到底有没有创作自由，写什么和怎么写到底有没有限制？二是大陆的稿费高不高，你们这个一个长篇小说那个一个长篇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哪儿来的时间？我告诉他过去大陆的创作自由确实是假的，受政治因素干扰太多，现在则确乎是真的，只要你不违背根本大法，没有谁管你写什么和怎么写；大陆的稿费不高，但作家们都有工资，衣食饱暖不成问题，写长篇小说也就成了一件很正常很从容的事情。陈映真听后拍着我的手说：“你们真是太幸福了！台湾这儿，你像我吧，一天到晚为生计奔忙，写长篇小说，那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儿！”
晓天老师对我和《骚动之秋》呵护有加，却从来坦荡磊落。北京研讨会上一位文艺界前辈出于对作品的喜爱，说过《骚动之秋》具有流传于后世的“潜质”和很有可能会流传于后世的话。晓天老师在一次私下交谈中特别提醒我说：“这种话最好不要向心里去，一部作品能不能流传于后世要由时间去证明，并不是看现在的人怎么说。”后来，当《骚动之秋》遭遇非议时晓天老师则据理力争，表现出令人敬佩的胆识和勇气。而当《骚动之秋》荣获茅盾文学奖后，他又语重心长，再三告诫我要保持清醒头脑，保持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争取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陈映真的话让我感慨不已，回来后说给几位同行听，同样引发了一番议论和感慨。
一位年近七旬、受人尊敬的文坛前辈，在收到一个无名小辈的去信后立即写来这样一封长信，实在令人感叹不已。读过信，我和时任济南市文联副主席的、晓天老师的老同事任远同志，都觉得信中所谈比研讨会上的发言更集中也更有意义，因此干脆把信冠以《江晓天致刘玉民》的标题交给了那家报社。文章发表后果然引起了不少同志的关注和好评。
台北的第二次聚会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那是一座六层大楼，墙上喷着国民党党徽，门前挂着国民党党旗。尽管其时国民党已处于下野地位，但由于特殊的历史纠葛和情感因素，走进大楼的那一刻，我还是觉出了震撼：历史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竟然让我们这些自小视国民党为人民公敌的大陆作家，堂而皇之地成了这儿的客人！
九零、十一、十七
参加座谈的台湾作家都是著作等身、声望颇隆的老作家，如司马中原、陈若曦、朱秀娟等等。其时，由于陈水扁当局正在推行“法理台独”，台湾文学界也涌动着一股“文学台独”的浊流，大家围绕如何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繁荣两岸创作，反对文学台独等话题，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陈映真也来了，是专为我们这些大陆作家捧场来的：为着当年被关的原因，他与国民党和拥护国民党的人士一向没有来往。那充分体现了他顾全大局和反对文学台独的精神。只是座谈会结束之后他便离开了，没有参加接下来的餐会。
江晓天
台北的两次聚会使我对台湾文学有了更多了解，同时也结识了不少台湾朋友，至今想起来犹自感慨良多。聚会是短暂的，两岸文学的纽带和作家之间的友谊却是长存的。
握手！
匈牙利作协的那次座谈会
这些日子埋头看长篇，大作无暇再拜读，原拟再看后，深思一番的。接信边写边想，零乱拉杂地谈了许多，权作朋友间闲聊乱说而已。任远、张部长，请代致候！
到匈牙利访问，是受中国作协和新闻出版署派遣，其中也有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邀请，这是一开始就听说了的。中国作协和新闻出版署交予的任务是参加布达佩斯国际图书节中国年的活动，但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为什么发出邀请，大家心里就揣着一个谜了。
长期以来，我总是认为，长篇小说难免要与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因为作家对生活的观察思考，需要一个过程：而生活本身，现象与本质有差异，需要个沉淀过程，才能看得清晰。《骚动之秋》打破了我思想上这个框框。说明你对生活的观察之锐敏、把握之深，而且满怀激情，迅速地写出来。实不易。
从北京出发，途经法兰克福时本应立即转机去布达佩斯，但由于我和江西省文联主席陈世旭的公务护照没有签证——中国与匈牙利是免签国，谁知欧盟国家并不买帐——在机场困了一夜不说，第二天又被迫转道苏黎士。这样到达布达佩斯已是第二天傍晚，原定的欢迎酒会取消，那个谜团也就一直在大家脑子里盘旋着。
十三日来信敬悉。大作，我是一天一个晚上一口气读完的，十分高兴！会上说的，全是读后直感，未加条理，当然更没有展开。若任远和你认为，尚可整理和发一下，我无意见，只希望在行文上加以理顺。我的中心意思是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典型——农民企业家岳鹏程。这些年写改革题材的作品不少，写城市的、国营工业改革的有乔厂长、花园街五号等等；写农村的报告文学居多，长篇也有些，如这次茅盾文学奖初选推荐的《苍生》、《平凡的世界》，主要是写土地承包，也写了所谓的农民企业家，巧得很，两书写的都是砖窑厂，但都比较单薄。写像岳鹏程这样真正称得上企业家的少见。天津附近的大邱庄，未见有取材于此的长篇小说。所以，用崭新的这个词是确切的。说它是典型，岳鹏程这个人物既是“这一个”，又有相当代表性和时代特色。最近听说大邱庄的那位总经理、书记比岳鹏程还要岳鹏程，个人年薪四万元，养两条狼狗，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班去参观，他都拿架子迟迟不见，对干部、工人粗暴、惩罚比岳鹏程还厉害得多等等。马烽说的那位山西农民企业家又是一例。称岳鹏程是崭新的艺术典型，并不言过其实。岳鹏程是中国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他在相当程度体现了这一时代大潮、“骚动之秋”的历史特点。任何一个历史大变革中的弄潮儿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革命战争、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等都是如此。出头鸟只是敢于站出冲杀、冲闯，打破旧的秩序、传统、框框，他们的功绩往往只在于此，而缺点、毛病，甚至于罪过也同时发生。一等高潮过去，“骚动”平静之后，就明显看得出来了。这一次的改革，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性，搞商品经济。这在长期处于小生产、资本主义经济未经充分发达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对农民来说是亘古未有的。整个经济改革，如何做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至今仍是个没有解决的大问题。国营企业，原材料、产品的销售等全由国家计划供应调拨，尚无竞争能力，至今仍不敢实行破产法，平均主义的分配实际上很难真正打破。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锅饭、铁饭碗并未彻底解决。对一个社队企业来说，要取得原材料，打开市场，只有靠钱——行贿拉关系，投机、偷税。为求生存发展，它要高度集中权力，以求生产销售运转迅速。恩格斯有篇《论权威》，说的是近代大工业生产要高度集中指挥、权威之重要。你可翻翻。所以我觉得，不能把岳鹏程的一些奖惩、作为，统通视为封建的个人专断、独裁。要分析。我以为他对石衡保父子的惩治，倒有点封建专治的色彩，其中宗族之见就明显。岳鹏程对党政官员，包括女记者，一些作为看来是不正派的，但是这种权与钱的交易，当今社会是很普遍的，从集体企业来说非如此不能生存。官大一级压死人，当官的对老百姓“一言九鼎”，大官一句话又推翻小官的决定；当官的为保乌纱难免要赶“潮流”，树典型、保典型，多年如此。岳鹏程倒卖钢材，偷税漏税，违法，公检机关要拘捕、惩治，市书记几句话，没事了。这情节很生动，很深刻。所以，我说了一句，小说同时也揭示了政治改革的问题，亦即民主与法治的问题。小说三代人的情节设置和处理，我认为是好的，肖云嫂的五十多面奖旗、八百元遗产，岳锐父子之间的冲突，写得简洁也有特色。他们之间的冲突，不止是两代人，也是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骤变撞击爆发的火花，表现虽多在传统、道德方面，但更深的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马、恩说过，一个社会观念的变化，都根源于社会生产、交换方面的原因。赢官，是作者理想的一种寄托，究竟农村社队企业怎么进一步完善发展，生活中没有出现，你也不能凭空想出来。这个人物不可能写得完整。岳鹏程和岳锐辩论的那段话：你们搞了几十年，农民还是不得饱暖，我搞几年，群众富起来了。三代人的中心是岳鹏程，通过他与岳锐的辩论，说明改革势在必行，尽管问题不少，但成绩显著；他与儿子赢官比，又说明社队企业的改革急需进一步完善。你把岳鹏程这个人物和盘托出来，活生生地刻划出来了，对他的历史是非功过，有态度，但不作简单地概括评价，让世人去思索、评估，更发人深思。所以，我说对这个主要人物“朦胧”一点，更是作品成功、深刻有力之笔。小说，描绘多方面的、富有地方、生活特色的社会环境、民性、习俗，发言中已说了。关于语言问题，我认为也是不错的，对话语言个性化，状物、抒情言语也妥切。整体风格，简洁、明快、生动、准确，不花梢、不铺陈，不拖泥带水。有同志说这部作品写得很有气势，当然也包括甚至于主要是语言方面。文学是语言艺术嘛。我赞成王笠耘的意见，不要连续二部、三部写下去。岳鹏程这个典型已经完成了，让他住进医院结得挺好。他不可一下改弦易辙，也不能继续走下去。他对秋玲的关系，看得出你意在表现一种新观念。“饱暖思淫欲”、“英雄爱美人”，这是中国传统说法，现代人性观，所谓性爱，或干脆就是性。我以为，岳对秋玲就是性关系。因此，他不必为此而有什么良心、道德上自责。如有的话，是他发现秋玲是儿子的恋人之后，倒可以。我说过，如结尾不让秋玲与贺子磊结婚，双双离开，或许更耐人寻味些。这意见希望不要整上了。
好在第二天中午，在游览过多瑙河，参观过城堡山上的王宫，品尝过匈牙利的鹅肝和土豆烧牛肉——顺便说一句，土豆烧牛肉本来是匈牙利的一道普普通通的菜，后来被赫鲁晓夫借用才成了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代名词的——之后，我们终于见到了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刘参赞。刘参赞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在匈牙利已经工作十几年了，对文化界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告诉我们说，匈牙利作家协会几次找到使馆，希望能够与中国同行进行一些交流，因此我们的活动安排里，就有一项去匈牙利作家协会访问和座谈的内容。
玉民同志：
匈牙利是欧洲最为古老的国家之一，匈牙利的文学也在历史上放射过不朽的光芒。诗人裴多芬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缘可抛”的诗句早已传遍世界，成为鼓舞千千万万革命者为自由和独立斗争的号角。带着对匈牙利文学和作家的崇敬，那天我们在刘参赞和匈牙利华人作协主席张执任先生的陪同下，来到了匈牙利作家协会。
那次会上晓天老师有一个发言，讲得十分忠肯精到，会后山东一家报纸有意发表，我便给他写去一封信征求意见，没想几天后便收到他的回信，信中详细地阐述了他对《骚动之秋》的看法和见解。
那是一座临街的三层小楼，与中国驻匈使馆不过百米之遥。从外面看，小楼朴素大方，一道铁门围起一座相对独立的院落。进门后才发现，院内除了几丛绿荫和花树并没有多少空间。沿着盘旋的楼梯上到二层，出现到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宽大的客厅。客厅里铺着厚厚一层地毯，里间摆着一圈桌椅，桌子上摆着几瓶矿泉水、几盘面包；墙上挂着一张裴多芬的画像，屋角摆着几尊雕塑：看起来颇觉优雅气派。刘参赞告诉说，这里原先是苏欧时代的官方作家协会，曾经很是兴盛了一阵子，苏欧解体后作协变成民间社团，但小楼和小楼里的东西，还是那时候被留了下来。
那时晓天老师从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和研究室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不久，与不少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都保持着联系。他热情爽朗，一点架子没有，加之年轻时在山东工作过，夫人还是济南老乡，几句交谈之后便让我觉出了亲切和温暖。
出面接待和与我们座谈的是匈牙利作协的两位主席：一位前任一位后任。前任主席满头银发，现任主席看起来也六十几岁了。只有陪同的一位外事负责人看起来还比较年轻。首先是互相介绍本国的文学状况。接下谈的就是两国的文学交流了，说到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不下一千部，中短篇作品更是无可计数，匈牙利每年的长篇小说也不少于几十上百本，互相翻译和介绍的作品却难得一见，两国作家都禁不住一阵唏嘘感叹。得知匈牙利作协不过几百会员，经费完全要靠自筹，而中国作协会员多达八千，每年单是国家下拨的经费就有几千万，双方作家又是一阵议论感慨。
我与晓天老师相识于1990年11月召开的《骚动之秋》研讨会上。那次是在全国政协礼堂，到会的都是首都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因为邀请名单和请柬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开会那天又遇上交通堵塞，在我到达会场时与会的人差不多都到齐了。那使我诚惶诚恐，赶紧上前与各位前辈大家握手致歉。这样我认识了马烽、张锲、李希凡、屠岸、李准、郑伯农、张炯、曾镇南、顾骧、蔡葵、章仲锷、朱晖……也认识了晓天老师——一个寿眉高挑、瘦削而又矍烁的老人，一个声名四扬却又平和坦诚的智者。
再接下谈的就是语言危机了。两位匈牙利作协主席说，随着英语的强势进攻和蚕食占领，匈牙利语这样一个小语种，已经处在相当危险的境地，说不定那一天就要被消灭了。因此如何捍卫匈牙利语种的独立和生存，已经成了摆在匈牙利作家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这个问题完全出乎我们的想象，但细细想起来，却不得不为匈牙利的同行们增添了几份忧虑。
有人说，每一颗星辰的下方都盛开着一片鲜花。我觉得，晓天老师就是这样一颗星辰，“三红一创”（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是一丛光彩耀目的鲜花，《骚动之秋》也是那鲜花丛中的一朵。
座谈会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将近十一点时，大家便赶紧收起话题，告别下楼了。下楼后，刘参赞和张先生才告诉我们说，匈牙利作协穷得可怜，根本管不起我们一顿饭，为了不让他们为难，是只能选择早早结束和离开的。
星辰与花朵
站在楼下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望着那座曾经辉煌一时的米黄色的三层小楼，我和同来的几位中国作家真有说不出的悲哀和伤感。文学是社会的良心、大众的良心，一个连“良心”也难以容身的社会，会是怎样一种境况呢？匈牙利作家协会的一次座谈，确乎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啊。
我与王笠耘同志只见过一两面，他的精神和品格，他的观点和见识，却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里。近年来我曾在多个场合，讲述了上面这些经历和感受。有人说幸运者之所以幸运、成功者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紧要关口得到了“天使”的眷顾。我想，王笠耘同志就是这样一位慧眼独具、无私播洒雨露花香的“天使”，起码对于我是如此——永远如此。
郁郁葱葱《人之树》，《奇异的蒙古马》真奇异
《骚动之秋》出版后果然受到了欢迎，经过修订再版后，先后被改编成广播剧、小说连播、电影、电视剧、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形成了广泛的影响。一九九八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前，我特意给王笠耘同志打电话，邀他一起坐坐以表谢意，但被他婉拒了。他说作品是属于社会和读者的，他只是尽了一位老编辑的责任，只要社会认可读者欢迎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说起《人之树》有些人可能会感到生疏。其实这是一部名著，是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派特利克·怀特的代表作，正是因了她，怀特才捧走了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好，这么年轻！”听过介绍，王笠耘同志用力地握着我的手说：“《骚动之秋》是我这辈子终审的最后一部书稿。好，写得好。”他告诉我，他当了一辈子编辑，审读了很多书稿，但终审过《骚动之秋》他就退休了。他最看重的是《骚动之秋》中生活的原汁原味和人物的性格魅力；文学作品不怕毛病多，就怕挑不出毛病来，一部什么毛病也挑不出来，可就是打动不了人的作品，就如同得了癌症一样。他把总结自己大半生经验的著作《小说创作十戒》送给我，并叮嘱我要始终保持与生活的联系，争取写出几部更好的作品来。他和颜悦色、细语慢言，没有一点居高临下和开导指点的样子，他的话却点点滴滴滋润到我的心里。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怀特和这部作品的评语是：“由于他史诗与心理，叙述艺术，并将一个崭新的大陆带进文学中。”
带着满心的感激和敬仰，那天我来到王笠耘同志面前。
说《人之树》是史诗无可争辩，但这里的“史诗”与原本意义上的史诗有着很大的不同。“史诗”自从引入小说，似乎不外乎两种：一是正面地、大跨度地、多层次地表现某个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展现特定时代的生活全貌和风云变幻，如《残争与和平》等等；二是以一个特定的家族的几代人的历史为线索，纵向地，主要是纵向地表现一个特定的村镇或地区，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风云变幻的史实，如《百年孤独》等等。《人之树》却不是这样，她既没有写什么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也没有写什么大家族的几代人，而是写了一个普鲁通通的村镇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一生。
《骚动之秋》从最初构思到完成初稿花费了三四年时间，初稿完成后又经过两年多的补充生活和修改，才提上了出版议程。但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实行责任制，每位编辑都面临利润指标的压力，因此，尽管两位责编对作品多有偏爱，也还是不得不提出了如何确保印数和不赔钱的问题。那对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一方面，好不容易写成的作品如果出不来就会前功尽弃，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既没有家庭背景也没有财富支撑的年轻作者，要想确保印数确乎是一件压得死人的难题。但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出于实现作家梦的心愿，我与爱人相约：宁可把家中仅有的几万块钱投进去，以后想办法卖书，也要把《骚动之秋》推出来。让我想象不出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资质甚深、声誉甚高的老编审，竟然慧眼识珠，一下子扫清了笼罩在我头上的阴霾——顺便说一句，《骚动之秋》第一版就实现了赢利，后来虽经两次盗版，犹自至今长销不衰。
小说的主人叫史坦．派克。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岁月尚没有在他脸上留下刻纹”的史坦．派克，带着一只不知名的狗，坐着一辆普普通通的马车，来到一片普普通通的荒林，并在那里搭起了一座普普通通的帐篷。不久他领来了一位名叫艾梅的、瘦瘦的姑娘；他迎来了第一个客人——那客人住了一夜竟然便偷走了主人家的一台肉豆寇压碎机；不久又见到了距离最近的两里外的邻居奥杜大太和新来的邻居归格雷家；不久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不久又有人加入到垦荒的行列，成了他们的邻居；不久他们遭受了洪灾；不久又遭受了火灾；不久战争也强加到他们头上；不久妻子艾梅与另一位男人有了私情；不久儿子有了儿子、女儿有了女婿；不久……小说就是这样，从史坦．派克童年时扎根荒林开始一直写到他的死。而他的死也就是小说的结束。
知道名字是在长篇小说《骚动之秋》终审通过之后。那时我应彭沁阳、于砚章两位责编邀清从济南来到北京，从两位责编嘴里听说了“王笠耘”三个字，知道是他完成了《骚动之秋》的终审，并且明确表态说：“这部作品应该出，不要考虑印数和经济方面的事儿。”
从以上简要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部真正写人的小说，写人的一生的小说。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评语确有道理，《人之树》果真可以称作史诗的话，这无疑是一部非常独特的、关于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史诗，关于普普通通的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史诗。这里没有政党纷争，没有家族仇杀，有的只是艰辛与血汗、笑声与眼泪，爱情与新生，有的只是人与自然的碰撞、融合和开创、造就，有的只是人类代代相因的生老病死、繁衍生息。这是史坦．派克的一生，不也正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们的一生吗？
那时候，我与王笠耘同志素昧平生。也就是说，1989年5月之前，我与王笠耘同志非但没有任何联系，甚至于连他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自然，那是因为我初涉文坛且孤陋寡闻的缘故。
小说末尾，史坦．派克的孙子光辉，“他要写一首生命的诗……关于所有的人的，甚至于那些封闭（即死亡，本文作者注）了的人的”。而全书最后一段话更是令人深思：“因之最终有树。那孩子从树间走过，随着他的成长而低首。青嫩的思想抽芽。因之，最终是无终。”
我的“天使”
一首所有人的生命史诗；一个人的生命终结了世世代代的人的生命是没有终结的——这就是怀特为我们创造的史诗，一部关于生命和生活的真正的史诗。这样的史诗，是不是更具有某种典型的意义呢？而作为一名作家或文学爱好者，尤其是特别看重史诗、一心要写出史诗、读到史诗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在领略了《人之树》之后，胸怀和眼界是不是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和开阔一些呢？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还护花。可以告慰荒煤同志的是我的又一部以农村变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过龙兵》已经发表和出版，新的作品也正在酝酿和构思之中，他的真诚和热忱、期待和瞩托，一定会浇灌出更加绚烂芬芳的花朵。
这里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小说写的是普普通通的人的一生，写得却并不平淡干涩。在我阅读这部作品时，书中描写的场景常常使我如临其境、感同身受：看到持续不停的大雨使水缸、桌椅长了绿毛时，我的身上仿佛也长了绿毛；看到大火烧焦了山林绿地、平野田畴，我的嘴唇、额头也情不自禁地生出了阵阵滚烫灼热。一部以文字编织起来的作品，能够给人以这等的感受，其水平和魅力是可见一斑的。
研讨会开过，荒煤同志离开济南前忽然提出要到我家里去看一看。那时我的家很小，又在四楼，便推说来不及了，以后再说。荒煤同志不肯，说：“我来了，怎么能不到家里去看一看呢？”我见如此，只得赶紧叫来了汽车。沿着狭长的楼梯，推开简宜的铁门，荒煤同志屋里屋外看过一遍之后，又特意对我爱人小孔说了一番意重情深的话：希望她能够支持我，尽快地把《骚动之冬》、《骚动之春》写出来。正是从我家回到宾馆之后，荒煤同志爽快地拿起毛笔，为我写下了这张“为骚动之秋呐喊 盼骚动之春早临”的条幅，并且特意在条幅末尾加上了一行“玉民同志留念并请小孔多助谢谢！”的墨迹。
与《人之树》相比，《奇异的蒙古马》带给我们的是全然不同的另外一种感受，那就是奇异、奇特、奇妙、新奇、惊奇、新鲜，还外加上喜悦、振奋。英国著名作家韩素音，用她特有的浪漫构思和生花妙笔，在这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绝妙的世界：一只名叫大基的蒙古马，被选送到英国自然保护区安家落户。为了使他能够安静和适应，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特意挑选了一只名叫皮帕的情侣与之相伴。然而大基还是思念家乡的草原，带着皮帕一起逃离自然保护区，开始了向遥远的故乡的进军。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寻我，狩猎者的围追堵截，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救援和搜索，雪山和沼泽地的层层阻隔……在闯过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历经了血雨腥风、九死一生之后，皮帕倒下了，大基却终于回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内蒙古大草原。
济南是荒煤同志的故地，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和张瑞芳等人曾在那里从事过进步文艺的宣传活动。在济南的几天里他访故地，会文友，观名胜，看农村，我一直陪同在身边。言谈中他讲的最多的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意义和影响，是文学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是他在《骚动之秋》序言中提出的要我接着写下去，“期望看到《骚动之冬》，而最终迎来一个《骚动之春》”的心愿。他举欧阳山等人的例子说：“一个作家一辈子能够写出那样几部作品，是很了不起的。”那使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作品的主人翁是一匹马这已属少见，而这匹马竟然如此挚爱自己的家乡，如此顽强坚韧，如此神奇和富有灵性，令人心旷神怡的同时只有拍案叫绝的份儿。我们总说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总说文学作品要弘扬主旋律，为建设精神文明作出贡献，可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为什么总是固守已往的和既有的思路和手法呢？读一读《奇异的蒙古马》，我们是不是会感到汗颜呢？
小说出版要开研讨会时，大家都希望荒煤同志能够出席，可七月的济南遍地流火，荒煤同志又是七十七岁的老人，来得了来不了谁也说不准。然而当我找到他面前，向他转达了大家的期待，他二话没说便应下了，说：“好，去，我去！”
我还要说的是，《人之树》和《奇异的蒙古马》是曾经对于我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我的长篇小说《羊角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就得益于这两部作品的启发不少。有谁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找来一读——这已经超越本文的题旨了，就此打住吧。
那是1990年8月，荒煤同志应邀到济南参加我的长篇小说《骚动之秋》研讨会。《骚动之秋》写的是农村变革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确定出版后，一次我给荒煤同志讲了小说中的两个情节，他高兴得咯咯直笑，当即答应要为小说写一篇序言。序言写好正赶上政治风波，荒煤同志得知有人不准他以后再发表文章的消息后，立即给出版社写信，说为了不影响作者和小说的“前程”，要把自己的序言撤回去。由于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坚持他才只得做罢。没多久序言在文艺报、大众日报和当代杂志上发表，使《骚动之秋》未经面世，便赢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冰虹十五问
听荒煤同志说，因为小时候不愿意写毛笔字受到过父亲的打骂，他一生都很少拿毛笔，更少有用毛笔为他人题词的时候。我的书房里却真真实实地挂着一幅他的墨宝。
冰虹是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硕士生导师，2008年初，为着一部学术著作的撰写出版，与我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笔谈。
荒煤的“呐喊”
问：您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是什么时候？对您以后创作有什么影响？
荒煤同志回京后，得知一位导演有心要拍《岳飞》，又特意来信嘱我把剧本改好，并让我把他提的意见转交给那位导演看。虽然时至今日，《岳飞》的拍摄仍在酝酿之中，但荒煤同志对于我的关怀和教育，荒煤同志那种“新松恨不高千尺”、“化作春泥还护花”的精神，却时刻地激励着我。为了繁荣文学事业，写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品，我当加倍努力！
答：我第一篇发表的东西是一篇杂文，发表在县广播站的播音和一份县里自编的打印材料里。当然那很难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算得上文学作品的是一个短篇小说，写的是夏收时发生在麦场上的故事。大众日报发表时叫做《共产党员》，济南日报发表时叫做《共产党车战生》。那是1971年，据说是文革期间大众日报和济南日报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今天看起来肯定令人失望，但那时对我鼓励很大，因为毕竟自己的名字和作品被印到省报和市报上。仅此而已。对后来创作的影响似乎也仅限于此。
就在那次会议期间，荒煤同志在一次报告中，把他对文学创作的主张概括为“写人、感人、树人”六个字。他说：“我从解放以来就搞文艺工作，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左’的影响，不讲人学，一谈人情就是资产阶级人情论；一谈人道主义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个问题不解决，文学艺术永远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永远发展不起来。”我觉得他的主张对于当前和今后的创作实践都有着指导作用。
问：您最看重自己哪些小说、散文？能否说一下偏爱它们的原因？
1984年4月我因公晋京，荒煤同志当时出院不久，正在参加电影“政府奖”授奖大会。我打电话探问他的身体情况，他约我等会议结束后去他那儿谈一谈。但由于单位领导催我返济，我没能如约。直到同年六月，荒煤同志来济南参加电影“百花奖”、“金鸡奖”颁奖大会，在下榻的宾馆里我才见到了他。那天晚上，我同他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他询问了我的经历和家庭情况，对我的创作设想提出中肯的意见，也谈到了他对济南的怀念和正在写作的文学生活散记——1937年他同荣高棠、张瑞芳等同志曾在济南演出过宣传抗战的戏。他像慈父一样和霭可亲，也像严师一样认真诚恳。他从古装影片拍摄的情况谈到电影事业发展的前景，从当时那股“清除”风讲到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使我仿佛面对一片渊深浩瀚的大海。最使我感动的还是他对后代人的期望。他说：“我今年七十多岁了，该退位了，将来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我说：“你们老一辈人不知培养了多少人，你们的功德是会铭刻在后人的事业中的。”
答：小说最看重的是《过龙兵》、《骚动之秋》、《羊角号》和《海猎》。前三部是长篇，后一部是中篇。看重《过龙兵》的原因是它基本上实现了我对长篇小说理想境界的追求，也就是我在齐鲁晚报发表的访谈中谈过的“小说中既有严酷的现实生活描写也有崇高的理想主义闪光，既有浓烈的传奇色彩也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在艺术手法上也达到了融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大写意等于一体的境地。”对《骚动之秋》的偏爱主要来自于小说中所描写的生活的历史感和真实性，来自于主人翁的丰富性和艺术魅力。对《羊角号》则更看重于它的那种超越于历史与现实之上的大写意手法。《海猎》写的是渤海湾对虾大会战的生活，其中的场景和人物给人留下的印象相当深刻——这不是我说的，是那年编选济南五十年作品选时，几位同行一致的评价。散文我写得不多，最满意的当属发表于《中华散文》、先后转载于《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和由中国作协创联部编选的《1995中国散文精选》中的《星条旗为谁而降》和《穿越生死线》。这次四川抗震救灾，举行全国悼念日和下半旗致哀感动了国内外不少人，而那恰恰是我十几年前，在《星条旗为谁而降》那篇散文中发出的呼唤。
1978年我在部队工作时，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部上下集的电影文学剧本《岳飞》。1982年剧本在《中外电影》杂志上发表后，一位导演朋友建议让我寄给长期负责电影工作的荒煤同志看一下，争取得到他的关心和支持；我照办了，并写了一封信，提出中国应当有自己的《罗马大战》，自己的《斯特凡大公》和《萨拉丁》的意见。荒煤同志是中央文化部的负责人，当时又正在主持筹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我的本子长达八万字，他有没有时间看，就算看了会不会有什么意见或态度，我心里并不抱多大希望。然而出乎意料，荒煤同志收到剧本后很快便回了一封信，告诉我剧本正在请人先看，让我放心——由于我所在的部队撤销，我转业到地方工作，信是几经周折才转到我手里的。与此同时，著名导演林农也把荒煤同志请他看剧本《岳飞》的情况告诉了我。这已经使我大喜过望，没过多久，荒煤同志看过剧本后又写来一封长达数千言的信。信中对剧本给予了热情肯定，同时详尽而具体地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投入拍摄后可能遇到的困难，并且征求我是否同意把剧本送国家民委有关同志再看一下。读着这封意重情厚的的信，我和我的朋友们无不为荒煤同志礼贤下士、提携后进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所感动。但是我们哪里知道，荒煤同志当时正患着病，他是带着病读完剧本写来长信的。不久他住进医院，但在病榻上，他还让秘书及时把国家民委有关同志对拍摄这部影片的想法转告给我，并且向前去探望他的李存葆同志关切地询问起我的情况。
问：《羊角号》的写法比较奇特，开篇即叙述了2018年的一次会议，然后又回到1998年的发现，紧接着从远古的神话传说去寻根问源，通过时空结构、情节调度上的交错梳理民族精神脉络，您为何采取这种跨越式的叙事结构？能否就此谈一下您当时的意图和观念？
新年伊始，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消息刚刚传来，我又收到了荒煤同志的信，望着他那熟悉俊逸的笔迹，我心如潮涌，感慨万端。作为著名前辈作家和文艺界领导人，荒煤同志在这次作代会上当选为全国作协副主席，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我这样一位普通的青年作者。
答：在《骚动之秋》之后的另一部以反映农村变革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构思里，羊角号和老白果树的故事只是其中富有灵性的一部分。因为出了《白鹿原》，无奈中放弃了原有构思，才把这一部分独立成篇的。因为要用有限的篇幅写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苦难与坚韧，大写意的手法和跨越式的结构也就成了必然。当时的想法就是要写一棵中国所独有的老白果树的生命史，用以赞颂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和蓬勃兴旺。可惜作品中世俗的东西写多了，与年代又扣得太紧，没能完全实现原有的设想。
新松恨不高千尺
问：写乡村题材融入地域色彩和地域文化是当代乡村书写的常见模式，但您的几部乡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却立意于农村变革的缩影，而非地域文化的重建，能否谈谈基于怎样的考虑？
附记：这是作者为剧作选《呼唤阳光》、《四个女人两台戏》和《黄河之水天上来》所写的后记。
答：您说得很对，乡村题材的小说总要融入地域色彩和地域文化的内容，我的小说也是如此。从《骚动之秋》到《羊角号》、《过龙兵》、《海猎》、《不肯逝去的岁月》，无不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地域文化的内容，比如老白果树，比如羊角号、雾号，比如海上生活和乡村情趣，等等等等。但乡村题材的作品也应该多种多样，都把主题放到描写乡村文化的重建上岂不太过单调？说我关注的是农村的变革是对的，但如果换个说法或许更符合我的本意，那就是：我更关注的是农村（农民）生活或者说农村（农民）文化的重建。这在《过龙兵》中得到了更多展示。
至于说到以后，我是以创作剧本为主还是以写小说、诗歌、散文为主，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能够说清楚的是：我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熟悉的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即便是且恨且爱的剧本也是如此。
问：《羊角号》中您以人类学溯源的方式建构羊角号的神话系统，使用了神话叙事、“大写意”手法，《骚动之秋》如您所言是纯粹的现实主义，《过龙兵》则在真实复现近六十年农村的变革景观的同时，交错着传奇故事与意象隐喻，您为何没有采用传统现实主义的纪实笔法凸现社会生活的“真”，而是设置了诸多的传奇意象？能否谈一下您对小说形式变革的观念？
有人把今天的时代说成是电视传媒的时代，这种说法准确不准确权且不论，但确是说出了电视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作为一名作家完全顺应时代难能有所作为，但如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要有大的作为也难。电视剧是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有着广阔的前途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我们的作家如果完全漠视，或者因为怕，远远地躲在一边是不可想象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各成一时之盛，其创作成就和水平之所以形成高峰，与时代的呼唤、社会的发展，与作家的集体参与和努力是分不开的。我觉得，电视剧本的创作已经无可置疑地被时代和社会推上了前台，如果我们的作家都能够积极地参与进去，并且付出自己的那份艰辛与努力，这一新的文学形式就完成可能在文学发展的长河里留下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电视剧发展的希望所在，或者也是文学发展的希望所在。
答：这个问题我在几次专访中都说过了。小说形式的变革我是在不断地学习和创作实践中摸索前进的。《骚动之秋》因为是纯粹的现实主义，过于传统，遭到不少非议。为了突破，我读了不少外国现代派的作品，确是打开了一扇文学和心灵的窗户。由此出现了《羊角号》。《羊角号》受到一部分读者的欢迎，也遭到另一部分读者的拒绝，说是走得太远了，拉长了与多数读者的距离。于是我开始把现代意识、现代手法，与传奇、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相结合视为长篇小说的理想境界。这能不能被认同、能够被多少人认同我不知道，但我认定随着时代的前进小说形式必须改变，否则就会变成古董，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就我个人而言，我一向主张作家既要“甘于寂寞”又不能“甘于寂寞”：前者指的是深入生活和创作时的心态，后者指的则是创作观念和艺术上的追求。“不甘寂寞，标新立异”应该成为一名好作家的品质。
这里要说到“触电”了，而一说到“触电”有人就难免心惊肉跳。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但对“触电”我是既怕又不怕。二十几年前，在写第一个电影剧本时，脑子里根本没有怕的概念。可眼看被列入拍摄计划的剧本，因为形势的变化被从拍摄计划中“开除”出去，那“怕”便不请自来了：那是将近两年的心血呢！正是由于怕，由于要避开变化着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我毅然退回八百多年，写起了《岳飞》。可没有想到《岳飞》写好，并且受到当时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同志和诸多电影界前辈的好评，却又由于经费和民族关系方面的原因被迫搁浅。后来剧本虽然发表，却越发让人怕起来。而这一怕就是许多年，《骚动之秋》和几部小说、报告文学作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孕育和生长出来的。后来写《原野风》完全是为了配合小说的出版和发行。剧本得奖了，小说出版并且受到了好评，电视剧、电影却被拍得走了样儿……如此反复，说不怕肯定是假话。可从1994年起，几位朋友和领导多次请我出山，我婉拒过、抵抗过，却又不得不一次次重操旧业。好在经过风风雨雨之后，现在我只是把剧本当作文学作品来写，至于拍不拍、怎么拍、拍到什么程度，因为说了不算、想也没用，干脆就不去说不去想了。这就是所谓又怕又不怕的意思吧。
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骚动之秋》选取肖云嫂与岳鹏程、岳鹏程与岳赢官的冲突和矛盾作为情节推动的线索，折射出农村发展变革中不同的理念和路径，岳鹏程则是这一变革中的“悲剧色彩的英雄”，这一定位寄予着您的什么理念？《过龙兵》中回乡的鞠姓大干部对年传亮一段评价，则从另一角度肯定了年传亮这类农民企业家、投资者对社会的贡献，这是否意味着您在思想上的变化？
有人问，有的作家一辈子固守一种文学形式，比方只写小说或者诗歌、散文等等，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首先我对这种说法，即一个作家一辈子只固守一种文学形式表示怀疑；因为据我所知，一个作家可能一辈子主要使用一种文学形式，或者只在某一种文学形式中成就比较突出，但一辈子仅仅固守于一种文学形式，对其他文学形式不感兴趣或者完全没有涉猎的作家，起码是我没有听说过。文学的基本精神和要素是相通的，形式不过是一道矮矮的篱巴墙，抬抬脚就可以过去。剧本的那道篱巴墙即使高点、厚点，也不是绝对不可攀越的。莎士比亚的剧作闻名世界，他的十四行诗同样流传久远。托尔斯泰以小说著称于世，但也写过剧本。蒲松龄的聊斋故事精彩动人，他的《墙头记》也感人至深。郭沫若、老舍等人也无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兼备剧本和其他文学形式的创作，倒是许多大家共有的特点。当然作家千差万别，各有各的特长和爱好，切不可用一个标准要求和评判；只要是好作品，受到众多读者欢迎的作品，不管你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值得赞赏和鼓励。
答：非常对。从《骚动之秋》到《过龙兵》，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对中国社会变革尤其是农村变革的许多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骚动之秋》主线的设定是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当然包括我个人的观念）决定的，《过龙兵》中对年传亮等人的肯定性的评价，也是当前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同样包括我个人的观念）的产物。这是一种变化也是一种进步，是中国社会前进必然经过的一种痛苦而又现实的转变。需要说明的是，写《骚动之秋》时我就清醒地认识到，所谓“悲剧色彩的农民英雄”只是一种道德评价，并不是历史结论或生活逻辑，像岳鹏程那种悲剧性的英雄将会长久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并且会由乡村进入城市，成为历史的主角。《过龙兵》中即得到了证明。这是生活和历史的现实。作为相隔十几年的两部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能够反映出这种变化，应该说既是一种生活的赐予也是一种文学的责任。
除了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等人，给予我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当属雨果了。而雨果打动和影响我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作品的戏剧性和生动性。我曾经说过，有的作品刚读时感觉不错，但读过之后很快就模糊甚至于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而有的作品读过之后，给予你的是震撼，能够一下子烙进你的心扉，即使多少年之后也还会记忆犹新，想忘都忘不了。所谓文学的魅力和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这里。这与作品中的生活、性格密不可分，也与作品具有不具有戏剧性因素有着很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点好剧本，受一点好剧本的影响，无论对于写什么作品都是有益的。这当然只是我的一得之见。
问：您曾说：“作家笔下的历史与文学家笔下的历史不同，原因就在于作家是从人和人性切入。”但由于作家从人和人性切入，是否会使笔下的历史过于主观化，从而造成对历史的误读？
有人觉得自己是写小说或者写散文的，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曹禺等人的作品可以不读。我不这么认为。写剧本必须多读好剧本，但多读好剧本的结果就远不局限于剧本写作本身了。我的小说甚至于包括报告文学、散文之类作品，都特别注重可读性，特别注重情节、情绪、气氛甚至于语言的起伏跌宕，不能说与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曹禺等人的影响无关。剧本强调悬念和情节，强调性格的鲜明性、复杂性、微妙性，强调“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在小说创作中同样重要。一部好看的、具有某种吸引力和震撼力的小说，离开这些戏剧性的因素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在我认为是不可想象的。有人主张小说要返朴归真，但返朴归真并不等于平实、寡淡，并不等于与戏剧性相互抵牾，并不等于不能够在融会贯通中放射出新的光彩。是不是呢？
答：不，我不这样认为。所谓文学纪录历史只是从大的、长远和宏观的概念上说的，即使描写某一具体时期的历史小说，也还是小说，不能当作历史教课书去读，这应该是常识。小说家笔下的历史当然具有主观性，但聪明的读者是会自己做出判断的，我们完全不必为此忧虑。比如美国独立战争前后出现了两部长篇杰作，一部是《汤姆叔的小屋》，一部是《飘》，作者的观念和对生活、历史的看法完全不同，甚至于根本对立，可非但没有影响到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反而丰富了我们的视野。这实在应该算是一件幸事才对。
有人说剧本是为舞台演出或者电影、电视剧拍摄而写的，不是写来阅读的，算不上纯粹的艺术形式。换句话说，写剧本的作家很难或者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一流的作家。对此我不敢苟同。剧本是为演出或者拍摄而写的这是对的，但剧本如同小说、散文、诗歌一样，是文学形式的一种；既然是文学形式的一种，当然便有可阅读性。老实说，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包括郭沫若、曹禺、老舍的剧作我都是从书本上读来的，不是从舞台或者银幕、屏幕上看到的。而正是那些印在书本上的的剧作打动了我，激励了我，启发和提高了我，怎么能说剧本只是写来演出而不是写给人们阅读的呢？至于一个作家是否伟大，是否能够进入一流行列，更是与他们熟悉和使用的文学形式无关。有谁能够说，凡是写小说、散文、诗歌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一流的作家？有谁能够说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郭沫若、曹禺、老舍，不是伟大的、一流的作家？一部《红楼梦》使曹雪芹名垂青史，一部《窦娥冤》同样使关汉卿名垂青史。郭沫若的名字是用新诗垒起的，也是用新编历史剧垒起的。老舍因《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闻名中外，也因《茶馆》而中外闻名。所以，无论使用哪种文学形式写作都无需自傲或自卑，一部作品的成就、地位，从来都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水平和影响。这才是根本中的根本。
问：无论是岳鹏程、年传亮、还是卓守则，他们都是当代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个人诉求上有所差别，您通过分层叙述展示了他们各自的保守、冒险、奋斗，展示了他们作为封建家长和当代企业家的行为、意识。您对他们怀着怎样的情感？
说起来，写剧本与我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过几年有直接关系。那时我干的不是专业编剧，但文工团首长有意要发展我爱好写作的特长，我也有意要在这方面有所造就，于是便特别注重读这方面的作品。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曹禺等人的剧作多是那时候读的。那时“文革”还没结束，那些书都是“禁书”，多亏了好心人的帮助才读到的。书读多了，心里痒手也痒，便试着写起剧本来。虽然写了两个小戏都没成功，文工团后来的首长也不认我这壶酒钱了。1975年全军开展模拟实战的大练兵时，我还是争取到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身份，跟随主攻部队体验生活二十几天的机会。那次行动的结晶就是电影文学剧本《检验》。这是我写的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一度被列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重点拍摄计划。这应该算是开始，从那以后或者心动手痒，或者禀承上命，断断续续一路而来，累积了不下一百几十万字的文稿。至于要把剧本结集出版，则是从一位朋友要帮我出作品集或全集时提起的。我说：以我的年龄和成就，出版选集或全集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能够把这些年创作的比较好的剧本推出来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这些剧本写的时候花费了大量精力，其中有几部，如《岳飞》、《郑板桥》、《呼唤阳光》、《原野风》等也达到了相当水平，其成就并不一定比《骚动之秋》、《羊角号》、《海猎》等小，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自己的价值。但那实在要算是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成果。如果能够面世，无论对于我还是读者都会是一件有益的事。感谢朋友的理解和支持，现在剧作面世，我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答：从作家的身份说，我喜欢那些丰富而又具有独特性格魅力的人物，无论是岳鹏程还是年传亮、卓守则，都是我所喜爱的人物。从个人情感而言，我对他们往往怀有一种既理解、敬佩又惋惜的心态。但生活就是生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我们只能认识、反映、评价，而不能歪曲或改变。不是吗？
此言凿凿，一毫不虚。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先后创作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骚动之秋》还得过茅盾文学奖；但同样凿凿其言、不虚一毫的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迄今，我还写过六个电影文学剧本、四个长篇电视文学剧本、一个多幕话剧剧本，其中，《原野风》还得过全国性的奖。
问：《过龙兵》叙述了近六十年的农村发展变革中家族、政治、官场、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冲突，出现的各类问题。丑陋与圣洁的比衬是其重要的主旨，比如年华云这个人物，每每在重要时刻出现，以人性、正义、无私战胜了阶级斗争、家族仇恨、违法乱纪、金钱诱惑等导致的邪恶，而暖冰矿同样被寄予了化育人心的蕴涵。这是否意味着您把圣洁的人性作为社会发展中堕落、邪恶的制衡力量？华云是具有浓郁理想主义色彩的形象，您能否谈谈这一人物的塑造？
得知我的剧作选《呼唤阳光》、《四个女人两台戏》、《黄河之水天上来》即将出版，一位友人不胜惊诧地说：“你不是写小说的吗？什么时候写起剧本来的？”我笑一笑说：“这可真是官僚主义害死人。我是写小说的不假，但我也是一个写剧本的，而且写剧本的历史比写小说还要长。”
答：您说得很对，的确，在《过龙兵》中我是把圣洁的人性作为社会发展中堕落、邪恶的制衡力量的。如您所知，社会发展与堕落、邪恶从来都是相伴而生的，不仅仅是在当今中国，几千几百年的历史以及五大洲四大洋，无不如此。但凡是有堕落和邪恶的地方就有圣洁和崇高，作家不应该只看到堕落和邪恶而看不到圣洁和崇高，更不能只向读者传达堕落和邪恶，忽视了对圣洁和崇高的传达和礼赞，使读者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华云是生活中的太阳，也是小说中的太阳，她的身上寄托了作者诸多的理想和期待。与她同时的还有小说中的第三代，也即晨玉和智新。这两个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称之为“华云第二”，他们的形象在小说的修订版中得到了明显提高，因而使整部小说中正义和人性的光芒得到了辉扬，您读一读就知道了。
人们多用且恨且爱形容男人与女人关系，而我要说的却是我与剧本的情缘。
问：神话是您小说中一个重要因素，《羊角号》中的羊角号，《骚动之秋》中的秃尾巴子老李，《过龙兵》中的海牛、雾号，其中是否承续着您的早期作品《八仙东游记》的浪漫主义思想？
且恨且爱
答：不能否认这种存在。神话是小说的重要起源，从古希腊神话到女娲、后异无不如此。小说中如果失去了浪漫主义的因素就会魅力大减，甚至于味同嚼腊。《八仙东游记》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有客观的原因，就是当时有人邀我写《八仙过海》的电视剧本，构思完成后，出版社提出能不能先写成长篇小说，我就写了，用了整整一个月。但也有主观的原因，就是我自小就是在家乡的土地上听着神话和传说故事长大的，对神话和传说故事有着一种本能的衷爱和痴迷。我甚至于认为只有弥漫着神话和传说故事的土地才算得上丰沃的土地，只有弥漫着神话和传说故事的小说才算得上优秀的小说。至于《八仙东游记》那部小说对于我后来创作的影响，倒不一定排得上主要位置。
附记：这是作者为长篇小说《羊角号》所写的后记。
问：您曾创作了报告文学《东方奇人传》，勾画了一个个生动的人物传奇，受到广泛好评。而当前报告文学发展则出现了瓶颈，在实录事件、人物塑造与诗意精神、主旨升华上存在诸多矛盾，您能否就此问题谈谈您的经验和建议？
不少人不理解，《骚动之秋》的作者怎么会写出这样一部作品，以上就算是一个简略的回答吧。我还要说的是，农村改革依然是我关注的“热点”，我希望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新的收获告慰于真正关心、帮助、爱护过我的前辈和朋友们。
答：报告文学的体裁决定了它的“真”：真实的人、真实的事。但我始终认为报告文学的“真”与生活中的“真”是有区别的；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就应该把生活中的“真”变成文学中的“真”。但近年这类作品越来越少，我猜想与报告文学的奴性化和功利化有关。一方要的是业绩和赞颂，一方要的是金钱，报告文学成了奴性十足的代言者，其文学性也就大打折扣了。报告文学要提高文学性，从选材和选取描写对象时就必须有所抉择。此外就是细节和氛围。文学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细节的描写和氛围的营造上，在保证主要内容和情节真实的前提下，报告文学完全可以借用小说中细节描写和氛围营造的手法。而现在许多人偏重的是叙述，庸长的、既缺少情趣又缺少起伏跌宕的叙述。至于诗意精神，我觉得那是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种体裁、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缺少的，报告文学作家和作品亦不能例外。
有争议，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这样理解有人那样理解，是一开始就料到的。书稿讨论时如此，小说出版后也还会如此。但我觉得，那无论对于作者、作品还是我们的文学事业，都并不一定有什么不好。如果说到心愿，我最大的心愿无非是把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与国外最新的创作成果融会贯通，走出一条新路子，写出一部既渗透着民族文化精神又具有某种世界性语言的作品。至于能不能做到或者做到了多少，只有细听读者的评判了。
问：您创作了很多电影、电视剧本，您能否谈一谈这方面的创作情况？您认为当下非常红火的小说作品的影视改编对于文学发展有何影响？
一位外国文豪说过：创新，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是受尽煎熬。《羊角号》的创作，使我真真切切地领略了一番“煎熬”的滋味，但也使我感受到了“煎熬”之后的幸福。有煎熬有幸福、先煎熬后幸福，这对于一个作家也就足够了。
答：电影、电视剧本的创作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我最初是怎样走上这条路的现在也说不太清楚了。但我认为剧本创作是作家的一项本领，对于写小说或其他作品有益无害。把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我从来都认为是好事，因为可以扩大作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是任何作家都不会排斥的。问题在于这种改编存在多种可能，可能为原作增光也可能使原作失色。根据《骚动之秋》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都没有成功就是证明。还有一个问题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影视审查制度和创作中不成文的“铁律”，许多好小说根本无法进入改编的视野或者虽然改编了也很难与观众见面。《白鹿原》喊了多年，至今还是“但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过龙兵》被许多人看好却无人敢于接拍，原因就是影视作品要求一号人物可以有缺点但必须是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否则即使拍了也难以通过和播出。而我们知道，文学上真正有价值的、可以传之于久远的艺术形象，最重要的特征不是“正面”不“正面”、“英雄”不“英雄”，而是典型不典型、丰富不丰富、深刻不深刻、复杂不复杂。“正面”和“英雄”的划定既造成了影视作品的类同化、庸俗化，也对小说创作的类同化、庸俗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从短时间看，要改变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因此，对影视的改编及其对小说创作发展的积极影响，不可有过高的评估或期待。
于是便大胆地往前走。走着走着，面前渐渐宽阔起来，渐渐地果真走出一条路，这就是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了。故事形成，兴奋中依然带着几重忧虑，我又找到一位老评论家面前。本来做的是接受泼冷水的准备，得到的依然是热气腾腾的鼓励：“闯！值得闯一闯！”在这样的鼓励面前，原有的构思才被断然搁置，一条新生命才开始了艰难而又快乐的孕育、生产的历程：三次讨论，四次修改，在电脑面前我坐了一年有余。
问：对您来说，写作意味着什么？能否谈一下您心目中好小说或优秀小说的标准是什么？
那是山野中的一座古庙，绿水淙淙，青藤攀攀，但远离城镇，没有人家也没有招待所，多亏一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我才破例获准，顶替一位不值班的看护人员的铺位在庙中留宿一夜。与我作伴的是一位十七岁的小伙子，他告诉我，他爷爷是从部队遣送回乡的“右派分子”，他的当兵的愿望因此没能实现；告诉我，老白果树下是一个好大好大的湖泊，天再旱、地再干也没有枯竭的时候；告诉我，老白果树的根子一直伸到山外，伸到几百里之外的海边那儿；告诉我……他讲的都是村里百姓们的传说，却一下子打开了我心灵的翅膀，使现实中的这棵老白果树与我想象中的那棵老白果树，无形中得到了重合、生发、升华。从沂蒙山区回来，我文思如涌浮想联翩，作品构思也日近完成。也就在这时候，一个念头不知怎么冒了出来：既然这棵老白果树如此独特神奇和具有象征意义，能不能单独拉出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呢？这个想法最初只是灵机一动，随即却使我激动不已。几年前我曾有意读过一批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和外国现代派作品，认定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必须有所借鉴有所开拓，接受国外一些新的、进步的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由此我几次有心尝试，几次都因没有找到适当的题材、构思作罢。如果能够把老白果树的故事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无疑是一个突破。更主要的是无论从内容还是艺术上说，都是没有先例的。创作创作，讲究的就是一个“创”——创新。对于一位以文学创作为职业的人说来，创新的诱惑是远在其他诱惑之上的。我激动了大半个上午、大半个晚上，天近黎明时却又惶惑了：世界上何曾有过这种不是以人物而是以一棵老树为主人翁的小说？何曾有过这种时间跨度长达千年甚至于万年的小说？这种小说果真写得成吗？即便写成，果真还能被称之为小说吗？惶惑带来的是犹豫和动摇。我把犹豫和动摇说给了一位大学中文系教授，那位大学中文系教授在电话上为我唱起了“妹妹你大胆往前走哇——”
答：对于我说来，写作既是职业和生存的本领，也是纪录生活、抒发内心情感、干预生活的方式。我心目中好小说的标准是好读、耐读。好读当然指的是情趣和可读性，最好能让人放不下手来。耐读说的则是要有较为深厚和丰富的内涵，让人读后能有所感、所思、所得；当然也包括艺术上的感悟或补助益。
《骚动之秋》闻世后，荒煤同志和文学界不少前辈、朋友都希望我继续写下去，用自己的笔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为了完成这个心愿，几年里我一边读书一边下生活，付出了大量心血和努力。构思始于1993年，经过一个闷热的夏天和一个清爽的秋天，未来的作品渐渐显出了雏形。那追求的是一种惊人的真实与空灵神奇的意境的统一。一棵作为象征的、历经岁月风霜的、神奇的老柏果树由此出现，并且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为了丰富我对那棵老白果树的理解和感受，那年秋未，我坐了整整九个小时汽车，进入沂蒙山深处的莒县。在那里，我看到了一只罕见的、远古时代的牛角号，看到了那棵闻名遐迩的、被称之为“树王”的老白果树。
问：您曾说要转向城市题材的写作，不知最近有什么创作计划？能否透露一下？
一部作品结笔，作者的任务大致就算完成了，更多的话难免就要变成饶舌和画蛇添足。《羊角号》似乎有些不同。
答：因为我在济南已经生活了近四十年，远远超出了我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写一部反映城市生活（包括官场、文坛）的长篇小说是我多年的期许。但目前这部作品尚在酝酿之中。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我把主要精力放到《山东竹枝词》的创作上。那写的是一部民歌体的山东风俗史，希望能够在发掘和传播山东地域文化方面起到积极作用。顺便说一句对于地域文化的意义和作用，我是近几年才有所认识和感悟的。中国太大，世界太大，能够在全国甚至于世界独领风骚的人是不存在的，再有成就的人也只能一闪而过。地域文化却要长久得多。你看一看各地的名人册和纪念性陈列就知道了。哪怕只是为了给家乡和自己留下一点具有纪念性的东西，我们的作家也应该有意识地去做点什么。眼下这部作品已经完成，至于下一步是写城市生活的长篇还是先写点别的什么，眼下还没有确定。
经受不住的诱惑
问：作为山东省文联副主席，您对山东文学的现状有何评价？对山东文学的未来发展有何建议？
中国应当有自己的——决非抄袭和模仿的——“神奇现实”主义的文学！不少优秀作品中已经露出了曙光，我们还要加紧努力才是。
答：山东文学历来有自己的传统，而且从来都不缺少为此而奋斗的有志者，这是山东文学最大的现状，也是山东文学最大的希望和未来。说山东当代文学已经出现了大师级的人物或作品我不敢苟同，但说山东文学在当代文学中没有产生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和作品，我同样不敢苟同。我把山东文学的希望，寄托在众多执著于创新的中青年作家身上，相信他们一定会登上更高的文学山峰，创造出让前人和来者敬畏的业绩。为此我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曾经和至今仍然风糜世界。“魔幻”是中国的翻译语言，据说拉美作家们最早提出和倡导的是叫“神奇现实”。所谓“神奇现实”正是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等一批不甘寂寞、不甘守旧的作家，对拉丁美洲神奇的山川原野、社会生活、心态习俗，进行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的结果。拉丁美洲是神奇的，中国不也是神奇的吗？当我们为拉美文学，为卡彭铁尔、马尔克斯惊叹不己的时候，不应当也想想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文学吗？我们为中国的神奇历史、人物、故事和土地，到底做了些什么？
文学的传奇、创新与色彩
自然这还只能算是外观形貌，更引人入胜的，还是做为“魂”的、与灵岩寺其地其寺气脉相关的故事和传说。在前殿的石碑上，你会看到法定法师当年建寺时为缺水所困，经神仙变成的樵夫指点，寻得双鹤泉的情景；在千佛殿，你会看到郎公祖师端坐讲经的身姿，而正是由于他的讲经打动得山顶岩石频频点头，这里才有了“灵岩”之称，有了山顶上那块老态龙钟、形象逼真的郎公石；在墓塔林，面对一座座或如晨钟或如暮鼓的碑石，你会听到当年渡海而来的东洋僧人击响的木鱼和引馨的余音……有什么能够概括这看到和听到的一切？这看到和听到的一切给于我的最为深刻和强烈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神奇！只有神奇——神奇的历史！神奇的人物！神奇的故事！神奇的土地！这神奇是灵岩寺所独有的，又不是灵岩寺所独有的：在中国广袤辽阔的土地上，有多少这样的神奇的历史、神奇的人物、神奇的故事、神奇的土地啊！神奇，这应当是我们的国粹、国宝，这应当成为我们的财富和资源——无疑，我又要说到文学和创作上了。
——答《济南日报》记者逄金一问
近年“风水”之说日渐盛行，有人说中国的风水宝地都被佛、道两家占去了。这种说法也许并不尽然，但起码说对了一半，那就是佛道圣地“风水”上都是占了先的。灵岩寺既然号称“天下四大名山之首”——从历史记载上看，确有那样一段相当辉煌的时刻，所谓“游泰山不游灵岩则不成游”就是一种证明——“风水”自然有其独到奇特之处。这最直接直观的物像，就是周围群山多缺水少树，显得光秃、荒凉，而惟有这一脉山冲，古柏入云，草木茂盛，泉水丰沛，从谷底到峰巅好一袭郁郁葱葱、云蒸霞蔚的景象。这还是从山下看，及至登上天门阁、一线天放眼四望，云松古刹、灰塔红楼、碧水银波，更有一条金丝线似的山路远去近来，真如仙山天国的境界。而当你漫步走入那仙山天国里面，“千岁云檀”，“千岁龙檀”，“千岁鸳鸯檀”等，又会给你带来说不尽的沧桑感和对于大自然神奇造化的惊叹。带着这种沧桑感和惊叹，那天饭前，我和同去的一位漫画家漫步于檀园庭前时，热心的服务员小姐又指点方山（灵岩寺所在的山），向我们介绍起“蹲狮、卧象、站骆驼”的奇观。那奇观初看有些模糊勉强，细细端详又确有几分类似于外国现代派艺术的神妙和动人。
问：2005年第4期《中国作家》杂志，以整期的篇幅发表了你的长篇小说《过龙兵》，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作为重点作品推出，引起了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注意。这部作品题材非常重大，但大家普遍感觉好读、耐看。一部四十多万字的作品，有人用了三天三夜便读完了。一位老省委书记三个小时没动一动，连喝水上厕所也忘了。至于一家人或者一个办公室里的人争着看抢着读的情况就更多了。这是好多年难得一见的情景，这是为什么呢？
有些地方去过一次就再也不想去了，有些地方去过一次还想去第二次、第三次。灵岩寺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实在说不清楚，因为算起来我已经去过三次了，但都是陪同外地来客，并非出于自发，也因为这次最初听说要去灵岩寺疗养我态度淡漠，而去后住了几天竟然便兴趣大增，收获颇丰。那除去学跳交谊舞之外，更多地来自于对于灵岩寺这片土地的了解和认识。
答：好看是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基本要求，一部长篇小说如果不好看，人家读了一两页还没读出兴趣或者感觉，情况就不妙了。现代的生活节奏，现代的阅读心理，不好看一条就会把读者拒之于千里之外。好看的种类很多，《过龙兵》突出在一个传奇上。小说发表前，有人说“这整个儿就是一个大传奇！”发表时编辑部将其称之为一部“勾连纵横的人间传奇”，对此我是认同的。
灵岩寺与中国的“神奇”
问：传奇好象是一个挺古老的词儿。
由此我想到人和文学。一个人纵有包容天地之志，也不过是宇宙间的一粒尘埃，万物不会因其多、天地不会因其大。秦始皇为统一中国之第一人，不可谓不英武，不可谓不伟大，但刑天罚地，祭山拜海，留下的也不过是千古笑谈。一部文学作品，不要说是精短之作，即是大中型产品，又何倘可以包揽天下？不世名著《红楼梦》，写的也不过是四个家族（其中主要是贾姓家族）的兴衰败亡。设想地狱天堂，僧道儒法，古今中外，尽收一处；设想以一己之作尽收天下人之心，尽得天下人之愿，只能是狂想，狂想而己。眼大心空，贪多求全，漫天撒网，虚张声势，何如脚踏实地，执着如一，在别人不着意处和细小处多下些功夫，多收获些果实？如此可知，陶然亭之“陶然”非但不足称道，反倒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呢！
答：一点不错。小说最初就是被叫作传奇的，《一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大多具有传奇的特点。文学作品是供人们阅读的，人们的生活大多平平常常，渴望从文学作品中得到另外的体验或满足是再正常不过的。此外，眼下传媒和小报已经达到无奇不有无缝不入的程度，小说如果写不出非同凡响的东西有谁会有兴趣？这对于作家不可谓不是一种挑战，传奇或许是应对挑战的一种选择。
园内一侧竖着一副平面示意图，花花绿绿很是吸引人的样子，哪知趋前略一搭眼，便不觉为之愕然：小小园子，竟然将中国三大名湖——西湖、东湖、南湖——集于一身，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或许园中真有些大名堂？我不觉长了精神，直奔湖边而去。先看西湖，眉头皱了几皱；继看东湖，脑袋一步三摇；再看南湖，心中已不觉有些忿忿然起来。湖小且浅不说，水发黑（多亏并不发臭），名之为黑湖或许倒还贴切些。像这种山水园林，如果处在山乡泽国，压根儿算不得一棵葱，位于京华闹市区，身份自然也就非比寻常，这是得天时地利之先，别人即使不以为然，甚或耿耿于怀也说不出什么来。繁华京都车水马龙，世声喧杂尘嚣甚上，拂翠柳以临波，戏碧水以自愉，确有无限妙处；取一雅号、大名，或借用一天下名胜之名不仅在常理之中，也可应天下游人之心，助八方来客之兴。然而以区区几个水塘似的池湾便囊括天下三大名湖，尽掠天下美名，则令人只有哑然失笑的份儿。西湖之秀美有乎？无。东湖之壮阔有乎？无。南湖之幽胜有乎？无。如此，意在豪迈乎？狂放乎？戏虐乎？也许，也许……但，陶然亭给予我的最初和最后的感觉只有两个字：可笑——可笑而已！
问：但传奇往往会流于浅薄，比如坊间不少云山雾罩的武侠小说……
入北门，一眼望去便知园子不大，与颐和园那种阔大、轩昂、豪华的皇家气派大相庭径。据介绍，陶然亭为清康熙三十四年所建，本是三间西厅，名字源于白居易的诗句：“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公园是解放后新建的，属于人民政府的一件有口皆碑的政绩。
答：我这里说的传奇更多的是一种感受。传奇并不等于武侠，更不等于浅薄。传奇可以是在故事上，可以是在人物的形象和性格上，也可以是在生活的空间和色彩上。我特别强调的是传奇与厚重和深刻的结合，因为只有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艺术效果。《过龙兵》从构思时就把传奇视为目标，也把厚重和深刻视为目标。这当然有难度，但做不到这一点就写不出真正的好作品。小说中的主要情节和人物，都是在我脑子里经过十几年甚至于几十年的过滤依然鲜活和难以忘怀的。当这些鲜活和难以忘怀的情节、人物与重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融为一体时，作家所追求的“传奇”和“深刻”、“厚重”就变成了艺术魅力。当然这还只是一部分读者的感受，更多读者的感受还有待于验证。
北京有个陶然亭，可谓大名鼎鼎，心往神驰自非一日，几次晋京要去饱饱眼福，几次却都未能如愿。此次一下火车便拿定主意，非要领略领略陶然亭的风彩不可。那天公务之余，忙里偷闲，搭一辆公共汽车，不过一两个小时陶然亭竟然便出现到面前了。
问：这部作品气势恢宏地描写了三个家族几十个人物的命运波折与精神历程，你试图通过作品告诉大家些什么——特别是好多人习焉不察的东西？
陶然亭里莫“陶然”
答：这部小说写的是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衍变和人生遭际，就主题而言，有社会的也有道德的，有形而下的也有形而上的，不同的读者完全可以从中找到不同的答案。已有的几篇评论文章也正是如此，有的说作品写的是历史，有的说作品写的是人性，还有的说作品写的是政治文化；有人说第八章、第十章是最华彩的篇章，有人说第二十八章才最为精彩和感人，如此等等。这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至于作者想告诉读者些什么，不如问读者从中感受到了什么更有意义。
看看我们今天的某些拜倒在金钱和权力面前的作家艺术家吧，看看我们今天的某些善于文过饰非的企业家或者什么家吧。有机会的话，我真希望大家都去看一看《孔子为鲁司寇像》，都去听一听孔府导游小姐的讲解。
问：从艺术上说，《过龙兵》与你过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比如《骚动之秋》、《羊角号》、《八仙东游记》、《海猎》等等。这是不是说明你的创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有了更高的目标和追求？
撒开鹰喂虎卫的说法不论，孔子与生俱来的黑且丑、贫且贱，以及由此而遭受了诸多冷落苦难，是无可置疑的了。而这又恰恰来自于圣人的家藏秘籍，来自于供游人随意翻阅评点的书刊。“为尊者隐，为亲者隐”、“家丑不可外扬”，这可是中国的国粹，千古不变的金科玉律。惟其如此，吴道子才足以让人惊叹，孔府档案和有关书刊的编写者、宣讲者们（包括导游小姐），也才足以让人惊叹。
答：艺术贵在创新，艺术的创新一旦停止作家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过去总讲要甘于寂寞，这用来说作家的心态是对的，如果说到创作本身我就不敢苟同了。创作创作，创新之作、创新才作，甘于寂寞、不敢标新立异怎么行呢？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我先后涉猎过神话题材、古代历史题材、现实生活题材，尝试过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大写意等多种手法。在经过了这一切和有感于每部作品、每种手法留下的缺憾之余，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一部长篇小说应该和可能达到怎样一种境界？《过龙兵》可以说是这种思考的结晶。
时光倏忽逝去几年，没想今年夏天有关方面组织“专家”疗养，中间又有一个游览“三孔”的内容。因为是集体活动，想逃也逃不掉的，去时我便有意要对珍宝馆、藏书楼和吴道子的石刻像来上一番仔细考察。但事情并不遂心，我把这个意思一说，导游——一位周身喷溢着青春光彩的小姐立刻告诉说，珍宝馆因为丢失了一件价值连城的文物，已经关闭多年；藏书楼由于特殊考虑，也只接待中央来的部长以上的领导人，我们这些人是只能断了想头的。那么石刻像呢？圣迹馆呢？倒是都在，并且每天在接待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可我们要游览的是“三孔”，时间总共只有几个小时，集团运动又不允许单兵作战，墨迹馆竟然稀里糊涂地给漏过去了。及至发现只剩下了纳憾的份儿。好在进入孔府后第一个去处就是孔子故宅，导游小姐介绍说这并不是孔子当年的真正住处，是经历朝历代一百多次重修重建的象征性建筑。而孔子的真正住宅只有三间茅屋，是在几十里之外的尼山。孔子出生时面如黑炭、丑陋不堪，其父视为不祥，弃之于山林。孔子是靠天上的老鹰喂食，地上的猛虎护卫才长大成人的。成人后尽管身高八尺作为惊人，“四陋”却是结结实实伴随了他的一生的。我问导游小姐，关于孔子的这段经历，是纯粹的民间传说呢还是有什么档案记载。导游小姐莞尔一笑，说：“我可只会照本宣科，孔府档案上记载着，书上和许多材料上也都这么写着呢。”
问：这样说，《过龙兵》已经实现了你多年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
孔府、孔庙、孔林既然是山东乃至全国的一大名胜，又有国际影响，参观参拜的机会自然也就不少。算起来十多年里去过不下五六次了。印象最深的有三次。一次是七十年代中期，“三孔”还处于封闭状态，我以写与孔子有关的作品为由，经驻军领导机关介绍，特许参观了孔府内的珍宝馆和衍圣公藏书楼。另一次是陪同首都文化界一位朋友，在圣迹殿看了许多石碑石刻，其中兴趣最大、感触最深的是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孔子为鲁司寇像》。据导游的同志说，这幅石刻像属孔家世代珍藏之宝，千百年来，孔府中供奉的各种孔子画像、塑像的形态神貌，无不以此为本、为据。画像上的孔子身着官服，头戴旒冠，气貌轩昂，只是眼漏睛，耳漏膜，鼻漏空，嘴漏齿。这“四漏”不仅离美男子和人们可空见贯的杰出人物的形象相去甚远，即是对于平常人也是相当忌讳的。孔子是“天下文官之主，历代帝王之师”，是“大成至圣先师”和“万世师表”，可谓声名赫赫惊天动地，吴道子老先生就竟敢把他的见不大得人的真实形貌画出来刻出来，而做为“天下第一家”的孔子的后裔们，竟然也把这幅石刻像奉为珍宝，塑做金身，并公开展出，任随世人瞻仰评说，其胆其识着实让我惊叹了一番。联系到当前文艺创作中，尤其是反映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中许多成文不成文、人为非人为的种种禁忌顾虑，我很是感慨了一番。此后在不少场合，我都把这做为例子加以发挥，力主文学创作必须勇于直面生活、直面人生，追求高尔基所说的“惊人的真实、力量和美”。应该说那次孔府之行，对于我的创作观念的更新和后来的创作实践，是起了作用的。
答：可以这么说又不能完全这么说。可以，是小说确是达到了预期的主要目标；不能完全，是作品离既定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为了缩小这个距离，小说发表后我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又作了四次修改。这次出版的单行本，离既定的目标和境界应该说是更近了。
发自孔府的惊叹
问：从单一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到多种艺术手法的融汇贯通，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儿，这其中你经过了不少甘苦吧？
茅盾文学奖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和台阶，可对于我，需要攀登和获取的东西却还在前面。
答：这是肯定的。坦率地说这条路我摸索了二十多年、跋涉了二十多年。这期间我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包括外国现代派的代表性作品，也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这里有唇干舌燥、满嘴血泡的时候，也有坐立不安、焦头烂额的情形。好像是略萨说过：创新，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意味着受尽煎熬。此言是也！
现在，据说已经很少有人愿意面对文学的高峰了，我却不行。这或许真的与得过茅盾文学奖有关？或许真的算是一种过时了的“文学失恋症”？而我却只能是我，文学的高峰永远是我无法回避和必须面对的。在挂着“布衣暖，淡羹香，诗书滋味长”的条幅的书房里，在熙熙攘攘、乌烟瘴气的马路上，在或者花红草绿或者碧波万倾的原野和大海上，我不时地在想，在想……那想的最多的当然还是作为一个以写作为业、为生的“作家”，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生出有如垂天之云、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双翅？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品，才能真正飞进人们的心田，开出四时不败、千秋芬芳的花朵？
问：具体到《过龙兵》的创作，也有不少曲折吧？
这里说的泰山当然指的是古今中外文学的高峰。我赞叹莎士比亚、雨果的瑰丽雄奇，赞叹罗贯中、曹雪琴的大笔如椽；我为《静静的顿河》、《斯巴达克思》、《飘》那样的作品激动不已，也为《老人与海》、《百年孤独》、《奇异的蒙古马》等拍案叫绝。文学从来都是长着翅膀的，有的“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有的“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有的盘旋贯通，能够一直飞进人的心里，在千千万万人的心灵里开出芬芳艳丽的花朵，有的却注定昙花一现，或者永远在荒野中与顽石杂草为伴。
答：《过龙兵》从最初设想到现在十几年了。1994年前后已经有了一个构思，准备开笔时一部《白鹿原》横空出世，我自知超越无望只得放下了。经过七八年的学习积累，三年前再次构思时，走的就是一条与《白鹿原》全然不同的路子。同是写阶级斗争、家族斗争，陈忠实写的是解放前五十几年，我写的是解放后五十几年，但人物、故事、风格、思想内涵都截然不同。
四年前，当长篇小说《骚动之秋》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消息传来时，我感慨万千，挥毫写下了“心仪泰山 神钟江汉”八个大字。那里有对已有作品和成绩的思考，更有对于未来的期许和瞻盼。泰山之高，傲世凌云，其险峻，其雄伟，其磅礴，千百年来不知为多少人们所折服和倾倒；江汉之阔，接地连天，其浩瀚，其悠长，其一泻千里、雷霆万钧的气势和神采，赢得了古往今来数不尽的惊叹和赞誉。人生在世，与天地原本一体，不羡泰山则难得泰山之高，不慕江汉则难得江汉之长。这是一个境界和层次，为人如此，为文亦是如此。
问：不少读者说《过龙兵》中有一种色彩斑烂、令人陶醉的感觉。电影电视剧中有色彩好理解，小说中也有色彩就引人遐思了。
心仪泰山
答：道理其实简单，凡是艺术都有色彩，没有色彩的艺术算不上好艺术。《英雄》、《十面埋伏》很大程度上玩的就是色彩。可谁又能说一首好诗或者一篇好散文没有色彩呢！“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那是一幅多美的画。《泰山日出》、《荷塘月色》带给读者的又是多么绚烂的感受。小说也是如此，只是小说的色彩更多地体现在生活的斑烂独特，空间的辽阔高远，人物和性格的丰富鲜明上。就《过龙兵》而言还多了一个声音，即书中神秘莫测、可以直达人们心灵深处的雾号。
的确，文学是长翅膀的鸟儿，是要能够飞进人的心灵里去的！
问：的确，过龙兵中的雾号的确挺有感染力和味道。
在经过了不算短的人生和文学思考之后，我知道那一切的答案，那最最重要和深刻的答案都在我们自己——自己！
答：小说是由文字组成的，文字可以组成色彩当然也可以组成声音；声音的重复、灵化就会形成特殊的艺术符号。这就是读过《过龙兵》的人大多对雾号留下印象的原因。这自然也还是色彩的一部分。《过龙兵》以黄海之滨一个小渔村为中心，纵横千万里，绵延国内外，从普通渔民直到中央的大干部，从日常生活直到东方神话……这样读者打开小说，面对的就是一个丰富绚烂的世界。所谓色彩斑烂就是这么来的。
一部飞不进人们心灵的作品，怎么会设想在读者中留下温馨和瑰丽、激越和奔腾、回味和思索、悲伤和奋勇、凄惋和豪迈！又怎么奢望作家的名字也会像雨果和曹雪芹、巴尔扎克和罗贯中、罗曼罗兰和蒲松龄、海明威和鲁迅、卡彭铁尔和茅盾那样被人们长久地记忆和传诵！而让作品和名字长留人间，恰恰是亘古至今，作家们共同和最高的心愿与理想啊！
问：你曾经说过：独特的生活画面和立得起来的人物形象是长篇小说的两个基本要素，并认为“作家靠作品，作品靠人物，人物靠性格”是一个千锤百炼的真理。你现在还这样认为吗？有些评论家在评价一部作品时喜欢用“人性”这个词儿，你认为“人性”与性格之间有一种切实的联系吗？
一部平庸和没长翅膀的作品，怎么会穿越时空、浮燥、隔膜、差异和许许多多关口隘道，飞进人们心灵中呢！
答：真理什么时候也是真理，一部长篇小说没有独特的生活和立得住的人物、性格，无论如何是不行的。但那还不是全部，艺术形式的完美和创新也应该包融其中。这也许要算是我的新体会。至于“人性”和性格我看是分不开的，比方华云坚持要生下凯华，为此不惜远走天山的情节写的不就是人性吗？在人性光辉展示的同时，华云的坚韧与顽强不也出来了吗？
作家不长出翅膀，作品怎么会长出翅膀来呢！
问：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过龙兵》中的好多语汇是直接来源于生活的，有些却是经过打磨的文学性比较强的。在这方面你的追求是什么呢？
作家平庸作品怎么会不平庸呢！
答：语言之于文学如同色彩之于绘画。小说中的语言有叙述语言和对话语言，叙述语言当然应该文学性强一些，对话语言则越接近于生活越好。让叙述语言具有超越平凡的准确和精彩，让对话语言具有超越雕琢的通俗和生活化，这应该成为我的方向和目标。
如果说三十年前生活的单调枯燥，文化交流的逼仄拘谨，影响了作家的选择和表现力。则今天有谁能够说生活不斑驳绚烂、风情万种？有谁能够说文化交流的渠道不通畅、内容不丰富？我们的选择和表现力，为什么还是没有开放出足以让世人惊撼和赞叹的花朵？
问：你曾经说过渴望写出《骚动之秋》的第二部、第三部，渴望拉长镜头全面深入地透视中国的改革大业。那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就像一团熊熊的内火会把人的胸膛照亮，把人的生活和前方的路照亮。时过多年，这团内火还健在吗？
如果说三十年前许多观念、意识、思想、体制束缚了作家的思维和创造力，则今天那些观念、意识在哪儿？思想、体制在哪儿？我们的思维和创造力为什么依旧没有得到自由、酣畅地挥扬？
答：当然健在，只要我这个人健在这团火就会健在，这是没有疑问的。但随着生活的前进和眼界的拓展，那火应该变得更加明亮更加持久。比方原先我关注的更多的是改革自身，现在我关注的就要深入得多、广阔得多、长久得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过龙兵》也可以说是《骚动之秋》的续篇。
怨谁呢？如果说三十年前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禁区、雷区、陷阱、泥沼，限制了作家的脚步和想象力。则今天禁区、雷区在哪儿？陷阱、泥沼在哪儿？我们的脚步为什么还如此蹒跚？我们的想象力为什么还如此委糜？
问：你一定是读了不少书，从中外名著中吸取了不少营养，并在自己丰富的知识积累下才写出这部书来的。
可今天我们的《西游记》在哪儿？《静静的顿河》在哪儿？《斯巴达克思》在哪儿？《飘》和《奇异的蒙古马》在哪儿？
答：前面说到，除了一般的名著，近十多年来我特别研读了外国现代派和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至于知识积累，可以说《过龙兵》差不多把我几十年的库藏给掏空了。
一部《飘》反映的是南方奴隶主阶级在南北战争中的痛苦经历，却能够让北方的人们、世界的人们爱不释手；一部《奇异的蒙古马》写的是马，读者从中感受到的则是浓烈的民族、祖国、家乡的情怀。除了艺术的亲和力、感染力，还能有更好的解释吗？
问：我听说你在个人生活中过得很不轻松，很清苦，是一个苦行僧式的人物。
一部《斯巴达克思》写的是奴隶英雄，表达的却是人类平等、自由的祈愿，更加那超越阶级、社会、战争又与阶级、社会、战争命运相关的爱情纠葛，有谁能够不让读者去读，才是需要花费一点心思的哩！
答：不不，千万不能这么说。轻松不轻松、清苦不清苦要看愉快不愉快。我的生活还是蛮愉快的。至于创作上的辛苦，也应该算是愉快的一种。一个愉快的人，是无论如何不能与苦行僧划等号的。
一部《静静的顿河》尤其是第一部，写出了那样富有特色和魅力的生活和场景、人物和性格、爱情和搏杀，这样的作品如果不能征服读者，开创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作品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挂冠的先河，才是难以理喻的吧！
问：较之诗歌、散文、随笔、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更像是一艘航空母舰，它需要一个宏大、精巧、复杂的结构，《过龙兵》是怎样一种结构？
一部《西游记》从人间写到天上，从海底写到阴世，从凡人写到神仙，从佛祖写到妖魔，其想象之丰富形象之生动，可谓出神入化空前绝后。这样的作品如果不能飞进人们心灵，在人们心灵中萦绕缠绵，才是怪事呢！
答：结构的核心是人物关系及其主题思想的展开，三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纠葛，就是《过龙兵》的结构，如此而已。
力量！绝对重要的是力量！足以穿越尘埃和屏障的力量！足以打开人们心灵、飞进人们心灵的力量！足以在人们心灵中占据一席之地，乃至于成长、生发的力量！真正美的、纯粹和纯洁的、文学的力量，是理应无坚不摧和超越一切的啊！
问：你如何看待山东作家群体？它的优点和缺点？
更重要的还是翅膀呢？我们还有翅膀吗？如果还有，我们的翅膀还能够飞翔吗？还具有穿云破雾和翻越重重关隘，飞进人们心灵的力量吗？
答：对自己之外的作家我从不妄加评论。我希望山东作家有更大的胸怀、更高的眼界，不要陶醉于所谓的山东作家群云云。
电视、网络、广告、小报……铺天盖地、如潮似涌，占据了几乎所有时间和空间，文学面对的早已不是饥不择食的人群，而是相当挑剔和不信任的目光了；
人间传奇的魅力与生命体验
小圈子、小帮派、坐山为王、坐地分脏、党同伐异、枪打出头鸟……让人唯恐避之不及、逃之不能；
——答《齐鲁晚报》记者倪自放问
大史诗、大部头、大哲理、大境界、大新潮、大探索……让人一看脑袋就大，血压就要升高；
问：这部小说的名字叫《过龙兵》，你能说说其中特别的意蕴吗？
私人写作、沙龙写作、身体写作、奶头写作、下半身写作……纷至沓来、惊世骇俗；
答：过龙兵是胶东沿海的一大景观。许多年以前，每到春天，海上都会有大群鲸鱼经过，老百姓称之为过龙兵。那是鲸鱼洄游，是一种自然现象，但过龙兵的气势非常宏大，场面十分壮观，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就带上了神秘甚至于神圣的色彩。小说以此为题，除了展示海域特色之外，更多寓意的是生活的气象万千和浩渺磅礴。
金钱文学、马屁文学、时尚文学、垃圾文学、没有几个人看得懂的文学和根本算不上文学的文学……汗牛充栋、触目皆是；
问：《过龙兵》面世后，大家的普遍感觉是好看耐读。这样一部四十多万字的作品，很多人都是几天之内读完的。一位画家说，这是他多年来读完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有的人因为读得入迷忘记了下公共汽车，还有的人甚至于因此而导致痔疮复发。这种情形多年难得一见，个中奥秘在哪儿呢？
如此，答案只能到现实中找了。
答：小说的经典性集中体现在好看耐读上。一部长篇小说，如果不好读，或者读过之后品不出什么滋味来，就很难说得上成功。有人把小说的好读耐读说成是通俗和水平不高的一种标志，这实在是一种偏见或者悲哀。依我个人而言，好看耐读应该成为判断一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好坏优劣的首要标准。
马尔克斯同样荒唐，《百年孤独》中那些魔幻现实主义的描写，诡谲奇拔，如同天外之笔……
问：有人认定《过龙兵》是一部人间传奇，你怎么样看待这种评价？
但丁越发可笑，如果没有翅膀他的《神曲》岂不早就跌落凡尘，变成遭人唾弃的膺品。
答：人间传奇是一种很高的评价。不过应该强调的是，《过龙兵》不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或者一般性的人间传奇，而是当代现实生活中确确实实发生过并且正在发生的人间传奇。这样的人间传奇，更具有现实和历史的意义，也更具有文学的意义。
莎士比亚当然不会，《奥瑟罗》、《李尔王》、《罗米欧与朱丽叶》从十七世纪翱翔至今，天知道滋润了多少心灵。
问：考察近一二十年的中国长篇小说，我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很多被称为史诗的作品，都是以中国近几十年、上百年社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为着眼点的，比如土改、新中国成立、反右、文革等等，围绕这样一些大事件去写几个人或者几个家族的恩怨情仇。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样的史诗作品未免简单化了。现在有的评论家把《过龙兵》称为“源于生命深处的乡土史诗”，人民文学出版社则干脆将作品说成“一部地覆天翻、惊人魂魄的雄奇诗史”。你认为《过龙兵》与那些简单化了的史诗作品有哪些区别？
雨果没有可能，一部《巴黎圣母院》已经飞遍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
答：你说的这种情形的确存在，一段时间内，在文坛上甚至于形成了一股“主潮”，没有人能够逾越。《白鹿原》在这方面应该说有重大突破。《过龙兵》最初构思时，我寻找的就是一种更新更合适的路子，当时就搞得非常苦闷。一次登上济南南郊的龟山，面对无边的旷野和茂密的市区我问自己：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最重大最深刻的变化在哪儿？答案是人、人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五十年前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五十后大多成了受人尊敬的社会精英；而五十年前被视为神圣崇高的某些观念、行为、人物，五十年后却成了人所不齿的笑料。看一个社会表层的变化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能够真正反映社会本质的变化的还是要看人、人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与同类作品不同的是，《过龙兵》从一开始就避开了重大历史事件，而选择了从人和人性切入，着力于通过人性的细节构筑小说的情节、人物，构筑属于自己的宏大叙事和艺术世界。《过龙兵》中虽然也写到解放战争、文革、改革开放，但都是作为背景出现的，都是为小说中的人、人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演化创造条件和氛围的。你看，作者并没有刻意追求所谓的“史诗”，评论家和出版家们却从作品中读出了“史诗”和“诗史”。这不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吗？王蒙说：作家是吃人性这碗饭的。作家写的历史与历史学家写的历史不同，原因就在于作家是从人和人性切入，而历史学家则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切入。
那么是谁说过？总得应该有人说过才对呀！
问：从艺术上说，《过龙兵》与你过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比如《骚动之秋》《羊角号》《八仙东游记》等等。这是不是说明你的创作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毛泽东说过吗？他的“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和“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吞虹吐日、浪漫无边，又岂止是一只长了翅膀的鸟儿比拟得了的！
答：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先后涉猎过神话题材、古代历史题材、现实生活题材，尝试过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大写意等多种手法。《八仙东游记》是神话，纯浪漫主义；《骚动之秋》写农村变革，是纯现实主义；《羊角号》勾连古今，却因为现代派气味太重，以至于不少读者感到不解。在经过了这一切和有感于每部作品、每种手法留下的遗憾之余，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一部长篇小说应当和可能达到怎样一种境界？《过龙兵》可以说是这种思考的结晶。小说中既有严酷的现实生活描写也有崇高的理想主义闪光，既有浓烈的传奇色彩也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在艺术手法上也达到了融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大写意等于一体的境地。
曹雪芹说过吗？他的《红楼梦》起自于青梗峰下的一块顽石，了却于云游八荒的一个疯和尚，没有翅膀想得出来吗？
问：如果把你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骚动之秋》，与现在这部《过龙兵》加以对照，你会怎么说呢？
李白说过吗？他的《庐山谣》和《将进酒》骑鲸跨海、激越澎湃，当然不会。
答：《骚动之秋》是我五十岁前的代表性作品，《过龙兵》是我五十岁后的代表性作品；五十岁前是五十岁后的铺垫，五十岁后是五十岁前的继续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八仙东游记》《羊角号》《海猎》《岳飞》等是铺垫，《骚动之秋》也是铺垫。自然了，换一个说法会更恰当一些：《骚动之秋》是一棵大树，《过龙兵》则是一棵更大的树。
屈原说过吗？他的《离骚》、《九歌》经天纬地、汪洋恣肆，显然没有可能。
如果敞开来说，《过龙兵》也许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长篇。这当然不是说到此为止，不再有新的追求了，不，不是这样的。就总体而言，《过龙兵》所达到的水平和境界决不是轻易可以超越的。这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评论家说的，不是我说的。就我而言，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具备超越的雄心和能力。
至此，这句话好像成了我的发明。然而仔细想想禁不住好笑起来：谁、什么时候说过文学不是一只长翅膀的鸟儿？谁、什么时候说过文学不要或不应该飞进人的心灵里去？
问：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近一二十年在胶东这片土地上成长起一批很有影响的作家，除你之外，还有王润滋、张炜、矫健、衣向东等，这批作家用很多成功的作品反映了胶东的乡土生活。你怎样评价这一现象？
接下就是台北了。那是在走过大半个台湾岛，终于在台北落下脚儿，带着一团热热暖暖的亲情，与十几位台湾知名作家会聚一堂时。那天要求每个人都说几句话。我就说了那一句。说过，台湾老作家司马中原隔着大半个会议厅，扬着手臂喊过一句说：“好！赞成！”
答：其实不仅仅是这一二十年，胶东很早就有一批成功的作家，如老一辈的曲波、冯德英、峻青等。这些作家用自己的笔描写自己熟悉热爱的土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那里隐藏着他们最本真最深刻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是成就一部好作品的基本要素。说实话，创作最缺的不是好故事，而是最本真最深刻的生命体验。你看现在报纸上、网络上什么千奇百怪的事没有？那其中就不乏好故事。可单凭好故事是写不出好作品尤其是大作品来的。以新近上演的两部电影为例，《无极》故事玄而又玄、场面大而又大，但空洞乏味得要死；《千里走单骑》故事平平常常，作品中的情感和人性的展示却打动了不少人；这背后起作用的就是编导的生命体验。小说则更是如此。《老人与海》看起来没多少东西，读者为什么从中能够感受到心灵的震撼？海明威就是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拨动了亿万读者的生命琴弦的。同样的道理，《过龙兵》中如果没有融进我的最本真最深刻的生命体验，无论如何是写不到现在这个样子的。
第二次是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记者也是诗人。诗人听了说了一句颇具专业性的语言：太富有诗意了！
问：能否谈谈你下一步的打算？你还会把眼睛盯在农村题材上吗？
第一次说这个话是什么时间记不真切了，反正是在为一家报纸写的文章里。其间还引用了《逍遥游》里的一段名句：“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其名曰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文章发表，编辑打来电话说：“写得真好！”
答：完成《过龙兵》后，我的农村生活积累差不多掏光了，下一步要盯到城市了。十九岁离开农村，三十多年的部队、机关、文艺圈中的生活可以说是积累丰富、体验深刻。但生活和体验并不等同于作品，关键还是要找到一个独特的切入点和构思。而这是急不得的，需要一个学习和思考的过程。
的确，文学是一只长翅膀的鸟儿，要能够飞进人的心灵里去！
我不赞成简单地用农村题材、城市题材来划分作品。有的人一说农村题材似乎就是种地、打鱼，顶多再加上一个打工什么的。其实农村早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村，有的比城市还要城市化了；那里的人们，无论观念、眼界、工作、生活都早已超出了家门、村门甚至于国门。比如《过龙兵》写的是一个渔村，可从黄海之滨到天山草原、太平洋彼岸，从普通渔民到镇、县、市乃至中央级的大干部，从传统的渔耕生活到缤纷绚烂的都市景观纷至沓来，用一个农村题材如何概括得了？而这又是真真实实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说农村题材、城市题材不是挺可笑吗？何况决定一部作品能不能受到读者欢迎，能不能在文学史上留下印迹的并不是题材，而是作品的成就和影响。
文学是一只长翅膀的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