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使今天距离事件接近两个月，中英双方的军人再没有爆发冲突，但「共产党打算解放香港」的想法仍不时在我们心中冒出。港英政府在七月二十二日发布紧急法令，不单收藏武器火药违法，就连身处蔽有违禁品的场所的人、跟身怀武器者同行的人也会一同被起诉。持有具煽动性文章的单张，宣传反政府的海报一律犯法，而只要三个人聚集在一起，便会被视为非法集会。除了获北京直接支持、英国人不得不顾忌的大报外，好几家小规模的左派报馆被查对，报纸被勒令停刊，什么「法治精神」、「新闻自由」，这时候统统是屁话。
枪战发生数天后，不少人说英国人准备撤退了，撒手不管香港了。香港有大量英国人居住，如果真的爆发中英战争，他们要跑，员警便是确保他们顺利逃走的弃卒。那时候虽然大哥没提起我想申请当员警的事，但我知道他心里一直在说：「看，我早说过嘛。」
只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左派工人也用上极端手段，反英抗暴。
虽然我曾听说，香港的「租约」在三十年后的一九九七年才到期，但天晓得毛主席会不会叫解放军进攻香港，赶跑英国人。一九九七和一九六七，不过相差一个数字而已。
左派分子先用鱼炮和镪水做为武器，袭击警员，而当香港员警联同英军出动直升机突袭左派工人和斗委会的据点，拘捕工人领袖后，左派发动了炸弹袭击。近一个多月，满街都是真假炸弹，他们为了令员警疲于奔命，在街道上布置「真假菠萝阵」□。这些炸弹外表看起来差不多，就是一个铁盒或纸箱，但有些是混合金属碎片和泥土的假货，有些却是具杀人威力的真炸弹。这些炸弹不单放在政府机构门外，连电车站、巴士上，非左派的学校都被波及。□
「大陆要提早收回香港吗？」我记得，那天我在士多听收音机新闻时，何先生这样说过。
□菠萝：即凤梨，香港人对炸弹的俗称。
七月初，一群中国民众越境进入香港边境禁区沙头角中英街「支援」香港工人，集会抗议，驻守的香港员警开枪驱赶，不料这引来中国民兵还击，双方爆发激烈枪战。死守的警员弹尽被困，在英军派兵增援时，已有五名员察殉职。
□一九六七年香港骚乱期间，警方共发现八千三百五十二个懊鞑爆炸品，其中一千四百二十个是真炸弹。
工人和老板之间的不和，在一个月之内，上升至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国家级纷扰。获北京支持的香港左派工人成立简称「斗委会」的「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发动群众包围港督府，指责政府是法西斯，残害香港的民众，以独裁手段逼迫左派分子；香港政府却摆出丝毫不让的态度，派警员镇压示威骚乱，出动能泪弹驱散群众，动用武力拘捕「刁民」，为了抗议，工人们发起罢工罢市，左派学校罢课，不少市民警应，而政府以宵禁还击，香港岛自二十年前的二次大战后再次实施宵禁。
只要你走在街上，便有可能被炸死炸伤，我本来挺同情工人的，可是，如今我实在无法认同他们，左派说，这是「以暴易暴」，是「必要之恶」，要对付英国人，一点牺牲是值得的。
之后情况便失控了。
我实在无法理解，伤害自己应该保护的人，有什么「值得」。
□木弹：防暴武器的一种。六○年代香港防暴队配备一种由催泪弹发射器改装成的「警棒枪」，能发射直径三点五公分、长一一十二公分、重约二百克的木制「小警棒」（木弹）。木强攫到地面后会以不规则的方向反弹，但高度不到一公尺，所以只会击中暴徒的双腿，并不致命。
我们是人，不是蚂蚁。
现在回想，事情的开端不过是几件小事。四月时，九龙新蒲岗有一间工厂发生劳资纠纷，雇主订定一些苛刻的规定，像是不允许工人请假等等，于是工人提出反对，双方谈不拢，雇主更找借口解雇代表劳方谈判的工人，结果变成工潮。部分工人集会声讨无良雇主，阻碍工厂运作，警方奉召清场，工潮变成暴动，工人以石头和破璃瓶子袭击员警防暴队，警队便以木弹□还击。政府宣布东九龙实行宵禁，而香港各大工会组织加入战斗，趁着中园大陆的革命狂热，跟港英政府对立，原本一桩简单的劳资纠纷，急遽演变成政治斗争。
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氛围下，我们只能消极地祈求自身安全。
我没想到，大哥竟然说中了。
大哥因为工作关系，尤其令我担心。他是一位经纪，替相熟的公司搭线，赚取佣金。他没有固定收入，不走运时只能靠我替房东打工的微薄薪金蝴口。不过一旦谈得成生意，便跟我上茶楼，还要上三楼，真奢侈固。为了找客户，他每天跑遍香港九龙，所以他遇上示威衡突和炸弹的机会比我大得多。我跟他说要小心一点，他总会回答：「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怕死的话便赚不了钱，赚不到钱，咱们便会饿死。横竖都要死，还怕什么？人要冒险，才能得到世间财嘛！」
□好仔不当差：「当差「是「任职员警」的俗语。香港以前普遍认为，员警不是良好职业。
虽然我不像大哥那梭子，要来往港九各区，但有时也要替何先生送货收货，离开店子。为了察觉危险，我已习惯眼观四处，打醒十二分精神，每天走在街上时，都会留意附近有没有可疑的人物或物件，左派分子通常会在炸弹放置位置贴上反政府的标语或口号，就像新春在大门贴春联似的，左联「红烧白皮猪」，右联「生炒黄皮狗」，横批「同胞勿近」，不过用的是白纸，我可能该说「像灵堂的挽对」才贴切吧，「白皮猪」指英国人，而「黄皮狗」便是「为虎作伥」的华人员警。我想，对左派支持者来说，甘愿替英国人卖命的中国人跟日本侵华时期的汉奸无异，都是背弃了民族大义的卖国贼。
其实每天读报，在招聘广告中找合适的工作时，我总会想到一条出路。我可以去考员警。虽然俗语说「好仔不当差」□，但既可以打抱不平，教流氓忌惮惮三分，又有稳定收入，婚后更提供宿舍，员警这职业不是相当理想吗？有人说当警员要被英国人上司颐指气使，然而，即便我在中环当个文员，搞不好大老板也是洋人，什么民族志气，在这个社会上根本是空谈。可是，大哥一直不赞成我去考员警，他说员警命贱，政府出钱买的是死士、是肉盾，警员不过是英国人高官的保镖，万一港英政府遇上什么风波，员警只是可以放弃的棋子。
而华人警员似乎比洋警官更愤怒，更痛恨这些左派。
何先生常常说，年轻人要有大志，别打算一辈子当工人，或者在小店打零工，我很清楚这事实，大哥也有叮嘱我，有空要多进修、多翻字典学好英文，将来便能出入头地。有时美国水兵来土多买汽水啤酒，我也会试着跟他们用英语交谈，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见过不只一次，员警铁腕对付市民。
□包租公、包租婆：粤语中对男房东和女房东的别称。
在这个非常时期，一般大众都知道凡事小心，不要惹祸。如果被员警盘问，千万别出言顶撞，因为一个不留神，被对方盯上，下场便是被抓进监牢。「五月风暴」发生前，员警已有不少特权，像何先生的货物稍稍占用了大街的路面，便会被员警发告票，不过如果事前有打点一下，付一些「茶钱」给巡逻警员，这些小问题便能私下解决。然而，暴动发生后，员警有权拘捕「可疑分子」，「妨碍警务人员办公」、「拒捕」、「参与骚乱」、「非法集会」等等，都是单凭警员一面之词便能定罪的指控。
房东姓何名禧，大约五十多六十岁，跟老婆在湾仔春园街经营一间叫「何礼记」的小士多，何太太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事实上，如果不是每天看到招牌上那三个斗大的字，我也很可能忘掉何先生的全名，毕竟我只称呼他们做何先生和何太太，或是「包租公」和「包租婆」』□。士多在一栋四层高房子的一楼，二楼是何先生的住所，因为他们的子女已迁出多年：两夫妇便把偌大的寓所弄成几间板间房：出租给我们这种单身的年轻人。虽然房间「冬寒夏暑」，蚊虫又多，厕所和厨房共用，早上大伙儿都争先恐后，不过看在便宜的租金分上，我毫无怨言，甚至自问比他人幸运百倍。房东何先生和何太太人很好，从不催缴欠租，逢时按节更会请我们吃饭，即使外表看不出来，我猜想何先生其实有点稹蓄，不愁衣食，他每天开店闭店只是习惯，并不在意店子赚蚀。
想不到，以「莫须有」入罪，会在今天的香港社会出现。
□士多：主要贩卖零食、饮料、杂货的小商店，译音自英文「Store」。
在湾仔春园街，我经常遇到两位巡警，一位的编号是六六六三，另一位的编号是四四四七。他们的号码有够碰巧的，我暗中称他们做「阿三」和「阿七」，看样子阿三年纪比阿七大，大概是阿七的前辈。上个月我看到有人派发反政府传单，好巧不巧被阿三和阿七连到。阿三不由分说，左手抓住那人的手臂，右手便赏对方两三记警棍，打得对方头破血流。我清楚看到「犯人」没有反抗，阿三犯不着下重手，不过这时候无人愿意为那人作证——你敢开声，便会被当成同党，一同落难。
我父母死得早，结果中学没念完便得找工作，这几年间打遇不少短工，可是自从五月那场「风暴」爆发后，工作便更难找。所有工会都呼吁罢工，抗争，即使我想在工厂找份普通的工作，也遇上重重困难。这阵子，我只能在房东的士多□替他顾顾店，或者当当跑腿赚点零用。
□香港六○年代的茶楼，楼层愈高，茶价和食品愈卖，有「有镂楼上楼，无钱地下蹲」的俗谚。
□吴聚财、周日清：「吴聚财」粤语谐音音「唔众财」即是「无法累计财富」，「周日清」戏谑「每天都清袋（花光口袋里的钱）」。
虽然阿七从不插手阻止前辈，但我知道他比阿三正直，他们两人经常在巡逻时到何先生的士多买汽水解渴，阿三不会付钱——何先生说过这点小钱不必计较—但阿七每次都付足款项。我有次跟阿七说，老板说不付也可以，没想到他回答：「我不付，你的老板收入减少，万一令你失业，你沦为罪犯，我的工作便更多了。」
□难兄难弟：一九六○年香港喜剧电影，霹演为秦剑，其后多次重拍及改编成电视剧。
他的语气跟大哥有点相像。
□板间房：香港的高楼空间大，五十年代起不少户主利用木板将空间分隔出一个个小房间出租，这些房间称为板简房。
街坊们都知道阿七是个好员警，只是办事有点过于死板，对前辈的命令言听计从。看到阿七，我便会想员警似乎是个不错的工作，当然，那是在暴动爆发之前的事。在今天这个风头火势，选择当员警相当不智，英国人一走，「黄皮狗」便成为被批斗的对象，阿三和阿七大概要挂上木牌游街示众，清算「罪行」。
大哥比我大三岁，但跟我没有血缘关系，我们只是相识多年，现在住在同一间板间房□的「难兄难弟」□，对，就像几年前胡枫和谢贤主演的那部电影《难兄难弟》，两个穷光蛋在社会上努力挣两餐而已，那电影里，两位主角分别叫「吴聚财」和「周日清」，谐谵他们穷得要命□，每天也要想方法骗饭吃，我们两兄弟虽然不至于那么潦倒，但除了勉强有个住处、每天有清茶淡饭充饥，也没能贮上半分镘。
不过，闻说因为暴动，警队招聘的门槛降低不少。有些华籍警员受到左派感召，不屑跟「法西斯」英国人为伍，自行离职不干；也有一些人担心遇上类似沙头角枪战的事件，或是在暴动中被暴徒所杀，于是向上级请辞。何先生在湾仔住了很久，跟一些警长相熟，从他们口中知道，这几个月来所有警员取消休假，二十四小时候命，在家一收到电话便要出动，而除了本来的工作外，还要到防暴队值班。政府为了稳定军心，员警加薪百分之三十，还调高加班费，甚至提供免费伙食。何先生说负责分发薪水给下属的医长的公事包里，有时会有一叠叠厚厚的钞票哩。
他说得对。
政府以金钱利诱员警留下，其实左派也差不多。
每次我跟大哥提起社会议题，他都会笑着说：「你连工作都没有着落，那些大道理你管得着吗？」
工人罢工，失去收入，没饭吃自然没能力谈什么「斗争」，工会领袖会接济罢工工人，每月发放津贴，付一、两百元给他们，让他们去示威集会□，我不知道为什么工会有这么多钱，有人说是中国政府暗地里拨下的「革命」资金，我只知道，这场对抗并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之争，还牵涉到不少金钱利益，可能这就是现实。
或许我想太多了，毕竟我只是个二十岁不到的小伙子，这些深奥的道理，我管不着，也没有能力去管。
□六○年代，一般工人的月薪大约是二百港元。
真可笑哩。
罢工工人获得资助的情报，是我亲耳听来的——跟我和大哥为郊、住在何先生的板间房的，正好有两位左派分子。何先生租出了三间板关房，一间住了我和大哥，旁边一闻住了一位元叫杜自强的记者，另一问的租客叫苏松，是一位纺织业工人。
也许，我们只能祈求自身的平安，生存变成活着的唯一理由，唯一的目的。
苏先生在五月尾响应工会号召罢工，旋即便被老板解雇，虽然他失去工作，但他仍有付租金给何先生，我好奇一问，他告诉我「工会领导」有给他薪水，另外完成特别任务更有酬劳，他劝告我加入他们的行列，同心合力推翻英国人的统治，说现在是难得的机会，革命成功的话，我们这些「思想纯正」、「及时区分敌友」的同志便能担当领导工作。我没有明言拒绝，只说我要跟大哥商量一下，再作打算。我猜如果我婉拒他的要求，他可能会把我当成「反动分子」，将来有什么后果我真的谈不上来。
而这界线逐渐模糊，我们渐渐分不清到底什么是理智，什么是疯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罪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相比起态度强硬、满腔热血的苏先生，杜自强反而像是个「逼上梁山」的左派，杜先生本来在报馆工作，负责经济新闻，可是因为他工作的报社是被政府查对的左派报社之一，他无辜地被牵连，失去工作。无奈之下他只好加入斗争，一来工会接济可以解决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二来斗争成功，报馆重开，他便能再次受雇。他跟我说这些时一脸愁容：我想就连他自己也不认为政府会让步，报纸会复刊。
伫立于疯狂与理性界线上的模样。
这个时代就是如此吊诡。我每天担心着大哥和自己会被炸弹炸死、治安日坏、政府倒台、社会瘫痪、城市陷入战争，而我每天却装作若无其事地替房东顾店，跟代表「造反派」的邻居道早安，卖汽水给代表「法西斯」的警员。电台播音员大骂左派为祸社会、破坏安宁，亲中的报纸社论痛斥港英军警「疯狂迫害」爱国组织。双方都自命正义，而我们这群民众束手无策，在强权和暴力下任人宰割。
四个月前，我完全没想过，我们这个城市今天会是如此模样。
在八月十七号之前，我以为自己会继续这种无奈的生活，直至暴动平息，或是英国人撤走。
我不知道，香港为什么变成这样子。
我没想到，我偶然听到的一句话，令我卷进漩涡，置身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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