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他增派人手将那里控制起来。另一方面他命令立刻调查那房子的来龙去脉。很快就有了结果:房子的主人是当地一个很吃得开的混混。那家伙颇有几套房产,全是放高利贷弄到手的。当天夜里,他就被秘密“请”到了情报处的审讯室。一个混混哪里见过如此场面,当时就尿了裤子。可谓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事情很简单,刺杀案发生的前两天,“白发老者”租下这所房子。租期一个月,租金当场交清。
连这样的细节都是寺尾亲自制定的。首先,调查者的真实身份是绝对不能暴露的。寺尾明白,在这片土地上,绝大多数人深深地仇恨着他们。一旦得知真相,恐怕很难会有什么线索。第二,他发现中国人的心都很软。一个令人同情的理由往往会比丰厚的赏金更有效。果然,没费多少劲,他们竟然从几个妇女的口中找到了“白发老者”的落脚点——一座带阁楼的,独门独院的宅子。然而,小院的大门却被一把大锁牢牢地锁着。
寺尾端详着地图。很显然,刺杀组本来的居住地离这里比较远。选择这样的临时落脚点可以事先分批将武器藏到此处。刺杀完成之后,又可以把武器临时贮藏于此,待风声过后,再悄悄取走。两个黄包车夫都曾说过“白发老者”随身携带着一个不大的皮箱。看来,很有可能,就在“白发老者”换车的某个地点,刺杀组碰了一次头。皮箱虽然不大,但装几只驳壳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寺尾相信,皮箱和里面的枪支一定还在那房子里,而且他还相信,那些人一定还会回来取枪的。
还是那一套:一位上了年纪的亲戚,第一次来到上海,迷了路……
还有一个细节,引起了寺尾的兴趣。第二个黄包车夫说,“白发老者”在付车钱的时候,几乎掏遍了全身却还是差了车夫几个铜板。接着他联想起第一个车夫说过,为了催促车夫快些,“白发老者”许诺多付车费,而后来却出尔反尔,一个铜板也没有多付。
仅仅过了一天,就有一个黄包车夫认出了这位乘客。顺着这条线索,特务们一路查下去,结果却发现绕了一个大圈。“白发老者”下车的地点其实离“Y”字路口并不远。那是一片临近黄浦江畔的居民区,街道曲折复杂。居民大多数是世代生活于此的本埠人。黄包车夫坚定地指认了其中的一条弄堂。“白发老者”下车后,步行进入了其中。
经费,他们的经费紧张之极。
正如余悦石所分析的那样,寺尾谦一的目光这两天暂时地离开了躺在益民医院里的赵丰年。这不仅仅是因为赵丰年的身体太过虚弱,根本无法审讯。更重要的是,追踪“白发老者”的一队人马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正如他判断的那样,“白发老者”的去向不是向南,而是向北。
转眼间,三天的时间过去了。房子门上的大锁仍然没有被人打开。一切都是那么的风平浪静。寺尾不急,他有的是耐心。
“应该说,短时间内,敌人还不会这么做。一旦有变化,我的那个内线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的。”
这时他办公桌上的几部电话的其中之一叮铃铃地响了起来。那是一部通往益民医院的专线电话。驻守在那里的一个特务小队就是由他直接控制的。
“就是时间太紧了,万一这两天敌人把老赵转移,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什么?有人闹事。你们难道都是木偶吗?!……一个士官……岂有此理!拦住他,佐藤队长很快就会过去。”
“是啊,这样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余悦石赞同地说道。“让我们再想想,还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他放下电话,摁下桌上的一个按钮。佐藤推门而入。
“出于斗争需要,我自己也学了一些简单的日语。但是我知道,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两天,我会带着‘士官’多去一些日本军人经常活动的地方。我们会仔细地观察这些人的气质,习惯的、说话的口气。另外,我之所以把他的身份确定为士官,就是因为住在益民医院里的鬼子全部是士兵。在日军内部,士兵见到士官只有敬礼的资格。”
“有一个士官在益民医院里惹事,要求住四层的病房。你去一趟,看看是哪个部队的。”
“那么语言这一关,你们怎么过?”过了一会余悦石问道。
一个小时之后,佐藤回来了。他报告说当他赶到时,那个士官已经走了。
看到秦铮下了最后的决心,余悦石也没有再说什么。
寺尾听了也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任何计划都不是完美的。况且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就这么定了吧。”
包括守在益民医院四层的特务们也把发生在下午的“士官闹事”当成了一场虚惊。
秦铮沉默了。他知道这是计划中唯一薄弱的环节。无论经验还是应变能力,何四海都无法和廖言和路家兴相比。但是,直觉告诉他参加行动的五个人之中却只有何四海能够胜任这个角色。他的彪悍,他的霸气才是最主要的。
下午四点钟左右,医院里出现了一个沉默的士官。这是一个日军中少见的大个子,身穿着一套肮脏的军服。一条绷带斜斜地缠过他的脑袋,把他的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包括大半个脸包了个严严实实。从绷带的灰蒙蒙颜色以及上面已经变成褐色的斑斑血迹上可以看出,他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换过药了。尽管如此,可是他的着装却非常整齐。衣领扣得死死的,腰带扎得紧紧的;连绑腿都打得一丝不苟。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浓重的硝烟的味道。当他默不作声地巡视着每一间病房的时候。所有的日本兵都把他看成了一位刚刚从前线撤下来的老兵。只要能站起来的,都纷纷向他敬礼。可这位士官,既不还礼也不说话,只是看看就快步走向下一间病房。
“但是,你必须保证‘士官’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否则这个计划就毫无价值。”
最后,他找到了值班医生,用生硬的中国话要求得到一间单人病房。值班医生说第一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单人病房,第二,日军士兵住院必须由该部队的医务官出面……
当天晚上,秦铮和余悦石碰了个头。秦铮把他的计划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两个人又一起把每一个步骤推敲了一遍。最后,余悦石说我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方案了。
士官没有听完他对手续的解释就一把抓住他拖出了办公室。医生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就被他拖上三层。士官指了指站在四层的特务,愤怒地瞪着医生。医生说这一层是你们军方征用的,跟医院没有关系的呀……士官毫不理会,拖着医生上了楼。两个特务犹豫了一下还是挡住了他们。
关键的问题在何四海这里。
“八嘎!”士官被激怒了。他放开医生,当胸一拳将一个特务打了一个趔趄。
看看左右没人,秦铮悄悄地摸上四层。墙壁在这里有了一个弧度。秦铮计算着脚下的台阶数目。他觉得差不多了,就停住脚步。他把身体贴在墙上,慢慢探出头去。他看到了那道铁栅栏门。也看到缠在门上的铁链。的确,正如余悦石所说,铁链并不粗,一把大剪是可以解决的。
大部分人都被惊动了,不大的楼梯口挤满了日本伤兵。这时从三层紧邻楼梯的房间里出来了几个特务。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家伙快步跨上四层对着士官用日语说:“请原谅,的确是军方征用了四层。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日本军人也不能上去。这是上峰的命令。”
他边走边琢磨,不知不觉来到三层的尽头。秦铮发现,这楼道真是曲折,他已经拐了三次弯。这时他已经站在通往二层和通向四层的平台上。
说着他把盖着章,写满日文的手令双手递给了士官。士官看了看扔还给他。却转头用日语对着下面的伤兵喊道:“上面的房间空着,可下面却挤得要死。这是为什么?军人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
“行动小组是不是可以省去携带枪支的过程?当然,子弹还是要多准备一些。”他暗暗思忖着。“不,为了保证行动顺利,必须还要准备一支火力强大的武器。余悦石说过,他能搞到一只汤姆逊冲锋枪。住在下面的伤兵虽然没有武器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他的话,点燃了聚集在普通士兵胸中的愤懑。他们大声叫骂着,有的还举起拐杖表示着对士官的支持。
他接着向楼上走去。到达三层之后,他看到四层的楼梯口站着一个背着驳壳枪的特务。他明白,老赵就在上面。他没有往上走,开始在三层转悠。一路上他又看到两个背着驳壳枪的特务从厕所出来。他用眼角扫了一下他们的武器。可以肯定,特务们使用的全是可以连发的快慢机。
眼镜对另一个特务使了一个眼色。看到那个特务领会了他的意思,溜回房间。他才又陪上笑脸,低声下气地恳求士官谅解。
在卫生间里,秦铮换上了白大褂,戴上了一副口罩。所以当他在各层楼道中穿行的时候没有受到那些拄着拐杖、包着头脸的日本兵的纠缠。秦铮忽然发现,住在这里的伤兵几乎全是士兵。他甚至连一名士官都没有发现。他立即反应过来,由于日军内部等级森严。士官以上的军人可能都被陆军医院收治。显然,日本人是信不过中国医生的。也就在这时,行动计划的雏形已经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
“八嘎!”过了有十分钟士官对着眼镜狠狠地骂了一句,才转身离开了。
那天和黄玉明,余悦石分手之后。秦铮回到诊所立刻召集了他小组里仅有的三个成员,布置了任务。下午,他独自一人来到了这家医院。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眼下,这里竟然住满了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是日本伤兵。其实他早该想到,连年的战事,导致大量无家可归的难民涌入上海。瘟疫,疾病肆虐横生。当下的上海又有哪一家医院不是人满为患。此外,日军在武汉会战和华南的几场战役中虽说占了些地盘可也损失惨重。各地的陆军医院已经无法承受越来越多的伤兵。因此许多医院的中国患者经常被这些侵略者粗暴地赶走。日本伤兵欺负中国患者,调戏护士的一幕又一幕在很多医院里都在上演着。
秦铮躲在人群的后面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正如他所预料,面对这样一个日本士官。特务们是非常顾忌的。
益民医院的前身是一座教会医院。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被一位华人富商买下,成了一家私立医院。秦铮记得这家医院的生意一直不太好。虽说上海早已跻身远东的都市之首,但大部分中国人还是觉得中医中药可靠。而且这里医术平平可诊费却一点也不平平。所以用“门庭冷落”这个词形容这里的生意就毫不为过。
即使士官离开,伤兵们也没有罢休的意思。越来越多的人聚在楼梯口。叫骂声也逐渐统一成整齐的声浪,直到那个叫佐藤的军官出现,众人才在他的训斥下散去。
十几年以前,当益民医院的主楼刚刚竣工的时候,生活在附近的人们禁不住产生了这样的疑惑:怎么这楼刚盖好,看上去就半新不旧的。没有人告诉他们,高高的尖顶、晦暗的外表、以及色彩缤纷的玻璃窗正是来自西方的哥特式建筑的特点。除此之外,建筑内部九曲回折的走廊,莫名其妙的过道和楼梯也很好地营造出宗教的神秘主义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