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宁绍的孩子们是吃越南粮食长大的，如今他们都成才了，那么应该对越南很有感情吧？你说得太对了，太特么有感情了，感情深厚到给新成立的东岸越南公司贡献了数百名干部，打算来“帮助”越南发展了。
台湾银行对越南市场也非常感兴趣。早些年与荷兰人合作，贩卖铜钱到越南，获利不菲。后来自己操刀子上（荷兰人你看啥，那眼神是不开心么……），大肆采购东京生丝发回本土，有力支援了本土的丝织业。当然我们也不能忘了越南的粮食，宁绍人多地少，商业繁盛，粮食产量很低，几十年来一直进口粮食，越南就是重要来源地。
东岸越南公司成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着手开发鸿基-锦谱一线的超大煤田，作为打响该公司业绩的第一炮。宗义伦此行就是为了解决这么一件大事，不过不是为了煤田开采的事情，那个已经解决了，台湾银行出面帮游说，走了定南王的门路，以八千条步枪的代价轻易拿下——越南目前没蒸汽机，对煤炭的作用认识有限。
郑根这个人，还是有那么一点国际视野的。这几年身体不好，多数时间在养病，但每逢重要外商来访，他总会抽出时间来见面。比如曾经帮郑家打过仗的老朋友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远东海域新霸主东岸共和国的代表——那就是台湾银行了。
宗义伦等人经东京河前往升龙府，主要是为了交涉开采煤矿的另外一部分，即修建鸿基、锦谱两个深水码头，外运煤炭的事情。还好，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定南王身体不好，做主的是他的儿子，东岸人奉上了大批精美的礼物，同时还有整整几箱子的银条，事情就搞定了。
对了，这里的越南指的是北越。更准确地说，是名义上全越南之主，实际上只统治着越南北方的黎裕宗治下的越南。当然，黎裕宗也只是个傀儡，真正做主的是权臣定南王郑根。
两个码头的年租金加起来共一万圆，外加煤田租金四万圆，每年的租费成本控制在五万圆以内——可以理解，毕竟这里面涉及到土地所有权以及移民安置、迁移成本，东岸越南公司还是讲道理的。合同一签便是五十年，前十年的租金在合同签署时当场支付，后续租金在十年内分期支付，算是一种优惠了。
越南人现在对这些来自外国的商船也非常上心。不，不应该说现在，应该是很多年前就开始上心了，不然也不会持续那么多年的贸易。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在海防港建成后，贸易量上了一个新台阶，并给越南人带来了相当的甜头，这使得他们愈发不能离开这种国际贸易了。
好吧，东岸越南公司草创，注册资本不过二十万圆（关键是还没有全部到账……），他们肯定是拿不出太多钱的。前期要走门路打点，后面还要采购设备，雇佣人员，建设码头和道路，仓库、货场、办公楼什么的也要花钱，二十万不知道还够不够呢。真正替他们付了这笔钱的，其实是台湾银行旗下的台湾投资公司，并以此折算入股，成了东岸越南公司的股东。此外，他们还打通人脉关系，帮助越南公司在宁绍发行了二十万圆的债券，年息5%，30年期，真的非常够意思了。
廉梧开拓队在这里设了个海防商站，呃，是正常型制的，不是架着大炮的那种。商站是典型东岸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风格的结合，更准确点说，仓库是现代样式的，住人和经营的地方是传统样式的，目前大概有四五十人在维持运转吧，就在海防城外——海防城稍稍有点小，不但各国商站都建在外面，就连很多其他民用设施都是如此。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与东岸日本公司、东岸朝鲜公司相比，作为后辈的东岸越南公司着实弱鸡得可以。注册资本少，人才匮乏，也没太多的关系门路，商场萌新一个，以至于不得不拉拢台湾银行这种商业巨擘一起开发，分享越南市场的利润。要知道，台湾银行在朝鲜、日本的业务这些年来一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主要原因就是朝鲜公司和日本公司的强势，他们有钱、有人，甚至还有队伍，虽然规模、资本都不如你台湾银行，但手上有着中央政府颁发的垄断贸易牌照，在自家那一亩三分地上还是能与台湾银行斗上一斗的，并且还占了上风，维护了自己的利益。
东京河是一条非常繁忙的河流。因为直通升龙府的缘故，这条河一直是北越内地采购物资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内陆的生丝、粮食、木材等特产商品输出的交通动脉，海防城因此而繁华，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那么，东岸越南公司到底有没有牌照呢？答案是有的，但也仅限于所有东岸共和国的商人、企业不能与他们竞争，坐视他们垄断罢了。这其实是没意义的，因为越南这个国家的贸易对象很多，并不止东岸一个，这个垄断牌照价值不大。说白了，这就是一个收门票的机器，让那些有志于越南贸易的东岸企业或个人，到他们这里来缴纳一笔费用，成为该公司的一级、二级代理人罢了，这在东岸本土俗称“挂靠”。
或许有人会说，生活在东南亚的中国人更多，比日本人多得多。这话不假，国家情报总局也有专门的队伍在联系这些人，但宗义伦本身是日本人，还是个前大名，有那么点身份，你不让他联系日本人联系谁？
所以啊，东岸越南公司的处境非常一般，不得不联合台湾银行一起赚钱，分享利益。更何况台湾银行比较上道，不但把自己做了多年的“假钱”业务（给越南铸造铜钱）合并了进来，还帮着张罗发债，可谓仁至义尽了。
当然东岸人也不在乎他们与故土的联系，他们所关注的，其实就是这些人存在的本身。即你们生活在这里，隐隐受当地人排斥，那么是否可以为东岸政府所用，将来一旦有事，也好有个抓手。
当然就台湾银行而言，比较看好东岸越南公司未来的发展。铸币这个业务就当是新公司成立的礼物了（况且也有荷兰人的竞争，越南政府也在尝试自铸），主要是交个朋友，未来一旦发展起来了，也是自己的一大盟友。做生意，光想着抢钱是不行的，多交朋友，多拉关系，做到位了，都不用你去抢，钱就自动往你怀里钻，神奇得很。
拜德川幕府所赐，从上个世纪以来，就不断有数量庞大的日本人出海，定居东南亚的越南、泰国、马来亚等地。他们是被幕府抛弃的可怜人，但与故土之间始终没有完全切割，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台湾银行在福建、广东做的就是这般生意经。看看福建郑氏在台湾岛的攻城略地吧，荷兰人被打得节节败退，但自身伤亡也很大，军费更是花了一大堆，结果最大的利润给谁拿走了？台湾建筑公司总包战后建设，台湾贸易公司签订特产商品的长期包购协议，所付出的代价，无非是台湾银行提供的部分贷款罢了——注意哦，是贷款，要还本息的——另外牵线搭桥帮买一批比市价稍低一点的军火，人家郑克臧就对你感恩戴德，好感度直线上升，有比这更好的生意么？
宗义伦身后还跟着二十多人，都是原对马藩的老人，被东岸朝鲜公司从大牢里救了出来，然后辗转数千里，来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治下的马六甲城定居，从事各种活动。宗义伦现在明面上的身份是某家商会的采购代表，但私底下则是华夏东岸共和国国家情报总局的一名探员，负责在越南从事地下活动，主要以接触流落当地的日裔居民为主。
至于他们在文莱、吕宋等地的投资就不多说了，都是先“吃亏”帮你办得妥妥帖帖，交朋友，不挣钱，吧啦吧啦，到最后一看，挣钱最多的就是他们。投资哲学，是一门很大的学问，邵氏家族（合计拥有12.5%的股份）掌控的这艘商业巨舰，目前看来势头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座位于东京河口附近的贸易城市近些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典型的就是人变多了，商铺变多了，垃圾也变多了——宗义伦刚刚不小心踩了一块西瓜皮，差点摔倒。
宗义伦马上就要以国家情报总局探员的身份加入东岸越南公司，成为一名中层干部。他也与台湾银行打交道好几年了，对这家企业的认识比较深刻，对于其深度参与越南市场的开发，更是深表赞同。别的不谈，接下来去南越会安那边与人打交道，没有该公司的襄助，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虽然那边的日本后裔居民非常多。
1708年12月31日，越南海防港。
南北越，都要打交道，都要吃下。而终极目标，则是独霸越南贸易市场，让那些乱七八糟的外国商人，乖乖到东岸越南公司旗下，按着节奏跳舞。宗义伦很珍惜这次的机会，没有机会，没有平台，空有一腔抱负，也只能徒唤奈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