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就不瞒您了，确实发生了绑架案，估计今晚就会对外公布。在那之前，还请您务必保密。”
“啊，原来如此。”昌夫虽然一直很注意保密，但他早就预料到，有些刑警出于调查的需要，会透露部分事实。
“嗯嗯，明白，我对我老婆都没说。一听说是绑架，我心里就不好受，想着能不能帮点儿什么忙，这些天一直在拼命回忆。可是终究只见过那人一面……”保安一脸同情地说着。
“啊，我知道这件事还没对外公开。其实昨天那位刑警来的时候，我也问过他：‘这些天来了好几位警察找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跟我说：‘不要跟别人讲啊。有小孩儿被绑架了，交赎金的地方就是这里的停车场。’我听了大吃一惊。”
昌夫从口袋里取出宇野宽治的照片给他看了看。
听他这么一问，昌夫反而缄默了。
“跟这个人有相似之处吗？”
“这个嘛……警察先生，我当时只不过多看了他几眼。说起来，孩子回家了吗？”
“哎，怎么说呢？昨天我也跟那位刑警说了，我只是远远地看了看那人。”
“反反复复的，打扰您了。您后来又想起来什么了吗？比如那个人的长相、表情或穿着之类的，什么都行。”
“是嘛。那么，这里的停车场在比赛过程中有人进出吗？”
“啊，我就是。昨天浅草警署的刑警来过，问了不少事。”
“比赛中间很少有人来，那天晚上也是，正好是第一场比赛的时间，基本上没什么人进出。”
“我来调查点儿事情，请问井出先生在吗？”
“还有谁在那里？”
“您辛苦了。这几天够受的吧？”保安很客气地说。
“这话怎么说？”
“您好，我是警视厅的。”
“我们正在寻找其他的目击者。”
从门缝向里面望去，见售票处旁边有一间警卫室，屋里似乎有人影在晃动。昌夫大声喊道：“有人在吗？”一名头发花白的保安从门里朝外看了看，见到昌夫，便戴上帽子迅速走出来。
见昌夫紧追不放，老保安沉思了片刻，又说：“如果这么说起来，那天晚上，伤残军人流浪汉应该在吧？”
到了东京体育场，见入口处铁门紧闭，四周空荡荡的。虽然今晚将在这里举办猎户座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但上午还没有什么人来。照明灯的铁塔高高耸立，头顶的蓝天有老鹰在翱翔。
“伤残军人？”
侦查总部里弥漫着焦虑的气氛，堀江发出的檄文应者寥寥，有的刑警已经不参加会议了。大场扬言：“一看见堀江的脸，就想揍他。”还公然在会议时间跑到食堂吃晚饭。侦查总部的组织调整势在必行。昌夫甚至想提议：考虑到被害人家属的心情，警方应该派人前去道歉。但这又有什么用呢？
“嗯。每逢有比赛的日子，他就会不知打哪儿冒出来，追着来看比赛的人讨钱。我们一般会把这类厚脸皮的家伙撵出去。不过，有时候他天天来，我们偶尔嫌麻烦，不去理他。那天晚上，他应该在这里。”
结果警方逮捕了一大堆与绑架案无关的“妨碍执行公务”嫌疑人，却始终没能找到那个戴手套的年轻人。令昌夫大吃一惊的是，战争已经结束了十八年之久，东京竟然还有这么多藏污纳垢、宛如魔窟的地方。这也说明，战败以来一直被驻日盟军司令部压制的日本警察体系远远没有恢复职能。
东京街头徘徊着许多伤残军人，大多是在战争中失去肢体的士兵，常常蹲在路边向行人乞讨。
警方立即动员超过百名警员的队伍，开始对千束町一带进行搜查。然而千束町一带过去曾是有名的烟花柳巷，如今密密麻麻地分布着众多土耳其浴室。担心警察前来突击检查的浴室老板和当地的混混们为了给那些在土耳其浴室里工作的未成年女孩争取逃跑时间，在街道上设置了路障，甚至连山谷的左翼分子也闻讯赶来支援，又把事情闹大了。
“知道了，谢谢您！”昌夫道了声谢，便告别了保安，拔腿朝南千住警署走去。
从运送赎金的超级卡布上没有采集到指纹，很可能就是因为罪犯戴了手套。如此一来，这位乘坐出租车的年轻人就成了重要的调查对象。
他向刑事科专门负责反黑的警员了解东京体育场周边的黑道情况，随即又去登门拜访了位于三轮桥小巷里的一家暴力团伙的事务所。他问到体育场周边经常出没的伤残军人时，从里屋走出来一个自称二当家的家伙，朝他反问道：“警察大人，您该不是在调查那桩绑架案吧？”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到达东京体育场付车费的时候，该男子戴着手套向司机支付了二百二十日元的车费。司机称：“他招手拦车的时候没注意到，应该是在坐车途中戴上的。”
“连你们都听说了？”昌夫惊叹。
十月十日，警方找到了该男子乘坐过的出租车。据五十岁的出租车司机浜村龟一说，该男子于十月九日下午六点半左右在浅草千束町一丁目国际大道附近上了车，乘车时只说了一句“到东京体育场”。司机跟他搭话说“今晚那里有近铁队的比赛吧”，他也只是生硬地“嗯”了一声，似乎不愿意与人交谈，之后司机便没再搭话；途中遇到道路施工，司机建议绕路，他也只是简单地“啊”了一声。所以，司机对此人的声音没什么印象。
虽然警方暂时禁止报道，但看来荒川区和台东区的很多人早已听到了风声。
同时，警视厅仍全力追捕绑匪，却始终找不到他的踪影。不过，终于还是发现了一条比较有价值的线索。案发当天，即十月九日傍晚的六点四十五分左右，在东京体育场北侧的路边，有人看到一名带手套的年轻男子从出租车上下来。目击者是体育场的保安，五十八岁，名叫井出三郎。据他说，刚入秋，那人就戴上了手套，所以给他留下了印象。他还说，那人体形偏瘦，身高大约一米六五到一米七，发型是三七开的偏分，身穿灰色夹克和黑色休闲裤，穿过停车场朝正面方向的入口走去，之后再没出现过。
“那还用说！那天晚上，有好多警察装成小贩在里面埋伏吧？那可全都靠我们帮忙！您来之前，至少也打听打听嘛！”
晚上八点，记者俱乐部的一些头头被召集到刑事部长办公室，饭岛部长亲自向记者们说明了案情，包括一名男童被绑架、绑匪拿走了赎金、警方没能当场抓捕等情况，并承认了警方的疏忽。他向记者们要求，将公开报道的时间推迟七十二小时，记者们当场反对，但他以“人命关天，孩子的生命第一”为理由，总算说服在场的记者们同意了。
“啊，原来如此。那就多谢你们的合作了。”
傍晚，宫下叫他们回去。与前来接替的浅草警署的刑警交接后，二人便回到了警视厅，玉利科长早已等在那里，向他们详细询问了前一天晚上的诸多细节。昌夫听闻侦查总部在报告上把放走绑匪的责任归咎于自己和岩村“擅离职守”，不禁气得两眼发黑。幸亏仁井当时也在场，当即否定了这种说法。了解到实情后，玉利科长立即向堀江署长提出了抗议。如此一来，浅草警署和搜查一科之间的气氛变得十分微妙。
“听说把绑匪给放跑了？”二当家微微一笑。
在此期间，店主春夫开门营业了。附近的老顾客见他家一直闭门不出，都十分担心，见豆腐店终于开门了，纷纷前来问候。店主却笑着对人说：“这些天，家里遇到了不幸的事。”让人大感震惊。或许，人一旦陷入极端绝望的状态，便会关闭情感的大门吧！
“喂，你会不会说话！”昌夫气不打一处来，瞪着对方。
如此一来，就不得不设想最坏的情况。每分每秒，昌夫和岩村都在无声的煎熬中度过。
“警察先生，不要动怒嘛。对了，您找伤残军人干什么？”
第二天早上、中午……绑匪依然没有打来电话，警方也没有收到任何有关迷路儿童的报告。
昌夫平复了一下心情，把寻找当晚在东京体育场内的伤残军人的来由说了一遍。
昌夫感受到了店主的心情，也理解眼下他需要做些事情来打发难熬的时间，便由他去了。
“这样，您去上野站那边看看，那儿有个装了假肢的，是他们的头儿。自称神风特攻队的幸存者，到处抖威风，身上穿的却是陆军而不是海军的军装，一看就是在吹牛皮。其实啊，不过是个连饭都吃不饱的臭老头儿！”
“没什么……我想，店里总不能一直不开业。”店主无力地回答，默默地继续着手头的工作。
“好，那就多谢你了。”昌夫说着便朝上野站奔去。尚不知这条线索有没有用，但刑警的工作就是要靠“跑断腿、磨破嘴”。
“您这是……”昌夫问。
在上野车站，他终于从那位自称是伤残军人流浪汉的“首领”、装有假肢者的口中锁定了十月九日晚上在东京体育场乞讨的人。
深夜，昌夫在地板上并排铺了两个坐垫，躺下身子。正在迷迷糊糊之际，听到店里传来了某种声音。他走出去，立刻闻到了卤水的气味，见店主春夫正在忙活着做豆腐。看看挂钟，刚指向凌晨三点半。
“基本上，地盘都由我来分配。职棒的夜场比赛挺赚钱的，观众心情愉快，出手也比平时大方，所以，不分配地盘就不公平了。我会叫他们按顺序来。那天晚上的事儿，我还记着呢，因为是猎户座队的双场比赛嘛。我让人去通知一个外号叫‘元帅’的大叔，问他愿不愿意去给老人送花。他平日里都在上野公园一带活动，唉，也是个可怜人，年过三十被第二次征召入伍，好不容易熬到东北战事结束，又因为跑得慢，让苏联人俘虏了。在西伯利亚干了五年苦役，手指头被冻掉了好几根，千辛万苦地回到日本，发现家人都在原子弹空袭中被炸死了，如今在世上孤身一人地活着。唉，其实大伙儿都差不多，就说我自己吧，原本是神风特攻队的，天天待命，不知什么时候就得奉令出击……”
考虑到如果一直与店主待在客厅里，只怕他还要费心招待自己，昌夫和岩村便挪到厨房里待命，等着电话铃声响起。细野和长崎早就返回了侦查总部，虽然嘴上说着“这么多人待在这里又有什么用”，但其实是因为受不了那种尴尬气氛的压抑感，落荒而逃。
他“邦邦”地敲着假肢，像个说书艺人似的讲述着。
昌夫向孩子父亲讲述了在东京体育场内所发生事情的部分经过，这么做的原因是：一来他不想找任何借口，二来上头没下达任何封口指令。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春夫，因为绑匪突然变更了交易时间，警方未能及时部署到位，导致绑匪逃脱。对此，店主倒是没有埋怨警方，只是满怀哀伤地问他：“钱已经给了，吉夫应该会回来吧？”昌夫不敢直视他的目光，只能低头不语。
“多谢了，那我就先去上野公园看看。”昌夫掏出一张百元钞票递给他，便匆匆离开了。
然而直到当天晚上，没有任何动静。警方在辖区内通报查找迷路的儿童，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他快步走到上野车站西口，登上小山般陡峭的台阶，来到西乡隆盛的塑像前。广场上挤满了外地来的观光客，角落里有几个铺开了毯子席地而坐的流浪汉。他一眼就看到了那个身穿军服的人，正靠在栅栏上，伸出去的腿上缠着脏兮兮的绑腿。
这段时间里，昌夫和岩村一直蹲守在铃木商店，苦苦等待小吉夫的归来。绑匪既然已经拿到了赎金，就没有理由继续扣留孩子，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很快就会放他回家。
“你就是‘元帅’吧？我从上野车站你们头儿那里听说你在这儿。”昌夫走上前与他搭话，说起了前因后果。
惊慌失措的侦查总部首先做的是对绑匪逃脱的事实封锁消息，以致对媒体隐瞒了二十四小时。他们的理由是：以前曾有过先例，被报道逼得走投无路、心理崩溃的绑匪最终杀害了被绑架的儿童。不过这次的案子中，绑匪已经拿到了赎金，所以上述借口并不成立，封锁消息显然只是为了掩盖堀江署长的指挥不当。他虽扬言“二十四小时内抓到绑匪”，却没有制定具体计划，让一线的行动人员不知所措。
听到十月九日的晚上，“元帅”轻描淡写地说：“啊，是不是野牛队在东京体育场打比赛的那天晚上？当时确实有个戴手套的年轻人。”
十月九日，即赎金被绑匪取走的当天晚上，警视厅虽然要求琦玉、千叶和神奈川三地协助，进行了覆盖一市三县的紧急部署，却没有对可疑人物进行盘查。
“能跟我说说详细情况吗？”昌夫急切地问，朝他手里放了一张百元钞票。
宫下像是也在给自己鼓劲儿似的，拍着手站起身来。第五组的成员纷纷走出房间，按各自的计划走向大街小巷。昌夫乘上了电车前往东京体育场。不过，他心里明白，那里只是罪案现场，并不一定真能找到什么线索。
“啊呀，警察大人，那我就不好意思了！”“元帅”立刻放下架子，用双手展开钞票，对着太阳查看起来。
“好了，在晚上的侦查会议之前，大家可以分头行动。现在还没有找到最关键的线索，不到最后时刻，大家可不能松劲儿啊！如果在今晚八点之前抓住凶手，平安救回孩子，那些关于警察失职之类的传闻就会不攻自灭。请大家加油！”
“没关系，你快说吧！”
众人都不住地点头。警察的组织架构是复杂的，但人际关系方面十分简单，勇于承担责任的上司就会得到部下的信任。
“哎，职棒的夜场比赛对我们来说可是难得的好日子。客人大方，吃剩的盒饭又多，所以，那天第一场比赛开始的时候，大概四点半，我就过去了。先是在门口坐着，后来保安来赶我走，我就绕到后面，进了停车处。哎，就像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一样。他们不可能总盯着我吧？等他们一不留神……”
“不过，这件事对饭岛部长也有点儿不利呢。他本来今年八月就要上调到警察厅去的，因为没找到合适的继任者，警视总监就挽留他再干上半年。谁知出了这么大的乱子，肯定会影响他的仕途吧！尽管如此，你看看人家，还是一副稳如泰山的样子，很了不起呢，我们下面这些干活儿的不给他争争脸面，行吗？……”森拓朗叹息着说道。
“这些我都知道了。戴手套的那个人呢？”
“原来如此。”昌夫想起了堀江和玉利一同坐在署长室里的样子。从一开始，堀江就处处压制玉利。
“那家伙干啥事儿了？”
“是玉利科长据理力争的结果。”宫下点上一支烟说道，“浅草的堀江署长想掩盖自己判断失误，一口咬定都是因为落合和岩村擅离现场才放跑了绑匪。这下子可把玉利科长惹火了，直接告到了部长那里，堀江这才承认自己指挥不力。说到底，他们连案子的门道都还没摸着，有什么可狡辩的！”
“我们正在找他，跟案件有关系。”昌夫焦躁起来，掏出宇野的照片放在他眼前。
“嗯，这才是大领导的风范嘛！”
“是这个人吗？”
“哎，我还以为会被狠狠地骂一顿，会被质问为什么放跑了罪犯之类的，哪知道部长反而鼓励了我一番。”
“元帅”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镜片上有好几道裂痕的圆眼镜架在鼻子上，盯着照片点点头。
“怎么样？”仁井问昌夫。
“噢，不错，感觉有点儿像。”
岩村迎了上来，给昌夫和宫下各倒了一杯茶。
“别只说感觉，究竟是不是？”
他们回到位于一楼的第五组办公室，见所有人都在。虽然今天是星期天，但以眼下的状况，自然没有谁还有心情在家里休息。
“我眼神不大好，只能凭感觉了！”“元帅”喷着酒气说。
饭岛宣布会议结束。昌夫和宫下组长一起走出了部长室，见第二组的长崎组长和另一名刑警正在走廊上等着。看来，部长是以组为单位，分别下达指示。
“知道了。那你说说当时的情况吧。”
“今晚的侦查会议在五楼的大会议室进行，届时将向大家传达新的侦查方向。就这样吧。”
“那时候我正躲在停车处的角落里，然后有个年轻人从我面前走过，我就把讨钱的罐子伸了出去说：‘小兄弟，帮帮忙吧！’结果他回过头来只看了我一眼，毫无反应地继续朝里面走，开始翻找停在里面的自行车和摩托车之类的。”
“是，明白！”昌夫昂首挺胸地回答。
“真的吗？”昌夫激动不已，又找到了一名目击者！
“从今天起，要重新调整侦查总部的工作安排，要从心怀不满者、心理变态者等多个层面分别安排人手追查线索。第五组主要负责追查宇野宽治那名盗窃惯犯。绑架案发生的当天，他曾与被绑架的孩子在一起，这条线索绝不容忽视。对他的逮捕令已经签发，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这个人！落合，你连他的老家礼文岛都去调查过了，应该是最了解他的。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啊，是真的。我当时想，才入秋就开始戴手套，该不会是小偷吧？所以特别注意他。后来见他掀开一辆轻型摩托车的座位，从里面拿出一个纸包装进兜里，我就喊：喂，这不是偷东西的嘛！”
见大领导如此冷静，昌夫略微放了心。宫下也显出一副深以为然、铭记在心的样子。
“纸包有多大？”
“你就是落合啊，请坐！虽然放跑了绑匪是重大过失，不过在综合了解事情经过以后，似乎主要原因是侦查总部的指挥不当，所以你就不必再自责了。更重要的是，不要为了挽回之前的过失而去进行无谓的侦查，否则会出岔子的。破案可急不得。”饭岛部长语气和缓，很镇定地说。
“有这么大。”“元帅”伸出双手比画着。
昌夫赶忙挺起胸膛。警视厅刑事部长是国家高级公务员，警衔是警视监，通常每隔一年半或两年就会轮换。自己这样的小兵能有跟刑事部长直接交谈的机会，简直想也不敢想。除了饭岛部长和玉利科长，屋里还坐着田中科长代理和第五组组长宫下。
“像钞票那么大？”
“好，现在我们开会。落合是初次见面吧？我先来介绍一下。饭岛部长，这是我们搜查一科的落合刑警。”
“对，对，就是那个大小。”
松井虚张声势地“哼”了一声，总算转身离开了。
“然后呢？他又怎么样了？”
“我说，你适可而止吧！不然以后禁止你出入警视厅！”昌夫毫不客气地说。
“他往回走的时候，又从我面前经过。这回，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一抬手就扔给了我。嘿嘿，原来这小子心眼儿不坏呀……所以我记得特别牢。”
昌夫打开屋门，朝走廊看去。果不其然，松井正在门外竖着耳朵偷听，俩人的脸差点儿撞在一起。
“他给你的那张钞票还在吗？”
“喂，再确认一下。”玉利扬了扬下巴。
“怎么可能还留着？当天就花掉了。”
新闻记者都是些极其无礼的家伙，一群不到三十岁的小青年竟敢挑衅和他们的父亲一样年纪的高级警务人员。按玉利科长的说法，越是以精英自居的记者，越是把政府官员看成眼中钉，越爱宣扬反抗权力机关的思想。这个松井记者，光是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新闻专业毕业的高学历就足以让警方提高警惕。
昌夫原本还想着是否能搞到指纹，现在看来是没指望了。
松井还要开口。这次，昌夫先发制人，一把将他推出了屋子，关上了门。
不管怎样，他找到了重要的目击证词。他详细询问了“元帅”的姓名和年龄，嘱咐他暂时不要离开上野，说完又朝他手里放了一张百元钞票。
“只要没救回孩子，就不准对铃木商店进行报道。如果允许记者去采访，事情恐怕就瞒不住了，对吧？所以，在今晚的新闻发布会之前，还请新闻界多多配合。”饭岛按捺着性子说。
当夜，侦查会议在警视厅五楼的大会议室召开。刑事部长罕见地出席了会议。
“你要干什么？”坐在接待室椅子上的玉利皱了皱眉头。昌夫扣住松井的肩膀正要把他推出屋外，坐在办公桌前的饭岛却抬手制止了他。
正前方的长条桌后面并排坐着的干部大致代表了从今往后侦查指挥部的配置：中间是刑事部长饭岛，他的两侧分别是刑事部的参事官和玉利科长，再往外则是田中科代和鉴证科科长。
“喂，你……”昌夫来不及阻止，却见松井舒展了一下身体，大声地质问起饭岛部长：“饭岛部长，我是《中央新闻》的记者松井。先不说报道协议的事，我们主编让我来请教您：为什么警方连我们接近铃木商店都不允许？”
谁都没提堀江署长的缺席。参会的侦查人员大约有一百五十人，分别来自搜查一科的三个组及南千住、浅草和上野警署的刑事科。此外，负责反黑的搜查四科和负责盗抢的搜查三科也派了人员列席会议。
“我是搜查一科第五组的落合。”昌夫报上自己的名字，走进屋内。就在房门即将关上时，松井像挤电车似的溜进了房间。
主席台一侧立着一块牌子，上面用毛笔字写着“小吉夫绑架案侦查总部”，原来那块“十月六日案侦查总部”的临时牌子已经被替换。牌子中特地加上了“小吉夫”的名字，让昌夫又一次切实感受到了人命关天，胸口一阵翻涌。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没人抽烟。
大步走过三楼的走廊，昌夫敲了敲刑事部长办公室的门。门从里面打开了一半，门后露出部长秘书的脸。
饭岛拿过话筒首先发言：
昌夫不理睬，转身继续沿着台阶朝楼上走去。松井仍一步两级地跟了上来。
“各位，辛苦了。现在，我们开始‘小吉夫绑架案侦查总部’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确定孩子的安危，也没有抓到罪犯，甚至连五十万日元的赎金也被罪犯拿走了。对于警视厅来说，这是极其惨痛的失败，请大家首先要牢记这一点。我们在这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犯有重大过失，这个责任是不可推卸的。所以，在这里我要首先声明，这个责任将由作为刑事部最高负责人的我本人来承担。”
见昌夫怒目相视，松井似乎有些胆怯，他扬了扬嘴角，缓和了一下语气说：“那么，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听罢刑事部长的一席话，刑警们都抬起了头。大多数人原本以为，在今天的会议上难免会因办案不利而被大领导批评得体无完肤。
“是啊，那又怎么了？”
“今后的侦查工作，我将亲自担任总指挥，由玉利科长担任副总指挥，每天的侦查会议由田中科代主持。侦查目标的优先顺序是：第一，救出孩子。目前我们仍然相信孩子还活着。在座的各位之中，应该有人已经身为人父吧？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把小吉夫送回他父母身边。在不得不二选一的情况下，是逮捕罪犯还是救出孩子？请大家一定要毫不犹豫地选择救出孩子。其次，要锁定罪犯。按之前曾经向大家传达过的，侦查工作要同时在四个方向上展开，即对铃木商店心怀怨恨者、心理变态者、以犯罪为乐的反社会分子以及那个名叫宇野宽治的二十岁年轻人。具体分工由田中科代负责，各小组都要服从指挥。另外，我们还会增设‘特别任务组’，这个组的工作重点不在于调查罪犯，而是要想方设法救出孩子。我要说的就到这里。”说着，饭岛把话筒递给了玉利。
“人人都知道了。当时在交易现场的警官就是你和岩村吧？”
玉利扫视众人，表情严峻地开口说：“虽然刚才饭岛部长亲自承担了责任，不过在这方面，我本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其实更多。行动初期，由于指挥调度不周，导致了赎金被取走这一重大疏漏。在这个案子上，我已经作好了一切后果都由我承担的思想准备，请大家也务必全力以赴，扳回局面！”
“谁告诉你的？”昌夫的血一下子冲到了脑门。
同饭岛部长一样，玉利的语气中也透露出坚定的决心。昌夫深切地感受到了警视厅眼下所面临的危局，其他刑警的神色也越发沉重、严肃起来。
见他如此回答，松井的眼神中露出几分挑衅，说：“落合警官，听说绑匪是从你手里逃脱的？”
接着，考虑到有新加入的成员，玉利把案件的进展从头到尾介绍了一遍。同时，书记员在移动式大黑板上不断地写下案情发展的时间线。介绍到在东京体育场的赎金被拿走、绑匪逃走那一段时，昌夫心里十分不是滋味。虽然他认为当时自己并没有判断错误，但事后想想，当时明明还可以作出另外一种选择，即让岩村下车去追嫌疑人，自己则留下继续监视那辆装着赎金的轻型摩托车啊！
“我不是说了嘛，这种事别问我！我只是普普通通的小警察！”
“下面，请各小组报告一下到目前为止的进展和下一步的打算。先从铃木商店的女工川田惠子的行踪说起。”
“在那之前，你们能逮住绑匪吗？能不能把孩子平平安安地救出来？”
“是！”起立回答的是搜查一科第二组的人，“暂时仍然没有找到川田惠子。从铃木商店辞职以后，她曾经去过那个和她私奔的男子的公寓，但不久他们就搬了家，去向不明。与她一起私奔的男子名叫安藤公夫，二十五岁，职业是调酒师，老家在山梨县甲府市。此人虽没有犯罪前科，但少年时代有过不良行为记录，因盗窃和斗殴两次被报警。他三年前与老家断了联系，我和另一名同事亲自去他父母家调查过，还没开口，他父亲就脸色苍白地问：‘我们家那个逆子又惹什么祸了？’之后对儿子也一直恶语相加，听说好像早已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我们还走访了安藤中学时期的几个同学，根据他们的证词，安藤虽然能说会道、行为不端，但其实有为人善良的一面，绝不会是能犯下绑架罪的那种人。此外，他还很有魅力，很招女人喜欢。另一方面，川田惠子为人朴实，从来没有过风流韵事，认识她的人都形容她‘是个老实孩子’。我们向她的同学询问时，他们听到她和调酒师私奔的消息都表现得十分震惊，纷纷表示难以置信。所以，关于这两个人的关系，我们推测应该是安藤公夫诱骗了川田惠子，而初次陷入热恋的川田死心塌地地任由安藤摆布。至于二人为什么私奔，大概是由于父母反对。我们打算继续追查这两个人的下落。另外，从铃木商店辞职前，川田惠子从富士银行浅草支行取走了五万日元现金。随着时间流逝，为了维持生活，她肯定需要去别的银行取钱。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大致掌握她的居住地点。目前已经和银行方面打过招呼，他们同意在不对外公开的前提下配合调查，所以现在我们也在等待银行方面的消息。当然，如果这两个人是绑匪，那么他们已经拿到了五十万日元的现金，没有必要再去银行取生活费；而如果他们再去取钱，则恰恰能证明他们不是罪犯。所以不管怎样，这都是一条值得注意的线索。以上就是我们的情况汇报。”
“那你等到晚上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有人提了些问题，第二组的人逐一回答后，接着便由第四组介绍对心理变态者的调查情况。
“他说今天晚上八点召开记者发布会，宣布解除与新闻界的报道协议。”
“现在由搜查一科第四组开始汇报。目前，我们已经对住在台东区、荒川区、墨田区和足立区有性犯罪前科的人员展开了调查。在所有八十九名嫌疑人中，六十二名有确切的不在场证明。其余二十七名当中，有十五名正在作进一步核实，另外十二名行踪不明。不过，行踪不明的十二名中有三名女性，我们认为可以暂时排除；一名已六十八岁；一名残疾，行动不便，也可以一并排除。综上所述，我们目前正在全力追查剩余的七名行踪不明者。不过这些人在案发地附近既没有邻居，又没有固定职业，追查起来有一定难度。而且，虽说有性犯罪前科，但这些人大多犯的是强奸罪，与儿童相关的只有四名，这四名又都有不在场证明。从明天起，我们将把调查范围依次扩大到文京区、中央区和江户川区。考虑到时间紧迫，我们建议暂时跳过那些以女性为对象的有性犯罪前科者。请侦查总部指示。”
“玉利科长是怎么说的？”
“嗯，明白。你们的建议很好，就按建议的执行！”玉利当即回复。第四组的汇报便告一段落。
昌夫一下子火冒三丈，在楼梯拐弯处停下脚步，直视对方。
秘书走进来，对饭岛耳语了几句。饭岛抬腕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所有人都注视着他。
“当然有关系啊！我们已经等了三天。绑匪逃脱，一名儿童的生命受到威胁，情况已经如此，警方还在用当初与新闻界的协议做挡箭牌。究竟要拖到什么时候才允许我们报道？”说着，他用手中的报纸毫不客气地拍打着昌夫的后背。
“各位，因为还要召开记者发布会，我先走一步。请大家继续。”说罢，他紧了紧领带，快步走出会议室。
“跟你有关系吗？”
马上，他就要面对记者们的轮番质疑和指责了吧？然后，明天的晨报肯定会连篇累牍地登载有关绑架案、赎金被拿走、孩子仍未归来之类的报道。自然，记者们也会大肆渲染警方的失误。
“是去部长办公室吗？还是去会议室？”
昌夫的眼前忽然浮现出妻子晴美的脸。他已经连着四天没回家了，也没来得及和妻子好好说上一会儿话。今晚他打算回家，否则明天一早，晴美从报纸上看到关于案子的报道，会立即意识到那是自己的丈夫正在参与的案件，免不了为他担心。
刑事部搜查一科的办公室在警视厅大楼一层。见昌夫不理会自己的追问，松井便像个蜈蚣似的左摇右晃地跟着昌夫上楼。
“喂，落合！”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怎么，落合刑警，您要去哪儿？不去办公室吗？”
“啊！”他猛地回过神，见田中科代正伸着短脖子看向自己。
“你问我有什么用？应该去问上头！”昌夫同样不客气地回答，一边走上楼梯的台阶。
“该第五组汇报了。有关宇野宽治的情况，就由你来说说吧！”
“落合警官，有关于绑匪的最新线索吗？警方能否对外公开与绑匪的通话录音？”
“是！”昌夫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从白天所获线索开始介绍。
十月十三日一早，落合昌夫刚到警视厅上班，《中央新闻》的一位记者便一把扯住他，接二连三地抛给他一连串颇不客气的质问。这位记者姓松井，年纪与昌夫相仿，是个动辄爱跟警察找麻烦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