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眼睛都瞪圆了。到目前为止，可以推理出来固然是很好的，但也只知道抱着两件没有包装的上衣和自言自语所说的话，如果仅靠这两个线索就能知道此人来自何方，那简直可以与神探福尔摩斯相媲美了，要不然就是心灵感应、未卜先知。父亲是个经验丰富的退休刑警，不会不知道这个道理。
“这种事能想得出来吗？”
果然父亲笑了一下说道：“当然我们无法详细地知道他从哪一个区哪条街几号来的，但至少我们可以推测他是不是本驹站附近的人。”
“他绝不可能是要从对面的检票口出去，不管他要搭乘往哪个方向的电车，一定是要去距离本驹三十分钟以内车程的地方。这时还要考虑从地铁走出来的时间，这样就能把他所要到达的地方范围缩小了，所以我们现在想一想那个有三件上衣的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您是怎么认为的？”
“是有那种感觉。可是不知他是搭往神保町方向的电车还是去巢鸭的电车，甚至或许他只是要从对面楼梯上去，走出检票口。”
“我想他不是本驹站附近的人。据我的判断，那两件拿在手上的上衣，很可能是急忙要送到某地给等着要穿这衣服的人。之所以没包装就是为了到那里穿的时候方便，但是把两件上衣放在手臂上，并不是最方便的方法，他其实可以把衣服装在较大的皮箱里，当快到目的地时，一面走一面拉开皮箱拉链，拿出衣服交给对方，这样既不浪费时间，携带起来又方便。”
“我也认为是如此。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这句话竟被福地记住了。他说也许还来得及，那里不像是终点，他应该是指在那里换车后到达的时间吧。有约定时间是事实，那时间不是五点或六点，应该是四点到四点半之间，这个判断应该合乎他说这句话的口气吧。”
“您究竟想要说什么？”
“我想应该是后者，因为他发现有人盯着他看，为了掩饰尴尬的心情就脱口而出。”
“我认为两件上衣原是放在汽车座位上。也就是说那个人是用汽车把上衣带来的，如果是把上衣放在车上，不包装就是很自然的了。”
“向题就在这里。‘三点四十分大概还来得及’。这句话得好好想一想。你对这句话什么看法？是随意说的呢？还是不知不觉说出的心里话？”
“当然是有这种可能的，但他为什么又要去搭地铁呢？”
“他嘴里是说大概还来得及。”
“一定是汽车不能动了，发生车祸，或是故障……故障的可能性较大，或许要想办法修理，但没有办法，只好放弃开车，去搭乘地铁。福地不是说他的手很脏吗？”
“或许他并不是自己要穿，而是带去给别人穿。如果是从洗衣店或服装店提出来，一定要装在袋子里的，不可能直接拿在外面。用袋子装固然是很重要的，但不用袋子装的目的并不完全在于避免皱褶的产生，我想他可能在赶时间，必须把衣服准时送到某地，这一点比较重要吧！”
“是的，是的。”
“不管怎么想，因为爱打扮而随身带着两件上衣似乎说不通。”
我对父亲的记忆力以及缜密的思考力惊讶极了。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上衣是用来穿的，可是他身上已经穿了一件，另外两件是要换的，也就是不需要马上穿。可是他另外又没有行李，可见不是要去外地旅行，大概是爱打扮的人吧。不过，至少他应该像你说的，放在袋子里提着走才对呀！”
“可是，为什么不搭乘出租车呢？”
“那一天好像比较暖和，福地自己就穿了一件毛衣和夹克。”
“他在要发动车子时浪费了时间，如果他的目的地是地铁站附近，坐地铁就比等出租车要快得多了，所以他就拿着上衣去赶地铁。从检票口跑下来，抬头看看钟，松了一口气，脱口就说还赶得上，这样的推测还算合理吧。”
“现在我们说上衣吧，上衣本来是用来穿的，由于他身上已经穿了一件上衣，手里又拿两件上衣。”
“这一点我倒没想到。这样的话，那天黄昏，本驹站附近应该停放了一辆抛锚的汽车，如果有警察记下车牌号吗，或有人记得，就可以找出那个人了，而福地的不在现场证据也就可以成立了。”
“也许是那样吧！”
“会那样顺利吗？或许是赃车呢？”
“这些可以成为调查的线索了。你看福地在看到那个拿上衣的男人时，他就会觉得奇怪而停下来看个仔细，如果换一个感觉迟钝的人，就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对劲，检票员大概就是这一种人，他每天看着各式各样的带着大小行李的旅客，所以他一定会视而不见。”
“您是说他也有可能是个罪犯？”
“是的，但是只有这样啊！”
我几乎忘了这一天的奔波疲劳，兴奋得把上身往前倾。
“不能说完全没有线索吧，他拿着两件上衣，还说‘三点四十分大概还来得及’，是不是这样说的？”
四
“我也想过了，可是没有一点线索，实在想不出什么名堂。”
“一想到他只拿上衣走的原因，我就直觉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件。”
“我也没想到什么事，只是逐渐觉得福地说的是事实。”父亲张开眼睛说道，“正如你说的，如果是说谎，谎话编得就太奇怪了，所以我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那个人手上拿两件上衣。”
父亲又闭上眼睛，脸上满布着皱纹。他在沉思中说道：
父亲半闭着眼睛，好像快睡着了的样子，但是我知道当他以这种表情说出心不在焉的话时，正是他要认真思考的时候。
“两件上衣没有包装，这一点可以推测衣服是给别人穿而不是自己要穿的。另外，为什么要急急忙忙把衣服送去，可能是有人发生事故，衣服淋到水或油，或沾了血，但是又有时间限制就不合理了，因为即使是急着要穿，也不需要限定几点几分前送到。”
“不，没关系。如果您想到什么事就说给我听吧。”
“会不会是表演用的服装？不是平常的上衣。”
“要不然就是她保密的功夫太好了。”父亲带着嘲笑的口气说完后，看一看座钟，“五郎，你也累了，我们去睡觉吧！”
“不错。的确可以考虑这一点，在这附近有电视的摄影棚，或许有一个演员找不到应该带来的戏服，于是制作单位管理戏服的人就得在上戏前把服装送去，这是很有可能的事，但戏服是属于重要物品，不可能随便就丢进车里或拿在手上送去。如果是临时演出的戏装，那就不必特意送去。根据福地的说辞，好像那是极普通的上衣。”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她丈夫去世已经有七八年，但从来没有听说她有不轨的行为。在这方面她似乎是个很保守的人。”
“这么说，就更没有必要从远处特意送去。”
“这样一个漂亮又有钱的女人，难道查不出有什么桃色新闻吗？”
“此外，有一种情形必须在预定时间内把衣服送到某地的伙伴手里。那就是换掉有明显特征的服装，在犯罪后才能从容逃走。例如，穿着制服可以使被害人相信他的身份，然后进行犯罪。假设凶手是冒充警察、警卫或保镖。”
“身材高大，可以算是好看的。而且她化妆化得很浓，看起来不像是四十九岁的女人。”
“是的，那时候需要一件普通的上衣才能方便逃走。”
“我记得登在报上的死者照片，长得蛮好看的……”
“尤其是制服，往往只有上衣有特征。丢掉帽子和上衣，换上一件普通上衣就可以达到化装的目的了。这样或许可以解释那个人为何要拿两件上衣匆忙赶时间了。”
“东野是这么说的。”
“这么一来，凶手有两个人？”
“如果就像你说的是鬼耙，那么死者是想用这个来和凶手对抗，那鬼耙真的原来是放在房梁上吗？”
“当然。只是不知道是杀人或是欺诈？或是抢劫……如果是欺诈或抢劫的话，他所得到的东西体积一定不大。”
“我想就是那种鬼耙了。好像把粗手指张开的样子，上面只有丑女面具。但这耙子有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呢？”
“耙子有很多种类。”父亲的口吻显示他开始急躁了。“从刚才你所说的话里，我知道了大概的情形，有的耙子上面装饰了福神、宝船或帆，有的没有什么装饰。耙手骨张开的地方叫做帆，装着饰品的地方叫做付台。升斗里面只有福神的叫升福神。在嵩上贴满桧扇、上面又装饰假面具或财宝箱的就叫桧扇。还有一种叫鬼耙，并不是上面有鬼面具，而是有丑女面具。此外很少有装饰品。帆的骨数很少，因为像鬼的手，所以叫做鬼耙了。”
“如果因汽车故障而改乘地铁的推断是正确的，就应该是这种情形。福地看到他的手是脏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样推断也是正确的。这个人放弃汽车改乘地铁，如果他们得手的东西很大，就不能没有汽车运送，那么只换上衣化装一下是不够的。”
三
“可汽车故障是无法预知的。”
“是，我是这样说过……”我莫名其妙地看着父亲。
“不，如果一定要用到汽车，便会事先小心保养好，绝不能让车临时抛锚。”
“就是在庙前卖的那种耙子。你不是说死者手里拿着一支那样的耙子吗？”
“若歹徒是两个穿制服的人，而且去抢劫，抢的东西体积又不大，这的确有调查的必要。”
“耙子？”
“福地是从靠巢鸭的检票口下来的，还是从靠白山的检票口下来？”
“那支耙子呀！”
“是……靠巢鸭的检票口。”
“什么事？”
“既然那个人是向站台一直走过去，那么如果是板桥方向就是后面的出口，如果是水道桥方向，就是前面的出口接近犯罪的现场。”
“如果都能够轻易找到直接证据，那么刑警就会是好差事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奇怪。”
“如果在这个范围内发生了像爸爸所推测的事件，而在本驹车站附近又有汽车故障，那么就可以证明福地的不在现场是真的了。”
“就是因为缺少关键性的证据，所以必须如此。”
“是不是能证明现在还不确定，可是在理论上讲福地是不可能杀人了。即使是找到那个拿两件上衣的男人，他是不是会承认他说过那样的话呢？更何况他或许根本不记得他见过福地。”
“我的意思是，福地敬吉仍然是最可疑的人。可那个穿夹克西装套装的人，你也想找到……”父亲双手交叉在胸前。
“不管怎么说，如果爸爸的推理是正确的，对福地将会很有利。”
“我们当然还要继续做查访的工作。”
“但是对你们来说就会很头痛了，因为调查工作又回到起点了。”
“山手线这一带的人们也开始对邻居漠不关心了。”
父亲扭动了一下嘴角，然后像下定决心似的伸手拿支烟放在嘴上。我立刻把打火机送过去。
“从前面的电车专用道向里走不远有几处庙宇，是个清静空寂的地方——在前面的巷道还有一些商店。”
“我希望能听一听您在这方面的意见，如果能够有更多对福地有利的证据，我也会感觉轻松些。”
“除了烟店的伙计以外，还有没有人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
“明天还要继续去查访吧？”
“虽然土地是交给他管理，但是并没有信任到把印鉴或存款簿交到他手里的程度，而且他有不在现场证明。三点半时他在家里，替他作证的是他太太，在三点四十分左右，东野曾接了一个外面打来的电话，对方已确认了这件事。”
“还不知道能问出什么呢。如果是一时冲动而下手杀人，其动机是潜伏在内心的。即使是平常关系密切的邻居太太们，也不见得就完全没有动机。”
“可是，挪用公款，或情急之下糊里糊涂下手，也不是没有可能吧？”
“那是当然，不过那个耙子实在让我想不通。耙子原本放在屋梁上，而那个房间就是行凶现场。”
我不禁苦笑道：“他如果杀了死者是得不到一点好处的。如果那些土地换了主人，他甚至就有失业的危险。”
“是的。”
“这个人有不在现场证据吗？”父亲的眼睛亮了一下。
“房间里不会是铺了地毯，地毯上放着桌子吧？”
“对，他是被害人的丈夫生前做生意时的店员，大概是三十九岁吧。照您的说法，东野是个精打细算、很有规矩的人。”
“对，那原来是个日式房间。”
“刚才好像谈到一个叫东野的男人？”
“这么说，被害人和凶手原来都是坐在草席上，凶器是水果刀还是菜刀？本来是放在哪里的？”
“当然，是某种动机使得凶手一时怒不可遏，把她杀了。如果是个专业杀手，他不会在鳗鱼店伙计随时会来的情况下杀她的。”
“凶器原本是放在盘子上用来削苹果的水果刀，那些削好的苹果只有死者吃了一块，凶手好像没有吃。”
“但并不是有计划的谋杀。”
“谈话时发生争执，凶手就拿了水果刀，被害人因事出突然，在受伤以后才拿到那个耙子。”
“所以，除了眼前的现款外他还是有动机的。”
“大概是吧！不过也可能是两人正发生争执时就从房梁上拿下耙子。或者是在她拿着耙子时发生了凶杀案，那也是有可能的。”
“这么说来，如果福地不是凶手，遗产会落到福地手里！”
“那个耙子坏了吗？”父亲非常急切地问道。
“不，她去世的丈夫还有个姐姐，以及年轻的外甥女，亲戚是很多，只是福地走得比较近。”
“没有坏。但是竹柄和丑女面具上沾了很多血。”
“她的亲戚只有福地吗？”
“要是这样，我还是认为她在受伤后才去拿耙子的。如果她本来就把耙子拿在手中，当然会用它来抵抗对方的凶器，耙子多多少少会碰坏的。”
“好像还不错。常和其他太太们一起学贴花、学三味线，和邻居们相处得不错，没有人说她的坏话。”
“也许是的，因为屋梁上也沾了血迹，可能是受伤以后才去拿耙子……但那时虽拿到耙子，受害人已经无力把耙子当做武器来使用了。”
“她和邻居的来往多吗？”
“被刺伤以后，如果想找搏斗的武器，是不是一定得要站起来伸手去拿屋梁上的东西呢？难道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代替吗？比方说把盘子扔过去？”
“是的，她还有田地或店铺，生活很富裕，但并不是女强人那一类型的人；她过着轻松的独居生活。两个月前还有一个老太婆在帮忙打理家务事，这老太婆走了，她要再找人就不容易了。”
“当然，那里还有皮包或花瓶，都可以用来打对方。您究竟在想什么？”
“嗯，看样子必须多调查被害人的生前状况了。你说她四十九岁吗？”
“我在想，死者拿耙子的是另有用意的。”
“那是福地自己说的，是不是真的吃过面，还没有人能替他证实呢。”
“什么用意？”
“如果尾田登喜子在还不知福地的来意时想请福地吃份鳗鱼饭，那还算合情合理。可是福地才吃过面，就是舅母要请他吃，他也应该会推辞吧！”
“五郎，被害人是不是想用耙子来暗示凶手的身份？”
“也不见得像他本人说的那么讨厌，再怎么说总是近亲。有一个名叫东野的人说，只要他好好工作，舅母应该会给他很多帮助的。东野就是被害的人的土地管理员。”
“什么？”
“对了，我忘了。”父亲抓了抓头。“凶手和被害人应当是很熟悉的、不会使被害人产生戒心的人，既然是在叫了鳗鱼饭后不久就遇害，被害人与凶手相识应该是没错的。不过那个叫福地的外甥，大概是很不讨舅母喜欢吧！”
“两个人一起谈话，还多叫了一份鳗鱼饭要请对方，不管有没有诚意，至少对方是个无须设防的人，而她竟被一个丝毫不需戒备的人杀了，她一定很生气，死得太冤枉了。”
“这句话就不像爸爸说的了。被害人用电话叫了两份鳗鱼饭，饭还没送到就发生了凶杀案，而被杀的只有尾田登喜子一个人。”
“那当然！”
“歹徒流动作案的可能性一点都没有吗？”
“可是她不能呼救，也不能打求救电话，因为凶手就在眼前，说不定凶手还阻止她求救呢。也许是颈部割伤发不出声音，所以拼命抓住耙子，想暗示凶手是谁。”
“他的嫌疑确实很大。虽然凶器上没有指纹，但他有动机。如果在他那里能找到那一百五十万元现款，他就无法抵赖了，但那些钱说不定已经在流氓手里了。何况钞票上既无特别的记号，当事人也没有记下它们的号码。”
“可是，耙子上没有写任何字，或是某人的名字……”
“你这么在意这件事，福地的嫌疑很大吗？”
“既然没有任何字，会不会是卖耙子的人？或是制造耙子的人？”
“如果是装在洗衣店用的塑料袋里或是西装袋里，然后提在手里就没什么奇怪的。可是他很随便地抱在手里，一件是普通的蓝色，另一件是粗条纹的。他身上穿的套头毛衣是深褐色，外面是紫色的运动上衣，打扮得蛮帅气的，但他的一双手好像很脏。福地敬吉连这些小细节都记住了。”
“大概不是吧，如果是那样，凶手一定不放心，会设法销毁的。”
“他说得是蛮有理的，但没有什么线索。只说那人穿一件高领毛衣，另外在外面穿一件上衣，手上抱着两件没有任何包装的上衣。”
“是一起去庙里的人吗？据说她是和四五个邻居太太一块儿去的。”
“是啊，您自己也这样说过，普通的人不容易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那个抱着上衣的男人曾经注意到他，至少他还记得那个人，如果能把那个人找出来，就能证明福地不是凶手。所以福地要求我们去寻找那个人，他还说刑警的工作不仅是要寻找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也要寻找对嫌疑人有利的证据。不过这实在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
“那是没有办法暗示是四五个人中的哪一个，我想应该不是一起去庙里的人。凶手虽然没有发觉，但那耙子一定暗示了一个人的名字或特征。”
“他好像是个非常普通的人。”
“一定要凶手没有发觉吗？”
“总之，福地依然坚持自己说的话。关于和他太太所说的时间不吻合这一点，他解释说并不是一出门就立刻去地铁站。由于觉得有点饿，就走进一家面店吃面，想用店里的公用电话给舅母打个电话，但犹豫了一下结果没有打，在地铁旁边的电话亭也是一样没有打成。就是在本驹站的站台上，他也是慢条斯理，点着烟站在那里发呆。可面店的店员和车站的检票员都不记得看过福地。”
“当然了。死者拿到耙子时，凶手一定还在身边，死者是个块头高大的女人，伸手拿屋梁上的耙子来自卫。死者拿着耙子准备向玄关爬去，但却没有力气了，这时凶手急忙从后门逃走。”父亲对自己所说的话好像很满意，边点头边说道，“所以凶手到现在还没想到尾田登喜子拿耙子是用来暗示他的。”
父亲说话时，常会把古老的名词和现代用语夹杂使用，让人听起来忍不住要笑。
“可是，被害人究竟暗示的是什么呢？”
“是夹克、西服和套装吗？”
我皱起眉头陷入沉思。
“不，是二次大战后的事。那个人是我认识的一个掮客。那把进口伞收起来时就像手杖一样细，打开来使用后，要再恢复原样就困难了。所以他自己也常取笑说，除非是倾盆大雨，否则绝不舍得打开伞。既然有这种事，就不能说一定没有那手抱三件上衣的事。如果有人问他，或许他会说一件是夹克，一件是西服，一件是套装。”
五
“您说的是明治时代的故事吧？”
“那不过是支普通的耙子，上面只有一个丑女面具而已。不，等一下。”我咬紧嘴唇继续思考着。
“有一个人买了一把价格昂贵的进口雨伞，下阵雨时舍不得使用，便把伞抱在怀里拼命跑，在别人眼里这种人真是太奇怪了。”
“丑女面具又叫多福，而庙的耙子所代表的意义是要把福耙请进来。会不会福地就是凶手呢？耙子是不是用来暗示福地的福呢？”
父亲没有伸手来接我递过去的烟。他打开浅田锭的罐盖，拿出一粒丢进嘴里说道：
“你是不是还想说因为多福面具上沾了血，就像说相声的人一样说是福血嘛！”
“也不能说一定没有呀！”
“怎么会呢？”
“三件上衣真是很怪，实在没有办法完全相信，有人会把多余的两件服就那样抱在手上，而且又去搭车。”
“当然不会。沾在上面的血与暗示应该是没有关系的，照你的说法只暗示一个福字，我想该不会那样含糊笼统的。”
我叹了一口气，重新点燃一根烟说道：
“好像刚才说过那东西叫鬼耙。”
“如果他要说谎，应该编得更高明一点的才对。”
“我没看到那东西，不过从你描述的情形看来，大概是鬼耙吧！”
二
“这样说来是和鬼有关系。可到目前为止，有关的人中没有人的名字上有鬼字的，也没有人做和鬼有关的生意。”
父亲的脸像用旧了的棋盘，布满了皱纹。
“我不认为被害人知道这种耙子就叫做鬼耙，我想她的暗示应该和耙子名称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想，福地是迫不得已编了那样的谎话，可是又无法证明自己的行踪，是不是这样？”
“那会是什么情形呢？”
“可是，根据福地的太太说他离家的时间，以及他自己说三点四十分到达本驹站，那么似乎他去地铁站用去的时间太过于长了。找到那个时间在本驹站检票的站员，拿福地的照片问他时，他说不记得有这样一个人经过那里，更不记得有拿两件上衣的人。因为那个时间本来旅客很少的，有的话应该会有印象的。”
“被害人四十九岁，大正末年出生，是在东京出生的吗？”
“还算说得过去。”
“据说是的，好像是在下谷出生的。”
“所以他坚持说自己绝没有杀死舅母，三点四十分时他还在本驹站的站台上。虽然他并不知道当时被烟铺的伙计看到了，可是正如那位伙计说的，应该是接近四点时看到他的。他坚称自己不可能杀人，他后来是在池袋朋友家打麻将，打完麻将就住在朋友家了，第二天才知道这件事，因为怕受到怀疑而不敢回家。”
“这么说大概是在战前就和那庙宇有关了，而且关系密切，你想想看，那种人看到耙子会联想到什么？那就是死者所要暗示的。”
“然后呢？”
“是什么呢？”
“这时候，那个男人发现有人看他，也许是要掩饰吧，所以他一面向站台走去一面自言自语地说：‘三点四十分大概还来得及。’”
“看到耙子，如果是男人，大概会联想到吉原。”
“换了我大概也会多看他两眼。”
“吉原？到目前为止，被害人的亲友中还没有叫吉原的哪。”
“是的。这个年轻男人在高领的毛衣外面又穿了一件上衣，而右手抱着两件上衣。那衣服没有包装，也没有用纸袋提着，福地就觉得奇怪，所以特别注意了那个人。”
“我是说如果是男人，但是现在死者是女人。”
“这个男人就是带三件上衣的人吗？”
“那么，女人从那个耙子可以联想到什么呢？”
“是发生在地铁的本驹站。他说他在本驹站下车时是三点半左右。我很怀疑他为什么把时间记得这么清楚，他说因为他站在站台点烟时，看到一个男人从检票口跑下楼梯，停下来抬头看车站的钟。”
“不明白。我只知道战后的那个庙。”
“那么，三件上衣的事是发生在哪里？”
“现在也是一样。看到耙子联想到教养穗的发饰，或是那里特有的食物，如芋头或山楂片……”
“是的，福地是住在板桥的大和町。他说在本驹下了地铁走到舅母家附近，可是想起以前借的钱未还，舅母大概不会再借给他钱，因此而心情很矛盾。他正想转身回去时，看到一辆出租车来就坐上去，然后去找住在池袋的朋友。”
“芋头就像婴儿的头一样大，蒸熟后就用竹签串起来，山楂片就好像薄薄的一片饼干。在我小时候，您常买回来给我吃，不过我并不认为那东西很好吃。”
我不禁惊讶父亲对现今东京都的交通仍然十分熟悉。
“有过那样的事吗？不过山楂片是任何地方都有出售的。”
“地铁本驹站应该是属于都营六号线，从板桥经过巢鸭、春日町，然后往神向大手町的方向去。”
“那么芋头呢？”
“他只承认在现场附近拦了一辆出租车，但他辩驳说他并不是从被害人家里出来的。本来他是要去舅母家，但是结果并没有去，三点半以后在地铁本驹站下了车……”
“芋头和耙子一样，是那个庙的特产。有人称它是芋头，也有人叫它人头，有好几种称呼。可是在东京并不叫芋头或大头，通常是说唐或头，写的时候就写‘唐之芋’。”
“他不会很爽快地就招认吧？看他还说了什么三件上衣的事情。”
“唐之芋……东野，难道凶手是东野吗？”我忍不住大声地说道。
“那一次出门后就没有回家了，难怪人家要这样想。昨晚他到朋友的住处，被我们抓住带回专案小组。”
“我是那样想。”父亲闪闪发亮的眼睛好像很有信心，他点了点头说道，“如果尾田登喜子去拿那支耙子能暗示的就是：东野是凶手。”
“她有钱却不肯借，争吵又没结果，气愤之下杀人，是这样的情况吗？”
“可是，由于尾田登喜子的死，东野也会受到损失呢。”
“据调查，他因借高利贷还不上而受到恐吓。福地的老婆说，那一天福地出门时曾说再去求求舅母。”
“一时冲动而起杀机时，往往不会想到利害关系吧。”
“有行凶动机吗？”
“那是当然。”
“是的。涉嫌人是死者的外甥，名字叫福地敬吉。福地敬吉已经三十一岁了，还没有固定的工作，据说以前曾经与被害人有经济上的纠葛。烟铺的伙计在四点钟时曾经看到福地敬吉在现场附近拦了一辆出租车离去。福地有一段时间是住在被害人家里，所以烟铺的伙计才认得他。”
“尾田登喜子提了一百五十万现款，然后和某人准备一起吃鳗鱼饭。”
“结果他却看到了尸体，一定吓坏了吧！可是，听你说好像已经找到重要的涉嫌人，对吗？”
“是的。”
“对。平常伙计都是从玄关进去，当他打开门向屋里喊人时，可是没有人应声。伙计认为不可能没有人在家，叫了几声后他就擅自打开纸门。”
“那个打算和她一起吃鳗鱼饭的人毫无疑问就是凶手。东野的家就在现场附近，能够替他的不在现场作证的只有他那身体虚弱的太太。”
“所以是在四点十分才送去的？”
“可是他曾在三点四十分时接了一个电话。”
“那是因为被害人在三点二十分左右打电话到鳗鱼店，要店员送两份鳗鱼饭去。因为她是常客，而且接电话的老板确认的确是登喜子本人的声音。因为不是用餐时间，而伙计又正好出去不在店里，另外还有一位店员因感冒请假，所以老板就告诉她说不能马上送去，必须等一会儿才能送去。对方还回答说没关系……”
“三点四十分，在时间上足够他杀了人再回到家了，他不是就住在现场附近吗？”
“行凶的动机是为了这些钱吗？那个鳗鱼店的伙计到现场去干什么？”
“也许杀了人再跑回家还不到三点四十分呢……”
“很多。被害人在当天下午两点钟左右，从附近的银行提出的一百五十万现金不见了。”
“东野在逃走时碰巧没有被别人看到，跑回到家又正好有人打电话来，这些大概都是偶然吧！”
“有东西失窃吗？”
“偶然的情况固然是有可能，可是……”
“大概是准备拿来做武器吧……或许是想用它挡开对方的刀。凶案现场非常零乱。”
“东野可能是要向被害人借钱，一定是第一次。被害人答应以后就准备了一百五十万元。东野来拿钱时，被害人登喜子就预备请他一起吃鳗鱼饭。到此为止，一切都还很顺利。”
“为什么死时手里会抓着耙子呢？”父亲疑惑地问道。
“然后发生什么事呢？”我急忙问道。
“不很大，不过比庙门口卖的大一些……耙体大概像打开的摇扇那么大，中间还画着一个假面具，价钱似乎相当贵。在十一月的第二个市集时，登喜子到浅草买回来的，一般是插在那个六张草席大房间的屋梁上。”
父亲耸了耸肩说道：“我怎么知道呢。”
“东西很大吗？”
“您可千万不要推理到这里，然后就丢下不管了。”
“就是庙寺卖的那种耙子，讨吉祥用的。”
“我不是丢下不管。福地所说的可能是事实，如果能查到我所推论的那种事件的话，福地就是清白的了。但是别忘了，到此为止都是推理。被害人到死还紧紧抓住耙子，是否为了暗示谁是凶手？这也是推理得来的。一路推理下来的结果，得到了杀尾田登喜子的人可能是东野的结论。到此为止，我对推理出来的情节还满有把握的。”
“耙子？”
“我也认为很有道理。”
“其实，那可以算是菜刀了，刀刃很长，侧腹及喉咙被刺穿。行凶的手法不太专业，死者右手拿着耙子扑倒在地上。”
这时候他却缓缓摇了摇头说道：
“报纸上好像是说用水果刀刺死的……”
“可是，以后所发生的事就无法推理了。到底什么事情刺激了东野，使得他杀人？除了现场目击者谁也无法知道。既使有目击者，说不定也无法了解其中缘故。可能只有东野自己知道了。不过……如果想象不必负什么责任的话……倒还可以想象一番……”
“是，四天前的下午三点半左右。鳗鱼店的伙计送货发现尸体的时间是四点十分左右。被害人是在一个六张草席大的房间里死的。”
“您用想象的也可以，如果东野是凶手，他和尾田登喜子是不是有了肉体关系？”
“我记得报纸说是在大白天遇害的吧？”
“我也是这么想。一个三十九岁年轻力壮的男人，太太又体弱多病；而那个女人虽是四十九岁，但‘女人四十一枝花’。登喜子若没有一点桃色新闻，那就是她用某种方法去排解性欲，而对象就非东野莫属了。她的土地让他管理，但大权仍操在自己手中；她的身体也让他做适度的‘管理’，但自己仍紧紧抓着权力。”
“真的，不是很严重的事。我手头那个案子的嫌疑犯说，在地铁的站台上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人。”我打开烟盒的封条，抽出一根烟递给父亲，“案子发生在文京区的木驹，一个中年寡妇遇害了，她的名字叫尾田登喜子，四十九岁。住在独门独院的平房里……”
“登喜子完全是在利用东野。您的想法是这样吗？”
昔日的王牌刑警往往最后就变成神情恍惚的刑警，但父亲的顺风耳似乎仍旧那么灵光。在我四个哥哥家里，孩子年龄像阶梯似的，从大到小各种岁数的都有。父亲并不讨厌这些猴崽子似的孙子，孩子们也不讨厌他。可父亲常到我家来并不是为了看看孙子，而是退休刑警想和现职刑警谈谈话！既然已经说溜了嘴，那就只有把案情概略地说明一番了。
“嗯。东野可以说是管家兼男妓。可是如果东野心里想不开的话，会很苦闷而且不满。”
“我的事一点也不重要。你说一共三件，手里拿两件，对吗？”
“就像沼气一样储存累积，即使能勉强地抑制，一旦因摩擦产生小小火花就会引起爆炸的。”
“不，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对了，您有什么事吗？”
“也许被害人一句无心之言会成为导火线。”
“上衣怎么啦？是遇害时穿着好几件吗？”
“这么说来，东野的太太可能知道丈夫杀了登喜子。”
之所以在很自然的情况下，话就从嘴里溜出来，实在是因为幻觉的关系。从换上和服一直到喝完茶为止，我始终在想这件事，所以当父亲和我说话时我以为还在谈那件事，就顺嘴溜了出来。父亲立刻从电视机前走过来，端端正正坐在火盆的对面。
“有八成可能，她不会什么都不知道就替丈夫作伪证。东野太太是个体弱多病的女人，打扰这样一个女人也许会令人感到不便，但防线的突破就在她身上了。然后接下来的是钱，是否极需要那笔钱……”
“爸爸，两件上衣，加上身上穿的一共有三件了。”
父亲的表情和方才推理夹克、西服、套装时的表情明显不同，他的脸上呈现出极度的忧郁。所以，我决定今天的谈话到此就告一段落。
一
“我明天会去调查的。”
[日]都筑道夫
（张平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