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红着脸，抓起威士忌酒瓶，给自己倒上一杯，一口喝了下去。他深吸一口气，打了个寒战。他不喜欢酒精的味道，有药瘾的人都不喜欢。
他胆子不小，竟然真的抓住了枪。不过他抓的地方不对。我后退一步，坐下来，把枪放到膝盖上。
“你只要离开这里，立刻就会遭到逮捕，”他尖厉地说，“你恐怕是被执法人员——”
“别逼我来硬的，”我抱怨道，“别逼我拉下脸讲粗话。快告诉我，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执法人员不会做这种事情。”
他盯着我，同时在用左手偷偷靠近我的枪。他属于咸猪手一族，姑娘们一般都得和他纠缠上一阵子。
这句话打破了他的平静，他的黄色面容发生了一些变化。
“原来已经过去四十八小时了。我身体陷入狼狈的原因就不用问了，不过，是谁把我送到这里来的？”
“别浪费时间，”我说，“谁把我弄过来的？为什么要把我弄过来？怎么弄过来的？我今晚玩兴大发，想撒个野。妖精在我耳边聒噪，我也有一个星期没开枪打人了。老实交代，费尔博士。拉起你的古董小提琴，让我们荡漾在温柔的旋律里。”
我靠着桌子稳住自己，努力回想，同时把枪举到能让他动心来抢的地方。
“你现在还有麻醉剂中毒的症状，”他冷冷地说，“你当时快死了，所以我给你打了三针强心剂。你一直在反抗和叫喊，所以我就把你关起来了。”他说得很快，每个字眼都想冲到最前头，“如果你执意要离开医院，那后果请自负。”
“怎么想起来问这个了，我亲爱的先生——当然是星期天晚上。”
“你说你是个博士——医学博士？”
“今天是星期几？”
“当然，我说过了，我是桑德伯格博士。”
他看起来有点惊讶。我手上戴着手表，可是它已经不走了。
“麻醉剂中毒不会让人反抗和叫喊的，那只会让你陷入昏迷。再给你一次机会，但要拣重点说。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是谁把我送到这家奇怪的私人诊所来的？”
“接近午夜了。怎么了？”
“但是——”
“现在几点了，典狱长？”
“什么但是不但是的，我要把你浸到一桶马姆齐葡萄酒里淹死。我倒希望现在真有一大桶马姆齐葡萄酒，能把我自己淹进去。莎士比亚，他也懂酒。让我们再来点良药苦酒吧。”我把他的杯子拿过来，又倒上两杯酒，“边喝边说，卡洛夫。”
“麻烦你交出枪，”他轻声说道，“我强烈建议——”
“是警察把你送来的。”
他把短棍放到身前的桌子上。他脸上的笑容僵硬得像条冰冻鱼，他的手指像垂死的蝴蝶那样动了动。
“什么警察？”
“我是桑德伯格博士，”他说，“请不要再胡闹了。”
“当然是湾城警察。”他不安分的手指在玻璃杯上扭曲了起来，“这里是湾城。”
我盯着他。
“噢，那么，这位警察有名字吗？”
“现在请你交出枪。”他轻声说道，“你病得非常重，马洛先生。我坚持认为，你应该回床上躺着。”
“在我印象中，他叫加布雷斯，是个警司，不是普通的巡警。星期五晚上，他和另外一位警官看到你在外面游荡，神志不是很清醒。这家医院比较近，所以他们就把你送过来了。我以为你是服食过量的药瘾患者。不过，我也可能搞错了。”
我把短棍放到他的左手手掌上。
“好故事，我没办法证伪。不过，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
“请你立刻交出那东西。”他面带微笑说。那微笑你会喜欢的，就跟刽子手到牢房来检阅你时的笑容一样——有点和善，有点慈祥，还有点谨慎。你肯定会喜欢那副笑容的，只要你能继续活下去。
他摊开不安分的双手：“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当时病得很重，现在也是。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办？”
“评论就在你嘴边，”我说，“想让你开口，等着你点出来。这玩意儿——”我轻轻挥了挥手中的短棍，“会让你开口的，它是我从别人那里借来的。”
“那看来我还欠你钱喽？”
“我就不开口点评了。”他说。
他耸了耸肩：“那当然，200美金。”
“我醒过来时屋里到处是烟。”我说，“那只是幻觉，或者用你们这种人的话来说，是视觉神经受到刺激的反应。我没看见粉红色的蛇，只看见了烟雾。我开始大叫，这又招来一个穿白袍拿短棍的硬汉。我事先准备了挺长时间，才把棍子从他手上抢下来。我拿走钥匙，穿上衣服，从他口袋里取回自己的钱，就精神焕发地到这里来了。你想说点什么吗？”
我把椅子往后推了推：“真便宜。试试看能不能从我身上拿到钱。”
他什么都没说。他看着我，眼神里带有一丝疑虑，就好像在纳闷我还能活多久似的。
“你如果离开这里，”他严厉地说，“立刻就会遭到逮捕。”
“我刚才做了个噩梦，”我说，“很荒唐。我梦见自己被绑在一张小床上，浑身都被注射了麻醉剂，被关在一间牢房里。我梦见自己很虚弱，睡了过去，没吃的，病得很重。我先被打晕，又被送到那地方遭受虐待，搞得那么兴师动众，就跟我很重要似的。”
我凑到桌前，对着他的脸说：“离开这儿又不犯法，卡洛夫。把墙上的保险柜打开。”
“为你还剩下的健康干杯，先生。”他一饮而尽后我也一饮而尽。我伸手把瓶子拿过来，放到自己身边，等着酒精烧到心脏。我心脏剧烈跳动了起来，它终于归位了，而不是挂在鞋带上。
他一下子站了起来：“真是够了。”
他微笑着举起一个杯子。
“你不打算把保险柜打开？”
“你先喝。”我说。
“我很明确地告诉你，不打算。”
他拿来两只个小杯子，打开酒瓶封口，倒了两杯酒。
“我手里拿着的可是把枪。”
“拿两个杯子。”我说，“你们的酒我喝过，差点没让我撞上卡特里娜岛。”
他露出一个谨慎而苦涩的微笑。
他跑到药柜旁边，翻出一个贴着绿色印花税票的扁瓶子和一个玻璃杯。
“这个保险箱可真大，”我说，“还很新。我手上这把枪可好使得很。你真不打算把保险柜打开？”
“威士忌。”我说。
他脸上表情丝毫没有变化。
他的双手开始乱动。
“见鬼，”我说，“你手里有枪的时候，别人应该对你言听计从才对，但这招好像不管用啊？”
“威士忌。”我说。
他仍面带微笑，他的微笑中透出一丝虐待狂般的愉悦。我向后挪了回去，我快不行了。
我回到桌子旁边，坐到一把椅子上，这用完了我最后一丝力气。
我扶着桌子摇摇晃晃，他站在旁边等着，双唇微微开启。
门上装着弹簧锁。我把门向后一拉，再向前一推，听到了锁咔嗒一响。门上还有个插销，我上好了它。
我在桌边靠了很久，直视着他的双眼。这时，我突然咧开嘴笑了。他脸上的微笑像脏抹布一样塌下去，额头上冒起了汗。
我取出他的弹夹，给我的空弹夹装上子弹。我取出他上到枪膛里的子弹，又把他的枪放到桌上。我把一枚子弹上到枪膛里，回到桌子另一边。
“再会，”我说，“等着比我狠的人来教训你吧。”
“地毯下面没有电铃。”他说，他的声音里有一丝异国口音。
我转身走到门边，打开门，走了出去。
“也许你在地毯下面还装了个电铃，”我说，“也许那还能把警察局总部的警监叫来，但最好别碰，在接下来的一个钟头，我会是个超级硬汉，谁敢走进那扇门，我就让他见棺材。”
大门没有上锁。外面是个带房顶的走廊，花园里百花争艳。再走过去能看到一堵白色尖木篱笆和一扇铁门。房子位于院子一角，这是个凉爽潮湿的夜晚，天上没有月亮。
他暧昧地动了动，塌陷的双眼依旧显得悲伤。
街角的牌子上写着“德斯坎索街”。道路两边是亮着灯的房子，我听了听有没有警笛声，什么动静都没有。另外一块牌子上写着“二十三街”。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二十五街，又朝八〇〇街区的方向走去。819号是安·赖尔登的家，也是我的避难所。
我绕到桌子后方，无缘无故咧开嘴笑着。他在抽屉里放了一把枪，如我所料。这种人抽屉里总放着一把枪，而且掏出来总是迟一步，就算他们真掏出来的话。我把枪从抽屉里拿了出来。那是一把标准型号点三八口径自动手枪，没有我手上这把好，但用的子弹是一样的。我翻了翻抽屉，没找到子弹，于是就把那把枪的弹夹取了出来。
我在路上走了好长一段时间，突然意识到自己手里还握着枪，可是并没有听到警笛声。
我说：“右手。”我冲那只手挥挥短棍，它就像受伤的蛇一样缩了回去。
我继续向前走。外面的空气让我舒服多了，不过威士忌酒的提神效果却在蠕动中走弱。道路两旁是杉树和砖房，这里看起来很像西雅图的国会山，而不是南加州。
他的眼神变得昏昏欲睡：“你病得很重，先生，病得非常重。我不建议你现在就爬起来到处走动。”
819号还亮着一盏灯。我眼前是一个微型停车门廊，紧挨着高高的柏树树篱。屋前种着一丛玫瑰。我走到门口，摁下门铃之前又听了听动静——还是没有警笛声。门铃响了一会儿，这时，人声从锁着门就能和外面对话的新鲜电子设备里传了出来。
“电铃，”我说，“在今晚帮不上你。你的手下已经被我打晕了。”
“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又向前迈出两步，亮出了短棍。他的食指仍在朝桌角移动。
“是马洛。”
他做了个无助又略带反抗意味的手势。之后，他放下双手，把一只手搁到非常靠近桌角的地方。
她可能噎住了，或者也可能是电子装置出了问题，把她的声音切断了。
在他张开的黄指头之间，能看到沙褐色油头；头发紧紧贴在头皮上，就跟画上去的一样。我又向前迈出三步，他肯定从桌子上方看到了我的脚在移动。他抬起头看着我。塌陷、无神的双眼长在羊皮纸一样的脸上。他放下双手，向后一靠，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门打开了，安·赖尔登小姐站在门口瞧着我，身穿一套绿色便服。她的双眼睁得大大的，充满了惊恐。她的脸在门廊灯光下突然变得苍白起来。
这是一间办公室，不大不小，干干净净，看起来挺像回事。屋内有个玻璃门书架，上面放了很多厚重的书。靠墙放着一个医药柜，玻璃消毒柜里放着针头和针管。宽阔、平整的办公桌上放着记事本、黄铜裁纸刀、一套钢笔和预约本，别的就没什么了，只有一对胳膊肘——那人正把脸埋在手里，坐在座位上沉思。
“我的天哪，”她哀号道，“你惨得就像哈姆雷特他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