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精彩的说法，”埃勒里赞许地说，“但如果是出于这样的动机，那他应该做得更明显一点，让别人一眼就能看出凶手是从海上来的。但他没有。”
老绅士抚着下巴。“为什么，如果说动身之前他人在戈弗里家里，却刻意选择先去游泳再杀人，那只可能因为他希望凶手看起来是外人，从海里游来杀人。换句话说，借此来掩饰凶手是屋里的人。”
“如果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当然。”
“到这个阶段，我已能确认凶手从海上来，时间是午夜之前，且一丝不挂。那么，执行谋杀计划前，他在戈弗里家里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他为什么先去海里游泳——绕了那么一圈，多麻烦——直接从家里沿小路上露台不是更方便吗？”
“当然，他应该突出这一事实，在沙滩上留下脚印，让我们相信他希望我们相信的。然而，事实正相反，凶手是绞尽脑汁想掩饰他来自海上这件事！”
“你还没发现吗，”埃勒里解释道，“凶手必须考虑潮汐问题。如果他在十二点之前来，那时水面仍很高——差不多在最高点，他可以直接从水里走上石阶，来到露台。沙滩上绝对不会留下脚印。如果马尔科准时到，他可以杀人后循原路回海里——仍旧不会留下足迹。因为海水仍在涨潮状态——杀人也就一两分钟时间——他可以不踩露出的沙滩，直接跳进海里。可他却被迫在露台上绝望地守候，眼睁睁地看着潮水退去；沙滩越来越宽，越来越宽，马尔科却仍不见踪影。是的，是的，对库莫尔而言真的很痛苦。他选择了等候，并利用等候的时间重新规划，想新的脱逃方式和路线。我猜他觉得自己很难找到同样的机会让马尔科入瓮，神不知鬼不觉地宰了他。之所以生出拿走马尔科的衣服这个灵感，一定源于他知道自己的身材和马尔科的很接近。
“我有点乱，你什么意思？”
“我又听不懂了。”法官没好气地说。
“首先，他并未选择最直接的脱逃路径，原路返回——从海滩下到海里。如果他选择这条道路，就会在沙滩上留下离开的足迹，我们只要扫一眼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不，如果他那时在房间里的话，他绝不会介意留下这些足迹的。但实际上凶手是怎么做的呢？他竭尽所能不留下足迹！他脱光死者身上的衣物，再穿到自己身上——都是为了不从海路脱逃……换句话说，很明显，凶手费劲心思避免在沙滩上留下足迹，也是为了掩盖他是由海路来的事实。然而，凶手若是戈弗里家的人，就没必要隐瞒由海路而来的事实。因此，凶手并非住在戈弗里家里的人。准确无误。”
“从库莫尔的角度来看，痛苦还不只这些。”埃勒里干巴巴地说，“很显然你还没抓到问题的关键。这意料之外的一小时，正是导致他必须取走衣物的主因！如果马尔科准时到，我们将完全找不到一丝指向库莫尔的线索。”
“只有一点，”法官笑了起来，“我想弄清楚，据此你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我懂了，真懂了，”法官低声说，“库莫尔太倒霉了。库莫尔在快到午夜时来到露台，他想很快就能等到马尔科了。我猜，他一定是裸泳的，肢体不受束缚；另一方面，他肯定觉得少穿点就会少留下些线索。但他没想到马尔科被戈弗里太太缠住了足足一小时。你试着想一想，夜半时分，没穿衣服待在海边整整一个小时！”
“呃，”埃勒里忧伤地说，“等我弄清楚执行谋杀之前凶手并不在戈弗里家时，其实已经没什么用了。谋杀发生当晚每个在屋子里或在屋子周围的人都已经解除了嫌疑。排除了戈弗里夫妇、康斯特布尔太太、塞西莉亚·芒恩和她的宝贝丈夫、科特、蒂勒、皮兹、乔朗姆——这一大堆相关人士，只剩下洛萨·戈弗里、库莫尔和基德。”
“肯定是。如果是‘10’或‘11’，马尔科绝不可能打桥牌打到十一点半才离席，他肯定会早早结束，好去赴约。因此，约会时间必然在十一点半以后不久——那就是十二点啦。”
“而你又是怎么锁定库莫尔的呢？或者说你曾经怀疑过他吗？事实上，你根本没理由怀疑他没死，你知道的。”
“哦，可你怎么知道一定是‘12’？”
“别急，”埃勒里拖着长音道，“当然是有凭有据的。凶手都具备怎样的特征？由他的犯案手法来推理，共有六点，我仔仔细细地罗列一下。
“哦，不，别这么快下定论。如果你认真回忆一下，那张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条，数字‘1’后面缺了一小块。那是个不幸的意外，我亲爱的法官，正确的数字应该是‘12’，数字‘2’被撕掉了。”
“一、他非常熟悉马尔科和马尔科的人际关系。因为他知道可以借洛萨之名诓骗马尔科来赴约，于是他伪造了一张字条，看起来好像是洛萨写的。
“当然！”
“二、他知道戈弗里太太有每天清早下海晨泳的习惯。如果他不知道此事，那他就会选择原路返回——穿过沙滩到海湾，再游泳出海，留下一串足迹。因为第二天的早潮会将足迹洗得一干二净。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知道戈弗里太太会在早潮还未涨起时下海游泳，一定会看到脚印。因此，他很清楚她的习惯。
埃勒里叹口气：“字条上写了一点吗？”
“三、他很了解这一带的环境，包括海湾内的涨潮退潮时间。
“可是那张字条，”老绅士顽固地反驳，“他不太可能来得太早。那张假字条约马尔科一点到露台，凶手为什么选这个时间，然后自己不得不早早过来？他可以直接把时间约在——”
“四、他泳技高超。既然他是直接从海里来的，这就意味着他有一艘泊在外海的船——不能离岸太近，否则可能会被人注意到。另外，如果他是从船上来的，那杀人之后他必须回船上去。但我刚才已经证明了，最终他被迫走公路——”
“你之前可聪明多了。”埃勒里幽幽地说，“如果凶手先到露台，那他可以在凌晨一点之前的任何时间来，赶在退潮之前，趁还没露出十八英尺沙滩之前来。”
“等等——”
“但沙滩，我的孩子，”法官高声抗议，“上面没有足迹！那么，他是如何——”
“让我讲完。走公路离开他就需要衣服，因为他既没穿泳衣也没带浴巾。斯特宾斯的店正对着西班牙岬角的出口——由陆路逃脱他必然要经过此地——出口附近灯光闪耀，他绝不想冒险赤身裸体地通过。因此他穿上马尔科的衣服，由公路到随便哪处公共海滨浴场。我们已经知道，公共海水浴场距离岬角也就一英里左右。接下来他怎么办？他在公共浴场脱下衣服——凌晨一点三十分左右肯定四下无人——把所有衣物捆成一团（他不会冒险把衣服丢弃在那里）——然后带着这一堆衣物至少游了一英里，回到船上。所以我说，从逻辑来推断，凶手必然泳技超群。”
“当然是那两个巨大的西班牙壶中的一个的后面，这是最有可能的地方。和人一样高大，很方便躲藏。还有，你应该还记得，敲昏马尔科的凶器是一尊哥伦布雕像，原本放在岩壁上的壁龛里，靠近一千零一夜酒壶中的一个。马尔科坐在那儿写信时，凶手可以轻易地够到雕像，抓在手上，轻手轻脚地——而且光脚丫子——潜到马尔科身后，往他漂亮却愚蠢的脑袋上来一下。接着，他将原本绕在自己脖子、手腕或脚踝上的绳子取下来，套上昏迷的马尔科的脖子。以绳索作为凶器——相较于其他较正统的杀人凶器——也是凶手来自海上的另一个佐证。绳索不会妨碍你游泳；它很轻，而且不像枪那样怕水；刀子携带起来太麻烦，游泳时你可能得咬在口中，这会导致换气困难。当然啦，最后的这层推论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整个推论的每个细节都符合已知事实。”
“这里有漏洞。”埃勒里歇口气的当儿，法官指出，“你说他若从船上来，就必须再回到船上。我觉得这并非一定——”
“躲在哪儿呢？”
“一定。”埃勒里回嘴道，“首先他是光着身子来的，不是吗？他打算光着身子上公路吗？不，他打算游回船上。如果他计划好了脱逃路线，肯定也安排好了逃离时的交通工具，他做好了一切准备。我们继续吧。
“现在很明白了，我的第一次‘证明’错了。如果仅仅只是他以为自己一个人，但实际上他写信时并非一个人；换句话说，马尔科不是先到露台的人，凶手更早过来，在某处埋伏了起来，马尔科并不知道。”
“五、他的身材必须和马尔科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马尔科的衣物他穿必须合身，才能避免万一斯特宾斯看见他，或在去往公共海滨浴场的路上遇上其他人，他才不至于因为衣服不合身而引起注意，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或在目击者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个大块头——整体看来和马尔科一样。
“老天！”
“六、凶手之前来过戈弗里家，这是最重要的。”
埃勒里叹道：“很简单，就是个小把戏。我一直没看出来，直到最后一条线索证明之前的推理可能是错的，我才从头检查了一遍。错误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信了马尔科的话：凌晨一点，他独自一人在露台。他说他独自一人；但事实上——尽管他并没有说谎，也没任何理由说谎——并非如此。他只是认为自己独自一人罢了！两种情况——他认为自己独自一人，以及他的确独自一人——导致了同一种结果：他坐下来写一封私人信函。而我则笨到没把另一种可能性考虑到。”
“你指的是那张字条吗？”
“坦白说，并不清楚。”
“当然，他利用戈弗里的打字机打了那张骗人的字条。但打字机从未搬离过房子，因此，打这字条的人一定曾经来过这里，或是家庭中的一员，才有机会使用这台机器。”
埃勒里的脸刷地红了。“继续啊，尽情地羞辱我吧。你该记得昨晚我曾承认之前的推理犯了个严重的错误。没错，我如此‘证明’过，此事将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纪念碑，时刻提醒我思考不周。这只能说明所有推论都有可能出错，我们只能期盼——这是整桩谜案中最要命的失误。你应当还记得，当时我的‘证明’基于两点事实：第一，马尔科在遇袭前正在露台上写一封非常私密的信，信上写明是凌晨一点，且提到他独自一人，谋杀肯定发生在这之后。既然谋杀发生在之后，也就是说凶手是凌晨一点之后出现的。而凌晨一点时潮汐已退，露出了十八英尺以上的沙滩，没有足迹。因此，我认定凶手不可能来自海上，而是来自内陆，走小路过来的。这么说你能明白为什么我会犯错了吧？”
埃勒里在红灯前减了速。“至此，”他叹息道，“就是这样了。来看洛萨·戈弗里，就算我们怀疑她的说法，说自己被人绑在韦尔林的小屋里，关了一整夜——她有没有可能是凶手呢？绝不可能。她不会游泳，不会打字，若要穿马尔科的衣服伪装——单纯理论上而言——她肯定会拿走帽子，好掩饰她的长发。但事实上马尔科的帽子没被拿走。这就至少有三点不符。
麦克林法官放下跷起的长腿，转过头来盯着埃勒里，直截了当地说：“嗯，我们似乎发现了一个完美之人的弱点。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凶手是从海上来的，可是我记得就在星期天，你一口咬定说凶手绝不可能从海上来！”
“基德呢？不可能，理由是根据之前听到的对他的描述，他是个巨人，身材庞大，绝对穿不进马尔科的衣服。至于鞋子——你还记得洛萨是如何描述那人骇人的巨大脚丫子的吗？不不，绝不是基德。
埃勒里却一脸茫然，他累坏了。真他妈的是个假期！他心想，但还是顽强地说了下去：“既然凶手是光着身子来的，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自然是：他从哪里来？这是整个推理最简单的部分。很显然，他不可能光着身子从屋里来，自然也不可能从公路来，赤裸的他只能从第三条路径而来：海。”
“还有一些，”埃勒里似乎忆起了往事，露出疲惫的微笑，“异想天开的人选，比方说康斯特布尔——可怜的劳拉那位没用的丈夫，尽管仅从逻辑推理，他值得怀疑。但他从未见过戈弗里一家，不可能知道戈弗里太太有晨泳的习惯；他也没进过戈弗里家的房子一步，因此不可能打那张署名洛萨的字条。
过了半晌，法官才幽幽地说：“我懂了，从全身赤裸的约翰·马尔科可以直接推断出凶手全身赤裸。非常聪明，真是非常聪明！继续吧，孩子，这可真是不寻常啊。”
“接下来是韦尔林，小木屋和小艇的所有人。为什么不是他？因为，就洛萨所说，他是个瘦小的男人；而且根据你的证词，我亲爱的梭伦，他也从未进过戈弗里家的大门。
两位男士都沉默着，只有杜森伯格隆隆有力的引擎声在轰鸣。
“只剩库莫尔了。我并不知道他是否死亡，因此必须考虑他是凶手的可能性，然后惊异地发现他居然完全符合上述六大条件。他和洛萨极其亲密，很可能知道她和马尔科之间的事。他当然知道妹妹斯特拉有清晨下海游泳的习惯；事实上，戈弗里太太曾对我们说库莫尔经常和她一起去！他热爱运动——喜欢西班牙岬角，常常出海；他无疑对涨退潮了如指掌。游泳技术呢？好得不得了，也是他妹妹讲过的。穿得上马尔科的衣服吗？哦，合身得很，据洛萨所说，他和马尔科的身材几乎一模一样。最后一项，毫无疑问，他能轻易靠近戈弗里的打字机，因为他就长期住在家里。这么看来，库莫尔是唯一符合六大条件的人，不仅如此，谋杀案发生当晚，他是唯一能从海上来的人（除了基德），凶手肯定是他。这就是我的推理。”
埃勒里则十分冷静。“没错，这就意味着他一开始什么都没穿。换句话说，往马尔科头上敲那么一下，以及偷走他的衣服时，凶手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一丝不挂。”
“我想，”很长一段沉默后，法官说道，“事实肯定就是这样的了，的确没什么可质疑的——你已经确定库莫尔是唯一可能的凶手人选。”
“可这就意味着——”老绅士震惊地说道。
埃勒里狠狠地踩了一脚油门，他们从一辆履带卡车旁呼啸而过。“当然，事情一清二楚。如果库莫尔是凶手，那很明显，绑错人事件也就是计划的一部分了，简单明了。绑架事件帮助库莫尔获得同情，怀疑他是凶手变得情理不容，也不可能实施。非常聪明——聪明过头了。
“结论还不明显吗？”埃勒里叫道，“如果凶手一开始穿着泳衣，或者泳衣和浴袍，甚至只披了件浴袍，逃走时他都不需要马尔科的衣服。但我刚才已经证明了，他确实需要马尔科的衣服逃走。由此一来，我便得出结论，凶手赶到凶案现场时，并未穿着泳衣或浴袍。”
“很显然，他一定事先雇用了基德来绑架自己——他可能跟那个怪物说这是个玩笑之类的；如果他实话实说，就要给基德一大笔共谋费，至少在短期内封住他的嘴。库莫尔有意让洛萨也牵连在内，是因为他需要一个见证一切的目击者——一个可靠的目击者，可以在事后告诉警方她的叔叔有多么英勇，但在大猩猩一般的基德面前又是多么的无助。另外，这么做还可以把洛萨调离谋杀现场，以防她的出现戳穿那张伪造的字条。
“可是，假设是这样的，”法官十分困惑，“我还是不明白——”
“这场戏剧性十足的绑架案，他和基德此前一定排练过，包括他如何给基德的腹部一拳，以及让库莫尔‘不省人事’的那一击。都是演给洛萨看的。基德肯定是把库莫尔错当成马尔科绑架了——库莫尔为此还故意穿得像马尔科——真是聪明无比的设计，使得库莫尔完全摆脱了警方的怀疑，马尔科之死显然是外人或屋里的某个人所为。聪明的库莫尔，知道警方绝不可能把基德当杀害马尔科的凶手，两人之间没有丝毫瓜葛。因此，他让基德‘打电话’给某人——当然，要让洛萨听到。毫无疑问，这都是精心安排的——好像基德在向不在场的雇主报告一般，好像背后另有主谋（当然不是库莫尔）。打这通电话时，库莫尔正躺在沙滩上‘不省人事’，天衣无缝的骗局。实际上这通电话是怎样的呢？我猜基德随便拨了个戈弗里家的号码，听到咔嚓一声时就证明有人接了或者正好有人要用电话，于是他迅速伸出大拇指按断电话，然后不紧不慢地说出预先准备好的台词，演了一出独角戏。不不，我们全错看了这个了不起的基德船长，可笑地被库莫尔牵着鼻子走。基德一点也不笨，不然他绝对无法完成命令，还执行得如此完美。海上舞台的小演员。”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我早就分析过各种可能性了。如果他打算从露台逃回屋里，不管他身上穿着什么——泳衣、浴袍，或两者皆有——都没有什么不对的，他不必费事去弄马尔科的衣服。毕竟，穿成那样丝毫不引人注目，就算被谁撞见，简单一句‘刚去游泳了’就可打发过去——如果有人问他的话。你也许会接着问：如果他不是逃向屋子，而是沿着公路那头逃去偏远的地方呢？答案是，即便如此，穿着泳衣或浴袍，无论他穿着哪一种还是两种都穿，依旧可以沿着这条线路逃走。你应该还记得，上周日早晨，你的好朋友哈里·斯特宾斯曾说过，当地法规允许去游泳的人只穿泳衣走在通往海滩的公路上——而那里恰好是离开西班牙岬角的路径。事实上，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刚从某处公共海滩回来，身上就只穿着泳衣。既然只穿泳衣出门在这一带是司空见惯的事，那么凶手完全没必要有所顾虑——不必费事拿衣服。我再说一遍，如果他穿着泳衣，想从公路逃走，那他完全不需要马尔科的衣服。还有一条可能的逃跑路线——除了回宅子和公路——就是回到海里。可如果他想逃到水里，就更没必要拿走衣服了，更何况沙滩上没发现脚印，证明凶手并非逃向海湾。”
“可是，库莫尔是怎么打出那张字条的？他人在屋外，当——”
“我不认为，”法官反驳道，“如果说他没——”
“字条被发现时？是的，但那并非字条制作的时间。晚饭后，他就把字条放到楼下蒂勒的柜子里了，然后邀洛萨陪他出去聊一聊。他很清楚，蒂勒要到九点半才会看到那张字条——顺带一提，这又是一项凶手必须具备的条件，清楚蒂勒的习惯——这就让人错误地认为字条是在基德打电话给他的‘老板’之后才打出来，并放到这里的。你一定也还记得，星期天一大早，我们在韦尔林的小屋发现洛萨时，科特接到一通匿名电话，告诉他在哪里可以找到洛萨。毫无疑问，这通电话是库莫尔打的，不管他当时藏身在海边的哪个地方，他都冒着被人撞见的危险，只为了打这通该死的电话。很明显，他宁可因此前功尽弃，也不愿女孩少一根头发。他要确保女孩能尽早被人发现。”
埃勒里虚弱地说：“之前我们已经得出结论，他拿走马尔科的衣物是为了方便脱逃。可是，如果他穿着泳衣，或者泳衣加浴袍，或者只披了浴袍，方便他脱逃吗？当然方便。”
“看起来可不像，他在那张纸条上署了她的名字，这足以让她身陷麻烦。”
“那——”
埃勒里摇摇头。“他知道她拥有强大的不在场证明：她不会打字，而且被发现绑在韦尔林的小屋里。他不在乎警方看出字条是伪造的；事实上，为了洛萨，他希望警方看出来。而且你别忘了，要不是马尔科在销毁字条时粗心大意，事后那张字条根本不会被发现，洛萨也就不可能被牵扯在内。”
“没错。这一点我并未忽略。事实上，他极有可能是穿着泳衣来的，穿泳装加浴袍，或者只有一件浴袍。”
车子开到了一个大镇子附近，交通瞬间拥堵起来，令人心情不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埃勒里不得不把注意力全部放在驾驶上，以免杜森伯格出什么事故。麦克林法官坐在那儿抚着下巴，陷入沉思。
法官说：“嗯，我看首先不能忽略他穿着人们所谓的泳衣。”
“你觉得，”他忽然开口问，“库莫尔的自白中有哪些是实话？”
埃勒里暴躁地按着汽车喇叭，超过了一辆被吓到了的锐箭牌汽车。“别急。我刚才说了，凶手自己没有衣服，这又是为什么呢？于是我问自己，凶手真的没穿衣服吗？是的。那么，既然是计划好的谋杀，凶手为何赤裸着身子来杀人呢？我们很清楚凶手在杀人后具体取走了哪些衣物，相应的，我可以说凶手当时一定没有他从马尔科身上弄来的那些衣物，否则他不必如此费事。也就是说，那时他身上没有衬衫，没有领带，没外套、长裤、袜子甚至内衣。当然，他没带走马尔科的帽子和手杖，但要说凶手身上一丝不挂，却诡异地戴了帽子、拄着手杖前来，这也太离谱可笑了。显然，他不需要帽子和手杖，因此把它们留在了现场。另外，他来的时候也没戴帽子、没拿手杖。那么，凶手到这海滩边的露台来杀人，还可能穿着怎样的衣服呢？”
“啊？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
“这部分我懂了。”法官思索着说，“但你是如何想到戴维·库莫尔的，这我仍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转到一条热闹的主街上。“你知道，对于他昨晚所说的有关那个怪物基德的部分，我一直很好奇。我指的是在他讲述完他是如何借助暴风雨的力量表演惊险靠岸，小心翼翼却还是弄沉了小艇，然后拼命游回海岸之后。他承认之前说的——前一天晚上，他在船上和基德打了起来，他失手杀了基德——故事都是假的。他说事情的真实经过是，星期六晚上，他们开着韦尔林的小艇，一直开到看不到西班牙岬角的地方以后——在‘绑架事件’之后——他们找了处偏僻的地方靠了岸，他立刻付钱给基德，让他收拾收拾离开。他想让我们相信基德还活着，只是跑到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了而已。但不知为什么，我听着怎么像假的。”
埃勒里苦涩地摆了摆手。“一开始我没想到这个可能，是因为我想不明白凶手为什么拿走他的全部衣服，却唯独留下披肩。按理说，披肩才是所有衣物中最容易隐去身形的。凶手不可能放弃这件隐形披肩——像夜晚一样漆黑，能从喉咙一直遮到脚踝——如果他需要这些衣服是为了方便逃跑的话。实际上，考虑到杀人之后凶手都想尽快逃离现场，他更应该放弃那些被他拿走的——外套、衬衫，领带肯定不拿，长裤也不用要——只拿披肩；注重一点仪表，最多加上皮鞋。然而，他在有限的时间内拿走了马尔科的每一件衣物，唯独留下披肩！我只好排除掉第五种可能，寻找新的解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重新想想这一可能——真可惜；完全陷入迷雾之中。直到昨天下午晚些时候马尔科太太说出来，谋杀发生期间那条披肩并不在马尔科身上，甚至不在露台上，我这才意识到，第五个可能——衣服是为了穿上逃离现场的——肯定是正确答案。凶手没披肩可拿。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披肩是整桩谋杀案最关键的东西。缺少有关披肩的线索，案子就无法解决。”
“哦，没道理。”埃勒里边按喇叭边否定了。他从车窗探出头，五官扭成一团，愤怒地冲一辆挤满了人的出租车司机大吼：“你他妈的是怎么开车的？”吼完他露齿一笑，靠回椅背。“事实上，在我认定库莫尔就是杀害马尔科的凶手之后，第一个问题便是基德怎么样了？很清楚，他只是个工具而已。问题在于：他知道事情真相吗，还是库莫尔就糊弄他说这只是一场‘绑架游戏’？我发现两件事，否定了双重谋杀案的可能性……你怀疑库莫尔把基德也收拾了，对吧？”
“哦，对！”埃勒里两眼平视着道路，“凶手拿走马尔科衣物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需要这些衣服。”听到如此简单的结论，老绅士顿时睁大了眼睛，“但为什么凶手需要马尔科的衣物呢？因为他要穿。也就是说，很显然，他没穿衣服。这很诡异，但千真万确。那为什么凶手在杀了人之后需要穿衣服？也很简单——因为他要逃走。这身衣服能帮他顺利逃走。”
“我必须承认，”法官皱着眉回答，“我确实有类似这样的念头。”
“你刚得出结论，只有第五种可能能解释衣物的失踪。”
“不，”埃勒里说，“我敢肯定他没有那么做。第一，库莫尔没必要告诉基德他的全盘计划；第二，库莫尔并非我们所说的‘天生’杀人狂。他是个讲道理的人，和一般人一样守法。他不是一不小心就失去理智的人，更不是为了杀人而杀人的人，因为他心存怜悯和同情。基德这个无赖，自然痛痛快快地赚了一笔。就算哪天他在某地读到一篇报道，想回头再来敲诈库莫尔，他会马上发现自己也是这起谋杀案中的陪衬。这是库莫尔对雇工设置的安全保障。不不，库莫尔告诉我们的是实话。”
“才不是那样呢！”埃勒里愤愤不平地回嘴，但马上又咧嘴笑了起来，回头羞怯地扫了一眼来时之路，“心理学……其实也挺可爱的。”他叹了口气，“事实上，昨晚我先是感觉到了事实，然后才在脑子里想明白了。昨天船来的时候，我说到哪儿了？”
到车子出城，眼前又是宽敞的大道时，两人一直不发一语。冷冽的空气有一丝早秋的味道了，老绅士忽然打了个冷战。
“你还没告诉我，”行车途中，法官干巴巴地问，“埃勒里，你是如何破解这起思想骗局的，还是纯粹只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法官眯起眼睛看着同伴，埃勒里看向他时他又笑了起来。
“怎么啦？”埃勒里关心地问，“冷吗？”
戴维·库莫尔此刻被关在普恩塞特的郡监狱中，虽然还因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暴风雨而浑身发抖，但笑容十分平静。戈弗里已经找了东部最好的律师为他辩护。整个西班牙岬角一带因骤然降临的阴冷天气而没有一点生气。洛萨·戈弗里回到了年轻的科特身边，她的母亲也重返父亲的怀抱。只有蒂勒一人依然如故——谦恭、谨慎，沉着自若。
“不知道，”法官哈哈一笑，“是因为谋杀案还是被寒风吹的。但我想应该是因为天冷。”
“我认得戴维·库莫尔，他是个好人。”斯特宾斯平静地说，“如果我所听到的有关马尔科那个杂种的事全部属实，郡里的任何一个陪审团都不可能判他有罪。他现在就应该被放出来。”
埃勒里不知为何停下了车。他走下车，打开堆得满满当当的折叠椅，翻翻拣拣后，带回来一团黑黑的、软软的大东西“那是什么？”老绅士狐疑地问，“你从哪里弄来的？我记得——”
接下来的好几英里路两人都没说话，仿佛西班牙岬角的巨大岩石让两人觉得厌恶；他们像是悄无声息逃走的罪犯一般。唯一较为愉快的一段话，还是出自哈里·斯特宾斯口中，在他们把车开到他的加油站加油时。
“披在肩膀上，老爹，”埃勒里边说边跳进车里，把那玩意儿盖在老绅士的膝盖上，“我们这趟旅程的小小纪念品。”
“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埃勒里低声说，“人们总认为犯案犯得越聪明，就越不容易被侦破。但聪明的罪犯都会把犯罪计划弄得很复杂，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就容易出现失误。真正完美的犯罪啊！”他虚弱地摇摇头，“真正完美的犯罪，是找个机会，在一条没人的暗巷里干掉一个普通人。一点儿花招也没有。每年都有上百起完美的犯罪发生——由被人们称为低能暴徒的人犯下。”
“这到底是——”老人惊恐地拿开那东西。
“假设他没有设计如此聪明的计划，”法官悲伤地说，“他承认他完全知道马尔科怎么毁了他的妹妹斯特拉，种种无赖行为如何搅得她不得安宁。接着他又看出——或者说他觉得自己看出来了——侄女洛萨身上所发生的事。这件事最大的麻烦就在于，没人向其他人倾诉。就算他如此痛恨马尔科，决定非杀了这无赖不可，为什么不直接找把手枪，朝他开枪，这不就结了吗？这样不会有陪审团判他有罪，尤其他若宣称只是两人吵架时一时情绪失控。在这种情况下——”
“这可能是正义的终结者，是逻辑之道上的岔路。”埃勒里像个演说家一般说道，松开了手刹，“我无法拒绝。事实上，这是我今天早上从莫利探长的眼皮底下拿走的！”
“我能怎么样？”埃勒里叫着，“我常把人性对我而言毫无意义挂在嘴边。但我还是被影响了，该死的，真躲不开。”
法官拿起来一看，那是约翰·马尔科的黑色披肩。
麦克林法官叹了口气。“这下你知道法官每天都面对着怎样的问题了吧。理论上说，涉及重大刑事案件，嫌疑人的命运是由陪审团决定的。但在法庭之上……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尽管文明发展至今，但公平问题我们仍未真正解决。”
老绅士身子又一颤，深吸一口气后，姿态英勇地将披肩披上肩头。埃勒里咧嘴笑笑，踩下油门。没多一会儿，老绅士那雄伟有力的男中音再次迎风响起。
“我平生遇过的最难的问题。”埃勒里·奎因闷闷地说。他垂头丧气地握着杜森伯格的方向盘，看着混凝土路面渐渐远去。车头向北，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