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真是相当草率的结论啊，医生。”
“他们可能拿不到毒品了。在极度痛苦之后，最终他们可以摆脱毒瘾。那不是治愈他们，我的朋友。这样做并没有消除造成他们染上毒瘾的神经或情感上的缺陷。这样只是让他们变成迟钝消极的人，坐在太阳底下、交互绕动拇指，最终无聊空洞地死去。”
“你先提起这个话题的。我已经说完了。我要换一个话题。你可能注意到了这栋房子里有某种压抑的气氛。哪怕你戴着那副可笑的太阳镜，现在大可以摘去了。戴着太阳镜，你看着也丝毫不像加里·格兰特[2]。”
“他们有时会自行治愈。”
我摘了太阳镜。自己完全忘了这码事。
“我治疗过毒品上瘾的病人，”他说。“哪个医生没治疗过呢？这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警察来过这儿，马洛先生。一个正在调查克劳森案件、名叫马格拉尚的警探。他会很高兴见到你的。我要给他打电话吗？我肯定，他会回来的。”
“我可能弄错了，”我说。“昨天我在克劳森那里闻到了大麻烟味儿，又看到他拨你的号码——直呼你的名字——这一切大概让我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去吧，打电话给他，”我说。“我只是在去自杀的路上顺便经过这里。”
他慢慢地抬起头注视着我，眼神专注，充满了鄙夷之色。
他的手伸向电话，不过却鬼使神差般地被裁纸刀拽回了一边。他又拿起刀，似乎就是放不下它。
他看起来比之前更加疲惫不堪。“我觉得你是个混蛋，我的朋友。我不认识阿拉莫医生。我也没有干过他那种勾当。至于针头——这点小事得说说清楚——在今天的医疗专业中是频繁使用的，经常用于这种无害的药剂，比如维他命注射。针头会钝，一钝就会刺痛病人。因此，在一天之中，有人可能会使用十几个针头。不过没有一针是注射毒品的。”
“你可以用它杀人，”我说。
“某人会这么觉得。只要有病人，医生就不会失业。”
“轻而易举，”他微微一笑。
“你觉得，我可能继承了他的衣钵？”
“在脖子后一英寸半就够了，正中央，枕骨突起处。”
“马上说到重点了。关于针头。好多年以前，我接过一个案子，来到这里调查，认识了一个名叫阿拉莫的医生，家住牵牛星街。他的行医习惯很古怪。晚上带着一大箱皮下注射器针头出诊——一切准备就绪。装得满满的一箱子。他的疗法很奇特。酒鬼、有钱的瘾君子、过于激动的人群——这种人可比正常人想象的多多了——常常把自己逼得难以放松。失眠症——还有其他所有无法冷静的神经衰弱患者，不得不服用小药片，在手臂上注射，以此渡过危机。可过了一阵，危机又卷土重来了。这对医生来说真是门好生意。阿拉莫就是为他们解决危机的医生。现在可以说出来了，他大约一年前去世了。死于他自己的药物。”
“用冰锥会更好，”他说。“尤其是一把短冰锥，一端磨得很锋利，不会折断。要是错过了脊髓，就不会致命。”
他轻轻地放下刀，微微一笑。“我们似乎总是在兜圈子，”他说。
“那么需要一点医学知识吗？”我掏出一包寒酸的骆驼牌香烟，从玻璃纸中剥开一根烟。
“别这样，”我尖声说。“这让我直起鸡皮疙瘩，就像在抚摸蛇一样。”
他继续微笑，非常淡然、悲伤的笑。这种笑容不属于一个满心恐惧的男人。“那会管用的，”他温柔地说。“任何一个相对机灵的人都能在十分钟里掌握这个技术。”
“请吧，”他再次拿起了那把又长又窄的裁纸刀。
“奥林·奎斯特学过好些年的医，”我说。
“让我来告诉你一个关于针头的故事，”我说。
“我说了，我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
我狠狠地盯着他。这并不能让我看穿他的灵魂。他很安静、忧郁、封闭，双眼中充满了生活的不幸。可他还是十分温文尔雅。
“是的，我知道你说了。我不太相信你。”
拉加迪医生舔去大拇指上的又一滴血。
他耸耸肩。可他的眼睛总是瞟向裁纸刀的刀柄。
“我只是随便一说，”我说。“静观其变。这栋房子里要出事。有东西在角落里斜着眼看我。”
“我们真是一对极品，”我说。“就坐在这儿，正大光明地聊天，仿佛我们对世事毫不关心。因为我俩在日落前就要锒铛入狱了。”
“不过你似乎希望有人回答你的问题。”
他再次抬起了眉毛，我继续道：
“不关我的事。”
“对你来说，因为克劳森知道你的名字，你可能是他生前最后一个跟他说过话的人。对我而言，因为一直在做一个私家侦探永远不会侥幸成功的事。隐藏证据，隐藏线索，发现尸体却不去向海湾城那些可爱、廉洁的警察报告。哦，我完蛋了。彻底完蛋了。可我似乎不在乎。或者是我恋爱了。我似乎就是不在乎。”
“关你的事吗？”
“你肯定喝多了，”他缓缓地说。
我说：“为什么有这么多针头？”
“只不过是香奈儿5号，还有香吻，泛着白光的修长双腿，蓝色眼睛中略带嘲笑的邀请。就是这些天真无邪的东西。”
“我想的已经不是大麻了。”我再次盯着那些针头。他顺着我的视线望去，耸了耸肩。
他的神色比刚才更悲伤了。“女人会狠狠地削弱男人，不是吗？”他说。
“沃森小姐回家了，”拉加迪医生说。“房子里只剩咱们俩。”他沉思片刻，再度舔了舔拇指。他小心翼翼地把裁纸刀搁在桌上的便条簿上。“哦，关于游船码头的问题。”他补充道。“毫无疑问，你想到了墨西哥附近。那个和大麻有关的案件——”
“克劳森。”
这时，远处传来一阵开门关门的声音。我们俩都在侧耳倾听。房子前台阶上传来了离开的脚步声。我们在细细地听。
“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你可能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停地喝啊喝，也不吃饭。日积月累，维他命缺失造成了精神错乱的症状。对他们来说只有一件事要做。”他转过身，盯着消毒器。“针头，更多的针头。他们让我觉得肮脏不堪。我是索邦大学[3]毕业的。可我却在一个脏乱的小镇上为一群腌臜的小人行医。”
他拿起一把面目邪恶的裁纸刀，银色刀柄形似一个裸女，他用刀戳了戳大拇指鼓出的部分，手指上渗出一滴深红色的鲜血。他将手指凑近嘴，舔了舔。“我喜欢鲜血的味道，”他温和地说。
“为什么？”
“地点在哪里？”我问他。“游艇码头吗？”
“因为许多年前发生的事——在另一个城市。别打听太多，马洛先生。”
我点点头，抽出一支烟，点燃了。拉加迪医生瞥了一眼手表。他转动椅子，关闭了消毒器。我望着这些针头。许多针头。以前我在海湾城跟一个煮针头的家伙有过节。
“他用了你的名字。”
“我没有义务向你透露信息，马洛先生。”
“这是某一个阶层人们的习惯。有一度演员尤其如此。骗子也是。”
“可这不是实话。”
“哦，”我说。“那么一切就只是如此吗？”
“是你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认识克劳森的。我说了我不认识。”
“只是如此。”
我没有吭声。
“那么，警察来这儿没有因为克劳森的事纠缠你。你只是害怕很久以前在别处发生的某件事。或许那甚至是爱情。”
“是你把警察招来的，”他冷冷地说。
“爱情？”他口中缓缓吐出两个字，暗自品尝其中滋味，直到最后，脸上浮现出一抹苦涩的笑容，仿佛开枪之后空气中飘浮的火药味。他耸耸肩，从公文格后面拽过一个烟盒推向桌子另一侧的我。
“躲避某些可能想在他脖子后面插上一把冰锥的家伙。由于他的徕卡相机有点太快了。在别人想要保持隐私时拍到了他们的照片。或者也有可能是因为别的事，比如兜售大麻，他学聪明了。我没有兜圈子吧？”
“那么不是爱情，”我说。“我正试图解读你的心事。一个索邦大学的高材生，在一个脏乱的小镇上为一群腌臜的小人行医。我很了解。那么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在对克劳森这样的人干什么？这是为了什么，医生？毒品、堕胎，还是你碰巧是某个炎热的东部城市里为一群黑帮工作的医生？”
他抬了抬眉毛。“躲谁？”
“比如说？”他淡淡一笑。
“躲人。”我说。
“比如说克利夫兰。”
他那忧伤的眼睛平视着我。“不，我不认识什么奥林·奎斯特，马洛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个叫奥林·奎斯特的人说他待在我这里。”
“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我的朋友。”现在他的声音冷若冰霜。
他走到桌子后坐下，拿起一把又长又窄的裁纸刀。
“真他妈大胆，”我说。“不过像我这种智力有限的人倾向于把已知的事实归类。虽然经常出错，但只是我的职业病。如果你想听的话，我可以说说。”
“请坐，马洛先生。”
“我在听呢，”他再次拿起裁纸刀，轻轻地戳着桌子上的便条簿。
“有许多针头，”我总会突发奇想。
“你认识克劳森。有人用一把冰锥非常娴熟地杀了克劳森，他遇害时我在房子里，正在楼上和一个名叫希格斯的骗子说话。希格斯很快离开了，还带走了登记簿上、记录奥林·奎斯特姓名的一页纸。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希格斯在洛杉矶被人用冰锥杀害了。有人搜过了他的房间。当时有个赶来跟他做交易的女人在现场。她没拿到东西。我有更充裕的时间搜索。我得手了。假设一：克劳森和希格斯是被同一人所杀，不一定是出于相同理由。希格斯被害是因为他硬要分一杯羹，还把别人挤了出去。而克劳森被害是因为他是个满嘴胡言乱语的醉汉，可能知道了谁有可能要杀希格斯。到这里还行吧？”
我们穿过另一扇通向走廊的门。我简直如履薄冰。房子里充满了不祥的预兆。他打开一扇门，领我进入一间曾是卧室的房间，不过现在一点也看不出是间卧室。这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型诊疗室。透过敞开的门可以看见一部分检验室。角落里一台消毒器正在使用，里面煮着一大堆针头。
“我一丁点也不感兴趣，”拉加迪医生说。
拉加迪医生转向我说：“去我的办公室好吗？”
“可你在听。我猜，纯粹是出于礼貌。好吧。现在我发现了什么呢？一张电影王后和一个前克利夫兰黑帮大佬的照片，后者应该拘押在县监狱中，也是同一天，这个前克利夫兰黑帮大佬曾经的哥们在洛杉矶的富兰克林大道上遭人枪杀。他怎么会拘押在狱呢？有人告发了他的真实身份，不管你多么讨厌洛杉矶警察，可他们的确是拼命想要把东部来的黑帮大佬赶出城外。是谁告的密？是这个被捕的家伙自己泄的密，因为他的前搭档很麻烦，一定要除掉，而事发之时待在监狱里可是个绝佳的不在场证明。”
“谢谢，医生。”她坐在原地没动，低头看着桌子。她揉了揉眼睛，闭上后，眨了眨又睁开。她绝望地摇了摇头。
“一派胡言，”拉加迪医生疲惫地笑了。“简直是天方夜谭。”
“你还不回家吗，沃森小姐？这里没你的事了。”
“当然。事情出纰漏了。警方不能证实他是前黑帮头目。而克利夫兰的警方不感兴趣。洛杉矶警方释放了他。可如果他们见过这张照片，他们就不会放人了。因此照片成了最好的敲诈工具，首先可以敲诈前克利夫兰的黑帮头目，如果的确是他的话；其次，可以敲诈电影明星，因为她在公共场所和他在一起。这照片可以让一个好人大发横财。希格斯不算好人。下一段。假设二：我一直在找的那个男孩，奥林·奎斯特，拍了这张照片，用康泰时或徕卡相机，没用闪光灯，被拍对象也毫无察觉。奎斯特有一台徕卡相机，喜欢这么折腾。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动机更商业化。问题是，他怎么会有机会拍照？答案是，这个电影明星是他的妹妹。她会允许他过来跟她说话。他失业了，急需用钱。很有可能她给了他一些钱，提出条件让他远离自己。她不想跟自己的家庭有瓜葛。这还是一派胡言吗，医生？”
我们默默等待。电话铃响时，大家都习惯等着。过了一会儿，铃声止住。
他闷闷不乐地盯着我。“我不知道，”他慢慢开口道。“开始有点可能性了。可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相当危险的故事告诉我呢？”
护士悄悄地用手按了按双眼。桌上的电话再次嗡嗡作响，令她不由蹦了起来。“别接，”拉加迪医生头也不回地说。
他从烟盒里拿过一支香烟，随手扔给我。我接住烟，仔细看了看。埃及烟，椭圆形、胖鼓鼓的，对我的血液来说味道过于重了。我没点燃，只是用两指夹着，注视着他那双深色忧郁的双眼。他点燃了自己那支，紧张不安地吐了一口烟。
“我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告诉他妹妹。”
“我现在就说说你与其中的关联，”我说。“你认识克劳森。你说是职业上的原因。我告诉他我是侦探，他立马就试图打电话给你：他醉得厉害，没法说话。我记下了号码，后来告诉你他死了。为什么？要是你没有私心，你就会报警。可你没有。为什么？因为你认识克劳森，你可能还认识他的某个房客。两者都无法证实。下一段。假设三：你认识希格斯或奥林·奎斯特，或者两者都认识。洛杉矶警察无法确认前克利夫兰黑帮大佬的身份——我们给他取个新名字吧，就管他叫斯蒂尔格雷夫。可是有人肯定能确定——要是那张照片值得为此杀人的话。医生，你曾经在克利夫兰行过医吗？”
“从没听说过。”
“当然没有。”他的声音似乎是从远方传来的。他的眼神也同样缥缈。他的嘴唇微微张启，恰好叼住他的烟。他纹丝不动。
“你一点不认识他？”
我说：“电话局有一整房间的电话簿，包括全国各地的。我去查过你。”
“这里没人叫这个名字，”拉加迪医生彬彬有礼地回答。“以前也没有。”
“在克利夫兰市中心一幢办公楼里有一套公寓，”我说。“如今——却在一个海滨小镇上偷偷摸摸地行医。你可能想要改名——可你不能，还要保住你的执照。有人策划了整起事件，医生。克劳森是无赖，希格斯是笨蛋，奥林·奎斯特是个一肚子坏水的流氓。但可以利用他们。你不能直接对付斯蒂尔格雷夫，否则你都活不到再次刷牙的时候。你可以操纵这些走卒——可以牺牲的走卒。好吧——我们开始谈到点子上了吗？”
“奥林·奎斯特。他的妹妹告诉我，他正在为你干些活儿，医生。我已经找了他好些天。昨晚，他给她打电话了。她说，就是从这儿打的电话。”
他淡淡地一笑，靠在椅背上，叹了口气。“假设四呢，马洛先生？”他几乎是在喃喃低语。“你这个十足的傻瓜。”
“你提到的那个名字是？”拉加迪医生客气地问我。
我咧嘴一笑，伸手去掏火柴点燃他的这支胖鼓鼓的埃及烟。
护士面前的电话响了。她吓了一跳，伸手去接时又停住了。她盯着那部电话机，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声停止了。
“另外，”我说，“奥林的妹妹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在你这儿。我承认，我的很多观点分开看都很牵强。可它们合起来似乎的确是有点针对你。”我悠闲地吞云吐雾。
那个护士退后，坐在一张小桌子后。这原来是一个普通的客厅，原先曾是深色的家具如今被漆成了浅色，这一点从这栋房子大概的房龄可以看出来。一道方形拱门将客厅和餐厅一分为二。还有几把安乐椅和一张摆着几本杂志的桌子。这似乎是——一个在私人住所行医医生的接待室。
他望着我，他的脸庞似乎开始上下浮动，逐渐模糊，消失，又复原。我感到胸口一紧，大脑似乎运转缓慢，如同乌龟赛跑。
我进入了室内，房间里一片黑暗，百叶窗是拉上的，窗户紧闭。里面黑漆漆、冷飕飕。
“这是怎么了？”我听见自己含糊的声音。
“请进，”他飞快地说。“我不记得了，先进来再说。”
我双手撑在椅子扶手上，使劲站起来。“很傻，是吗？”我说着，香烟还在嘴中，继续吸。“很傻”不能形容，得发明一个新词。
“我们通过电话，”我说。“关于一个名叫克劳森的男人。”
我跌下了椅子，两条腿似乎灌满了水泥。我张嘴说话时，声音似乎从一团棉花里传出。
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看了看，又望着我。他脸色苍白，表情痛苦扭曲，就像是在等待世界末日降临。
我松开了椅子扶手，伸手去抓香烟。我几次没抓着，然后勉强碰到。它摸起来不像香烟，倒像是大象的后腿，锋利的指甲刺入了我的手掌。我甩开自己的手，大象抽走了它的后腿。
“我是拉加迪医生。请问，有何贵干？”
这时，一个模糊、高大的身影转过身站在了我面前，仿佛一头骡子在我胸口踢了一脚。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话音未落，一双隐形的手将她推到一边，一个皮肤黝黑、神情焦虑的瘦子站在了半开着的门口。
“一点氰化钾，”一个声音通过越洋电话说。“不会致命，甚至没什么危险。只会让人放松……”
“对不起。拉加迪医生不——”
我试图从地板上站起来。你有时候也应该试试。不过得先找人把地板钉住才行。我脚下的地板不断地转圈。过了一会儿似乎稳定了些。我勉强从四十五度起身，支撑身体，试图迈步。水平面上仿佛有个类似于拿破仑之墓的玩意。那是个相当好的目标。我向那边走去。我的心怦怦直跳，几乎难以呼吸了，就像踢完足球后气喘吁吁的样子。你觉得自己的呼吸永远无法恢复正常了。永远，永远，永远如此。
她瞪着我，仿佛我刚从海底回来，胳肢窝下夹着一条溺死的美人鱼。
可那玩意儿不再是拿破仑之墓了。那是海面上的木筏，上面坐着一个人。我曾经在哪里见过他。一个好人。我们关系不错。我向他走去，可肩膀撞到了墙壁，令我天旋地转。我试图抓住什么东西，可除了地毯一无所有。我怎么会在那儿倒下？问也白问。这是秘密。每次你提问，他们只会把你的脸按在地板上。好吧，我开始在地毯上爬行。我只是用我原来的双手和膝盖趴在地上。根本没有感觉。我向一堵黑色的木墙爬去。或者那可能是黑色的大理石。还是拿破仑之墓。我对拿破仑做过什么吗？他为什么老是把我挤向他的墓呢？
“奎斯特（Quest）。Q是Quintessential的Q，U是Uninhibited的U，E是Extrasensory的E，S是Subliminal的S，T是Toots的T。五个字母拼在一起，就是‘寻找’。”[1]
“需要一杯水，”我说。
“谁？”她双眼中露出了一阵隐隐约约的震惊。
我听见了回声。不是回声。没人说话。也许我没说过话。也许这只是我仔细思考的一个主意。氰化钾。那是你在爬行穿过隧道时要担心的几个较长的词。他说，不会致命。好吧，很有趣。你可能会称之为半致命。菲利普·马洛，三十八岁，一个声名狼藉、拥有执照的私家侦探，昨晚背负一架大钢琴、爬过巴隆纳排水管时遭到警方逮捕。在大学城警局接受讯问时，马洛声称，他正要把这架钢琴送给某个傻乎乎的印度王公。被问到为什么他的靴子上有马刺时，马洛称，客户的机密神圣不可侵犯。于是马洛遭到拘押调查。某警探称，警方尚不便透露任何信息。被问到钢琴是否走音时，某警探宣称，他在三十五秒之内弹了一首华尔兹舞曲，就他所知，钢琴里没有琴弦。他暗示说，里面另有他物。某警探出其不意地说，十二小时之内将会向媒体发布一份完整声明。据猜测，马洛试图掩盖一具尸体。
“我是来找一位奎斯特先生，奥林·P·奎斯特。”
黑暗中，一张脸庞向我飘来。我改变方向，走向那张脸。可那时已经是傍晚了。太阳下山了。夜幕很快降临。脸庞消失了。没有墙壁，没有桌子。接着地板也没有了，最后一切都没有了。
“很抱歉，医生今天不接诊。”她向我的太阳镜眨眨眼。她不喜欢太阳镜。她的舌头在嘴巴里不安地搅动着。
连我也消失了。
门上的标牌写着：“进门请按铃。”我按了门铃，不过门没开。我原地等待着。又按了一次铃。继续等待。里面一片寂静。这时，门非常缓慢地开了一条缝，一个身穿白色制服、面无表情的瘦个子向外望着我。
[1]奎斯特的英文是Quest，意为“寻找”，而后面这五个英文单词的意思分别是“典型的”、“不受限制的”、“超感觉的”、“潜意识的”、“年轻姑娘”。
过了不久，所有车都离开了，只剩下马路对面的一辆轿车，殡仪馆老板在回去数钱的路上嗅了嗅一棵蔷薇。随着脸上一抹灿烂的笑容，他逐渐消失在了他那幢整洁的、殖民地风格建筑的门廊里，世界再次陷入了一片静谧和空旷。那辆剩下的轿车还没开动。我沿路行驶，然后掉头转弯，停在了那辆车的后面。司机身穿蓝色哔叽料上衣，一顶软帽的帽尖闪闪发亮。他正在早报上做填字游戏。我往鼻梁上架了一副半透明太阳镜，慢悠悠地经过他身边，向拉加迪医生的诊所走去。他没有抬头。距离诊所几码时，我摘下太阳镜，佯装用手帕擦拭镜面。我用其中一个镜片照见了他，他还是没有抬头。只是一个做填字游戏的家伙。我又将太阳镜戴上鼻梁，来到了拉加迪医生诊所的前门。
[2]加里·格兰特（1904—1986），美国著名影星，出演过的经典电影有《美人计》、《捉贼记》、《西北偏北》等，是著名电影大师希区柯克的御用男主角之一。
临时请来的抬棺人将棺材抬至边门外，专业人员则在那里搭把手，减轻重量，然后将棺材“哧溜”一下滑入灵车的后备厢，分量轻得就像一平底锅的黄油卷。鲜花开始堆得像个小土丘。玻璃门关闭了，这个路段的汽车纷纷发动引擎。
[3]索邦大学（La Sorbonne）为巴黎大学前身，在巴黎大学成立后，变成巴黎大学的一个学院，“索邦”亦成为巴黎大学的代名词。
“花环安乐屋”里刚刚举办完一场葬礼。一辆巨大的灰色灵车正等候在边门。许多汽车堵在街道两侧，文森特医生的诊所一边并排停着三辆黑色的轿车。人们从葬礼教堂从容不迫地走下台阶，来到街角，进入他们的汽车里。我在距离三分之一街区的地方等着。汽车没有开动。接着，三个男人和一个蒙着严严实实的面纱、一身黑衣的女人走了出来。他们半拖着她进了一辆大型商务车。殡仪馆老板走来走去，优雅地打着手势、扭动着身子，犹如肖邦音乐的尾声一般优美流畅。他镇定的灰色脸庞，长得足以在脖子上绕两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