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蒂！”我抬起头，大声喊道，“稳住！稳住！”
我知道该怎么办。
她即刻照办了，腿不再乱动，而是自然下垂，两只小手紧紧抓着仅剩的最后一根横档，仿佛停摆的秋千上的杂技演员。
我知道该怎么办，我已经看见了。我非常非常害怕，可我的头脑依旧清醒。她在我上方七十英尺的地方，穿着蓝色牛仔裤的双腿在毫无阻挡的空气中乱蹬一气，燕子在她头顶上啾啾直叫。坦白说，我当时怕得要命。你知道，直至今日，我还是不敢去看马戏团的空中表演，就连电视转播的也不行。那类节目让我反胃。
我冲向干草垛，抱起一捧干草，返回原地，扔在地上。就这样，我来来回回，一趟一趟地跑着。
“拉里！拉里！救救我！”
后来的事情，我有些记不清了，只知道干草越堆越多。干草跑进我的鼻孔，我开始打喷嚏，一个接着一个，怎么都停不下来。我来回奔跑，在原先放置梯子的地方堆了一个草垛，可还不够大。我打量着它，然后又看看半空中的妹妹，此时此刻，任何人都会想起一部卡通片，里面的那个人从三百英尺的高空跳进了一个玻璃杯。
凯蒂的叫声在谷仓里回荡。
跑过来，跑过去。
梯子从空中掉了下来。随着一声巨响，它重重地落在谷仓的地上，扬起无数灰尘，奶牛吓得哞哞直叫，有一只甚至不断地踢牛圈的门。
“拉里，我抓不住了！”她的声音很响，很绝望。
她脚下的横档彻底松脱了，紧接着，两侧的支撑也散开了。一时间，她脚下已经完全分裂的梯子仿佛一只笨重的昆虫——螳螂，或者木梯虫——下定决心要离开了。
“凯蒂，你行的！你必须坚持住！”
朽木迸裂的声响！我禁不住叫出了声，凯蒂也尖叫起来。我意识到，刚才我爬到她那个位置的时候，我就开始后悔了，因为我相信，运气不可能永远青睐我们。
跑过来，跑过去。干草钻进了我的衣服。跑过来，跑过去。草垛已经抵到我的下巴了，可是，我们玩蹦极的草垛深达二十五英尺呢。我想，如果她只是摔断了腿，那已经算运气了。我知道，假如她没有跳准，那她的小命就没了。跑过来，跑过去。
我永远不可能把那句话说完了，因为，就在那个时刻，梯子散架了。
“拉里！梯子！断了！”
“凯蒂……”
伴随着一声断裂的声响，在她重量的作用下，最后一根横档脱开了。她的两条腿开始拼命乱蹬，可是，如果她这样不停地扭动的话，她肯定落不到草垛上。
“没问题。”她信心满满地回答，“我比你轻！”
“不要！”我大喊，“不要，别乱动！凯蒂，松手，把手松开！”已经来不及了，我没有时间搬更多的干草，除了祈祷，我别无他法。
我来到谷仓中央，刚好看见凯蒂急急忙忙地顺着梯子往上爬。我冲她大喊：“嘿，快下来！危险！”
我的话音刚落，她松开横档，落了下来。她仿佛一把刀，垂直向下。在我的眼里，她下降的过程非常漫长，金色的小辫子竖在脑后，眼睛紧闭，脸色如同瓷器，白得没有一丝血色。她没有喊叫，她的双手放在嘴唇上，好像在祈祷。
我急忙来到草垛上方，然后跳了下去。这种蹦极似的游戏不再让我兴奋。落地的一刹那，我想，假如在下面等待我的不是厚厚的干草，而是谷仓结实的地面，我会怎样呢？
她刚好落在草垛的中央。她不见了——干草四处飞起，仿佛被炸弹击中了——我听见了她身体撞击地面的声音。很响，我呆若木鸡。实在是太响了，太响了。尽管如此，我必须面对。
很快，我双手抓住了粗糙的房梁，让身体的重心脱离梯子，脑门上的冷汗弄湿了几根细细的干草。游戏带来的刺激已荡然无存。
我大叫一声，跳上草垛，用手把干草扒开，一把接着一把，干草朝我身后飞去。先是一条穿着蓝色牛仔裤的腿，接着是一件格子衬衫……最后是凯蒂的脸。苍白，双目紧闭。一看见她的脸，我想，完了，她死了。整个世界黯淡了，如同十一月的天空。唯一有色彩的是她的小辫子，一捧灿烂的金色。
我先上了。我感到梯子在我脚下晃动。我听见——很微弱的声音——那根苍老的铁钉在木头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此时，我真的害怕了。我想，假如我刚刚爬上梯子，我肯定立刻转过身，跳到地上，一切就此结束。可是，房梁近在眼前，到了那儿，就安全了。还差三个踏板就到顶了，钉子松动的声音越来越响，我吓得浑身发凉，真后悔自己爬得那么高。
她睁开眼睛，深蓝色的大眼睛。
我们玩了多久？记不清楚了。跳了十二三次之后，我抬头看外面，发现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妈妈和爸爸快回来了，而我俩满身都是草屑……这不等于不打自招吗！我们决定每人再跳最后一次。
“凯蒂？”我的声音沙哑、干枯、难以置信，我的喉咙里有草屑，“凯蒂？”
我羡慕她优美的姿态，可我始终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结果，我仿佛一颗加农炮弹，重重地掉落下来。我不是凯蒂，我无法像她那样心怀憧憬：不管什么时候，草垛都会在下面迎接你。
“拉里？”她满脸疑惑地问道，“我还活着吗？”
她下来了，钻进了草垛，消失了。干草一下子飞了起来，草垛深处传来她银铃般的笑声。刚才她站在梯子上的时候，梯子已经有些晃动，可这一切，我早就抛至脑后了。等她从草垛里钻出来的时候，我已经爬了一半了。
我把她从草垛里抱起来，紧紧搂在胸前，她也搂住了我的脖子。
有一瞬间，她仿佛高挂在空中，被某种只存在于阁楼顶上的神秘力量托住了，一只色彩艳丽的燕子，金色的羽毛，内布拉斯加的唯一。她是凯蒂，是我的妹妹，她的手臂背在身后，后背稍稍弯曲。那一刻，我爱死她了！
“你活着，”我说，“你活着，你活着！”
她站在那里，脚上穿着一双旧的凯德牌矮帮软底鞋，手伸向前方。接着，她起跳了。令人难忘，言语无法形容。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管我如何拼命描述，你始终体会不到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你无法想象，那一刻，多么漂亮，多么完美，一生中，那种体验没有几次。眼前所见是真实的，百分百真实。哎呀，我不行。我的文笔，我的口才，差得太远。
她摔断了左脚踝，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伤。来自哥伦比亚城的佩德森医生在老爸和我的陪同下走进谷仓，他抬起头，长时间地盯着头顶的黑暗之处。梯子的最后一块踏板挂在一根钉子上，在空中晃荡着。
她沿横梁慢慢向前走，当我确定她已经到达草垛上方的时候，悬着的心才落下来一半。我总是替她捏着一把汗，虽然她动作比我更优美……体格比我更强健，如果这样形容你的小妹妹听上去不是太奇怪的话。
我上面说了，他看了许久。“奇迹。”他一边对我老爸说，一边轻蔑地用脚踢着我放在地上的干草。他走出谷仓，钻进他那辆脏兮兮的迪索托，开走了。
“你好，上面的！”
老爸拍拍我的肩膀。“拉里，我们到堆放木柴的小屋去一下，”他镇定地说，“我想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去那儿。”
“你好，下面的！”
“是的，先生。”我小声说。
没过多久，她上了横梁，高高在上——这次，我变成了一个微型人，一张白白的小圆脸朝上仰着，她的声音飘飘荡荡地传下来。我蹦来跳去，地上的草屑四下乱飞。
“拉里，我每次揍你，目的都是让你牢记上帝的恩宠，因为你妹妹还活着。”
我记得当时自己在想，我不喜欢梯子摆动的样子，感觉那天它有些不够结实。
“是的，先生。”
等我出来的时候，她已经爬了一半了。她在充满灰尘的一束阳光中不断向上攀爬，金色的小辫子在肩胛骨上跳跃。在其他日子里，阳光和她的头发一样闪亮，可是，那一天，她的小辫子没有了对手——它们是高空中最最绚丽的色彩。
我们去了。他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打了我那么多下，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都站着吃饭，之后的两个星期，我得在屁股底下垫个垫子才能坐下。他每次用他那长满老茧的大手打我，我就对上帝说谢谢。
我像在水里游泳一样，在草垛里挣扎，直到再次回到地面上。草屑钻进我裤子里，钻进我衣服里，就连鞋子也不放过，还有的干脆贴在我的胳膊肘上。头发里有草籽吗？肯定有。
我大声地说，声音非常响亮。打到最后几下的时候，我很肯定，上帝听见了。
我落在草垛上。我像火箭，钻进草垛，芬芳、干燥的草料如同大海的波浪，把我团团围住。我继续下降，仿佛进入重水，然后慢慢停在干草中。一如往常，我感觉鼻子发痒，想打喷嚏，还听见一两只受惊的田鼠仓皇逃往某个更隐秘的角落。不可思议的是，我感觉自己得到了新生。我记得凯蒂曾经告诉我说，一头栽进草垛，她仿佛一个婴儿，对一切都感觉新鲜。那时，听了她的话，我耸了耸肩，似懂非懂。可是，收到她的信之后，我也开始思考了。
睡觉前，他们允许我进去看她。她窗外有一只猫声鸟，我记得很清楚。她的一只脚缠满了绷带，搁在一块木板上。
那一天，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后来，我走到了草垛上方。从那里往下看，不像想象的那么可怕。先憧憬一下。接着，我故意捏着鼻子，迈步走进深渊。每次都差不多，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我骤然向下跌落。我差一点叫出来：哎呀，对不起，我错了，我后悔了！
她长久地望着我，那么可爱，我有些不好意思了。后来，她说：“嘿，你把草铺好了。”
我站起来，身体有些不稳。跟以往一样，在下面的时候不觉得，一旦到了这么高的地方，总感觉有风。为了保持平衡，我伸出双臂，慢慢朝前挪动，心怦怦直跳。有一次，我刚走几步，一只燕子贴着我的脑袋俯冲下去。为了躲它，我差点失去平衡。我总是担心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当然了，”我脱口而出，“我还能干什么？梯子已经断裂，没有办法攀上横梁了。”
“你好，上面的！”
“我不知道你在干些什么。”她说。
“你好，下面的！”我喊道，声音随着谷糠和尘埃向下面飘去。
“你肯定知道！我就在你下面，上帝啊！”
接下来的对话，我们都背下来了：
“我不敢往下面看。”她说，“我太害怕了。我一直闭着眼睛。”
凯蒂仰脸看着我，她的脸白白的，圆圆的，远远望去，那么小。她穿着那件褪了色的格子衬衫，蓝色牛仔裤，像个洋娃娃。在我头顶上，在布满灰尘的屋檐上，燕子愉快地叫着。
我瞪眼看着她，非常惊讶。
那一天，我越爬越高，在灰尘弥漫的谷仓里，我感觉有点眼晕。跟以往一样，爬到一半的时候，我开始想象，假如梯子突然断裂、垮塌，我该怎么办？可是，我没有退却，而是继续往上爬，直到我的双手抱住横梁，翻身上去，然后朝下看。
“你不知道吗？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那一年，我十岁，瘦得一阵风就能吹倒，体重大约九十磅。凯蒂八岁，比我轻二十磅。那个梯子，我们以前爬过好多次，很安全，因此，我们想，这一次也不会有事。正是这种认知让个人和民族陷入一个又一个的麻烦之中。
她摇摇头。
“好吧，”我说，“我先上。”
“我让你松手的时候，你……你松手了，不是吗？”
“危险的事情，男孩在先。”说着，她故作端庄地看着地面，仿佛别人不知道她其实是赫明福德的二号捣蛋鬼。不过，她一向如此，心里想干，可又不愿意打头。
她点点头。
我坚持说：“女孩优先。”
“凯蒂，你怎么能真的松开手呢？”
凯蒂立刻回了我一句：“你先上。”
她看着我，还是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我知道，你肯定在想办法补救，”她说，“你是我的大哥哥。我知道你会照顾我的。”
“你先上。”我说。
“啊，凯蒂，你不知道当时有多危险。”
那天，如同往日一样，我们心中充满了担心和期待，站在梯子脚下，看着对方。凯蒂情绪很高，她深邃的眼睛放射出异常灿烂的光芒。
我用手捂着脸，她坐起来，把我的手拿开，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不知道，”她说，“可我知道你就在下面。哎呀，我困了。拉里，明天见。我得打石膏，佩德森医生说的。”
尽管如此，那种游戏实在是太刺激了。当老猫外出的时候……哎呀，你肯定明白我的意思。
石膏过了快一个月才拆下来。她所有的同学都在上面签了名——她甚至也让我签了名。石膏拆下来的时候，谷仓事件已近尾声。父亲把通往阁楼的梯子换成了新的，更结实。但我再也没有爬上房梁，跳进草垛。据我所知，凯蒂也没有。
当然，这是一种绝对禁止的游戏。如果被发现，妈妈肯定会冲着我们咆哮，而爸爸则会用皮带抽打我们，尽管我们已不是小孩子了。因为那个梯子，因为万一你还没有走到草垛上方就失去了平衡，从房梁上摔落下来，你会掉在谷仓的木地板上，粉身碎骨。
故事到此结束，但在某种意义上还没有结束，直到九天前，凯蒂从洛杉矶一家保险公司大楼的顶层跳了下来。我钱包里放着《洛杉矶时报》相关报道的剪报。我想，我会一直随身带着。这不是一份甜美的回忆，不是你珍爱之人的照片，也不是精彩影剧的票根，或者世界联赛的入场券。那份剪报，我揣在怀里，沉甸甸的，带着它，是我的责任。剪报的大标题是：“应召女郎高空燕跳，香消玉殒！”
如果你爬上那个摇晃的梯子——凯蒂和我数过好多遍，梯子上总共有四十三根横档——顶头就是那根横梁，距离满是干草的地面大约七十英尺。沿着横梁走上十二英尺，你会膝盖发软，脚脖子处的关节嘎嘎作响，嘴巴发干，嘴里散发出一股陈腐的气味，可是你会发现，下面竟然是一个大草垛。你从横梁上纵身一跳，一个可怕的、自杀式的俯冲，下坠七十英尺，迎接你的是一个巨大的干草垫。干草，香气扑鼻的干草，虽然身体还悬在空中，你的灵魂却早已在芬芳的气息中找到了归属，你就像拉撒路[52]，在沉睡中等待复活的夏日。你跳了，虽然危险，可你成功了。
我们长大了。我知道的就这些，其他传言都不重要。她曾打算去奥马哈的一所商学院上学，可是，高中毕业后的那个夏天，她参加选美比赛，获了奖，嫁给了一个评委。简直像个黄色笑话，不是吗？我的凯蒂啊！
有一个梯子，用铁钉固定在三层阁楼的一根横木上，梯子的腿垂直抵着谷仓的地面。父母不允许我们爬梯子，因为，那个梯子年久失修，有些摇晃。不知道有多少次，爸爸答应妈妈，说要把那个梯子拆下来，换一个结实的，可是，每当他准备动手的时候，总有别的事情冒出来……比如，帮邻居修理除草机。那个雇来的人干不了这些事。
我在法学院上学的时候，她离了婚，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有十页之多，告诉我她是怎么过的，她的婚姻有多么糟糕，假如她能有个孩子，会如何如何好。她还问我是否可以过去一趟。可是，在法学院，如果一星期不上课，就等于普通的文科专业一学期都逃课。那些老师都是些灰狗，如果哪个机械小兔子不见了，那就永远别回来了。
在多云的十一月份，这似乎是唯一让人开心的游戏了。
她搬家去了洛杉矶，又结了婚。她第二次婚姻解体的时候，我已经从法学院毕业了。她又给我写了封信，很短，很凄惨。她告诉我，她再也不上那个旋转木马了。那是件苦差事。要想抓住那个铜环，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马背上滚落下来，摔个头破血流。如果免费乘坐的代价就是如此，还有谁愿意尝试呢？她在最后又问，拉里，你能来一趟吗？很久没见了。
在那样的日子里，唯一好玩的地方就是谷仓。那里暖和，能闻到芬芳的草料和牲口皮毛、粪便混杂在一起的味道，听见三层阁楼上家燕那神秘莫测的叽叽喳喳。抬起头，你可以看见十一月的阳光从房顶的缝隙钻进来。
我回信说，我很想去，可是去不了。我刚刚在一家压力很大的公司谋了份工作，最底层的工作，只有干活的份，没有受赏的份。如果想晋升，那一年很关键。这就是我写的回信，讲的都是我的事业。
那一天，我记忆犹新。多云的天气，气温不是很低，但感觉有些冷。霜冻、冰雪和冻雨的季节即将来临，田野上光秃秃的，就连牲口也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屋子里有小股的风钻进来，以前从没这样过。
她所有的信，我都回。可是，你知道，我不太相信那些信是凯蒂写的，同样，我也不相信，地上真的有干草……直到我落地时，它救了我一命。我无法相信，我妹妹和那个在信末把凯蒂的签名写成一个圆圈的苦命女人是同一个人。我妹妹是个扎着小辫子的小姑娘，胸部还没有发育呢。
父亲离开之前，给我安排了一连串的事情（当然，凯蒂也有份），并且告诉我们，要等所有事情做完之后，才能出去玩。没关系，用不了多长时间。那是十一月，每年到那个时候，因新年计划没有完成而产生的懊恼情绪已经过去。我们年初决定做的事情已成泡影，我们总是食言。
她不再写信了。我会收到圣诞贺卡、生日贺卡，我老婆负责回复。后来，我们离了婚，我搬了家，就此失去了联系。接下来的圣诞和生日，贺卡都是通过转发地址寄到的。收到第一张贺卡时，我就在想：哈，我得给凯蒂写信，告诉她，我已经搬家了。可是，我一直没写。
谷仓里的那起事故发生在十一月初的一个星期六。说实话，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清楚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年，艾森豪威尔还在台上。母亲去参加哥伦比亚城举办的一个烧烤节，父亲去附近的邻居家（大约七英里外）帮他们修理除草机。家里应该还有一个帮工，但那天没有看见他。后来，没过一个月，父亲就把他解雇了。
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事实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重要的是，我们长大了，她从保险公司的大楼上跳了下来。她始终相信，干草垛会在下面接着她。凯蒂曾经说：“我知道，你肯定在想办法补救。”这些才是重要的。凯蒂的信才是重要的。
卡特里娜呢？我想说的主要是她的事情。
如今，人口的流动性更大了。可笑的是，那些被打了叉叉的地址和写着转发地址的贴纸怎么看都像是对我的控诉。她把回信的地址写在信封的左上角，她自杀前一直住在那里，范奈斯地区一栋漂亮的公寓楼。老爸和我一起去那里取她留下的东西。房东太太很和善。她很喜欢凯蒂。
后来，我们的母亲死了——卡特里娜和我那时在哥伦比亚城里的一所中学读书——两年后，父亲的“家园”没了，他找了份工作，推销拖拉机。虽说那不是世界末日，但那个家确实散了。父亲工作干得不错，九年前开了专卖店，自己当了经理。我拿到了橄榄球奖学金，进入内布拉斯加大学，除了带球过人之外，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邮戳上的日期表明，信是在她出事前两星期寄出的。如果不是因为地址有误，需要转投，那封信肯定早就到我手上了。她一定是等得不耐烦了。
现在，我是美国最优秀的独立公司法律顾问之一，大家都这么说——诚实地说，我必须承认，他们说得没错。一家大公司的主席曾经把我作为他聘用的专家介绍给董事会的各位成员。我穿昂贵的西装，皮鞋的材质也是一流的。我手下有三名全职助理，需要的话，另外还有十几个人可供差遣。可是，小的时候，卡特里娜和我，我们走的是泥巴路，上的学校只有一间教室，没有书包，课本和文具都是用绳子捆着背在肩上。有的时候，春季，我们没有鞋，只能光脚。那个时候，光着脚的人，怎么能进饭店呢？怎么能去商店买东西呢？
亲爱的拉里：
说到这里，你也许会说，我们只不过是些乡下人。我父亲有三百亩土地，平坦、肥沃，除了种植饲料玉米，他还养牛。大家给这片土地起了个名字：家园。在那些日子里，除了80号省道和内布拉斯加96号公路，其余的都是土路，因此，要想进一趟城，三天前就得做准备了。
我最近一直在考虑……我得出的结论是，假如在你设法把干草铺好之前，梯子的最后一根横档就断了，那该有多好啊！
我们从小生活在奥马哈以西八十英里处一个叫赫明福德霍姆的小镇上——父亲、母亲、卡特里娜和我。卡特里娜比我小两岁，大家都习惯叫她凯蒂。她是个漂亮的女孩，也是个漂亮的女人。在她八岁的时候，也就是谷仓发生事故的那一年，你已经能看出，她满头玉米缨般的秀发永远不会褪色，那双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蓝眼睛将始终深邃明亮。那样的眼睛，只要看一眼，你就醉了。
爱你的凯蒂
我记得父亲在飞机上的样子，一万八千英尺的高空，我们从纽约一路向西，他的脸苍老、憔悴。根据飞行员的介绍，我们刚刚飞过奥马哈，父亲说：“实际上比想象得要远，拉里。”他的声音中透着一丝悲凉，我感到很不安，因为我不知道原因。读了卡特里娜的信，我明白了。
没错，我猜她肯定是等得不耐烦了。我宁愿这样想，也不愿意相信，她之所以决定离开，是因为她觉着我已经把她忘记了。我不愿意她这样想，因为，很有可能只有信里那句话才能让我行动起来。
因为卡特里娜的信，我彻夜未眠。她干吗不写明信片呢？除了“亲爱的拉里”之外，整封信就一句话。但是，那句话又胜过千言万语。一句话就足够了。
可是，这还不是造成我失眠的根本原因。每当我合上眼睛，渐渐进入梦乡的时候，我都会看见她从阁楼上跳下来，大大的眼睛，深蓝色的，身体呈弧形，双臂在身后挥舞。
因此，这个电话，我最终还是没有打。我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类似这封信的事，我不知道该跟谁说。此类隐私除了老婆和亲密的朋友，不能跟其他人说。在过去的几年间，我没有交到多少好朋友，而且，我老婆海伦一九七一年跟我离婚了。现在，我们每年只在圣诞节的时候交换一下贺卡。你好吗？工作顺利吗？新年快乐！
她始终相信，地上铺着干草。
我和父亲从洛杉矶回来还不到一个星期。昨天，我收到了卡特里娜的信。收信人的地址是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我以前的地址，可我已经搬过两次家了。现如今，人口流动率很高。有意思的是，信封上被打了叉的地址和重新贴上的新地址感觉像是无言的控诉。信封皱巴巴的，满是污渍，经过几位邮递员的折腾之后，一个角已经卷起来了。我读了她的信，立刻跑到客厅里，拿起电话，准备告诉父亲。可是，我又把听筒放下了，仿佛那是个烫手的物件。父亲年事已高，还犯过两次心脏病。我们刚回到洛杉矶，我应该打电话给他，把卡特里娜信上的内容告诉他吗？如果那样，还不如直接把他给杀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