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事件，本身并不重要，不过有可能是一场阴谋的征兆。最后两次‘寂灭’都被中断。登船的坡道在当天早上被炸毁，就在献祭的牺牲品——或许牺牲品这个词不够恰当，咱们姑且说是献祭的殉道者吧——到达前的半小时。”
“你们没有公布出来的是什么？”
罗林斯停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不过，‘殉道者’这个词也许是多余的。那咱们就说在潜在的自杀者们按预定时间到达之前。这给他们带来很大的苦恼。这些恐怖主义者，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时间掐得很好。推迟三十分钟，这些老人们就会比计划要死得更为壮观。有过电话警告——一个年轻的男性声音——可是已经太迟，除了让人群远离事发地点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确实如此。政府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对于不喜欢的消息根本没有必要去操纵，不要公布出来就好。”
我说：“只是令人不安的不便。大约一个月前，我去看过一次‘寂灭’。登船用的坡道很快就能修建好的，我本来应该能想到的。我认为这种犯罪性的破坏行为只能使‘寂灭’延迟一天多。”
我说：“议会这样做是明智的。制造麻烦者——假设你们已经抓到他们——靠宣传过活。为什么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消息？”
“正如你所说，法隆先生，是很小的不便。不过不是说没有一点影响。最近已经有太多小麻烦。接着就有了宣传页。其中有些直指旅居者的待遇问题。最后一批旅居者，年纪在六十岁或生了病的，将被强制性遣返。码头上情景很悲惨。我并不是说小麻烦的泛滥和宣传页的发放之间有联系，但不可能仅仅是巧合。在旅居者中发放政治性材料是违法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破坏性的宣传单已经在露宿营里流传开来。其他的单页都是挨家挨户递送的，主要的不满指向旅居者的待遇、流放岛的状况、强制精子检测，以及这些他们所认为的民主化过程中的缺陷。最近的一个宣传页将所有这些不满意之处汇总起来，列出一份要求清单。你没准见过这种单子？”
罗林斯的话音里有些许的责备口气：“不会搜查，法隆先生。你怎么会想着我们想要搜查？搜查什么？先生，你不是危险分子。不会，这只是一次谈话，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说是咨询。正如我所说，发生了一些引起议会注意的事情。我现在当然是私下里和你说的。这些事还没有被报纸、无线电和电视公之于众。”
他伸手去拿黑色的皮公文包，把它放在大腿上，解开锁扣。他的所作所为很像是一位慈祥的随意到访者，对来访的目的并不是特别有数。我有点希望他只是装着在纸张中间徒劳地乱翻翻，并非是想要找到那张单页。不过，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很快就找到了。
说完这些话，我直盯盯地看着卡思卡特的眼睛。这双眼睛甚至都没有眨巴一下。
他把宣传页递给我，说：“先生，你以前见过这个吗？”
他停下来，似乎在等着我问：“什么行为？什么人？”可是我却说：“半个小时多一点后我要出门。如果你的同事想搜查屋子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趁着我们在谈话。有一两件我很珍视的小物件。一件是放在乔治亚展示柜里的茶匙；其他的是在客厅里的斯塔福德郡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两个纪念金币，都是第一版的。通常在搜查时我希望能够在场，不过对国家安全警察的正直我深信不疑。”
我扫了一眼说：“是的，我见过。几个星期之前从我的门下塞进来一份。”否认没有意义。几乎可以确定国家安全警察知道宣传页已经在圣约翰街分发开来，那么我的房子怎么会例外呢？重读之后，我把宣传页还给罗林斯。
“还好，我们已经放弃了那种信仰，除了咆哮的罗杰。他似乎依然不乏追随者。”罗林斯停了下来，似乎在回想咆哮的罗杰的轰鸣声音，然后语气丝毫没有变化地接下去说，“对某些人的行为议会很担心，说‘关注’也许更合适些。”
“你知道其他收到这个的人吗？”
我说：“对成人也是如此。”
“就我所知，没有。不过我想象得出这种宣传页散发的范围肯定很大。我没有兴趣去过问。”
就像没听到我的话似的，他接着说：“我的爷爷是一位坚信炼狱之苦的传教士——认为凡事都有一个目的，尤其是痛苦。我爷爷生不逢时，如果他生活在你的19世纪的话会更快乐些。我记得我九岁的时候有一次牙很疼，起了脓肿。我害怕牙医，没有告诉大人。有天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妈妈说等牙医一开门我们就一起过去。我躺在那儿痛苦地扭动着一直等到天亮。我爷爷过来看我。他说：‘我们可以应付这个世界上的小病痛，但是却应付不了未来世界的永久性疼痛。孩子，记住这个。’他确实选对了时候。永久性的牙疼。对一位九岁的孩子来说很可怕。”
罗林斯仔细看着，好像没有见过似的，然后说：“‘五条鱼’。有创意但不是太聪明。我想着我们在找的是有五个人的小组织。五个朋友，五个家庭成员，五个工友，五个共谋者。没准他们是从英国议会得到的启发。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数字，先生，你不这样认为吗？在任何决议中都可以确保做到少数服从多数。”我没有接话。他接下去说：“‘五条鱼’。我想着他们每人都有一个代号，或许与名字有关，这样方便每个人记住。不过，A可能有点难。我一下子还想不出有什么鱼的名字以A开头。或许没有一种鱼的首字母是A。我认为他们可能用B代表‘bream（太阳鱼）’。C并不难，可能是‘cod（鳕鱼）’或‘codling（幼鳕）’。D代表‘dogfish（狗鲨）’。E所代表的可能有些困难。或许我猜错了。我估计，如果不能为每一个成员都找到相对应的鱼的话，他们不会称呼自己为‘五条鱼’。先生，你怎么看？我是说，作为一个推理过程来看。”
我说：“或许我们不应该认为自然有什么目的。”
我说：“很有创意。当面看到国家安全警察的思维过程非常有趣。很少有公民能享有这种机会，至少真正自由的公民是看不到的。”
有一小会儿，他似乎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说：“我不会说都铎王朝的残忍无与伦比，法隆先生。在那个时代，人们年纪轻轻就死去，而且我敢说多数人死于痛苦。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残忍性。说起痛苦，死于癌症却无药可治是一种更为可怕的折磨，而这一直是历史上多数时期人类的命运，远远超过都铎王朝所能想出的手段。尤其是对孩子们来说。你难道不这样认为？很难看出这样做的目的，是吧？对孩子们的折磨。”
这话我或许还是不说为好。罗林斯继续看着宣传页，过了一会儿说：“一只鱼。画得相当好。我认为不是专业搞艺术的人，而是有设计天赋的人画的。鱼是一种基督教标志。我想知道，这有可能是一个基督徒组织吗？”他抬起头看着我，“你承认说你有一份这种宣传页，先生，可是你对此没有做任何事？你不认为你有责任进行汇报吗？”
我说：“那个时期有什么吸引你？暴力与辉煌，成就的荣光，诗与残忍的混合，皱领上面精明的脸庞，还是用指旋螺钉和架子支撑起来的辉煌皇宫？”
“我用处理所有无关紧要不请自来邮件的方式来处理这份宣传页。”说完，我觉得是时候发起进攻了，于是说，“请原谅我，检察长，可是我不明白到底什么让议会不安。任何社会都有不满意的人。这个组织炸掉几个不堪一击的临时坡道，还散发了一些欠缺考虑的对政府的批评，除此之外，并没有做什么明显有害的事情。”
沉默。罗林斯和卡思卡特似乎都不觉得尴尬。过了一会儿罗林斯接下去说：“我过去认为自己应该上一种这样的成年课程。是历史，而不是文学。不过，我不会选择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我会再往前推进，都铎王朝。我一直痴迷于都铎王朝，尤其是伊丽莎白一世。”
“先生，有的人会认为宣传页具有煽动性。”
我没有回应。我毫不怀疑他完全知道我是为科林·西布鲁克代课。不过如果他不知道我也不会点醒他。
“你可以随便说。但是你不能把这件事夸大成一个巨大的阴谋。几个对社会不满意的人通过玩这种比高尔夫危险得多的游戏而自娱自乐，肯定不会因此而调动国家安全警察的兵力。到底什么让议会不安？如果有一群不满者的话，他们肯定很年轻，至多是中年人。可是，他们的时光会溜走，我们所有人的时光都会溜走。你忘记那些数字了吗？英国议会可谓经常性地提醒我们。1996年人口是五千八百万，今年已经减少至三千六百万，而其中20%的人已经超过七十岁。我们是注定要灭亡的种族，检察长。伴随着成熟和老年，所有的热情终将退去，即便是阴谋所带来的诱人快感也一样。没有谁能真正反对英国总督。自从他掌权以来从来没有过。”
“不是你？那太奇怪了。我本以为是你选的。我认为你应该坚持为自己的演讲选择标题。”
“先生，确保没人反对是我们的事情。”
“课程的名称不是我选择的。”
“你们当然会做你们认为有必要的事情。但是我只会认真对待那些我认为本质上很严重的事情，即反对总督的权威，或许这种人就在议会内部。”
“《维多利亚生活与时代》。我认为‘时代’这个词是多余的。为什么不取名《维多利亚生活》呢？或者你可以采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生活》。”
这些话有一定的风险，甚至很危险。我看到我已经让罗林斯不安起来。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
几句话，他就把讲课简化成令人枯燥的演讲：学生缺乏才情，班上人数不断减少。这种手法并不微妙，但是我突然怀疑他话里有话。我说：“名字很熟悉，可是我想不起来。”
罗林斯很自然地停了一会儿，并非有意为之，然后说：“如果有这方面的任何问题，这事情就不再归我管，先生。将会有高一层机构共同处理。”
罗林斯说：“我一个外甥女，我姐姐最小的孩子，正好是在末日一年的前一年出生。她听过你关于《维多利亚生活与时代》的谈话。她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子，你可能不大记得她。不过，话说回来，没准你记得。马里恩·霍普克罗夫特。她说班上人很少，而且每一周人数都在减。人们没有毅力，空有满腔热情，但是很快就会厌倦，尤其是在兴趣得不到持续刺激的时候。”
我站起身，说：“英国总督是我的表哥和朋友。小的时候他对我很好，那个时候的善意是尤其珍贵的。我不再是他议会的顾问，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再也不是他的表弟和朋友。如果我有阴谋反抗的证据的话，我会告诉他。检察长，我不会告诉你，我也不会和国家安全警察局联系。我会告诉那个最关心的人，英国总督。”
他们到的时候是十一点。我把他们领进第一层楼的客厅，然后问他们是否要喝咖啡。他们拒绝了。我领他们就座，罗林斯舒舒服服地坐在火炉旁的椅子上，卡思卡特在略微犹豫之后坐在了他对面，姿势笔挺。我坐在办公桌旁的旋转椅上，转过来面对着他们。
这当然带有表演性质，而且我们都懂的。我把他们送出去的时候没有握手或说话，并非因为我和他成了敌人。罗林斯不会让自己耽于个人憎恶，他更愿意去感受对所见过、盘问过的受害者的同情、喜爱和遗憾。我觉得自己很理解他这种人：他们是专制政权中微不足道的小官僚，很享受权力精打细算给予他们的奖赏，他们需要行走在人为的恐惧气氛中，需要知道在他们进入一个房间之前恐惧已经先期到达，而且会在他们走后如气味一样不肯散去。但是他们既没有虐待倾向也没有最终凶残起来的勇气。但是他们需要有所行动。站得远一点，看着山上的十字架对他们来说是不足够的，就像对我们多数人来说是不足够的一样。
今天有两个来自国家安全警察局的人登门造访。我可以写下这些文字说明我没有被逮捕，也说明他们并没有找到日记。应该说，他们并没有搜查日记。他们什么都没有搜查。天知道，在那些对道德不足和人品缺陷感兴趣的人看来，日记是否足以成为罪证。但是来访者的思绪放在更为切实的罪行上。我说过，来的是两个人，一个年轻人，很明显属于“末日一代”——与众不同，人们总能识别出来——另一个是位长官，比我年轻些。这位长官拿着一件雨衣和一个黑色的皮公文包。他自我介绍是检察长，名叫乔治·罗林斯，和他一起来的是庭员奥利弗·卡思卡特。卡思卡特沉默寡言，举止优雅，面无表情，是典型的“末日一代”。罗林斯很健壮，动作稍显笨拙，灰白的浓密头发纹丝不乱，就像是花了高价剪修过，为的是突出脑后和头两侧的卷发。他脸上五官凸出：眼睛细细的，眼窝很深，以致无法看见他眼睛的虹膜；嘴巴细长，上嘴唇呈箭头状，尖锐如鸟嘴一般。两人都穿着便服，衣服裁剪非常得体。在其他的情况下，我也许会问问他们的衣服是否出自同一裁缝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