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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星期一,枪击前36小时

在12号法庭内,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一位女律师正趁着短暂休息的空当,与检察官茱莉·洛佩兹快速协商案件。两位律师在诺克斯法官面前你来我往地针对审判讨价还价,他却只是快速翻阅桌上的资料夹。

杰瑞·辛顿刚走进12号法庭。

一开始,我没有看到杰瑞·辛顿,我从没见过他本人。昨天晚上戴尔给我看了照片,但不是最近拍的,而且照片完全无法传达这男人不凡的气场,有如一罐500美金的须后水的甜雾围绕在他周围一般。他那身蓝色条纹西装剪裁得无比合身,完美贴合他高挑而优雅的身段。黑色鬈发中掺杂着几丝白发,盖在一颗大而危险的头颅顶端。他的鼻尖上架着一副时尚的宽边眼镜。他晒得很黑,脸上布满岁月带来的纹路,但他看起来并不像将近60岁的人。金钱有种让老化停止的能力。他跪在书记官的椅子上对她说话,检查名单,确认他没有错过他的委托人出现在法官面前的时机。我能看见书记官告诉他,那件案子已经向法官提起过了,但法官还没有作出判决。他倾身向前,读着书记官在大卫·柴尔德的名字旁边填入的律师姓名。书记官环视法庭,看到我,对杰瑞说了什么,然后以一种书记官独有的方式指着我──弗林先生在那里,他是登记的律师,要吵去跟他吵,不要把我扯进去。

戴尔发来另一条短信。

杰瑞抬起他的大头,唰地摘下眼镜,看着我的眼神好像他准备好嚼玻璃。他没有咆哮,那个男人自带一股威吓感。他把眼镜戴回脸上,朝我走来。

我的手机在震动。

我交叉起手臂,把重心摆在一侧臀部,看着他逼近。他离得越近,脖子就涨得越红,等他站到我面前时,有一条肥大的血管从他笔挺的衣领中暴凸出来。他比我高了将近40厘米,而且站得离我很近,简直像是控球后卫完全挡住篮筐。他从饱经风霜的真皮公文包里取出一份厚厚的文件夹在手臂下。他尾戒上那颗硕大的黑色宝石折射出头顶的灯光,让我在刹那间瞎了眼睛。我猜那枚戒指比我第一栋房子还贵。

这就是了,他在恳求。一个吓坏了的孩子在呼救。

他再度取下眼镜。这时候我才又能看见。

“拜托,艾迪,帮帮我。我没有杀克莱拉。帮帮我,我求你了。”

要杀死某个人并不容易。大部分谋杀案都发生在行凶者喝醉酒、吸毒吸昏了头,又或两者兼具的状态下。也可能是争执失控,或有人情绪太过激动。多数人甚至无法策划谋杀。但是有些人就是对那些防止我们杀人的心理障碍免疫,他们没有同理心。我不需要知道杰瑞·辛顿的过去就能看出他是个杀手。有时候你就是知道。我面前的这个人无法为另一个生命体产生任何感情,他眼中只有自己,别的什么都没有。

我点点头。

“你是艾迪·弗林?”他低沉的嗓音中藏着一丝南巴尔的摩的口音。

“好。我签了你的契约书,那代表你是我的律师了,对吧?”

“对。”我说。

“当然可以。”我说。

“我们就不讲废话了。多少?”

大卫从氧气机用力吸了一口气,制造出嘈杂的声音,然后他把面罩推到一旁,说:“我可以叫你艾迪吗?”

“你说什么?”

“放轻松。医生马上就来了。”我说。

他抓住我的手肘,带着我走到法庭角落。

大卫坐在医务室里,头往后仰,眼睛瞪大,仿佛想利用它们把空气吸进肺部。他说话了,轻声细语。我没听清楚。

他讲话低沉而缓慢。“所以你的某个好兄弟向你通风报信,说有个名人被逮捕了。你到底下去,试图为你自己偷一条大鱼。我懂。但这是我的鱼,你不能抢走他。我没时间搞这个。你要多少才肯闪一边去,1万,1万5千,2万怎么样?”

我们合力拉着大卫站起来。达瑞个子比我小,不过连他都能一手提起那小子。大卫的体重大概只有50公斤,手肘的骨头感觉很尖锐,几乎没有肌肉组织,他就像是用肌腱和胶水固定成形的。

“不用了,谢谢。”

“当然好。来吧,孩子,现在有人照料你了。”尼尔说。

他的表情没有改变,冰冷的憎恨藏在死人般的面孔后头。我想象他下令杀了线人法鲁克时,也摆出了同样的表情。

“你可以让他尽快来看一下这个孩子吗?也许给他一点蓝色药丸让他平静一点?”

“你违法怂恿了我的委托人,我可以让你停职、失去律师资格,或者你可以选择带着2万元离开。”

“他在看一个惯犯。”尼尔说。

我坚守阵地。

“医生在吗?”我问。

他冷静下来打量我,怒气渐渐消退。他看见的大概是一名三流律师,急匆匆地浏览罪犯名单,试着筹出房租。

我看看警卫的名牌──达瑞·怀特。我让达瑞在文件上签全名、姓名缩写以及日期。

“收下这笔钱,然后走开。这案子你吃不下来。”

“你就签吧。”尼尔站在门口说。他是来确认我一切安好的。

“我看陷入麻烦难以脱身的人是你吧,朋友。这里不是会议室,这里是刑事法庭,你在我的地盘。如果我是你,我会将你那双红宝石鞋鞋跟相碰,在心里默念‘上东区’。”我说。

“听着,这是为了保护我。”我说。

他没有明显的反应,只有嗓音中微微的颤抖泄露出他不快的迹象。

警卫看着那张纸的眼神就好像它是炭疽病毒,他抬起一只手。

“我有这个案子牢靠的委任契约书,弗林。你知道大公司是怎么办事的。他是我的委托人。”

“因为他状况有点不稳定,请你替我见证这份文件。”

“我手上有最新的委任契约书,大卫·柴尔德今天上午刚签的。”

他用颤抖的笔匆匆签下名字。我拿起文件和笔,交给他身旁的警卫。

他凑上前,不习惯和我这种微不足道的律师争执。

“签就对了。你在监狱里撑不过一天的。我可以把你弄出来,但我需要用合法的方式。签了这份文件,我就会照顾你,大卫。”

“我的2万元提案只在60秒内有效。”

“可是杰瑞说我申请不到保释。我有四架私人飞机,我有逃走的可能。而且如果有人申请保释,媒体……他们会……会大肆报道。”他说,恐惧似乎使他的胸腔有罢工的危险。

我耸耸肩。

“委任契约书。你在这上头签名,我就成为你的律师了。我会让你保释,也会防止消息见报。你只需要签名就成了。”我说,并且把笔递给他。

“你应该接受这笔钱。如果你不接受,会有坏事发生。”

“这是什么?”

我感觉双手握成拳头,我的嗓音提高了。“退后,你吓不倒我。”

我的机会来了。我站起身,打开档案,把一份四页的文件放到档案顶端,然后整个放在大卫的膝盖上。

“你不知道你在跟谁斗……”

他把面罩拉下来挂在胸前,说:“杰瑞说我没有保释的机会。”

法官的声音让辛顿赶紧立正站好。

警卫很年轻,有一双和善的大眼睛,他离开后很快又带着呼吸罩和小型移动式氧气瓶回来。我们合力让大卫坐起来,背靠着墙壁。他就着吸入器奋力吸了两口氧气,然后警卫把氧气面罩戴在大卫脸上。我们陪他坐了几分钟,让他自行恢复。过了一会儿,他的呼吸变得比较深也比较缓。

“喂,这里是法庭。如果你们两个有问题,到外头解决去。我在看东西。”诺克斯说。

一名警卫冲进来,跪在柴尔德旁边,望着我。大卫快要休克了。

“法官大人,”辛顿说,“弗林先生有不法行为,他违法接近我的委托人。我想要到法官办公室讨论这件事。”

“冷静一点,别说话,呼吸。”

“先生,你是哪位?我从没在这个法庭内见过你。”诺克斯法官说。

“杰瑞……杰瑞……告诉……我……不能保释……不能保释……不要让媒体……保释不了……可能要逃走。”

“我叫杰瑞·辛顿,法官大人。我是柴尔德先生的代理律师。这位弗林先生试图──”

他断断续续地呼吸,还挣扎着把话硬挤出口:

“杰瑞·辛顿?哈兰与辛顿的合伙人?”

他的胸腔开始剧烈起伏,眼神变得呆滞。他的手激烈地颤抖,脸变得死白,然后他吐在桌面上。接着他的头猛然垂下。我赶在他摔下椅子前接住他,让他侧躺在地,踢开会谈室的门大声呼救。

“是的,法官大人。我想要──”

“那该死的奇数,我知道是这样。一定有人闯入我的公寓要找我,要抢我的钱──结果他们……他们找到了她。我没有杀她,我没有枪。不是我做的……我……不……不是我……我不可能啊。”

但是诺克斯法官直接打断他。“我认识老哈兰先生──我是说在我执业的年代。要是他能看到事务所现在的荣景,一定会很自豪。”诺克斯难得展露微笑,“这样吧,我快要判刑完毕了,不会花太久时间。你跟弗林先生先到后头去,我5分钟内去办公室找你们。书记官会带路。”

“你刚才为什么说她是因为你而死?”

辛顿在跟着书记官走之前,先转头得意地看我一眼。他深信事务所的老朋友诺克斯法官会跟他一个鼻孔出气。我不能让那种事发生。我要是被踢出这个案子,克莉丝汀就完蛋了。

如果他在撒谎,那他就是天底下最厉害的骗子。

我沿着通道走向通往诺克斯办公室的出口,我大口吸气,憋住,再慢慢吐气。除非我在5分钟内想出好办法,否则哈兰与辛顿严明的委任契约书将判我永久出局。

“是啊,我告诉他们实话。我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

书记官带着杰瑞·辛顿走进那一条毫无特色的走廊,来到诺克斯的办公室。她开门让我们进去后便离开了。杰瑞发出一声烦躁而疲惫的叹息,坐进面向办公桌的一张高级皮椅。现在室内只有我们两人,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坐在那里,当我不存在。他从没跟诺克斯打过交道,不知道未经许可坐在那张椅子上,可能会害诺克斯长动脉瘤。

“所以你被审问,杰瑞陪着你。你跟警方说的内容和你告诉我的一样?”

我看到我的第一个机会,决定闭紧嘴巴。

“我大约是8点钟离开的,留她一人在公寓里,我与她吻别。我出门的时候她还活着,我发誓。”

5分钟后,我听到诺克斯法官一边碎碎念,一边沿着走廊走来。我从饮水机装了一杯水,待在房间后侧。门打开时,杰瑞站起来,然后随着诺克斯坐下。我看到法官的表情,他眉毛挑起来,用牙齿咬住下嘴唇。

惊慌哽住他的喉咙,我看到他的眼泪开始积蓄。

“二位,我不喜欢律师在我的法庭内争吵,很没礼貌。如果你们想唇枪舌剑,可以等我叫到你们的案子时再做。好了,所以到底有什么问题?我的备忘录上,柴尔德登记的备案律师是弗林先生。辛顿先生,你有什么意见?”

“我把克莱拉留在我的公寓里──那天她才搬进来。我在去公司的路上──我在离我住的地方两个街区外停下车等红灯。每个星期六晚上8点半,我们瑞乐都会开会;我们会检视该周的统计数据,调整营销计划,还有脑力风暴。变绿灯了,我的车越过白线。我通过十字路口后前进了大约6米,有个浑蛋撞上了我。他闯红灯,撞上我的布加迪超跑。他一下车,我就闻到他浑身酒臭,然后他威胁我。警察来了,他……他问我发生什么事。我对他说了,然后那个警察告诉我,对方司机看到我车内脚踏垫上有枪。我跟他说这是误会,但那个警察走向我的车子。我向你发誓,弗林先生,我从来没见过那把枪。我没有枪。他要我出示持枪许可,我根本没有。我告诉他那枪不是我的,他就逮捕了我。我以为我会被罚钱什么的,我们只在警察局待了两三个钟头。他们拿走了我的衣服,用棉花棒刷过我的脸、手臂、手,然后采了我的指纹。我以为这都是例行公事。我打给杰瑞,他赶到警局。当天深夜,他们告诉我克莱拉死了,她被枪杀了。她死在我的公寓里……我……我……”

杰瑞从公文包里拿出厚厚一沓契约书,恭敬地放在法官面前。辛顿在椅子上坐直了一些,把西装外套扣起来。他对法官说话时语气变得不一样,比较轻,比较和善。

“大卫,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可以之后再探讨细节。只要告诉我你女朋友出了什么事的基本信息就好。”

“法官大人,这是柴尔德先生在2013年签的委任契约书。它授权我的事务所在所有法律事务上作为他唯一的代表。如果柴尔德先生想换律师,他必须提前三十天通知我们。如果他选择不通知我们,这份契约书让我们拥有合作关系中所产生的任何档案及文件的留置权。基本上,这项条款使我们有柴尔德先生的独家代表权。在客户签署这份契约书之前,我们特别向他读出这项条款,也特别针对它所代表的意义向他提供法律建议。柴尔德先生今天签的任何委任契约书都没有法律效力。弗林先生侵犯了原本既有的律师及客户关系;他违法招揽我的客户,我有意在今天下午召开临时州律师委员会,让弗林先生在获得惩戒之前先停职。”

“在我离开公寓之前,我就知道有坏事要发生了。我用手机检查了电子信箱,收到17封新邮件。是奇数。我不喜欢奇数,所以我知道会发生坏事,而那会是我的错。我知道这很疯狂,但我一直都有这个……嗯。医生诊断出……”

辛顿向后靠,跷起他又长又粗的腿,把手优雅地放在大腿上。他发表言论时流畅利落,低沉的嗓音听起来像一颗颗小石子落入铺着丝绒衬里的帽子里;他讲话的语气圆润而纯粹,却潜藏着微微的尖刻。现在那个冷酷的刽子手已没有留下一丝踪迹。诺克斯法官快速浏览相关段落,然后把文件放在桌子上,摩挲下巴,看着在房间后侧靠在书架上的我。就在他向我发话的前一刻,我站直身体。

柴尔德抹了把脸,吸了吸鼻子,坐直身体。

“弗林先生,你怎么说?你读过这份文件吗?”

会谈室内回荡着“当”的声音,那是隔壁走廊的铁栅栏门关上的声音。即使这个房间沉重的门牢牢紧关,仍不足以把那些声响隔绝在外。哭声、歌声……

“没有。”我说。

还剩6分钟。

诺克斯等着我继续说,我却不发一语。

我的第一印象──这男人不是杀人犯。但我曾经看走眼过。

“你想读一读吗?辛顿先生提出颇为严重的指控呢。”

凭我的经验,通常我隔着老远就能识破谎言。我原本预期柴尔德是个高明的骗子,我得先研究他一番,才能够看穿他的破绽。我低估他了。他简直是紧张、震惊、愧疚的综合体,这使他该死地几乎无法被解读。所以我只能仰赖我的直觉。

我喝光塑胶杯里的水,把杯子丢进垃圾桶。

然而,在我过往的职业生涯中,在我成为律师之前,真相一直是我的目标。身为骗子,你向目标展示绝对的真相,能决定你是生是死。当然,不是真正的真相。不,是适合那场骗局的某个版本的真相,但那个故事、那句台词,不管是什么,都必须成为目标眼中的真相,感觉起来、尝起来都是真实的。

“庭上叫到柴尔德先生的案子时,辛顿先生并不在这里,而我在。我跟柴尔德先生谈的时候,他可说是求我帮他。他签了我的委任契约书,其中一位狱警作了见证。如果在辛顿先生不在场的情况下,柴尔德先生遭到传讯,会发生什么状况?在我看来,这是代理律师的失职。你要出席才能代表当事人。”

律师通常不会质疑委托人是否说了实话,那条路通往疯狂。你要做你该做的事,并且信任司法系统。所以,有罪之人认罪,清白之人辩护,让陪审团来决定。如果这个过程带来真相浮出这个副产品,那就这样吧,但真相不是这过程的目的,裁决才是。审判中没有真相的容身之地,因为没人在乎查出的真相,尤其是律师或法官。

法官目光锐利地瞥向辛顿。他痛恨他的法庭上有人迟到。你迟到,你就输了,就这么简单。

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我,目光一直低垂,望着桌面。他说话的语气是那种就事论事的,好像他刚才告诉我的是他的住址或出生日期。这不是衷心的自白,而是单纯的陈述。

“如果辛顿先生仍坚持己见,我可以说服我的委托人向律师标准委员会针对辛顿先生的迟到提出申诉。我的委任契约书针对的是刑事诉讼,因此相关性更高,而且它今天刚获得签署与见证。我猜辛顿先生只是无法面对他被炒鱿鱼的事实。”说话间我把双手放在辛顿旁边那把椅子的椅背上。

“她因为我而死。”他说。

“法官大人。”辛顿一边从椅子上倾起身,一边摇头。

他转了转脖子,呼了几口气来稳住呼吸,然后回答我的问题。

“你的屁股,辛顿先生。”诺克斯法官说。

“大卫,发生了什么事?”

“抱歉,您说什么?”辛顿的态度稍显讶异与不悦,这对他不太有利。

剩7分钟了。

“我听不见,辛顿先生。”法官说。

我不说话。

“我说……”杰瑞大声地开口。

“对不起,对不起。”他说。

“我指的不是你的音量,而是你的屁股。这间办公室是我法庭的延伸,辛顿先生。从来没有一个律师不是站着对我说话的,你是第一个靠在我的椅子上对我说话的律师。对了,是谁准许你坐的?没有人能够不经过我的许可就坐下,如果你来过这间法庭,你就会知道。”

柴尔德用他的连体服袖子抹了抹脸。

辛顿额头上的皮肤绷紧了。他知道是我让他坐下的,他知道是我让他惹毛法官的。诺克斯法官也知道,因为我能看到他那两条蛞蝓般的嘴唇周围隐约带着笑意。

如果我同情他,那就不是帮他,而是在害他。我会把我剩下的8分钟用来看他哭、看他擤鼻涕。让某个人停止哭泣、开始说话最快的方法,就是保持沉默。一般人会觉得难为情,不该在陌生人面前如此宣泄情绪。

杰瑞带着僵硬的笑容站起来,扣好西装外套,然后拉直领带。和蔼可亲的假象消失了──鲨鱼回到房间里。

我没有伸出手臂搂着他,没有说些安慰的话,只是保持放松与沉默。

“法官大人,被告在法律上是我的客户。他在警局接受问话时,是我陪着他的。我先接下这起案子。如果您认同弗林先生的主张,就等于认同违法招揽客户的行为。”

我什么也没说。

这是杰瑞的大绝招,估计他原本希望不必用上,希望法官会直接帮他的忙。诺克斯可不是热心助人的类型,而威胁对他也不管用。对付他要用巧劲。诺克斯转向我。

他哭了起来,泪水泉涌而出。从他眼周的肿胀判断,这几个小时他时常在哭。他弯下腰,大口吸气时背部颤动,再把空气硬吐出来,同时伴随着低喊。虽然据说他富可敌国,可此时满脸鼻涕和泪水的他,看起来只是个悲伤的少年。

“法官大人,辛顿先生主张的是法律层面,我想他说得对,这是法律解读的问题。无论您如何决定,您大概都会被上诉。我言尽于此,就交由您决断吧。”

“天哪!”柴尔德说,两手抚过头皮,“我爱克莱拉,我从未认识过像她这样的人。她很完美,太完美了。我永远不会知道她怎么会和我这样的废物在一起。现在我真希望我没有认识过她,那她就还会活得好好的。”

诺克斯法官摩擦双手,把手肘搁在桌面上,眼神发直地盯着虚空处。虽然诺克斯头脑还算清楚,而且以刑事法官而言勉强可以归类在严谨的一边,但他在任何法律问题上都很差劲。在他别无选择、只能根据法律决定的少数情况下,他都被上诉法院的法官批得满头包。众所周知,他鄙视来到他法庭上的刑事被告,他不在乎因为太过刻薄──或是忽视被告权利──而被高等法院批评,但他难以承受有个上诉法院的法官告诉他,他弄错法律规定。诺克斯不想发生那种事,他尽量避免那种状况。只要不必作决定,怎样都好。

我没有问柴尔德他为什么被逮捕,或是他为什么被控告谋杀,或是警察掌握了哪些对他不利的证据。我问的问题尽可能开放而广泛,这样我能得到更多信息。

所以,我给他一个脱身之道。

他点了两三下头,然后举手投降。

“法官大人,在您决定之前,我想先为之前在您的法庭上造成的骚动道歉。辛顿先生觉得需要让您来处理这件事,真是令人遗憾。我们应该自己解决才对。”

“大卫,发生了什么事?”我重复。

我几乎看到诺克斯脑袋里的电灯泡亮起来。

在静默中,几秒钟过去了。柴尔德望着地板。当有人耐心地等着你开始说话时,要保持沉默就变得挺困难的。他猛然抬起头,以哀恳的目光迎向我的视线。我挑起一边的眉毛。

“弗林先生,我得说我对事态的发展非常不满意。两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为了争抢客户互不相让,传出去对你们的形象都会有影响。所以,我给你们一个自行解决的机会。二位,我有权力指定公设辩护人作为辩护律师,我想那可能是我们的解决之道。所以,你们二位都到外头去。2分钟内,若非你们达成共识后再一起进来,否则柴尔德先生就得去公设辩护人办公室报到,你们两个可以到另一个该死的法庭上互告。”

“弗林先生?”

“法官大──”杰瑞开口。

我的头往右偏。

“别再说了,辛顿先生。去外面好好谈。”

“他说什么?”

说完这句话,诺克斯法官抹抹双手,自顾自地露出微笑。

我靠向椅背,不发一语。我的手搁在大腿上。我不能手臂环胸,必须保持开放的姿势,这样才能将潜意识维持在“接收”的状态。

走廊回荡着我们来回踱步的脚步声,以及杰瑞·辛顿用他的尾戒轻敲墙壁的声音。

“法官怎么说?”

“他一直都是这样吗?”他问。

“所以,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可以这么说。听着,他不想做出让我们有机会上诉的决定。公设辩护人不能拒接案子,我们也不能针对那个决定提出上诉。他不想判给我们任何一方。你何不就交给我呢?柴尔德会受到良好的照料,我经验很丰富,我可以提供给他最好的法律服务。”

我坐下,没告诉柴尔德我刚才跟诺克斯法官谈话的任何内容。

杰瑞交叉起手臂。“你有什么样的资源?我有两百个律师和一组专家,他们24小时听我调度。你有多少后援人力?”

我运用这类技巧中最简单的一种来诱使大卫·柴尔德开口。我们坐在一间狭小的灰色调会谈室里,一张深色桃花心木桌将我们隔在两边。那张桌子伤痕累累,源自回形针、小刀和圆珠笔的刻蚀,过往的重罪犯用这类工具在桌面凿出他们的名字。

“你面前站着的就是后援人力兼打字员兼清洁工。”

有一些简单的技巧是专门设计来取得原始资料,而不是润饰过的说辞的。

“这是个错误,弗林。”

我已经知道故事的来龙去脉了,大约9小时前,戴尔对我详细说明过。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听听委托人自己是怎么说的。每个故事都有好几种版本,我们各自是个小小的星球,因此我们都只能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那包括我们的偏见、我们的劣根性、我们的天资,以及我们受限的观点。没有两个人会看见同样的事情。如果再加上一个条件,那就是任何一个人都会对同一件事做出不同的叙述,这取决于他们叙述的对象是谁,你就能体会事件的版本有可能扑朔迷离到什么地步了。一个人讲述同一个故事时,会因为聆听者是男是女、大学教授或出租车司机、警察或律师,而呈现不同的样貌。我们会无意识地修饰我们说的话及肢体语言,来博取聆听者的同情与理解。所以你需要所有的信息才能针对事实真相作出客观判断,这还不考虑对你说故事的人究竟诚不诚实。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识很多法官,知道怎么应付他们。你或许有一打律师在打这场官司,但那无碍于地方检察官让你屁股开花,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不过,在谋杀案审判中,人力总是很好用的……”

我看看表,估计我还有14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杰瑞·辛顿就会冲进法庭,到时候一切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你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拿钱闪人吧。”

“很好,”诺克斯说,“给你10分钟。”

我想起辛顿和我一样需要这起案子。如果大卫·柴尔德能够如戴尔所期望的那样重创哈兰与辛顿,那么那家事务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担任他的代理律师──这样他们才能监视他,并且确保他不会把他的律师出卖给联邦调查局,以换取减刑。

“恐怕我得向委托人询问保释条件的事。”

“我不要钱,我要这起案子。这会是媒体趋之若鹜的大审判,这可以成为我的代表作。这是我的案子,我不会放手的。反正我也没有损失。既然我们无法同时担任他的代理律师,不如就去叫诺克斯打给公设辩护人好了。”

这是想要抄捷径,省掉保释听证会的步骤。如果我告诉他能接受的条件,他会准许保释,不过条件会设定得比我所说的更严格。等我回答他之后,他会试探茱莉,弄清楚如果他想准许保释,她会提出什么条件。诺克斯可以借由这种方式,让辩方和检方都同意保释条件,那他就完全不必举行听证会了。届时辩方和检方都会不开心,但谁也不会质疑他的决定,因为我们都担心会失去自己取得的小小优势。诺克斯的理解速度或许稍慢,但他学会了一两招审判的伎俩。

我跨出三步,把手放在诺克斯办公室的门把上。辛顿伸手阻止我。

“弗林先生,你的委托人能答应什么样的保释条件?”

“等一下,等一下。这很有意思。你说我们无法同时担任他的代理律师,但有何不可?我有资源,你有经验。你可以担任特别指导或是顾问,随便你爱怎么称呼。我们会处理这案子的前线工作。”

法官将身子往前倾,两手呈塔式手势抵在下巴处。他苍白的舌尖从嘴唇间微微露出,很快诺克斯又把舌头收回去,制造出响亮的吸吮声。这动作来得突兀,有点像爬虫类动物。他假装思考检察官刚才说的话。

“想得美。”我说,并转动门把。

“是的,法官大人。检方认为,即使设下最严厉的交保条件,法庭仍然无法确保柴尔德先生会回来受审。”

“等一下!你可以当次席律师,那──”

“彻底反对?”诺克斯问。

“很高兴认识你。”我将诺克斯法官办公室的门打开一条缝。

“我们反对保释。”茱莉说。

“等等,”辛顿咬牙切齿地说,“好吧,首席律师。但我们是一个团队。”

“检方对保释的态度如何?”诺克斯问,迅速将注意力转向茱莉。

“随便啦。”我跨入诺克斯的办公室。

“是的。”我说。

诺克斯在用手机玩《愤怒的小鸟》,面前摆着的那杯新泡的咖啡正在慢慢变冷。

“谁?哦,那个毒虫,当然。跟我说说我们的亿万富翁。我瞄了一下档案,他有答辩根据?”

“法官大人,我们谈出了折中方案。哈兰与辛顿律师事务所将在这起案子中担任我的共同律师。”

“嗯,在我们开始谈柴尔德之前,我们都同意放波波走吗?”我问。

法官点点头,但目光没有从手机上移开。

“我们和波波有持续性协议,他具备豁免条件。”茱莉说。

“很好,二位。5分钟后举行保释听证会。先去外头等检察官吧。”

“弗林先生,我只是想跟检察官确认一下,她从你的委托人那里获得的信息,是否值得她撤销所有告诉。”诺克斯说。

杰瑞·辛顿咬下鱼饵了。都是因为杰瑞·辛顿和本·哈兰,克莉丝汀才会卷进麻烦。我想,待在这些家伙身边也许可以查出什么线索,既让戴尔满意,又足以让克莉丝汀全身而退,还能让我不必游说大卫·柴尔德接受判刑。现在我有机会了。我相当确定这是正确的做法,我不能就这样强迫柴尔德去坐牢,至少得先试试有没有其他方法能让克莉丝汀脱身。

诺克斯的脖子一下变成跟鼻子一样的颜色。他差点在公开法庭上犯下愚蠢的错误,让警方的线人曝光,这令他十分难为情。而我递给他一条救生索,让他看起来很聪明,能够保住面子。

杰瑞·辛顿靠在浅色的走廊墙壁上,慢慢地吸气吐气。他的客户失而复得了。

“法官大人,我的委托人波波是警方的线人。他必须携带和吸食毒品才能执行他的工作。地检署知道这件事,为了更重要的利益而不予追究。我的委托人提供的信息,已经协助警方逮捕了若干重要罪犯。”

而我,为克莉丝汀争取到一个机会。

茱莉在看笔记时,我决定直接使出友善的奉承手段。

而且大概也签下了我自己的死刑执行令。

茱莉试着把一个蓝色资料夹(关于波波的)在她面前的椅背上放稳,好让她能打开资料夹阅读她的笔记。我既没有整理出波波的资料夹,也没有做任何笔记。我手边是有几份波波的旧档案,不过我只是拿它来做做样子。通常我不会印出波波的纸本档案,因为那样有可能被某人查账,进而发现我工作的时数远不及我向纽约市警局报账的数目。没有档案,就无账可查。如果国税局问东问西,我会说档案被错放在某个地方了,而他们会姑且相信我。如果纽约市警局想看档案,我会叫他们滚蛋;这是我委托人的档案,受到律师及委托人之间的秘匿特权保护。

检察官茱莉·洛佩兹沿着走廊走来,看看我们,然后敲响了诺克斯法官的门。我们跟着她回到房间里。

茱莉和我还站在诺克斯桌前两张看来很舒适的皮椅旁。在法官办公室,法官没有请你坐下,你就不能坐下。据我所知,诺克斯从未请任何人坐下过。他就是那种浑蛋。

“‘柴尔德公诉案’的案卷要修改,几分钟前,辩方团队的规模增加了,洛佩兹小姐。我想你应该不反对吧?”诺克斯法官说。

“所以,先讲波波,然后你们两个要详细告诉我柴尔德先生的事,让我有愉快的一天。”诺克斯说,忍不住咧嘴而笑。

“不反对。”洛佩兹边说边打量杰瑞·辛顿。

诺克斯立刻就认出了他,不过很明智地没有惊动任何正在法庭内的记者。他微微点头,我们只需要这个就够了。诺克斯起身,书记官说“全体起立”,接着茱莉和我就跟着诺克斯穿过法庭的后门,沿着一条窄窄的走廊,经过这个法庭专用的一间会议室,进入他的私人办公室,这里等于是诺克斯的小小王国。法院针对法官办公室有相关规定,不过范围不包括私人办公室,所以诺克斯好好利用了这个漏洞。他以舒适的姿势坐进椅子、整理法官袍时,我趁机打量周围。这个小办公室粉刷成奶油白,近年似乎所有办公室都时兴用这个颜色。房间四周挂满诺克斯与知名高尔夫球选手的合照。后侧墙边甚至立着一套高尔夫球杆。放眼望去没有家庭照。铺着地毯的地板似乎飘散着一股既熟悉又难以定义的气味,闻起来像蜂蜜、漂白水和麦芽威士忌。

“还有,弗林先生,请你公开表明,你的当事人是否在不到庭的前提下,同意这场听证会的结果?”诺克斯法官问。

“法官大人,我们能不能到法官办公室与您讨论这件事?此事涉及敏感议题。此外,我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私下讨论您清单上的下一件案子。是一位柴尔德先生的案子。”我说出我的目标姓氏时,直直望向他本人,然后又将目光移回法官脸上。时间还有点早,记者们还没坐满旁听席,即使后排座位有几个犯罪线记者,他们也不会预期在法庭内看到大卫·柴尔德,所以这名字不会引起他们注意,而且除非他们坐在最前排,不然不会看到他的。此时前排并没有任何记者。

“是的,法官大人。我认为没有必要让他在公开法庭上出现在媒体面前。我们很乐意就在这里私下进行。”

大概50分的智商吧,我想这么说,但没开口。我的脑袋反而突然快速运转起来,我看到眼前出现今早第二个创造游说的机会。

“嗯,律师,双方同意的保释条件是什么?”

“我漏了什么吗?”诺克斯问。

“我们要求被告限制居住,在──”洛佩兹的话被辛顿打断。

大部分法官会接收到暗示,醒悟这家伙会对纽约市警局掏心掏肺,但是尽管茱莉露出尴尬的笑容,诺克斯还是不为所动。

“等一下,法官大人。我们没有申请保释。我的当事人并不想在这个时间点申请保释。这件案子在媒体方面很敏感,而我的当事人──”

除了之前提到的各种问题之外,诺克斯法官还挺笨的。茱莉看着我,耸耸肩;我回望着她,摇摇头。有几秒时间,我们只顾着对望,把法官晾在一边。我们在商量该怎么办。在公开的法庭上宣布波波是警方的长期线人,可以豁免于检方提出的各种毒品罪指控,可这不是什么好办法。也许我以为“波波”这个名字足以透露玄机,但这对诺克斯来说似乎不管用。

“法官大人,我才是首席律师,请不要理会我的共同律师。法庭已经记录了我们提出的申请,而且我们是根据柴尔德先生的指示这么做的,他希望申请保释。我们同意限制居住条件。还有别的吗?”我问。

“所以为什么要撤销告诉?”

“除了出庭日之外,他每天都要在下午1点之前到最近的警局报到。他必须交出护照;不可饮酒;不可服用处方药之外的药物;被告必须接受周期性的酒精和药物随机检查。”洛佩兹说。

“是的,法官大人。”

“法官大人,被告──”

“但他身上的毒品量足以构成散布毒品罪,更别说单纯的持有毒品罪了。”

“同意。”我抢在辛顿能造成更大混乱之前说。

“是的,法官大人。”茱莉说。

“保释金总额为1000万美金。预审听证会将于明天……”

“洛佩兹小姐,我有没有听错?检方要撤销所有告诉?”

“法官大人,我们已准备好在今天下午进行预审听证会。”洛佩兹说。

诺克斯不常负责这个法庭,所以他对波波并不熟悉。他一开始没对检察官说什么,只是眯起眼睛,快速翻阅资料夹里的文件;他在读时,脸上漫开某种表情,毫不掩饰他对我和我的委托人怀有明显的轻蔑。

“文件送出了吗?”法官问。

“法官大人,第一个案子是代尔·‘波波’·巴恩斯。由弗林先生代表被告。检方撤销所有告诉,法官大人。”

洛佩兹把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交给我。

检察官茱莉·洛佩兹跟诺克斯法官身高差不多:155厘米。她面前堆着至少三十个蓝色资料夹,平均分成两沓。茱莉和她的资料夹一样,看起来总是井井有条;她的头发用笔绾成利落的发髻,薄施脂粉,身上的深色套装看起来一本正经,剪裁得非常合身。她拿取左边那沓的第一个资料夹,开启她的一天。

“现在送出了。”她说。

狱警把波波带进法庭。他戴着手铐脚镣,拖着脚坐进我左边的座位。我能看到大约6米之外那一排囚犯,像坐着输送带一样等着叫到自己的案子。大卫·柴尔德站在队伍第一个,他环顾法庭的眼神就好像这里是刑讯室。他的眼睛瞪得老大,即使隔得这么远,我都能听到他身上的链子因为发抖而叮叮作响。

诺克斯法官摩挲着下巴,想着他的高尔夫球局要取消了。

法庭内看起来挺空的。大概有六名律师,他们所代表的当事人数量也差不多,这代表楼下的拘留室里大概还有二十个家伙在等公设辩护人。我已经安排好先叫波波的案子,再来是大卫·柴尔德的。我这天稍早打电话给书记官丹妮丝,告诉她我必须尽快把事情办完走人,就当我欠她一个人情。她答应了。我在职员间的名声还是很不错的。

“你们对预审的看法是什么?如果这案子吸引了媒体关注,我假设,你们会放弃预审听证会吗?”法官问。

在约翰·诺克斯法官眼里,正义是个屁。他喜欢高尔夫、威士忌,以及漂亮的女书记官。他最喜欢的消遣是恐吓出现在他法庭内的律师。格兰菲迪威士忌、高血压和尖酸刻薄的个性,使他的脸颊和鼻子都染上淡淡的红晕。他个子很矮,有严重的矮个子症候群。诺克斯会在法庭上坐两三个小时,快速处理案子,然后休庭,将所有人送进监狱,把保释申请当耳边风。他过去曾遭到司法惩戒,也被上诉过好几次,但他一点都不在乎。

大部分重罪案件,例如谋杀案,是没有预审的,所谓的预审听证会,用意在于决定检方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提起告诉,并且把案子交由大陪审团调查。检方不需要在这个阶段证明被告有罪,只需要证明他们有合理根据来成立可辩论的案子。通常,既然证据足以逮捕并起诉被告,就表示检方有充足的证据能轻松通过预审听证会的考验。

“各位先生女士,早安。在此知会辩方律师,我今天下午要打高尔夫球,所以我最晚要在1点半之前离开。如果届时还没有叫到你的案子,你的当事人将自动还押候审,等待下一轮。现在开始审理第一件案子。”

“你们的决定是?”诺克斯法官问。

5分钟后,我在辩方席坐好,迎来第一个好运──诺克斯法官拖着脚步进入法庭,入座,咳了两声,然后立刻表明他本日的计划。

我对检方档案中有什么内容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昨天晚上,戴尔把警方握有的证据都摊给我看了。预审是浪费时间,那些证据足够给大卫·柴尔德定罪两次。

无论那个男人是谁,我都永远不想再见到他。

“我们不放弃预审。”我说。

而且我的手在颤抖。

如果我不管证据,只听大卫讲的话,我是相信他的。他快要崩溃了,而我并不打算任由他崩溃,目前还不打算。我需要亲自看到证据,再跟他谈一谈。我想要保有各种选项。

他把咖啡杯丢进垃圾桶,走楼梯离开。我猜他原本并没有在找我,但他察觉我注意到他了,这大概是他离开的原因。直到我开始走向法庭,才意识到自己呼吸得很用力。

诺克斯法官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这男人让我有了相同的感觉。

“好吧,案子延至下午4点审理。”他说完便拿起听筒。

我还小的时候,父亲曾带我去布朗克斯动物园搭乘野外亚洲列车。我们经过老虎谷的时候,其中一只西伯利亚虎突然停住,抬头盯着我所在的车厢。它直直地盯着我,没有低吼,或是露出牙齿。只是盯着。即使我当时只是个10岁小孩,也能从那双凶恶的眼睛里看出,下头那个180公斤重的猛兽想要把我开膛破肚。

我们还没走到门口,法官又叫住我。

他正直直地盯着我。

“等一下,弗林先生。”

有种感觉吸引着我,让我将注意力转回那个喝咖啡的人身上,几乎就像有人拿针轻轻刮过我的后颈。

洛佩兹、辛顿和我都转头看向诺克斯法官。他看起来备受打击,脸色变得苍白,我看到他的上嘴唇冒出汗水。他继续听电话,眼珠快速转动──他在消化听到的信息。最后他摇摇头。

这个男人密切注意着大厅里的人,目光漫不经心地扫过我。他喝了一口外带咖啡,然后望着周围。当他仰起头再喝一口咖啡时,我看到他脖子上有个刺青,但距离太远,看不出是什么图案。他绝对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我扫视人群,想看看能不能辨认出他的监视对象。没有人特别惹眼。

“他在我这里,我会告诉他。我们要进行完整的调查,这太过分了。你要随时向我报告进度,威尔森。”诺克斯说。“该死。”他咒骂一声,重重放下听筒,“两位先生,你们最好立刻赶到拘留室,你们的委托人被刺伤了。”

他看起来像西班牙裔,穿着黑色羊毛大衣,里面是灰色毛衣、深色长裤以及黑皮鞋。他坐在中央楼梯井右侧的长椅上,离我大概有9米远。他用左手食指在智能手机的屏幕上飞快滑动。为数不少的出庭者都在做同样的事,低着头窝在墙角或是长椅上,啜饮塑胶杯里的咖啡,检查虚拟生活中的大事小事。但我看到的男人不一样。虽然他的手指在手机上动个不停,但他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屏幕上。智能手机已成为21世纪监视者用来当掩护的报纸。

不停捶打电梯里的按钮,并不能使它移动得快一点。辛顿站在角落,手捂着嘴巴──低头沉思。自诺克斯通知我们这个消息后,他还没说半个字。

不是杰瑞·辛顿,也不是哈兰与辛顿的律师。

“快啊!”我再度猛按通往地下室的按钮。

我正准备离开柱子走向法庭,这时,我看见了他。

我闭上眼睛,将额头靠在电梯控制面板上方冰冷的铝板上。我默默祈祷大卫还活着。在这一刻,我发现我已经开始关心他了。他看起来那么无助,他的世界和心智正在崩塌。为了什么?他并不是个杀手,不是那种可以在清醒状态下对着心爱的人扣下扳机的人,这是很容易辨别的。反社会倾向就和自恋一样明显,他们残酷、社交疏离,而且有使用暴力的前科。

我走进大厅,这里满是平素惯见的三教九流,个个都等着和法官“约会”。我靠在大厅角落的一根柱子上,以最好的角度观察人群。有几个律师在等待,其中我认得的人都不是哈兰与辛顿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大厅里的律师所穿的衣服没有半点称得上昂贵的。那家事务所自夸网罗了金钱能买到的最好的律师,而他们每个月都能领到2000美金的治装费。女性律师偏好亚历山大·麦昆,男性律师则喜欢阿玛尼。我大部分的西装都在干洗店,因为我的办公室有点潮湿,必须经常把西装送洗来除异味。今天早上我身上的西装价值300美金,而且它差不多是我现在拥有的最好的西装了。

柴尔德不具备那种卑劣的气质,或是缺乏同理心,即使他身边的世界快要化成灰了,他也并不愤怒──而是害怕。

然后有另外24个小时让他提出有罪答辩。

那孩子不可能杀了他的女朋友。

40分钟内要拿到目标的完整代理权。

我用力闭紧眼睛,试着回想我对大卫所知的一切。要达到他那样的富有程度,过程中不可能没把别人踩下去。而大卫这种地位的人不会弄脏手,如果他希望弄死某个人,他可以雇人代劳。

电梯“当”一声变得更慢,然后打开门。

我真希望能在牢房以外的地方看看他──观察脱下橘色连体囚服、不再处于冰冷慌乱中的他。那我就能确定了。此时此刻,我只能根据直觉判断他是无辜的。

估计达80亿美金的非法交易金额。我今天早上出发前,肯尼迪是这么告诉我的。我得替大卫提出有罪答辩,戴尔才能和他谈条件,用减少刑期换取那对合伙人,还有钱。我要说服大卫认罪,否则他们会让克莉丝汀被终身监禁。先前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对这个布局没有疑虑,现在看到那孩子,我却开始怀疑他怎么可能朝女朋友扣下扳机。他看起来连拉开汽水罐拉环都需要人帮忙。我的脑海深处开始有种不安在扩散。我试着忽略它。

而现在有人刺伤了他。

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钱。

电梯放慢速度,门叮的一声打开。在我们抵达最底下的楼层前,我已经听到牢房内的暴动。被拘留的人都疯了,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味。警卫们朝囚犯吼叫,对方的回应则是摇晃铁栏杆、吐口水和怪叫。一根根手指控诉般指着警卫,众人开始齐喊──“杀手,杀手,杀手。”一名警卫解下后侧墙上盘绕的水管,准备好朝整个围牢喷水,狱医则在办公室里对我挥手。我跑过牢房外侧,进入通往急救室的小走廊,辛顿跟在我后头小跑。

钱。

我放慢脚步,结果滑了一下,脚在地上舞动,试着抓牢地面,直到我终于扶着墙壁才稳住身体。头顶的灯光明显倒映在湿漉漉的地板上。这里、那里、门上、墙上,都还看得到新鲜的血迹。我扭回头看,发现刚拖过地的痕迹一路延伸回牢房里。急救室忙成一团,爆满的垃圾桶里露出吸饱血的绷带和纱布。就连狱医的衬衫肩膀处都有血渍。角落里的诊疗床也染上血红,虽然已经有人擦拭过,但还没能彻底清洁。

而就他们告诉我的,他罪证确凿。我的心思暂时飘到戴尔身上。他失去了某个人,正承受着心痛──这似乎是够明确的事实。这种心痛能产生两种效果:你会想拯救别人,避免他们和你受一样的苦;或是你会希望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受苦。我无法弄清楚戴尔是哪一种人,还没办法判断。他把大卫被逮捕视为一个机会,我猜想有罪答辩足以满足戴尔的良心,之后他就能利用大卫对付事务所,对付他希望受苦的人──本·哈兰与杰瑞·辛顿。戴尔想要夺走这两个男人的一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名誉,还有他们的钱。

“发生了什么事?”杰瑞问。

我的新委托人是美国排名第四十五的富豪。

“这个人是谁?”狱医问。

现在我在这里,不只是即将卷入自O.J.辛普森以来最轰动的谋杀案,而且还要诓骗我的委托人,以挽救我的老婆,避免她被判刑。诓骗委托人来救克莉丝汀并不会太令我困扰。

“没关系,他跟我一起的。我们的人怎么样了?他能活命吗?”我问。

一年半前,我停止了律师生涯。有一件案子出了差错,很大的差错。我害某个人受伤,不是因为诈骗任何人,或是从事任何不法勾当,而是因为我善尽职责。结果我失去了一切──我的老婆、我的女儿、我的生活。我颇为努力地用酒精慢性自杀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下定决心戒酒。我成功了,开始对未来有了新的展望,也受够了原先的一切,决定放弃律师事业:不再跟委托人周旋,不再上法庭耍花招。但那都过去了。然后,半年前,我被迫代表俄罗斯黑帮的首脑出庭。我活着回来了,并且又回到律师这一行。

“急救人员接手的时候他还活着。他的生命迹象不太乐观,大量失血。”

万幸电梯是空的。我按下按钮,门关上,电梯开始上升,慢得让人心焦。24小时前,我的人生似乎正在回到正轨。我在三个月前开了自己的事务所,最近两周生意逐渐有了起色,感觉比较像在过正常的生活。我重整旗鼓,应付客户、最后期限和透支额度,还开着一辆二手车──跟我以前的事务所生活像是两个世界,但感觉比以前更好;感觉很真实。

“天哪!究竟怎么回事?”我问。

我的手表显示现在是9点15分。时间不够。

“我不知道。警铃响了,我看到两个警卫把他从笼子里拖出来。那孩子全身都是血,他的两条手臂被严重割伤,腹部也有一处很大的刀伤。血就一直往外喷。有人把刺进他身体里的刀刃往上扯,想给他开膛破肚,之后还狠狠划伤他的脸。”

你有40分钟,顶多。

“急救人员带他去了哪里?”辛顿问。

电梯抵达时,我收到回应。

“下城医院急诊室。”狱医说。

我入选了。至少再拖住杰瑞·辛顿1小时。

“先别急着走。”我说,但辛顿已经奔向门口。他想独占大卫──好把我炒鱿鱼。我很想追在辛顿身后,但我必须先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反正我还有时间。大卫很可能被直接送进手术室,辛顿得等很久才能见到他的客户。我祈祷这事不是我的错,不是之前抢走大卫鞋子的大块头决定报复。

我离开牢笼,在穿过通往法院楼上的安检门前,我始终盯着他。我在等电梯时,从外套口袋拿出新手机,编辑了一条短信,点击发送。

噪声减弱了,只剩少数几个被拘留者还在跟警卫争吵。我查看了一下休息室,他们还没有拖地,我能看到一串血脚印通往一张桌子。当天早晨帮我接近大卫的警卫尼尔坐在那儿,双手抱头,脸离热气蒸腾的咖啡杯只有几厘米。他的袖口沾着血。一名警察坐在他旁边,手里握着笔,笔记本摊放在桌上。

我说话的时候大卫没有看我,他一直用手捂着眼睛。

“尼尔,你还好吧?”我问。

“好吧,放轻松。我得先处理波波的案子,大概会花10分钟。我会请法官等一小段时间再来处理你的案子,这样你我就能私下谈谈了。希望这能让杰瑞来得及赶过来。”

他迅速抬起头,试着挤出笑容,但失败了。他咳了两声,擦擦嘴,靠向椅背。“你不应该在没有人陪的情况下四处乱晃。”

他把脸埋进掌心。我需要知道更多,不过在这当下逼问他是没有意义的。

“我不需要人陪,我对这些牢房跟你一样熟悉。狱医说是你把那孩子拉出来的,我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说。

“谋杀。”他说,“罪名是一级谋杀。我向你保证,我没有杀她。”

“这家伙是律师?”警察用笔指着我问道。

他抹了抹脸,然后用上衣揩拭湿漉漉的手。他回答我的时候,语气像是无法相信他说的内容,感觉说出这些话本身会使他产生新的醒悟。像是膝盖受伤的人走路,本来已忘了伤势,却被那可恨的疼痛硬生生拉回现实。他最后终于勉强把话挤了出来。

“没关系,他叫艾迪·弗林,是那个人的律师。坐下吧,艾迪。”尼尔说。“听着,我没什么可说的。柴尔德的恐慌症发作减退以后,狱医判定他可以回到牢房中。他进去后才过了大概两三分钟,我听到一声微微的叫嚷,这不算什么异常。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墨西哥人,那个不肯穿上衣的刺青男,他走到柴尔德那里对他说了什么。他正准备动手时,你的委托人挡在柴尔德面前,承接了所有的攻击。我花了十几秒赶进去,把那家伙制伏,但为时已晚。那个墨西哥人一定把小刀藏在屁眼里了,只有这样它才没被搜出来。我们把波波隔离,清出一块地方进行抢救。我们没办法稳定住他的状况,所以把他挪到急救室里了。他在那里头真是做了一件好事,救了柴尔德。”

我没理他,把注意力转向大卫。“如果要我当你的代理律师,我需要了解你这件案子的所有资料。一开始我觉得问这个不太礼貌,但现在我最好知道。你被控告了什么罪名?”

“我不懂……”

“什么是推特?”波波又问。

“波波!你听不懂吗?那个墨西哥人想要找柴尔德麻烦,然后一眨眼工夫,他手里已经多了把小刀,就要往柴尔德身上刺。波波在最后一秒挺身而出,代替他挨刀。勇敢的小子。也许挺笨的,但真勇敢。”

“类似推特(Twitter),或脸书。”我说。

“老天,波波。要不是我叫他照顾大卫,他绝对不会这么做。”

“什么是瑞乐?”波波问。

“他会撑下来的,波波很强悍。而且我们很快就帮他急救了。”

“对。”他说。

更多重量压在我身上,头晕、想吐。我为自己害波波身陷险境感到羞愧。

我朝他靠近一步,压低音量。“我们就省略所有客套话吧。你是创立瑞乐的大卫·柴尔德对吧?”

“柴尔德在哪儿?”我问。

他慢吞吞地呼出一口气,笑了。我感觉有一副重担用力朝我肩膀砸下来,开始慢慢压垮我。

“他恐慌症又发作了,我们把他安置在楼上的安全牢房里,派了一个狱警守着门,但他总不能整天待在那里。我需要那个警卫。”

“好吧。”我说。

我想高举双手感谢上帝,因为克莉丝汀获得自由的门票还在呼吸,但我做不出来。波波这个毒虫、告密者、小偷,全市最不像英雄的人,却挺身而出救了亿万富翁的命。我的眼皮感觉很沉重,我用手指抹过眼角的皮肤,然后按揉太阳穴。波波一定是为了我而做的,他看到攻击者动手,便(可能)因对我误怀的忠诚而插手,进而阻止了谋杀。又或许是我把波波污名化了,他确实是个毒虫兼罪犯,但波波不止如此,他可能只是纯粹做了正确的事。

另一个选项是我会来到一个和这里一样的牢里,只不过不是去见委托人──而是去探视我的老婆。

“如果你听到任何关于波波的消息,立刻告诉我。”

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准备、我这天早上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诱导他提出这项请求。然而,当他真的说出口时,我却什么也没说,因为我知道一旦答应了,我就没有回头路了。我的脑中再度分析起所有可能性。这十个钟头以来,我几乎没想过别的事。一切都没有改变,没有别的选择,没有别的出路。

我转身走向出口。由于这起事件,警卫人手不足,个个神经紧张,现在不开放探访了。优先事务是重建笼内的平静,把一个个当事人提领出来去法庭,然后再去保释办公室或是回到这底下的牢房。一切都会慢下来。这让我争取到一些时间。我好奇杰瑞·辛顿要花多久才会发现这个乌龙──在急诊室的是波波,而不是柴尔德。我估计顶多半小时。

“你能帮我吗?拜托?我不知道杰瑞怎么了,他应该在这里的,不过我跟你说,反正我也不可能获得保释。杰瑞说我完全没有机会。只是我……我不能一个人上场。你可以当我的代理律师吗?就这一次就好,拜托,我求你了。”

“谢了,尼尔。你今天大概救了波波一命。”

大卫听到杰瑞·辛顿没有抵达法院时,简直喘不过气来,只能制造出短促而嘈杂的喘息声,嘴唇向内凹进口腔,挣扎着要吸入不新鲜的空气。他的鼻尖滴下汗水,和脸上新涌出的眼泪混在一起。

“那孩子体内没被毒品吃掉的部分也没剩多少了。他进来时状态就不怎么好,不过他是个斗士。”

“谢了,尼尔。”我说。

我脑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而且迫不及待。

他继续说:“该你上场了,艾迪,你的小朋友是下一个。我打给丹妮丝了,没有辛顿先生的踪影。”

“那个墨西哥人进笼子以后多久才动手行凶的?”

我把鞋子抛给我的目标,他的嘴张得大大的。尼尔打破现场惊呆的寂静。“你知道吗,我真的该去配一副新眼镜了。”他边说边摘下眼镜,举起来对着光查看。

“啊,应该半小时吧,或许再久一点。你刚把大卫带去会谈室,他就进来了。”

在全市最险恶的拳馆长大自有其好处,即使是在律师这一行。

我点点头,留下尼尔去跟警察做笔录。我按了电梯,等候时看到安检柜台后头的警卫在擦掉白板上的字。白板顶端的印刷字写着“没有重大事件的天数”,而警卫把“87”擦掉,拔掉记号笔笔盖,在白板上画了个大大的“0”。

他脱下鞋子。

是时候跟戴尔联络了。

我露出微笑。

是时候告诉他我把客户牢牢弄到手了。

他点点头,我放手。他的手臂会麻痹两三个小时;那里头的神经和肌纤维都一下子变成了废物。我看得出他在考虑扑向我。

还有我们的交易取消了。

“我只要把手臂再往上抬5厘米,你的肩膀就永远废了。那里面有很多软骨,会因为受到挤压而断裂。你会昏过去,等你醒来,你会宁愿你死了。你是要把鞋子脱了,大家好好相处,还是你想每个月1号去领身心障碍者补助?”

我走到出口、穿越马路到法院对面时,并没有注意到有任何监视者。有一辆黑色SUV车停在名叫“杰克干洗”的24小时干洗店外头等待。我在书报摊老板的手里放了两块钱,然后拿起一份《纽约时报》和一份《华尔街日报》。我再度察看街道。没人跟踪。

巨人没有握我的手,而是迅速伸出右手臂,揪住我的领带。若他不是打算把我拉过去掐死,就是只打算威胁我。我没给他任何机会,一把抓住他的右手,将其牢牢固定在我胸前。我的左手臂迅速举向天花板,还顺便带着大家伙的手肘一起。我让他的手腕继续固定在低处,手肘则被推向十点钟方向,肩膀发出“啪”的一声脆响。我看到男人的表情由愤怒转变为讶异,再转变为火辣辣的痛苦。手臂不是生来给人这样乱折的。

后座车门打开。

大家伙的眼中燃起怒火,我看得出笼内的其他人都在用手肘轻戳彼此,准备看一场好戏。牢笼内笼罩着沉重的静滞,我能闻到那男人的汗味。我的手还伸着,目光始终没有从他的脸上移开。

“情况如何?”戴尔问。我坐到他旁边,把资料夹丢在皮椅上,上面叠着我的报纸,然后我关上车门。

“我注意到你穿着我委托人的鞋,我想它们并不合你的脚,我想拿回来。”

“有人想取大卫的性命。有个墨西哥人试着在笼子里拿刀刺他,而我的委托人插手。波波也许撑不过来了,不过柴尔德倒是没事。就长远来看,这事可能对我们有利,相信我,我们会需要寻求帮助。杰瑞·辛顿设法让自己担任共同律师了。”

毫无反应。

戴尔用左手比了个绕圈的动作,SUV车便融入车流。他一直将注意力放在我们后方的车辆和行人上,确认没有人在跟踪我们。司机剃着平头,我能看见他左手的手指用透气胶带捆在一起。当我们停下来等红灯时,他特地转过头来对我摆臭脸。

“我叫艾迪·弗林。”我说,手仍然伸着。

“你已经见过温斯坦探员了。”戴尔说。

那大家伙只是瞪着我。

“你的手指还好吧?”我问。

我不理会大卫做出的哀求手势,以及他轻声说的“拜托,算了”,径直走向牢笼中央,朝我面前的巨人伸出手。我身高一米八,他比我还高出15厘米,体重大概比我多45公斤,而且那些额外的体重看起来都是结实的肌肉。他宽阔的胸膛上有一只展翅的黑鹰刺青,我看到他的牙龈间闪着金光。

那个瘦削的男人对我微笑,用右手对我比中指,然后转回去。他的上司继续注意我们的后方,又过了半个街区才将视线转向我。

他垂下头,揉着后颈,脚紧张地微微颤抖,双手扭绞在一起。他看着我,然后飞快地瞥向围牢中央。我看到一个高大的黑人站在中心位置,好像他是这里的老大。以一个充满危险分子的牢笼来说,他的周围有很大的空间。这家伙位于食物链顶端。他穿着一双崭新的耐克训练鞋,是红色的懒人鞋款。它们对他来说小了好几号,他的脚跟都漫到地板上了。

“共同律师?你怎么能容许这种情况出现?”戴尔问。我感觉他的语气有点愠怒。

“嘿,你的鞋子怎么了?”

“你的部下应该把他困在车祸现场的,他提早到那里了。”

我没有料到大卫会失去他的鞋子,有时候你只能随机应变。有些最巧妙、最有说服力的骗局之所以会成功,全是因为骗子看出他有机会自我推销,让别人相信他是个老实人。让目标信任你是最大的障碍,所以当你能巩固与目标之间关系的机会浮现时,一定要把握住。我们这一行称这种小手段为“游说”。不管成功的概率有多高,你都绝对不能放过机会。大卫失去了鞋子对我来说就是天赐良机,让我能向他证明我说话算话。

“事务所的安保小组在盯着辛顿。哈兰与辛顿雇了一支六人小组,全是退役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们负责看顾那些律师和文件,不过我们认为他们其实算是打手和保护钱的看门狗。小组长名叫吉尔,他当过海军陆战队队员,也在纽约市警局当过差──既聪明又心狠手辣。总之事务所的安保小组出面干预。我猜其中一人打给吉尔,而他可能找了几个熟人帮忙,因为拘留辛顿的警察收到对讲机呼叫,接着杰瑞就立刻被释放了。现场的警察告诉我,他的小队长命令他放人,要是他继续扣留辛顿,有人就会猜到警方别有居心了。辛顿目前在哪里?”

“不要在这里讲。”他的眼神在牢笼内到处瞟,还用力抓住膝盖来抑制手的颤抖。他的脚抬了起来,在察觉我的目光后,又把脚藏到长椅底下。

“我和他都以为是柴尔德被刺伤,所以他赶去急诊室了。我想在他发现柴尔德仍然在法院之前,我们有半小时可以利用。”

“嘿,我真的认得你,你是……”

“你确定那个墨西哥人的目标是柴尔德?”

我直直地盯着大卫,好像我现在才真正好好看他。他的脸被眼泪弄得脏兮兮的,头发粘在额头上。

“我听说是这样。看起来事务所想除掉他了。”

“我跟他说了,我的艾迪老兄最棒了。”波波牙齿打战地说。他开始出现严重的戒断症状。

戴尔从他腿上的牛皮纸资料夹里取出一张黑白照片。他很小心地没把资料夹掀得太开,以免我看到内容物,不过我看到的部分足以让我知道,那资料夹里有厚厚一沓关于哈兰与辛顿的文件。那张照片是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人近照,大概比我更接近40岁,体格肌肉健壮,有一头浅浅的沙色头发,下巴看起来能咬裂棒球棍。这并不是在12号法庭外大厅盯着我看的黑大衣、灰毛衣男子。

“你的这位客户对你赞誉有加。”大卫伸手指指波波。

“这是吉尔,你要留意他,他很危险。事务所会为了保护他们的不法活动而杀人,吉尔就是执行的杀手。我敢说拘留室里的刺杀事件就是他安排的。我们需要你把辛顿排除在外,有辛顿踩在你喉咙上,你要怎么向柴尔德施压?你要怎么摆脱他?”

所以,杰瑞今天早上能及时赶到法院的概率为零。

“目前先让他留下,我会需要他的。老实说,戴尔,我并不认为柴尔德有罪。一定还有别的方法,我只是还没想到。”

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布局,但我有帮手,能安排一辆巡逻车跟着杰瑞,并在他打出电话前拘留他。只要是他们认为必要的事,他们基本上都办得到。

“哦,他是清白的,是吗?你怎么知道?”

此时,开在他前面的那辆老旧福特皮卡车会开始在杰瑞这一道上不断切出切入。杰瑞会看出车上的一对男女在争吵,他可能会对皮卡车按一两次喇叭,并且试图超车。皮卡车的司机亚瑟·波多斯克可不会容许他这么做。亚瑟的体重大约有170公斤,五十来岁,有哮喘,而且是我合作过的数一数二厉害的精准司机。那家伙可以在一秒之间把车停住。亚瑟会借变换车道来阻止杰瑞超车,然后在恰到好处的瞬间,在信号灯转为红灯的那一秒用力踩刹车。杰瑞绝对没有机会停住,他的古董车绝对会撞上老皮卡的屁股。杰瑞大概会下车对着亚瑟破口大骂,这状况不会持续太久。当皮卡车的驾驶座车门打开,亚瑟把他巨大的屁股挪到马路上时,他会佯装心脏病发作。我想象爱琳就和平常的她一样歇斯底里起来,对着杰瑞挥动她那粗壮的膀子,短短几秒内,整个局面就会完全陷入混乱。最大的风险在于杰瑞用手机打回办公室,派另一个律师去法院服务他的委托人。这部分我也考虑进去了。幸运的是,有辆纽约市警局的巡逻车会刚好经过,目睹整起事故,其中一名巡警会用对讲机呼叫急救人员,另一名巡警会把杰瑞拖下劳斯莱斯,将他脸朝下按向引擎盖,给他戴上手铐,然后把他塞进巡逻车的后座,等急救人员来了以后再处理。这一切都得抢在杰瑞拨号求援之前。

“我就是知道。那孩子没有杀人的本性,我看得出来。”

我走进牢房的1小时前,杰瑞·辛顿应该正坐在一辆1968年出产的劳斯莱斯银影的驾驶座上,塞在美洲大道的车阵中。戴尔告诉我,辛顿搜集的车款会逼哭杰·雷诺,而且辛顿喜欢开车。他曾像大多数顶级律师一样聘用司机,不过六个月前买下这辆劳斯莱斯后,他就解雇了司机。

“你何不等你老婆因为洗钱和诈骗被判刑八十五年后,再慢慢向她解释?不要被那个‘孩子’给唬住了。他让自己成为亿万富翁,他可没有手下留情,你要记住。”

我把尼尔唤到栏杆旁,要他打给书记官丹妮丝,确认一下杰瑞·辛顿到法院了没。尼尔打电话的时候,我对大卫露出安抚的微笑。尼尔大概是打给他的顶头上司了吧,他绝对没有打给丹妮丝,没这个必要。我颇为确定在这个时间点杰瑞·辛顿究竟在什么地方,而假如一切都照计划走,杰瑞·辛顿打死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赶到法院。

“等一等。你要的只是情报,对吧?账户、银行、合约,可以给本·哈兰与杰瑞·辛顿定罪的所有证据。我完全知道你要成功起诉他们需要哪些条件,但你从柴尔德那里半点都拿不到。这男人不需要从洗钱过程中捞油水。他没有涉案,他不是那种人。他什么都不知道,戴尔。他是个目标,仅此而已。他就和其他把钱倒进哈兰与辛顿的有钱蠢蛋一样,都是受害者。我可以帮你弄到你需要的证据,但要用我的方式。”

我合上手机,说:“她手机关机了,大概在开会。”

“这家伙真的把你唬得一愣一愣的,艾迪。我以为你头脑很清楚,我以为我们都谈好了。证据、钱和证词,交换你老婆的自由,这要求不过分。”

“谢谢你。”我的目标说,他闭上眼睛,期盼等他睁开眼睛时,我已经找到他的救星了。

“那是我见柴尔德之前的事。他那么年轻,他快崩溃了。我爱我老婆,但我不会为了她牺牲一个人的人生,只要还有别的选择。我会确保你们得到需要的东西,而你们也别想动克莉丝汀一根汗毛。但我需要知道柴尔德跟事务所的关联是什么,还有他握有他们什么把柄。你必须告诉我。”

“他大概塞在路上了,我相信他会来的。等他到了以后,他会向法庭书记官报他的姓名,登记为你的备案律师,领取案件记录,然后联络检察官。听着,我会请尼尔打给书记官,帮你确认一下。”

我把照片交还给他,他小心翼翼地夹回资料夹,然后整个丢在我们之间的座位上。他叹口气,身体往前倾,用双手抹脸,先是嘟囔了一句什么,才清楚地对我说:

我拿出手机假装打给克莉丝汀,同时看了一下手表。我来法院之前,已经趁着戴尔和联邦探员不注意,试着打给她五六次了,她都没有接。老实说,我不知道如果她接了,我要对她说什么。我想我会叫她待在家里,但我不认为她会听我的,除非我向她坦白一切。后来我做了决定,戴尔可能是对的──她知道得越多就越危险。

“我们谈好条件了,我们有一个计划,我不喜欢别人出尔反尔,艾迪。我也不喜欢下流的前骗子对我指手画脚,一点都不喜欢。”

“克莉丝汀的老板是本·哈兰。我不知道她是否能经常见到杰瑞·辛顿,不过我还是打个电话给她好了。”

戴尔把头靠回座椅上,手指伸进眼镜底下揉眼睛。他的动作缓慢而从容,像是在抵抗从24小时前柴尔德被逮捕以来,就一直被剥夺的睡眠。我看到他左眼抽搐了一下,闻到他额头上的汗味。现在他眼角的纹路变得很深。

波波没有银行账户,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也没有任何钱或财产。肯尼迪告诉我,大卫的资产净值高达19亿美金,他拥有一艘游艇、好几辆轿车、三栋房产,以及一支篮球队。在这当下,大卫和波波却没有什么差别。两人都迫切需要某样东西,波波需要的是海洛因,我的目标需要他的律师,他们的痛苦让两人平等,这是只有死亡或疾病才能相提并论的。

“我们维持原定计划。对柴尔德不利的证据要让他因谋杀女友而定罪是绰绰有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杀了她,艾迪。你告诉他你有个退路,告诉他你能救他一命,告诉他你可以帮他谈条件。我们需要他把事务所的事情和盘托出。五年刑期是小菜一碟,这对一级谋杀罪来说是很划算的交易。如果他拒绝,就等着吃一辈子牢饭吧。”

“请等一下。你能不能查查杰瑞到了没?我不能打给他,而他现在应该要在这里才对。我会付你钟点费。也许你可以打给你太太,问她有没有见到他?”

“不,要不我退出,要不你告诉我大卫握有事务所什么把柄。”

我的目标放开手,脸皱成一团。

“太冒险了,我们得用我的方式来办事。柴尔德面临难题,而你能提供解决方案。除此之外,他是不会透露我们要的情报的。”

“喂!不要动手动脚!”狱警尼尔暴喝。

“我可以弄到。”我说。

我注意到他的手小而柔软。它们因恐惧而颤抖,同样的恐惧正威胁着要彻底征服他。他的下巴像手提钻一样抖动,瞪大的眼睛隐隐发红。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他伸手抓住了我的手腕。

戴尔仔细打量我,衡量他的选项,研判我能不能说到做到。我看了一下后视镜,离SUV车最近的车在9米外,而我估计我们的车速大概是每小时30公里。我知道戴尔的答案会是什么,也已经知道我下一步要怎么做。

“不,我今天早上并没有见到杰瑞,不过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到了。”

“不。”戴尔说。

“杰瑞和我是老交情了,我信任他。你今天早上见过他吗?”他因为喉咙太干而破嗓,音调忽高忽低。尼尔告诉我,大卫几乎整夜都在哭,直到波波设法让他平静下来。这么做很明智,笼子里的男人隔着老远就能嗅出软弱的气味。

“那一切都结束了。”我边说边朝前座中间伸出手,拉起手刹。车轮锁死,整辆车往前一颠。司机被安全带固定住,头冲向胸膛。

“这个嘛,是有一点。我太太是哈兰与辛顿旗下的律师,我以为他们是很严谨的公司。”

我早已把右肩抵在前座椅背上,准备好迎接这股冲力。戴尔的脸撞向驾驶座椅背,档案滑到地上。我们后方的车子猛按喇叭,勉强在撞上我们的车尾前把车刹住。

“是啊。你好像很惊讶。”

我收拾我的档案和报纸,打开车门,说:“我退出,你们靠自己吧。”

“哈兰与辛顿的那位?”

温斯坦已经在破口大骂──说我疯了。

“杰瑞·辛顿。”

一只手搭上我肩膀。我预期它会很强硬地把我扳回车内,结果不是。那只手传达出屈服,以及最后的求助。

“我懂了,你没被逮捕过。你的律师是谁?”

“好吧。”戴尔说。

“我的律师昨天晚上说今天早上会来这里,但他没有出现,我很担心。我……我并不习惯……”

我关上门,直直盯着前方,档案摆在腿上。我在等着戴尔分享信息,而且不直视他的眼睛。SUV车慢慢开动,我们后方的喇叭声停了。

“我能如何为你效劳?”我走向他。

“不要再乱来。”温斯坦说。

“我不认为我们见过面。”他说。

戴尔叹了口气,娓娓道来。

他似乎缩小了,整个人抱住自己的身体。他最不希望的就是被认出来。

“大卫·柴尔德掌握的证据并不是非法的,事实上,它完全合法。洗钱最大的风险就在于整个工作链里的人员。嗯,柴尔德为事务所提供了解法,能够去掉这种风险。现在那些钱不会经过很多双手,而是一键敲下,直接经过一个个账户。”

“放轻松,没关系的。欸,我是不是认识你?”

“什么意思?”

“不,等一下,请不要走。我只是想问你一件事,拜托。”他两手手指在下巴底下交错合掌,用口形一再地说“拜托”。虽然他焦急地想和我说话,却不想站起来;他对于从长椅起身而吸引牢友注意的恐惧胜过了迫切的心情。

“他为事务所设计了一套数码安全系统。这家事务所的客户账户间有大笔金钱在流动,所以它需要滴水不漏的安全系统来防范黑客攻击,因此大卫设计了一套算法,操作模式与瑞乐相同:结合随机以及特定的序列。基本上,大卫在哈兰与辛顿安装了一套信息科技安全系统──这是完全合法的,但如果换个方式使用,它便成为有史以来最安全、最优良的洗钱工具。”

我半转身,打断他的话,“那你并不需要我。”

“但它原本不是用来洗钱的?”

“不……不……啊……你不明白。我已经有个律师了……我只是……”

“你说对了。假设大卫安装的系统侦测到黑客威胁,如果情况够严重,程序会把事务所的公款以及客户账户里的钱全都丢到网络里,存放在事务所几百个客户账户里的几百万美金便开始移动。算法把那些钱切割为小笔金额,每一笔不高于1万美金,让它们进行随机的数码旅行,穿梭在几百个账户之间──借此保护它们不被黑客染指。钱一旦启程便无法追查下落,不过三天后,那些钱会回到某一个高度安全的账户。当然,等钱进入那个账户时,已经变得干干净净了。事务所可以随他们高兴地经常‘测试’这套系统──以确保它运作正常。由于那些钱会分割成1万美金以下的金额,不会触动《银行保密法》的规定,没有人会针对这笔钱进行尽职调查或反洗钱检查。洗钱的重点就在这里,就像帮每一美金都买一本护照。洗钱有三个基本阶段──导入、分层、整合。那些假的股份交易把钱导入系统,当哈兰与辛顿启动算法,钱从合法账户移动到合法账户,为它们添加一层层不同的来源,最后,脏的钱、合法的钱,全都在同一个账户里安顿下来。”

“公设辩护人晚点会进法院。我不负责法律扶助或公益服务,朋友。”我说。

我不得不赞叹这个系统,真是太美妙了。事务所只要按下一键就能处理几百万美金──假借测试安全系统的名义,启动大卫的算法,而那些钱就会随机进入清洗循环。真是完美。

我停下脚步,但没有转身。

“由于这个安全系统是合法的,你不能申请搜查令,而钱在流通的时候,你也追查不到。我猜算法把钱送到两名合伙人手中?”

“不好意思,律师先生,你有空吗?”大卫说。

戴尔摇头,强忍着笑意。

他点点头。我满意地转身准备离开。我原本预期走到牢门那里才会听到大卫叫我,结果我才跨出第三步时他就出声了。

“没错,我们相信两名合伙人就是这样拿到他们的酬劳──当钱落入那个高度安全的账户时,他们便捞一些油水。搜集所有钱的最终账户总是放在本·哈兰的名下,这一点我们确定。但我们不知道是哪家银行的哪个账号。事务所在一堆银行中开了几千个静止户,每一次算法的循环结束时,都会把钱送到不同的账户。哪怕只是找到其中一小部分,都要派出一整支信息专家大军,而且我们还必须准确地知道钱进入账户的时间。我们甚至不知道钱会送到哪一家银行。算法在跑的时候,会寄一封电子邮件给两名合伙人,通知他们新账户的信息。等到那时候,钱已经变干净了,合伙人会先捞走他们的分红,再把钱付给投资者。我们猜测他们每两三个月会洗一次钱──而我们做出的最佳判断是,每次两名合伙人会把500万左右的钱收进自己口袋。不过这件事的关键是把钱拿回来。你想想看──近几年每一次破获大规模的金融欺诈案,都有一个共同点──钱始终没有拿回来。有了这个算法,我们可以拿到钱,也能逮到合伙人。”

“在10分钟之后做好准备,什么都别说,让我来负责讲话,懂吗?”

我把戴尔对我说的所有事仔细想了一遍。

我站起身,对委托人提出几句最后的建言。

“昨天你告诉我,法鲁克说事务所为了要摆脱他们的中间人,所以现在整个活动都改成数字化了?”

“不要心急。我跟检察官谈过了,她是我朋友。她会先叫你的案子,让你能快点离开。”我说,然后一掌拍在波波汗湿的背上。

“可以这么说。这样更安全。我们猜想既然他们不需要中间人了,大概就是走数字化。事务所跟他们的钱骡划清界限的同一段时间,柴尔德成为他们的客户,并且替他们设计安全系统,所以我们开始往那个方向追查。我们的信息专家没过多久就搞懂了它的运作方式,但那个系统该死的复杂,没办法追踪钱流。所以我们才需要柴尔德。我们中情局总部兰利的信息小组可以监控大约一百个账户,但总共有几千个账户。我们查出钱会从那些账户消失,并且在一定时间内回来。我们的监视行动不完全合法──我们需要可以送上证人席的人,我们需要柴尔德。我们的信息专家认为杰瑞昨天启动了算法,现在那些钱正在满天飞。”

一场完美的小小不法勾当。

“所以你才希望柴尔德赶快答应谈条件。你需要进入系统循着黑钱追查到合伙人身上,但你也需要在银行守株待兔,在钱洗完之后把它抓住。”

通常波波每隔一周的星期天会因持有毒品被逮捕,而我则开出6小时的账单,并在隔天把他弄出去。不知怎的,他那被毒品搞得乱七八糟的脑袋老是忘记他是警方的线人,搞得我每次都要在星期一来法院解决一切,并领取150美金的钟点费。你要在毒品圈里卧底,不可能不随身携带一点毒品──所以撤销他的罪名是小事一桩。尽管如此,我通常不会急着让波波被释放。在波波的协助之下,我每个月向司法部请款的金额大约是1500美金,50美金是中央拘留所值班警员的回扣,500美金分给波波,他再把钱付给本地的毒贩当保护费,以免因为当告密者被杀掉。顶着波波这种名号的人,需要各种帮助才能在街头活命。毒贩给波波提供办事不力的员工名单,让他们被警察抓走,这样就能再招募更廉价的新鲜血液。要知道,如果你没办法在纽约街头一天卖掉价值2000美金的毒品,你就不适合干这一行。在我看来,这是所有人都有好处可拿的好交易。大家都分到钱,犯罪数据看起来比较漂亮,公设辩护人办公室也能稍微清闲一点。没有人受伤,所有都由市政府买单。

“你说对了。大卫被逮捕之后,辛顿便启动算法,这件事让我很紧张。我猜他在洗钱,而等钱停下后,辛顿和哈兰会带着干净的钱消失无踪。但他们并不想这么做。如果在大卫全盘托出演算法的相关信息之前除掉他,那他们就不必逃亡了。我们很幸运──我们得妥善利用这件事。如果能通过洗钱追踪钱流,我们可以把钱全拿到手,并且送合伙人进大牢。我要哈兰与辛顿──他们害死我的同事,艾迪。我听见她在车子里被烧的时候呼喊我的名字。我需要这个。”

波波可不一样。

“你的分析员苏菲。肯尼迪跟我说了,说你们两个是一对。很遗憾你痛失所爱。”

他微笑。真相是,波波每隔一周的星期天晚上都会被捕。这是条件。两个月前他犯下抢劫案被逮到,面临严重的刑期,他唯一的选择是跟警方合作,而在我的协助下,他跟警方谈成了协议。如果你是领酬劳的线人,你有两种收款的选项:每周领63.6美金,或是国家付钱雇用你所挑选的律师代表,时薪最高可达150美金。相对于一般由慈善捐款或国家部分补助所聘请的公益律师,这个付款雇用私人律师的试验性计划,用意是减轻公设辩护人与其他过度法律扶助计划的负担,并且避免公设辩护人办公室间的利益冲突问题。毕竟公设辩护人同时作为告密者以及被告的律师代表,并不是罕见的情况。虽然这计划是个好主意,但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领63.6美金。

我是真心的。不过戴尔还是仔细打量我的脸,寻找任何虚情假意的迹象。然后他满意地说:“谢谢。她太年轻了,应该是我参与那支护送车队才对。我知道我咄咄逼人,但我不是坏人。我只是想打倒那家事务所。”

“我会尽力而为。我没办法制造奇迹。我应该可以在10点半以前把你弄出去,但我不保证任何事。”

“所以确切来说,你需要大卫·柴尔德提供什么帮助?”

“我不是跟你说了嘛,艾迪最棒了。”波波转身友善地戳了一下大卫的肩膀。“你最好说到做到,艾迪,我还要去别的地方赶场呢。”波波对我说。

“算法是他写的,他一定有办法追踪钱移动的方式,以及最后会送到哪里。他一定有办法在算法移动钱的时候监控它。我要知道钱的路径,从存进事务所账户的第一美金,一直到最后落入合伙人的口袋。他要告诉我钱会落在哪里,还有现金如何一点一滴流向哈兰与辛顿。那样我们就有证据控告杰瑞·辛顿和本·哈兰,也能确保我们牢牢抓住事务所的全部现金。”

当我告诉一个毒虫惯犯,我会在1小时内把他弄出去时,牢中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嗤笑声。大卫转过头来,直直地盯着我。我刻意避免与他对视,只是若无其事地望着我的委托人。

我让他的话在我心里沉淀,在戴尔的叙述中寻找矛盾之处。我只找到一个。

“嗯,我们这里是没有所谓的三振出局的规则,不过你已经差不多被四十三振了,我得说,大概半小时,顶多45分钟吧,到时候我应该已经说服检察官撤销告诉,你就能离开了。”

“姑且说我相信你好了,听起来挺像那么回事。但如果你查出柴尔德可以操控算法,也愿意向他提出交换条件,又哪里需要我?你为什么不亲自去找他谈条件?干吗把我扯进来?”

我从齿缝间吸气。这可不是任何委托人会想获得的反应。

“我们一收到大卫的信息科技系统报告,就打算那么做。结果我们联邦调查局的朋友给我们看大卫的心理评估报告。那小子过去有根深蒂固的权威恐惧症──他当了很多年的黑客,对政府既厌恶又不信任。他是个边缘型偏执症患者,也有某种适应障碍。如果我们直接找上他,他不会信任我们。不过那不重要,首先我们就不可能在他的律师不知情的状况下,合法地找他谈条件。再说还有他女朋友死掉的这个小问题,我们不可能不经过律师就跟他协商。我们需要柴尔德有个盟友,他能信任的人,而且必须将他和事务所隔开。合理的做法便是给他找个新律师,一个有同情心又积极的人,来说服柴尔德认罪协商。自从你老婆到事务所工作后,你就在我们的观察名单上了。我们对那些律师了如指掌,考量过所有可利用的角度,当机会浮现,我们就好好把握。你是这项任务的完美人选。”

“所以这次要多久,艾迪?”波波问。

真是标准的中情局作风,以利用别人、操弄别人的人生来满足他们的需求。我自己也玩过这样的把戏。

我的目标叫大卫·柴尔德,他拥有史上成长得最快的社交网站──瑞乐。自从三年前这个网站上线,它使大卫·柴尔德的身家超过10亿,脸书(Facebook)相比之下就像过气的MySpace。几乎每个月,瑞乐或大卫都会因某种新闻事件而登上头条。现在他把头抵在胸前,头发被汗浸湿,我几乎认不出他来。近距离观察,我并不觉得他像是会涉入卑劣行为的那种人,他看起来奉公守法。不过话说回来,很多守规矩的男人也有杀人的能耐。这小子是个天才,但我想不通他跟哈兰与辛顿会有什么瓜葛。他是那家事务所的客户,不过他们之间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关系?肯尼迪说这孩子是唯一能带他们找到钱的人,我不懂,至少目前还不懂。我看着坐在同一张长椅上的大卫和波波。在某种意义上,犯罪真是让众生平等的有力工具。

“我没有那么完美。我不会让柴尔德屈打成招。”

“买早餐给你。”我说,并递给他一个藏在资料夹底下的布袋。我在波波左侧的长椅上坐下来。波波是离目标最近的囚犯,那人坐在波波右侧一两米外,在长椅的末端。这天稍早之前我跟尼尔谈过后,他让我跟波波通电话,我要我的委托人跟那个科技宅模样的白人打好关系。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布袋,开始狼吞虎咽地吃汉堡。我让他吃。他拿出另一个汉堡请坐他右手边的男人吃,不过被拒绝了。这时候我就在想,他们是多么古怪的对照组,都是22岁,都在同一座城市出生,现在都住在同一座城市,都让同一张监狱长椅把他们的屁股变冷,然而他们就像是两个不同星球的人。一个来自富星球,另一个来自穷星球。

“我知道你很会看人,但你永远都无法确定,艾迪。大卫·柴尔德非常聪明──而且所有证据都证明他是凶手。你想让杀人犯逃过法网吗?我看过照片了,我知道他对那女孩做了什么。尽管我这么想打倒事务所,我都不能让那种人逍遥法外。”

听起来他对我有点不爽,正如我们事先讲好的一样。

一股冰冷而麻木的痛楚在我的右手炸开。是旧伤。不堪回首的记忆汹涌而来。

波波张开皲裂渗血的嘴唇说话:“律师男,你跑哪儿去了?”

“戴尔,如果我认为他有罪,我会协助你给他定罪。我得相信我的直觉。我会用另一种方式拿到你要的证据。等我拿到了,你要用豁免协定让克莉丝汀无罪。”我说。

波波是我的毒虫委托人,现在他郁闷地点了一下头,算是跟我打招呼。波波是洛杉矶人,他在那里是专业告密者,后来弗雷斯诺市对他来说变得太危险,于是他搬到这里。以他这种状况的人来说,他看起来气色还不错。他的牛仔裤有一边扯破了,背心上有各种食物污渍。他散发着陈年老屎和香烟的味道,消瘦的躯干上覆着一层厚厚的汗水,那汗水表明他正因为停止吸食海洛因而受到初期的折磨。波波穿着廉价的懒人运动鞋,这样他被逮捕时就能保有自己的鞋子,而被逮捕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他的本名叫代尔·巴恩斯,他总是对警方报上这个名字──但他太常向警方告密了,别人便给他取了“波波”这个外号,意思是“波丽士大人”。这个简称的起源已不可考,不过似乎是从加州开始的;那些并肩骑着自行车巡逻的警察,T恤背后就印着“波(PO)”的大写字母,代表“警察”。从他们背后看过去,就是“波波”两个字。对一个告密者来说,这种外号可不利于他做生意。

他摩擦下巴,说:“你要怎么拿到?”

我走到尼尔面前停下来,对他眨眨眼睛。他用一枚子弹给12号口径的猎枪上膛。那个声音,那毋庸置疑的一卡一拉,足以让任何人停止原本在做的事。即使背对牢笼,我也能感觉到每个囚犯都在瞪着我。我的右手动作流畅地伸向前,与狱警握手,站姿微微往左偏,让我的目标能看见我在耍什么把戏。我的手指张得够开,好让那个亿万富翁看见钞票转手。尼尔面露喜色,让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见他把钞票塞进胸前的口袋。他为我打开牢门,这是严格禁止的行为,我就这么走进鲨鱼缸。现在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在水中撒饵。

“交给我来处理吧。”

围牢里的噪声震耳欲聋,有人在骂脏话,有人在尖叫,有醉鬼在唱歌。在这司空见惯的混乱中,没人会注意到我和尼尔的对话。我在几个小时前就告诉了他,于是我们设计了这天早晨我登场的小小流程,目的是吸引目标的注意。

我们在离法院800米处停车。

艾迪·弗林,全靠他。

“你就从这里走过去吧。当心点,我告诉过你这些人很危险了,现在你知道到底有多危险。帮你自己一个忙,选简单的路走吧──弄到我要的认罪,我就确保克莉丝汀安然无恙。但你别搞错了,还以为就算你妨碍到我,我也不会控告克莉丝汀。明天晚上事务所的钱就会落入安全账号──全部的钱。我需要提早拿到信息,才能在那里等待。如果到时候我们还拿不到算法的记录,一切就太迟了。只要辛顿觉得苗头不对,他可以卷款消失。”戴尔说。

见鬼,那浑蛋怎么能获得保释?

我把档案夹在手臂下,打开车门,从SUV车下到人行道上。戴尔打开手机,注意力转向屏幕。我把门关上,SUV车扬长而去。

负责管理这里的狱警名叫尼尔,他听到我的脚步声,便挪动了一下怀里的猎枪。对辩护律师来说,拘留室是打广告的好机会。那些家伙会冷眼旁观谁获得保释,谁没获得保释,谁很快就敲定审判日期,他们有没有逃过一劫。坐在那座围牢里的人有大把时间可以聊天。尼尔管理围牢的资历已有二十年了。我以前的搭档以优惠价帮尼尔打离婚官司,换来尼尔向牢笼里的常客散播信息。

老婆或委托人?钱会在明天停下来,我还有一天的时间来洗清克莉丝汀的罪名──如果我放弃柴尔德。

如果你是亿万富翁,别人会突然对你很有礼貌。

昨天晚上,那似乎是个简单的决定,但我甩不开那股站错边的感觉,我觉得大卫需要有人替他辩护,而不是帮忙把他推进监狱。

那天早上出现在牢里的男人,大部分都是因为毒品、酒、精神问题、贫穷或帮派而被关,但我的目标则不同,大大不同。他是里头个子最低的,而且差人家一大截。他看起来很健康,就是有一点瘦。橘色连身囚衣松松垮垮地挂在他的骨架上。有人拿走了他的鞋子,我能看见他的白色运动袜。狱卒会没收有鞋带的鞋子,以防某个囚犯试图用鞋带上吊或勒死别人。他们在耐克或匡威鞋被收走之后,会领到黑色橡胶运动鞋。我的目标什么鞋也没穿,显然是围牢中的某个人抢走了他被逮捕时穿的鞋子,那里面没人会想偷囚犯穿的运动鞋。他那一头蓬乱的焦糖色鬈发和金属框眼镜让他看起来有点可笑,稍微偏向科技宅不酷的那一端,不过我很怀疑有人告诉过他这一点。

不算太久之前,我曾担任代理律师,替一个我知道有罪的男人辩护。我使出浑身解数,到最后让他免受法律制裁。那之后我每一天都活在悔恨中。那件事让我失去了太多东西。

那天早晨,我走进曼哈顿地方法院地下室的拘留室时,右手心藏着一张折起来的20美金钞票。我事先把钞票弄皱,好让它能紧密贴合我的手掌。我的脚步声在光滑的地板上回荡。经过的那一排铁栏杆,将我与等着出庭的被拘留者分隔开来。我用眼角余光在人堆中挑出我的目标。他坐得离其他囚犯很远,窝在角落,垂着头,手捂着脸。我直视狱警,他怀里抱着一把猎枪,握有这座围牢的钥匙,围牢里有我的目标,以及另外三十个等着被传讯的男人。

我不但不能让有罪之人自由,也不能把无辜之人送进监狱。这个体制容许被告高薪聘请大牌律师让他摆脱牢狱之灾,并让经验丰富、手握无限资源的检察官,去跟无法为当事人买一张客运车票来出庭的公设辩护人互斗。

在圣派翠克节前一天的早上8点15分,我开始进行我生涯中的第一次子弹诈骗。它就和大部分高明的诈骗一样,由微小的动作开始。起初是一连串简单的动作与手势:这是骗子的工具,用来引目标上钩、使他担心、使他冒汗,然后骗子再大摇大摆地登场,手握一张金色票券,它能解决目标的所有问题。

这个体制有问题,它容许玩家为所欲为。我是个玩家,不管我做什么,不管我偷偷耍什么欺诈的手段来让我的工作能延续下去,我都不会让体制因为错的理由而崩坏。

我听老一辈的说,之所以称之为子弹诈骗,是因为启动的速度太快了──就像扣动扳机。不过在现实中,这名称的由来是,如果行动失败,骗子就要做好吃子弹的心理准备。

我得设法同时洗清克莉丝汀和大卫的罪名,而在这当下,无论我在脑中朝哪个方向思考,我都知道企图同时救他们两个的后果,大概会让我至少失去其中一人。我得赢得大卫的信任,我得让他答应协议。

还有第三种诈骗模式:子弹诈骗。这是把长诈骗浓缩在短时间内,介于两天到一个星期之间。子弹诈骗的关键在于速度,也是目前为止风险最高的做法。你没有什么时间进行沙盘推演,无可避免地,大部分时候你只能凭感觉走。没有人会选择采取子弹诈骗,除非有天大的馅饼掉在他们怀里,好到他们舍不得放弃,好到难以抗拒,例如:有个嗜赌成性的有钱目标飞到你所在的城市,但他只会待一周;或是有一幅天价的名画为了紧急清洁,出乎意料地从原本戒备森严的存放处移出来。那一类的生意,迅速,复杂,且危险。

我的嘴角掀起微微笑意,因为我在想:我把牛皮纸资料夹里的文件替换成了《纽约时报》,不知道戴尔如果看到封面,会不会察觉异状。我只需要持有偷来的文件几分钟就够了。

我父亲曾告诉我,在诈骗游戏中有两种基本的行动模式:短诈骗与长诈骗。短诈骗通常发生在街头或酒吧里,完成的时间介于5秒钟到5分钟之间,属于低风险低报酬的诈骗。长诈骗则要花很长的时间,就算花上六个月甚至一年来执行都算正常。长诈骗涉及详尽的规划、侦察、准备,要投入大量的资金,高风险则以潜在的高报酬来平衡。

我看到半个街区外,有一间联邦快递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