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许不知道他们是否接转过，”埃瑟里奇回答说，“我们要求操作人员不要听电话内容。毕竟这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原则。博勒姆小姐可能只是要接通集团办公室。她除了给集团秘书打过电话，还经常给财务和供给部门打。转接电话的人可能不知道这通电话有什么特别之处。她甚至可能有一条外线，自己拨通了电话。当然，可能用的是专用自动交换系统。”
达格利什说：“她在电话中得到的答复是，劳德先生要在晚上联合咨询委员会会议结束后才能过来。因此，我们要问问谁有可能听到这个电话。卡利正在交换台上值班，但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他的身体都不舒服，有时候还要其他人来代班，有时候连几分钟都要找人代。内格尔、博斯托克太太、珍妮小姐，甚至肖特豪斯太太，都说他们在交换台上帮过忙。内格尔觉得他中午前后有很短一段时间也接过手，但是他说自己没有把握。卡利也说没有。谁都说没有转接过这个特殊的电话。”
“但是这仍然可能被在交换台上的人听到。”
“实际上，如果凶手不想让博勒姆小姐看见劳德，他就下手得太晚了。下午1点之后，集团秘书随时都可能来这里，而且是无法阻挡的。”
“如果插上插头，我想是可以听见的。”
“是啊。”
达格利什说：“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博勒姆小姐曾经告诉卡利，她在等劳德先生，她也许还和其他人说过这件事，而我们不知道。除了卡利，谁也不会承认博勒姆小姐说过这件事。而在这种情况下看，这就不奇怪了。目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多少进展。我现在必须做的，就是要弄清博勒姆小姐想跟劳德说什么。在这个地方，需要优先考虑的可能性肯定是讹诈。天知道这是不是还在继续，而且是不是很严重。”
“不管是什么事，我们都没有根据说这件事和她的死有关。”
医务主任一阵沉默。达格利什猜测，他是不是在等待进一步的建议，以选择适当的词语，来表明自己的关注或者疑惑。接着医务主任平静地说：“当然很严重。现在浪费时间来讨论严重程度是没有意思的。很显然，您既然想出这样的推理，那就必须继续调查。其他任何行动方案对我的工作人员来说都将是不公平的。您想让我干什么？”
“当然，还没有证据，但很合理，很有可能。考虑一下实际情况。星期三下午医委会开过会之后，博勒姆小姐见了集团秘书，告诉他诊所一切正常。星期五12点15分她又打电话给他，说有急事求见，因为‘这里出了一件事，他应当知道一下’。这件事很严重，还在继续，她来之前就发生了，也就是说在三年之前，它就发生了。”
“帮我挑一名受害者。也许现在不急，以便打几个电话。”
医务主任说道：“这只不过是猜测，没有丝毫的证据。”
“您知道吧，警司，这些病历档案是秘密的。”
“讹诈呀，主任。我想，我们这里有个很好的工具，可以进行受害者预选。你把这根金属棒插进去，这些卡片就会冒出来。你们的卡片右上角有编码。在地下室的病历档案室里，医疗档案是分类编排的，随时可以调用。”
“我不是说我要看具体的病历档案。但是如果我看了，我想你和病人也都没有必要担心。开始吧？我们可以从一级病人中找。你可以帮我把代码找出来吗？”
“您可以，”医务主任平静地承认，“但是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斯蒂恩诊所的一级病人数量很大。达格利什心想：“仅为上流阶层精神病患者服务。”他看了看这个类别之后说：“如果我是讹诈者，会选男的还是选女的？这大概取决于我自己的性别。女人也许会选中女人。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正常收入的男人，那么选男人也许比较好。下一步，我们要把男性挑出来。我想我们的受害者是住在伦敦郊外的。选一个很容易就能突然到诊所来，把情况告诉你的病人风险太大。我认为我要选一个小城镇或乡村的病人。”
“例如，这样我就可以选出一级病人的卡片，他们接受治疗的时间是八到十年前，已婚，有家庭，比方说患性功能障碍、偷窃狂，或者其他社会不接受的人格疾病。”
医务主任说：“如果这个地址不在伦敦市内，我们只会把它归类到乡村。伦敦患者是按区划分的。我们最好把伦敦的地址都排除，看看还留下了什么。”
达格利什在用手指摆弄那根小金属棒。
这项工作完成了，仍然要审查的卡片只剩下几十张。斯蒂恩诊所的大部分病人，正如所预想的那样，都来自伦敦郊区。
“当然，这很了不起，”埃瑟里奇回答说，“我认为，主要因为这是纯粹主观的评估。但是我们需要它，因为它在研究领域有时候很有用。正如您所看到的，我们所用的登记分级比较模糊，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它们已经足够了。”
达格利什说：“已婚的还是单身的？谁比较容易受到伤害？这个问题很难确定。我们姑且不做结论，从诊断开始。这是我需要你特别提供帮助的地方，主任。我意识到这些都是非常秘密的信息。我建议你读出卡片上的诊断或病情的代码，这可能是讹诈者的兴趣所在。我不要细节。”
“博斯托克太太告诉了我编码指令。我发现你们的编码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行政区划地址、诊断结论、病人的治疗医师、首次及随后的治疗，还有病情、治疗进展等大量细节。你们还把社会阶级也编了码。我发现这很有意思。”
医务主任再度停了一下。达格利什耐心地等待着，把金属短棒拿在手里，医务主任静静地坐着，把编码书打开放在面前。他似乎对此视而不见。过了一分钟，他才回过神来，把目光集中在书页上。他平静地说：“看看第23、68、69和71号。”
达格利什把一个很薄的牛皮纸信封放在桌子上。
现在只剩下十一张卡片。每张卡右上角都有病历号。达格利什记下这几个号码，然后说：“根据诊断索引，目前我们只有这些。我想，我们现在必须做我们的讹诈者所做的事，看一看病案记录，然后进一步了解我们潜在的受害者。我们是不是得到地下室去？”
“是的，确实如此。”医务主任慢吞吞地笑着说，“我还不能说我们能立刻找出所有本地、婚生、祖母是蓝眼珠的精神病患者，因为我们没有对这些条件进行编码。可是任何编了码的，都很容易提取。”
医务主任二话不说就站了起来。下楼的时候，他们遇见了正在上楼的凯特尔小姐。她向医务主任点点头，不解地瞄了达格利什一眼，好像在琢磨在哪里见过这个人，而且自己应该认识他。大厅里，巴古雷医生和安布罗斯护士长正在交谈。在埃瑟里奇和达格利什走向地下室楼梯的时候，他们分开了，而且都板着脸，凝重地看着他们。透过接待室小房子的玻璃，可以看见大厅那边头发花白的卡利。卡利没有回头。达格利什心想，卡利正专注于前门，没有听见他们在说什么。
“一旦病人的卡片打孔之后，你就可以随意选取病人的诊断结果或类别了。”
病历档案室上了锁，但封条已经揭去，保安休息室里，内格尔穿上了外套，显然是准备到外面吃顿早午餐。医务主任从钩子上取下档案室钥匙的时候，内格尔不动声色，但灰褐色的温和目光中闪过一丝感兴趣的眼神。这没有逃脱达格利什的眼睛。这双眼睛一直受到达格利什的关注。到了下午早些时候，诊所里每个人都知道他和医务主任一起检查了诊断索引，然后去了病历档案室。其中会有一个人对此特别感兴趣。达格利什希望凶手会因此而恐惧与绝望，但同时，他也担心凶手会变得更加危险。
“是的。我们想把以前的病历都收进来，但人员和工时上都有问题。编码和打孔很费时间，这样工作就积压下来了。我们现在正在为1962年2月出院的病人进行编码录入。所以说我们还有些落后。”
埃瑟里奇医生打开档案室的灯。荧光灯管闪了闪，先是黄光，而后变成白色灯光。房间里很亮堂。达格利什再度闻到房间里那股特别的气味，是霉味、旧纸味和强烈的热金属味的混合。医务主任把门反锁，然后把钥匙放进自己的口袋，达格利什看在眼里，脸上却没有露出任何表情。
“是的。我们主要把它运用在诊断检索和研究方面。”听到达格利什对打卡系统流露出的兴趣，医务主任即使感到惊讶，也丝毫不露声色。警司继续说：“博斯托克太太告诉我，病人完成治疗之前，是不会根据病历档案编码的，而且这个系统是1952年开始启用的。1952年之前的病人不在此列。这就是说，目前正在治疗的病人还没有建卡，当然了，除非他们之前也在这里接受过治疗。”
现在这间屋子中已经没有凶杀现场的任何蛛丝马迹。撕毁的档案已经被修复，并且放回到架子上。椅子和桌子都放回了原处。
两小时后，在医务主任办公室里，达格利什在埃瑟里奇的办公桌上放了三只黑色金属盒子，里面放着褐色卡片，卡片的两个短边上都打了小圆孔。这是诊所的诊断记录索引。达格利什说：“博斯托克太太对我解释过。如果我理解正确，那么每张卡片都代表一个病人。病历上的信息用的是代码，病人代码是打在卡上的。卡上有偶数排的小孔，两孔之间的空白处有一个数字。用手动打孔机可以在任何数字上打孔。我把相邻小孔间的空白处切除，就形成了一个长条形的缝隙。如果这个金属棒从盒子外标着第20号的孔插进去，然后直接向里推，那么这个盒子就能旋转。在这个号码上打过洞的卡片就会凸出来。实际上，这是市场上许多简单的打卡系统之一。”
每十份病历档案用绳子捆在一起。有些档案放置时间长了，已经出现了粘连的现象。绳子勒进了鼓起的牛皮纸信封。信封顶上都有一片薄薄的防尘纸。
巴古雷医生说得很简短：“我要求你像往常一样在夜间门诊治疗室，护士长。那个麦角酸病人要到楼上去。我希望您最终能理解这一点。”
达格利什说：“因为这些档案早就被清理出来，储存在这里，我们应该可以很方便地分辨出哪几捆档案被拆过。其中有些档案多年无人问津，而有几捆档案的绳子明显被拆过。一些档案被拿出来的目的可能是完全和案件无关的，但我们不妨从这几捆明显被拆过的档案入手，它们被拆的时间应该在最近一年左右。最初的两个号码在编号8000以内，好像在顶层架子上。我们有梯子吗？”
安布罗斯护士长回话的声音非常清晰：“当然了，随你的便，医生。但是如果地下室比较方便，而我们可以为夜间门诊治疗室从普通医院请一名代班护士，我很乐意待在楼下，和玛丽安护士在一起。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对金太太进行特别护理。”
医务主任消失在第一排架子后面，好不容易从狭窄的过道里搬来一架小梯子。他抬头看着爬上梯子的达格利什说：“告诉我，警司，这种感人的信任是不是意味着您已经把我从嫌犯名单中排除了？如果是，我很想知道您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根据什么排除程序。我不能自欺欺人，说您相信我不会去杀人。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任何侦探都不会相信任何人的。”
“护士长吗？我是巴古雷。我刚才跟玛丽安护士说，我这个星期不是很想用地下室的房间进行麦角酸治疗。”
“大概任何心理医生也一样，”达格利什说，“我不会问自己，一个人会不会杀人。我会问的是，他在这桩凶案中会不会杀人。我觉得你不会是个小讹诈者，也没理由知道劳德来医院的目的。我怀疑你没有力量和技术去执行这起谋杀。最后的一点是，我认为博勒姆小姐最忌讳让你干等着。即便是我错了，你也不会拒绝合作，对不对？”
他抓起电话，颤颤悠悠地拨了一个号码。
他故意只说了三言两语。那双亮晶晶的蓝眼睛依然盯着他的眼睛，期盼得到一个信任的目光，警司虽然不愿给，却又很难拒绝。医务主任继续说：“我只见过三个凶手，其中两个都已经被埋在石灰里了。一个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另一个则不知道怎么停手。对于这样的结果你满意了吗，警司？”
巴古雷医生勃然大怒：“护士啊，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动动脑子。你理应很害怕!在这间诊所里，有个杀人凶手还没抓到，除了他，谁也不会喜欢在地下室单独待上很长时间。如果你真的不害怕，那就行行好，不要表现出来，特别是不要让警方知道。护士长到哪里去啦？在总务办公室吗？”
达格利什回答说：“正常人是不会满意的。但是我觉得这不会影响我想做的事，即在他或者她再度作案之前将其抓获。”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真的，巴古雷医生。”
医务主任没有再说什么。他们把找出的十一份病历拿到楼上埃瑟里奇的房间。如果医务主任在下一步调查过程中还要出难题，达格利什会感到极其惊讶。他暗示了凶手也许不会因为有了一个受害者就收手，这戳中了他的痛处。达格利什已经解释了自己需要什么，医务主任没有反对。
“这件事就交给内格尔。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待在地下室。”
达格利什说：“我不问这些病人的姓名，也对他们的病不感兴趣。我只要你给他们每个人打个电话，并且巧妙地问他们近期，也许在星期五上午，有没有打电话到诊所来。你可以解释说有个人打来电话，这个电话比较重要，要跟踪。如果其中有一个病人真的打了电话，我就要他的姓名和地址。不要诊断内容，只要姓名和地址。”
“还有病床问题，医生。我想我们可以把夜间门诊治疗室的担架支一个起来。”
“我必须先征得病人同意，然后才会给出这条信息。”
“这还累不死我。我可能看起来有点老，但两条腿还管用。”
“如果你必须这样做，”达格利什说，“我把这个权力给你。我所要的只是那条信息。”
玛丽安护士说：“这对您来说不太方便，医生。这也意味着我要爬两段楼梯去打电话。”
医务主任的事先约定只是一种形式，这一点他俩都心知肚明。这十一份病历都放在办公桌上。如果达格利什想要这些地址，那么除了强力，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他坐在离埃瑟里奇医生不远的宽大皮椅子上，准备带着职业兴趣观看他这个不同寻常的合作者是如何工作的。医务主任抓起电话要了个外线。病人的电话号码都记在病历档案上。头两个电话立即将十一个可能性变成了九个。这两个病人自从到这里来过之后，就改变了家庭住址。埃瑟里奇对该号码的新用户表示歉意，随即开始打第三个电话。这个电话有人接，医务主任说请科德科特先生说话。另一端出现了长时间的噼噼啪啪声，埃瑟里奇医生作出了适当的回应。
“像往常一样，金太太星期三来接受麦角酸治疗。我认为最好能安排在四楼的心理治疗社会工作者的房间。凯特尔小姐星期三晚上不来，对吧？跟她说一下。作为替代，我们可以使用卡林斯基太太的房间或者在后面找一间用作约见的小房间。”
“不，他没有听说。非常可惜。真的吗？不是，没什么要紧事。只是一个老相识，恰巧驱车路过威尔特郡，希望见见科德科特先生。不，不用告诉科德科特太太了。他不想使她感到痛苦。”
楼下的夜间门诊治疗室里，玛丽安护士在帮助巴古雷医生套上白大褂。
“死了？”话筒放下来的时候，达格利什问道。
“是，主任。”博斯托克太太说。她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于是就离开了。
“是的。三年前，显然是癌，可怜的家伙。我必须在他的病历档案上注明一下。”
“我想我们都想知道，”医务主任回答说，“我也会尽量完整地回答他的问题。请告诉卡利，警司一来就给我打电话。”
达格利什等他把这个做完。
“我自然会尽力而为，”博斯托克太太说，“遗憾的是，他竟然选择了我们最忙的早晨。如果我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为他安排一个计划还是比较简单的。”
下一个号码很难打，和交换台费了很大的口舌。最终等对方的电话响起来的时候，却没有人接。
“看来是这样，”埃瑟里奇医生说，“他提到了预约登记、诊断记录、收发信件的记录安排，还有医疗档案系统。你最好亲自与他打交道。如果要听录，就找珍妮小姐来做。”
“我们好像很不成功，警司。您的推理很有意思，但它只有独创性，没有真实性。”
“主任，我没太明白。您是说他对一般行政安排感兴趣？”博斯托克太太语气缓和，却夹杂着惊讶与异议。
“还要试七个。”达格利什小声说。医务主任低声说了些关于塔尔马奇医生的什么话，可还是指着下面一份档案，又拨了一个号码。这一次病人在家，不过他对斯蒂恩诊所医务主任的话显然并不感到意外。他说了一通自己目前的心理状况，埃瑟里奇医生耐心地听他说，表现出同情，并作出了适当的回答。达格利什很感兴趣，而且很欣赏他打电话时说话的技巧。但是这个病人最近没有给诊所打电话。医务主任放下电话，用了点时间把病人跟他反映的情况做了记录。
“听录的事可以缓一缓。恐怕警司会占用很大一部分时间，他对诊所的运作还有些问题要问。”
“我们的一次成功，显而易见。接到我的电话，他丝毫不感到惊讶。非常感人的是，病人把医生对他们福祉的巨大关怀视为理所当然，白天和晚上，不管什么时间，医生都十分挂念他们。不过他没有打过电话。他没有说谎，我向您保证。这很费时间，警司，不过我想我们必须继续。”
“主任，您午饭前恐怕无法安排会面，”博斯托克太太有些为难，“下午2点30分专业人员委员会开会，您连看日程安排的时间都没有。美国来的塔尔马奇医生的预约时间是12点30分。从上午11点开始，我这里还有个听录。”
“是的，请继续。很对不起，但是我们必须继续。”
“达格利什警司来电话说他一会儿过来，他想再见一见某些工作人员，并希望在午饭前与我见面。”
不过下一个电话是成功的。起初听起来像是又一次失败。从电话的对话中，达格利什知道，病人最近被送进了医院，接电话的是他妻子。接着他注意到医务主任的面部表情发生了变化，而且听见他说：“你打过？我们知道有人打过电话，我们想跟踪这个电话。我想您已经听说了我们那场最近发生的、令人绝望的悲剧。是的，这件事与此有关。”他等待着，对方说了一阵子。他后来放下听筒，在办公桌的纸上简单做了记录。达格利什没有说话。医务主任抬头看着他，脸上露出惊喜的神情。
博斯托克太太把速记本准备好，在埃瑟里奇医生的座椅边坐下。她修长的双腿在膝部交叉放着，抬起那火烈鸟似的头，克服着重力作用，准备接受医务主任的指示。
“是芬东上校的妻子，家住肯特郡的斯普利格绿地。星期五，大约中午时分，她给博勒姆小姐打过电话，说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她不想和您在电话上说，我想最好不要给她施加压力。她希望尽快见到您。我把地址记下来了。”
对与她一起喝咖啡的事，她正式向达格利什表示感谢，然后跟他道别。他往东去斯蒂恩诊所，而她则前往斯特兰德大街的方向。他看着她苗条、灰暗的身影逐渐消失，脑子里出现了卡利在黑夜中的身影，似乎看见他偷偷摸摸地拿着那个可怜的包，简直像个逃难的人。这个老保安对弗里德里卡·萨克森的信任使他感到惊讶。如果他处在卡利的地位，他也许也会这么做。达格利什心想，她提供了很多有趣的信息，但没能给她自己或巴古雷医生一个不在现场的证据。
“谢谢你，主任。”达格利什说罢拿起那张纸。他既没有表示惊讶，也没有感到松了口气，但是他的内心在歌唱。医务主任摇摇头，好像对这些都不理解，说：“听声音，她是一个令人敬畏的老女人，非常重视正统。她说如果您能和她一起喝下午茶，她将不胜荣幸。”
“今天不去。星期一早晨我没有病人，不过我明天要去。”
刚过下午4点，达格利什就驱车缓缓进入斯普利格绿地。这所没有名气的别墅位于梅德斯通和坎特伯雷大道之间。他记得以前没有来过此地。周围的人很少。达格利什认为，这里离伦敦太远，对上下班的乘车族没有吸引力，对于退休夫妇、艺术家或者作家而言，这里又缺少四季美景，没有平静乡村生活的魅力。很明显，这里大多数别墅住的是农场工人，他们前花园种的是白菜和甘蓝，上面还有最近采摘的痕迹。为了抵御英格兰多变的秋季，他们的窗户都关得很紧。达格利什路过教堂，发现它由片石和石块砌的低矮塔楼与明亮的玻璃窗若明若暗地掩映在栗子树的枝叶之间。教堂的院子并不整洁，不过也不惹人讨厌。墓地之间的草坪是修剪过的，卵石的路面也有人清理过。
他们离开咖啡馆的时候，他问她是不是要去斯蒂恩诊所。
教区牧师的住所由一道高高的月桂树篱与教堂的院子隔开。它是一栋光线昏暗的维多利亚式房子，是供那个时代一家人居住的。达格利什路过一片绿意，一方草坪被一排久经风雨的农舍包围。对面有座奇丑无比的现代酒吧和加油站。在“国王之首”的招牌后边有一座钢筋水泥的汽车候车棚，几个女人在惴惴不安地等车。达格利什路过时，她们毫无兴趣地看了他一眼。无疑，春天一到，周围的樱桃园会把自己的魅力拓展到斯普利格绿地。可眼下，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寒气，四周的田野好像永远是湿漉漉的，一些垂头丧气的牛被人赶着，慢吞吞地去挤晚上的奶，把路的边缘踩成了泥浆。达格利什驱车从它们身边驶过，车子慢得像爬行。他观察着斯普利格的土地，不想问路。
达格利什心想，她不愿意觉得我收买了她，哪怕这条信息只值一个先令。他想说咖啡可以从他的开销中支出，但却没有说出口，他不知道这种因她而起的讥讽冲动结果会是什么。他喜欢萨克森小姐，但是她自信和自满的态度使他恼火。也许是他因此感到了嫉妒。
他很快就找到了那幢房子。它离道路还有一段距离，而且被一道六英尺高的白桦树篱挡住了视线。光线逐渐暗淡，树篱呈现出金色。好像没有车道通向那里，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库珀·布里斯托沿着草坪边缘慢慢停好，走进白色的花园大门。眼前这幢房子上爬满了蔓生植物，不仅低矮，还有茅草覆盖着屋顶，看起来简单又舒适。就在他转身关上大门的时候，他身后有个女人从拐角出来，走到路上来迎接他。她的身材十分小巧，使达格利什颇为吃惊。在他头脑里，她应该是个身材矮胖、腰里系着紧身褡的上校夫人，认为见他不仅是屈尊俯就，而且还必须在她提出的时间和地点。现实中的她非但没那么可怕，而且一副饶有兴致的样子。她沿小路朝他走来，步态中能看出英勇，也能看出悲伤。她穿着厚厚的裙子以及花格呢外套，没有戴帽子。她那浓密的白发在傍晚的微风中轻轻地飘动。她手上戴着干活时用的手套有大得很不协调的护套，使她拿着的毛巾像小孩的玩具一般。他们见面的时候，她摘下右手的手套，向他伸出手来，用焦虑的目光打量着他。她觉得松了口气，眼睛几乎难以觉察地变亮了。可是他没想到，她一开口说话，语气竟然那么坚定。
“哦，没有!如果知道谁干的，我就会告诉您。我讨厌谋杀，我奉公守法，真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谈的是司法问题。那是您的用语。就像《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一样，我觉得在司法过程中，我们谁也看不见救赎。谢谢您，我的咖啡钱我来付。”
“下午好。您一定是达格利什警司。我叫路易丝·芬东。您是开车来的吗？我想我听见了车的声音。”
她笑起来，穿上外衣，然后把围巾扎在有弹性的黑发上。
达格利什解释了他把车停在那里，说他希望不会挡别人的路。
“谢谢你，”达格利什一本正经地说，“我想你没有其他什么要说的了吧？你把一个不幸的心理患者的事向司法部门告发，你的良心有没有反对过这样的做法？”
“哦，没有!根本没有。一路上辛苦了。其实您可以坐火车来，很简单，坐到马登，我可以让人过去接您。我们自己没有汽车。我们都不喜欢汽车。真对不起，让您一个人从伦敦赶过来。”
“如果还没有被倒掉，应该在伦敦的五六个垃圾箱里。可怜的老卡利不敢把它放在自己的垃圾箱里，因为他怕被警察搜查出来，而且也不能烧，因为他住的地方是政府提供的公寓，里面只有电热取暖，没有火炉。所以他等他老婆入睡后，又坐到晚上11点钟，用厨房的剪刀把它剪成碎片，又把碎片分别放进几只口袋里，再把这些口袋放进一个大包，然后坐上36路公交车，沿着哈罗路向北，到了离自己家比较远的地方，他才把这些口袋分别放进他见到的一些垃圾箱里，然后把金属扣子放进排水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可怜的老头儿没赶上最后一班车，好不容易到了家里，又怕又累，肚子疼的毛病又犯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去找他的时候，他的状态不太好。不过我确实说服了他，我说这不是生与死的事，尤其涉及不到死。我告诉他我要把这个情况告诉您。”
“这种方式最快，”达格利什说，真不知道要不要因为生活在20世纪而道歉，“我想尽快见到您。”
萨克森小姐哈哈一笑。
他非常注意自己的语气，没有流露任何着急的感觉，但可以看出她的双肩突然一阵紧张。
“那条围裙现在在哪里？”达格利什问道。
“是啊，是啊，当然。您是不是先看看花园，然后再进去？光线是开始暗淡了，可是我们依然有时间嘛。”
“我知道围裙在他那里，因为他拿的时候正好被我看见了。我想他是因为某种需要，所以昨天早晨我去问了他。他一担心，肚子又不舒服了，所以我想最好有个人盯着他。”
让他看看花园的事显然是预料之中的。达格利什默认了。将近傍晚，原本轻柔的东风增强了，吹得他的脖子和脚踝很不舒服。他从来都不匆匆忙忙地与人进行谈话。这次谈话对芬东太太来说肯定有压力，所以她完全可以慢慢来。尽管他在极力掩饰，可是他还是怀疑自己是否显得没有耐心。过去两天，他一直为悲剧和失败的预兆所困扰，他觉得这件事让自己很闹心，因为它不合理智。案件的调查才刚刚开始。凭他的智慧，他知道自己正在取得进展。即使在此刻，他依然紧紧抓住了作案动机不放，他知道案情的症结就在于此。他在苏格兰场还不曾有过失败的记录，眼下这个案件疑犯数量有限，谋划非常仔细，不会成为他的首次失败。可是他依然担心时间来不及，这种莫名的恐惧对他还很有影响。也许是因为这是秋季；也许是因为他很疲劳。他把外衣领子竖起来，使自己显得既有兴趣又有鉴赏能力。
达格利什问卡利是什么时候告诉她的。
他们一起穿过房子旁边的那扇铸铁大门，进入主花园。芬东太太说：“我很喜欢这座花园，可是不会摆弄。在我手上，这些东西长不好。我丈夫比较会弄这些花花草草。现在他在梅德斯通医院做疝气手术。我很高兴地告诉您，手术很成功。您打理花园吗，警司？”
“哦，不，不是那么有用的信息。是艺术疗法部丢失橡皮围裙的事。我想您可能认为是凶手穿走了。其实呢，是上星期一卡利从艺术疗法部借走的，因为他要用乳胶漆粉刷厨房。您知道油漆会造成什么后果。他没有问博勒姆小姐可不可以拿，因为他知道会得到什么回答。他也没有问鲍姆加滕太太，因为她病了，人不在。他原本想星期五把它还回来，可是护士长和您的警员在检查库存的时候，问他是不是见过，他昏了头，说‘没有’。他这个人头脑不大灵，而且有些害怕，怕这件东西在他手上的话，你们会怀疑是他杀了人。”
达格利什解释说，他住在伦敦市中心泰晤士河边的公寓里，而且最近把萨塞克斯的别墅给卖了。
“我知道他在某件事情上说了谎，”达格利什说，“我想，他看见了有人穿过大厅。”
“我其实对养花种草的事知之甚少。”他说。
现在咖啡喝完了，达格利什认为她要走了。可是她似乎并不着急。又停了一会儿，她才说：“我想说一件事。实际上我是代表卡利说的。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不过您也应当知道。我答应要把这件事告诉您。可怜的老卡利魂不守舍，而且即使在状态最好的时候，他的头脑里也没有多少智慧。”
“那您会喜欢看我们的花园的。”芬东太太说。她的话很温和，但是有点牵强。
“哦，不!我认为他不可能这样做。我只是回答您的问题。我刚才是根据个性和这起案件的性质来判断的。”
即使是光线趋暗的秋日傍晚，这里还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看。上校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营造了一个典雅别致、不受拘束、丰富多彩的环境，以此来弥补他一生大量刻板的军旅生活之不足。一片小草坪包围着鱼池，草坪还镶着一圈迷人的小径。一系列拱形棚架把精心打理的一块块地方连在一起。一座带日晷的小玫瑰园中，光秃秃的枝条上还有最后几朵白色玫瑰。一排排菊花以山毛榉、紫杉木、山楂树篱作为金色和绿色的背景。花园尽头有一条小溪，溪流上每隔十码就有一座木桥。如果这不代表上校的品位，那也象征着他的勤劳。当尝到乐趣后，胃口就会越来越大。成功地在小溪上建桥之后，上校欲罢不能，还要进行进一步努力。他们在其中一座小桥上站了片刻。由于落叶塞住了水道，溪流奏出悲哀的乐曲。达格利什看见小桥的木扶手上刻着上校姓名的首字母。
达格利什说：“那把凿子肯定是内格尔的，我觉得我们是在怀疑他，你是这个意思吗？”
突然，芬东太太说：“这么说是有人杀了她。我知道，无论她做了什么，我都应当可怜她。但是我做不到。至少现在不会。我早就应当意识到，马修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这些人从来不会因为有了一个受害者而收手，对不对？我琢磨着是有人忍无可忍，才想出了这么一招。这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我可以理解。您知道吧，在医务主任打电话之前，我就在报上看到了。您知道吗？警司，当时我高兴了一阵。说这种话很可怕，但这是真的。她死了，我很高兴。我想现在马修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达格利什基本上同意，认为斯坦纳医生是清白的。诊所里不少人说他用起工具来笨手笨脚的。应当承认，他说不知道凿子放在哪里是在说谎，但达格利什的判断是，他这么做是由于害怕，而不是出于犯罪心理。他满面羞愧地承认他在等伯奇先生的时候睡着了，这是事实。
达格利什温和地说：“我们认为，讹诈您丈夫的不是博勒姆小姐。她有可能是，但是不大像。我们认为她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她发现了这件事情，而且想阻止它。所以我急需和您谈一谈。”
“可是只有会用的人才有用那把凿子杀死人的把握，这个人真的‘很有两下子’。比方说，我就很难想象斯坦纳医生会用这种方法去杀人。要他钉钉子他都可能砸着手。”
芬东太太的指关节都白了。她那双抓住桥栏的手开始颤抖。她说：“恐怕我是太愚蠢了。我不能再浪费您的时间了。外面越来越冷了，是吧？我们进屋去吧。”
“太麻烦，声音大，而且没把握。”达格利什说。
他们转身朝屋子那边走去，一路上谁都没有说话。达格利什减慢步速，以适应身边这位正直、瘦弱的老太太。他焦虑地看了她一眼，见她脸色苍白。他觉得自己看见她的嘴唇在默默移动，但她的步履非常坚定。她不会有事的。他告诉自己不能急于加快速度。再有不到半小时，也许更短的时间，他就能把作案动机的事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就像一颗炸弹，会把整起案件炸开，使之变得一清二楚。但他必须有耐心。他再次被难以言明的不安所触动，好像即使胜利就在眼前，他的心里肯定知道还有可能会失败。黑暗正在他们身边降临。一团篝火在某处燃烧，他闻到了一股酸酸的烟火味，而脚下的草坪却像是一块潮湿的海绵。
“部分原因是，我认为这是男人犯的罪。戳杀的行为值得注意。我认为一个女人是不会这样杀人的。面对一个昏迷的受害者，我认为一个女人会把她掐死。还有那把凿子，凶手用得这么得心应手，表明凶手是凶器的主人。不然为什么要用它？他完全可以用那个雕塑多次猛击她。”
家里的环境很温馨，暖洋洋的，隐约有股烤面包的香味。芬东太太走到大厅尽头的那扇门口，把头伸进去。他猜想她是在叫人备茶。接着她把他领进舒适的客厅。客厅里是用木柴取暖的，那堆火把巨大的阴影投在印花棉布椅子、沙发和褪色的地毯上。她拧亮壁炉旁的大落地灯，把窗帘拉上，将秋日的荒芜与腐烂都关在窗外。系着围裙的女佣端上茶水，把托盘放在低矮的小桌子上，她跟她主人的年纪相仿，做事非常小心，看也不看达格利什一眼。下午茶是精心准备的。达格利什觉得他到这里来太麻烦主人了，他不是感到舒服，而是备感同情。眼前有刚烤的小饼、两种三明治、自家制作的糕点，还有冰镇果冻。每样东西都很多，仿佛学校孩子的下午茶。这两个女人似乎面临着一个未知世界和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客人。她们在寻求从不确定中解脱，所以才拿出这份令人尴尬的自由大餐。芬东太太似乎也对眼前的品种感到惊讶。她像个热心但没有经验的女主人那样，把托盘内的杯子拿出来，把茶和三明治递到达格利什手上，然后才再次说起这件谋杀：“大约十年前，我丈夫到斯蒂恩诊所去看病，大概有四个月时间，当时他刚退伍离开部队，住在伦敦，我在内罗毕，和儿媳妇住在一起，因为她快生第一个孩子了。直到一个星期之前，我丈夫才把他去治疗的情况告诉我。”
“为什么是内格尔？”他问道。
她稍事停顿，这时候达格利什说：“当然，现在我要说的是，我们对芬东先生的病情不感兴趣。那是医疗方面的秘密，不是警方所关心的。我也没有向埃瑟里奇医生打听过这方面的信息，而且即使我问他，他也不会告诉我。您丈夫被讹诈的事情可能会走漏风声，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去诊所就诊的理由和他接受治疗的细节则属于他和您之间的秘密，跟其他人都不相干。”
达格利什觉得很失望，认为她实际上知道些什么实在是毫无根据。
芬东太太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在托盘上。她的眼睛看着那堆火说：“其实，我也觉得那跟我不相干。他没有告诉我，我也不生气。我会理解，也会尽量提供帮助。现在说说很简单，不过我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那样做。我想，他不说是明智的。关于婚姻双方要绝对忠诚的事，人们过于小题大做了。不过如果你将一些令人忧伤的事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则是没有理智的表现，除非你真的想伤人的心。当然，我希望马修把遭到讹诈的事告诉我。那时候他真的需要帮助。两个人一起，我相信总能想出办法的。”
“我会说是彼得·内格尔。”
达格利什问这件事情是怎么开始的。
她的回答毫不犹豫，没有明显的闪烁其词。
“马修说是两年之前，他接到一个电话。那个声音提到了他在斯蒂恩诊所的治疗，而且引述了很多马修告诉心理医生的隐私。接着那个声音说，她是想帮助其他试图战胜同样疾病的患者。对方说了很多，说如果治不好会带来可怕的社会后果。这些话说得非常巧妙，非常聪明，但其目的是明显的。马修问对方想要他干什么，对方让他每个月的第一天寄15英镑到诊所，要纸币，而且要通过第一班邮件。如果碰上1号是星期六或星期天，那么信件必须在星期一寄到诊所。信封的地址要用绿色墨水写，写给行政秘书，把钱夹在信里，同时附一张条子，说这是一名甚为感激的病人的捐款。那个声音说，她可以保证把钱用在最有用的地方。”
“只考虑个性和犯罪性质。”
“这个计划够聪明的，”达格利什说，“很难证明这是讹诈，数目也经过精心计算。我想，如果要求太过分，您丈夫会被迫采取别的行动。”
“只从个性和犯罪性质考虑，丝毫不考虑地下室的神秘电话，升降梯的吱呀声，还有那些明显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哦，他会的!马修不会让我们破产的。可是您看，其实这个数目非常小。我不是说每月损失15英镑钱会使我们负担不起，但是马修要精打细算才能不引起我的怀疑。这个数目没有提高，事情奇怪就奇怪在这里。马修说他一直认为讹诈者是不会满足的，总要不断加码，直到受害者无法支付为止。可是根本不是这回事。马修把下月1号的钱寄出之后，收到了另一个电话。那个声音谢谢他慷慨解囊，而且明确地说不要超过15英镑，不要超过这个数字。那个声音还说要公平共享这笔钱之类的话。马修说他基本上可以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大约六个月前，他决定那个月不寄钱，看看会发生什么。接着发生的事情令人很不愉快。又来了个电话，威胁的话不言而喻。那个声音说，那是出于挽救病人以防被社会排斥的需要，并且说斯普利格绿地的人听到他不肯解囊的时候，会感到很遗憾的。我丈夫决定继续下去。如果人们真的知道了这件事，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家族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两百年，而且我们都喜欢这个地方。如果离开他的花园，马修会伤心死的。此外还有这座别墅。当然，你还没有见到它最美的时候，不过我们很喜欢这里。我丈夫是管理教堂的。我们的小儿子在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了，就埋在这里。人到古稀，故土难离呀。”
“谁能想到博勒姆会去看《阿努什》呢？我想她是弄到了一张赠票……即使是博勒姆，看见爱情也是能识别的……她可能把话说得很难听。”人们不会因为自己信了宗教就会立即变得仁爱起来。不过她的话语中也没有切实的恶意。她只是表达了自己自然的想法，对于自己的动机也同样表现得不偏不倚。她也许是诊所里最好的人格评判员。突然，达格利什以挑战权威般的语气问道：“你认为是谁杀了她，萨克森小姐？”
确实是故土难离啊。对于一旦被发现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离开的假定，达格利什没有追问。如果是比较年轻、比较厉害、比较有心计的夫妇，无疑会躲避媒体，忽视含沙射影的暗示，接受朋友们尴尬的同情，因为他们深知，凡事不可能一成不变，别墅区的生活中，没有比去年的丑闻更遭人忽视的事。但别人的同情令人难以忍受。也许正是因为害怕别人的同情，大多数受害者才被迫退却。达格利什问她这件事究竟是因何爆发的。
他想起了她说的关于伊妮德·博勒姆的事情。
芬东太太说：“其实有两件事情。一件是我们需要用钱。一个月之前，我丈夫的弟弟突然死亡，留下一个手头拮据的遗孀。她是个病人，也许只能再活一两年，不过她很高兴地在诺利奇的一间养老院安定了下来，而且愿意在那里待下去。这就产生了费用问题。她每周要多用5英镑钱。开始时，我不理解为什么马修好像特别着急。这意味着要精打细算，但是我想我们应当能够做得到。当然啦，他知道，如果非要每月给斯蒂恩诊所15英镑，我们就做不到了。接着就是他的手术。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大手术，但对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来说，任何手术都是一场冒险。他担心他可能会丢了性命，害怕事情败露了，他还无法进行解释，所以告诉了我。我很高兴他能告诉我。他很高兴地去了医院，而且手术非常成功，真的非常成功。我要不要再给您续一点茶，警司？”
达格利什认为他们之间不会有什么斗争。从她那红润健康的脸、高耸的大鼻子、愉悦的大嘴巴来看，她不是一个适合演悲剧的人物。他在回想，在博勒姆小姐台灯灯光的照射下，巴古雷的相貌是怎样的。想根据他脸上的皱纹或眼神来评估他的痛苦是愚蠢而不适当的。萨克森小姐的头脑也许和她的身体一样坚硬而有弹性，但并不意味着她可以承受更多的压力，所以痛苦就少些。但是他深深地为巴古雷感到惋惜，在即将面临的大审判中，他将被自己的情人抛弃，因为这种个人的幸福是他无法分享，也无法理解的。也许谁也无法完全了解这种背叛有多大的力量。达格利什并没有假装理解萨克森小姐。不难想象，诊所里有些人会怎么大做文章。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些温和的解释。但是他无法相信弗里德里卡·萨克森竟会去寻求宗教的庇护，会不再关心自己的性问题，甚至拒绝面对现实。
达格利什把自己的杯子递给她，同时问她决定采取什么行动。现在他们已经触及了事情的关键部分。他很小心，既不催促她，也不能显得过于着急。他的评论和提问都要像平时诚恳而有礼貌地与女主人谈话的其他客人一样。她是个老太太，心里一直很紧张，而且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他略微猜想到了，让她对一个陌生人袒露心扉有多困难。正式表达同情是一种傲慢，但他至少可以帮助她，不仅得用自己的耐心，而且要感同身受。
“接着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海伦开始崩溃。巴古雷让她住在萨里的别墅里，他和我一起在公寓里生活。他经常去看看她。起初他很少说什么，但是我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她病了，当然，我俩也都知道了。她扮演病人的角色和毫无怨言的妻子的角色，根据小说和电影，她的丈夫到目前为止应当回到她的身边。可是巴古雷没有。他没有告诉过我大部分情况，但是我知道那些场景、眼泪、哀求，还有那些自杀的威胁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她一会儿提出要离婚，接着又说永远不给他自由。当然，她做不到。我现在已经明白了，给不给巴古雷自由不是她说了算。把丈夫说成好像关在后院用链子拴着的狗是不道德的。这种情况不断地发生，我越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有些事的进展很缓慢，需要好几年才会暴露。谈论或者解释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和你的调查没有关系，是吧？九个月前，我开始接受教导，希望能成为天主教徒。这件事发生后，海伦撤回了她的诉状，詹姆斯回到她的身边。我想，他已经不关心自己会怎么样或者到哪里去了。不过您能够看出来了，是不是？他没有恨博勒姆的理由。我才是他的仇家。”
“我决定怎么办？这个嘛，当然是个问题。我决定要制止这场讹诈，但是如果有可能，我俩都不要牵扯进去。我不是非常聪明的女人，但是我考虑得非常仔细。您不用摇头，如果换成我，这起谋杀案就不会发生。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斯蒂恩诊所，见见他们的负责人。我可以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不提我的姓名，要求他们进行调查，以结束这样的讹诈。毕竟，他们知道我的丈夫，所以我不会把他的秘密告诉任何不相干的人。诊所方面也会像我一样，特别要避免被公开报道。如果这件事情曝光，对诊所不会有任何好处，是不是？他们也许会发现罪魁祸首是谁，而且不会有很大的困难。毕竟心理咨询医生应当理解人们的性格特征。肯定是诊所里的某个人，他曾经治疗过我的丈夫。那么，如果是个女人，范围就缩小了。”
“这件事很奇怪，至少在当时看是如此。她处之泰然。回过头来看，我想我们三个人是不是都疯了，竟然生活在想象的世界之中。稍加理性思考就能想到，我们这种关系是无法存在的。海伦可以有一系列的生活态度，不过她决定做一个勇敢而善解人意的妻子。她坚持要离婚。那是好聚好散的分手。我认为，如果人们已经不再相互喜欢，从来没有喜欢过或者根本就不喜欢，那就只能分手。我们将要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分手。我们有过很多的讨论。每个人的幸福都要得到保护。海伦将去开一家服装店。她这几年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我们三个人对这件事都很感兴趣，而且一直想找个合适的地点。现在看来真是可怜，我们实际上是在欺骗自己，好像什么都会好起来似的。所以我才说詹姆斯和我都感激伊妮德·博勒姆。诊所的人渐渐地都知道了詹姆斯要离婚的事，而且海伦提到了是因为我。但这些都是坦率、诚恳的反应，没有人对我们说三道四。博勒姆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离婚的事。她不是长舌妇，也不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不知怎的，她在整起事件中的角色，像这些事情一样传开了。我认为海伦有可能告诉了某些人，但是博勒姆小姐和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过。
“您是说这个讹诈者是个女性？”达格利什颇为惊讶地问。
这些话是不好听，却听不出任何不满和讽刺。很明显，她在满意地呷着咖啡。达格利什心想，她也许可以这样来谈诊所里某个病号，以超然的态度和温和的职业兴趣，探讨人性的种种奇特表现。但是她认为，她本人并不水性杨花，她的情感并不肤浅。他问她巴古雷太太的反应如何。
“哦，是的!至少电话上的是个女人的声音，这是我丈夫说的。”
“你说话确实像个警察。她有充分的证据。即使是博勒姆，看见爱情也是能识别的。再说了，我们没有结婚证就在一起偷情，这就是不忠实的明证。”
“他对这一点是不是很有把握？”
萨克森小姐笑了。
“在我看来，他毫不怀疑。不仅是声音，您知道，还有她所说的一些事情。她说过不仅像我丈夫这样的男人当中有人有这种毛病，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毛病会给女性带来什么不幸，等等。有比较肯定的证据证明她是女人。那次电话的内容，我丈夫记得清清楚楚，他也许能告诉您具体是一些什么话。我希望您能尽快见见他，好不好？”
“她这是在冒险，是不是？”达格利什说，“她没有办法证明，当然也没有证据。”
达格利什被她语气中明显的焦虑所打动，说：“如果芬东上校的医生认为他身体比较好，可以和我进行一次简短的对话，那我今天晚上回到伦敦之后就顺便去见见他。我有一两个问题，比如讹诈者的性别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只有他才能帮助我。若非必要，我是不会为难他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博勒姆不会那样看问题。总有些非常难得而且幸运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自己的是非观，而她就是其中之一。她缺乏想象力，所以不可能推己及人，揣测他人的感情。如果她是个妻子，她的丈夫对她不忠，我敢肯定，她会希望别人告诉她。还有什么比蒙在鼓里更糟糕的吗？她有这种力量来品味一下争斗。我认为，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告诉海伦。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海伦来看自己的丈夫，博勒姆小姐把她请到行政主管办公室，将这件事告诉了她。我一直想知道她究竟说了些什么。我想她说我们‘出轨了’。她可能把话说得很难听。”
“我相信他是可以见您的。他有一间单独的小病房，他们管它叫舒适床位。他恢复得很好。我会告诉他您今天要来，所以他见到您后不会感到奇怪的。我想，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不去了。我觉得他愿意单独见您。我写个条子，您拿着。”
“而博勒姆向巴古雷太太告了一状？这种行为似乎有些多管闲事，而且很残酷。”
达格利什先表示了谢意，然后说：“有意思的是，您丈夫竟然说那是个女人。当然，他有可能是对的，但也有可能是讹诈者非常聪明的欺骗行为，很难说。有些男人可以模仿女人的声音，模仿得像真的一样。故意漫不经心地提到一些性别上的事比伪装声音更加有效。如果上校决定起诉，就要到法庭去解决这起事件。如果没有非常有力的证据，就很难给一个人定罪。我个人觉得这种证据基本不存在。我想我们在确定讹诈者性别的时候，头脑要非常开放。对不起，打扰您了。”
“其实说来也很傻。我们在一家剧院看希腊悲剧《阿努什》，她就坐在我们后面一排的座位上。不管怎么说，谁能想到博勒姆会去看《阿努什》呢？我想她是弄到了一张赠票。那是我们相爱两周年，在看整场戏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手拉着手。我们可能有点微醉，离开剧场的时候依然是手拉着手。诊所里的每一个人，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看见我们。我们当时粗心大意了，肯定迟早会被人发现的。博勒姆看见我们完全是出于偶然。其他人也许只关心他们自己的事情。”
“这个问题很重要，必须确定下来，是不是？我希望我丈夫可以帮您解决。呃，我刚才说了，我认为最好去一趟诊所。上星期五早晨，我坐早班车去了伦敦。我要去见手足病医生。马修也有一两件事要去医院。我决定先去买东西。当然，我当时直接去诊所就好了。这是另一个错误。其实我就是胆小，真的。我并不见得非要去，想装成好像这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是随便访问。我想把去诊所的时间安排在购物和看病之间，而最后，我根本就没有去，只是打了个电话。您看，我告诉过您我这个人不是很聪明。”
“博勒姆小姐是怎么发现这件事的呢？”达格利什问道。
达格利什问她为什么改变自己的计划。
“我们不能经常见面，但是我有自己的公寓，而且我们通常都能做到每个星期在那里待两个晚上。有一次海伦，也就是他的妻子，到她姐姐家去，于是我们整个夜晚都在一起。当然，我们在诊所里必须小心谨慎，但是我们在那里见面的机会不多。”
“是牛津大街。我知道这听起来似乎很愚蠢，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我有很长时间没有一个人去伦敦了，我忘记了那个地方现在是多么可怕。我做姑娘的时候很喜欢伦敦。当时它似乎是个了不起的城市。现在那里的天际线已经改变，满大街都是怪胎和外国人。我知道，我们不应该对他们抱有偏见，我指的是外国人。只不过，我觉得自己倒像个外国人了。还有汽车。我想在牛津街过马路，却被汽车困在路中央的一座岛上。当然，并不是说汽车轧死人或者撞倒人了。它们不能，它们甚至无法动弹。但是它们的气味很难闻，我只好用手绢捂住鼻子。我感觉头晕，浑身不舒服。过了马路，我走进一家商店，去找女子休息室。它在六楼，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去那个地方的升降梯。人太多了，升降梯里，我们挤在一起。到了休息室，我发现所有的座位上都有人。我只好靠墙站着，心想我是不是还有力气排队买中饭。这时，我看见一排电话亭，突然意识到我可以给诊所打电话，免得跑一趟，也不用面对面地讲述我那件令人不快的事。我真笨啊，现在我明白了，可是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在电话上，我比较容易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我觉得自己应当能够把事情说得更清楚。如果对话变得太困难，我还可以把电话挂了，于是我心里越想越觉得舒服。您看，我真的胆小如鼠，我唯一的借口就是我很累，比我想象的还要累。我想您会说我应当直接去找警察，到苏格兰场去。但那是我把侦探故事和谋杀案联系起来的地方。这样的地方竟然真的存在，实在是难以想象。你居然可以打电话给他们，把你的事情说出来。还有，我还是比较焦虑的，不想把事情公开。我想警方不会欢迎一个想得到帮助，但又不准备跟警方合作的人，因为我不想把事情和盘托出，也不准备起诉。您看，我只想制止这个搞讹诈的人。我不是个有公共精神的人，对不对？”
她吹开咖啡的泡沫，看也没有看他一眼就说：“詹姆斯·巴古雷和我相爱将近三年。这件事没有引发大的道德风波。我们没有刻意邀请爱，但是当爱来临，我们也没有拒绝。毕竟，如果你不是个受虐狂或圣人，你就不会主动放弃幸福，而我们两者都不是。我知道巴古雷的妻子很神经质，我不想打听关于她的事情，而他也不想多谈。我们都认为她需要他，离婚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我们并没有给她造成任何伤害，而且永远不会让她知道。巴古雷以前总是说，喜欢我反而给他们的婚姻增添了幸福。当然，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比较容易做到仁爱和有耐心。他也许是正确的，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理性化的，成千上万的情侣必须应用的原则。
“我完全可以理解，”达格利什回答说，“我想，您打电话给博勒姆小姐，对她提出了告诫。您还记得跟她说了什么吗？”
对他们的谈话毫无兴趣的服务生端来了咖啡，那咖啡在半透明的杯子里还冒着白沫。萨克森小姐脱下身上的外套，解下头上的围巾。他们都用手捧着热杯子。她往杯子里放了很多糖，然后把塑料碗推到达格利什面前。她没有感到紧张和不安，反倒像个学生在约朋友喝咖啡，没有任何做作。达格利什发现，和她在一起时，自己异常平静，也许是因为他对她的外貌不感兴趣。不过他很喜欢她。很难相信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而且把他们聚在一起的是一桩谋杀案。
“恐怕记不清了。我找出4个便士准备打电话，用了几分钟从电话簿上找到了号码，而且确定了要说些什么。接电话的声音是个男人。我说我要找行政主管，而后就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我就是’。我没有想到是个女人，脑子里突然想到我是在跟讹诈者说话。毕竟，为什么不能呢？我说诊所里有个人，也许就是她，一直在讹诈我丈夫。我打电话来是想说，从现在起她不会再得到1个便士，如果再接到电话，我们就直接报警。这些话都是匆忙之中说的。我当时身上抖得很厉害，不得不靠在那面有一排电话的墙上支撑自己。我说话时肯定有点歇斯底里。待到有机会说话的时候，她问了我是不是以前的病人，问谁是我的治疗医师，还说让相关医生跟我谈谈。我想，她肯定以为我是疯了。我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在那家诊所治疗过，再说上帝也不让我生那种病，如果需要治疗，我也不会到一个把病人的不当言行和不幸当成讹诈机会的地方去。我想，结束的时候我说，有一个女人介入其中，而且说她在这个诊所工作已有十年，还说，如果行政主管不是我说的涉案人员，我希望她把这件事当作她的职责，把这个人查出来。她想让我留下姓名或者去找她，可是我把电话挂了。”
达格利什没有必要问她所说的“我们”是谁。
“您把讹诈方式的细节跟她说了吗？”
“我不想让您产生错误的印象，仅此而已。您很可能认为我们与博勒姆小姐过不去。您得知道我们没有。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非常感谢她。”
“我告诉她，我丈夫每个月都寄15英镑过去，信封是用绿色墨水写的。这时候她突然变得非常焦急，说我应当到诊所去，或者至少把我的姓名留下。我当时很粗鲁，没有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可是我突然莫名地害怕起来。我明明说了我想说的话，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害怕。当时休息室里空出了一张椅子，我就坐了半小时，等感觉比较好了，我才站起来。后来我就直接到了查令十字街，在一家自助餐厅喝了杯咖啡，吃了点三明治，等着坐火车回去。星期六我看到报上登了谋杀案的消息，所以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另一个受害者，因为肯定会有其他受害者，肯定也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我没有把这起案件和我的电话联系起来，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后来我开始怀疑自己有没有责任把先前发生在那个鬼地方的事跟警方说。昨天，我和我丈夫谈了这个问题，我们决定先不忙着说。我们心想，最好还是等一等，看我们是不是会再接到讹诈者的电话。对于我们的沉默，我并不心安理得。报上关于这起谋杀没有多少具体细节，所以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我确实意识到，讹诈在某种程度上和这起谋杀案有关，而且警方是希望了解情况的。我还在犹豫不定的时候，埃瑟里奇医生的电话来了。其余的情况您都知道了。我也不知道您是用什么办法追踪到我的。”
她说的话既没有敌意，也没有令人尴尬。达格利什回答说：“我没有问起这件事，因为它似乎与本案毫不相干，但是如果你想告诉我，也许会很有帮助。”
“我们找到您的方法，就是讹诈者找到芬东上校的方法，是从诊所的诊断索引和医疗档案中找到的。您不要以为他们不关心斯蒂恩诊所档案的保密工作，他们可关心了。埃瑟里奇医生对讹诈的事确实感到很遗憾。任何系统都无法完全阻挡心存不良的邪恶之徒。”
“我想您肯定听说了一些事情。我想跟您说说这件事，而不是等着被问。我想让您听我说，而不是听艾米·肖特豪斯说。”
“您会找到她的，是吧？”她问道，“您会找到她的吧？”
“我想也是。”
“谢谢你，我想我会的。”达格利什回答说。他伸出手来和她告别的时候，她突然问道：“她长什么样子，警司？我是说被害的这个女人。把博勒姆小姐的事情跟我说说。”
等咖啡端上来之后，她说道：“是关于巴古雷医生的事。”
达格利什说：“她四十一岁，未婚。我没有见过她活着的样子。她有棕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身材结实，眉宇较宽，嘴唇很薄。她是个独生女，父母已故。她的生活很孤独，她的教堂对她来说很重要。她是女童子军的队长。她喜欢孩子，喜欢花草。她工作很自觉，办事效率高，但不太善解人意。别人有麻烦的时候，她很有同情心，可是他们觉得她做事太呆板，没有幽默感，而且挑剔。我认为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是她有强烈的责任感。”
“只要咖啡。”
“我对她的死负有责任。我必须接受这一点。”
“只要咖啡？”达格利什问道。
达格利什语气温和地说：“这是瞎说，您知道。只有一个人要为此负责。谢谢您，我们会抓住他的。”
一年之中，这家咖啡店发生了变化。达格利什记得这里很干净，但是缺乏情趣，只有几张桌子，上面铺了塑料布，还有一张长长的吧台，摆着一个茶壶和一层层实惠的三明治，上面罩了几个圆玻璃罩。如今它已今非昔比了。墙上装了仿老橡木的墙板，上面挂了几柄长剑，还有真假难辨的老手枪和短剑。里面的服务生看起来很前卫，像初入社交圈的女子，靠的是吃青春饭。里面光线非常暗淡，简直可以说是阴暗。她走在前面，领他到远处拐角的一张桌边。
她摇了摇头。
“我记得去年在拐角处有一家，”达格利什说，“咖啡还可以，而且很安静。”
“如果我先来找您，或者有勇气去诊所，而不是只打个电话，她现在也许还是活生生的呢。”
萨克森说：“我想见您。我认为有些事应当让您知道。您不上班吧？如果是，那就劳驾您到咖啡店去，和一名嫌犯谈谈。我不想去你们办公室，而在诊所又不便要求与您单独谈。反正我要喝咖啡。我有点冷。”
达格利什思忖，要使路易丝·芬东平静下来，不应该用轻松的谎言，而应该更好地对待她。因为谎言不能给她带来任何安慰。所以他回答说：“我认为那倒可能是真的。可事到如今，‘如果’太多了。如果她的集团秘书取消那次会议而赶到诊所去，如果她自己立刻去见他，如果老保安没有肚子疼，她现在可能还活着。您做了您认为正确的事，谁也没能比您做得更多。”
“我一年只来一次。”达格利什回答说。他没有解释，她也没有追问。
“还有她，可怜的女人，”芬东太太回答说，“看这把她领到哪里去了。”
“您好。我以前从来没在这里见过您。”
她轻轻拍了拍达格利什的肩膀，好像需要他的安慰和鼓励。
教堂里几乎空无一人，给了他一种强烈而平静的氛围，他可以感觉到，却不能分享。他朝门口走去时，认出了一个女人。她穿着红色外套，头上有一条墨绿色的围巾。她停下脚步，用手指蘸了一下圣水。这个女人是弗里德里卡·萨克森，斯蒂恩诊所的资深医生。他们一起走到外层的大门。他为她把门推开，一阵秋风扑面而来。她冲他笑了笑，非常友好，也非常得体。
“我本不想麻烦您，请您原谅我。您非常耐心，非常亲切。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您刚才说谢谢我，说您会抓住这个凶手的，那您现在知道凶手是谁了？”
这星期一是达格利什妻子的周年忌日。清晨，他去斯特兰德大街后面的小天主教堂，为她点了一支蜡烛。他妻子生前是天主教徒。他不信妻子的宗教。妻子死前，他并不理解这对她意味着什么，也不理解他们之间这一根本差别对婚姻有什么重要影响。她死的那天，他点燃了第一根蜡烛，因为他想正式表达那无可挽回的悲痛，也许是像孩子那样希望能给她的灵魂以某种安慰。这是第十四根蜡烛。他认为在他那超然和秘密的生活中，这纯粹属于个人行为，不是迷信或虔诚，而是习惯，一种尽管他希望改变，却已无法改变的习惯。他很少梦见妻子，但是一旦梦见，她的容貌都很清晰。醒着的时候，他已无法准确回忆她的面容了。他把那枚硬币投入投币口，把蜡烛芯对准在潮湿支架上即将熄灭的火焰。蜡烛立刻点燃，火焰变得明亮起来。这对他来说十分重要，因为烛芯理应马上点燃。他凝视着火焰，没有产生任何感觉，甚至连怒气也没有。接着，他就转身离开了。
“是的，”达格利什说，“我想我现在知道是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