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般的三十二天，一无所获。一个月前的下午，朱莉没有回家。3月9日早上，也就是失踪的第二天，人们在茂密的落叶松森林边缘发现了她的山地自行车。那里是一段骑行路线，朱莉每周都去那里训练三次，为原定于7月在夏慕尼举行的比赛做准备。据鉴定专家称，这名十七岁少女在一段下坡路上突然刹车，具体位置是萨加斯和阿尔比恩之间的山坡，五十米外是一个停车场。自行车靠在刹车痕迹尽头的一棵大树上。
加百列爬上二楼。29号房里弥漫着一股湿气和木漆的味道，睡在这样的地方足以让所有积极心理学家垂头丧气。房间窗户正对悬崖，只有二十米远。加百列睁大眼睛，夜空中不见一丝星光，远处只有无法穿透的黑暗堡垒。他似乎听到女儿正在后面尖叫。
从停车场开始，马里努阿警犬便彻底失去了可以追踪的痕迹。朱莉的生活很简单，一个在山区长大的女孩，父亲是警察，母亲是家庭护士，热爱国际象棋、大自然和电影，总是拿着数码相机到处拍。直升机和由数十名警察组成的搜查队“扫描”了森林、陡坡和高原，潜水员负责河床，仔细探查了水下的障碍物、树干、碎片、废金属——所有这些都有可能阻止一具尸体浮出水面。
“如果需要，请按铃。”
除现场调查外，由六名警察（包括加百列在内）组成的专案小组仔细讯问了朱莉的朋友和同学。他们追踪时间线、收集监控视频、逐条分析手机通话记录；到了晚上，当其他人回家后，加百列独自一人在酒店、旅馆和青年旅社附近晃悠，召集各位经理或老板，收集尽可能完整的客人名单，把认为可能有用的信息抄到自己的笔记本上。绑匪——如果有的话——很可能就是住在林区或高山牧场的本地人，但也可能是偶然经过的旅行者。总之，不能忽视任何线索。
“我只能做到这些了，我很喜欢朱莉。这种事本不该发生，一定要把那个混蛋抓回来。”
29号房很简陋:一把椅子，一部固定电话，一套素色窗帘，一间蹩脚的浴室，马桶旁是淋浴间，没有电视，有一台迷你冰箱，里面放着许多酒。
旅馆老板的嘴唇在浓密的黑胡子下画出一道不安的弧线，那里已经冒出几根灰白的毛发。谁都逃不过岁月的安排。
朱莉就曾在这里准备早餐、清理地毯，加百列想象着她把床单和毛巾堆放在一起。这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但足以让她赚台数码相机的钱。两周前，相机已作为证据被封存入档：加百列无法拿到存储卡，因为卡已经不在相机里了。这无疑是个关键细节，存储卡可能已经丢失，或是因为损坏被丢弃。总之，卡不见了，这至少是一条值得重视的线索。对于失踪案来说，任何异常都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每一种假设都需要另一种假设作支撑，但这势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人力。
“谢谢你，罗穆亚尔德。”
加百列·莫斯卡托拉上窗帘，坐在床上，脱下半筒靴。
“午夜前我会一直在前台，”罗穆亚尔德补充道，“你可以根据需要使用29号房，退房时如果我不在，请把钥匙放在篮子里，把登记簿放在柜台上。”
他的右脚小趾在搜索行动中受了伤，正在流血。他用手机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告诉她自己可能很晚才回家；但饱受抑郁药折磨的妻子应该不会看。
说着他拿起挂在墙上为数不多的几把钥匙之一。大多数来萨加斯旅行的人都是冲着位于郊区的中心监狱来的，那里正关押着两千多个饱受折磨的悲惨灵魂。这里没有旅游业，只有一座监狱、一家医院、一个高等法院、一个宪兵队和一个古老的滑雪场。
他眼巴巴地盯着迷你冰箱里的“酒吧台”，今晩最好不要喝酒。他太累了，用拇指按摩着眼球,打开登记簿，停在 “3月5日”那页上——悲剧发生三天前。整整七十二小时的入住记录，他会一丝不苟地记下每位客人的身份信息，然后进行筛选，必要时还会跟他们取得联系。这注定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吃力不讨好，但必须完成。
“已经2008年了，但我还是做不到让电脑管理一切，所以一直还在纸质登记簿上登记。所有信息都在这上面:名字、姓氏、入住时间、退房时间、付款方式。”
“我会找到你的，朱莉，我发誓我会找到你。”
他把活页夹推到加百列眼前，开始敲电脑键盘。
可女儿到底在哪里?她为什么在距离停车场五十米的斜坡上刹车?是遇到了熟人吗?她此刻已被扔进了湖底，还是被关在几百公里外的地下室?目前与失踪有关的线索乱成了一团麻，时间足以致命，哪怕对最坚强的人来说，它也能破坏意志、扼杀希望。也许数月或数年后，女儿只会沦为他跑到山上疯狂呼喊的一个名字。
“记得保密，只要能帮上忙……”
在涂黑三页纸之后，倦意袭来。他试图反抗，但无济于事。他只好躺下来，哭了，就像过去一个月里的日日夜夜——有时紧紧搂着妻子，有时独自蜷缩在角落里。
罗穆亚尔德·坦雄从柜台抽屉里拿出一个活页夹。
如果女儿还在身边，他会这么想念她吗？会像她不在时这样爱她吗?加百列不知道。他之前的生活已经不复存在，即将到来的只有灾难。无论调查结果如何，他的生活将永远被改变、被粉碎，因眼泪流尽而日益枯萎。他闭上眼睛，暂时关闭了悲伤。
“我对萨加斯的所有住宿场所进行了摸排，并要求经理或老板提供我女儿失踪前后入住的客人名单。当然，他们可以拒绝，我完全能理解，但如果非让我带几个同事过来，势必会牵扯到诸多司法程序，让一切变得复杂。所以只要配合，双方就能干净利落地处理好一切，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一阵沉闷的噪声将他吵醒。他睁开眼睛：好像有什么东西撞在了玻璃窗上。
一个月来，加百列·莫斯卡托一直忍受着类似的慰问——遍布他在萨加斯（由一万三千名居民组成的小镇，像个木头桩子般被某位创建者钉在群山之间）走过的每个街角和每家商店。他已经筋疲力尽，但出于礼貌，他还是尽力点了点头。毕竟，对话者只是出于同情。
加百列踉跄着站起身，头晕目眩，拖着身体来到一扇半开的玻璃门前。怎么回事?他竟然不知不觉地穿过了那扇门——按理说，二楼应该没有通向外面的门——紧接着，他发现自己站在了旅馆后面停车场前的柏油路上。
“你女儿的事，我很难过，”罗穆亚尔德·坦雄说道，“衷心希望你能找到她。”
突然，左肩传来一阵剧痛。一只鸟扑倒在脚边，半张着黄色的喙。加百列无法理解眼前的情景。另一只鸟躺在不远处的地上，仿佛一团可怜的毛球。
两个男人握手寒暄。老板有一阵子没见到加百列·莫斯卡托了，这位魁梧的中尉身高近一米九，深蓝色派克大衣的领子竖到耳边，看上去像是老了十岁——他有多久没好好睡觉了?
连续的撞击让汽车的车顶板和旅馆屋顶的瓦片唱起了歌。裹着睡袍的人们纷纷从房间里探出头，一张张睡眼惺松的脸庞望向天空。几十支“火箭”嗖嗖地从黑暗中冒出来，伴随着肉块坠落的声音掉在地上。加百列惊呆了，扭头跑回旅馆，穿着睡衣的客人们在他耳边尖叫:“看到了吗?看到了吗?是天相!”
晩上11点半，加百列·莫斯卡托中尉出现在旅馆前台。这家旅馆陈旧，墙上挂着毛糙的栗色挂毯，前台搁板上摆着一排彩色小泥人，给人一种不受欢迎的老客栈感。中尉认识这家二星级旅馆的老板——罗穆亚尔德·坦雄，后者曾为他女儿提供连续两年的暑期实习机会。
是的，加百列看到了。他当然看到了。天空下起了死鸟雨。
悬崖旅馆坐落在阿尔沃河谷一处狭窄成漏斗状的岩石上方，位于萨加斯以东三公里处。这栋拥有四十六间客房的两层建筑背后，矗立着一堵一百一十米高的石灰岩墙，即使在瓦省阿尔卑斯山脉灰白色的峰顶遮住了阳光。这里终年寒冷，冰冷的空气从积雪覆盖的山顶倾泻而下，特别是2008年4月初，春天来得特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