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我在电话里没有透露详情，那位母亲首先露出的是戒备的神情。
“是黄文成的妈妈吧？我叫林牧人，刚才给你打过电话……”
“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还记得在东华医院急救中心门口第一次看到她时的情形。她没有穿高跟鞋，但由于职业习惯的驱使，出门前，还是涂了一点点口红，并且戴着大大的太阳眼镜。我迎上去喊她的时候，她立刻镇定地停住脚步。
“这……你儿子的钱包里放着你的照片。”
黄绢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面容平静如水，但我知道，过去的十几年，她每天都在寻求内心的救赎。
“戴着太阳眼镜也能认出来吗？”
“那天是那孩子的生日，他要到游乐园玩，我却说我要上班。所以，变成哥哥带他去……‘记得去琴行拿琴’，文成就留下了这句话。”
“是的，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对辨认人脸有一定的自信。”
这句话放在黄绢身上同样适用。文成8岁就能打扫全屋的卫生，11岁学会给自己、弟弟以及妈妈做饭。事故发生的时候，他还差三个月就16岁了。虽然带着一个天天爬墙摸蛋的弟弟，但偷偷翻过围栏，跑到施工现场的事情，怎么看都觉得不可思议吧？
“那为什么没有认出弟弟？”
1997年5月18日那天，乐园的第三期工程刚完成阶段性检测，我中午吃了赛百味的汉堡，然后打算下午请假去女儿的学校开家长会，怎么会想到会有两个孩子掉进隔离区的工程竖井里，身体被钢筋扎出几个血洞呢？
“什么？”
我想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霉运最喜欢偷袭，它总是在我们预想不到的地方跳出来，对我们自以为是地采取的各种准备措施予以嘲笑。虽然我们都明白危险和悲剧的必然性，但从来都无法预知它的具体样子。
“你在电话里说，不知道那两个孩子是兄弟。我儿子钱包里的照片，是我们母子三人的合照，为什么你认得我，却认不得弟弟呢？”
我的这位战友兄弟退伍后，因为识人不善加入了一个传销组织，后来又鬼使神差地混到这个组织的高层，并且真的赚了不少钱。几年前，他在睡梦中突然心肌梗死，毫无知觉地与世长辞了。这些场景，他自然都没能预先在脑海中滚动一遍。
我不怕向你承认，那个涂着淡淡口红、盛气凌人的单亲妈妈，从一开始就给我的心脏来了重重的一击。而当我的回答打消她的戒心以后，她又用恰到好处的力度，将自己的手掌搭在我的手臂上。这个动作准确地传递着女性的柔弱，以及对对方的信任。虽然我很清楚，那是在俱乐部上班的女孩的招牌动作，但一瞬间我还是感到心跳加快。
如果你要批评黄绢太过麻痹大意，那么我提出反对。在部队的时候，我有一个战友时常向我们吹嘘他有一项特异功能。只要他在脑海里预想某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绝不会发生。哪怕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但细节部分也会与他预想的大不一样。他还把这项“超能力”取名为“谬想大法”，并解释“谬”并非“荒谬”，而是“相反”之意。一开始，我们觉得没有比这更无价值的能力了。但是他活用了这种能力，将之用于趋利避害。譬如说，担心要跑5公里武装越野，他就极力想象教官往队伍前面一站，然后宣布开跑的可憎模样，以及他背着20公斤的行军包，像蛤蟆一样爬上某座山包的情景。或者是女友来探班之前，他将让人失望的各种场景全部预想一遍，在脑海中模仿女友的神情语气：“唉，我刚好来那个了”“不会吧，这就完了呀”“你得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的未来”……你别说，实践证明，他的“特异功能”是真有其事，而且在某些时候也发挥了作用。因为他坚持每天睡觉前都要默默想象一遍紧急集合，我们连队真的比其他连队少吃了不少苦头。但是，棋差一着的情况也很多。譬如，上面说到的武装越野，那兄弟发功的结果会演变为：教官通过无线广播来宣布跑步，跑的时候背的不是20公斤的背包，而是一挺80式通用机枪加2000发子弹，跑的路线则改成一条持续上坡的公路。还有来探班的女友第一句话是“我怀孕了”……
后来，我有更多的机会领教黄绢复杂的人生经历，以及她从中练就的勇敢。我也一度被她弄得灰头土脸。譬如，在事故赔偿的问题上，乐园高层的态度发生过好几次变化，尤其是听到要进行昂贵的心脏移植手术这个消息的时候。乐园本来想通过我向苦主摊牌，那两个孩子是擅自爬过围栏才进入建筑工地的，乐园在这件事上并无过失。但是，这个意见最后没有说成。那时候，媒体虽然不如今日强大，但对某一特定事件进行发酵的力量仍然不容小觑。“单亲妈妈”“哥哥陪弟弟过生日”“乐园变成盲井”等关键词本身就具备足够的话题性，而且，刚刚完成阶段性检测就发生事故这个事实，也让乐园一方陷入被动。有一家以刁钻刻薄出名的报社，还以此为切入点，抨击有关部门开了太多绿灯，并且质疑乐园的基建工程多次转包，严重侵害劳工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情形下，乐园聘请的公关团队只得实施化危为机的操作，除了每天往病房送鲜花和水果，还安排了最好的医院、医生和护理……
说回预感这件事。
当然，因为这件事，我差点丢了工作。后来黄绢告诉我，那家报社的责任编辑，是她一个姐妹的入幕之宾。对撰写文章的记者，也做了精心的打点。她心里对我感到过意不去，但说实话，不用对她说出那些冷酷的话，我才是松了一口气。
当然了，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并不是我自己的事，而是黄绢和她的孩子们的故事。但是，讲故事的人，有时会忍不住说上几件关于自己的事，算是一种善意的搭便车吧。
事实上，自打第一次和她见面，我就预感自己会沦陷，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她有着和她的辞令同样咄咄逼人的美貌。
创业失败后，我参加过职业培训的函授班，后来考了几个工程监理方面的资质证书。和黄绢的人生发生交集的几年前，我在一个建设中的游乐园谋到一份关于安全监督的差事。那个游乐园名叫奇幻森林乐园，是一个本土的主题游乐园，首期投资就超过200亿元，落成开业的时候，连副省长都来了。工程竣工后，我留了下来，并逐步被提拔为乐园的安全主管。这是一个级别不低的职务，所以事故发生以后，乐园的高层委派我全权处理，他们觉得这足以展示作为一家知名企业的社会担当，以及对苦主最大的诚意。
“那张照片里，只有两个人。”
从部队转业以后，我先后当过公寓楼保安、消防器材推销员以及保险公司的公估师，后来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专注于安保领域的劳务派遣公司。在顶峰时期，挂靠在我们公司的退伍军人超过1000人。不过，和父母亲用来教育少不更事的孩子的那些耳熟能详的案例一样，我不久就经历了被诈骗、破产以及妻离子散等人生憾事。
当时，我如此回答。一瞬间，她的眼睛里一闪而过茫然、不安和疲惫的光，然后轻轻搭着我的手臂。
那天给她打电话的人就是我。
后来，当我知道她惶恐的缘由时，我的人生已经和黄绢还有她的两个孩子紧紧捆绑在一起。
她告诉我这件事，是在我向她求婚的时候。因为我也带着一个女儿，年龄和文成相仿。黄绢认为，如果我真的打算娶她，她有义务说明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曾经是个什么样的人。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对这件事我本来就是知情人。
刚才我又提到了“预感”这个词，如果你还记得这个词的话……多年以来，我时常会想起那位在睡梦中安详去世的战友，曾经平躺在军队坚硬、冰冷的床板上，双目紧闭，眉头拧结，口中念念有词的滑稽样子。某一日我恍然明白，其实，那是一种祈祷。虽然我们无法摆脱厄运的不期而至，但是，心中仍然抱有对美好事物的期待，因为美好的事物也同样会不期而至。
很多年以后，她不无遗憾地告诉我——虽然“后悔”一类的字眼，几乎从不出现在她的字典里——其实前一天晚上，她两点就下班了。下班以后，一个相熟的客人约她去吃夜宵，同行的还有新来公司的几个女孩。本来她没打算答应，但是因为不想让年轻女孩抢了风头，所以故意提起包走在最前面。小酌几杯，回到家，天色已经大亮。她回家以后没有换鞋，而是穿着高跟鞋“嗒嗒嗒”地走进房间，直接爬到床上蒙头大睡。文成走进她的房间和她说“记得去琴行拿琴”时，她也没有抬头。文成将拖鞋放在她的床尾，然后就出门了。
所以，预感并不重要，在现实面前做出选择才重要。
1997年香港回归，而对于黄绢来说，比这更让她心潮起伏的事情还有很多。那一年，黄绢36岁，在一家俱乐部当迎客部长。那家俱乐部开在高档酒店里面，所以黄绢对外会说自己在酒店上班。她倒不是畏惧人言，只不过说起来简单明了一些。那时候，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年级，另一个上初中二年级，填写各类表格或者被面对面问及职业的场景还是很多的。
如果说，只能选择一个场景跨越时空，在我和黄绢一生的回忆里永不褪色，我想，就是我和她一同站在主刀医生的办公室里，被冰冷的X光照片和人体骨架模型组成的丛林环绕的那个时刻。那位医生冷静地完成他的陈述，然后提出问题。
毕竟，黄绢的人生从一开始就不太平。只不过，当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她确实还在睡觉。
“这么说你应该明白了吧，情况刻不容缓。一个需要切除肝脏，另一个则是心脏。两个孩子，你选择哪一个？”
事情发生前，是不是毫无预感，对这一点我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