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四个理由。佩尔斯护士在开口对布鲁姆费特说之前，得证实马丁·德廷格说的故事。要做到这点，最明显的办法就是去查那次审判的记录。于是她向法伦借了一张借书证。她星期四去了威斯敏斯特图书馆，星期六又去了一次，那次书借到了。在她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这件事时，必定把书给她看了，提到了她在哪里得到了借书证。法伦迟早会要回那张借书证的。要紧的是不能让人发现佩尔斯护士借那本书的原因，或是她从图书馆里借的那本书的书名。这是布鲁姆费特在她的信里有意略去不提而意义重大的几件事实之一。她用那瓶毒药替换了牛奶之后便上了楼，从佩尔斯的房间里拿走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藏在了消防桶里，直到她有机会把它匿名交回图书馆。她心里明白佩尔斯绝不会活着走出示范室。她选择了同一个藏东西的地点，后来又藏了尼古丁罐，这是她做事的特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不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女人。
她说：“于是多年来的工作和努力奋斗都化为乌有。我能够理解，她感觉到有必要去杀死佩尔斯。但是为什么要杀法伦呢？”
“但图书馆的那本书并不是她杀害法伦护士的主要原因。还有其他三个原因。她要把动机搞混乱，使别人认为法伦是原定的受害者。如果法伦死了，即佩尔斯是被错杀的可能性就永远会有。那张排班表上正是法伦要在视察的那天上午扮演病人。法伦更有可能是受害者。她怀孕了，光这件事就可以变成一个自杀的动机。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护理过她，可能知道或看出了怀孕的事。我认为病人的任何迹象或征候都逃不过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眼睛。于是就有了这种可能性，在布鲁姆费特的剧本中，法伦应对佩尔斯的死负责。毕竟她曾经承认在谋杀的当天早上回过南丁格尔大楼，并且拒绝做出解释。她有可能把毒药放进了喂食，事毕之后，便受着悔恨的煎熬自杀了。这个解释可以把两个秘密都处理得干干净净。从医院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吸引人的说法，有相当多的人宁愿相信它。”
达格利什说：“直到她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直到有来自过去的人认出了她。”
“最后一个理由呢？你说有四个。她要避免人家追问借书证；她想示意法伦就是原定的受害者；她想暗示法伦就是佩尔斯的死因。那么第四个动机呢？”
“当我们一起在内瑟卡斯尔皇家医院当学生时，她就告诉过我这件事。她儿童时代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德国，但她的祖母是英国人。在那次审判之后她自然是获释了，后来嫁给了一个英国外科大夫，欧内斯特·布鲁姆费特。他很有钱，那只是结婚的一个有利条件，一种离开德国进入英国的方式。如今她的祖母已经死了，她在这个国家也还有关系。她定期去内瑟卡斯尔当看护，在那里干得很成功。18个月之后，她毫不费力地让那里的护士长收她做了学生。选择那家医院真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他们那里不喜欢过于仔细地去探究任何人的过去，特别是对于一个已经证实了她的价值的女人。那家医院是一处庞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总是很忙，长期人手不够。布鲁姆费特和我一起在那里结束了学业，又一起去当地的妇产医院学习当助产士，又一起往南来到约翰·卡朋达医院。我认识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将近二十年了。我眼见着她为在施泰因霍夫发生的事一次又一次地付出代价。她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女孩。我们不能把她孩提时代在德国发生的那些事展示出来。我们仅仅知道这个成年了的女人为这家医院做了什么、为她的病人做了什么。过去与现在是没有关系的。”
“她想保护你。她一直要那样做。干第一件谋杀不容易做到这点，因为你在南丁格尔大楼，你和其他人一样有同样多的机会去替换滴管喂食。但至少她能够确保法伦死时你有不在场证据。你安全地待在阿姆斯特丹，不可能杀死第二个受害者。因此，你也没有会杀害第一个受害者的嫌疑了。调查一开始，我便断定这两宗谋杀案是有关联的。在同一幢大楼内，同一段时间，假定有两个凶手，那就太过巧合了。于是我便自然而然地把你从嫌疑人名单里排除了。”
仿佛他这句话没有说一样，她仍然急切地讲下去，仿佛极力要使他相信。
“但是为什么竟有人怀疑我杀了这两个女孩呢？”
达格利什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过问费尔森海姆的判决。”
“因为我们认为埃塞尔·布鲁姆费特的动机不合理。想想看，一个垂死的人忽然从意识不清的状态中醒过来，看见一张脸向他俯过来。他睁开双眼，从痛苦和模糊的意识中认出了这个女人。如果那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25年之后他还认得出吗？长得不好看，那么平庸、那么不起眼的布鲁姆费特？在一百万个人中只有一个女人有如此美丽而又有个性的脸，能让人穿过25年之久的记忆，一眼就认出来。那就是你的脸，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不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而是你。”
“她没有罪，你知道。布鲁姆费特是遵纪守法的人，崇拜权威，她受过的训练使她认为绝对服从命令是护士的第一职责。但她没有杀过病人。费尔森海姆法庭的判决书是公正的。即便不是，那也是一个合乎程序的合法法庭做出的判决。在法律上来说她是无罪的。”
她平静地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死了。”
她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正蜷缩在他脚前的一张安乐椅内，把脸转过去不看他。一会儿之后她又把脸转过来。
他继续说下去，好像不曾听见她说了什么。
“我想你是知道的，正如同我知道一样。希瑟·佩尔斯发现了关于费尔森海姆的事。”
“佩尔斯从未怀疑过格罗贝尔可能是你，这一点并不叫人惊奇。你是总护士长，受到一种准宗教式的敬畏和保护，这种保护来自人类的弱点，甚至是人类的罪恶。从心理上说她根本不可能想到你是一个凶手。然后还有马丁·德廷格说过的话。他说那人是一位护士长。我想我知道他是怎样误会的。你每天要去所有的病房探望一次，几乎要和所有的病人说话。他所看见的俯身向着他的不仅仅是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那张清清楚楚的脸，还看见了一个女人穿着在他看来是护士常穿的制服和短披肩，戴着那种军队中服役的护士戴的三角形宽帽子。在他那被药物弄得糊里糊涂的脑子想来，那套制服就意味着一位护士长。今天，对于任何一个曾经在军队医院受到过护理的人来说，那仍然意味着一位护士长，而他又曾经在军队医院度过好几个月的时光。”
玛丽·泰勒说：“我们知道希瑟·佩尔斯是一个隐藏的讹诈者。我不知道她为了满足自己的乐趣，从可怜的布鲁姆费特那阴郁的过去里搜索到了什么悲哀的事件。”
她再一次平静地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死了。”
“啊，是的，是真的。她杀死了她们两个。只有凶手才知道尼古丁罐子藏的地方。很显然，第二宗命案是有意做得像是自杀的。那么罐子为什么没有留在床头柜上呢？只可能是因为凶手的计划被打乱了。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是那晚南丁格尔大楼里唯一被叫出去的人，她返回时想进入法伦的房间，但没有成功。她一直是最先被怀疑的对象。那瓶毒药必须从容准备，这个人要能够拿到牛奶和消毒剂，而且还得随身带着那个致命的瓶子，不被人察觉地到处走。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一个硕大的编织手提袋。不幸的是她碰巧拿的那个牛奶瓶的盖子颜色不对。我不知道她是否注意到了这点。即便她发现，也没有时间换了。全盘计划的关键就在于替换必须在一秒钟内完成。她希望无人注意到，事实上的确如此。只有一点使她在所有怀疑对象中显得很突出。她是唯一一个不曾在现场亲眼见证过这两宗死亡事件的人。当法伦是她的病人时，她不会动她一个手指头。那是她不可能去做的事。两宗杀人事件她都不愿意去看。只有心理变态的杀手或职业杀手才会愿意亲眼看着他的受害者死去。”
“于是他把对他母亲说过的话又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佩尔斯护士。德廷格太太对此不是特别感兴趣。她为什么要感兴趣呢？后来她收到了一张医院的账单，心想也许有办法为自己省下几个钱。如果不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贪婪的话，我都怀疑她是不是会把这件事闹得更大。但是她这样做了，科特里-布里格斯得到了一条可以策划出阴谋的信息，认为值得花点时间和精力去查证一下。我们可以猜测出希瑟·佩尔斯心里是怎么想的。当她看到达克尔斯护士弯腰捡起那几张飘落在她面前的钞票时，她必定体验过同样的成功感和权力感。只是这一次和她的同学比起来，却是一个更加重要和有趣的人物落在她手中了。只是她没有想到这个病人指的是另一个女人，而不是照料他的那位护士长。但是她知道她必须得到证据，或者至少要让自己相信德廷格没有欺骗她或是说胡话，毕竟他是一个垂死的人了。因此她在星期四花了半天的工夫去威斯敏斯特图书馆，向他们借一本关于费尔森海姆审判的书。他们不得不为她从别的分支图书馆借来，于是她在星期六才拿到书。我想她从书中获得了足够的信息，相信马丁·德廷格完全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我认为她在星期六夜里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了，护士长也没有否认这个指控。我不知道佩尔斯开的价是多少，我想她要的绝不是普通的或合理的东西，或只是一笔封口费，这样会受到指责的。佩尔斯喜欢体验权力的滋味，但她更喜欢陶醉于道德正确的自我欣赏之中。她必定是在星期天的上午写了信给法西斯战争受难者救助团体的秘书。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必须出钱，但是这钱要分期付款，定期寄给这个团体。佩尔斯是一个量罪而罚的行家。”
玛丽·泰勒说：“这当然是她的字迹。我给你打过电话后去检查每一人是否安全，在她的壁炉架上发现了它。但是这是真的吗？”
这一次她沉默了，坐在那里，双手交叉，轻轻地放在衣裙上，毫无表情地看着某个不为人知的过去。他轻轻地说：“这都可以检查出来，你知道。她的身体没残留下太多的部分给我们，但我们不需要，我们有了你这张脸，有审判的记录、照片，以及你和一个名叫泰勒的外科大夫的结婚档案。”
埃塞尔·布鲁姆费特
她说话的声音是那么轻，他不得不低下头倾听：“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我。他不说话，目光中有一种疯狂、一种绝望。我以为他变得神志不清了，或许他只是害怕。我想那个时刻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和他说了几句话，他的眼睛就闭上了。我没有认出他来，我为什么会认出他呢？
没有人知道我想干什么，也没有人帮助我。除此之外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不是那个在施泰因霍夫的孩子。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想起施泰因霍夫，我会觉得那件事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它真的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我现在甚至都不能清楚地记起在费尔森海姆法庭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连一张脸都想不起来了。”
吉尔瑞护士长弄她的那罐尼古丁玫瑰喷雾剂时，我在暖房里，到了该杀法伦时我便想起了它。我知道暖房的钥匙放在哪里。我戴上了外科医生手套，这样可以不留下指纹。趁法伦还在洗澡时，我很容易便把毒药放进了她临睡前要喝的那杯加了柠檬汁的威士忌里，因为那杯饮料就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她每晚的生活习惯从不改变。我原打算把罐子留着，等到深夜之后再把它放到她的床头柜上，那样便显得好像是她自杀了。我知道要把她的指纹留在罐子上，这点很重要，也不难做到。但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因为0点刚过，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打电话让我回到病房去。我不能带着那个罐子，因为在病房里我不能总是提着袋子，又觉得把它留在房间里不安全。于是我把它藏在法伦护士房间对面的沙桶里，打算返回南丁格尔大楼时再拿走它，放到她的床头柜上。这个计划后来也不能实行。当我走上楼梯时，恰巧遇到伯特双胞胎从房间里出来。从法伦护士房间的锁孔里射出了灯光，她们说要给她送点可可进去。我想尸体在那晚就会被发现，束手无策，只能上楼去睡觉。我躺在床上等着，每一分钟都在设想会听到惊叫声响起。我不知道是否是双胞胎改变了主意，或是法伦在喝威士忌加柠檬汁之前就睡着了。但我不敢下楼去看。如果我能把那个装尼古丁的罐子放回法伦的床边，就没有人会怀疑她是被谋杀的了，我也会成功地完成两宗命案。
但她必定要告诉某个人，把施泰因霍夫从她的思想中清除出去必定成了她要变成另一个人的计划的一部分，因此她告诉了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她们俩都曾经是内瑟卡斯尔的年轻护士学生，达格利什假定布鲁姆费特对于她来说象征着仁慈、可靠、忠诚。不然为什么是布鲁姆费特呢？究竟为什么要选她作为知己呢？他必定把心中所想的说出了口，因为她急切地说起来，仿佛要他明白这件事很重要。
是我杀了希瑟·佩尔斯和约瑟芬·法伦。她们发现了我过去的某些事情，这些事本来与她们毫无关系，但她们威胁并讹诈我。吉尔瑞护士长打电话告诉我法伦生病住院了时，我便知道了佩尔斯护士将代替她扮演病人。那天清晨我便寻来了一瓶消毒剂，把它灌进一个从护士长杂物间里拿来的空牛奶瓶里。我小心地重新盖上瓶盖，把它放进我随身携带的织锦手提袋，带着它一起去吃早餐。我要做的只是在早餐后溜进示范室，用这瓶毒药替换手推车上的那瓶牛奶。如果屋内有人，我会找个借口，另找方法再试一次。但是屋子里没人。我把那瓶牛奶带上楼，送到护士长的杂物间里，把消毒剂的空瓶从浴室的窗子里扔了出去。
“我告诉她是因为她太平凡了。她的平凡是一种保障。我觉得如果布鲁姆费特在倾听后仍然相信我、喜欢我，过去发生的事就根本没有那么可怕。你不会懂的。”
这是一个未封口的浅蓝色信封，上面是一种孩子气的圆体字，笔画却很坚定。在收信人一栏里写着“有关人员收”。他取出信，这是一种廉价的蓝色信纸，极其普通，没有画格子，但每一行字都写得笔直，看来她必定是用有格子的信纸比着写的。
但是他懂。在他读预备学校时，也有那么一个男孩，也是那么的平凡、那么的安全，就像具有辟邪能力一样，一切死亡和灾难都与他无关。达格利什还记得那个男孩。真是有趣，他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想起过他了。他叫斯普诺特·迈罗，长着一张愉快的圆脸，戴着眼镜，有着平凡的传统的家庭，毫无特色的背景，令人羡慕的生活。斯普诺特·迈罗受着平庸和感觉迟钝的保护，免于遭受这个世界带给他的恐怖。生活里有了一个叫斯普诺特·迈罗的人，它就不再只有可怕了。达格利什甚至有一刻想不起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走过去，靠在壁炉上，担心自己一坐下就不能再站起来了。但是壁炉台靠上去感觉不稳固，大理石像冰一样滑。他在扶手椅中坐下，看着她跪在炉边地毯上，往昨夜烧过的热灰中添加干引火棒。引火棒着了火，她又添上几块煤，伸出双手到火焰上去取暖。然后她并未起身，而是直接从斗篷的衣袋中掏出一封信，交给了达格利什。
他说：“从那以后布鲁姆费特就和你交好了。你到这里来时她也跟着来了。是那种信任的冲动，以及对至少有一个朋友能完全了解你的需要——是这两个原因让你处于她的掌握之中。布鲁姆费特成了你的保护者、诤友、知己。你看戏时带上布鲁姆费特，早上打高尔夫球时带上布鲁姆费特，度假时带上布鲁姆费特，喝早茶以及晚上临睡前喝上一杯酒时也要和布鲁姆费特在一起。她的忠诚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毕竟她愿意为了你去杀人。但这仍然是讹诈。她是一个更为纯粹的讹诈者，一个仅仅要求一份定期免税收入的人，也会比过分忠诚的布鲁姆费特更为可取。”
“你看起来疲乏至极，冷得要命，到壁炉旁边来吧，坐下来。”
她伤心地说：“是这样的，的确是这样。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们心照不宣地一起向总护士长的寓所走去，穿过宁静的大楼时，谁也没说一句话。没有人跟着他们。当他们走进起居室时，放在壁炉台上的小闹钟正报时6点30分。天仍然很暗，与刚才在院子里被火烤热过的空气相比，房间里冷得要命。窗帘已经拉开，那扇竖铰链的窗子也是开着的。总护士长快步走过去把它关上，用她的双臂防备似的快速拉下窗帘，又转过身来镇静地、同情地看着达格利什，好像是第一次见到他一样。
“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她是一个愚蠢而迟钝的女人，而你不是。”
3
他还可以加上一句：“因为我了解我自己。”
“不错，”达格利什回答，“如果我们还不知道这是谁的话。”
她哭起来，感情激动地抗议着：“我是谁？竟然蔑视愚蠢和迟钝？我有什么权利如此特别？啊，她的确不聪明，甚至为我杀人时也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她脑子不够机灵，骗不过亚当·达格利什，但是什么时候这成了衡量智力的标准了呢？你见过她工作时的样子吗？你看见过她和一个垂死病人或者和一个患病的孩子在一起吗？你观察过这个愚蠢而迟钝的女人吗？她的忠诚和友谊显然天生令我瞧不起，但你见过她整夜不合眼来挽救一个生命吗？”
马斯特森说：“他这次来做鉴定，工作量可就大了！”
“我见过一个她的受害者的尸体，也看到了另一个受害者的尸检报告。我相信你的话，相信她对孩子们的仁慈。”
达格利什说：“弄个屏障把这里圈起来，派人来看守，然后给迈尔斯·赫里曼先生打个电话。”
“那些不是她的受害者，她们是我的受害者。”
半小时后，火熄灭了。用过了的水管蠕动着，砰的一声落在焦黑的土地上，卷起尘土，喷出小股辛辣的烟雾。最后的旁观者也都已经散了，火与风的不谐和声音被一种轻微的咝咝背景声代替，又时不时被消防官员的命令声和他手下模糊不清的声音打断。风也小了一些，它从冒着蒸气的地面吹过来，触在达格利什的脸上，温柔、暖和。到处充满着木头烧焦的烟味。消防车的车头灯转过来照在了那一圈冒烟的土地上，那里曾经是那小屋的所在地。达格利什向它走过去，马斯特森在他左边，玛丽·泰勒在他右边。热气穿过他鞋子上的洞，让他的脚很不舒服。什么重要的东西都没有留下。一块扭曲成奇怪形状的金属板，那也许是炉子的一部分；一把烧焦得走了形的金属茶壶，轻轻一踢，就使它彻底分解，几乎认不出来。还有一样东西，只留下形状，可即便以最为亵渎神圣的死法来看，那也仍然是一具可怕的人体。他们默默地站着朝下看，花了几分钟才辨认出一些细节来。骨盆在失去肌肉的包裹之后，样子十分可笑地缩小了；头颅向上翻过来，清白得就像一个圣餐杯；大脑烧没了之后，在颅骨上留下了许多污迹。
“啊，不，”他说，“在南丁格尔大楼，你的受害者只有一个，她就是埃塞尔·布鲁姆费特。”
达格利什没有回答。他的心里很清楚，有一句话仿佛在他自己的意志掌控之外要讲出来：不要太快地探查出犯罪的所有线索，要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俯视它。一幅没有阴影的风景画在他眼前铺展开，他一看就心领神会，再清楚明确不过了。现在他全明白了。不只了解了那两个女孩是如何被杀、何时被杀的和为什么被杀，也不只明白了凶手是谁。他明白了整个犯罪的基本真实情况，因为它是一桩犯罪。他也许永远无法证实它，但他完全明白。
她迅速站起来，望着他，那双正在思索的绿眼睛吃惊地怒视着他，毫不动摇。他心里的某个地方在告诉他，有些话他应该说出来。
马斯特森把车停在一棵处于安全距离的树下，和达格利什一起向起火的地点走去。他们突然很默契地停下脚步，站在一棵树的阴影下默默地观望起来。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也没有人走近。消防员正忙于他们的工作。只来了一部消防车，他们显然正从南丁格尔大楼接出消防软管。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了，但它造成的后果仍然是惊人的。小屋已灰飞烟灭，只留下一圈焦土，标明它曾经所在的位置，周围的树变成了黑色的绞刑架，仿佛受着燃烧的伤痛而扭曲着收缩。在树林边缘有一些幼树仍在熊熊燃烧，在消防水管中水枪的冲击下发出爆裂声。一阵猛烈的风吹起一股火苗，它们扭曲、翻滚着，从一棵树尖跳到另一棵树尖，立刻燃烧了起来，就像点亮了一支蜡烛一样发出白热的光，然后被一支准确无误地瞄准它的消防水管扑灭。当他们驻足观望时，一棵高大的针叶树突然着了火，一阵金针般的火花雨落了下来，引起一阵轻微的惊叹。达格利什看见几个身披黑斗篷的学生，她们一直远远地看着，然后悄悄地走进火光之中。火光瞬间照亮了她们的脸，他想自己认出了玛德琳·戈达尔和朱丽亚·帕多，然后看见了总护士长那叫人绝不会认错的高大身影正向她们移动过去。她说了几句话，那几个学生转过身，极不情愿地走进林子里去了。就在此时，总护士长看见了达格利什，站着停顿了一会儿。她裹在一袭长长的黑斗篷里，帽兜向后拉下，靠着一棵幼树站着，就像一个钉在柱子上的受难者，火光在她身后跳跃着，照亮了她白皙的皮肤，然后慢慢地向他走来。这时，他发现她的脸十分苍白。她说：“你是对的，她不在房间里，给我留下了一封信。”
那些不再表示是熟人之间的讲话，而是照章办事的警告，那些职业化的、夸张的、滔滔不绝的话，那些在四目相对的一瞬间几乎自动来到了嘴边的话，那都是些什么？它们溜走了，变得毫不相干，溜到他脑海中遗忘的河流里去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病人，因为失血还很虚弱，应该停止工作去睡觉，把调查的事移交给马斯特森。他，这个最为谨慎的侦探，刚才说起话来仿佛没有把那些规则一一列举出来，好像他面对的是他私人的对手。但他得继续下去。即使他无法证实，也必须听见她承认那个他已经知道的事实。
达格利什不知道。他在孤独而寂寞的童年里，被剥夺了玩这些部落游戏的乐趣。但是窥见马斯特森的性格，也是一件有趣而令人惊异的事。在童子军里当巡逻兵头目！好啊！为什么不呢？假设给他一个完全相同的经历，一个不同的命运转折，他就会轻易地当上一个街头小团伙的领袖，他最本质的勃勃雄心和冷酷就会得到发展，他就会走上另一条道路，而不是现在这墨守成规的一套。
他平静地提问，就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问题：“你把她推进火里时她死了吗？”
在看见医院之前，火光映红的夜空便映入了他们的眼帘。当他们开车穿过温彻斯特路大门时，就听到了燃烧的树木发出的断断续续的噼啪声，闻见了能令人产生丰富联想的树木燃烧的气味，在寒冷的空气中，它是那么的浓烈和香甜，打破了马斯特森愤愤不平的郁闷心境。他用力呼吸，声音很响地表示满意，快乐而坦率地说：“我就喜欢闻这种气味，先生，它让我想起小时候，想起夏令营当童子军的日子，我们裹着一床毯子，围着营火坐着，看火花冲上夜空。13岁时的日子真是太美妙了，我当上了一个巡逻兵小头目，有了一点权力，那真是无上的光荣，简直无法想象。你知道的，先生。”
4
马斯特森正仰面躺着，因为疲倦睡得很沉，面容因为熟睡而变得呆板起来，嘴半张着。花了将近一分钟才把他叫醒。达格利什本想把他一个人留下，让他自己在那里恍恍惚惚地发呆。但是他知道，自己目前这种虚弱的状态无法安全驾驶。马斯特森终于被摇醒了，听到他的上司发布指令，他没有发表议论，只是愤愤地穿上衣服。他多了一个心眼，没有问达格利什为什么决定返回南丁格尔大楼，但从他那阴沉的态度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认为这次返回完全没有必要，因此去医院的路上两人都沉默不语。
就在这个时刻，有人按响了寓所的门铃。玛丽·泰勒一言不发，将斗篷往肩后一掠，就走过去开了门。在门口短短地咕噜了几句之后，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跟着她走进了起居室。达格利什看了一眼钟，现在是7点24分。忙碌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我现在就过去。”他说。
科特里-布里格斯已经穿戴整齐，看见达格利什在场，一点也没有显出吃惊的样子，对他先前的病情也没有显出特别的关心。他朝他们俩不偏不倚地说道：“我听说夜里失了火，可是没听见救火车的声音。”
“有必要吗？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坚持说你应该休息。消防队已经把火势控制住了。一开始他们还担心南丁格尔大楼受到威胁，但是他们砍倒了最靠近的一些树。火半小时后就会熄灭。你不能等到早晨吗？”
玛丽·泰勒脸色煞白，达格利什以为她会昏倒，她却平静地说：“他们是从温彻斯特路大门进来的，为了不吵醒病人，他们没有响铃。”
“当然没有想到。怎么会这样？我马上过去。”
“听谣言说他们在花园小屋里发现了一具烧成了灰的尸体，到底是怎么回事？谁的尸体？”
“我现在就去检查。我绝没有想到……”
达格利什说：“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她留下一张字条，承认她杀了佩尔斯护士和法伦护士。”
一阵沉默。然后她开口了，声音比刚才变得尖了一些。
“布鲁姆费特杀了她们！布鲁姆费特！”
“大楼里其他的人呢？”
科特里-布里格斯挑衅般的看着达格利什，他那宽阔的俊朗的面容似乎显出愤怒的疑虑来。
“我知道。今天晚上她把你送来之后告诉过我了。我给她在这里找了个地方过夜。摩拉格很安全。我检查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
“她说了为什么吗？这个女人疯了吗？”
对于他能如此清楚地进行思考，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的伤口也不再痛了。他确确实实地感到头变轻了，觉得有必要用手摸一摸用粗纱布做成的绷带包头，让自己相信它还在那里。他说：“摩拉格·史密斯，她没事吧？她常常到那小屋里去。”
玛丽·泰勒说：“布鲁姆费特没疯，无疑她相信自己有这样做的理由。”
“达格利什先生吗？我是玛丽·泰勒。很抱歉打扰你了，但我想你会愿意接这个电话的。我们这里起火了。没有什么危险，只是院子里起了火。好像是从那个废弃了的园丁小屋烧起来的，离南丁格尔大楼大约有50码远。大楼本身没有什么危险，但火势在树木间蔓延得很快。”
“但是今天我的病房怎么办呢？我9点钟就要开始做手术。你是知道的，总护士长。我的病人名单长得很呢。病房里两个护士都因得流感而休了病假。我可不能把重症病人交给那些二年级的学生。”
到早晨，他睡得更沉了。即便如此，响个不停的刺耳的电话铃声还是立刻把他惊醒。他旅行钟上的夜光表盘指示现在是早晨5点49分。他艰难地从凹陷的枕头上抬起头，用手去摸电话听筒，立刻辨别出了那声音。此刻他明白，他能够将它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女人的声音分辨开来。
总护士长平静地说：“我马上去办。大多数白班的护士马上就该到了。事情办起来不会很容易，但如果有必要，我们将不得不从学校抽调人来。”
看到她从枯树枝上剪下盛开的红玫瑰，他一点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他们两个都没有看到玛丽·泰勒的尸体，那雪白的脖子被刽子手的绳索套住了，正在一棵树枝上微微摆动。
她转向达格利什：“我想到护士长起居室去打电话。别担心，我明白我们两人谈话的重要性，打完电话我就回来。”
他躺在床上时睡时醒。因为头上的绷带，他不能很舒适地把头搁在枕上，又由于失血，他的头脑格外清醒，思维活跃，让他更难入睡，当他真的打起瞌睡后，却很快进入了梦乡。他梦见自己正和梅维斯·吉尔瑞走在医院的院子里。她像个小姑娘似的在树林间蹦蹦跳跳，手中挥舞着园艺剪，开玩笑地说道：“在一年之中这个万物沉寂的时候，你能找到这个东西给我们看，真是太妙了。”
两个男人都看着她走出门去，把她身后的门轻轻关上。科特里-布里格斯似乎这时才第一次注意到达格利什。他粗鲁地说：“别忘了去放射室给头部拍个X光片子。你没有权利不躺在床上。等我把今天上午的病人看过后，就会来给你做个检查。”他这话听起来仿佛在表示他对要抽时间去做这件事十分厌烦。
猎鹰者武器旅店的夜间看门人凌晨看到这两位客人——一位显然是受伤了，头上的绷带大得有点夸张——归来，并没有流露出心中的惊讶，因为他是受过训练的。他虽然询问了有什么可以为先生们效劳的，但态度很敷衍，马斯特森的回答也只能勉强算得上客气。因为老式电梯常常出问题，噪声又大，他们爬上了四楼。达格利什决心不让他的弱点落在下属眼里，便固执地不去抓栏杆，一步一步走上去。他知道这是愚蠢的虚荣心在作怪，等到他回到房间，已经筋疲力尽，非常虚弱。关上门后，他只能斜靠在上面，过了一分钟才摇晃着身体，跌跌撞撞地走到洗手池边。他抓紧水龙头，支撑着身体，把前额搁在前臂上，痛苦而毫无作用地干呕了一阵。他没有抬起头便拧开了右手的龙头，立刻流出了一股清凉的冷水。他把水龙头对着自己的脸冲洗，又用手掌捧起水喝了几口，立刻便感觉好些了。
达格利什问道：“约瑟芬·法伦被谋杀的那天夜里，你到南丁格尔大楼来找谁？”
2
“我告诉过你，没找谁。我没有进南丁格尔大楼。”
马斯特森强忍住一个哈欠，说道：“已经是明天了，先生，快3点啦。”
“你至少有十分钟时间解释不清，那时通向总护士长寓所的后门还没有上锁。吉尔瑞护士长让她的男朋友从那里出去，又和他一起在院子里散步。所以尽管屋子里没有灯光，你仍然以为总护士长在家，径直上楼去了她的寓所，必定还在那里待了一会儿。为什么？我感到奇怪。是出于好奇心吗？还是你正在搜寻什么东西？”
“我想是这样。我们早晨要到那个地方去一下，看看她答应了些什么，如果有的话。我们还得和科特里-布里格斯谈谈。法伦死时他就在南丁格尔大楼。等我们弄清楚他来看谁、为了什么，我们就离破这个案子不远了。但一切都要等到明天。”
“我为什么要去看总护士长？她又不在。玛丽·泰勒那晚在阿姆斯特丹。”
“那本小册子，我们在佩尔斯房间里发现的那本！那部作品不就是关于萨福克郡的一个反法西斯战争幸存者避难所的吗？如果佩尔斯去拿的就是它呢？这是不是又一例对错误做出的惩罚？”
“但你那时候并不知道，不是吗？泰勒小姐不习惯去参加国际性会议，其原因我们能够猜想，她不想让自己的脸被太多的人认识。这种不愿意承担公众责任的个性体现在一个如此能干、如此聪明的女人身上，被合适地认为是谦虚。她一直拖到星期二，才被电话召去阿姆斯特丹代表地区护士培训委员会的主席出席会议。你来医院上班的时间是星期一、星期四和星期五。星期三晚上你被叫去为一个自费病人做手术。我认为手术室的工作人员都在忙于抢救，不会想到提起总护士长不在医院的事，是吧？”他停下来。
然而马斯特森警官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科特里-布里格斯说：“你以为我会在什么时候计划着午夜去拜访总护士长？你总不至于以为我会是一个受欢迎的访客吧？是不是以为她在等着我？”
“有点过于巧合了，你不这样认为吗？”达格利什说。
“你来看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
“所以这本书就一直藏在那里，直到他或她能够归还给图书馆为止。这同一个人既藏了这本书，又藏了那罐玫瑰喷雾剂。一切都严丝合缝地联系上了，先生。”
一阵沉默。然后科特里-布里格斯说：“你是怎么知道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的？”
达格利什说：“我们已经送了一个样品到实验室去分析，结果不出我们所料，几乎可以肯定沙子是出自南丁格尔大楼里的某个消防桶。”
“告诉你的那个人告诉我的，德廷格太太。”
马斯特森轻轻地抖开书页，把书举起来和眼睛平齐，仔细察看它的装帧，然后重新把书放在桌上，翻开中间的几页，在折页里，他发现深深嵌入的几粒沙子。
又一阵沉默。他知道达格利什再也不相信他说的话了，到了这个地步，他便固执地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死了。”
“我们英国人善于原谅我们的敌人，这就使得我们从必须喜欢我们的朋友的义务中解放出来。看看这本书，马斯特森，你注意到什么了吗？”
“是吗？”达格利什说，“你不是希望在总护士长的寓所里找到她吗？这是不是你第一次有机会拿你所知道的事去和她对峙？你必定已盼望着这样做很久了。权力的体验永远是使人快乐的，不是吗？”
如果费尔森海姆的被告中有人活了下来，那现在也已经步入中年了。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本人也有43岁了。这是多么古老的历史啊！之所以被提起，只是因为它与目前这个案子有关。他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样一个秘密值得费尽心机铭记在心吗？现在还会有谁在乎它呢？官方的政策不是说要原谅和忘记吗？”
科特里-布里格斯平静地说：“这个你应该知道。”
马斯特森一声不吭。这是多么久远的事了，当时格罗贝尔还是一个女孩，比他现在还年轻十岁。这场战争已成为古老的历史。在他的生活中，这场战争与他的关系不会超过玫瑰战争对他的影响，因为在他少年时代学过的历史中，玫瑰战争还曾激发过他一点有关骑士的浪漫联想。他对德国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确切地说，对任何其他种族都是如此，只除了几个他认为在文化上和智力上处于劣势的种族。德国人不在此列。德国对他来说就意味着干净的旅馆和优良的道路，以及在阿普费尔·维内·兹图本旅馆就着当地的酒吃猪排——莱茵河在下面蜿蜒流淌，就像一条银色的缎带——还有他在科布伦茨的露营地的美妙时光。
他们静静地站着，对视着。达格利什问：“你当时在想什么？”
达格利什突然打破沉默，厉声说道：“你注意到没有，警官，这是德国人常见的合法托词。他们杀起人来倒是没有费太多的时间，不是吗？18点30分进去，21点过后不久就打了针。为什么用伊维派？除非他们大剂量注射，否则就无法确定死亡是否会瞬间发生。我怀疑不到20毫升的药是否会立即致死。他们倒不会担心这个。使格罗贝尔得救的是她当时的离去，直到那天晚上都不在。辩护人声称她从未被告知外国囚犯到来一事，一直到4日早上之前都不知道。同一托词也使得药剂师获得了自由。理论上来说，他们俩都是无辜的，如果你能把那个词用到任何一个在施泰因霍夫工作的人身上的话。”
“没想什么。我没有把格罗贝尔与佩尔斯或法伦的死联想到一起。即便我想到了，也不确定是否应该讲出去。这家医院需要玛丽·泰勒。就我而言，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不存在。她曾经受过审判，被判定无罪。这对我就足够了。我是一个外科大夫，不是一个道德专家。我应该为她保守秘密。”
“庭长先生，本法庭已经听过证人作证，说明了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是如何仁慈，对她的儿童病人是如何温柔，她作为一个护士的技术是如何好。我要提醒法庭的是她还很年轻，她自己还几乎是一个孩子。但是我并不是以她的年轻，也不是以她的性别为理由来要求无罪宣判，而是只有她是被告中唯一的明显无辜的。她没插手这31个俄国人和波兰人被害一事，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本辩护人没有更进一步的话要说了。”
达格利什想，他当然会。一旦这件事的真相公之于众，对他便失去了价值。这是一条非常特别、非常重要的信息，为了得到它，他付出了一些代价。因此，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利用它。它想将玛丽·泰勒永远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总护士长常常反对他，使他大为恼火。她的权力正在增长，就要被任命为整个业界所有医院的护理工作的总长了，她利用对医院管理委员会的主席马库斯·柯恩先生的影响反对过他。一旦主席先生知道了施泰因霍夫医院的事，她还会对这个虔诚的犹太人保有多大的影响呢？忘记这些事如今已经成了一种风尚，但是马库斯·柯恩先生会原谅她吗？
“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一直不曾离开值班室，直到当晚21点20分她才被带回住处。法庭已经知晓罗赫德护士上班迟到了，发现被告昏倒在地上。五天以来，她一直躺在床上发高烧，剧烈呕吐。她不曾看见俄国人和波兰人进入E区，也不曾于9月4日一早看见他们的尸体被抬出。当她又回去上班时，尸体已经被掩埋。
他想起了玛丽·泰勒的话。讹诈的方式不止一种。希瑟·佩尔斯和埃塞尔·布鲁姆费特两人都知道这件事。也许讹诈最为微妙的乐趣就是并不提出金钱上的要求，只在宽宏大量、仁慈、两人同谋或道德优越感的外衣下品味掌握秘密的滋味。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毕竟没有提出太多的要求，只是要了一间紧邻她偶像的房间，享有大家公认的、作为总护士长的朋友的特权，以及在工作之余与她相伴的快乐。可怜的、愚蠢的佩尔斯只要求每周几先令的付出和一首诗或一两份手迹。但她们必定是多么津津有味地品尝过她们的权力啊！科特里-布里格斯也一定更为得意地得到了满足。难怪他曾决心独自守住这个秘密，反对苏格兰场的人来南丁格尔大楼。
“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不是精神病人的事。从1944年7月起，这项法律的范围扩展到了患不可治愈的结核病的外籍工人。也许会有人争论说，被告看到德国人为了国家的利益承担了他们的不幸，会对这种杀戮的合法性毫不怀疑，但那不是我的论点。我们没有站在适当的立场来判断被告的想法。她不曾牵连进本庭所关注的该项杀人事件中。这批俄国人和波兰人于1944年9月3日晚上18点30分到达施泰因霍夫。当天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正休假归来。法庭已获悉她于19点30分走进护士房间，换上制服。她21点开始上班。在走进医院后，到达E区的护士值班室前，她只和另外两个护士说过话，那就是证人维林和罗赫德。这两名女性已经证实她们不曾将这批人的到达告知格罗贝尔。于是格罗贝尔走进值班室。她一路回来，舟车劳顿，因此又疲倦又不舒服，正犹豫是否要请假休息。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克雷恩大夫和她通电话。关于这次通话，本法庭已经听过了证人的证词。克雷恩要她到药房去看看库存还有多少伊维派和苯酚。你们已经听说过伊维派是怎样用纸盒运送的，每盒25支注射剂，每支注射剂由一粒伊维派粉剂胶囊和一管无菌水组成。伊维派和苯酚与其他的危险药品都存放在护士值班室里。格罗贝尔查过数量后，向克雷恩报告说总共有两盒伊维派和大约150毫升的液态苯酚。克雷恩当即命令把所有可获得的伊维派和苯酚准备好，说男护士长斯特尔奥布会来拿。他还命令她交给斯特尔奥布12支10毫升的注射器和一些大号针头。克雷恩声称他根本没有时间说明准备这些药物的目的，你们也已经听到被告斯特尔奥布说他也没有向她说明。
达格利什说：“我们能够证明你在上周五晚上坐飞机去过德国。我想我能猜出原因。要获得你所要的信息，比起去麻烦军法署，那会是一个更快捷有效的办法。你或许也查过报纸档案和那次审判记录。换做我也会那样做。无疑你的努力有所收获。不过我们能够查出你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你无法匿名穿过国境线，这你是知道的。”
“本法庭并非就参与杀害德国人一事对被告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进行审判。我方现已知晓于施泰因霍夫医院发生的事件，也了解那是按照由阿道夫·希特勒一人宣称的德国法律而执行的。按照从最高权威下达的命令，从1944年以来有成千上万的德国精神病人被完全合法地处死。从道德的立场出发，可以判断这个行动出于自愿。问题不是施泰因霍夫的工作人员是否认为这个行动是错误的，或者他们是否认为它是仁慈的，而是他们是否认为它是合法的。刚才已有人证明了有此法律存在。如果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牵涉进了这些人的死亡事件中，她的行动也合乎这项法律。
科特里-布里格斯说：“我承认我知道。我也承认我在法伦死的那天夜里来南丁格尔大楼是为了见玛丽·泰勒。但我没做什么违法的事，你们无法把我送上被告席。”
马斯特森感到很吃惊，一声不吭地拿起书，翻到140页。他开始念，声音很高，有点不自然。
“这个我能相信。”
“这31个男人、妇女和儿童都是在德国的犹太劳工，据说一直患有肺结核。他们被送往西德的一家医院，那里原来是用来治疗精神病人的，但从1944年夏天起，它的使命便改变了，不再用于治疗，而是用于从事杀人的勾当。没有证据表明有多少德国精神病人在那里被处死。那里的工作人员都被迫发誓对发生的事保密，但是有大量的流言在附近地区传播开来。1944年9月3日，一批波兰人和俄罗斯人被告知要为他们治疗肺结核，被送到了这里。那天夜里，他们被进行了致命的注射，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个都不放过，到早上他们就都死了，被埋了。就是因为这桩罪行，而不是因为杀了德国人，这五个嫌疑人要接受审判。为首的是马克斯·克雷恩大夫，另外的人中，有年轻的药剂师恩斯特·古姆布马恩、男护士长阿道夫·斯特尔奥布、未受过训练的18岁年轻女护士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为首的大夫和男护士长被判定有罪。大夫被判处死刑，男护士长被判处23年监禁。药剂师和这个女人被宣判无罪。你可以在140页上找到她的律师的辩护词。你最好把它念出来。”
“即使我早些说出来，也无法挽救佩尔斯。她在德廷格太太来见我之前就死了。我没必要责备自己。”
马斯特森毫不惊讶于达格利什竟然能一字不漏地引述起诉书。这种记忆力和准确提出事实的能力是一个行政官员做事的基本能力。达格利什能够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一些。如果他存心想露一手本事，手下就很难打断他。他一声不吭。马斯特森注意到警司拿起了一块很大的灰色石头，那是一块完美的蛋形石，在他的手指间慢慢地滚动。这可能是他在院子里偶然看到，捡来做镇纸的。这天早上它肯定不在办公室的书桌上。那个疲倦的、嘶哑的声音继续说下去。
他开始像一个学童般笨拙地为自己辩护起来。这时他们听见轻轻的脚步声，都转过头。玛丽·泰勒回来了。她直接对外科大夫说：“我可以把伯特双胞胎给你。恐怕这就意味着这个学期结束了，但是别无选择。她们会被派到病房里去。”
他打开书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本深蓝布面的厚书，书脊上压印着一个图书馆的序号。马斯特森接过书放在桌上。他坐下，从容不迫地小心翻开。这是一本陈述从1945年以来在德国进行的各种各样战争审判案件的书，很明显，它详细提供了大量的文件证明，处理这些材料和写作的方法不以追求轰动为目的。作者是一个英国王室法律顾问，他曾经是军法署的一名成员。书里只有几张整版插图，其中有两张涉及费尔森海姆审判。一张展开了法庭的全貌，可以模糊地看到被告席上的那个大夫，另一张是集中营指挥官的照片。达格利什说：“上面提到了马丁·德廷格，但是只有简短的几句。战争期间他在皇家威尔特郡轻步兵团服役。1945年11月，他被任命为西德某军事法庭成员，负责审判四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被指控犯有战争罪。法庭是按照1945年6月的一个特别军队建议建立的。这个法庭由一个掷弹兵卫队的旅长担任庭长，手下四个军官，德廷格就是其中的一员。法官是由军法署任命的。正如我所说，他们的工作就是审判这五个人，他们据说‘曾共同参与和贯彻一个计划，以及代表当时的德国，于1944年9月3日故意地、自愿地、违法地执行、帮助、支持和参与了对31个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谋杀’。你可以在第127页找到起诉书。”
科特里-布里格斯勉强地说：“就是她们了。她们是两个明事理的女孩。那么单人病房护士长呢？”
“没留下有用的指纹，只有一些污迹。它已经被图书馆里许多职员的手摸过了，天知道有多少人。为什么要小心呢？他们又不知道它是一宗谋杀案的证据。但是它里面有些有趣的东西。你看一下。”
“我本想让罗尔芙护士长临时接管一下，但是恐怕这不可能了。她要离开约翰·卡朋达。”
“留下任何指纹了吗，先生？”
“离开！她不能那样做！”
“还了，不过是匿名还的，他们也说不出准确的时间。可能是在星期三佩尔斯死后。有人把它放在非小说类的推车上。一个管理员助理将刚还来的书送去堆放在小推车上时，发现了它，便把它送回柜台登记，随后将它放在一边，以便归还给它原来所在的图书馆。没人看到是谁还的。图书馆特别忙，人们随意进出，来的人并不是都来还书或是到柜台前办事的。把一本书放在篮子里或口袋里带进来，偷偷地放在小推车上和其他书混在一起，这太容易做到了。发现这本书的助理那天大多数时间都在柜台值班，由一个较低级别的职员把书往推车上装。这个女孩有点忙不过来，她的上级便过来帮了一把，立刻便看到了这本书。当时将近16点30分，但它可能在之前任何时候被放回了那里。”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阻止她。我想我连试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本书还了吗，先生？”
“可是她为什么要离开？发生什么事了？”
“啊，有关系。太有关系了。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确凿的证据。我们已经追踪到了那本丢失的图书馆藏书。威斯敏斯特图书馆给了我们很大帮助。1月8日，星期四下午，正值佩尔斯小姐休息，她去了梅利本区分馆，去问他们是否有一本有关德国战争审判的书。她说她对1945年11月在费尔森海姆举行的一次审判感兴趣。图书馆的库存里没有这本书，但他们说会询问伦敦其他图书馆，建议她一两天后再来或是给他们打电话。她是星期六上午打的电话。他们告诉她已经找到一本书，其中就有那次费尔森海姆审判的内容。那天下午她便去借了它。每次去借书她都使用约瑟芬·法伦的名字，并使用法伦的读者证和蓝色的借书证。当然他们通常不会去注意那上面的姓名和地址。但是因为这本书不一样，它是从另一家图书馆拿来的，因此他们这么做了。”
“她不说。我想是警察的调查引起了她的不安。”
“所以你认为这件事是无关紧要的，先生？我费尽千辛万苦和德廷格太太周旋了一晚，都是白费工夫，一想到这点我就气愤。”
科特里-布里格斯飞快地转过身来对着达格利什。
“不，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是谁杀死了这两个姑娘。从逻辑上来说，所有的事实都指向一个人。正如你所说，这个新的证据与情况完全不符。当你在泥地里到处爬着寻找拼图游戏中丢失了的那一块时，却找到了另一个字谜游戏中的一块，这会使你左右为难。”
“你看！达格利什，我知道你是在尽你的职责，你被派到这里来只是要搞清楚两个女孩的死因。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就没有想过你把我们目前的处境弄得一团糟吗？”
马斯特森说：“这听起来完全不可能，先生。它与我们掌握的情况一点也对不上。”
“是的，”达格利什说，“那么你的工作呢？你有没有想过？”
“看来上个星期六他出国了。去哪里？我想是去德国吧。无论如何，这得查查。”
5
“她说没有。她先是在1月21日星期三傍晚去他在温普尔街的诊所找过他。那一次她很不愉快，所以上个星期六她打电话给他。接线员告诉她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出国了。她打算在这个星期一再给他打电话，但是那天第一班邮差送来了50英镑的支票。没有信，也没有附言，只有一张表示敬意的纸条。但她收到这个纸条就满足了。”
她将科特里-布里格斯送到前门，没作任何逗留。不到一分钟她便回来了，轻快地走到壁炉边，让她的斗篷从肩上溜下来，又将它整整齐齐地盖在沙发背上。然后她跪下来，拿出一把铜火钳，开始把火弄旺，仔细地将煤块一块块垒起来，让每一块发光的煤都生出火舌。她没有抬头看达格利什，开口说道：“我们刚才的谈话被打断了，警司先生。你刚才指控我杀了人。我曾经面对过杀人的指控，但至少费尔森海姆的法庭还能拿出证据来。你有什么证据？”
“这说明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要么比我们原来设想的更仁慈，要么是他认为这条信息值这么多钱。他立刻付了吗？”
“什么也没有。”
“有，她一年学习跳舞的费用就将近两千英镑，已经濒临破产了。德拉诺克斯舞会上的人都喜欢预付费用。在送她回家时我了解了她的财务状况。德廷格太太原来没打算要找麻烦，但当时她收到了科特里-布里格斯送来的账单，碰巧想起她可以利用儿子的故事来获得一次减免。她得到了想要的，有50英镑。”
“你也找不到任何证据。”她说话的语气里既没有怒气也没有得意，但是有一种强硬，一种静静的斩钉截铁的味道，只是它与清白无辜相隔十万八千里。她的头因为炉火的照射而闪闪发光，达格利什朝下看着她，说道：“但是你并没有否认这个指控。你还没有对我撒过谎，我也不认为你从现在起就会费神这样做。布鲁姆费特为什么会以那种方式自杀？她喜欢生活得舒适，为什么要死得那样难受？自杀很少那样，除非精神不太正常，不在乎疼痛。她可以拿到大量的止痛药。为什么不使用其中一种？为什么要劳神费力溜进寒冷、黑暗的花园小屋里去摧残自己，独自一人忍受痛苦的折磨？她甚至不能当众表演，满足观众的好奇心，用欢呼给自己增加勇气。”
“她对生活有抱怨吗，警官？”
“有过先例。”
“她说没有。我想当时德廷格太太主要关心的是去收拾她儿子的遗物和死亡证明书，以及索要保险。”
“在这个国家还不多。”
达格利什说：“所以她可能不是护理他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否则他会指名道姓地说出来。当然，也许他大多数时间里意识不清，因此之前没看见过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或者不对她负责病房的工作心存感激。他分不清医院等级制度的细微差别。按照他的病历，他大多数时候要么是昏迷要么是神志不清，即便他没死，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不便，他的证词也是可疑的。至少他的母亲一开始就很明显不把他说的话当回事。她没有对医院的任何人提起过吗？例如对佩尔斯护士？”
“或许她精神太不正常，不在乎死的方式。”
“问题就在这里，先生。他明显故意叫她明白这个德国女人——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就受雇于约翰·卡朋达医院，但她想不起他的原话了。她认为他大约是这样说的：‘这家医院真是逗，妈妈，他们居然把格罗贝尔招来，在这里当护士长。’”
“当然会有人这样说。”
“如此看来，她儿子在病房里认出的那个人可能是费尔森海姆的被告中的任何一个人，那些仍然活着、下落不明的人。她儿子到底和她说了些什么？”
“她也许明白如果她要使你相信她就是格罗贝尔，不留下一副可辨认的身体是关键。面前摆着一份亲笔供状和一堆烧焦的骨头，为什么你还要不辞辛苦地追究下去？如果你能毫不费事地验明她的正身，那么她以自杀来保护我便没有意义了。”
“很难说。我认为她没必要撒谎。但她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和我在一起时她并没有感觉不愉快。误导我们也许能给她带来某种反常的满足。例如，她也许用格罗贝尔这个名字代替了被告中的另一个人的名字。”
“一个聪明而目光长远的女人也许会像你说的这样。但她不是这样的女人，而你是。由此看来，这就值得我们分析下。即使我们绝不会发现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和费尔森海姆的事情，摆脱布鲁姆费特也已经成了你的当务之急。正如你所说，她连杀人也搞得一团糟。她对我下手时就很匆忙，也许还轻易地慌了神。她多年来就是一个累赘，现在又成了一项危险的义务。你不曾叫她为你杀人。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理智的摆脱困境的办法。只要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稳住自己，把这件事向你报告，佩尔斯的威胁本可以处理得很好。但是她却以这种她自以为最为独特的方式来表明忠心，用杀人的方式来保护你。那两次死人事件把她和你的人生牢不可破地绑在一起了。布鲁姆费特不死，你又怎么能再获自由和安全呢？”
“我们当然还得见见德廷格太太，要她做一个供述。你认为她的话可信吗？”
“你不打算说出我是怎样做到的吧？”
达格利什继续说下去，仿佛之前他并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一样。
达格利什觉得他们就像是在一起讨论一个案子的两个同事。尽管现在身体很虚弱，他还是明白这次超乎寻常的谈话是多么危险、多么反常，明白跪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是一个敌人，也明白和他针锋相对的这种聪明才智是不可侵犯的。她现在已经没有了挽救她名誉的希望，但她现在是在为自由而斗争，或许甚至是为她的生命而斗争。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怎样发现你杀了她。这不难。她的卧室最靠近你的寓所。我想是她自己要那个房间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要的东西没有一样得不到。这是因为她知道关于施泰因霍夫医院的事吗？还是因为她把你握在她的手掌之中？或者只是因为她把她的忠心紧紧地压在你的身上，而你又不忍心摆脱？所以她选择近近地睡在你的身旁。
马斯特森脸红了，不再吭声。这就是达格利什说出的话！达格利什从不关心他下属的私生活，仿佛他从来就不知道他们还会有个人生活一样。他挖苦人的才能就像一根棒子，能将一切东西摧毁。仁慈！他自己又是怎样仁慈的呢？他那些著名的胜利又有多少是凭着仁慈之心而赢得的呢？当然，他绝不残忍。他过于骄傲，过于挑剔，过于有节制，事实上他对待一些可以接受但有点残忍的事情的态度，从人性角度来说也是过于残忍的。他对待邪恶的反应就是皱一皱鼻子，而不是跺一跺脚。但是仁慈！对小屁孩去说吧，马斯特森心想。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也许是一片药片、一针注射剂，或是你给她的什么东西，谎称可以使她睡得好。她已经在你的要求下写了那封信。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样说服她写下来的。我认为她当时完全没想到它会派上用场。那封信不是写给我的，也不是写给任何一个特定的人的。我能想象得出，你告诉她，应该写下些什么，记载、证明事件的真相，以免她或你发生意外，到时候能够保护你。于是她就写下了那简洁明了的纸条，那应该是由你口授的。行文坦率清晰，我想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绝对写不出这样的信。
达格利什没回答他的问题，反而说：“我认为要求一个侦探事事与人为善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发觉残酷本身变得越来越有趣，那么你大概就到了不能再当侦探的时候了。”
“她就这样死了。你只要把她的尸体移动两码远，弄到你的房间里，就安全了。即便如此，这也是你计划中最冒险的一部分。吉尔瑞护士长或是罗尔芙护士长万一出现怎么办？所以你让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房门和你寓所的门都开着，仔细倾听，以确信走廊里没有人。然后你把尸体扛在肩上，迅速地搬进你的寓所内。你把尸体放在床上，回去锁上她卧室的门和你自己的前门。她是一个矮小的女人。而你又高又壮实，还受过搬运不能动弹的病人的训练。这部分工作不是太难。
马斯特森知道他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地带，但他无法抗拒迈出尝试性第一步的诱惑。
“但是你得把她搬到你的汽车里去。从你的私人楼梯和楼下大厅进入你的车库也很方便。把寓所里外的门一锁，你就不必担心受到打扰了。尸体被扛到你的车子后备箱里，盖上了一块旅行用的毯子。然后你开车穿过院子，在树下倒车，尽可能地靠近那间小屋。你没有让车子熄火。最重要的是在火被人看见之前要快速地离开现场，回到你的寓所。计划的这一部分有一点风险，但通向温彻斯特路大门的小路在天黑之后很少有人走。南希·戈林治的鬼魂为你作着担保呢。如果你被人看见会有点不方便，但绝不会引起灾难性后果。毕竟你是总护士长，没有什么能阻止你夜间开车。如果有人经过，你会不得不继续开车另选地方或另找时间。但没有人经过。汽车深藏在树丛中，车灯关上了。你把尸体扛到小屋里，还跑了第二趟去运汽油壶。然后就没有什么可干的了，只要把尸体和周围的家具以及木头堆淋上汽油，从打开的门口扔进一根点燃的火柴就行了。
“你是打算责备我吗，先生？”
“只要一会儿工夫，你便可坐进汽车一直开进车库。一旦关上车库的门，你就安全了。你肯定知道那火会烧得很厉害，几乎立刻会被人看见。但那时你躲在你自己的寓所内，准备接听电话获悉消防车已经上路了，然后便着手给我打电话。接下去，只消上交她自杀前留下的字条就好，那张纸条由你保管着，或许布鲁姆费特从未想过会用到它。”
“我想你可以这样说。”
她平静地问：“你如何证明？”
“是的，先生，今晚大多数时间我都做得很出色。”
“也许无法证明，但我知道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对你自己的工作很欣赏，是吗，警官？”
她说：“但是你会设法去证明它，不是吗？毕竟失败对于亚当·达格利什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你会设法去证明，不管这会让你自己或是别人付出何种代价，毕竟机会是有的。当然几乎不可能在树底下找到轮胎印。由于大火灼烧、消防车轮胎的碾压以及人们的胡乱踩踏，地上的线索会被全部擦去。于是你自然会去检查汽车里面，特别是那床毯子，不要忽略了汽车里的毯子，警司先生。也许上面会留下一些衣服的纤维，甚至几根头发。但那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布鲁姆费特小姐经常和我一起开车出去，那床毯子原本就是她的，曾经就盖过她的头发。在我的寓所里又有什么线索？如果我确实扛着她的尸体走下狭窄的后楼梯，她脚上的鞋子会在墙上留下擦印，是吧？当然，除非杀死布鲁姆费特的这个女人有足够的理智脱下受害人的鞋子，分别把它们带下去，或许就用带子把它们绕在自己的脖子上。鞋子是绝不可能留在寓所里的。你可以去核对一下布鲁姆费特所拥有的鞋子数量。毕竟，在南丁格尔大楼会有人告诉你。我们这里相互之间是没有隐私的。没有一个女人会光着脚穿过树丛走向死亡。
达格利什默默地听着。他那茧子般的脑袋仍然俯向文件，马斯特森摸不清他心里在想什么。他讲述完之后达格利什抬起头来。
“寓所里其他的线索呢？如果我杀了她，总该有一支注射器、一瓶药丸或是表明我杀了人的其他物品吧？可是她的药柜和我的药柜里都找得到阿司匹林和安眠药。我给了她这些东西，还是干脆直接把她打晕或闷死了？任何一种办法都和其他办法一样好，只要不把它搞砸就行。你们能用来做尸检的全部样本不过是几根烧焦的骨头，怎么能够证明她是如何死的？而且她自杀前还留下了遗书，笔迹是她的，上面写的事实也只有杀害佩尔斯和法伦的人才能知道。不管你选择相信什么，警司先生，难道你打算告诉我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在自焚前有意把那份遗书当作一份供状，验尸官却不会认为这足以下定论吗？”
马斯特森可以有理由反击他，说这一晚简直如同地狱。他还是心满意足地讲述了他所获知的一切。跳探戈露一手的事他很谨慎地略过不提。本能警告他，达格利什也许会认为这件事做得既不有趣也不机灵。他用另一种方式把晚会做了一番精确的讲述。他尽力讲得合乎实际，又不带情绪，但是感到自己在讲一些事时未免有点得意。他对德廷格太太的描述非常简洁，但语气中充满了挖苦。说到最后，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她的轻视和厌恶。他认为这件事自己干得真是太妙了。
达格利什明白他再也无法站立了。他在与自己的伤痛及虚弱做斗争。抓住壁炉台以支撑身体的手比大理石还冷，因为出汗而打滑，大理石本身变得像油灰一样光滑。他的伤口开始抽搐般疼痛起来，他那头部的钝痛之前只不过造成了点模糊的不适罢了，现在却变成了刺痛，像是针扎在他的左眼后。要是在她的脚边晕倒，那会是他永生难忘的耻辱。他伸出手臂，摸到了最近一张椅子的靠背，轻轻地坐了上去。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但至少他能听见她的话，而且知道自己的声音依然平稳。
“在你这个年纪，倒也不至于会跳得筋疲力尽。告诉我那位女士的事。看来她已经给你留下了某种印象。你晚上过得愉快吗？”
她说：“假设我告诉你我能应付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不必让其他人知道费尔森海姆的事，你看怎样？你愿意从你的报告中抽去关于我过去的部分吗？这样，那两个女孩至少不至于白白送命。我留下来当总护士长对这家医院事关重大。我不是在恳求你的慈悲，我自己无所谓。你无法证明是我杀了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如果你要试一下的话——但你不打算把自己弄得很难堪吧？忘掉刚才的这场谈话，接受布鲁姆费特的供状，承认它说的是事实，把这个案子结了，这不是最有胆量、有见识的做法吗？”
“我跳舞一直跳到深夜，先生。”
他说：“那不可能。你的过去是证据的一部分。我不能在我的报告中扣下一些证据不报，或是省略相关的事实。我不会选择那样做。如果这样做了，我就应该放弃我的工作。不只是这件案子，还有我的职业，而且是永远。”
马斯特森对这明显的反击采取了反咬一口的手段。如果这老家伙选择了对他受的伤避之不提的态度，那他也不打算露出自己的吃惊来使他满意。
“你当然不能那样做。像你这样一个男人没有工作会是什么样呢？而且是这种特殊的工作。你会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容易受伤，甚至会不得不开始像个普通人那样生活和思考。”
“你看起来倒像是被用非正统的方式玩了一把。”
“你无法用这个说动我。为什么一定要说这种羞辱你自己的话呢？我们有法规，有制度，还有誓言。没有这些，任何人都不能安全地做好警察工作。没有它们，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就不会安全，你也不会安全，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也不会安全。”
“用非正统的方式获取情报，先生。”
“这就是你不愿帮助我的原因？”
“你两个小时前就该回来了，警官。你干什么去了？”
“不完全是，我不能选择那样做。”
二楼办公室里，达格利什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放着一份摊开的文件。马斯特森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掩藏起自己的吃惊。警司的头包在一个巨大的白色绉纱绷带做成的茧状物里，他的脸拉长了，有些苍白。他正襟危坐，前臂搁在书桌上，手掌摊开，轻轻地放在文件的两边。这个姿势他非常熟悉。马斯特森想——他也不是第一次这样想了——警司有一双与众不同的手，他知道如何展示和利用它们。他很早以前就断定达格利什是他所认识的人中最为骄傲的。这种本质的自负被过于小心地捍卫着，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感觉得到。但是现在，马斯特森发现他也会有那么无用的时候，这真是叫人有点心满意足。达格利什面无笑意地抬起头来。
她伤心地说：“不管怎样，你这话说得很诚实。你就没有过疑惑吗？”
马斯特森从边门进来，然后把门上了两道锁。巨大的前厅里迎接他的是一片寂静、怪异和不祥。整座大楼好像屏住了呼吸。他又闻到了那种曾经觉得异样，现在却又令他熟悉的消毒剂和地板光亮油混合的气味。这种气味令人讨厌，又有点诡异。他似乎怕惊醒沉睡中的大楼。现在它已经空了一半。马斯特森没有开灯，只借助手电筒的光走过大厅。墙上布告牌上贴的通知发出白光，让他想起一些外国教堂门厅里的讣告。“请你献出善心为约瑟芬·法伦的灵魂祈祷吧。”他发觉自己正踮起了脚轻轻走上楼梯，仿佛害怕惊醒死者。
“当然有。我并不是那么傲慢的人。疑惑是不会消失的。”他的确有疑惑，但那是理智上的、哲学上的疑惑，它们并不折磨人，并不会紧紧抓住你不放，曾使他彻夜沉思多年。
大门的门房挥手让马斯特森通过医院的正门进入时，已经是凌晨2点了。此时风声正起，他驾车沿着通向南丁格尔大楼的Z字形小路前行。路两旁的黑色树木哗哗作响。整座大楼处于一片黑暗之中，只有一扇窗户还亮着灯，那是达格利什还在工作。马斯特森注视着这盏灯，意识到达格利什还在南丁格尔大楼，不免既生气又窘迫。他知道必须向他报告白天的活动——由于今晚的成功，汇报应该会比较愉快——可经过这漫长的一天之后，他不希望警司还让他开会讨论，再熬上一夜。
“但是有法规，不是吗？还有制度，甚至还有誓言。它们是最为便利的盾牌，如果疑惑变成了麻烦，就可以藏身其后。我知道，我自己也曾经藏身其后。你和我毕竟不是完全不同的人，亚当·达格利什。”
1
她拿起椅背上的斗篷，系在肩膀上，然后微笑着站在他面前。看到他虚弱的样子，她伸出双手抓住他的手，扶着他站起来。他们面对面站在那里。突然，前门的门铃响了，几乎同时，嗡嗡作响的电话铃声也响了起来。对于他们两人来说，这一天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