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
“就一把钥匙？”加洛伍德感到很奇怪，“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可是，这把钥匙是用来开什么的呢？”
他递给我一个小的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把钥匙。
我仔细地看着钥匙的形状。突然，我想了起来：“这是蒙特贝利健身房更衣柜的钥匙！”
“你的朋友给你留下了一封信。他说，会有一个年轻人来这里找他，这个年轻人肯定会说：‘这真荒唐！太荒唐了！’他告诉我，如果这个年轻人来了，我就要把这个交给他。”
20分钟之后，我们来到了那家健身房的更衣室。在201号柜子里，有一叠装订好的稿子，还有一封用手写的信。
“是，怎么了？”
亲爱的马库斯：
“你是不是马库斯先生？”
如果你读到了这封信，那肯定是由于你的这本书搞得纷纷扰扰、满城风雨、一团糟，而你急需找到问题的答案。
那个服务员突然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说：
这个或许能够引起你的兴趣。这本书，就是真相。
“这真荒唐！太荒唐了！”
哈里
我彻底被搞糊涂了。我一边用手挠着头发，一边说道：
这份书稿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并不是很厚，封面上的题目是：
“他们找到之后就会给我打电话。”他挂了电话之后对我说。
欧若拉的海鸥
加洛伍德马上打电话给警务中心，要求查询最近在“海滨汽车旅馆”被公路巡警盘查的那个人的身份信息。
哈里·L.戈贝尔 著
“那个小老头儿？不，我估计不行。不过，你可以去问问你的同事。因为他后来又回到我们这里来了，这个搞笑的老东西。我嘛，我敢说他这是要回来找你们朋友麻烦的。我很懂犯罪调查的，我看了好多这方面的电视剧呢。你们的朋友倒是急匆匆地走了，但我感觉他是不是在我们这里留下了什么可疑的东西。于是，我就打电话喊了‘条子’。有两个公路巡警很快就赶了过来，控制住了那个家伙。不过，他们后来又把他给放了，说是没有什么问题。”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加洛伍德问我。
“你能认得出他吗？”
“我也不知道。可以说，这是哈里撰写的一本从未出版的书吧。”
“那个小老头儿就走了，而你们的朋友也跟着火急火燎地离开了。”
“页码上标出了日期。”加洛伍德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书稿。
“然后呢？”
我很快地翻了翻内文。
“这我哪里知道啊！”
“诺拉提到过海鸥。”我说，“哈里曾经告诉我，她喜欢海鸥。这里面或许会有一些联系。”
“一封信？什么信啊？”
“可是，他为什么说这是真相呢？这里面难道说的是1975年发生的事情吗？”
“关于一封信的事吧，我想。‘就是你干的！’那个小老头儿当时这么吼了你们的朋友。”
“我也不知道。”
“可是，他们那一次吵架，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决定迟一点再研究书稿，当务之急还是先去欧若拉。我的到来备受瞩目，经过的人都在向我表示不满，他们都想要我马上离开。在“克拉克之家”门口，珍妮由于对我在书里面描写的她母亲的内容深感愤怒，而且一直不愿意相信她的父亲就是给哈里寄匿名信的人，于是狠狠地痛骂了我一顿。
“嗯，你们的这位兄弟，他跟另一位家伙吵了一架。有一个小个子老头儿开着车赶过来，很明显就是要来找他吵架的。他们吵得可真凶啊，又喊又叫的。我都准备去劝架了，结果那个老头儿又上车走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你们的朋友终于决定要走了。其实，就算是他不说，我也打算叫他走了，因为我可不想他们再这么吵吵嚷嚷地来一次。要是店里的客人投诉的话，那我就要挨训斥了。”
这个小城里唯一还愿意与我们聊一聊的是南希·海特薇。我们在她的店里找到了她。
“争执？”加洛伍德问道，“什么争执？你刚说的这一次争执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搞不懂。”南希对我说，“我可从来都没有跟你讲过诺拉的母亲。”“可是，你曾经告诉我，在诺拉的身上看到了一些被打过的痕迹。还有就是，当诺拉离家出走整整一个星期的时候，她家里的人试图让你相信她是生病了。”
“这个嘛……至少有好几个星期了。我只记得他在走的那一天，又塞了一张100美元的钞票给我，如果以后有人打电话过来找8号房的话，他要我假装好像是把电话转过去，但实际上就让电话一直空响着。那一天，他看起来好像很急的样子。就是在发生了那一次争执之后不久……”
“但是，她家里只有父亲啊。当诺拉在7月份那个大家都知道的星期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候，是她的父亲拒不让我进门的。我可是从来都没有跟你提到过她的母亲。”
“那么，从什么时候起，你再也没有看见他了？”加洛伍德问道。
“你跟我讲过在诺拉的胸部有铁尺子击打的伤痕。你还记得这个吗？”
“是的，他总是坐在那儿。我跟他讲过，叫他离开，但每一次，他都会塞给我一张100美元的大钞票！给这么一大笔钱，他爱在那儿坐多久就可以坐多久。他说，在这里待着能勾起他美好的回忆。”
“那些伤痕。对，没错。不过，我可没说过是她的母亲把她打成那样子的。”
“他就住在8号房！”我发火了，“我知道的，因为我经常看见他坐在8号房的门口。”
“我给你录了音！那是在6月26日。我还随身带着那盘磁带呢，你瞧一瞧，上面写着日期呢。”
“啊，他啊！是的，是有这么个人，他总是在停车场瞎转悠。不过，他从来就没有住过这里的房间。”
我把磁带放到录音机里按下了播放键：
“不可能！”我很激动，“我看到他了，就在这里！那是一个满头乱糟糟白发的大个子！”
“你对凯尔甘牧师的介绍让我感到有些奇怪，海特薇小姐。我几天前见过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慈祥的父亲。”
“没有哈里·戈贝尔。”
“他可能会给人这种感觉，至少在公共场合。他好像在亚拉巴马创造过什么奇迹，于是便被叫来重振濒临废弃的圣雅各教区。果不其然，在他接手之后不久，圣雅各教堂里每个星期都会坐满了人。但是除此之外，在凯尔甘家里真正发生的事情，真的很难说……”
按照加洛伍德的要求，服务员查了查最近六个月的住房登记记录。然而，他还是断然表示：
“你想说什么？”
“这不可能。”我说，“他都已经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星期了。”
“诺拉曾经被打。”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这里就没有叫作哈里·戈贝尔的客人。”
“什么？”
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打开8号房房门的并不是哈里，而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大个子。我们去前台询问，服务员只是很简单地回应我们说：
“是的，她遭受了严重的家暴。戈德曼先生，我现在都还记得一件恐怖的事情。就在那个夏天刚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在诺拉的身上看到那些伤痕。当时，我们两个一起去海里游泳。诺拉看起来很伤心。我还以为她这是为某个男孩子而难过。那个时候，有个二年级的叫科迪的家伙老是围着她转。可是，她后来告诉我，伤心是因为在家里老是受欺辱，被当成不听话的坏女儿。我问她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她提到了在亚拉巴马发生的一些事情，但又不愿意进一步告诉我更多的情况。后来，在沙滩上，当她脱下衣服的时候，我发现在她的胸口位置有一些看起来很恐怖的伤痕。我马上问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想想，这多恐怖啊，而她回答我说：‘是妈妈，她在星期六用一根铁尺子打了我一顿。’听到这样的话，我当然无比震惊，我想我是不是听错了。可是，她还在继续说：‘这是真的。就是她跟我说，我是一个不听话的坏女儿。’诺拉看起来很绝望，因此我就没有再坚持跟她谈下去。从沙滩回来之后，我们回到了家里，我给她的胸部擦了一些镇痛药膏。我对她说，她应该找个人谈一谈有关她母亲的情况，比如说可以去找一找校医院的护士桑德夫人。可是，诺拉回答我说，她再也不愿意聊这个话题了。”
于是，我们就出发去了那家“海滨汽车旅馆”。
“这儿！”我按下了录音机的暂停键，喊了起来，“你瞧瞧，你谈到了她的母亲。”
“必须马上跟哈里谈一谈。”加洛伍德一把抓起他的外套说，“我们得搞清楚，关于路易莎·凯尔甘，他究竟知道些什么。”
“不是的。”南希辩解着，“我告诉你，当诺拉提到她母亲的时候，我感到很惊讶。这是为了跟你解释清楚，在凯尔甘家里发生了一些很不正常的事情。在跟你说这个的时候，我是那么确信你应该知道她的母亲已经死了。”
“这是我给哈里做的最后一次录音！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在卡带的外面才会没有记录日期！我把这件事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关于这个主题，我们根本就没有继续谈下去。因为就在那天之后，关于普拉特的那些事情曝光了。接下来，哈里就不让我给他录音了。于是，我再跟他谈话的时候，就在一个小本子上做记录。再然后，这个本子里的一些内容被泄露了出去，结果哈里就生了我的气。你说，我怎么就白痴到这种地步啊？”
“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想说的是，我知道她的母亲死了，但我还以为她是在她女儿失踪之后才死的。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去找大卫·凯尔甘的时候，他甚至还向我展示了一张他老婆的照片。我现在都还想得起来，当时对于他的热情接待，我甚至感到有一点奇怪。而且我还记得对他说过大概这样一句话：‘你的夫人呢？’他回答我说：‘死了很久了。’”
“作家，什么情况啊？”
“好吧，现在听过了这盘磁带，我觉得你有可能是被误导了。戈德曼先生，这真是一个可怕的误会。我对此感到很遗憾。”
“不会吧！”我喊了起来。
我继续按下了录音机的播放键：
突然，我停了下来，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去找一找校医院的护士桑德夫人。可是，诺拉回答我说，她再也不愿意聊这个话题了。”
“我不记得了啊。”一边回答着，一脸困惑的我一边继续在其余的卡带里翻找着。
“在亚拉巴马发生了什么呢？”
“哎，关于诺拉的母亲，他后来又跟你说了什么呢？”加洛伍德很不耐烦地问道。
“我不知道，我一直都不知道。诺拉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聊这个话题吧，马库斯。在此期间，务必保守秘密，别说出去。”
“这和他们离开那里有关系吗？”
铃声响起，然后是监狱看守宣布探监时间已到的声音。
“我不知道。我希望我能够帮到你，但是我不知道。”
“这个嘛，马库斯，这只是整件事情的开端而已。接下来，我又发现了关于诺拉母亲的一些更恐怖的事情……”
“这全都是我的错，海特薇夫人。”我说，“在这之后，我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亚拉巴马去了……”
“可是，你为什么不希望我把这件事说出去呢？”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她遭遇了家暴的话，是她的父亲干的喽？”加洛伍德问道，他看起来有些困惑。
“是的。”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这不好说。在她的身体表面有些伤痕。我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就告诉我说，这是在家里受到了惩罚。”
“那么，这就是你们两个打算一起离家出走的原因喽？”
“为了什么要受罚呢？”
“从痛苦之中拯救她。我猜，这是一种宗教仪式，有一点像耶稣基督在约旦河的经历那样。刚听到这个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证据就明明白白地在那儿。于是，我就问她：‘可是，谁对你做出了这种事情呢？’‘妈妈。’‘那你的父亲就一点反应都没有吗？’‘爸爸把他自己锁在车库里听音乐，而且开得很大声。当妈妈惩罚我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子。他那是不想听见这一切。’诺拉再也坚持不下去了，马库斯，她再也没办法坚持下去了。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去凯尔甘家找他们谈一谈。这件事必须到此为止了。不过，诺拉却请求我什么都不要做。她说否则的话，就会有很大的麻烦，她的父母肯定会带着她离开这个城市远走高飞，那样一来，我们两个恐怕就再也见不到面了。但是，显然也不能让当时的那种状况就这么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了。于是，到了8月底的时候，大概20日吧，我们就决定必须一起离开那里，越快越好，而且当然要悄悄地走。最后，我们约定了8月30日出发，原本打算一路向北，奔往加拿大，在佛蒙特州穿过边境，可能会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吧，就在那里找一个木头小屋定居下来，在湖边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而到了那个时候，就再也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的陈年往事了。”
“这个她没有详细讲。不过，她也没有说是她爸爸打了她。总之，这件事的真相谁也不知道。我的母亲有一天在沙滩上看到了诺拉身上的那些伤痕，再加上诺拉的父亲每隔那么一段时间就会在家里把音乐开得震耳欲聋，因此，城里的人都在怀疑凯尔甘家的父亲会经常揍他的女儿。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敢多说一句。不管怎么样，他毕竟是我们教区的牧师啊。”
“拯救她？”
跟南希·海特薇聊完以后，加洛伍德和我在她家店门前的长凳上安静地坐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感到很绝望。
“你知道的，我们在马尔莎葡萄园待了一个星期。她后来跟家里说是跟一个女性朋友一起外出玩一玩，但其实就是离家出走了，因为她走的时候跟谁都没有说。而在我们从葡萄园回来之后的第二天，当我再看到她的时候，我发现她非常非常伤心。她告诉我，她的母亲打了她，打得她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说着说着她就哭了。就是在那一天，她对我说，她的母亲会毫无缘由地惩罚她，不仅用铁尺子打她，还用上了关塔那摩美军虐囚的那一套肮脏的办法：在一个盆子里放满水，然后抓着女儿的头发，把女儿的脑袋死命摁到水里去。她说这是为了拯救她的女儿。”
“这个该死的误会！”我最终吼了起来，“所有这一切都是由这个该死的误会造成的！我怎么能够这么愚蠢呢？”
“相信我，放心吧。”
加洛伍德试图安慰我。
“为了让你能够理解我们的决定，接下来我要向你讲述一段很沉重的插曲。不过，我不希望这件事情传得满城风雨。”
“作家啊，安稳一点，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我们两个都陷进去了，一直被我们的调查进程牵着鼻子走，而恰恰没有看到那最显而易见的东西。这是一种由主观导向而带来选择性的心理盲区，每个人都会碰到这种情况的。”
“是的。”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起来。他接通了。那是州警指挥调度中心给他回拨的电话。
“这个嘛，马库斯，这里面有一个悲惨的故事。你在录音吗，现在？”
“他们找到了那个大闹汽车旅馆的家伙。”他一边听着电话里对方的通报，一边在我耳边低声说道。
“这就是你们想要离开的原因吗？你们约好了在8月30日晚上一起离家出走，为什么？”
但见他的脸上显示出一种很古怪的表情，然后他把话筒从耳朵边移开，对我说：
我按下了播放键，听见我自己的声音传了出来，那是2008年7月1日星期二，我在监狱的访客室里对哈里做了如下录音：
“是大卫·凯尔甘。”
“真奇怪。”我说道，“为什么我没有写下这盘卡带的日期呢？”
特雷斯大道245号的上空一直回荡着音乐的声音，无休无止：凯尔甘家的父亲显然在家里。
我随身带着我的那些录音卡带。于是，我就把它们都摊在了加洛伍德的书桌上面，逐一辨认卡带上的标签，试图找到我想要找的东西。事实上，我的卡带都是按照人物和日期做了详细的归档，但这一次我却没能够一下子找出来。直到清空了整个袋子，我才发现，里面还有一盘并没标注日期的卡带，于是，我赶紧把它塞到了录音机里。
“必须一定以及肯定要搞明白他为什么怨恨哈里。”加洛伍德从车里钻出来的时候对我说，“不过，作家啊，行行好，你就让我来跟他谈吧！”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你录了些什么吧。”加洛伍德向我提议。
在“海滨汽车旅馆”对大卫·凯尔甘进行盘查的时候，公路巡警在他的汽车里找到了一支猎枪。不过，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麻烦，因为他是合法拥有枪支的。他对警察解释说，他正在前往射击俱乐部的路上，而停下来只是为了到汽车旅馆的餐厅里去买一杯咖啡。公路巡警对这一番解释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于是只好放他走了。
“不对，不对！”我吼了起来，“哈里跟我说的是她的母亲！就是母亲！我甚至还录了音！”
“警长，把他的心里话都掏出来。”当我们走在通往凯尔甘家的石板路上时，我说道，“我很想知道，那两个人关于什么信的纠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凯尔甘明明对我说过，他并不怎么认识哈里。你认为，他是不是对我撒了谎？”
“应该说，施暴的是她的父亲才对。”
“这就是我们将要去了解的情况啊，作家。”
“可是，哈里为什么要跟我说诺拉是被她的母亲施暴的呢？”
我猜大卫·凯尔甘应该是看到了我们走过来，因为我们甚至都还没有来得及按响门铃，他就已经打开了房门，手上还拿着他的那支猎枪。他看起来有些失控，脸上带着一副非常渴望把我给杀了的表情。“你玷污了我对我夫人和我女儿的回忆！”他扯着嗓子嘶吼，“你就是一个浑蛋！婊子娘养的私生子！”加洛伍德试图让他安静下来，要求凯尔甘放下猎枪，并对他解释说，我们来这里就是想要搞明白当年诺拉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街上的路人被这一番吼叫和喧闹所吸引，纷纷赶过来看热闹。很快，在凯尔甘家门前就围拢了一圈好奇的看客。而大卫·凯尔甘一直在不停地大声叫骂，与此同时，加洛伍德向我做了一个手势，暗示我们慢慢地退后。欧若拉警察局的两个巡逻小队都拉着警笛赶来了。查韦斯·道恩从其中一辆警车里走下来，显然并不是很乐于看到我在这里出现。他对我说：“都已经给这个城市添了这么多乱，难道你觉得还不够吗？”然后，他转向加洛伍德，问他作为一个州警来到欧若拉却没有提前通知当地警方，能否对此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就在这个时候，考虑到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于是我冲着大卫·凯尔甘喊了起来：
“是的，而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来的欧若拉。”
“尊敬的牧师，回答我：你把音乐开到最大声，这样就能让你从心里感到快乐吗，嗯？”
“几个星期之后？”我觉得有点奇怪。
他又摆弄起了他的猎枪。
“大卫·凯尔甘和路易莎·凯尔甘在1955年结了婚。”他对我解释道，“他当时已经在一个很兴旺的教区当上了牧师，而他的老婆则在帮助他更好地发展。诺拉生于1960年。接下来的那几年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事情。不过，在1969年一个夏天的晚上，一场火灾吞噬了他们的屋子。那个小女孩在最后一刻被救了出来，可是她的母亲却死了。几个星期之后，牧师就离开了杰克逊。”
“我从来没有对她动过一根指头！她从来就没有被打过！你就是一坨屎，戈德曼！我要去找一个律师，我要把你告上法庭！”
10月24日星期五上午，我搭飞机去了曼彻斯特。我是在当天下午刚开始的时候抵达的。到了之后，我就在飞机场租了一辆车，然后直接开去了康科德。在州警察局总部，加洛伍德正在等着我。他告诉了我所了解到的关于凯尔甘家庭在亚拉巴马生活的往事。
“哦，是吗？那你为什么还不赶紧行动呢？嗯？你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上法庭呢？难道是因为你并不太愿意让大家关注你的陈年往事？在亚拉巴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感动全美的女孩”会不会是一位作家文思枯竭的时候，在自己病态的头脑里臆想出来的呢？像这样的一个细节怎么可能被这么大意地忽略掉呢？《康科德先驱报》透露出来的这个信息在每个人心中撒下了疑问的种子，《哈里·戈贝尔事件》说的是真实的故事吗？
他朝着我的方向啐了一口唾沫。
他在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说：“如果他们只是把你揍一顿就感到满足的话，那你就自己偷着乐吧。”
“像你这种家伙是不会理解的，戈德曼！”
“罗伊，如果我现在去欧若拉，那里的人会把我狂揍一顿的。”
“在‘海滨汽车旅馆’，你跟哈里·戈贝尔之间又是怎么一回事？你们两个到底有什么事情一直瞒着我们？”
“戈德曼，明天一早就搭第一趟航班去康科德。你必须把这个臭狗屎给我摆平了。”
事情演变到这一步，查韦斯也终于扯着嗓子喊了起来，他警告说要向加洛伍德的上司汇报这件事，并要求我们两个立即离开。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猛地挂断了电话。巴尔纳斯基斜着一只阴沉的眼看我，然后用一根手指气势汹汹地指着我说：
当我们安静地开车驶往康科德的时候，是加洛伍德最终打破了车厢里的沉寂：
“什么？可是……”
“作家啊，我们到底忽视了什么东西呢？有什么是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发生，而我们却没有留意到的呢？”
“你把我跟其他人的名字放到了一起，而且是这么写的：欧若拉的E.平卡斯。我不要简写，我想要你把我的全名标出来。我也想让大家都来讨论讨论我。”
“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是，哈里掌握了有关诺拉母亲的一些信息，而他并没有告诉我。”
“我放了啊！”
“那我们可以假设的是，诺拉父亲知道哈里知道了这些事情，可是他知道了什么事情呢？该死的！”
“证明什么？证明那个牧师把他的半导体收音机开到最大声，这样他就能安安静静地揍他女儿？是，我们所有人都在怀疑这个。不过，在你的书里面，你说当凯尔甘家的母亲折磨小姑娘的时候，她的父亲一个人躲到了车库里。可是，问题在于她妈妈从来就没有踏足过欧若拉一步，因为早在他们家搬过来之前，她就已经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叫大家还怎么相信你在书里面写的其他那些事情？更何况，你还跟我说过要把我的名字放到致谢辞里去……”
“警长，你认为，诺拉父亲会不会牵扯到这个案子里来呢？”
“可是，那些深夜的音乐呢，还有她身上的伤痕？我有证人向我证实所有这一切。”
对于这一番风云突变，最高兴的恐怕是媒体了。
“我怎么知道？”
《哈里·戈贝尔事件》出现新转折：在马库斯·戈德曼讲述的故事里发现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内容，这不免令人怀疑他的这本书是否真实。而在此之前，文学评论界对这本书给予了极高评价，北美出版社巨头罗伊·巴尔纳斯基在推介这本书的时候甚至曾经表示，戈德曼完全再现并复述了在1975年导致年轻的诺拉被杀的一系列往事。
“她是怎么死的？”我问道。
有鉴于此，在澄清这件事之前，我是别想再回纽约去了。于是，我又躲到了在康科德丽晶酒店的套间里。而唯一知道我藏身情况的人是黛妮思，这是为了让她可以随时向我汇报纽约最新的动向，同时，通过她，我也可以了解到关于诺拉母亲之谜是否有什么新的进展。
“提醒你？跟你说什么？问问你是不是碰巧搞错了，竟然把一位在事发的时候早已去世的母亲摆上了台？”
有一天晚上，加洛伍德邀请我到他家里吃饭。他的女儿们最近全都在忙着支持奥巴马，当然，她们也为我们准备了晚餐，但同时也给了我一些竞选标语，要求粘贴在我的汽车上。吃完饭后，我到厨房里帮助海伦收拾碗碟，她对我说，我看起来脸色好差。
“为什么就没有人提醒我一下呢？”
“我不明白我究竟都干了些什么。”我向她解释，“我怎么能够把自己折腾到这种地步呢？”
“大家会认为你是一个狗屎一样的作家，马库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在这里，大家可不太喜欢你的故事。这一个月来，我们看着你神气活现地出现在报纸上和电视上，大家都在说，你可真是什么都敢乱说啊。”
“这肯定是有原因的，马库斯。你知道，佩里非常信任你。他说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都认识他30年了，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形容过一个人。我相信你是绝对不会瞎干一气，不会乱来的，对于现在发生的这一切，肯定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的。”
“我现在是彻底被搞糊涂了！感觉好像疯掉了一样。这下，我会被别人怎么看啊？”
那天晚上，加洛伍德把我和他自己反锁在他的书房里待了好久好久，我们一起研究哈里留给我的那一份手稿。读着读着，我发现这本没有出版的小说《欧若拉的海鸥》写得真是棒极了。在这本书里，哈里讲述了他与诺拉的故事。哈里并没有明确标出写作的时间，但我想应该是在《罪恶之源》出版之后吧。因为，在《罪恶之源》里，讲述的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空灵但从不具象。而《欧若拉的海鸥》并非如此，哈里告诉我们，诺拉是如何激发他的灵感，又是如何由始到终都相信他、鼓励他，最终令他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的。不过，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诺拉并没有死：小说的男主人公哈里取得了事业的成功，赚够了钱，几个月之后，他一个人去了加拿大，在边境湖畔的一个美丽的小屋里，诺拉正在等待着他的到来。
“那他就是耍你了呢。凯尔甘的父亲一个人带着女儿来到欧若拉，从来就没有什么母亲。”
已经是凌晨两点了，加洛伍德为我们俩泡了咖啡，然后问我：
“有，哈里跟我说过。”
“可是，说到底，通过这本书，他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可是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你她还活着啊！”
“他在想象诺拉没有死的生活。”我说，“这本书，就是作家的天堂。”
“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说过她死了！”
“作家的天堂？这是什么玩意儿？”
我被这个问题震得头昏脑涨，最终只能很愚蠢地回答说：
“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作家进行创作的力量反过来超越了他的控制范围的时候，他就无法再确定，小说中的人物是仅仅存在于创作者的脑海之中呢，还是在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
“说到底吧，你是怎么得出这么个结论的——她的母亲还活着？”他问我。
“那么，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啊？”
于是在晚上十点，我最终打了电话给厄恩·平卡斯。
“我还不知道，完全没头绪。这是一本写得很棒的书，而他从来就没有想过把它拿去印刷出版。为什么要把这本小说收藏在箱底呢？”
“再试试！你得想办法解决问题！谁能回答你的问题，你就去找谁谈！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这样明天上午我才能够去应付那些对我狂轰滥炸的媒体记者。”
加洛伍德耸了耸肩。
“找不到他。今天晚上，我至少试着给他打了十次电话。事实上，我已经快两个月没有他的消息了。”
“或许他不敢拿去印刷，是因为这里讲的是一个失踪的少女的故事。”他表示。
“那么戈贝尔现在又是怎么说的呢？”
“可能吧。不过，在《罪恶之源》里，他也提到了诺拉，而这并不妨碍他把书拿去到处推荐给出版社的编辑。还有，他为什么要在写给我的信里面说‘这本书，就是真相’呢？这是关于什么的真相？关于诺拉吗？他到底想表达什么？难道是想要告诉我们，诺拉永远都不会死，她一直都住在一个木头小屋子里吗？”
“我都搞不懂，这也太离奇了！是哈里告诉我有关诺拉母亲的情况的！事实上，他经常跟我说起这个。我现在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诺拉的母亲打她！是哈里跟我说的！他告诉我，诺拉的母亲不仅动了手，还曾经把布蒙在她的脸上，然后往上浇水。”
“这种说法一点意义都没有。”加洛伍德下了定论，“相关的分析已经很明确了，我们找到的肯定是诺拉的骸骨。”
“当人们听说你这本书里面充满了谎言的时候，你应该可以想象他们会说些什么吧！”他对着我一通乱吼，“可是，上帝啊，戈德曼，你难道就没有核实一下你的消息来源是否准确吗？”
“那怎么办？”
那个晚上，我没有跟莉迪亚·戈洛尔吃饭。道格拉斯喊来了原本有约，正在跟人家谈公事的巴尔纳斯基。巴尔纳斯基喊来了原来待在家里的法律部理查德森，我们几个就在施密特·汉森总部的一间会议室里面召开了一次应对特别凶险危机的紧急会议。那张照片其实是翻拍于《康科德先驱报》，这家发行于杰克逊地区的报纸竟然有了这样的大发现。巴尔纳斯基刚刚花了足足两个小时，想要说服《康科德先驱报》的总编辑，不要把这张照片用作第二天的头版头条，但可惜没有成功。
“那也就是说，作家，我们可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啊。”
“康科德的一个记者。明天，这就将成为报纸的头版头条。你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用不了三个小时，全美国都会质疑你的这本书，同时也会质疑我们警方办案搞错了方向。”
第二天早上，黛妮思打来电话告诉我，有一个女人打电话到施密特·汉森出版社，结果他们把电话转给了黛妮思。
“谁给你传的这张照片？”
“她想跟你谈一谈。”黛妮思跟我解释着，“她还说这很重要。”
“诺拉的母亲在1969年就已经死了，也就是说在她的女儿失踪之前六年，她就已经死了！”
“重要？是关于什么的呢？”
“上帝啊！”我大喘着气，“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她说当年在欧若拉，她跟诺拉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她还说，诺拉跟她谈到了自己的母亲。”
我完全震惊了。
2008年10月25日 星期六 剑桥，马萨诸塞
我们深爱的夫人、母亲
她的确在欧若拉中学1975年的“年鉴”里，名字叫斯蒂芬妮·汉多夫。就在诺拉的头像前面，有她的两张照片。她是厄恩·平卡斯为我弄的那份联系人名单中缺少联系方式的同学之一。由于嫁给了一个波兰裔的美国人，她现在的名字是斯蒂芬妮·拉津季亚科，住在波士顿美丽郊区剑桥郡的一座豪宅里，而我跟加洛伍德正是在那里跟她见了面。她已经48岁了，诺拉如果还在世，现在也应该是这个年纪吧。眼前的这个女人很漂亮，结过两次婚，有三个小孩儿，曾经在哈佛大学教艺术史，后来主要的精力用于打理她自己的画廊。她当年是在欧若拉长大的，在那里，她跟诺拉、南希·海特薇以及其他许多我在调查的过程中遇见的人都是同班同学。在等待她讲述往事的时候，我不禁在心里想，这是一个人生的幸存者。这个世界上既有15岁就被谋杀了的诺拉，也有眼前的这一位斯蒂芬妮，她拥有了生存下去的权利，开了属于自己的画廊，甚至还结了两次婚。
1930-1969
在她家客厅的矮茶几上，摊开了几张她少年时候的照片。
路易莎·凯尔甘
“我从一开始就一直关注着这件事。”她对我们解释说，“我还记得诺拉失踪的那一天，我还记得所有的一切。我想，那个时候在欧若拉跟我同样年纪的所有女孩子都不会忘记那一天的。后来，他们找到了诺拉的骸骨，而哈里·戈贝尔被抓起来了，我就特别受触动。这都是什么事啊……我很喜欢你的书，戈德曼先生。你写诺拉写得真好。借助于你这本书，我好像又多少找回了对她的回忆。他们说这本书会改编成电影，这是真的吗？”
我点开了照片，这是一片墓园里面的一块墓碑的照片，墓碑上面刻着以下内容：
“华纳兄弟电影公司想要买下改编的版权。”我回答道。
“你告诉我，应该去看看在亚拉巴马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向我们展示了照片：那是一场生日会，诺拉也参加了，时间是1973年。然后，她接着说：
“我跟你说过了什么？”
“诺拉和我，我们曾经走得很近。那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在欧若拉，每个人都喜欢她。可能是因为大家被她和她父亲展示出来的形象所打动了吧：一个鳏居而慈爱的牧师带着一个忠实的女儿，他们总是满脸笑容，从来不会去抱怨什么。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当我耍小脾气的时候，我的母亲就会跟我讲：‘你看看人家小诺拉！可怜的孩子，上帝把她的母亲带走了，但是她始终是那么讨人喜欢，心里总是充满了感恩。’”
“我们搞砸了，马库斯。我们完完全全没想到应该去亚拉巴马了解一下。更何况，你还跟我提过了这一点！”
“该死。”我说道，“我怎么就没搞明白她的母亲已经死了呢？你刚才说喜欢我的书？其实，你作为知情人尤其应该会想，这是一个多么拙劣的作家啊！”
“当然记得。凯尔甘一家就是从那里搬过来的嘛。”
“不，完全没有。事实上，恰恰相反！我甚至会想，这是你故意这么写的。因为，我跟诺拉一起经历过那一切。”
“打开图片。还记得吗，你曾经跟我提起过亚拉巴马？”
“你们‘经历过那一切’，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我在电话里问他，“你开始让我感到有点担心了。”
“有那么一天，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在那天之后，我就逐渐跟诺拉拉开距离了。”
我走进客厅，打开了电脑。一边与加洛伍德保持着通话，我一边连上了邮箱。他刚刚给我传来了一张照片。
1973年3月
“你现在能上网吗？我得给你发一封邮件。”
斯蒂芬妮的父母在欧若拉的主干道上开了最大的一间店。有时候，在学校放学之后，斯蒂芬妮会带着诺拉到那里去，偷偷地躲在储藏室里吃糖果。那一天下午，她们两个又来了，藏在面粉袋的后面，把橡皮糖放到嘴里大快朵颐，一直吃到胃胀了，她们就开始笑起来，还要把手捂住自己的嘴巴，以免被人听见。可是，突然，斯蒂芬妮留意到，诺拉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她的眼神有点改变，似乎也听不见斯蒂芬妮说什么了。
“路易莎·凯尔甘，是的，怎么了？”
“诺拉，还好吧？”斯蒂芬妮问她。
“是诺拉·凯尔甘的妈妈。你在书里讲，她曾经打过她的女儿。”
没有任何回答。于是，斯蒂芬妮又重复了一遍她的问题。最后，诺拉对她说：
“发生了什么事？”
“我……我……要走了。”
他的情绪好像不太愉快。他对我说：“作家，我想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这么快？可是为什么呢？”
“完全没有的事。”
“妈妈想让我回家了。”
“晚上好，作家。很抱歉打搅你了……”
斯蒂芬妮以为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太好。
“嗯？你母亲？”
“你好，警长。能接到你的电话，我很高兴。”
诺拉站起身，显得很惊慌。她重复着说：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响了起来。如果不是看到显示屏上闪亮的是加洛伍德的号码，我想很可能我是不会接的。
“我要走了！”
“朋友，不就是派这个用场的吗？对吧？”
“可是……诺拉！你的母亲已经死了啊！”
“没有你，道古，我还能干什么？”
诺拉急急忙忙地冲向储藏室的门口，斯蒂芬妮试图抓住她的手留住她，她转过身来，揪住了斯蒂芬妮的裙子。
我笑了。
“我的母亲！”她嘶吼着，十分惊恐的样子，“你不知道她要对我干什么！当我表现得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受惩罚！”
“我帮你在一家意大利餐厅里订好了台子，那家餐厅离酒吧不远，等会儿我给你发个短信，告诉你地址。”
然后，她跑着离开了。
“那，在喝完酒之后，我们干吗？”
斯蒂芬妮待在原地一动不动很长时间。当晚，她在家里把这一幕告诉了自己的母亲。可是，汉多夫夫人一点也不相信她说的话。她只是温柔地抚摸着女儿的头发。
“你又不是要马上跟她结婚，马克。你只是去跟一个你喜欢她而她也喜欢你的美女一起喝一杯而已。接下来，你们再看一看相互之间是不是还有感觉嘛。”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来的这些故事。亲爱的，来吧，别再说这些蠢话了，去洗洗手吧。你爸爸刚刚回到家，他饿了，让我们一起上餐桌吃饭吧。”
“你确定我跟莉迪亚约会没错吗，道古？”
第二天，在学校里面，诺拉看起来似乎很平静，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而斯蒂芬妮也没敢跟她提起前一天晚上在储藏室里的那一幕。不过，斯蒂芬妮还是感到很担心，过了十几天之后，她最终还是直接去跟凯尔甘牧师谈了这件事。她是到教区办公室里找他的，如同往常一样，他很和蔼地接待了她。牧师先是递上了一杯糖汁饮料，然后很专心地准备听她讲话，一心想着她肯定是为教区的事来找他的。可是，当她告诉了他那天晚上的经历之后，他同样根本不相信她的话。
“就穿蓝色这件吧，看起来不错。”
“你应该是听错了。”他对她说。
“我决定不了该穿哪一件衬衣。”我在胸前举起两个衣架，对他说。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牧师。不过，这却是事实啊。”
“你还没准备好？”他看到我在给他开门的时候还光着膀子，禁不住问。
“总之，这没什么意义啊。诺拉为什么要跟你讲这样的蠢话呢？你不知道她的母亲已经死了吗？你想要让我们两个都感到痛苦吗？是这样的吗？”
道格拉斯帮我安排了与莉迪亚·戈洛尔的约会，他从她的经纪人那里打听到，她一直都爱着我。于是，他就说服我给她打了电话，我们约定在苏荷中心的一家酒吧里碰面。当晚七点整的时候，道格拉斯来到我家里给我打气。
“不是的，可是……”
正是这一番谈话促使我们两个去参加了第三天的一个晚会，那是在2008年10月23日星期四，这个晚上改变了一切。
大卫·凯尔甘不想再继续谈下去了，然而斯蒂芬妮依然在坚持。牧师的脸色突然变了，她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第一次，热情的牧师脸上乌云密布，甚至可以说是令人不寒而栗。
“别担心这个啊。”
“我不想再听见你说这件事！”他对她下达了命令，“不仅是对我，对任何人都不许再提起这件事，你听明白了吗？否则的话，我就去跟你父母说，你是一个小骗子。而且我还会告诉他们，你来偷教堂的东西，被我亲自逮住了。我会说，你从我这里偷了50美元。你应该不会想要招惹上这样的大麻烦吧，对不对？那么，就做一个乖乖听话的小女孩吧。”
他笑了。
斯蒂芬妮讲完了故事，她把那些相片拿在手里看了一阵子，然后转过来对着我。
“只是……我太久没有约过会了。”我为自己做着辩护。
“后来，我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情。”她说，“不过，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一度说服了自己，让自己相信当初是听错了，或者理解错了，实际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可是，当你的书出来以后，我在里面读到：诺拉有一个虐待她的妈妈，而且那个形象活生生的。我也说不出来这个故事到底对我有什么影响，但我想说，戈德曼先生，你真是一个天才。然后就是这些天，那些报纸开始说你简直是不负责任乱写一气，于是我想我得找你谈一谈，因为我知道你说的全都是事实。”
我点了点头。
“可是，这算什么事实啊？”我喊了起来，“她的母亲早就已经死了。”
“马可，你已经拥有这个世界其他人梦寐以求的一切，是时候结束你的单身生活了，一劳永逸啊。”
“这个我当然知道。不过，我同样也知道你这么写是有理由的。”
我一定是在脸上露出了有点伤心的表情，因为他对我这样说道：
“你是不是认为诺拉被她的父亲虐待了？”
“哈，那简直太棒了！我真心为你们两个感到高兴。祝贺你们啊。”
“总之，大家都这么说。在学校里，我们都看到了诺拉身上的那些伤痕。可是，谁能站起来反对我们教区的牧师呢？在1975年的欧若拉，没有人愿意牵涉到其他人的事情里面去。别忘了那是跟现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时代，每个人时不时都会碰到自己的烦心事。”
“是啊，当然啦。你不知道？我们打算订婚了呢。事实上，我就是想去那里向她求婚啊。”
“关于诺拉和我这本书，”我继续问她，“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凯利？你一直跟她在一起？”
她想了一会儿。
“这听起来很棒啊。”他对我说，“不过，我打算带着凯利去加勒比群岛，正好也是在那个时候呢。”
“没有了。”她最后回答说，“只不过，在这么多年之后我才发现诺拉爱上的那个人原来是哈里·戈贝尔，这让我觉得简直可以说是有那么一点……搞笑。”
从10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开始，正如巴尔纳斯基所预料的那样，总统选举占据了所有的媒体空间。与此同时，公众对我的关注度大大下降，而我则感到有些如释重负。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我经历了太多太多：先是第一本书的成功，然后患上了所谓的“作家病”，写不出东西来了，而后是这第二本书的纷纷扰扰。因此，我现在心态平和了很多，只想给自己放放假，找个地方去待一段时间。由于我不想一个人度假，而且也确实需要感谢道格拉斯一直以来的支持，所以我就买了两张去巴哈马的票。这是朋友之间的友谊之旅，自从中学毕业就好久没有这样了。我本想给他一个惊喜。有一天晚上，他来我家看比赛直播的时候，我告诉了他这件事。但是令我感到非常不安的是，他竟然拒绝了我的邀请。
“你这是什么意思？”
至于哈里，自从我在“海滨汽车旅馆”与他分道扬镳之后，就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我曾经无数次尝试与他联系：他的手机总是关机，而当我打电话到那一家汽车旅馆，请他们转到8号房时，电话又总是无人接听。不仅是哈里，总的来讲，我与整个欧若拉再也没有了任何联系，其实这样或许也好，我可一点也不想知道那边的人是怎么看待我这本书的。唯一一个我所了解的相关信息来自施密特·汉森出版社的法律部，据悉，艾力雅哈·斯腾竭尽全力想要把这家出版社告上法庭，控诉的理由是，我的书中涉及他的部分有诽谤的成分，尤其是我在书里面提出疑问：他为什么不仅遂了卢塞的意，要求诺拉做裸模，而且后来在面对警方询问的时候，也绝口不提他那辆黑色蒙特卡洛失踪之事。可是，我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明明打电话找过他，想听听他对于这些事情是怎么解释的，但他根本就不屑于做出回应。
“你知道，我当时还是一个没开窍的小孩儿……在那一次经历之后，我跟诺拉接触得就少了。不过，在她失踪的那个夏天，我倒是又经常会跟她碰面。1975年，我整个夏天都在爸爸妈妈的商店里帮忙，我们的商店正对着当时的邮局。你想想，我那一段时期，就不停地碰到诺拉，因为她老是来邮局寄信。我知道的，因为她经常从我们家店门前经过，我忍不住问了她。终于有一天，她在我面前放下了心里的包袱。她告诉我说，她疯狂地爱上了某个人，他们两个通过写信来传达爱意。不过，她从来都不肯跟我说那个人是谁。我当时还以为是科迪，那是一个正在读中二的家伙，学校篮球队的队员。我也一直没有机会看到信封上对方的名字，不过有一天，我扫了一眼看到那个地址是在欧若拉本地。我在心里面想，既然两个人都在欧若拉，还有什么必要写信呢？”
《纽约时报》在它的一篇报道中把诺拉形容为“感动全美的女孩”，这个称呼马上风行起来。而我所接收到的读者来信众口一词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感受：所有人都被这个不幸并且备受磨难的小女孩所打动。这个小女孩在遇到哈里·戈贝尔之后，脸上重新出现了笑容，仅仅15岁的她为了心中的爱人而蒙难，但却使得他得以写完那本《罪恶之源》。有些文学评论家甚至还认为，只有在读过我的书之后，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哈里的这本书想表达的意思。他们据此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即诺拉不再代表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而是一种无比强烈的真实情感体验。正因如此，在四个月前一度被全美几乎所有的书店撤下架的《罪恶之源》现在又重新焕发了生机，销售量大涨。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将要到来的圣诞销售季，巴尔纳斯基的市场营销团队开始准备推出一个需要通过抽签才可能获得的限量版礼包，里面包括《罪恶之源》《哈里·戈贝尔事件》以及一篇由某个叫弗朗索瓦·兰卡斯特的家伙推荐的评论分析文章。
当我们从斯蒂芬妮·拉津季亚科家里走出来的时候，加洛伍德用十分慎重的眼神看着我说：
在新书上市之后，我马上动身去参加马拉松式的推广活动，为此我必须在两个星期之内走遍美国各个角落。为什么仅仅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呢？这是因为，总统的换届选举在两个星期之后就要开始了。巴尔纳斯基认为，这两个星期正是能够完全由我们支配的最长时段。此后，公众的视线就会转向华盛顿，转向11月4日的总统选举。在回到纽约之后，我还要无休止地出席各种电视活动，以满足追星族对我的关注，而这种关注甚至还延伸到了我父母那里，有一些好奇的人，还有一些记者不停地摁响我父母家的门铃，想看看我在不在那里。为了安慰父亲和母亲，我送了一辆野营车给他们，这样他们就能开着去实现一个多年以前的梦想了：重游芝加哥，然后顺着66号公路向南一直奔向加利福尼亚。
“可是，作家，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从上市的那一天起，《哈里·戈贝尔事件》就在全国各地占据了新书销售榜的第一位，而在整个美洲大陆，这本书也很可能成为全年度的销售冠军。到处都在谈论着这本书：电视、收音机、报纸都是如此。那些文学评论家，原本以为我会一蹶不振，如今却都对我不吝赞美之词。他们说，我这部新小说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警长，先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按照你的分析，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所有人都在谈论我的书。我再也不能在纽约的街头巷尾悠闲漫步，也无法在中央公园的小道上自在地慢跑了，在那儿散步的人总会认出我来，然后惊呼：“嘿，是戈德曼，那书就是他写的！”甚至有人会跟着我跑上几步，然后问我一些困扰着他们的问题：“你书中所写的是真的吗？哈里·戈贝尔真的能干出这样的事？”在那家我常去的西村咖啡馆里，一些客人为了能和我聊聊也总会毫不犹豫地在我的桌边坐下：“我正在读你的书呢，戈德曼先生，我根本停不下来！你的第一本书已经很棒了，但这一本！你写这本书时真收了他们100万美元吗？你多大了？得有30岁了吧？30岁！你就已经发了这么大一笔财了。”甚至我楼里的门房，也在工作之余抓紧时间翻阅我的书。他刚一读完，就把我堵在了电梯口，好好地和我倾诉了一番他的读后感：“嘿，这就是诺拉·凯尔甘的遭遇吗？实在太可怕了，这事是怎么发展成这样的？嗯？戈德曼先生，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其实早就应该做了：去亚拉巴马的杰克逊调查。你跟往常一样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作家，那就是：在亚拉巴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马库斯，一本新书就等于是一段新生命的开始。这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举动，因为你等于是在把自己的一部分贡献出来，与任何想一探究竟的人分享。有些人喜欢，有些人讨厌。有些人当你是明星，有些人却瞧不起你。但你其实并不是为了他们而写作，马库斯，你写作是为了所有那些在日常生活之中，因马库斯·戈德曼而得以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的人。你对我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这已经很不错了。有一些作家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的面貌，可是，谁又真的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面貌呢？”